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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之初
圣诞节的前一天是我爸的祭日。他要是还活着,今年正好一百一。他和林彪是同年生人。他出生的那一年，慈禧和光绪都还活着。
我爸比我大几乎整整半个世纪。据说老爸岁数太大，生出的孩子不好，我没做过统计考据，也许有几分道理。我是我家最好，在中国的时候，读没用书读得特别好。
三十多年前和现在不一样，那会的人显老，如果再加上喜欢倚老卖老，就更加显老。从我记事起，我爸就是一个老学究，老先生，老头。“老学究”是说我爸爱念书，晚年的鼻尖常在书上行走。还跟毛主席一样学英语（我还真没听过耄说英文，也没见过他写英文。但都说他学英文，菜英文，只是想跟章含之在一起）：我爸喜欢英翻汉，从《中国建设》上找文章。翻译个“没死的英雄麦贤德“就能翻译半个月。乐不疲。再就是填词：“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还偷偷地和“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相比。“老先生”是指我爸老爱“说人”，他还能说得动话时，就总是没完没了，不停地唠叨着那个时代的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是也不是，不是也是。其实我爸说得对。“老头”是说我爸总是自己让自己“看上去很老”。他近视一千五？.我见他就跑。
在我爸百年辰诞,好久不写文章的我为领我领我入世走一遭的人写下这篇文字，用我的记忆我的心，,不想艺术加工。,算是给父亲的永恒纪念。
是个正常男人就能做爸。也许别人的爸伟大，但是我爸就是我爸，他是个有血有肉有品性的人。他有他的可爱。他也做过不讲道理欺负我的事。时间过了几十年，他都驾鹤西去几十年。我也做了爸，已经是老爸。我才懂了些“爸”的意思。那一个爸不对自己的孩子犯点横，到死都没来得及给自己的孩子道个欠。
我爸走了二十二年了。我感他的恩，是他送我来这人，在我不会吃不会拉不认字不明理的时候拉扯过我，教育我。
人世，是个“一天等于二十年”(中国喜欢瞎等于)，“坐地日行几万里（中国领袖爱胡说）”，“我们自己哭着来，人家哭着我们走”的地方（刘震云说得不错）。假如有人走时没人哭，说明走的人坏或者洒脱，不活在活人的心里让活人难受。
“中国人民站起来以前”，不知道以前是爬着躺着还是蹲着。毛主席很会说话，光站起来干吗？撒尿？爸跟我讲，抗战后期和抗战胜后，他是国府重庆保险总公司的副总经理。同时还给我说，“保险”，什么的干活？就是用嘴巴把别人包包里的钱说到自己的包包里来。我爸在打完小日本的那些国共开战的日子里，赚了不少钱。我爸特别能说，赚钱不难；但守不住钱。守钱不能仅凭“说”。他自己知道自己守钱不行，就干脆不守，上班敬业，下班玩钱。打麻将下注，吟诗词谈天；再不就给郭沫若领导的共党“左翼”捐点钱，打水漂玩。我们家的照像本的头一页，就是郭沫若赠他的亲笔签名的照片，以感谢我爸为党的文化事业捐的钱。郭沫若日后写臭诗，熏人，让人喷饭，其实老郭是真才子，当年的《女神》，写得何等好。“在人屋檐下”，低头钻裤裆。管什么喜欢不喜欢。耄爱被吹捧，老郭就可了劲地吹，拼了命的捧。郭沫若坐了中国当代现代（现代当代，一九四九划界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二把交椅，至少刘大杰先生在《中国文学史》里是这麼写的。第一是台湾李敖说的“鲁迅算什么文学家，连个长篇小说都没有”。
我爸爱不爱国民党共产党，我不知道。他不太爱钱我知道，因为他如果爱钱，就没有我。
重庆解放得比北京晚一点。解放后，人民政府按人的作恶多少和有钱多少来枪毙人。我爸没多少钱就没被枪毙。我大伯就被枪毙了。
解放，翻身？人民“当家做了主人”。“社会的全部生产资料和产品都归人民所有”。人民都是人民，人人也是人民。但人人人民都没觉着自己管着了什么；人民人人也不知道人民是人人还是人人是人民。于是人人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人民地位高”。“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调往上升）”。人民都把“新”当成“好”的同义词。
