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俞作豫等同志在1929年12月、1930年2月领导的广西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一次规模较大的城市起义。这次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在广西西部地区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1930年秋，红七军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转战桂黔粤湘等省，历时9个月，行程12000多里，最后进入江西，实现了与中央红军的汇合，成为中央红军的一部分。
邓小平同志到广西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在中国建立了新军阀的统治，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实现了统一。但是，蒋桂冯阎四大军阀联合战胜张作霖之后不久，这种统一就公开破裂了，形成了新军阀混战的局面。1929年3月，蒋介石集团与桂系集团为了争夺两湖地盘，首先爆发了战争。在蒋桂战争中，桂系将领李明瑞、杨腾辉倒戈拥蒋，桂系失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被迫下野。蒋介石任命李明瑞为广西省绥靖司令，杨腾辉为副司令，俞作柏为广西省主席。
我是通过李明瑞的秘书姜组武的关系到广西工作的。这次李明瑞倒戈拥蒋，姜起了一定的作用，为李所器重。蒋桂战争结束后，姜随李明瑞由湖北返回南宁路经上海时，曾来找我，约我去广西工作。当时我已在上海赤色总工会工作，于是将上述情况向党中央作了报告。不久，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找我谈话，认为这是开展兵运工作的好机会，同意我去广西李明瑞部进行工作，并发给50元路费。我回机关向上海“赤总”的领导阿炳同志作了汇报，辞去了总工会的工作。经过几天的准备，就乘船去香港，到广东省委转组织关系。当时广西还是特委，属广东省委领导。
我到香港找到省委，换了介绍信，然后经梧州到了南宁，在李明瑞的督办署找到了姜组武，我就暂住在督办署。经姜组武的介绍，我认识了李明瑞。李是北伐名将，在北伐中立过战功，对下级能以礼相待，不摆架子，没有军阀习气。两天以后，我按照省委的指示，到教导总队找到了石澄洪队长，把省委的介绍信交给他，接上了组织关系。不久，陈豪人找我谈话，将我分配到教导总队，任政治教官。当时，党组织还是秘密的，党员之间不发生横的关系。我到教导总队后，受陈豪人单线领导，直到百色起义时，党组织才公开。
教导总队是我们党通过俞作豫(共产党员，俞作柏的弟弟，李明瑞的表弟)向李明瑞建议而开办的，其任务是为李明瑞的部队培训初级军官。学员主要是从李明瑞部队中抽来的班、排干部，也有一部分是比较优秀的士兵和地方党组织选送来的工人和青年学生。他们经过几个月的教育、训练后，到部队担任基层工作。我们党对教导总队的工作是很重视的，经过党的活动，张云逸同志担任了教导总队的负责人。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力量，从中央和广东省委派到广西来工作的同志，大部分分配到教导总队，有的担任教官，有的担任连队的领导。教导总队共有3个营9个连，1000多人。当时，连一级干部都是共产党员，排长也是挑选思想比较进步的人来担任。我们在连队还建立了党的秘密组织，发展党员，仅两个月的时间，就发展了300多名新党员。我们重视对学员的教育工作。因教导总队成立不久，还没有统一的教材，除了对学员进行基本的军事知识教育外，着重进行阶级教育，提高学员的政治觉悟。这样，他们返回部队后，可以发挥作用，成为骨干力量。
李明瑞到广西后，为了扩充实力，收编了一些土匪、民团和散兵游勇，组成了几个警备大队。警备大队的成分很复杂，纪律很坏，没有战斗力，李明瑞遂请张云逸同志帮助改造警备第四大队。张云逸同志接受了李明瑞的邀请，并提议由李谦同志任副大队长。张兼任警备第四大队的大队长后，首先在组织上对第四大队进行了初步整顿。对一些反动军官，有的撤换，有的调离，又从教导总队调去100多名党员和干部，并在连队建立了党的秘密组织，有的党员还担任了连、排干部。在部队的成分上也进行了初步改造，从工人、农民、青年学生中招收了1000多人，充实了部队，为部队增加了新鲜血液，使第四大队由1000多人发展到2000多人。经过初步整顿和改造，我们基本上掌握了这支部队。
邓小平同志到广西后，一方面积极开展兵运工作，另一方面利用半合法的地位，积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各地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也更加活跃起来了。
百色起义
