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野花不採白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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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谈到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这一段被称之为Fin de Siècle的时期西方绘画中，那些“会飞的女人”，这次想说一说Fin-de-Siècle时期会上树的女人。
聚焦于女人与树，首先就会使人想到阿波罗与达芙妮的希腊神话故事。
有关阿波罗与达芙妮艺术作品很多，最具影响力的当属十七世纪意大利雕塑家伯尼尼（Gian Lorenzo Bernini，1598-1680）的大理石雕塑《阿波罗与达芙妮》。
阿波罗（Apollo）生性风流，对美丽的仙女达芙妮（Daphne）一见倾心，展开疯狂追逐。而达芙妮却守身如玉，不愿成为阿波罗的下一个玩物，便开始逃跑。达芙妮在前面跑啊跑，阿波罗在后面追啊追。最后达芙妮实在跑不动了，眼看就要被阿波罗追上了，但她宁死也不愿被玷污，于是就呼唤她的河神父亲把自己变成了一棵桂树。从此达芙妮的身躯变为树干，双臂变为树杈，头发变为树叶，双脚插入地下变为树根。即便如此，阿波罗还是不放过达芙妮。他把达芙妮头发变的树叶作为战利品编成桂冠带在头上。古希腊的长跑冠军被授予桂冠就是这个来历。直至今日奥林匹克的优胜者还享有这一荣誉。
《阿波罗与达芙妮》，沃特豪斯作，1908年。
Fin-de-Siècle时期的画家喜欢使用古典神话或民间传说故事作为绘画提材，阿波罗与达芙妮这样一个集爱情、欲望、浪漫、征服、贞洁、牺牲、魔力于一身的故事更是炙手可热。英国画家沃特豪斯（John William Waterhouse，1849-1917）就用这个题材创作过至少两件作品，上面这幅是其中之一。
沃特豪斯是英国前拉斐尔画派（Pre-Raphaelites）的一员大将。只要一提及前拉斐尔画派，都少不了介绍他的作品。前拉斐尔画派讲究运用传统题材、精致细节、强烈色彩和复杂构图。这些正是沃特豪斯本人的特点，即使在前拉斐尔画派散伙之后，沃特豪斯仍然坚持自己的画风，使前拉斐尔画派在他的画笔之下得到延续，被后人称为“现代前拉斐尔画派”（"the modern Pre-Raphaelite“）。
《阿波罗与达芙妮》，贝诺阿作，1908年。
这是俄国画家贝诺阿（Alexandre Benois，1870-1960）的同年作品。与前一幅沃特豪斯的作品在风格上的明显不同。可以看到贝诺阿受到后期印象主义和表现主义的影响。沃特豪斯的作品着重于讲故事，而后者更感兴趣的是用颜色表现光线和风景。
《阿波罗与达芙妮》，庞恩作，1919年。
法国象征主义画家波恩（Armand Point，1860–1932）同一题材的作品晚了几年。
在我看来，虽然Fin de Siècle的时期出现了不少以阿波罗与达芙妮为题材的作品，但都不及先人伯尼尼的雕塑有震撼力。女跑男追的动态场景以及达芙妮伸出的双臂变为桂树枝叶的立体结构，使三维空间的雕塑比二维空间的绘画更具表现力的优势。
《菲丽思与德墨芬》，斯雷作，1894年。
另一位变成树的女人叫菲丽思（Phyllis）。根据古罗马诗人奥维德（Ovid）的故事，雅典国王德墨芬(Demophoon)在打完特洛伊战争之后，回家时路过一个小国，迷上了国王的女儿菲丽思，于是就地与她结婚。婚后第二天德墨芬就要返回雅典。临走时新婚妻子交给他一个盒子，告诉他万一无法返回时才能打开看。后来德墨芬忙于国事私事，把菲丽斯忘得一干二净。有一天他忽然见到了菲丽思送给他的小盒子，于是就好奇地打开看。发现里面有个字条：”当你打开这个盒子的时候，你的妻子已经死于我们初次相见的杏树之下。“德莫芬大惊，慌忙日夜兼程返回菲丽思的小城。在那棵杏树之下再也见不到他的女人，德莫芬抱树痛哭不已。忽然一树的杏花绽放。
英国画家斯雷（Bernard Sleigh，1872–1954）擅长版画、木刻、壁画和教堂玻璃画。他的这幅《菲丽思与德墨芬》据说是未完成的作品。不知画家是否有意如此。但我觉得作品完成到这个地步恰到好处。已经变为杏树的菲丽思，面目不清，再也无法恢复美女的容颜，爱人回归之后她是欣喜还是悲伤，任由观众体会。