新中国不需要保险公司了。天地慨了尔慷，焕然一新。我爸彻底失业。按那会的“阶级划分法”，他的成份有点高。成分虽高，但一没地二没钱（正是人民地位高，吃喝拉撒地位高）。我爸的钱，都买成了笔挺的西装，锃亮的皮鞋，还有好些书，压在箱底。所以党和政府一算，就没有要他的脑袋，也没让他坐牢，就只让他失业。（成份高就失业，虽说心里不平，但失业总比毙了强（无法的国家人想事都是“两害相较取其轻）。我爸就闭了嘴不吭声，（“红太阳”上天安门，说给全世界说：咱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爸也不问人民站起来走半路还是走一路，那会人死了，别人也不祝福“一路走好“）。
一九四九，我爸四十二，毛主席五十六。毛主席忙不过来，我爸完全没事干。毛泽东写诗，我爸就也诗。哎。
一九五零年，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欢天喜地。我爸，打得一手好算盘，写一手好文章，却不能“为党做工作”。在没有工作的日子里，城里租不起房。我爸没辙住到了重庆乡下的丈母娘家。整天“山清水秀”，整天“雾里看花”。我妈是不是好像还得在城里挣点钱？我爸和我妈在那麼艰苦的日子里生下我哥（怀是解放前），取名五零。他们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我哥。我亲哥。在我俩共同娘的肚里，经历的“新旧社会两重天”。不知道我哥现在在一死路上走得好不好？他一生的半路走得一点也不好。
刚解放,全社会都是“新生”。那会没人想挣钱,只想为党分忧.。毛主席为首的党那会也是刚开张。忙着”不知道为了什么“，用中华儿女的生命去帮金日成统一朝鲜。不管台湾还没解放，也不管抗战八年内战四年，很多精壮兵九死一生都还没来得及娶个媳妇留个种给祖宗尽个大孝。抗美援朝，合辙对仗，“雄“蹴蹴”，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决心大，没有一个人，管待业的我爸。
我爸，当兵岁数太大。他自强不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失业算什么？只要有个娃！“万一”我一个，还有后来人。那年我爸特别想给党做工作，没地，没钱，有娃，日子，肯定哇。。。。在乡下，他学东坡苏，自己种粮养自家（我瞎编的，我爸好像也没力气）。
我哥落地那年，我爸和我妈的日子肯定不好过的。外婆是个小地主也偷偷存了点接济我妈。被当成亲娘的党，常给人”惊喜”。也不知馕格（川语：怎么）搞的一回事，党，我党，英明伟大光荣正确。突然间需要一个懂保险业务，又不怕吃苦的同志（没银子买粮的时侯，谁怕吃苦？），带队到比较落后的陕西省三原县去开展保险业务（太不好懂）。我妈托人让我党看上了我爸。“放心吧”，我老爸在他最需要工作的时侯，党能让他上山下乡走街串巷（那会的陕西，李世民武则天都死了好多年了，连李自成刘子丹也死了好多年了，从陪都到陕西。要不是快饿死，谁去？）。“放心吧”，我爸让党把心直接放到肚子里头。我就孤胆英雄不怕蜀道难。穿上西装，穿上皮鞋，迎着朝阳。
大概是一九五一年的年初吧（那年头重庆到陕西可没火车）？。我爸领着十几个人的小分队，带着七八个算盘，“船”武汉，跨河南，中间还经很多县，历尽艰辛，走过万难，到了陕西省三原县为党开创保险业务（发达的地方不需要保险，而穷得连饭都吃不上的陕西小县则需要“保险”）。新社会和旧社会就是不一样。听我爸说：那会的三原，穷！坐马车，走泥路，吃包谷，喝面汤。我到现在比我爸给我说这话岁数都大了，也没去过三原。我真的不明白，打死也不明白：那么穷的地方，那么穷的人，党到底为啥要给那里的穷人送保险？收不收钱？谁交钱？人民翻身有了党，党也还没有不正常面朝上。其实，这六七十年，我们明白什么。中国共产党就是个神奇党。话说回来，要不是党要给穷苦百姓送保险，我爸没准就饿死了，谁来生我到人间来吃香喝辣瀟洒。