俞作柏、李明瑞主政广西后，在我党的推动下，采取了一些比较进步的措施。释放了在“清党”中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开放了工农运动。如果俞、李政权能够延续一个时期，对我们进一步开展工农运动，逐步争取、改造李明瑞的旧部队，建立我们自己的武装力量都是有利的。但是，9月间，俞、李决定与张发奎联合，共同反蒋。我党清醒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时机不成熟。李明瑞只有3个主力师，兵力不足，而且来广西的时间不长，立足未稳，内部意见又不一致。成功的把握不大。我党曾劝说俞、李不要上当。但是，俞、李决心已定，没有采纳我党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我党遂向俞、李提出：警备第四、第五大队和教导总队没有训练好，不能配合作战，建议留在南宁担任守护后方的任务，由张云逸担任南宁警备司令。李明瑞同意了。我们利用南宁警备司令的名义接管了省军械库等机关。军械库里存有五六干支步枪，以及机枪、迫击炮、山炮、电台等，还有很多弹药。
9月底，俞、李通电反蒋，并在南宁召开了讨蒋誓师大会。这个通电是余惠同志(即佘爱生)帮助起草的。李明瑞审阅电稿时，只将历数蒋介石罪状中的一条“把北伐的胜利果实归之于已”，改用了“贪天之功以为己功”的成语，并将“天”字改为“人”字。10月初，俞、李出兵广东，进攻陈济棠。
俞、李的部队出发后，我党立即决定由警备第四大队派一个营去右江地区，警备第五大队派一个营去左江地区，协同当地党组织，为建立革命根据地作准备。右江地区西北毗连云南、贵州，南面与左江各县相连。这里人烟稀少，汉瑶杂居，反动统治力量较弱。大革命时期，韦拔群同志从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后，回到东兰、凤山，领导农民运动，组织农会，建立农军，反抗豪绅地主，进行武装斗争。大革命失败后，广西各地的农民运动相继失败，右江的农民运动虽然也遭到了严重摧残，但农民组织的基础仍然保存下来了。1929年李明瑞来广西后，农民运动又得到了开展，并建立了几百人的武装，这就为我党在右江地区发动武装起义，建立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准备了有利的条件。同时，我们还准备了10多条汽船和民船停在邕江待用，一旦时局有变，立即把军械库的武器；弹药装上船只，运往右江。
俞、李的讨蒋部队刚到桂平，还没走出广西的大门，他的3个师全部叛变。俞、李的失败比我们预料的还要快，前后只有十几天，就彻底失败了。俞、李只带几个随从仓皇逃回南宁，然后随俞作豫同志率领警备第五大队到了龙州。接着，俞作柏经越南跑到香港去了，李明瑞则留在龙州，准备继续与我党合作。
俞、李反蒋失败的消息传来后，我们按照预定的计划，将军械库的武器、弹药等物资装上船只，由邓小平同志指挥军械船和警卫部队溯右江而上，驶往百色；教导总队和警备第四大队则由张云逸同志指挥由陆路开赴右江。有一部分干部乘船从水路去百色，很巧，我和小平同志同乘一条汽船，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小平同志。第一次见面就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很健谈，有时也很诙谐。
我们到百色后，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和部署，积极开展工作。
首先，在部队和群众中宣传我党的主张，发动群众。 第二，把政权掌握过来，在我们力量所及的地方，撤换一些反动的县长，换上我们的干部。 第三，整顿部队，扩大武装。我们的部队是从李明瑞的旧部队拉过来的，成分复杂，过去虽然经过初步整顿，由于当时的条件限制和许多复杂的原因，整顿得很不彻底。为了把这支旧军队改造成为革命的军队，我们在部队中进行了民主改革，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实行官兵在政治上、生活上一律平等，经济公开，禁止打骂士兵。还在营连建立士兵委员会，受政治委员与政治部的领导。在民主改革中，充分发动群众，对克扣军饷、打骂士兵的反动军官进行了清洗。对他们不抓、不杀，发经路费，“礼送出境”。同时，对右江地区各县的警备队也进行了整顿和改造，建立了各县的地方武装。 第四，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当时，部队中党的力量很弱，有些单位党员很少，有的单位连一个党员也没有。我们派党员干部下去建党，分单位负责“包干”。如卫生部的建党工作，就是我负责的，卫生部部长就是第一批发展的。 第五，加强干部的教育工作。小平同志对干部的培训工作非常重视，亲自给干部讲课，党的“六大”决议，苏维埃政权等问题，就是他讲的。他讲课理论联系实际，很受欢迎。除了政治教育外，我们还进行军事知识的教育。当时许多干部是工农出身或知识分子出身，没有经过军事学校的训练，也没有打过仗，不懂军事。