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张爱玲(二) – 美丽的哀愁

上一次我们论及张爱玲坎坷的生活经历决定了作家的文学底色。张爱玲散文中的阴冷忧郁的末世情调，成因于对亲情的失落、对文明的悲观、孤岛里的心灵困顿以及战火中的求生意识。

张爱玲自己说得很明确：

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流言、传奇再版序》）

但张爱玲的文字中一个更贴切的字眼叫“孤独”，处处暗含在作家对事物的关照方式和审美直觉上。孤独感在张爱玲的语境里倾泻无余。

丝绒败了色的边缘被灯光喷上了灰扑扑的淡金色，帘子在大风里蓬飘，街上急急驶过一辆奇异的车，不知是不是捉强盗，“哗！哗！”锐叫，像轮船的汽笛，凄长地，“哗！哗！……哗！哗！”大海就在窗外，海船上的别离，命运性的决裂，冷到人心里去。（《谈音乐》）

一辆车驶过街头，马上联想到“强盗”、“大海”、“别离”、“决裂”、刺耳的汽笛声、骇人的浪涛声，进而引发“冷”的生理感受。张爱玲并非有意用意识流捉弄读者的感官，她的叙事流程就是她的心理流程。张爱玲不同于平凡作家的，不是她娴熟的叙事姿态，而是她那敏锐得超乎常人近乎神经质的观世眼光。那是“像末日审判时，天使的眼睛”（《造人》）。读张爱玲的散文与读她的小说区别就在于我们更真切的感受到作家真实的自我，体会到她所描述的“冷”的生理感受中的那种深入骨髓的孤独。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本是《诗经》中一首优美的爱情诗，意思是“生生死死离离合合，（无论如何）我与你说过，与你的双手交相执握，伴着你一起垂垂老去。”这与我们今天唱的名歌《最浪漫的事》异曲同工。然而张爱玲并不觉得这很浪漫，反而把这首诗看成“一首悲哀的诗，然而它的人生态度又是何等的肯定。”（《自己的文章》）好像在说，固执地一起慢慢变老是不是有点太孤独，太可悲了？终老的爱情不是浪漫的生活，而是实际的生活。

爱情不易有趣，那么生孩子也未必崇高，因为人一生下来就走向死亡：

我们的天性是要人种滋长繁殖，多多的生，生了又生。我们自己是要死的，可是我们的种子遍布于大地。然而，是什么样的不幸的种子，仇恨的种子。（《造人》）

只可惜爱情与生儿育女这两件人生美事张爱玲本人全无体验，命里注定地孤独一生。人们说英雄是孤独的。张爱玲是个奇才，一个那么年轻的女孩子，关注人生的目光却远远超出同龄人的视野：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的。（《烬余录》）

这就是张爱玲所形容的“孤独”，进而就是对人类文明的幻灭感：“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烬余录》）因为战争的原生态毕竟给了张爱玲刻骨铭心的体验，任何关于人性光辉的童话在张爱玲的语境中都遁于无形。

至于我们大多数的学生，我们对于战争所抱的态度，可以打个譬喻，是像一个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盹，虽然不舒服，而且没结没完地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烬余录》）

这种昏昏欲睡的状态就是对文明破灭的木然。《烬余录》是张爱玲散文中的一篇重要作品，它生动地描述了香港社会在战火中的人生百态。作者写听到开战的消息时，同宿舍的女生第一反应是：“怎么办呢？没有适当的衣服穿！”；写战争中的伤员，“尻骨生了奇臭的蚀烂症，痛苦到了极点，面部表情反倒近于狂喜”；写困在香港没事可做的外地学生，“成天就只买菜，烧菜，调情”；写医院的院长，“极其担忧”的只是战争期间的私生子的可能性；写战争中医院里的看护，为病人的死亡减轻了她们的负担而感到“欢欣鼓舞”；香港报纸上充斥着“挨挨挤挤的结婚广告”，因为要赶在世界末日之前及时行乐；战争的结束遥远无期，因此“只能够无聊地在污秽的玻璃窗上涂满了“家，甜蜜的家”的字样。”于是:

