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邪的博客
海外闲笔,
正文
作为六四当年的思想激进的学生， 我对六四的态度一直没有变。 但是这里， 我不是想说六四如何， 我只是想说，六四结局对在此之后的影响。
要说影响，还是离不开阶级或者阶层分析法， 我们可以把当时或者此后的中国出于不同政治经济地位的阶层做一下划分：特权阶层（这里是官僚特权阶层，亲属，极其子女， 我们不妨称之位特权阶层，权贵阶层）， 第二个是知识阶层，包括知识分子，大学生，以及后来出现的大量新富阶层， 然后就是工人市民阶层，最后才是农民。 中国的社会，有着非常明显的金字塔或者食物链的关系。 今天的中国，更符合层林法则。 另外两个连带的问题，就是一个正常或者健康社会所具有的社会公平和公义意识。 最后，另外一个隐含的集团，是军人集团。 在这里，我不称它是人民解放军，或者别的什么，它是个军人集团。 是个微妙而重要的集团。
六四之后，最大的受益者，显然是官僚集团， 而且是官越高，受益就越大。 六四之前，官倒就已经激起巨大的民愤了。 现在看来那不过是小打小闹。 六四之后，高官子弟经商，成为大款，已经非常普及和普遍。 他们经商，实际上，是赤裸裸的利用关系和体制，从国库分钱， 这本质上， 和赖昌星没有任何区别。没有了社会力量的制约，官僚系统基本上可以为所欲为，腐败基本上没有了底线。 所以，当今的财富，主要集中在高官子女极其家属手中，或者是与之相关的红顶商人手中。
另一方面， 官员的贪污，已经成为一个潜规则。 不贪污？做官就没有任何意义。 一来是因为，六四以后，再也没有什么人，能够对贪污提出体制外的抗议。 社会公义和正义基本上丧失殆尽。 整个社会对官员没有了任何制约的力量。 大家可以放心的去贪腐。 同时，还有一个原因，是江泽民上台，底气和正当性都显不足，具备他同样条件的人非常多，他没有邓的资历，底气和权威。 也就是说，即使在党内，他的权威性和正当性都有人质疑，当然，党外的中国社会，这个时候，等同于不存在。 所以，为了巩固地位，只能封官许愿，提拔亲信，有意无意的纵容贪污，甚至财色交易，这样做，既符合人性原则，更符合他巩固地位的需要。 对于任何不服气的实权人物，只要祭起这面大旗，没有人可以不中箭落马。 这样一来，不仅社会上，而且整个党内，都变得利益至上。党变成了利益一致的集团，而不是为理想而奋斗的先锋队，是发财先锋队。至于说一些口号，比如三个代表之类，那些东西，只是用来提升士气的东西，免得这么大的集团，失去方向而人心涣散，同时，也是为了忽悠一些确实有点理想或者对身份有优越感的基层党员。否则，为什么入党呢。
六四镇压使得中国理想主义全面陷落，无论是哪个阶层，都不在“空谈”，免得不合适宜。
说到理想主义的陷落。 六四之前，党内是有一些理想主义的官员存在的，比如胡耀邦。赵其实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也是有想法的。 之后，党内不可能有理想主义官员的立足之地。社会上也是。同学朋友聚会，大家都尽量避谈政治，只谈赚钱，吃喝玩乐和女人。
六四对知识分子最大的冲击，就是失望加绝望。 知识分子从来都不是一个独立的阶层，正如学生不是一个独立的阶层一样，但是知识分子，可以谋取自己的利益，而不再去关心社会正义。 而六四之后，知识分子正是这样做的。 我觉得，这不能全怨知识分子。
六四之后，知识分子的失望与绝望是双重的。 一是对体制和官僚阶层的绝望。 这样赤裸裸的血腥镇压，让他们知道，这个制度改良是没有任何余地的，不仅如此，六四之后，这个政权和制度，也不再给他们任何表达与政权不同意见的机会了。 知识界受到了彻底的管制与清洗。 但是从利益上，知识界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利益损失，专家学者们由此变乖，变的更会赚钱了。大家知道不能改变，也没有其他社会力量的支持，于是把良心个公义放到一边，成为商人。 贩卖知识的商人。 在校大学生接受了血的教训，也不再关注什么腐败和政治。
