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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郎随笔选7

(2015-03-25 05:08:50) 下一个

 

我将对不起儿子和祖国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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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人又在身边唠叨:“这样下去,孩子学校都上不起!”是呀,我也承认这是大实话,可我又能怎样呢?读了半辈子的书,还是一个贫贱
文人,教书挣的一点工钱刚够日常开支,房子不要说买不起,孩子念书的钱都成问题。房子先不谈了吧,贫贱的左翼文人,从“红色的三十年
代”起,不就是住“亭子间”的命么?只是连累妻子和孩子受委屈。孩子上不起学,那就做文盲好了,只是我对不起儿子和祖国母亲!

  难道贫穷是我的宿命?爷爷奶奶生了六个孩子,因为贫穷最小的送人,最大的入赘到别人家;父母生了六个孩子,因为贫穷,饿死了一半
。而今,应该赶上“富民政策”的好时候了,我只养了一个孩子,书也会念不起!想想满街都是新富人,我只能怪自己无能。父母好歹是个农
民,又赶上了社会主义优越性时代,饿死了一半,剩下的三个还能上得起学,虽然只培养成我一个上了大学。那时,毕竟孩子多上学能免学费
,考上大学就是公家人,国家养起来。而今,我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狭小的房子是单位租住的,我除了上班挣点工钱外,一无所有,还不是真
正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又怎样,在时代的观念中,早已抹去了道德优势的含义,成了被人怜悯的“弱势群体”。

  虽然早就读过郁达夫写给沈从文的信,他劝告沈从文,学点仕途经济,千万别当文人,因为文人在这个社会里就是穷的命,可我后悔已迟
又有什么用。高中时是巴尔扎克的崇拜者,后来又崇拜起鲁迅为精神导师,读书考研,再读书考博,三十多岁,业未成家倒成了,一切都来不
及了,一切都是命。还是怪自己没本事,虽然郁达夫指给了沈从文一条路,就是去偷去抢去杀人去放火,可是我本弱不禁风的瘦弱文人,黑道
上的饭那么好吃的,鸡飞蛋打,还不是白送一条命。我自己倒想过一个办法,就是到伊拉克去做人肉炸弹,小孩子都能做,我当然就能胜任。
可是,那么多“一夜美国兵”同胞又嘲笑我,出师未成先成笑柄,人言可畏,一犹豫,时机便过去了。想想,既然贫穷是宿命,我几代人的宿
命,还是安于现状、知足常乐为好。

  毕竟,感谢国家的好领导,我虽然穷一点,日子还能过,只要不与人攀比,儿子还一时饿不死吧。我不会再想什么拿钱出书的馊主意了,
放在网上照样有读者,同事不是说了出书为赔钱么,我不出书,赔不了也算某种意义上赚了。想当年,杜甫住草庐,还能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
天下寒士俱欢颜,他自己屋破受冻死也没关系。我也是一个左翼文人,为什么就没有这样博爱的胸襟?看看那些夫妻双下岗的,干了一年活拿
不到工资只好跳楼的,那些房子被强行拆迁闹自焚的,我的生活还算安定吧。

  再来看看,元旦前,焦作市化工三厂的工人参加了由多家工厂举行的大规模活动。焦作市化工三厂和其属下的市化学制药厂,自从去年被
卖给私人企业后,从焦作市的利税大户一下变成了“问题户”,生产基本陷于停顿、连工资都开不出来,拖欠职工失业保险金和养老保险金70
多万元。活动工人希望政府和厂方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问题。为了安抚工人们的不满情绪,防止工人们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厂方除了阻止工人
上访外,还在春节前给每家发了200元钱过年。工人们无奈地说,物价这么高,这点钱够干什么的?我比他们要好一点呀。忧己转到忧人,我便
可做诗了:儿子做文盲,只怪老爸穷,他人比更差,惭愧对母亲(祖国)!