我们请军事教官给干部讲军事课，讲战略战；忙，讲游击战，特别是给干部讲授了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总结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此外，还讲射击要领，教干部怎么打枪，进行实弹演习，还教干部学习骑马，准备将来打游击。 当我们在右江积极准备武装起义时，当地的土豪劣绅勾结警备第三大队，妄图消灭我们。熊镐的警备第三大队原系广西、云南边界的土匪，被俞、李收编，他们有100旧多人驻在田阳一带，与右江各县警备队勾结，欺压群众，是安在根据地内的一颗钉子，对我们威胁很大。不消灭这股反动势力。不仅影响起义计划的落实，而且影响根据地的建设和群众运动的开展。经研究，决定采取智擒的办法。10月28日张云逸同志在百色活捉了熊镐；与此同时，我恩隆、奉仪、思林的农军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消灭了熊的都队，俘虏敌人1000多人，缴枪700多支。我们消灭了警备第三大队后，敌人的反动气焰才有所收敛。 11月初，我们派到上海向党中央请示工作的龚饮冰同志回到了百色，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中央同意在左、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根据地和创建红军，并颁发了红七军、红八军的番号。委任张云逸同志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军长，315小平同志为政委：俞作豫同志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军长，邓小平同志兼政委。中央要求我们尽快举行起义。 小平同志把右江的起义工作部署好以后，带领我和佘惠同志到左、C地区布置检查工作，为龙州起义和成立红八军作准备。我们第一天到了田阳，第二天在路上碰到了李明瑞和许进同志。许进同志原名许苏魂，我们在南洋时认识，我1925年初回国，他1926年回国出席国民党“二大”，并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我们在仰光分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这次久别重逢，非常高兴，彼此紧紧握着手，只是问好，谁也不敢叫名字，因为我们都知道对方可能改了名字。待小平同志和李明瑞去单独谈话时，他告诉我，他已改名叫许进。我也告诉他，我改名为袁任远(原名袁明濂)。小平同志和李明瑞两人淡了一会，便决定一同返回百色，这次龙州之行没能实现。在百色，经小平、云逸同志做工作，李明瑞参加了革命，随即转回龙州。以后卜李明瑞同志担任了红七军、红八军的总指挥。12月初，小平同志又率何世昌等同志去龙州，部署龙州起义，然后由龙州经越南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 这时，起义的准备工作加紧了。首先是改编部队，整个部队编为三个纵队：原警备第四大队编为一纵队，纵队司令李谦，政治部主任沈静斋；原机关枪营、特务营和黄治峰、阮殿煊同志领导的思林、奉仪、恩隆等县的地方武装编为二纵队，纵队司令符斌，后为冯达飞，政治部主任袁任远；原韦拔群同志领导的东兰、凤山一带地方武装编为三纵队，纵队司令韦拔群，政治部主任李朴。教导总队的干部和学员都分配到三个纵队，有的担任基层领导。这个决定，当时没有公开宣布。其次，有关起义的一些具体工作，也在加紧进行。我和佘惠同寇参加政治工作方面的准备工作，主要是起草起义的布告、告群众书和标语口号等。我记得还发了一个起义宣言，通电全国。此外，我们还翻印了党的“六大”的政治决议案等文件。这些准备工作是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只有少数几个人参加。由于人少，我们亲自抄写。翻印的“六大”政治决议案，其中有一部分就是我抄写的。为了严守秘密，我们找了一家印刷铺，将石印机搬到政治部来印刷，几名工人也暂时住在机关宿舍里。军事方面的准备工作，由另外几个同志负责，主要是准备军旗、军服，刻制各种印章以及胸章、臂章等。这些具体工作完成后，在起义前几天，我们就广泛开展起义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并对部队进行有关起义的教育。 起义的前一天晚上，在百色，我们将警备第五大队第五营(该营在右江)营长扣留，将县长、禁烟局长也监禁起来。向商会宣布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11日成立，要他们转告商人不要惊慌，照常营业，并缴出枪支。商会存枪60支立即交出了，各商号的私枪也交出20余支，县公署、禁烟局、公安局也交出百余支枪。 12月11日，正是广州起义两周年的日子，我们正式宣布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大家戴着红五星的帽子，颈上系着红布领带来参加庆祝大会，情绪十分热烈。