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化史中的性爱观】 (原创）

野性 原作



1.性与色

中国古代性爱文化发展较早。据信成书于周代的《素女经》就是一本探讨性技巧的专著。可惜以后由于礼教的压抑，性爱上不了台面，未见再有学术专著。古人性爱描写及其观念主要体现在文学作品中。《诗经》开卷就是千古第一情诗“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整部诗经只有对爱情的自然表达和热情歌咏，民风淳朴，没有什么淫乱的概念。何况在那个人力资源匮乏的时代，鼓励生殖犹恐不及，岂敢压抑性爱。早期的性爱描写虽也丰富，但缺少定性分析，在观念上性与爱浑然一体。“好色”一词的出现，表明社会生活中男欢女爱活动的过度化倾向，及社会对之持不支持态度。战国时代，宋玉著名的《登徒子好色赋》 就起因于登徒子欲以“好色”为由弹劾宋玉，结果让伶牙俐齿的宋玉反咬一口，将娶丑女而生有五子的登徒子定义为“好色”。登徒子一肚子委屈，却理不出个合适的概念来为其辩解。淫、欲、性、情、爱这些词直到汉代《说文解字》还未分化出特指性爱的意思。登徒子案直到唐代才被元慎翻了过来。元慎的自传性小小说《莺莺传》开篇就美化男主人公，说张生与众不同，同朋友一起出入花柳巷，却能独善其身。二十三岁大龄青年，竟未尝近女色。朋友疑其有病，张生不屑地说：“你们这些人，就象登徒子一般，并非真好色，不过好淫而已，故以干那种粗俗事为满足而不在乎美丑！我才是真好色者，可惜至今未遇到真有姿色的美女罢了”。这里明确将美感与肉欲区别开来。这或许是启发后人将“色”与“淫”分论的最早源头。《红楼梦》说：“自古来多少轻薄浪子，皆以‘好色不淫’为饰，又以‘情而不淫’作案”，明显是不点名批评“始乱终弃”的伪君子张生。不过就性爱学的发展而言，张生的分型论有其积极贡献。

2.性与情

情与淫的分野在以后的文学作品中日益明确，这在元剧中达到高潮，代表作即《西厢记》与《牡丹亭》。《西厢记》重塑张生，使之成为与莺莺同一战壕的战友，誓与势利丈母娘斗到底，终于以“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 (《西厢记》第五本，第四折)的大旗占领了情感与道德的双重制高点。《牡丹亭》更以烂漫主义手法塑造了痴情女子杜丽娘，青春期锁于深闺，性本能被压抑，潜意识于梦中发泄。梦遇情人就当了真，为情而死，又为情而复生，最终美梦成真。一出生死恋，将“梦中人” (《牡丹亭》)一词注册为爱情专用第一浪漫名牌，沿用至今。这类一见钟情的烂漫故事虽看起来是突出一个情字，但若追问情由何生，就连作者也只能回答“情不知所起”(《牡丹亭•作者题词》 )。稍后的风流才子李渔曾在其剧作《怜香伴》中试图借剧中人之口回答这一问题：“你只晓得‘相思’二字的来由，却不晓得‘情欲’二字的分辨。从肝膈上起的叫做情，从衽席上起的叫做欲。若定为衽席私情才害相思，就害死了也只叫做个欲鬼，叫不得情痴。从来只有杜丽娘才说得个情字” 。问题是对方的什么特质使你情从肝膈起？事实上，任何一见钟情之爱都是以貌取人，仍不离色欲。况且《西厢记》与《牡丹亭》均不讳言肉欲，且于舞台大演作爱戏(尽管一隐于帐内，一隐于花丛)，并未纯到那里。 只是以情的专一，即变“始乱终弃”为“始乱终不弃”而抵挡道德家对先性后婚的批评。《牡丹亭》成为言情文艺的里程碑，主要是触发了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戏剧的盛行。而才子佳人小说，即便其代表作诸如《平山冷燕》一类，除情节复杂化外，爱情的基础不出郎才女貌，或男女均才貌双全。情节不外一见钟情，百般周折，贵人相助 (甚至奉旨成婚)，终成眷属的通式。才子佳人小说有雅俗之分。俗的大演“三级片”。雅的“发乎情而止于礼”，‘好色不淫’，功成名就之前绝不成婚，不入洞房绝不苟合，是属文人的理想爱情。李渔就既写过大量雅情剧，也写了驰名中外的《肉蒲团》。