  当然,我虽暂时想不出办法,我还是在等机会呀。我不是做过一个发财梦么,梦中我发财了,有钱了,儿子上学不用愁了,我好欢喜啊。
这个梦不是好的征兆么,等吧,这个梦可能很快会实现呢。那时,因为将要让儿子做文盲而对不起儿子和祖国母亲的我,会不再深感自责了吧

  2005年2月18日星期五

散落在民间里的精神兄弟于仲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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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仲达说:“我一直想做一件事情,就是给散落在民间里的精神兄弟做个精神档案。这些兄弟大都活跃于网络”。他在“散落在民间里的
精神兄弟”总题下陆陆续续地写下了关于十多位网友的系列文章,我荣幸忝列其中,便也共鸣于他的用心:“多个同道者,多几个言说常识做
人真诚的精神兄弟,解除心灵自封的路就多些,不是吗?思想深度还是广度都厉害的,在当下有不少,我更关注那些言说常识做人真诚的精神
兄弟”。

  我与于仲达相识在民间网络思想论坛,近两年他以众多高质量的文章在网络思想界引起广泛注意,博得众多好评。我最初关注他,是在
2003年底,他在槟榔园文学书院发贴了两篇关于鲁迅的文章,以成熟的文字和厚实的内容引起我的注意。他又在那里发贴了长篇日记体随笔,
我热情地回了贴。后来,在许多论坛读到他更多的文字,并相互有了多次的交流。新近,他的新书《坚守与突围——一个民间知识分子的生命
体验》(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了,我有幸先睹为快,便写下对它的观感,但不限本书收录的文章。实际上这本书收录的文章
在他发表于网络的文字中只占一部分,我盼望他以后将剩下和新写的文字再陆续收集出版。

  李永辉说“生活中的仲达是一个文弱安静的男孩,宽容、善良、单纯、热拗,对外部的世界有着超常的敏锐的认识。”通过网络与我交流
的于仲达是个热情的人,对别人满腔热情,也获得网友的广泛喜爱,许多人称他为“于才子”。我与他还是安徽老乡,都在华东这个中国中部
省份贫瘠的乡村长大,通过读书吸收现代文明的气息,韧性的奋斗和艰辛的思考中带有草根的泥土味。我虚长他八岁,深为自己的浮薄焦虑,
便也羡慕他的才华,祝愿他美好地成长。他在芜湖一家省级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皖北的小城当电视记者,志存高远而环境庸闭,努力着到远
方更大的世界中去。他一度想通过考研进入学院,终于定心于暂在学院外的奋斗,以民间化的自由写作表达自己的精神人生的追求。

  于仲达以自由写作表达了他的精神人生的追求,他的丰富的成果也使他成为网络思想论坛一道亮丽的风景。网友南朵(网络上一个让人喜
爱的人)评价于仲达,“一个执著于思想耕耘的勤勉的劳作者。在这个思想者落寞读书人落魄的惨淡年月,正是仲达这样的一批产生于互联网
时代的青年思想者的崛起,酝酿着中国民间思想的雏形与成熟!我为他以及他们的自觉、为我以及我们的唤醒鼓与呼!!”我完全赞同。我深
切地感受到,于仲达是一个物质化和庸俗化时代的精神追求者,一个纯粹的人、执著的人,在人文精神世界里直面社会人生的幽暗,痛苦着而
又坚强地探索着文明的新生与希望,承担虚无反抗绝望,坚守人文理想,突围虚妄与暗夜,尽一份灾变社会中知识分子的责任,在精神废墟中
探寻理想与希望之光。

  于仲达的文字让我感到亲切,我们同有以中文系出身为文化基础的背景,共同面对一个文学和人文思想的丰厚资源和广阔空间。当然由于
年龄和个性的差异,我们也有着显著的不同。我们都以中国现当代文学为核心专业,以20世纪中国第一等的思想文化圣人鲁迅为精神导师,致
力于知识分子个人的精神追求和外烁于社会的为文明进步的奋斗。于仲达比较注意阐释鲁迅的“立人”和“历史中间物”思想:“鲁迅作为一
个思想家,最深刻的思想是中间物思想。鲁迅的立人思想是中国本位的,而中间物意识是作为知识分子的立场的一种思考。立人思想也是鲁迅
始终关注的,但是立人来源于强烈的怀疑意识,也就是那种清醒的中间物意识”。我认为他的这种把握是准确的,睿智的。