庆祝大会分两地召开，一部分在百色，一部分在乎马。在百色，由参谋长龚鹤村主持大会，到会的群众有3000多人。会上宣布了红七军的政纲以及红七军领导机构的组成：红七军军长张云逸，政治委员邓小平，参谋长龚鹤村；政治部主任陈豪人。会毕，在城内游行一周，沿途高呼口号，有的同志嗓子都喊得嘶哑了。同一天，在平马召开右江工农兵代表会议，张云逸同志专程由百色赶到平马参加大会。会议选举成立了右江工农民主政府，由雷经天同志任主席。 红七军成立后，总的领导机关是红七军前敌委员会，中央指定邓小平、陈豪人、张云逸、李谦、韦拔群、雷经天、何世昌七人为前委委员，邓小平为书记，邓小平、陈豪人、张云逸三人为党委，各纵队的党委书记由政治部主任担任。军中各连均有党的支部。 1930年2月1日，又在龙州宣布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俞作豫同志任军长，邓小平同志兼政委，何世昌同志任政治部主任。红八军辖两个纵队，一纵队司令何家荣，政治部主任潘恩文；二纵队司令宛旦平。全军约2000多人。 百色保卫战 百色的革命风暴，席卷了右江地区，严重地威胁着南宁，敌人惶恐不安，千方百计要消灭我们。当时，摆在红七军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面前的迫切任务是：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肃清根据地周围的地主武装，建立地方各级政权，巩固革命根据地。由于小平同志已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前委的工作便由陈豪人负责。这时，前委对建设根据地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把中心工作放在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上面。 百色起义后不久，适粤桂战争爆发，李宗仁、黄绍蛇、白崇禧与张发奎联合攻粤，桂系主力全部开赴前线，只有吕焕炎部留守广西玉林、贵县至南宁一线，南宁空虚，前委认为攻打南宁是极有把握的，遂决定攻打南宁。陈豪人和张云逸同志率我军主力集结在平马(现名田东)、田阳一带，准备在红八军成立后，会师进攻南宁，当时百色只有军部和军直属队留守，有教导队、特务连、重机枪营(有几十挺重机枪，正在修理)、炮兵连，共约500人。 这时，百色西部地区的几股地主武装，约2000人，乘我红七军主力不在，百色空虚，一天拂晓突然袭击百色。敌人分三路进犯，已临近城边时，我们才发现。由于敌人多是本地人，道路熟悉，有一股敌人已攻进东关，在街上大肆抢劫。我们发现后，仓促应战。为了保卫军部，保卫百色，我们把司令部、政治部的干部集中起来，干部带头上阵，坚决打退敌人的进犯。龚鹤村带领一部分干部和战士负责打东路敌人，我负责西路，罗小彦负责北路，还有一部分同志在城内搜索敌人。我带领政治部的十几名干部和一个排，直奔西门。当时，敌人已逼近城边，我们立即纵身从城墙上跳下去(因女儿墙已倒塌，城墙不高)，向敌人猛冲，很快将敌人打垮。我们又追了四五里，因沿途没有搜索，怕有埋伏，就撤回城里。这次战斗，三路全胜，我军伤亡很小，只罗小彦同志负轻伤。敌人退过河以后，就不再退了，伺机反扑。于是我们就用大炮轰击，迫使敌人逃到山里。百色一仗，敌众我寡，我们所以能以少胜多，因为敌人是乌合之众，他们入城后，到处抢劫，队伍散乱；而我们的队伍是一支能征善战的部队，特别是党员干部带头上阵，真正做到了冲锋在前，发挥了模范作用。百色战斗后，龚鹤村去平马，准备攻打南宁。军部估计敌人还会卷土重来，遂从二纵队调来一个营，驻守百色，准备打击来犯之敌，保卫根据地。 1930年1月，红七军主力开始向右江下游的果德(现改为平剽、隆安一带移动。这时，桂系军阀已得知我军准备攻打南宁，遂从前线开回四个团的兵力向右江进犯。2月初，我军在隆安与桂军接触，我先头部队只有一个营，寡不敌众。以后主力赶到，在隆安外围与敌展开猛烈战斗。经过3天的激战，敌人的伤亡虽然比我们大，我们的伤亡也不小，沈静斋同志牺牲了，李谦、阎伯衡、王展、何莽等同志负伤。我军遂撤出隆安，退向平马。敌军一路尾追，我军又放弃平马，在亭泗与敌接触，双方均有损失，我军遂退到东兰。 当时我们留守百色，经常和军部保持联系。后来，一连几天电话不通，了解不到前线的情况，我们十分焦急。曾派侦察人员前去探听消息，因田阳一带被土匪占领，不能通过。我们分析主力部队可能已经撤出平马，但撤到哪里不清楚。如撤向百色，我们固守百色就没有问题；如撤向东兰、凤山，我们只有一个营的兵力，敌人来犯，部队可以冲出去，但物资会全部损失。在这紧要关头，需要我们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采取果断的措施。由于其他领导同志都不在，只有我和符斌同志负责，深感责任重大。我们经过反复分析研究，为了保证全军的军需物资不受损失，决定放弃百色。我们连夜动员，做好撤出百色的准备工作。