一旦有机会刮去一点浮皮，看见底下的畏缩，怕痒，可怜又可笑的男人或女人，多半就会爱上他们最初的发现。（《烬余录》）

何谓“最初的发现”？那就是“去掉了一切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了。（《烬余录》）张爱玲面对现实的批判性眼光，决定了她对人类文明是否能薪火相传的否定态度：

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流言、传奇再版序》）

从家庭的不幸到社会的不幸，张爱玲悲情基调使读者在她的作品中时时感到一股逼人的寒气和忧郁的病态。她从“楼板上的蓝色的月光中”体会出“静静地杀机”；从“翠蓝与青”两种颜色的对比中感觉到“森森细细的美”；从“无量的苍绿”中发现“安详的创楚”；把交响乐队的演奏形容成“浩浩荡荡五四运动一般冲过来”，并从中觉察到一种“模糊的恐怖”，一种“有计划的阴谋”；她把一块青绿丝线穿着的宝石形容为“冻疮肿到一个程度就有那样的淡紫红的半透明”；而“冻疮”本身她又是怎样形容的呢？

永远不能忘记一件黯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混身都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 -- 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童言无忌 • 穿》）

张爱玲童年是在母亲的影响下接受过西方的音乐和绘画教育。她学过钢琴，但她自己说一点都不喜欢，而且对如泣如诉的小提琴简直到了恐惧的程度：

我最怕的是凡哑林，水一般地流着，将人生紧紧把握贴恋着的一切东西都流了去了。凡哑林上拉出的永远是“绝调”，回肠九转，太显明地赚人眼泪，是乐器中的“悲旦”。(《谈音乐》)

而张爱玲对绘画的批评也无浪漫色彩：

风景画里我最喜欢那张《破屋》，是中午的太阳下的一座白房子，有一只独眼样的黑洞洞的窗；从屋顶上往下裂开一条大缝，房子像在那里笑，一震一震，笑得要倒了。通到屋子的小路，已经看不大见了，四下里生着高高下下的草，在日光中极淡极淡，一片模糊。那哽噎的日色，使人想起“长安古道音尘绝，音尘绝 -- 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可是这里没有巍峨的过去，有的只是中产阶级的荒凉，更空虚的空虚。(《谈画》)

在这里我们无需深究张爱玲如何评判音乐和绘画的美学意义，而更使我们感兴趣的是她与众不同的人生感悟和近于奇特的心理世界。这是一个极端的女子。

别人不喜欢的有许多气味我都喜欢，雾的轻微的霉气，雨打湿的灰尘，葱蒜，廉价的香水。像汽油，有人闻见了要头昏，我却特意要坐在汽车夫旁边，或是走到汽车后面，等它开动的时候“布布布”放气。每年用汽油擦洗衣服，满房都是那清刚明亮的气息；我母亲从来不要我帮忙，因为我故意把手脚放慢了，尽着汽油大量蒸发。牛奶烧糊了，火柴烧黑了，那焦香我闻见了就觉得饿。油漆的气味，因为簇崭新，所以是积极奋发的，仿佛在新房子里过新年，清冷，干净，兴旺。火腿咸肉花生油搁得日子久，变了味，有一种“油哈”气，那个我也喜欢，使油更油得厉害，烂熟，丰盈，如同古时候的“米烂陈仓”。香港打仗的时候我们吃的菜都是椰子油烧的，有强烈的肥皂味，起初吃不惯要呕，后来发现肥皂也有一种寒香。战争期间没有牙膏，用洗衣服的粗肥皂擦牙齿我也不介意。（《谈音乐》）

这些对生活细部的描写是张爱玲散文中的闪光之处，最能呈现作家的天才笔触。

上海所谓“牛肉庄”是可爱的地方，雪白干净，瓷砖墙上丁字式贴着“汤肉××元，腓利××元”的深桃红纸条。屋顶上，球形的大白灯上罩着防空的黑布套，衬着大红里子，明朗得很。白外套的伙计们个个都是红润肥胖，笑嘻嘻的，一只脚踏着板凳，立着看小报。他们的茄子特别大，他们的洋葱特别香，他们的猪特别的该杀。（《吃》）