  于仲达钟情于体现中间物意识和精神界之战士的“过客”形象,分明与他本人从事艰苦精神探索的现实人生相通,他写出了他的“一个人
的鲁迅”。我则有“鲁迅左派”言说,只是一家角度,有两个特点:一是将鲁迅——胡风、瞿秋白、冯雪峰——其他人及槟郎作为一个学派谱
系,依此来言说鲁迅左派中的鲁迅;二是将鲁迅左派放入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来言说,为社会主义运动新发展创出一条新路,最终目的,建立
一个为劳苦大众解放服务的学理系统。我们都对自由右派的自由主义化鲁迅或者抬胡适抑鲁迅垫脚不满,遭受攻击,顽强辩难,以至于他发出
“给‘自由主义者’做‘药渣子’”的愤慨之语。

  翻开于仲达的《坚守和突围》这本书,点击他网络文集上没收入书的文字,最触目的就是谈论鲁迅。除了上面简单说及的这方面的见解的
深刻和个性化特征,就是他对鲁迅研究领域内的情况十分熟悉,知识渊博,稍有影响的鲁迅研究者他都关注熟悉。在一些论坛,他常常挑起或
参与关于鲁迅的争论,热心为鲁迅辩护,捍卫鲁迅的积极意义,对一些肤浅的或歪曲的非鲁言论予以驳斥。我们之间的网络交流也基本上以鲁
迅为主题,彼此观点有同有异,相互理解和支持。显然的,我也发现年轻的于仲达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摩罗和余杰给他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
他的启蒙老师,他的许多文字都是谈论这两个人的,他的文体的特征、问题的探讨也与这两个人有密切关系,他既学习他们,也不断地反诘他
们,从而获得自己的独特精神内容。我对这两个人则毫不在意,对余杰还抨击过他的媚美挺战姿态。

  我非常佩服于仲达对中国现当代的文学与知识分子的精神分析的文字。很惭愧,身在高校以现当代文学为职业的我,不愿再写曾为学位写
的纯学术文字,材料压没思想,越来越偏重社会评论,将本行冷落了,而尚在学院外的于仲达却能将文学史材料与新颖活泼的思想结合得非常
好。《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通病》、《当代中国文学的精神缺陷》、《匮乏时代的阅读》、《“荒寒和冷硬”:一条黑暗的精神线索》都是这
方面的代表,思想清理与精神求索、理性与情性相得益彰,文采斐然,才气灵动,不愧网友赠送的“才子”、“思想者”的称赞。

  除了文学史的思想清理,于仲达也在思考独具个性的思想理论框架,《作为存在的诗学》重建敞亮“存在的暗夜”的诗性光辉;《正午的
思想》里他“感到一个强大的自我正在悄悄生长。这个自我不想淹没于世俗、功利的现实之中,而是要超越于此举世界,觅一种天上的圣光来
照耀大地的荒寒,不断在抵制诱惑与重压的努力中壮大自己,疗救衰萎的人格和意志。”当然,他的自我创造的理论框架更多来自对鲁迅的思
考。于仲达寻求鲁迅的“思想原点”,确定“精神”与“个人”才是鲁迅根本性的东西,可以说是鲁迅也是他自己的“思想原点”,但在他心
诣的“过客”的去向上还心存矛盾,他既肯定了中国“基督徒”们为中国人移植来的基督教信仰,又在一些文字里质疑这种信仰的是否必要性
和可能性。我的左翼鲁迅执著于现实的斗争,但显然也没有忽视终极关怀问题,曾经经受过基督使徒灵修训练的我终无缘“圣灵”的充满,也
知道他们鄙视“文化基督徒”的伪信仰。在《我的宗教之旅》中,我终究与鲁迅共享了一个彼岸的情人“女吊”,共通了中国化宗教禅宗的此
岸与彼岸互在的终极真理。