我爸从重庆到陕西三原县的时侯，为了完成好党交给的任务，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以为党要他经常给齐整整静悄悄的边远人们讲课或者做报告，所以带上了好多他压箱底的漂亮西装，皮鞋，想在穷苦三原潇潇洒洒干个漂亮，虽说上了些岁数。结果三原县没人请他上课，只有县剧团每次要演资本家，地主，坏人，就找我爸去借西装借皮鞋。我爸那会是不是要求进步的中年，我不知道。县剧团的“老借”，差点没把我爸给气死。我爸一生气，西装，统统剪了做鞋；皮鞋，一侓扔了喂狗（狗都不吃）。要是那会我爸把他的漂亮行头都留下，我日后定是比人说的“风流倜傥”还更加衣冠楚楚。
我爸没给我仔细讲过他一个人在三原 “望星空”，我妈那会还在重庆给党打工。
一九五二年，我妈离开大重庆，到了小三原，和我爸鹊桥相会久别重聚。现在说结婚是错误，离婚是觉悟，结婚不离是执迷不悟。这最后一句说的就是我妈，跟共产党几乎一个岁数的我妈。我由衷敬重我的妈。我爸跟我妈把我姐生在风吹草低啥不见的穷地方。岁月如梭，日月流水。有了爱，日子走得快。
一九五六年。听我妈说：是解放后最好的一年：鸡蛋，两分钱一个。“蛋年”里，我爸我妈到了“月下红袖香”的西安。我就出生在那一年。我爸在一个中专弄了个差事，好像是教 算盘教保险。不过我爸酷爱“飞流直下三千里”。
一般说，一男一女有了一儿一女，就不会再生孩子了。但我爸在他走进“知天命”前高兴，居然和我妈又生了我。毕竟我出生前是我爸我妈在新社会最好的日子。男人，腥风血雨艰苦卓绝时爱生，比如，耄主席在长征路上，让他的子珍怀了N次。还有语录，说：长征，是播种机。春风得意踌躇满志时，也爱生。我爸（结过两次婚）。一生生过八个，我是老八。不过，我爸不识数（说过了，我爸算盘打得极好，只是我的数学太好）。我爸和毛主席有同样爱好，但我爸的诗里好像从来不用数，不像毛主席，压根可能就不知道地球直径有多大，有了直径怎么算周长？就敢写：“坐地日行八万里”。人伟大，就是不管，啥都敢。
“一九五九，保险公司没有了。”这是我已经老年痴呆好几年的妈妈老说的话。我爸要被“下岗”。对我们家来说，那是灭顶之灾。我才三岁。天啊，有没有绝人之路？我爸他们中专学校的党委书记是跟我爸学写的古体诗的徒弟。党委书记说了算就是好，我爸转行，改教汉语。“士为知己着死”，书记救了我们一家。我爸玩了命，书教得不错。
日月慢慢地还是快快地荏苒到了 饿死人的“三年”完，又四年，我上了小学。从小就不是省油灯。大约在我小学二年级，有一次我把我们班上的一位飘亮小MM的脑袋打破，那小MM和黛玉是一个姓，也有点黛玉风采。老师告到我家。我爸把我打得认识了爸。那时候，人小，力气小，胆子更小，从那起，我怕我爸就像老鼠怕猫（我也算是聪明人，好汉不吃眼前亏，小孩不和大人玩）。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时代进步，到处跃进，我爸教的中专，变大学了。我爸就成了大学汉语老师（想想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咱中国的太阳还是那个太阳，中国大学稀里却哗啦，更大更全更大的名字更吓人，多少“清一色” 多少“一条龙” 多少“十三不靠“），大学长得和麦子一样，当然和现在“全政治局博士”还差点意思。
我爸是读书人，但教孩子，他坚信：“黄金棍下出好人”（在甲骨文里，或是在“尔雅”里，这“教”还真就是我爸理解的那意思，一点都没错）。我爸在我小时候做的最让我伤心最让我难过至今也不忘事就是我在我们全家屬院里很自豪的蛐蛐大将，蛐蛐二将，蛐蛐三将全都用刚开的水，统统活活烫死。我那年才十岁，”文化大革命“才开始。“孟姜女哭长城”，我从太阳出来哭到月亮升起,地动山摇泣鬼神，感天恸人哭蟋蟀。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亲生的爸怎么就这么狠？
我爸有俩儿子。我爸打我要比打我哥少多了，不知是不是我爸那会对我有些什么想法，或是爱。“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我哥和我挨打时的作派也完全不同，我哥是“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砍头只当风吹帽”；而我，“不管是上级的姓名还是下级的姓名“，只要老爸要，全给，不喊：“共产党万岁”。我儿童时代的这些“王连举”行为，给我保住了日后还算能用的脑子。不过，我长大之后，却是死倔，有理决不低头，多吃了很多人间苦，不过，人生难得二百五。
