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伯：在大恶与大善两端
路边野花不採白不採
(2023-10-06 08:3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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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童明
弗里茨 · 哈伯(Fritz Haber) 是犹太裔德国人，1868 年12月9日出生于德国布雷斯劳(现波兰弗罗茨瓦夫) 。众所周知，他的故事离不开他在物理、化学领域的几项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发明。 但他与妻子克拉拉 · 伊梅瓦尔(Clara Immerwahr)的情感纠葛情节曲折，起伏跌宕，在科学界、知识界有不少人知道，大众传播却不广泛。历史的动荡不可避免撞击并考验人性。身处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复杂境况的哈伯，内心的纠结必定错综复杂，令人迁思回虑。新世纪以来，又有回忆录、小说、电影在追问：大善大恶为什么会集于哈伯一身？化学武器之父
1915年4月22日，这是个星期四的早上，驻守在比利时小城伊普尔(Ypres) 的法国士兵醒来，发现黄中带绿的烟雾在 空旷大地上缓缓移动过来，大约两人高，从一端到另一端有5公里(3英里)之长；所到之处，飞鸟从天空跌落，树叶立刻枯黄，草木变成死亡的金属色，风中混杂着菠萝和漂白粉的气味，先袭击喉咙，然后与肺黏膜发生盐酸反应，士兵口中吐出黄色的黏痰，皮肤因为缺氧立刻变成蓝色。这是历史上首次在战争中大规模 使用化学武器，也是首次使用致命毒气。德军士兵威利· 西伯特在日记中记录了当时的情景：法国人的步枪、机关枪、火炮突然发起最猛烈的射击，子弹呼啸着飞过德军头顶，但风不断把毒气推向法军防线，牛的哀鸣、马的嘶叫乱成一片，15分钟后，一切平息，一片死寂。毒气散开后，抵达对方防线的德军，见到“彻彻底底的死亡”，死了的兔子、鼹鼠和鼠随处可见，法军的战壕几乎空了，一堆一堆的尸体在半英里之外，还活着的人张开大口呼吸，有些人拔枪自杀。西伯特写道：“什么都死了，连虫子都死了。哈伯发明了这次战役中使用的毒气，还参与了毒气战的策划和实施，并亲临现场督战。当天，他指挥德军从6000个气瓶里释放了大约168 吨氯气(chlorine)。 氯气比空气重，在风的推助下贴地面移动，进入战壕，造成伤亡。伊普尔战役从 1915年4月22日延续到5月25日，哈伯一直指导德军使用氯气和其他毒气。在这次战役中，法军死亡5000至6000人，伤残人数更多。因毒气致残的人，器官严重受损，生存极为痛苦。伊普尔战役是一次大屠杀。战争中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是公然蔑视1907年的《海牙公约》和国际间关于战时人道的准则。从1915年的伊普尔战役到“一战”结束，化学武器没有停止使用，英法同盟军也使用了化学武器。哈伯继续“改进”毒气，使之具有更大的杀伤力。1917 年，以德国为一方，以英国及联盟为另一方，又在伊普尔打了一仗。 这次战役中使用了最为致命的芥子气 (mustard gas)，依旧是哈伯博士的杰作。芥子气严重损害呼吸系统，还会造成皮肤严重烧伤。第二次伊普尔战役的死亡人数达到了几十万人，化学武器仍是元凶首恶。研制并部署如此致命的化学武器，当时也只有哈伯的能力可以做到，只有他能解释毒气致死的过程、死者的皮肤为什么是黑的，等等。他也因此被称为“化学武器之父”。但是，断言哈伯就是犯下战争罪行的魔鬼，还不能让我们了解哈伯内心的邪恶是什么，他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着手做毒气这件事之前，哈伯并非没有有思考。他坚信自己是爱国者，效忠德国是他做科学研究的驱动力。因为他的四周反犹偏见时隐时现，哈伯摒弃了犹太教，改信基督教，以此证明他是“真正的” 德国人。他说，自己首先是德国人，然后才是犹太人。“一战”之初，哈伯的科 研从民用转向军事，完全是自愿主动的。