这样率性中带着调侃的素描在张爱玲的散文随处可见，是阅读张爱玲的一大乐趣。

我记得香港陷落后我们怎样满街的找寻冰淇淋和嘴唇膏。我们撞进每一家吃食店去问可有冰淇琳。只有一家答应说明天下午或许有，于是我们第二天步行十来里路去践约，吃到一盘昂贵的冰淇琳，里面吱格吱格全是冰屑子。街上摆满了摊子，卖胭脂、西药、罐头牛羊肉，抢来的西装、绒线衫，累丝窗帘，雕花玻璃器皿，整匹的呢绒。我们天天上城买东西，名为买，其实不过是看看而已。从那时候起我学会了怎样以买东西当作一件消遣。——无怪大多数的女人乐此不疲。（《烬余录》）

这种“重新发现了'吃'的喜悦”的寻常人生乐趣投影在战火纷飞的时空背景中，显得格外鲜明。作者承认这有点颓废，因为人们“最自然、最基本的功能”在非常的环境中“突然得到过份的注意，在情感的光强烈的照射下，竟变成下流的，反常的”。然而，恰恰是这种战乱年代中对生活的微小乐趣的追求，体现着芸芸众生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执着。

张爱玲在最有光彩的时期是生活在日本军机狂轰之下的香港和日本占领军铁蹄之下的上海。她洁身自爱，避免涉猎时代政治主题，无半句媚日词语，而是倾其笔墨描绘芸芸众生世俗化的生存境遇，饮食男女的生活方式构成了张爱玲所关注的中心焦点。她以一颗细腻的心去洞察世俗人生，从寻常生活中发现点滴乐趣，以此获得孤独的灵魂的慰藉。这也正是她在孤岛当红的原因之一。　　　

秋凉的薄暮，小菜场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和青白色的芦粟的皮与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俏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更衣记》)　　　

对身边的人生琐事和日常情景的感悟，使作者深深地感叹“活在中国就有这样可爱：脏与乱与忧伤之中，到处会发现珍贵的东西，使人高兴一上午，一天，一生一世”。（《诗与胡说》）张爱玲用这些生活中“珍贵的东西”调和稀释现实以及作品里的荒凉与忧伤。构成张爱玲人生信念的真正支撑的，是“走向世俗”的现世精神。

张爱玲自称是一个俗人，认为自己的名字也“俗不可耐”。

可是世上有用的人往往是俗人。我愿意保留我的俗不可耐的名字，向我自己作为一种警告，设法除去一般知书识字的人咬文嚼字的积习，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必也正名乎》）

张爱玲坦承爱钱，没半点遮掩，不故作清高：

学会了“拜金主义”这名词，我就坚持我是拜金主义者。我喜欢钱，因为我没吃过钱的苦 --小苦虽然经验到一些，和人家真吃过苦的比起来实在不算什么 -- 不知道钱的坏处，只知道钱的好处。（《童言无忌》）

张爱玲回忆小时候常常梦见吃云片糕，“吃着吃着，薄薄的糕变成了纸，除了涩，还感到一种难堪的怅惘。”（《私语》）短暂的感官愉悦并不超俗或崇高，但寻常人生的真实本相就深藏在这种个体生命中鲜活但微末的喜怒哀乐之中。　　

生活的艺术，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领略。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pe，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红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我的天才梦》）

正是这一段文字引发了我细读张爱玲的兴趣。那在公共汽车上伸手触摸树叶的动作，正是寻常女孩的天真感觉，也是一流作家的天才感觉。这，就是张爱玲，美丽与哀愁的张爱玲，华丽与苍凉的张爱玲。

下一次我打算谈谈张爱玲如何以女性的眼光观察女性

我读张爱玲（一）：生活背景决定文学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