第二天，我们雇用了50多匹骡子，带着全部物资，安全撤出百色。在我们撤出的当天下午，敌人就进城了。我们经过凌云、风山到达东兰的武篆。军部已先我数日到达，我们胜利会师了。由于我们采取了果断的行动，及时撤出百色，保住了辎重，使部队得到补充。我们还带来10万小洋(约合七八万银元)，解决了部队的经费，全军上下都非常高兴。 在苗山播下革命火种 我们到武篆与主力会合后，休整了十余日。但是，大批人马常驻根据地，给养问题解决不了，再回右江已不可能，只有向外发展才能解决困难。当时，东北方向敌人力量薄弱。因此，前委决定红七军主力向黔桂边界发展，开展游击战争；第三纵队仍留在东兰、凤山，坚持根据地的斗争。 1930年3月，军部率一、二纵队东渡红河，向河池进军。河池只有少数地方武装驻守，敌人听说我主力部队到达，不战而逃。我军占领河池后，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宣传工作。4月初，我军从河池出发，占领了怀远，筹到几万银元，随即向思恩(今环江县)进发。途中遭到桂军截击，分成两路。两天后，到了贵州的荔波，我军才又汇合。 这时，部队已进入黔桂交界的苗山，这里是苗族聚居的区域。由于封建军阀和国民党的长期压榨、歧视，苗族同胞过着极其落后贫困的生活。这也造成了苗、汉之间的严重对立。当我军进入苗山时，苗族同胞紧闭寨门，不准我们进寨。他们对红军不了解，以为汉人的军队都是压迫他们的。我们向他们宣传，他们也不听。张云逸同志亲自去叫寨门，仍不开。后来军部给苗族头人送了几支步枪，又经过耐心地工作，苗族同胞才打开寨门。部队进寨后，通过会讲苗语的人宣传我们的主张，宣传红军是劳动人民的队伍，是打国民党反动派的。另外，我们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不歧视少数民族，遵守红军的纪律，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赢得了苗族同胞的信任。他们看到红军确实和国民党军队不同以后，我们通过苗族区域就很顺利了，有苗族同胞给我们带路，每到一个寨子，为我们叫寨门，替我们作宣传。这次进军苗山，扩大了红军的影响，在苗山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榕江大捷 四月底，我军走出苗山，直奔榕江(古州)。榕江是黔东南一个比较大的城市，有2万人口，商业也比较发达。城里贮存着许多武器、弹药以及军需物资，这里是军阀王家烈的后方供应地。当时，贵州军阀与湖南军阀为了争夺地盘正在湘黔边境混战，王家烈把全部兵力都开到前线去了，榕江空虚，只有黔军第二师副师长史勋远带领五六百人和数百名地方保安队守备。我们得到这一消息后，前委决定出敌不意，突然袭击榕江，我先头部队到达榕江城外便向敌人猛扑过去，城外守敌猝不及防，退到城里。我军乘敌不备，向城里敌军发起猛攻，傍晚我军占领榕江。这次战斗消灭敌军大部，缴获步枪600支，子弹十余万发以及其它军需物资，还缴获了几门大炮和一座无线电台。这是我们第一次缴获电台。此外，我们在榕江还筹集了10万元的经费。这次战斗的胜利，解决了我军物资上的许多困难，使部队在武器装备上得到了补充；同时也锻炼了部队，振奋了斗志。对俘虏，我们实行优待政策。经教育后，愿意留下当红军的，我们欢迎，不愿意留下的，我们也不勉强。由于我们对俘虏实行了正确的政策，对贵州的敌军影响很大，敌军中不少下级军官对进攻红军表示动摇。后来，听说王家烈始终不愿意和我军接触，这也是原因之一。 我们攻占榕江城的第二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军政治部在一个小学的操场上召开了纪念“五·一”的群众大会。到会的群众很多。我们向到会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宣传中国无产阶级要与农民联合起来进行革命斗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工农民主政府。到会的群众第一次听到这些革命道理。 王家烈在前方听说榕江失守，急如星火，连夜从湖南调军队回援；这时，我军在榕江已经休整了3天。5月4日，前委决定分水、陆两路撤出榕江，经从江到达广西边界的富禄镇。这时得知王家烈的4个团由北面追来，我军遂连夜渡过都江，经罗城又回到了河池。 回师右江 邓小平同志到中央汇报工作后，于1930年2月7日回到龙州。根据中央的指示。他立即通知红七军停止进攻南宁。但是，很快就得到消息说，红七军在隆安战斗失利，已退出右江，且桂军将以重兵进犯龙州。根据龙州的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红八军难以固守，敌来必退。小平同志遂决定红八军适当安排龙州附近的群众工作后，速向右江转移，与红七军会合。为了与红七军取得联络，小平同志率红八军一纵队向靖西进攻，准备在这个地区建立根据地。但打了数日，未能攻克，遂带一个连改道到达右江。因红七军主力此时已离开右江，去黔桂边界开展游击战争去了，右江沿岸已被敌人占领，小平同志遂又转向东兰的武篆。