哈伯说：“和平时期科学家属于全世界。 战争时期，科学家属于他的国家。”曾在哈伯家里住过的爱因斯坦，与哈伯的选择截然相反。爱因斯坦坚决反战，绝不向反犹的偏见屈服，他也因此主动出走美国，再也没有回过家乡。做出研制致命毒气的决定之前，哈伯听取了将军们的意见。得知德军武器弹药不足，伤亡惨重，于是萌生了制造毒气为德国解忧的想法。哈伯很清楚自己的发明对人体的伤害。试验过程中，他和团队仔细观察了猴子吸入氯气之后，从皮毛到内脏溃烂的痛苦过程；哈伯也清楚，大规模使用毒气会有多么可怕的后果。但是他认为，“毒气就是死亡，扩大使用无非还是死亡”；使用化学武器不仅可 以弥补德军的弹药不足，减少德军伤亡，还可以早点儿结束战争。这种逻辑的冷酷与他爱国的热情，扭曲地和谐一致。哈伯的妻子克拉拉 ·伊梅瓦尔也是科学家，而且是德国第一位获得化学博士学位的女性。
伊普尔战役之后，哈伯获得帝国的嘉奖；他成为战争部化学处负责人，作为文职人员获得了上尉军衔，还得到了与德皇共进晚餐的荣誉。他兴高采烈回到柏林家里，迎接他的却是悲伤和愤怒的妻子：“弗里茨，你制造了屠杀，败坏了科学！”哈伯的妻子克拉拉·伊梅瓦尔也是科学家，而且是德国第一位获得化学博士学 位的女性。克拉拉也出生在犹太人家庭，后来也改信基督教。他们1901年结婚，1902年，克拉拉生下了他们的儿子赫尔曼 ·哈伯(Hermann Haber)。20 世纪初，欧洲的社会观念要求已婚女性以家庭为主。克拉拉婚后无法全力参与科学研究，转而全力支持丈夫。除 了无偿的家务，她的工作是把丈夫的论文翻译成英文。克拉拉对一个朋友倾诉： “我从生活得到的很少……主要原因是弗里茨很强势，把自己放在家庭和婚姻的 首要地位， 我这个性格不张扬的人就这样 毁了。”婚后八年，克拉拉又说： “弗里茨八年里赢得的，是我八年失去的。”克拉拉美丽善良，她的良知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哈伯内心的邪念。克拉拉始终反对丈夫研制化学武器。她曾亲眼目睹毒气在动物身上产生的可怕效果。有一次在野外实验时，风向改变，毒气冲上山丘，是她救了哈伯的性命。哈伯在走向悬崖，克拉拉必须拉住野马的缰绳。伊普尔战役之前， 她明确对哈伯说，使用毒气违反人道，以工业规模使 用化学武器更是反人类。哈伯不为所动。 夫妻在家里争吵，后来两人的分歧就公开了。怀着爱国激情的哈伯，以激烈言辞公开指责克拉拉的言论是叛国的逻辑。奔赴伊普尔前线之前，不知道什么原因，哈伯走进久违的犹太人教堂。星星点点的蜡烛，照亮了幽暗的空间和信众的面孔，哈伯若有所思。一个柔和的声音让他坐下，和大家一起祷告。哈伯回头，看到身后和蔼的拉比，犹豫了一会儿，说：“我不是犹太人，我是德国人。”这是哈伯很早就作出的抉择，在他犹豫的那一刻，心里起了波澜， 或许他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怀疑。然而，怀疑只是瞬间，犹豫只是片刻， 他回到自己坚守的立场。从伊普尔战役回来，哈伯淡定自如： “战争就是战争，死亡就是死亡，无论是什么方式造成死亡。”军队给了他两天假期。哈伯请了许多朋友来家里聚会，彻夜欢庆他取得的成就。因为喝多了，哈伯先上楼睡了。拂晓时分，人群散去，克拉拉取出丈夫的军用左轮手枪，脱了鞋，赤脚走到花园草坪上，对着自己胸口开了一枪。12 岁的儿子赫尔曼从楼上冲下来，抱住血泊中的母亲。第二天一早，哈伯以军务在身为由，头也不回奔赴前线，火车票是早就订好的。他把克拉拉的后事留给了别人，留给了12 岁的赫尔曼。“一战”的性质比较模糊。欧洲列强的交战，出自地缘政治、经济利益、 现代和前现代体制的冲突等复杂的因素。战场和参战的成员国多次发生变化，剧情混乱。尽管如此，国际的共识是：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是战争罪行。“一战”没有纽伦堡那样的审判，但协约国于 1918 年公布了战犯名单，哈伯的大名赫然在上。哈伯闻风逃离德国，来到瑞士。1920 年，诺贝尔委员会宣布“一战”期间积累了几年的获奖名单。哈伯获得1918 年诺贝尔化学奖。消息传来，一片哗然，英法科学家集体抵制，还有两名获奖的科学家拒绝领奖，以表抗议。战犯怎么可以获奖！哈伯获诺贝尔化学奖，是因为他战前的另一项发明。1905 年，哈伯与卡尔 ·博施(Carl Bosch) 研制了一套工艺 (Haber-Bosch Process)。