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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都喜欢的“装逼犯”,现在被嫌弃了?

(2022-12-28 16:29:13) 下一个
 叉少 往事叉烧
1978年,陈丹青以英语0分考入中央美院,他在试卷上写:“我是知青,没上过学,不会英语。”

20年后,陈丹青被清华美院聘为教授,学校大张旗鼓给他设立研究院,可因为学生英语不过线,他整整四年没招到一个学生。

 

陈丹青找学院理论无果,愤然辞职,临走时丢下一句话:“中国这套教育制度若不变,我此生不会参与教育。”

 

这之后的20年里,陈丹青不挂靠,不入职,不进体制,成了个社会“边缘人”。

 

有次电视台给他做专访,主持人给他介绍身份:著名画家、作家、演讲家、公共知识分子、文化评论人……陈丹青都不接受。

 

主持人无奈,只能请他给自己下个定义,陈丹青说:“我只是一个暂时还没学会说假话的人。”

1953年,陈丹青出生在上海一个书香家庭,父亲崇拜文天祥,取了“留取丹心照汗青”里的两字给孩子当名字。

陈丹青父母在税务局工作,父亲是工会干部,会写文章还会创作剧本,家里艺术气息浓厚。

陈丹青从小就喜欢画画,没事就搬下书柜上的画册临摹,还有模有样。

因为多说了几句话,父亲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农村劳动。又因为爷爷曾是黄埔军校学员,家里的书籍、藏画被一扫而空,陈丹青难过得一天都没讲话。

父亲安慰他,说没有画册临摹,可以去公园、马路上画,从那以后陈丹青常去公园水泥地上画画。有次父亲捡到一张扑克牌,背后印着名画《意大利姑娘》。父亲把扑克牌带回了家,没想到陈丹青临摹地栩栩如生。

“从小就想当个画家,闷着想,但很明确。”

父母不在家,陈丹青跟着外婆长大。他跟着姥姥买菜、生炉子、缝被子、补袜子,明白世道艰辛,懂得体贴家人,吃得起苦。

没事的时候,陈丹青就跟外婆坐在弄堂里唠嗑,老人教他做人的规矩,进门先打招呼,吃饭不要讲话等等,还教他一些做坏事会遭报应的道理。

父母几个月才回一趟上海,回家待不了几天就走了。陈丹青不记得父母教过自己什么知识,但他记得在那个人人争当先进的年代,父亲从不要他争取进步,不入团入党,也不鼓励他去当社会要求的好青年。

从那时起,他就开始讨厌那些做事有目的的人。

60年代初,父亲因得病被批准休假,待在家里一天到晚看书,看鲁迅、托尔斯泰还有历史书,陈丹青也蹭着看。他还跟母亲在阁楼上学唐诗,母亲一字一句讲给他听,就这样,7岁出头的陈丹青算是启了蒙。

60年代中期开始,全国出现画毛主席像的风潮。陈丹青在社会上晃荡了一阵后被送到中学读书,没有文化课课本,老师水平也不高,但是有机会画毛主席像。

陈丹青14岁,跟着中学美术老师四处画画,灶头、场院、村口巷头,两年下来画了一百多张,最大的比电影银幕还大,最小的也有一两米长。

那时他没看过一本画册,也没看过一本美术史,正是这次画画像的经历,开启了陈丹青和油画最早的接触。

后来有次在同学家里,陈丹青翻到了傅雷先生翻译的《艺术哲学》,在里面看到了伦勃朗、提香、拉斐尔的画,黑白照片,模糊得很,却是惊为天人。

他回忆那个启蒙的瞬间:“像一道劈头盖脸的光,西方艺术就这样子在我面前打开了。”

1970年,陈丹青读完两年中学后被注销上海户口,流放到赣南农村插队。

农村环境简陋,他跟两个男孩子挤在一张床上,房子漏风漏雨,只有一盏煤油灯。

刚到乡下的前几天他几乎都是睁着眼睡觉,几斤重的耗子,夜里在被子上窜来窜去。

“那是很绝望的一个记忆,我觉得天全部黑下来了。”