在东兰，他与韦拔群等同志一起进行了土地革命的调查和试点工作。1930年5月，以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名义，颁布了《土地法暂行条例》和《共耕条例》两个重要文件。 我红七军一、二纵队回到河池时，小平同志到东兰已一个多月了。当他得知我们到达河池妁消息后，立即赶来与我们汇合。小平同志到河池后，召集了一个党员大会，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并讨论了今后的行动方向问题。根据中央的指示和红七军所面临的形势，会议认为：关于红七军向湘粤边界发展与朱毛红军汇合问题，因湖南有敌重兵驻守，不易通过。暂不宜东进；右江群众自红七军离开后，有失败情绪，为了巩固和发展右江革命根据地，需要红七军返回一个时期；红七军返回右江后，人员可以得到补充，同时可以解决经济问题和服装问题。 这时，蒋桂矛盾日益加剧，粤军余汉谋部沿西江向南宁进逼，云南的滇军也向广西出兵，桂系驻守右江的主力部队遂撤回南宁，右江空虚。我们得到这一消息后，马上回师右江，打百色，攻平马。在百色战斗中消灭敌军五六百人。到1930年6月，我们又恢复了右江根据地。 我们收复百色仅十日，适滇军一个师经右江攻南宁，要假道百色、平马。滇军攻桂，是军阀之间的混战，对我们在右江的发展是有利的，我军遂退出百色等地，到平马附近。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在滇军通过后，我军决定打其后卫，拦截辎重，结果滇军调回头来在果化与我激战5日之久。敌军损失很大，团长死、伤2人，士兵伤亡五六百人，我军伤亡也不小，最后，双方都撤出了战斗。 滇军主力开走后，仍留下一部分兵力继续占领百色。保护他们的交通线，我军遂在平马、田州、思林一带开展工作。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一方面整训部队，建立地方武装，组织县、区游击队；另一方面，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小平同志亲自到平马、田州一带做地方工作。我们这次回到右江三个半月之久，右江革命根据地又得到了恢复，红军也得了休整和补充。 河池整编 我们返回右江后，原计划停留一个短时期，然后迅速向外发展。但因经济问题未解决，同时秋收快到了，如果红七军马上离开，农民分得的土地以及快要成熟的庄稼必然被地主抢去，影响农民的积极性。为了维护群众的利益，保护秋收，红七军决定在1930年11月出发。但在出发出前一日，南方区代表邓拔奇(即邓岗)赶到平马，传达中央的指示。10月2日召开前委会议，邓拔奇传达了6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议和中央对红七军的指示。中央指示红七军离开右江地区，向东发展，打下柳州、桂林，在小北江建立根据地，阻止两广军阀不得有一兵一卒向北增援，保证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和几省的首先胜利，最后打下广州，完成南中国的革命。当时我已调政治部总务科工作。中央的这个指示是用药水密写在一块白布上，是我用药水洗出来的。这个指示是立三路线统治中央时给红七军的。虽然在1930年9月下旬中央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上，就已经纠正了立三路线，并停止执行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各地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但由于当时党中央尚在上海，白色恐怖严重，中央与各地的交通联络十分困难，文件不能及时下达，所以，我们还不知道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前委根据中央六月指示的精神，决定整编部队，并把县、区的地方武装编入主力红军。同时，对部队中的女同志进行疏散，本地人由当地组织进行安置；外省来的不好在当地安置，就介绍到香港或到上海去找中央。除此之外，我们还做了一些长途行军的准备工作。 10月上旬，红七军在向河池进军途中，与红八军的第一纵队会合。第一纵队在龙州起义后，曾随小平同志去攻打靖西，后来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又回援龙州，但龙州已失守，红八军受挫。第一纵队余部在袁振武同志率领下，艰苦奋战，经云、贵边境到达广西凌云县的向阳。这时，才与我红七军会合，遂编入红七军。我们到达河池后，召开了红七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会议传达了中央六月指示，改选了前委。前委委员有：邓小平、陈豪人、张云逸、李谦、袁振武、许进、李朝纲、黄一平。候补委员有：龚鹤村、胡鹤林、杨英。陈豪人任书记。