  散落在民间里的精神兄弟于仲达,是我所关注并祝福的。他还仅近三十岁,思想终究要与人生一道成长,我注视他“在路上”的生命体验
和精神的不懈追求,他毕竟已在个体存在的艰难和困惑中获得了某种灵魂的承诺和精神担当。我祝贺他的《坚守与突围——一个民间知识分子
的生命体验》的出版,并预祝他的民间思想者的精神写作取得更大的成就。在一次交流中,他说以后来南京时与我喝茶谈天,我期待这个美好
的日子,也更关注他目前的现实处境,祝愿他到远方更大的世界中去的心愿能尽快实现。
  2005-03-18 

 

朋友景祥和我们的工友服务中心
  与景祥相识很久了,我俩和一些网友,是一群可以称为“自由左派”的网络思想者,在网络上大家思想有相近之处,但也因为某种差异而
没有抱成一个明确的群体。所谓自由左派(我的鲁迅左派便属此类),是将民主与社会主义结合,自由、民主、正义与平等结合;在梳理社会
主义运动史上,将苏式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并列地批判继承。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旗帜:民主社会主义。我与景祥的关系也是相近又有差异
的关系。我以马克思主义为社会主义运动正宗和主潮,景祥强调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区别,而以后者为他的继承谱系。我们在网
络论坛几次交流,同异明显,终是各行其是。

  今年春节前,景祥忽然说来南京看我,我当然很高兴,他也如约前来。我想,我们又要谈民主社会主义的正宗是马克思还是伯恩施坦的问
题了。二月四日上午,景祥从扬州来南京,从火车站坐13路车,到莫愁湖站下;我也坐了两站路的公交车,我们在莫愁湖站台上相见,彼此虽
是初次现实中见面,一看便知是对方。与我在网上看到的照片一样,与我年纪相仿,他方脸平头,身材高大过一点八米,而体格魁梧匀称。我
一米七不到,瘦弱书生,我们俩走在一起,正是天设地造,十分般配,只是天地委屈我了。一见面问他这次来南京除了见我还有什么事,他说
专门来找我,我便抱歉地解释说,我家太小,我们到夫子庙找个地方聊聊。坐车到夫子庙,我引他到南京名店“回味”鸭血粉丝汤分店,请他
吃鸭血粉丝汤,正是中饭时间,又各人加了一碗咖喱炒饭。结果发现,他没有完成任务,我的饭量比他大。后来到秦淮河畔茶社,一壶雨花茶
一碟葵花籽招待他,边吃边聊,窗外便是美丽的秦淮河。

  这次见面,我们当然又争论起了马克思与伯恩施坦谁是民主社会主义正统问题,两人返根溯源,回顾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至今来的国际社
会主义运动史,期待说服对方,终感还是各行其是的结局,便索性不争论了,谈点别的。景祥便谈起了“工友服务中心”。作为左派,社会主
义者,社会解放是我们的宗旨,而劳工阶级解放又是社会解放的最重要的一个内容。我局限在大学校园里,但也在一些文章中表达对劳工阶级
解放的热情。在介绍韩国的劳工阶级解放之路文中,我非常激动地描述了由于小裁缝全泰壹的自焚,激起了韩国大学生自发到工厂打工,启发
阶级觉悟,引发劳工运动的情形。但我毕竟只是身在学府,而景祥已经到工人中去了,在广州创办了一家工友服务中心,为劳工阶级解放做着
实事,这是以前我通过网络与他交往所不知道的。他介绍了广州工友服务中心的创办情况,给我看了一本影集,是工友服务中心活动的照片,
有景祥在上课,有教师在教唱歌,有我深感亲切的劳工们的学习、唱歌、演出……。我对景祥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在为我们理想的奋斗中,
他的到劳工中实践,是我向往的,也是左翼人士应该下大力气做的。工友服务中心为工友提供各种服务全部免费,只靠社会捐款。景祥此时说
明来意,我贫贱文人,囊中羞涩,只能表示遗憾。我说可否在南京创办工友服务中心,他说有此想法,我说那我可以无报酬参加一切活动,我
是教师,给工友们讲解劳工阶级解放之路,也可以教他们写作等。下午三点多,他要回扬州了,我送上1路车,车走了,我好久不愿离去。

