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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第一位坦克手董来扶(ZT)

(2010-06-30 10:58:54) 下一个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阅兵式上,火红的军旗迎风招展,战斗英雄董来扶驾驶我军第一辆坦克“功臣号”,作为坦克方队的指挥车,率领由100多辆中、重型坦克组成的战车方阵,威风八面地驶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的英姿勃发的战斗英雄已变成白发苍苍的耄耋老者,光阴改变了他的容颜,却无法抹去他那些闪耀在历史长河中的“光点”:17岁入伍,在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中各立大功一次;是我军坦克部队技术最熟练,立功最多的“功臣号”坦克驾驶员;1950年被中央军委授予“钢铁英雄”荣誉称号;出席了我国首次战斗英雄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深入敌营 智夺坦克

   今年78岁的董来扶老人出生在山东诸城一个贫苦农家,为了生活,13岁时只身来到沈阳谋生。“闯关东啊,不闯活不下去了,瘦得就剩三根筋挑着个脑袋。”老人说,到了沈阳后,他在一家日本人开的钢材株式会社当整理工,经常和日本人接触,学会了几句半生不熟的日语。
   1945年8月,日军宣布投降后,八路军开进了沈阳城。当年10月,董来扶参加了革命队伍。因为爱摆弄机械,又会几句日语,便被安排到东北野战军特纵坦克大队,做高克副大队长的警卫员,别看这里叫做坦克大队,其实一辆坦克都没有,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找坦克。
   董来扶从高克那里获悉,沈阳有个日本人开的918坦克修理厂,被国民党的地下武装控制着。修理厂里的坦克是他们的主要夺取目标,但那些坦克均已被日军破坏,被俘的日本人正在加紧维修。厂里戒备森严,如果坦克不修好,绝对没办法把它弄出来。
   连续几天,董来扶穿着老棉袄,戴着破礼帽,一身土不土、洋不洋的打扮,到修理厂附近蹲点。凭着几句半生不熟的日语,他还真混进了修理厂,并且与几个日本修理工混熟了。
   终于有一天,日本人告诉他:“坦克修好了。”董来扶喜出望外,回来报告高克。经过周密筹划,他们开始了抢坦克行动:两人装着试车,爬上一辆18吨日式坦克,发动后先在院子里转了几圈,守卫并未提防。突然,高克一拉操纵杆,加大油门,就向大门冲去。敌人发觉不对劲,惊慌开枪射击,坦克却像猛虎下山一个劲地往外冲,想关门的几个敌人被撞得飞出老远,坦克吼叫着破门而出。
   敌人的警卫人员闻讯赶来,端着枪在后面追,可怎么也追不上。高克开着那辆坦克来到一家预先联系好的麦场,用谷草掩盖起来。几天后,他们又开着坦克向抚顺方向转移。1945年12月1日,他们来到马家湾子,组建了我军第一支坦克部队——东北坦克大队。当时大队只有一辆坦克,就是他们抢来的那辆日后成为“功臣号”的日式坦克。

  制止暴乱 保全坦克

   1946年冬,坦克大队转移到通化。
   一天,董来扶忽然在车库门口看到一个日本俘虏正与警卫战士争吵,原来日俘谎称接受命令去发动坦克,警卫战士坚持说没接到命令决不能进车库。
   董来扶将计就计:“上级命令,坦克不发动了,跟我到队部走一趟。”
   “搜!”高克队长命令。
   董来扶箭步上前,在日俘钱夹左上角发现一个折叠得小指肚大的东西,展开一看,是一块用降落伞布做的白长方巾,上写“队长”两个字,下面有一行日文。董来扶和高队长正在看日文。不料,那个壮实的日本俘虏猛地冲上前,对准他俩前胸各击一拳。两个人毫无戒备,相继跌倒在地,俘虏夺门而去。 院内响起了急促的紧急集合哨,大家直奔日本俘虏住处。俘虏们正躺在被窝里,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董来扶眼尖,发现一个人枕头下露出一个白色的布角,取出来一看,正好和日本俘虏钱夹里的白色长方巾一样,只是上面写的是“队员”而不是“队长”。
   警卫人员把其他人员的被子一掀,发现每个人的脚下都有一块白布,原来这是国民党地下武装串通日本人想搞暴动,炸毁我军的坦克和武器。白色长方巾是暴动时的袖章。“队长”和“队员”是暴动时的官衔,当时他们正在屋内等待暴动的信号——电灯3灭3亮,后来发现事情暴露,才将袖章踹到脚下。
   经审讯,日本俘虏说60枚手榴弹已经装进了坦克。董来扶发疯一般跑向车库,果然在坦克里找到了手榴弹!
   “坦克就是我的命根子,从那之后我恨不得吃住都跟它在一块!”回忆起往事,董来扶笑着说。

