井底望天

谈天说地 古往今来 历史人文 天下大势
个人资料
正文

说文论武之主权在民(八)

(2009-11-21 09:18:54) 下一个

其实看明朝的税收制度,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税赋并不太重。在农业产出上,大概就是10%的税率而已。而其他工商业税率,比农业还要低。

这个低税收政策,造成的结果就是仅能够勉强维持一个薄弱的政府管理体制,但在当时人口和经济都在大幅度扩张的时候,无法让政府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一个好的推动作用。

如果说中国在近现代的落后,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政府能力的薄弱,尤其是财政能力的欠缺,那就是比较准确的判断。其他方面,当然也是相关因素,比如说宋明新儒学的道德至上和不理实务倾向,都是问题。但要是像西方中心论者一样,不论是黑格尔、韦伯,还是马克思,把中国近现代的落后,归结于东方专制主义,那就是胡说八道了。马克思自然是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不熟悉,而受到了前面几位大佬的影响,而黑格尔之流对中国的有意歪曲,本来就是为了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兴起,做一个理论上的准备而已。

要是说中国皇帝的专制,从明朝到清朝,估计只有明太祖朱重八才有资格担当这个名号。其他的皇帝,比如说明朝的永乐、清朝的康熙、雍正和乾隆,大概就是和官僚体系斗个半斤八两,不被人踩到毫无还手之力而已。

再看一下北宋和南宋,懦君自然可以找到不少,暴君倒是一个没有。名义上虽然皇权强大,但实际上话事的还是朝廷的官僚大人们。在这些弱势皇帝的名义领导下,侈谈什么君主专制,当然是扯淡了。

皇帝自己干不过文官体系,必然要找帮手,那就是外戚和宦官。而外戚势力在汉朝有霍光、在西晋有王导、在东晋有谢玄等等这样的门阀势力,到了宋朝就难以在朝廷上出头,结果就是明朝的太监登上政治舞台,陆续出现了王振、刘瑾和魏忠贤这样的角色,出来和官僚体系对抗。

而官僚体系如果可以把国家弄好,可以求同存异,在内斗中间不至于导致政府管理瘫痪,应该是不可能让宦官们出得了头的。而其实打破这个皇权(包括宦官和外戚)和官权对抗的怪圈,避免整个国家的管理系统瘫痪,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力量,就是独立于皇权和官权之外的民权。

中国历史上民权的表现形式,要么是被动地由比较有头脑和良心的皇帝和官僚们代为表达,保证这个可以载舟的屁民们,不要干覆舟的勾当。要么就是由民间造反领袖,来用暴力造反的方法来表达了。

在某种情况下,朝中有人好做官,因为对中央政府的某些关键部位的把持,从而为某些行业类、地方类,就是所谓的条条和块块,提供了利益切割的保护伞。但由于中央政府的法理威权仍然存在,加上官员的本籍回避和3年轮换制度,都为中央政府提供了制衡地方势力,以免地方官吏侵害本地屁民的利益过度,从而引发群体骚乱。

但是在辛亥革命之后,代表皇权的中央政府权威消失,导致中央政府的官员组成,和地方政府出现模糊状态。而由于上升到中央的大员,又必须以地方的政绩作为支撑,因此在这之后的中国政府结构里,反而失去了历史上的制衡作用。

从中国传统的皇权天授的政治思想,以及天意表现在民意之上的社会认可,以民权来替代皇权,坚守国家的主权在民,就是一个非常逻辑的推论。但是人民主权如何在政治运作中表现出来,怎样让人民的民主权利,不会通过一些花里胡哨和名不符实的选举制度,而被剥夺,就是中国未来政治改革和政制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里面,真正强势的皇帝是非常非常少的。除了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和明太祖,基本上的时间里,都是官僚体系独大。而中国每一个王朝经历的由兴到衰的周期率,基本上就是官僚利益集团腐败和文官管理体系崩溃的结果。在中国今天不再有皇权的制衡之下,如何保证官僚体系不要过于自私自利、贪污腐败、不思进取和侵害民众,以至于将国家再次推向危机,就是如何解决有效的将民权提升,成为制约官僚体系的主角。

中国文官制度的成熟度,在世界上应该是首屈一指,但在如何有效的制约上面,原来奉行的是两条路子。一条是法治的路子,就是法家的方法,靠的是利用法律规范的赏罚分明,做到奖勤罚懒和奖功罚过。另一条是德治的路子,就是儒家的方法,依赖的是对官员道德修养的要求,做到自觉自愿和严格自律。

这两种方法,各有利弊。在中国因为法律只是社会道德的一个部分,因此常常会出现道德置于法律之上,从而引发有法不依的弊端。而西方社会强调法律至上,形成了国家法律和社会道德的背道而驰,最后出现的毛病就是利用法律的名义,来摧毁社会道德标准,导致整个社会行为的堕落。这两种极端,都必须得到修正。

而中国当前的情况,则是由于政党的出现,从而以党纪这个党员的道德规范的标准,来作为法律,这个公民行为规范的补充。所以古代儒家的修身平天下的传统,就变成了“共产党员的修养和八荣八耻的提法。

为人民服务,作为对文官体制的要求,其实就是孟子的以民为本思想的延续。但是靠焦裕禄精神的榜样作用,是否可以达到提高官僚阶层整体素质,仍然存在着大问号。这种靠道德自律作为唯一的制衡方式,差不多已经被新儒学从南宋开始,直到清朝消亡的历史实践,证明了并不可行。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革命,试图彻底摆脱文官对社会的全面掌控,通过直接从农民和工人中间,提拔陈永贵和郝建秀这样的基层人士,或者通过三结合的干部队伍建设,来解决问题,但无法解决干部队伍的专业化问题,都是失败的尝试。

那么俺们的路子在哪里呢?

 

[ 打印 ]
阅读 ()评论 (1)
评论
真真国女儿 回复 悄悄话 多谢井底兄的高文,难得有人对中国历史文化有这样的眼光,受益非浅。
最近一期National Geographic 《国家地理杂志》里有一篇文章"The Other Tibet"(另一个西藏), 把今年新疆的袭击汉族平民的恐怖事件完全美化为维吾尔人为了保护所谓民族、宗教自由的行为,这种肆无忌惮颠倒黑白的做法让一向心境平和的我,这次发怒了,我已经中止了订阅,而且在写抗议信。汉人不能由人欺负,被杀了,还要担个恶名!
以后遇到支持达赖的人,就问他知不知道农奴制的罪恶,僧侣们性侵犯儿童的罪行;遇到支持热比娅“疆独”分子,就问他是否觉得本拉登杀害美国人也是在保护他的宗教和文化。要是维吾尔那帮暴徒那么可爱,美国自己怎么不敢收留他们?
这世上有坏人,可是很多坏人的坏是好人不作为惯出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别人糟蹋自己的时候,一定要反抗,要让他们知道信口开河是有代价的。现在美国社会不敢轻易欺负黑人,那就是黑人兄弟反抗出来的,逆来顺受,任人侮辱没有用。
拒看、拒订National Geographic 是第一步,抗议是第二步,每人一个电话打到他们的总部,1-800-647-5463,让他们知道中国人的愤怒。
我想将来再遇到这种情况,华人社团应该联合起来,告他们,中国弱的时候还不能让人“辱华”,现在更不能让人“栽赃”。为人为己,都要有点儿血性!
登录后才可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