知识分子另外一重失望，则和当时的大学生一样，来自对工人农民的失望，乃至绝望。 学生运动，因为学生并没有自己本身的利益存在，他们的呼吁和呐喊，往往是全社会性质的，而且往往具有先驱性质。 所以，毛泽东才说“镇压学生运动没有好下场”， 而历史上，除了六四被抹黑（通过抹黑当时的学生带头人，以及被利用）外，历史上中国的学生运动，共产党没有否定哪一个。 六四当时的工人和农民，尤其农民根本没有太明白学生一些诉求的长远意义。 所以，镇压之后，仅仅北京的镇压，全国其他的地方，基本上就做鸟兽散。 也许是当时农民刚刚包产到户，腐败并不严重，工人还没有开始下岗，中国的经济还在上升。 以及文革刚刚结束不久，整个国家人心思定。 反正，镇压就镇压了，噤声就噤声了。
这种双重绝望之下，其实当年很多没有出国的学生，受牵连的学生很多。 大家也从中接受了教训，我曾经偶尔一个当年军校大学生，被开除党籍的学生运动积极分子，现在是个非常成功的商人。提及当年的事，都不愿多谈。个中的原因是复杂的。而我后来接触的不少的当年的积极分子，都是非常成功的商人。 这么说吧，大凡当年积极参与的人，都是有想法，有冲劲，甚至是有理想的年轻人。 所以，即使当年受冲击，他们后来混的，都是不错的。 大家都明白了一个道理，也正是政府所希望的，发财才是硬道理，利用体制，认同腐败，发自己的财。现在中国的很多有钱人，都是这个年龄阶段的人。 而这个年龄阶段的人，基本上当年都积极卷入过这场运动，尽管后来对这事的解读各不相同。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演变到今天，工人这个阶层，和二十年前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很多产业工人，和出租司机，甚至和农民工的待遇差不多。 因为他们不如知识分子聪明，更不如官僚有权势，最终的演变，彻底的沦为他们应该有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
农民这个阶层，从来是不会动的，除非饿死，或者面临饿死，他们是朴素的，也是实际的，但是，他们也是被动的。 和城市市民一样，要面临拆迁和失地的命运。 维权艰难，甚至在一个一切向钱看，一切向强势阶层和阶级靠拢的年代，他们都找不到一个能够为他们独立维权的律师。 更别说大学生为他们游行或者知识分子说话了。
这一切，似乎是知识分子以及大学生，对那场运动和屠杀，工人农民无动于衷的一种反动和报复。 历史就这个样子，只要有人学的聪明和自私，只要无人为社会公义说话和出头，那总是要有人为这个社会的不公和贪污付出代价。
一旦社会失去了人类社会基本应有的社会公平和公义，丛林法则和金钱至上，那么付出代价最惨重的，就是最弱势，觉悟最低的阶级和阶层。 而这些阶级和阶层，一旦发出诉求，一定是利益诉求，如同工人罢工。但是一旦有诉求，一定是容易失控，容易流血。 相对于其他运动，学生运动，是最具有前瞻性，也最不容易流血的社会运动。 社会有问题了，没有学生运动，那才是最可怕的。
所以，今天，中国的方向是什么？ 是挣钱，挣钱能使国家富强吗？ 富是相对的，强，则是没有根基的，看外交政策就知道。 我们的道德底线是什么？全民的信仰又是什么？没有人能给出一个问答。 大概只能回答：钱。
中国再变怎么变？再改怎么改？ 目前中国的制度合理吗？肯定是不合理，矛盾多吗？激烈吗？ 肯定是多而激烈？怎么解决？ 没有人知道，有人说，发展经济解决，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多年了，却是问题越来越严重。
答案似乎很简单，惩治腐败，改善分配，以及弘扬社会“正义和公平”。 但是所有的这几点，都要牵扯到制度改革，这会要了党的命，根本实行不了。