1907 年，哈伯根据这个工艺成功从空气中提取了氮，以后工厂就大批量生产。人体离不开氨基酸，而氮是氨基酸的组成部分。人从植物和动物获得氮， 动物吃植物获得氮，植物从土地获得氮。 但常年耕作的土地，氮的含量下降，土地贫瘠，产量就会大幅下降。空气中有78% 的氮气(nitrogen)，只是无法以便宜的方式提取。哈伯 - 博施 工艺用高温高压从空气中提取氮气，再将氮和氢(oxygen)结合产出氨(ammonia)，可以便宜的工艺为农业提供大量肥料。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在 1798 年的《人口原理》 中指出，人口增长是指数级，而食物生产的增长则是线性的；如果人口的增长超过土地的极限，会出现饥荒、疾病和其他灾难。这就是“马尔萨斯陷阱”。在哈伯的发明之前，人类从哪里获取氮气？主要是鸟粪(guano)，无人居住的海岛上鸟粪资源最为丰富。各国为争夺鸟粪丰富的海岛，不惜交战，鸟粪贸易十分活跃。19 世纪中叶，鸟粪的价格曾飙升到 76 美元一磅，4 磅重的鸟粪，可以换取 1 磅重的黄金。这是因为鸟粪等于氮肥，氮肥等于大量的粮食，哈伯的发明使世界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没有哈伯的发明，人类可能还在使用缺乏氮气的自然肥料，如硝石、动物粪便等。20 世纪之前的几个世纪里，欧洲人成群结队远赴埃及，掠夺法老的坟墓，主要目的不是为了黄金和珠宝，而是为了从陪葬奴隶的尸骨里获取氮气。英国人还曾耗费大量资金，收集了几百万具尸骨，包括欧洲战役的几十万具战亡士兵和马匹的尸骨，运到英国北部的赫尔港，磨成粉末肥料。在北美，印第安人和农夫把北美大草原屠杀的 3000 万野牛骨头一块一块捡回来，卖给北达科他的骨头公会，磨成粉做肥料。哈伯 - 博施工艺使氮肥成倍增长并得以普及，为解决严重饥荒功不可没。 世界人口百年间从 16 亿增长到今天的 77 亿，人们把哈伯的工艺称为“空气中的 面包”，一点也不夸张。还有一种说法不无道理：每个人身上有 50% 的氮归功于哈伯的发明。
1914 年，哈伯(左)与爱因斯坦在柏林合影。
毒气的大规模使用造成数以百万人死亡，氮肥的普及挽救了数以亿万计生命，两项发明都出自哈伯。功过可否相抵？世界上多数人因为“空气中的面包” 得以生存，这一功德是否可以让我们饶恕或原谅哈伯造成的毒气大屠杀？这是一道难以选择的选择题，摆在所有人面前。善恶不是数学，是非不可交易，良知不能称斤论两。不难想象，这道难题也在哈伯的内心翻腾不已。故事还在发展。“一战”后，哈伯的爱国激情丝毫没有消退，他热心于重建魏玛共和国。为了帮德国早些还清战争赔款，重振德国经济，哈伯又产生了一个奇特的想法：为什么不从海浪中提取黄金？他跑遍全球，收集了各地的水样品做实验，辛苦工作了几年，终于承认这是个不可实现的设想。与哈伯一样爱国激情满满的，还有一个德国士兵阿迪(希特勒) 。阿迪瘦弱多病，看起来很温顺，喜欢画水彩画、养小动物，闲余时间就给宠物和军营生活画一些素描。1918 年10月15日，英国人投放的芥子气使他突然失明，住进了医院。没过多久，阿迪听到德国战败、威廉二世退位的消息，再次失明。阿迪后来还坐过牢，在狱中写了《我的奋斗》。“二战” 之前，阿迪当上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首领。凭着内心的激情，借助种族主义 和反犹主义的豪言壮语，他上升到德国元首的权力巅峰。哈伯继续担任威廉皇帝物理—化学 和电化学研究所的所长。反犹主义在他周围愈演愈烈，他和他的团队在学术的绿洲里继续研制新物质，其中之一是含氰化物的气体杀虫剂 Zyklon(德语“旋风”)。ZyklonA用熏蒸的方法灭虫，用于消灭海军潜艇的臭虫和跳蚤、陆军军营的老鼠和蟑螂、粮仓里的飞蛾，效果强大。就在此时，阿迪蛊惑的反犹主义热情，逼着哈伯记起自己的祖先和文化。当时，能离开德国的犹太人纷纷离去，1933 年，纳粹政府下令解雇所有犹太人，也要求哈伯解雇研究所里除了他以外的所有犹太人雇员。哈伯作为所长断然拒绝，然后离开德国去了英国。哈伯被他所深爱的德国抛弃，同为出生于德国的科学家爱 因斯坦表示：“这是德国犹太人的悲剧， 一场单恋的悲剧。”英国人也不欢迎这位“化学武器之父”。