《宽恕之树》，伯恩-琼斯作，1882年。
英国画家伯恩-琼斯（Sir Edward Coley Burne-Jones, 1833–1898）也用了菲丽思与德墨芬的题材，但他把这幅画命名为《宽恕之树》（”The Tree of Forgiveness“）。这里没有斯雷画中的悲情，菲丽思从绽开的树中一跃而出，在漫天的杏花中紧紧抱住爱人，再也不让他离开。
伯恩-琼斯在前拉斐尔画派的后期加入进来。前拉斐尔画派的画家喜爱古典题材。这个故事中有爱情、背叛、悔恨、宽恕、复生，可以让艺术家尽情发挥。这幅画是伯恩-琼斯第二次使用菲丽思与德墨芬的题材。画中表现了伯恩-琼斯后期的风格 - 无论男女都展现彪悍的体魄和强健的肌肉，明显是在效法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这幅画的原作是镶嵌在教堂的彩色玻璃上的。画家还在下面加了奥维德原诗中的一句：“请你告诉我，除了没头没脑地爱上你之外，我还做错了什么？” 虽然有了宽恕，但画中的女人目光逼人，好像在满怀委屈地质问负心人，而男人则眼神躲闪，一脸惭愧地无言以对。
《公主被绑在树上》，伯恩-琼斯作，1866年。
这幅伯恩-琼斯稍早的作品体现了树作为屈从受辱、孤立无援的象征。树静止无言，听任摆布，默默忍受，但又宁折不弯。伯恩-琼斯根据圣乔治屠龙救百姓的民间传说创作了七幅连贯的作品。这幅是其中之一。一只恶龙威胁着全城的百姓，大家只好听从恶龙的要求，每天奉献一位少女给恶龙吃掉。画中的公主萨博拉（Sabra）挺身而出，甘愿牺牲自己做下一个祭品，于是被绑缚在树上等待被处死。幸亏圣乔治及时赶到，杀死了恶龙，救了萨博拉，也救了全城百姓。英雄救美的中世纪骑士精神正是前拉斐尔画派津津乐道的题材。
《阿瑞尔》，伍卓夫作，1908年。
英国插图画家伍卓夫（Paul Vincent Woodroffe，1875–1954）的这幅作品也表现了树的屈从受辱、孤立无援象征。这是为莎士比亚的剧作《暴风雨》（The Tempest）。《暴风雨》的故事发生在一个海岛上，全剧只有很少的几个角色，阿瑞尔（Ariel）是一个精灵，一直被海岛上的女巫禁锢在一颗树上。后来由魔术师将其解救。因为感激，阿瑞尔就做了魔术师的助手。在莎士比亚的剧中，阿瑞尔是个男孩，因为莎翁在剧本里两次用“his”来指称。但后来无论是舞台上还是在画作中，阿瑞尔这个角色以女性居多，大概艺术家们普遍认为这样一个惹人怜爱的精灵，应该是个女孩才对。迪斯尼的一部动画片中阿瑞尔就是一个美人鱼的名字。
《罪恶的母亲》，塞甘蒂尼作，1894年。
意大利画家塞甘蒂尼（Giovanni Segantini，1858–1899）以坏母亲为题材绘制过多幅作品，上一期我们介绍过十分诡异的《欲望的惩罚》，上面这幅又是其中之一。塞甘蒂尼常年居住在阿尔卑斯山中，作品多以白雪皑皑荒无人烟的高山为背景也算是信手拈来。这两幅作品都是描绘女人在荒山下的不毛之地受到惩罚。塞甘蒂尼自小成为孤儿，成年后又笃信宗教，这些因素使他坚信做女人就应当受妇道，尽母责。否则应该接受触犯天条的处罚。《罪恶的母亲》描绘失职的母亲寻找死去的或丢失的孩子，最后发现在荒野中的孩子的身体已经变成一棵孤苦伶仃的枯树，只有一颗小小的头颅还在。只见孩子吮吸着母亲的乳房，而女人表情痛苦，不知是在自责还是在接受死亡之吻。最终女人也变成枯树的一部分。画家本人恐怕是在宣泄从小失去母爱的愤懑。
塞甘蒂尼的虽然怪异，但他在当时却驰名画坛，享有极高的声誉。这也说明到了十九世纪末期，公众已能接受各种风格的艺术品，也期待更多的标新立异来刺激已经疲倦的视觉。正因为如此，转到二十世纪初期，社会也很快能够接受野兽派、抽象派等现代作品。
《树上的处女》，克里作，1903年。
如果说塞甘蒂尼搞怪，与瑞士画家克里（Paul Klee，1879–1940）相比，还完全不在同一个数量级。
克里虽然在德国和意大利接受过正统的绘画训练，但他是天生的反骨，成为现代抽象主义绘画的先驱人物。这幅收藏在纽约现代艺术馆的“Virgin in the Tree”是他的早期作品，还尚未显现抽象主义的端倪，但已经把自古以来西方绘画史中浪漫化的、理想化的、感情化的女人体彻底颠覆。
自从达芙妮宁愿变成一棵树也不甘受辱之后，树就有了贞洁的象征。克里在画中顺其意而反用之。在他的画笔之下，所谓的贞洁无趣、无谓、无助。画中的两只鸟代表凡间的七情六欲，在劝说或在诱惑，而“处女”似乎铁了心要继续自我禁锢在树上。她的肢体已经变得像树枝一样干枯，毫无美感性感可言。画中现代意味的反讽（parody）是以往的绘画所没有的。