事实上，真正以歌颂专一爱情为主而不渲染才色的是中国民间爱情故事，比才子佳人故事更为朴实感人。汉代乐府《孔雀东南飞》就是代表作。小吏焦仲卿与妻刘兰芝氏，先结婚后恋爱的朴实爱情，为家长制礼教摧残，双双以死殉情，死后化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以后的“梁祝化蝶”、“牛郎织女鹊桥会”一脉相承，均以现实主义的悲剧而终，又加一神话式的尾声寄托美好希望，艺术媚力远胜才子佳人小说。

我国古代文学中，另一类与才子佳人相似的爱情故事是“英雄美人”型。与西人的“英雄救美”型不同，中国古典的“红粉知己”常常是“美识英雄”或“美造(就)英雄”(如“红佛夜奔”)，乃至“美救英雄”(如木桂英助杨中保、樊梨花救薛丁山之类)。“英雄美人”型与才子佳人型相似之处是，一以斗诗为“媒”，一以比武为“媒”，爱情的基础在外貌相吸之上又加意趣相投，是为“知音”型。现实中，卓文君与司马相如、李清照与赵明诚的结合是“知音”型爱情之经典。其实，无数男耕女织的牛郎织女型也属“知音”型爱情，不过是生活型的“知音”，如果将追求社会业绩之“知音”称为“事业”型的话。

总之，我国古代文学中的性爱描写可以概括地分为三大类：淫乱型、色情型、知音型。类型之别反映了心理追求与心理满足之侧重点不同。从心理动力学的角度可分别称为“肉欲”、“色欲”、“理欲”。

3.性与"态"

值得一提的是，李渔将“色欲”又分了两个亚型。李渔是当时的作家编剧导演三栖大腕儿，曾就如何挑选女演员写过专著，其中对女性美的研究独具法眼。他发现女性的魅力有貌魅与态魅之别：女性之媚态与相貌是不同类型的美，而且媚态更重要。“媚态之在人身，犹火之有焰、灯之有光、珠贝金银之有宝色”，并“定量”分析道：“试以六七分姿色而无媚态，与三四分姿色而有媚态之妇人同立一处，则人止爱三四分而不爱六七分。是态度之于颜色，犹不止一倍当两倍也。......今之女子， 每有状貌姿容一无可取，而能令人思之不倦，甚至舍命相从者，‘态’之一字之为祟也” 。 不知《聊斋志异》是否受其启发，也讲了个‘态’字作祟的故事--“恒娘” 。说的是“都中洪大业，妻朱氏，姿致颇佳，两相爱悦。后洪纳婢宝带为妾，貌远逊朱，而洪嬖 之”。后朱氏遇狐女恒娘指点： “子虽美，不媚也。子之 姿，一媚可夺西施之宠”，乃授以媚术而重获丈夫之爱。不过，按李渔的意见：“态自天生，非可强造”。那是骨子里的东西，学来的终归不自然。民国初年的文坛怪杰张默生也曾提出研究“态学” ，并拟就大纲，惜未成书。

“态”的奥秘，正如十八世纪的西方哲学家博克(BURKE) 和莱辛(LESSING)指出的，女性的“优雅”或“媚态”属动态美。 也就是人一举一动中带出的风韵风度。男性同样也有个‘态’的问题。正是这动态的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构成异性相互欣赏爱慕的重要客观基础之一。女性之动态美在舞蹈中表现的淋漓尽致，这或许是为什么青年人热衷于歌舞以及何以声色歌舞总是联系在一起的缘故。从人体美学角度而言，“态”，或女子的风韵、男子的风度，可称为“风貌”，以与静态的“体貌”相对应。这种由骨子里散发出的具有明显个体差异的仪态举止，按现代的说法，是人内在气质的外显，无论格调如何都与体貌一样是先天秉赋，尽管后天的社会文化对之有一定程度的“薰陶”、“塑造”作用。既然气质秉于先天，并具有性别差异，特别是在性成熟期 (青春期) 激素的作用下方完全显现，那么异性之动态风貌， 与“第二性征”的体貌相比，应称为“第三性征”(这是个仍被目前东西方的性学研究忽略的问题)。男子气或女子气十足与否恰恰在于“第三性征”的表现。 同性恋者大多见“第三性征”错乱。“第三性征”作为气质的外显，反映一定的个性内涵， 呈现出多种风格，诸如男性之威严、雄健、豪放、英武、洒脱、飘逸、敏捷、沉稳、庄重、敦厚、儒雅等，女性之娇羞、妩媚、矜持、文静、 典雅、纯朴、大方、灵巧、活泼、矫健等。风格多样恰是风貌美区别于体貌美的关键。 体貌美美在标致 (标准结构 )，越端正、对称、匀称越美，故人们对之有一致的审美标准。而风貌美美在韵致 (变化有致)，美在千姿百态的格调，故愈典型地表现一种风格愈美。将某种风格推向极致者总是令人倾倒。通常一个人虽可欣赏各种格调的美， 但又总是对某一种或少数几种风格有明显的偏爱。当具有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种格调之异性出现时，一见钟情之爱的发生是十分自然的。“青菜萝卜各有所爱”。“情人眼里出西施”的现象并不神秘，客观基础在于“第三性征”风貌美的多样化格调。 静态的体貌与动态风貌由于都是人的外在美，因而既往被统称为“色”。既然动态的“第三性征”如此重要，在分析爱情心理时有必要分而论之。如果将对异性体貌美的欣赏仍称为“色欲”，那么对风貌美的“思之不倦，甚至舍命相从”的追求称为“情欲”应是恰如其份。这样，性爱的心理动力学层次就有“肉欲”、“色欲”、“情欲”、“理欲”四个水平。