  景祥的家在扬州,他是一个人到广州的,这次他是回扬州度春节,特地来看我的,也抱着我能捐款的想法。我感谢他来南京看我,也知晓
并敬佩他创办工友服务中心的活动。我虽因贫困没能捐款,却感到他的事业正是我的事业,“工友服务中心”是“我们”的。我希望他能早点
来南京,也办个工友服务中心,我便更能为我们的工友服务中心做实事了,作为一个左翼知识分子,社会主义者,还有什么能比这更有意义的
呢?

  最近,景祥寄来了他们的近期《工作简报》,我很高兴地看了,我们的工友服务中心在发展,我们的左翼事业也充满希望。正如景祥所说
:我们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它是民主的社会形式。它并不反对私人拥有财产,并用这些财产谋取利润。它反对的只是资本相对于劳动的特权。
它明确宣言:人类的发展在现阶段不能缺少资本和利润。社会主义追求劳动和资本的平等,即在政治、社会和经济诸方面的平等,和为了实现
上述平等而应有的分配的公正。社会主义允许资本享有权利,正如要求劳动享有权利一样;但是反对资本成为权力,也反对权力成为资本!

  工友服务中心告诉中国苦难的劳工:我们没有理由自卑,我们更应该有足够的勇气对我们自己说:够了,我们已经自卑得太久!一切我们
创造,我们没有欠过谁的。我们创造价值的过程,为何不能提出我们的安排?我们创造价值的成果,分配时为何只能听任他人赏赐?我们何不
自强,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发出这样的信念:企业虽然不是我们开的,但是我们不是生产的奴隶,不是劳动的工具。我们其实是生产的主人,
我们其实是产品的主人!所以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不能只由他人说了算,我们必须要有发言权!我们不能再听任自己的薪水被肆意的克扣,我们
不能再听任劳动者的权益被肆意地践踏!我们呼吁法律的保护,我们也决意在法的精神下自我保卫!我们坚信,每个人之间的互助带给我们的
是强大的力量,我们每个劳动者需要这强大的力量,去提升我们的信心,来捍卫自己的权益。

  我们的工友服务中心提供中国劳工“法律咨询、法律讲座、文化活动、各种讲座”等服务内容,“所有服务和活动免费”。并且,从2004
年11月开始,广州工友服务中心与番禺打工族服务部合作,推出了“工友合唱团”活动,自给工友讲授音乐知识和歌唱技术,教唱鼓舞工人阶
级的劲歌。请看这份工友服务中心最近课程表:分上午、下午、晚上:星期日,书报电视开放、各类讲座培训、主题联谊晚会;星期一,休息
、休息、生活工作技能培训;星期二,书报电视开放、书报电视开放、读书写作沙龙;星期三,书报电视开放、书报电视开放、工友艺术团活
动;星期四,书报电视开放、书报电视开放、新女性趣味讲座;星期五,书报电视开放、书报电视开放、工友同乡联谊;星期六,书报电视开
放、表演节目排练、公民社会讲座。