答案，我是悲观的。 动荡既然开始，还会持续的动荡下去。
要说影响，还是离不开阶级或者阶层分析法， 我们可以把当时或者此后的中国出于不同政治经济地位的阶层做一下划分：特权阶层（这里是官僚特权阶层，亲属，极其子女， 我们不妨称之位特权阶层，权贵阶层）， 第二个是知识阶层，包括知识分子，大学生，以及后来出现的大量新富阶层， 然后就是工人市民阶层，最后才是农民。 中国的社会，有着非常明显的金字塔或者食物链的关系。 今天的中国，更符合层林法则。 另外两个连带的问题，就是一个正常或者健康社会所具有的社会公平和公义意识。 最后，另外一个隐含的集团，是军人集团。 在这里，我不称它是人民解放军，或者别的什么，它是个军人集团。 是个微妙而重要的集团。
六四之后，最大的受益者，显然是官僚集团， 而且是官越高，受益就越大。 六四之前，官倒就已经激起巨大的民愤了。 现在看来那不过是小打小闹。 六四之后，高官子弟经商，成为大款，已经非常普及和普遍。 他们经商，实际上，是赤裸裸的利用关系和体制，从国库分钱， 这本质上， 和赖昌星没有任何区别。没有了社会力量的制约，官僚系统基本上可以为所欲为，腐败基本上没有了底线。 所以，当今的财富，主要集中在高官子女极其家属手中，或者是与之相关的红顶商人手中。
另一方面， 官员的贪污，已经成为一个潜规则。 不贪污？做官就没有任何意义。 一来是因为，六四以后，再也没有什么人，能够对贪污提出体制外的抗议。 社会公义和正义基本上丧失殆尽。 整个社会对官员没有了任何制约的力量。 大家可以放心的去贪腐。 同时，还有一个原因，是江泽民上台，底气和正当性都显不足，具备他同样条件的人非常多，他没有邓的资历，底气和权威。 也就是说，即使在党内，他的权威性和正当性都有人质疑，当然，党外的中国社会，这个时候，等同于不存在。 所以，为了巩固地位，只能封官许愿，提拔亲信，有意无意的纵容贪污，甚至财色交易，这样做，既符合人性原则，更符合他巩固地位的需要。 对于任何不服气的实权人物，只要祭起这面大旗，没有人可以不中箭落马。 这样一来，不仅社会上，而且整个党内，都变得利益至上。党变成了利益一致的集团，而不是为理想而奋斗的先锋队，是发财先锋队。至于说一些口号，比如三个代表之类，那些东西，只是用来提升士气的东西，免得这么大的集团，失去方向而人心涣散，同时，也是为了忽悠一些确实有点理想或者对身份有优越感的基层党员。否则，为什么入党呢。
六四镇压使得中国理想主义全面陷落，无论是哪个阶层，都不在“空谈”，免得不合适宜。
说到理想主义的陷落。 六四之前，党内是有一些理想主义的官员存在的，比如胡耀邦。赵其实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也是有想法的。 之后，党内不可能有理想主义官员的立足之地。社会上也是。同学朋友聚会，大家都尽量避谈政治，只谈赚钱，吃喝玩乐和女人。
六四对知识分子最大的冲击，就是失望加绝望。 知识分子从来都不是一个独立的阶层，正如学生不是一个独立的阶层一样，但是知识分子，可以谋取自己的利益，而不再去关心社会正义。 而六四之后，知识分子正是这样做的。 我觉得，这不能全怨知识分子。
六四之后，知识分子的失望与绝望是双重的。 一是对体制和官僚阶层的绝望。 这样赤裸裸的血腥镇压，让他们知道，这个制度改良是没有任何余地的，不仅如此，六四之后，这个政权和制度，也不再给他们任何表达与政权不同意见的机会了。 知识界受到了彻底的管制与清洗。 但是从利益上，知识界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利益损失，专家学者们由此变乖，变的更会赚钱了。大家知道不能改变，也没有其他社会力量的支持，于是把良心个公义放到一边，成为商人。 贩卖知识的商人。 在校大学生接受了血的教训，也不再关注什么腐败和政治。