第二天醒来下雨,陈丹青听着雨打在瓦片上的声音,觉得茫然。他叼着烟卷出门看秧田,整个脑子都是空的。

下乡插队的日子非常苦。插秧时一边插秧手指缝一边流血,插完了秧还得挑担子,挑一百斤的担子走山路,十里路不换肩。

但陈丹青学着苦中作乐,插完秧回去躺蚊帐里读普希金,挑担子的时候欣赏金黄的谷仓,保持自己的艺术敏锐,“金黄的粮仓非常美,那么多谷子,我这一百斤倒进去,就不见了”。

为了不丢掉画画的手艺,陈丹青闲下来就画火柴盒,一画画了三年,后来他又辗转到苏北的农村插队画骨灰盒。

一年的时间里他画了近千个骨灰盒,郁闷了就学老木匠就着咸菜喝酒,也没同龄人说话。

1975年,陈丹青争取到了南京商业局的装卸工名额,可就在他入职的前一天,人事告知他不用来了,名额被顶替了。

随行好友叹息:咱没关系也没钱,认命吧,这本就不是属于你的。陈丹青回头竖了个中指。

这次碰壁后,陈丹青发愤要证明自己,他进入省油画班,又被选中去西藏写生。

在西藏的几个月里,陈丹青另辟蹊径,找到了“文革”当中一个特殊题材——少数民族题材。那时毛主席逝世,陈丹青打破“文革”中只能画工农兵欢笑的传统,开了画悲剧的先河,创作出令人震惊的《泪水洒满丰收田》和《进军西藏》。

画作甫一问世,立刻引起轰动,还入选了第二年的《全国美展》和《全军美展》,陈丹青“知青画家”的名气彻底打响了。

1978年国家恢复高考,陈丹青以专业第一,外语0分的成绩考入中央美院油画系,他在英语试卷上写:“我是知青,没上过学,不会英语。”

填档案时,学历那一栏他也只填了小学学历,老师说不可以这样填,可陈丹青表示自己初中没毕业就下乡去了,不知为什么要造假。

20年后,陈丹青被清华美院聘为教授,又要填学历,他仍旧坚持:我就是个知青,我小学毕业。

他说:“无论绘画还是写作,我尽量不说假话。”

1980年,即将毕业的陈丹青再次进藏。

这次入藏,陈丹青近距离接触了高原的风土人情,他被藏族男女那强悍粗犷的生命力所震撼,完成了《母与子》《牧羊人》《朝圣》等7幅作品,统称《西藏组画》。

“我记得在七平方米的小房间里画那些画,光线差,黄昏就挪到门口,就着过道的光继续画……”

《西藏组画》面世后,再次震惊中国油画界。在这组油画中,陈丹青摒弃了长时间束缚中国油画的苏联画法,像米勒和库尔贝那样去画:

“画得小一点、朴素一点……画你眼睛看见的东西,就是要无内容、无主题、无情节、无故事的一个小画面组成生活形态。”

他的现实主义写实油画避免了泛英雄主义的悲壮,作品公开后引起轰动。

自那以后,陈丹青成了中国油画界转型开天辟地的人物,闻名海外四方。

《西藏组画》 

毕业之后,陈丹青留任中央美院,陈丹青待了两年,后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辞职赴美学习。

1982年,陈丹青从中央美术学院辞职,去往纽约创作油画与生活,这一年他29岁。

“从纽约机场走出来,整个人自由了,但关键是,接下来,你拿自由做什么?并且,你失去了与国家的关系......”

在美国,陈丹青不断接受文化冲击,不仅看到古希腊、古罗马的文艺复兴,还看到当时正发生的无数后现代新艺术,心灵深受震撼。

陈丹青感觉自己一下子被打翻,觉得此前在大陆积攒的那一丁点学问和手艺变得屁都不是,“无所适从,完全迷失”。

这一迷失就迷失了十年。

十年里,他沉沦在艺术世界无法自拔,那里有看不完的美术馆和画廊,有看不完的书,陈丹青开始拼命读台湾版大陆版的美术史论,还学着写评论写文章。他说:

“我没有读过高中、大学,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就是我的大学,30多年了,我至今尚未从中毕业。”

1983年6月,陈丹青在纽约办了自己的画展,成为中国当代画家在美国举办的第一个个展,他在创作上也渐入佳境。

1983年的这场画展上,陈丹青结识了大自己近30岁的文人木心,两人相谈甚欢。

木心20年代出生在一个大家族,从小家境优渥自带贵族气质,幼时写的诗词就能媲美唐诗,后来又钻进莫干山待了六年,读尼采读福楼拜,下山时画了几百张水墨画。

30岁那年,木心因为诗人海涅争辩而入狱,此后的近20年里,木心数度入狱。

在漏雨积水的防空洞里,他把鞋子改造成尖口皮鞋样式,在纸上画出黑白琴键,一个人在夜里演奏莫扎特和肖邦,还写下了65万字米粒大小的小说和散文。

“白天我是一个奴隶,晚上我是一个王子。”

在这65万手稿中,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涕泪控诉,有的只是对美和哲学的思考。后来木心被折断三根手指,又得知母亲和姐姐去世,悲痛过后,他也只是感慨:

“不知原谅什么,诚觉世事尽可原谅。”

50岁那年,木心终于得到平反出狱,成了大学教授。可55岁的木心决定出走美国:“我要在我身上,克服这个时代。”