  景祥现在是他一手创办的广州工友服务中心总干事。作者光明在一篇《记我第一次来工友服务中心》中写到了他第一次到迁到石溪新址的
广州工友服务中心见到景祥的情形。景祥在回答他的“所有服务和活动免费”的可能性时说:“我就知道你有这个疑问!我就告诉你吧,工友
服务中心虽是我创建的,但是,它是在很多很多关爱劳工、关爱社会进步的人士的支持下建立和生存的!它的经费现在全部来自一些学者、律
师、白领人士的个人捐助!这些学者、律师、白领人士和我建立这个机构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变当前我们劳动工人社会地位低下,权益很难得
到保障的状况,从根本上提升劳工的社会地位。当然,这些学者、律师、白领人士的财力毕竟有限,所以我们有很多活动、很多工作无法更为
有效的开展,我们常常感到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周围很多工厂的工友还不了解我们机构个性质和服务内容,我们由于经费奇缺,想印一点
宣传品对他们宣传都囊中羞涩;我们这里很多最起码的设施都缺乏,你看,这些书架、书柜和厅中的会议桌都是我自己胡乱打的。大家的钱来
之不易,所以要尽量地省,这样就可能多帮助一位工友。我也很难说工友服务中心能不能长期生存下去,不过我们从工友服务中心打算成立之
时起,就抱着‘死而后已’的想法,只要工友服务中心还有可能生存一天,就要为社会进步,为社会公正努力不停!”

  近期广州工友服务中心《工作简报》说:迁入石溪新址工作以后,工友服务中心不久即投入法律咨询、工伤工友医院探访工作。机构印制
了两千份的宣传资料,由机构干事和义工四处散发,宣传本机构的使命和工作内容,呼吁劳工经常性地与本机构接触。3月中旬开始,总干事景
祥和干事唐华、黄超以及义工李支菊、宾艳芳等人走进医院,向医院中的工伤工友派发宣传资料、名片,讲述与工伤相关的法律,引导工伤工
友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法定权益。广大工友对于广东出现这样敢于维护他们尊严与权益的且不收取任何费用的机构,先是不信,继而将信
将疑,工友们普遍认为,现在哪儿会有帮你办事不要钱的好事!众干事并不气馁,景祥总干事对其他干事和义工们说:“工友们越是对社会绝
望,社会就越需要我们!”一开始只有很少的工友来咨询,机构所有干事就非常热情地接待,不厌其详地讲解,在使来访者十分满意的基础上
,解释本机构成立的缘由和它的使命,并请来访者回去向身边的工友现身说法,打消工友们心中的困惑和疑虑。至4月中旬,每天来本机构咨询
、活动的人数已由每天的一两人增加至数十人,并且人数的增加势头还在继续。活动场所已经有时候显得狭小。

  广州工友活动中心不但越来越引起社会的支持,也引起国际左翼人士的关注。2005年3月7~8日,景祥应邀参加了由英国住广州领事馆主办
的“NPO、NGO能力建设研讨会”,研讨会上,来自苏格兰的约翰?费格逊先生全面介绍了苏格兰的NPO、NGO现状。景祥参与了讨论,并有幸请教
了约翰?费格逊先生一些他所关心的问题。4月5日下午,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副总领事谢汉伟先生来广州工友服务中心访问。景祥向客人介绍了
机构的现状,并表示本机构愿意加强国际交流,并请谢汉伟先生向国际友人和相关国际机构介绍工友服务中心。整个访问过程十分愉快。

  目前,我只是通过与景祥个人的“同志”友谊,与广州的工友服务中心保持一种联系,但在我,从在南京见到他听到他介绍的那一天起,
“工友服务中心”就是景祥及他的在广州的战友们和我共同的事业了。我祝愿我们的工友服务中心事业在广州发展顺利,不断取得更大的成绩
。我更企盼工友服务中心能在南京,乃至全国到处开花结果。最后也希望引起更多的左翼志士和进步人士来关注和支持中国劳工阶级解放事业
,关注我们的工友服务中心!
  2005-04-24,于南京

 