会后，前委即着手整编部队，取消了纵队，改为3个师，干部也作了调整：红七军总指挥李明瑞，军长张云逸，政治委员邓小平，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参谋长龚鹤村，经理处长叶季壮，政治部总务处长袁任远，教导大队队长阎伯衡，政委袁任远(兼)。十九师师长龚鹤村(兼)，政委邓小平(兼)，政治部主任许进，辖五十五团、五十六团。二十师师长李谦，政委陈豪人(兼)，政治部主任李朴，辖五十八团、五十九团。二十一师师长韦拔群，政委陈洪涛，该师留在右江，坚持斗争。经过整编，全军(不包括二十一师)共7000多人。整编大会后，军首长检阅了部队。随后，即在部队中进行北上的动员，口号是：“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 转战桂黔湘 部队整编后即从河池出发，准备经庆远向柳州前进。到怀远时和敌人有一个小的接触，即占领了怀远。后发现庆远有敌重兵防堵，我军立即改道，从罗城北面走。在罗城附近的四把，同广西军队遭遇，打了一个恶仗。10月下旬，我军到达长安(现名融安)。长安是融江上游的一个商业中心，是一个大镇，有三四万人口。我军决定打长安，筹点款。其时，长安已有敌重兵驻守，白崇禧又从柳州率一个师来增援，斩断浮桥，背水死守。我军打了5天没有攻下，遂向北撤退，到富禄渡江，向古宜前进。原拟经古宜到桂林，后因古宜有敌军教导师驻守。无法过河，乃改经湖南的绥宁。11月初，我军占领了绥宁。由于敌人的威逼和反动宣传，老百姓全跑了，绥宁变成了一座空城，我们只住了一夜，便向武岗进军。 11月7日到达武岗城下。·我们原来不打算攻城，后听说武岗只有一个保安团驻守，仅六七百人，为了解决经济和服装问题，乃决定攻城。武岗县的城墙完好，又有坚固工事，我们连攻4个日夜，未能破城，而且伤亡几百人，五十五团团长何莽同志在攻城时牺牲。第5天，湖南军阀何键急调5个团来增援，我军遂放弃围攻，以急行军转向南进，经新宁，过资源，突然袭击桂北的全州。敌人没有料到我军来得这么快，毫无防备，连城门都未关，我们很顺利地进了城。 红七军自从离开根据地后，由于长期行军和频繁的战斗(几乎天天有战斗，没有3天以上的休息)，战士颇感疲劳，遂决定在全州休息3天。在全州开会时，广大干部、战士意见很大，议论纷纷。这时，邓拔奇和陈豪人借口向中央汇报工作，离开了红七军。陈豪人走后，由邓小平同志任前委书记，主持前委的工作。前委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将4个团改为3个团，并尽可能把非战斗人员变为战斗人员，以充实下层。同时，；对伤兵也作了适当安置。我们在全州筹集了几万块钱，但是衣服、布匹始终没有得到补充和解决。；不久，白崇禧亲自率一个师由桂林向全州进攻，我军遂撤出全州，向东南方向进发，经永安关到达湖南的道县。道县除少数贫民没有逃跑外，商人都跑光了，无法筹款。我军在道县住了两天，就向江华进军。 布防在曲江、英德一带，故决定向北江、湖南宜章一带发展。这一带多是山地，过去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红四军二十九团曾在这里活动过，有群众基础。龚鹤村原在红四军工作，据他说，二十九团失败时，散失在这里的红军士兵不少，我们到这里，部队可以得到补充。故决定不打连州，继续东进。行至星子圩(连州的一个较大的市镇，离连州80里)，据侦探报告，湘军两个团昨晚到达黄沙埠(距星子圩20里)，我军遂又决定转向连州。我军到达连州，敌人撤进城里，我们占领了城外的街道，采取围而不打的办法。后来，连州商会答应筹款3万元，我们也就解围了。因筹款问题在连州逗留了几天，随即向乳源的梅花村进发。 梅花村是一个山区，四面高山，地形险要。我们到达后，曾在这一带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组织游击队。几天的时间就武装了十几个农民。这时，粤军邓挥率部追来。据侦察员报告，敌人只有一个团。我们决定，消灭邓挥的部队。战斗一开始就很激烈，从中午一直打到傍晚。后来我们发现敌人不是一个团，还有湘军一个团、警卫队一个团，共3个团。敌众我寡，敌人火力也比我们强，我军伤亡很大，于是，不得不撤出战斗。这次战斗，很多重要干部伤亡，对红七军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李谦、章健两同志牺牲，龚鹤村、袁振武、李显同志负伤。我所在的这个营，营长牺牲了，4个连长牺牲了两个、负伤两个，其中有一个还是重伤，排长伤亡2／3，战士死伤一半。我们撤出梅花村时，敌3个团一直尾追我们。我们决心甩掉敌人，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与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的中央红军汇合。 进军湘赣 我军退至乐昌后，决定从城南20里的地方过乐昌河(即北江的上游)。本宜拂晓过河，因为刚刚撤出战斗，人困马乏，未能实现。到上午10时，前卫团才到达河边，军部在两小时后才到。由于船只少，部队渡河的速度很慢。