文化革命前，我们家有好多书。“六六六”（文革大幕正式拉开，该是一九六六六月一），“文革”卷席，“风卷残云如卷席”。红卫兵造反，挨我爸打最多的上初三的我哥就扎着武装带戴着红袖套领着一帮红卫兵到我家把我爸看得跟命差不多的书，拿出去统统烧了，埋了。我爸昏死（他怎么怎么也想不到毛主席会领导人民闹文革，要是他能早知道，就该把我哥当个菩萨供呀）。没辙，晚了。我那晚躲在门后瞪小眼，特羡慕我哥，特佩服我哥。牛，牛，实在牛。牛人是我亲哥。按祖宗的传统：爸，几乎就是皇上的同意词。我哥不信邪，听毛主席话：敢把皇帝拉下马，敢把老爸吓趴下。从那以后，我哥好像就再没跟我爸打过照面（正经八百地去闹革命了，脑袋别在裤腰袋上，从延安走到北京喊声毛主席万岁回来就上山下乡，偷鸡，摸狗，扒火车，搞偷盗，背艾思奇，学辩证法，和张铁生一年考大学。还考了全县第一。（谁不想改邪归正？谁不想穿四个包包的干部服走路？）.我哥在农村的黑房里等了快两个月，也没等到大学的入学通知书。他，寒冻腊月，穿个衬衫，拿本红宝书，顶着鹅毛雪，唱着什么歌，回到了家。人，“精神”了，居然还能记得家门？还会蹭火车？那一年，一九七三。我中学都还没毕业。《文革毁了我的家》，一人精神病，全家苦无涯。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爸给过我不知道多少清规戒律。比如: 吃饭时两手必须放在桌子上；吃饭时不要讲话；大人不来就不能自己先吃；不能玩洋片，不能玩弹球,。不能玩三角,不能斗窸蟀。那麼多“不”，跟现在党要求干部完全一样。写字要工整,念书要认真。子曰：“学而时习之”，天天要 “逆水行舟”。老人家好像真不知道喘气的活小孩成天会想啥？我没有我哥刚猛，算得上听话的孩子，怕，怕挨打。所以天天习“之”，也行舟，也念点书，还背点诗。
我爸就两个儿子，一个是他心情最不好生活最不好的时候生的，和他“水火不容”；另一个是在他心情最好生活最好时生的，却也和他“水油不溶”。
我爸在他行将走完他的人生路的时候或许也难受。小孩其实都是你对他好，他就对你好。小时候我觉得我爸对我不好，老觉得我爸很难理解。现在想，我爸生在清朝，经过民国总统若干，国民总统几个，共党主席两三个，不停换脑不停变脑不停被洗脑。人脑都快变成猪脑。爱，大概没有剩下多少。但还是把我养大，教给我些道理。做中国人，难，做人的道理老在变。
在我很小的时侯，我爸要我一定得好好练字。成天说，“字是打门锤”，练好字，长大好打门。在他高兴的日子里，常常给我每天写的毛笔字上画红圈，写得好就“口头表楊“，胡乱讲评，诲人不倦，误己子第（后来我长大才知道他不懂书法）。当爸的，对儿子 “不懂装懂，小懂装大懂”很常见吧？以我的才情，如果碰上个懂中国书法的人，那人不用是我爸。我的书法再怎么着也写得会和马英九差不多。
我爸做事情极其认真，甚至有些过分认真，对我有没影响我不知道。任谁也拿说不清的遗传没办法。人生最难事，就是怎样认真？认真到哪？现代社会，特别是在“成天都得讲闹不懂也不信的话的国家”。太认真（虽说毛主席教导共产党最讲，但他认真了吗？）。人生该怎么混？毛主席教导“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世界上怕就怕认真，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苦”，“死”，“认真”，都是“怕”的宾语。苦死认真。
我当过三年工人，为我认为的正义，曾用毛主席的语录去和工厂党支书“认真”，党支书昏死，无话可说。但党大腿放倒个把小胳膊，也不费多大功夫。“高帽一戴，小鞋一穿，“我就成了“哪里最艰苦就去哪里”的“好同志”了，当时还被党任命为民兵排长。本职工作是：打铁兼敲铁皮。幸亏当年能一顿饭吃水饺一斤半（六个一两）。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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