与徐沛MM谈鲁迅和刘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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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沛MM:你好!
收到来信,很意外,也很高兴。
之前我已读过你的大作《谁有“毛”病?(袁红冰—刘路)》,蒙亲赐,我又读了。
1,你说你“自视鲁迅天敌,上网的一大目的就是清除鲁迅流毒”,与我正相对。
这没有什么,自从文坛有个鲁迅,拥者和反者不绝,我们也不过是这鲁学史上的两朵小浪花而已。
我爱的是鲁迅反专制追求民族民主解放的不畏艰险的硬骨头精神,反对他的人无非认为现实就是合理的不该反对而已,基本上都是权贵或权贵
派,而我站在劳苦大众一边憎恶权贵,以鲁迅为精神导师。
你反鲁迅的文章未见,不好具体评论。我想到网上曾有个“云儿”,可能就是你,有人推荐给我看,我也没读过。有个“清水君”,我同情他
的政治遭遇,但他攻击鲁迅是什么“汉奸”,完全是低能阴暗心理作怪的胡扯。
2,关于刘路与袁红冰,我对后者一无所知,不谈吧。刘路是我的朋友,我们在南京见过面,谈了一晚,我非常敬重他。至于他俩争论的事,我
是关注的,但只是保持沉默。我觉得有些事是可以做最好不说的,与此相关的是我写了两首诗:《祖国,请饿我一天》和《为兰州的学生呼求
》,“博讯”上都有。你此文是明显拉偏架的。我不说袁。刘路我了解,是个好律师,好作家,有道德良知,有对真理的信仰,为中国的进步
做出了实绩。你对刘路的议论是我不能接受的。
3,听说你是什么功(纯粹因网络原因这样说,请谅解)的人,这没有什么。信仰自由,不信仰也自由,关键是作为中国人,要为国为民做一点
有意义的事。
祝好!
槟郎
3-12

阶级斗争、宪政与社会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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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派左翼知识分子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从阶级斗争到社会解放,从而建设一个自由民主的民族共同体国家社会。马克思科学地论断:
自古以来的文明历史,正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鲁迅说:面对阶级压迫,“为什么不斗争?”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
中确立,资产阶级的虚伪意识形态便被撕破,阶级斗争学说正是质面阶级压迫的现实,将阶级斗争上升到社会解放的高度,从而为被压迫阶级
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从马克思到鲁迅,中国左翼知识分子为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从阶级斗争到社会解放正是左翼知
识分子和劳动阶级的正确选择的道路。
  
  人类的文明史是一部阶级压迫和阶级反抗的历史。奴隶社会的奴隶主和奴隶,封建社会的地主和农民,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和工人,他
们之间的压迫和反抗的矛盾,不管维护压迫制度的御用正人君子者流怎么大骂“偏激”之可恶,以为人应该相爱,都不能否认文明史以来的铁
的事实,只能在他们顽固的粉饰太平中暴露出资产阶级御用知识分子的嘴脸。英国的圈地运动,正是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都是血淋淋的见证
。工人对资产阶级的反抗,从原始的路德破坏机器运动开始,无不遭到满口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的统治机器的残酷镇压。德国的西里西亚
纺织工人起义、法国的里昂工人运动、巴黎公社斗争,到中国的省港大罢工、京汉铁路大罢工,安源煤矿工人斗争,劳工阶级对阶级压迫的反
抗和惨遭迫害的铁的事实,正是抽在资产阶级御用知识分子脸上的响亮耳光,请他们将自由平等博爱的幌子吞进自己的肚子里去。
  
  哪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正是被压迫阶级的反抗运动促进人类文明史的发展,促进向民主、自由、和平的社会的改进。从欧文、傅利
叶到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到马克思主义登上历史的舞台,劳工阶级的反抗压迫道路便有了科学的指明灯,左翼知识分子和劳苦大
众便有了阶级斗争的理论武器。劳苦阶级的反抗既是对资产阶级的反抗,也是对由资产阶级统治的压迫的不合理的社会的反抗,对异化人性的
病态社会的反抗。由此,从阶级斗争到社会解放,从而确立一个没有压迫、自由平等的和谐、和平、民主的社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劳
工阶级的反抗取得的文明成就是辉煌的。设想没有社会主义运动,我们今天可能还生活在“羊吃人”的野蛮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漫长的每天
十八小时的工作时间,简陋和随时发生工伤事故的工作条件,童工和兼作性奴隶。稍有不满,便遭受工头和资产阶级专政机器的残酷迫害。我
们今天的文明社会比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时期进步多了,这不能不说是左翼知识分子和劳工阶级运动的功绩。劳工阶级反抗阶级压迫,自己解
放也是社会解放,人类的解放。
  