  锦州天津 打出威风

   1948年秋,东北特纵坦克大队已扩建成战车团。董来扶的这台“铁宝贝”虽然是我军第一辆坦克,但型号老,而且多处有伤,常出故障,被战友们称为“老头车”。
   打锦州时,为了防止坦克发动不起来,他提前在坦克里燃起炭火,用来保持温度,又揣上半个干饼,悄悄地钻进坦克里检修。当军列到达锦州附近的黄屯时,“老头车”终于顺利启动,如愿登上了辽沈战役的主战场,可董来扶却早就被熏成个黑人,用他自己的话说“真是掉进煤堆里,不龇牙就找不着人。”
   锦州外围战打得异常艰苦,敌人的各种炮弹一起朝“老头车”砸来,董来扶驾驶着“老头车”变换不定地走着“之”字形,一次又一次躲过了敌人的炮火。可他奇怪的是,为什么只见敌人炮弹雨点般地落下,却不见敌军的炮位?突然他从潜望镜里发现,前方铁路上停着的空车皮下丢着几个修工事用的沙袋,“往车皮上打几炮试试。”“老头车”瞄准车皮打出几炮后,十几节车皮上总共80多个暗堡全被打哑了!一直被敌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的步兵高喊着冲了上去。
   战后,战功卓著的“老头车”被授予“功臣号”荣誉称号,董来扶荣立大功一次。
   在“平津战役”中,“功臣号”同样功不可没。攻打金汤桥,它冲在最前面。在距敌人200米左右的地方,我军被困,敌人两个地堡射出的子弹打在坦克甲板上,划出串串火星,步兵被压得寸步难行。“功臣号”上去几发炮弹就炸哑了这两个火力点,令敌人闻风丧胆。
   这次战斗,“功臣号”全体人员荣立一等功,董来扶再立一次大功。

  开国大典 终生难忘

   1949年10月1日凌晨4点,天空刚露出一丝鱼肚白,驻扎在北京丰台的坦克团早早吹响了起床号。
   “为了参加开国阅兵,我们训练了3个多月。”董来扶老人说,他和战友一起把坦克从里到外清理得一尘不染,又从上到下喷了一遍油漆,开国大典前夜,官兵们兴奋得彻夜合不上眼,白天把炮管和坦克擦得锃亮锃亮的,“脸不洗没事,坦克不擦可不行。”老人说,典礼当天,官兵们的早点是高粱米煮白薯和咸菜,“没啥好吃的,可那感觉比现在吃山珍海味都香。”
   每辆坦克有车长、正副驾驶、炮手和机枪手5人。董来扶是“功臣”号坦克的车长兼正驾驶。坦克兵们穿着统一的人字呢制服,头戴冬夏两用坦克帽,一个个威风凛凛地站在坦克旁,等待着检阅,“我们目不斜视,可都能听到‘咔嚓咔嚓’的声音,中外记者不断地给我们拍照呢。”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谈起阅兵式,老人的眼睛里依然闪烁着骄傲的神采。他说,营长王怀庆站在队前将小旗一举,大家就知道这是“注意”的意思。接着,他又将旗子画了一个圈,大家就都发动起坦克,有辆坦克一时发动不起来,其他坦克便去牵引帮助发动。
   坦克纵队开到南池子后,分成了3路纵队,其实本应分4路纵队,但因为当时天安门广场东西两旁牌楼只有3个门,只好变成3路纵队。
   当扩音器里传来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命令:“分列式开始。”
   董来扶率先驾驶着“功臣”号坦克驶到坦克方队最前面,清爽的秋风将坦克顶部的火红军棋吹得山响。“毛主席挥手向我们致意,随后又向天空挥手,因为那时飞机编队也正好通过广场上空。”老人说,其实自己特别想多看毛主席几眼,但又害怕自己的车跑偏,影响整个队形,所以只能“瞅一眼,然后赶紧看路,得空再瞅一眼。”

  将门虎子 继承父业

   1959年,“功臣号”作为革命文物被送进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董来扶不得不挥泪与“老友”告别。临展前,他建议把在战争中更换的57炮换成47炮,“让世人参观,就应恢复原貌,才能永远记住它为中国革命做出的卓越贡献。”
   去北京送坦克回来后,董来扶一直处于“失恋”状态,领导很快发现了他的情绪。为了安慰他,又特意给他重新物色一个“替身”,并继续以“功臣号”原来使用的102为代号。这一招真灵,董来扶很快又将全身心的爱投入到了新的102坦克上,像对“功臣号”那样精心爱护,细心保养。
   1986年,董来扶从原坦克一师副参谋长岗位上离休,可却时时挂念着坦克。1990年参加军委装甲兵成立40周年纪念大会时,他特意找到部队领导,要求将大儿子从大城市调到驻扎在偏僻地区的自己的老部队,“我老了,不能常来,就让儿子接我的班,替我去照看坦克吧。”
   董来扶的一家是真正的军人之家,全家六口都穿军装。四个孩子的名字更是意味深远,洛阳出生的大女儿名为洛英,蓟县出生的大儿子和二儿子分别名为蓟雄、蓟豪,在蓟县邦均出生的小女儿名为均杰,连在一起就是“英雄豪杰”。老人说,“谁是真英雄?真豪杰?我党我军才是啊!我要让我的孩子都记住,他们的爹就是一个快饿死的闯关东的流浪儿,没有党和军队就不可能有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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