小平和李明瑞同志率五十五团先过河，我们一营是在二营之后过河的。待后卫部队渡河时，粤军从乐昌、韶关两处乘汽车赶到，占领了渡口，我后卫团只过了一个连，就被截断了。张云逸同志率领军直属队和五十八团未能过河，与我们失去了联系。 五十五团渡乐昌河后，经仁化到达江西的崇义。在崇义，我们一面休整，一面开展群众工作，并派人出去打听五十八团的消息。不久，我们就和赣南行委一路分委取得了联系。得知在离崇义70里的杰坝有一支百余人的游击队，并建立了根据地，我们遂把伤病员安置到杰坝休养。当时，我们曾企图以崇义为中心建立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创建工农民主政权。我们做了20多天的工作，发现这里党和群众工作的基础太差，干部又缺乏，仅建立了几个区、乡的政权。根据崇义的情况，如果敌人重兵来犯，红七军只有一个团，很难坚持。后来得到消息，敌人准备进攻，我们遂研究了下一步行动方案。据赣南行委同志介绍，红三十五军曾在信丰建立过工农民主政权，红三十五军走后，根据地遭到破坏。如果红七军去信丰，那里有群众基础，可以使当地的政权得到巩固，并且可以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联系起来。但是，崇义东面的上犹县，敌人驻有一个师的兵力，不易通过，而且赣江上游一带，敌人防范较严，渡江有困难，只有北上井岗山，沿途敌人力量薄弱，较易通过。 我们到崇义后，即取消了前委，改为团委，小平同志任书记，受赣南特委领导。小平同志在崇义把工作安排好后，经团委决定，去中央汇报工作，并了解“富田事变”的情况。春节前，他带几个同志到杰坝与赣南特委开会，研究开展地方工作的问题，同时慰劳红七军的伤病员。随后，即去中央。小平同志走后，由佘惠同志任书记，成员有许卓、李明瑞、袁任远和张翼，我们把它叫作小前委。 2月中旬，敌人从三面向崇义进攻，我们遂按原定计划向北撤到营前，然后到达遂川的大汾。这时，我们得知永新是湘赣根据地的中心，遂向永新前进。 张云逸同志率领五十八团摆脱敌人后，沿河北上，避开乐昌县，到达坪石。在坪石渡过乐昌河，经汝城、桂东，于3月中旬在湖南酃县的十都圩附近与王震同志率领的湘赣独立第一师的第三团会合了。然后两支部队南下资兴、汝城，寻找五十五团。由于敌人向湘赣进攻，两支部队遂北上。在茶陵打了一个胜仗，歼敌300多人，还活捉了敌人的一个团长。以后就转到永新的天河，进行休整。 我们沿途打听五十八团的消息。当我们路经泰和县境时，听说天河来了红军，遂向天河前进。1931年3月下旬，五十五团与五十八团终于在天河会合了。经过整训，部队士气大振，在地方上又补充了一部分新战士，然后又回到永新。4月底在永新召开了红七军第二次党代表大会，总结了转战桂黔粤湘等省的经验教训。这次大会又选举了新的前委，前委成员有张云逸、李明瑞、许卓、许进、叶季壮、佘惠、袁任远等。 三军联全歼敌 1931年4月，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反革命“围剿”。总前委决定成立河西总指挥部，统一指挥红七军、红二十军、湘赣独立一师的行动。其时，滕代远同志正率新兵数百人由湘鄂赣返回中央革命根据地，途经永新，由于蒋介石调集了20万军队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一时无法返回，遂参加了河西总指挥部的领导。李明瑞同志任总指挥，滕代远同志任政委。河西红军的任务是牵制敌人，配合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的斗争。 根据总指挥部的决定，我军集中力量攻打安福之敌。适驻守安福的敌军韩德勤五十二师的一个旅向我进攻，在廖塘桥与我军遭遇。红七军打右翼，独立一师打左翼，红二十军为总预备队。这是三军会合后，第一次联合作战，士气很高。战斗打响后，我军动作快，冲得猛，敌人的追击炮还未架好，我军就冲上去了，敌军大败。这一仗，消灭韩德勤一个团，俘敌数百人，缴枪约干支。敌军残部逃回安福。这是三军会合后的第一个大胜仗。安福大捷后，接着打宜春，由于敌人设防严密，城墙坚固，不易攻占，我军遂经莲花，攻打茶陵、攸县、安仁、酃县，以后又打下遂川。我军连克5县，所向无敌，军威大振，给敌人很大震动。 蒋介石在第二次反革命“围剿”被粉碎之后，仅仅隔了一个月的时间，7月又发动了第三次反革命“围剿”。为了粉碎敌人的这次反革命“围剿”，中央决定将红七军、红二十军调往中央革命根据地。从此以后，红七军就与中央红军会合，编入红三军团，成为中央红军的一部分。红七军是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在湘赣根据地三个多月，行动积极，英勇顽强，对保卫湘赣根据地及配合中央红军作战，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我因病未能随红七军去中央革命根据地，留在大汾、草汾、井冈山的大院一带休养。病愈后，就参加了湘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