《红楼梦》也曾罗列“世之好淫者，不过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云雨”是“肉欲”；“悦容貌”是欣赏静态美，乃“色欲”；“喜歌舞”即欣赏动态美，乃“情欲”；“调笑”是情趣意向的测试，情趣不合就不可能“无厌”，话不投机半句多。不过《红楼梦》没有细析这些性爱现象，而是将之归于单纯的性爱享乐。因为 《红楼梦》强调另外的视角。爱欲四大因素的特点是：肉欲求其“质”，色欲求其“形”，情欲求其“态”，理欲求其“神”。

不同层次的性爱追求中或不同的快感刺激占主导地位时，产生的心境或情感性质也不同。肉欲过程，始于兴奋，终于满足，此情为炎情，此爱为淫爱，乃短暂的冲动或情绪。色欲过程，出于喜欢，得之娱悦，此情为热情，此爱为嬉爱，明显走向审美化而较稳定。情欲过程，缘于偏好，执著痴迷，此情为激情，此爱为珍爱，高度审美化而较强烈。理欲过程，基于理解欣赏，互为同道知音，此情为深情，此爱为敬爱、友爱，高度和谐而持久。 任何一个具体的性爱过程，都是以上四种爱的综合。择偶便是寻求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各层爱欲的异性。人世间一出出爱情悲喜剧， 均可由此爱欲四层的满足与否得到解释。从肉欲到色欲、情欲、理欲，随著个性化的逐层递增，其选择性渐强、选择面渐窄。理想的爱情是四欲的全面满足。但现实中的个体却难有“完人”，这就是爱情的二律背反或尴尬处境。因而现实中的爱情就有类型之别。当代西方心理学中最为认同的简单分类是“情侣型”与“伴侣型” 。前者是以一见钟情，满足“色欲”、“情欲”为主的烂漫爱情；后者是以意趣相投，满足“理欲”为主的知己朋友般的爱情。

关于爱情分类研究，应该补充一提的是，我国明代文学巨匠冯梦龙曾对之作过独特归纳。冯汇集其所见小说、杂书和正史中的爱情故事近千篇，编成《情史》一书。书中将爱情故事分编为二十四品----情贞、情缘、情私、情侠、情豪、情爱、情痴、情感、情幻、情灵、情化、情憾、情仇、情媒、情芽、情报、情累、情疑、情鬼、情妖、情通、情迹、情外、情秽。这种基于故事特点的分类法虽无大科学价值，但明显对《红楼梦》中各有特色的种种爱情故事及人物的塑造有重要启发。《情史》的别名《情天宝鉴》，而《红楼梦》曾名《风月宝鉴》，其淵源关系很明显。据脂本提示，红楼书末附一“情榜”，其中宝玉被称为“情不情”，黛玉为“情情”等。这也似是受二十四品情天宝鉴的启发而来。但“情不情”、“情情”提示红楼“情榜”的分类显然以心理动力特征为着眼点，高于《情史》一筹。惜“情榜”全貌遗失。综上可见，《红楼梦》之前，我国古人的性爱探讨，虽不甚系统，但也面面具到。只是文学作品中的爱情，不是理想化，完美化，就是集中地“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但有一点与西方传统不同，就是没有将爱情神圣化与神秘化的倾向。当代中国文学界的爱情至上论与不可分析论是受西方文化观念(特别是文学界)影响的结果。


节选自拙作<<解读"意淫"----从“意淫”看《红楼梦》爱情主题的深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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