于是，哈伯从一个国家走到另一个 国家，颠沛流离；胸背的压迫感让他疼痛难忍，血管无法为他的心脏提供足够的血液。1934 年1月，哈伯因心脏病在巴塞尔去世。在人生的最后时光，哈伯要去的地方是巴勒斯坦，他要回归犹太人的故乡。这段艰难的旅程中，哈伯肯定反思过自己的一生——他想到了什么？哈伯去世几年后，从 1941 年起，纳粹把哈伯及其团队研制的氰化物杀虫剂略为修改，冠名ZyklonB，用于臭名昭著的“ 终极解决方案”(the Final Solution)。在奥斯维辛(Auschwitz)、马伊达内克(Majdanek) 等地的灭绝营，纳粹把瘦骨嶙峋、伤痕遍身的男女老幼赶进空旷房间，ZyklonB从房顶的开口灌下来，风扇把氰化物吹散，大人和孩子相拥着痛苦死去，尸体被拖进巨大的焚烧炉。纳粹以这种方式杀害了几百万犹太人，其中有哈伯同父异母的妹妹、妹夫和外甥。在哈伯留下的几件遗物中，发现他写给克拉拉的一封信。哈伯在信中坦言， 他对妻子感到难以承受的内疚。信的内容耐人寻味。哈伯表达的内疚，不是针对因他制作毒气而死去的冤魂，没有忏悔，他用诗一般的修辞转移开话题，表示了另一种内疚。哈伯在信中说： 他从空气中提取氮气的发明已经改变了地球的自然平衡；设想有朝一日世界人口急剧减少，减少到前现代的水平(大约16 亿) ，那么几十年下来，植物利用 土地里的剩余营养就会疯长，覆盖整个地球， 把一切生命形式淹没在一片可怕的绿色中。呜呼哀哉，地球将不属于人类，而属于植物。听懂了吗？哈伯这封信不仅是写给妻子，也是写给全人类，写给将对他的一生做出评判的全人类。毫无疑问，哈伯的智商极高。但是，他和有些高智商的人有一个共同点：不认错，死也不。他对自己研制的化学武器，一字未提，却对他提取氮气的发明表示“忏悔”，很巧妙地表扬了自己。哈伯的一生充满反讽：他解决了粮荒，也制造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他研制的Zyklon既是强效杀虫剂，又成了屠杀亲人和同胞的武器；他抛弃犹太文化去效忠德国，最终不得不离开纳粹德国去投奔犹太人的故乡；他的爱国激情和理想，驱使他违背人道伦理，犯下反人类的罪行，也间接杀死自己的妻子。哈伯这封信也有一个潜在的反讽： 他向妻子忏悔的方式，正是他当初和妻子争辩的方式：巧舌如簧，欲盖弥彰， 聪明有余，良心不足。通行的看法是：作恶之人必是恶人，内心必藏有恶意，因此，恶都是绝对的。的确，许多人作恶出自人性的弱点和缺陷，比如缺少爱；没有同情和共情的能力；太多的仇恨和怨恨；愚蠢无知；无能却自视甚高，等等。但是，“绝对之恶”的理论忽略了一 点：有些人作恶，可能出自善意，或者说自以为出自善意。纽约大学宗教历史系教授卡斯(James P Carse)看到了这一点，他的话耐人寻味：“恶从来不想以恶出现。事实上，一切恶有个内在矛盾，那就是，恶出自想要消灭恶的愿望……恶生发于一个自为尊贵的信念，即可以把历史拾掇干净，使之抵达一个合理的结局。”哈姆雷特说：“事物本无好与坏，(好或坏)都是思想使然。”是非善恶产生于意识，看似一念之间，而这一念其实是长期养成的思维方式，俗称“执念”。王阳明说得通透：“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克拉拉去世后，哈伯再婚，儿子赫尔曼与父亲和父亲新家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二战”中，在爱因斯坦的帮助下，赫尔曼逃离欧洲来到美国。1946 年，赫尔曼在美国自杀；1949年，赫尔曼的长女也自杀身亡。哈伯的妻子、儿子、孙女三代人，都未能逃过哈伯的孽障。当年，无论克拉拉作为首位女性化学博士，还是她抗议丈夫制造化学武器而饮弹自杀，都没有引起很大反响。直到上世纪90年代，她的名字不再只是注脚，而是从科学伦理、和平主义的视角，以及女性科学家、犹太科学家的身份，被反复提及。2012 年，设立了克拉拉 ·伊梅瓦尔化学奖，每年颁发给在不同化学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女性化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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