知识分子另外一重失望，则和当时的大学生一样，来自对工人农民的失望，乃至绝望。 学生运动，因为学生并没有自己本身的利益存在，他们的呼吁和呐喊，往往是全社会性质的，而且往往具有先驱性质。 所以，毛泽东才说“镇压学生运动没有好下场”， 而历史上，除了六四被抹黑（通过抹黑当时的学生带头人，以及被利用）外，历史上中国的学生运动，共产党没有否定哪一个。 六四当时的工人和农民，尤其农民根本没有太明白学生一些诉求的长远意义。 所以，镇压之后，仅仅北京的镇压，全国其他的地方，基本上就做鸟兽散。 也许是当时农民刚刚包产到户，腐败并不严重，工人还没有开始下岗，中国的经济还在上升。 以及文革刚刚结束不久，整个国家人心思定。 反正，镇压就镇压了，噤声就噤声了。
这种双重绝望之下，其实当年很多没有出国的学生，受牵连的学生很多。 大家也从中接受了教训，我曾经偶尔一个当年军校大学生，被开除党籍的学生运动积极分子，现在是个非常成功的商人。提及当年的事，都不愿多谈。个中的原因是复杂的。而我后来接触的不少的当年的积极分子，都是非常成功的商人。 这么说吧，大凡当年积极参与的人，都是有想法，有冲劲，甚至是有理想的年轻人。 所以，即使当年受冲击，他们后来混的，都是不错的。 大家都明白了一个道理，也正是政府所希望的，发财才是硬道理，利用体制，认同腐败，发自己的财。现在中国的很多有钱人，都是这个年龄阶段的人。 而这个年龄阶段的人，基本上当年都积极卷入过这场运动，尽管后来对这事的解读各不相同。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演变到今天，工人这个阶层，和二十年前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很多产业工人，和出租司机，甚至和农民工的待遇差不多。 因为他们不如知识分子聪明，更不如官僚有权势，最终的演变，彻底的沦为他们应该有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
农民这个阶层，从来是不会动的，除非饿死，或者面临饿死，他们是朴素的，也是实际的，但是，他们也是被动的。 和城市市民一样，要面临拆迁和失地的命运。 维权艰难，甚至在一个一切向钱看，一切向强势阶层和阶级靠拢的年代，他们都找不到一个能够为他们独立维权的律师。 更别说大学生为他们游行或者知识分子说话了。
这一切，似乎是知识分子以及大学生，对那场运动和屠杀，工人农民无动于衷的一种反动和报复。 历史就这个样子，只要有人学的聪明和自私，只要无人为社会公义说话和出头，那总是要有人为这个社会的不公和贪污付出代价。
一旦社会失去了人类社会基本应有的社会公平和公义，丛林法则和金钱至上，那么付出代价最惨重的，就是最弱势，觉悟最低的阶级和阶层。 而这些阶级和阶层，一旦发出诉求，一定是利益诉求，如同工人罢工。但是一旦有诉求，一定是容易失控，容易流血。 相对于其他运动，学生运动，是最具有前瞻性，也最不容易流血的社会运动。 社会有问题了，没有学生运动，那才是最可怕的。
所以，今天，中国的方向是什么？ 是挣钱，挣钱能使国家富强吗？ 富是相对的，强，则是没有根基的，看外交政策就知道。 我们的道德底线是什么？全民的信仰又是什么？没有人能给出一个问答。 大概只能回答：钱。
中国再变怎么变？再改怎么改？ 目前中国的制度合理吗？肯定是不合理，矛盾多吗？激烈吗？ 肯定是多而激烈？怎么解决？ 没有人知道，有人说，发展经济解决，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多年了，却是问题越来越严重。
答案似乎很简单，惩治腐败，改善分配，以及弘扬社会“正义和公平”。 但是所有的这几点，都要牵扯到制度改革，这会要了党的命，根本实行不了。
答案，我是悲观的。 动荡既然开始，还会持续的动荡下去。
是啊，六四之前，整个国家充满朝气。
分析和结论都很实在，所以很让人焦心无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