他在美国修古董,作画,办画展,成为20世纪第一个被大英博物馆收藏画作的中国画家。他还写作,散文与海明威、福克纳的作品一道被收入《美国文学史教程》,成为台湾、纽约华人圈里的大师。

陈丹青丝毫不吝对木心的推崇和赞美:“你不遇到木心,就会对这个时代的问题习以为常。可等到这么一个人出现,你跟他对照,就会发现我们身上的问题太多了。我们没有自尊,我们没有洁癖,我们不懂得美,我们不懂得尊敬。”

梁文道看到木心的出狱照后也啧啧称奇:“你不觉得这人像在牢里呆过的,苦牢回来的很多作家难免身子曲髅,神情有点沮丧、恐惧……但是木心没有,他整个状态你觉得精气神很足一样,好奇怪,好奇怪的一个人。”

▲ 木心在纽约

在木心身上,陈丹青看到了一个文人的尊严和贵气,开始重新审视自己。

后来木心在纽约讲学,陈丹青作为他的学生去听课,一边听一边记录。听课五年,累计笔记八十五讲,大概四十万字,这便是后来的《文学回忆录》。

他跟木心亦师亦友,两人谈论绘画、文学,一聊就是一夜。陈丹青常常向木心请教问题,有次他问木心怎么成为艺术家,木心告诉他:“连生活都要成为艺术。”还有次陈丹青刚从意大利回来,猜出了在餐馆坐着的是名意大利人。

木心立马提醒他:“你刚去过意大利,你想证明你的虚荣,人难免会这样,但要克制,这是随口就来的虚荣心。”

陈丹青的脸立马红到耳根。“修养是很具体的,就是一件件小事。一句话熬不住,就失了教养。”

在木心的影响下,陈丹青的少年心气渐渐沉下来,开始着手创作文章。从90年代起,他先后拿出了《纽约琐记》《陈丹青音乐笔记》《退步集》《多余的素材》等作品,文章涉猎广泛,陈丹青的“杂家”形象开始建立。

2000年,陈丹青从美国回来,也把木心阔别祖国20载的作品带了回来。2001年,《上海文学》刊发木心的《上海赋》。

作家陈村一读就被惊艳:

“我这辈子读过无数中文,结识许多作家。毫不夸张地说,木心先生的文章,在我见到的活着的中文作家中,最是优美、深刻、广博。”

2000年,陈丹青回国,成为清华大学美术系特聘教授。

本以为凤凰栖于良木,在清华可以大展一番拳脚,可没想到这次合作却把陈丹青推向了舆论的漩涡。

任教清华期间,陈丹青整整四年都没能招到硕士生,原因是文化课不过关。

尤其是2002年专业课排名第一的学生,因为英语不过线没能录取,两年后再考还是不过线,最后陈丹青跟他联系,要他去英国读书。

陈丹青公开跟学院叫板,可制度不可改,他气坏了:

“对于一位想当艺术家的青年来说,这样的考试是不折不扣的荒谬与羞辱。”

“我四年招不到研究生,就是仅仅因为他的英语差一分,就算他画的和梵·高、毕加索一样好也没用。艺术学院应该招一些疯子,而不是那些成绩优秀的好孩子。”

他还自嘲道,自己的英文水平也不怎样,还不是在国外好好地活了十几年。

2004年,陈丹青以“无法接受学术行政化”为由向清华递上了辞呈,一石激起千层浪,无数媒体为之造势,也彻底拉开了陈丹青对抗中国应试教育体制的大旗。

记者问他:“你怎么看待中国现行的教育制度?”陈丹青不无失望地回答说:“就四句话——将小孩当大人管,将大人当小孩管,将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将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在另一次采访中,陈丹青更是直言不讳:“我最怕看见年轻人自卑,可是我们的教育就是让你越来越自卑。”

因为陈丹青的泼辣和犀利,也因为他身处体制中却公然反对体制的勇气,无数社会问题都找到了他。

古城建设找到了他,希望他能给征建说几句好话,陈丹青直接拉下脸来,当着官员的面说道:

“我们正在毁灭这座古城,不是因为战争,而是因为建设。”

有房地产商找他题字,陈丹青二话不说,挥笔一蹴而就,对方低头一看顿时青了脸:房地产=官商勾结。

他还写文章大谈艺术、审美、文学、电影、宗教以及国内外社会文化问题,开阔的视野和激昂的文字吸引了无数读者。

在他的文字里,有谈论社会症结的就业话题:“文凭只是为了混饭,单位用人要文凭,因为单位的第一要义是平庸。文凭是平庸的保证,他们决不会要梵高。” 

也深挖幽微的民族性话题:“中国人大抵是惯于取巧且敷衍的,我所见的美国艺术家,一个个憨不可及……中国人的大病通病,是做事不踏实,做人不老实。”

他的书一直销量很好,《退步集》《笑谈大先生》等深受年轻人的追捧。陈丹青问过学生,为什么爱读自己的文章,学生告诉他:

就俩字,痛快!