Fin de Siècle时期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年代，克里的出现，开启了现代绘画的新世纪。毕加索还是在他身后。
《泰罗的松树林》，威格曼作。
丹麦画家威格曼（Bertha Wegmann, 1847-1926）的这幅“Pine Forest in the Tyrol”是我个人所喜爱的。树林的空寂、林间小路的深邃、前方光线的诱人、以及密闭不透风的枝叶与只身孤影的女子之间的对比，都颇具视觉冲击力。我不知道画家的创作是否有宗教意味，但可以明确的是，前面的光明所在就是希望，就是美好。迎向光明，女子就可以走出孤独无助。
《树仙》，奥昆作，1902年。
波兰画家奥昆（Edward Okuń，1872–1945）创作过多幅树仙作品。在希腊神话中树仙Dryad生于山林，栖息于山林，是与大自然为一体的快乐的精灵。在奥昆的这幅画中，树仙的身体好像从树丛中逐渐生长出来，有好像十分享受地沉浸在树丛之中。
奥昆属于讲究精美构图的新艺术画派。他善于绘制插图画。做插图就需要设计令人愉悦的构图，才能为书籍锦上添花，增添读者阅读的乐趣。他的这一特长与我们上次介绍过的同属新艺术画派的捷克画家穆查可以说是双壁争辉。这两位东欧画家都在二战时期死于战乱。
《树仙》，奥昆作，1900年。
如果说穆查更擅长捕捉女孩子优美的姿态的话，我觉得奥昆的色彩更胜一筹。
《奇美拉》封面，奥昆作， 1902。
这是奥昆为文学杂志绘制的封面。只见树仙的长发如树藤一样飘逸，潇洒自由地穿梭飞翔在浩瀚森林之中。
《奏乐》，奥昆作， 1912年。
树仙奏乐自娱自乐，想必有树林的回声与合唱会非常美妙动听。
《蘑菇家族》，奥昆作。
这是生活在大森林里相亲相爱的一家人。虽然蘑菇妈妈看上去有点寂寞，可爱的孩子们亲密地围在她的身边。他们是一群给大森林带来生气的仙子。
《跷跷板》，斯图克作，1898年。
德国画家斯图克（Franz Stuck，1863–1928）的树仙是一对快乐的姐妹花。一上一下的鲜红裙子和白皙裸体互为衬托。
《白日梦》，罗赛蒂作，1880年。
英国画家罗赛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1828–1882）是前拉斐尔画派的三驾马车之一，而三位创始人中，他对后继画家的影响最大。
罗塞蒂的树仙画的是他自己的秘密情人珍·莫里斯（Jane Morris）。只见她独坐在梧桐树枝上，衣服与树叶同一颜色，手握一把金银花，眼神空洞地做着她的“daydream”。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时兴用金银花表达爱情，与玫瑰的作用相同。珍·莫里斯曾为多位前拉斐尔画派的画家作模特，其中包括包括她自己的丈夫威廉·莫里斯和罗塞蒂。虽然嫁为人妇，但她作为罗塞蒂的小三又是半公开的秘密。画中她孤单无助地紧抓住树枝，神情茫然，心事重重。外人会问：她那是做什么“白日梦”呢？而罗塞蒂有些自鸣得意：那是他的树仙在想他呢。“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戴安娜和她的仙女们》，罗伯特·彭斯作，1926年。
苏格兰画家罗伯特 · 彭斯与十八世纪著名的苏格兰诗人同名同姓（Robert Burns，1869-1941）。他这幅壁画实在是一件令人惊叹的艺术品。画中的一头红发狩猎女神戴安娜带着两个黑发仙女和一只金豹、一只黑豹在密林中狩猎，还引来小猴、小鸟、小鹿来看热闹。只见她们自由自在地徜徉穿行在丛林间。金树叶、绿树叶和红藤蔓的色彩鲜艳活泼，整个画面欢快的动感十足。与其说她们是在狩猎，到不如说是在踏青，一次快乐的郊游。
彭斯赶上新艺术画派后期，进而加入二十世纪初期的“美术工艺运动”（Arts and Crafts Movement）。这一运动继承新艺术画派的特色，强调使用各种材料以最简单的形式达到最大的装饰工艺效果，反对工业化，主张回归自然，因此它比新艺术画派具有更多的原始因素和东方色彩。在彭斯的这幅作品中，我们就能看到日本漆器画的影子。
下一期我们谈谈“水做的女人”。
（原创文字，网络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