离开清华,陈丹青再没进过体制,成为了独立艺术家。

他写书,办画展,获大奖,画作拍出3200万天价,可更多的时候还是以一个“公知”的身份活跃于大众视野中,在镜头前输出新鲜观点和大尺度言论。

2008年,陈丹青和韩寒做客湖南卫视,语气轻蔑地点评了老舍、巴金和茅盾等文学大师。

韩寒说:“老舍、茅盾他们的文笔都很差。”陈丹青接着道:“还有巴金,写得很差的。冰心的完全没有办法看。”韩寒又表示,这些人的很多作品根本不应该放到语文课本里。

节目一播出,两人的言论引起轩然大波,大家骂韩寒投机取巧,骂陈丹青大不敬,觉得他们把肤浅当卖点,把“语不惊人死不休”当噱头。

陈丹青回到家,还被文学圈好友打电话骂了半个小时,末了还劝他珍惜羽毛。

针对他的跨界转型,外界也是议论纷纷。肯定他的人称赞陈丹青是“这个时代最后一个敢于说真话的文士”,否定他的觉得他只会打嘴炮,还有不少人把他跟罗振宇、吴晓波、高晓松划为一类。

因为多年未能拿出超越以前成就的作品,甚至在专业圈里同行也开始对他嗤之以鼻。

央美教授王华祥就公开表示,陈丹青“早就没了年轻时的才气”:

“去美国进入不了美国,进学院进入不了学院,学传统进入不了传统,吹当代进入不了当代,扮公知但却是伪知。”

“陈丹青在这个世界里,最多只是个很会包装自己的艺术票友。”

不管外界对他作何评价,陈丹青自己心中都很明白,他坦言自己画不过年轻的时候,因为“开了眼界是一件很糟糕的事”。而面对社会上对自己的舆论,他自嘲道:

“或许在公共领域,我已经成为一个无赖流氓了。”

▲  《局部》

2015年以来,陈丹青开了一档叫《局部》的文化类节目,七年做到了第三季,豆瓣均分9.6。

节目中,陈丹青以他独特的风格为大家介绍、科普中西方文艺,节目不拘格式,时刻透露着不被主流规训的、异样清醒的声音。

他谈论“文艺虚假繁荣”,是“文艺很荒凉,瘦的只剩肱二头肌”;谈“性灵和知识”,是“艺术顶顶要紧的,不是知识,不是熟练,而是直觉,是本能,是骚动,是崭新的感受力,是可贵的无知。”

作家李静看后评价:“陈丹青讲艺术,是对鲁迅谈艺方式的延续——既庞杂,又纯粹;既辛辣,又优雅;既热肠,又冷静;既粗暴,又柔情。”

陈丹青的言论诙谐又犀利,带着一点恶趣味和玩世不恭,在互联网上,他是被年轻人推崇的“人间清醒”。

“春天来了,像猪狗一样,去找自己的配偶”“艺术就是装逼,我从小就装逼”“喜欢画画,我草,那拦不住”等言论被疯狂转发,使他成了大众认知度最高的国民艺术家之一。

陈丹青也明白自己为什么招年轻人喜欢,因为“我替他们说话”。

一次谈论“无聊”的话题,陈丹青说:“有钱人的核心问题就是无聊,要不他老到会所去干吗?真正不无聊的人是他一个人在家里做他热爱的事情,非常享受。”

“所有能在公开场合见到的人都很无聊,他想办法告诉你他们很高兴,这句话背后意思就是我太无聊了,有钱有闲的人都是这样的。”

末了他不忘调侃一句:“年轻人也是这样的。”

2011年12月,木心在故乡乌镇逝世,陈丹青送了他最后一程。

木心去世之后,陈丹青工作的重点就成了宣传推介老师和他的作品,帮他出书,做活动,创建艺术馆,甚至有点畸形地,把木心举到跟周氏兄弟并重的地位。

不少人对木心不感冒,更觉得陈丹青捧他捧得太高,甚至有了儿子的姿态。陈丹青也不生气,只是说:

“只要大家能读木心的作品,我咋样都行。”

张岪是木心为陈丹青起的笔名,但陈丹青从未用过,直到木心逝世之后,陈丹青才开始用这个名字。

2019年,陈丹青写就《张岪与木心》一书,用来纪念木心重启写作35周年。书的结尾他写:

“自从三十五年前恢复写作,他(木心)就决定完整地、彻底的,仅仅做他自己,在名分上竭力保持‘一个人’。他最简单的一念,我知道,是不要和大家混在一起。”

新书首发式上,陈丹青一改往常姿态,收起自己的散漫和洋洋洒洒,郑重地拿出了写好的长长的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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