  资产阶级的自由宪政制度因为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它的天然宗旨,从来就不是真正民主的。维护资产阶级自由宪政,还是促进建立立足
于社会阶级平等的民主宪政?或者说,宪政,自由的还是民主的?这是资产阶级右翼自由宪政派与社会主义左翼民主宪政派的根本分歧所在。
自由宪政派维护阶级不平等和阶级压迫制度;左翼民主宪政派强调反抗阶级压迫和阶级平等。自由宪政派要维护资产阶级在劳工阶级的贫困上
建立起自己的荣光,左翼民主宪政派要实现阶级平等和社会和解。在左翼知识分子和劳工阶级的反抗斗争中,自由宪政派的阴谋不得不破产,
自由宪政向现代自由民主宪政制度进步,工人阶级终于有了组织工会的自由,有了议会的竞选权,有了维护自己阶级利益的左翼政党的执政机
会。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因为有了左翼知识分子和劳工的反抗,终于被社会主义运动逐渐改造为带有民主社会主义因素的现代自由民主社会。
  
  通过历史回顾我们可以看到,劳工阶级的运动在马克思主义诞生后,进入了新的阶段。随着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的建立,劳工阶级的斗争
越加自觉和显示出强大的力量,资产阶级反动势力不得不退让妥协,劳工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越来越高,经济和文化条件也越来越得到改善。
阶级斗争取得成绩的关键是建立现代自由民主宪政制度和实现普选权,由于东西方国情的不同,在这个关键斗争目标上,第二国际后期社会主
义运动发生了分化,出现了民主社会主义和苏式社会主义分裂发展的局面。西欧由于资产阶级对劳工运动的退让,自由民主宪政基础较好,并
通过斗争实现了普选权,出现了新的大好局面。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在第二国际中右翼的引领下,走上了和平方式的议会斗争。通过议会
席位和政党选举,乃至左翼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执政,不断维护了劳工阶级权益,缩小着资产阶级对劳工阶级的压迫程度和社会不平等程度,向
着和解双赢的结果互动。即使发展到这样,工人阶级也不能放弃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促进和保障阶级和解和双赢,阶级投降只会带来屈辱和更
大压迫。
  
  由于建立了现代自由民主宪政制度和实现普选权,西方的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出现了向着和解双赢的结果互动的新局面。在东方,社会主
义运动在出现了另一种情况。第二国际的左翼,以俄罗斯的社会主义力量为代表,在没有自由民主宪政制度和普选权的东方,推翻了旧的阶级
统治,建立了历史以来从未有过的苏式现实社会主义制度,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成为世界性的新的社会主义运动,与民族独立运动
相结合,摧跨了资本帝国主义的世界殖民体系。新的现实社会主义运动在一些国家通过暴力革命取得了政权,仿效苏联斯大林主义建立的社会
制度虽然在消除阶级压迫建立阶级平等社会上做了新的探索,但却存在官僚主义专制,社会高度集中统一,缺乏自由度等制度问题。民主社会
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本是马克思主义和工人第二国际运动的父母所生的同胞兄弟,却互有差异。在六十年代,资本主义阵营和现实社会主义
阵营都发生了社会动荡,资本主义阵营的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取得的成就基本定型,向着和解双赢互动的成果也终是有限。而现实社会主义到了
七十年代内部矛盾加剧,中国在这个年代末开始了改革;苏联和东欧则到八十年代末发生巨变,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党短暂执政后,现在也基
本是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掌权。
  
  从大的视野来看,当今天下的社会制度,美国和它扶植的几个小国家如日本、韩国,是独特的民主资本主义制度,老西欧和新东欧实行的
是带有民主社会主义因素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国则是从苏式社会主义起步开始自身改革,摸着石头过河和方向未明。未来的中国向何处去?美
式资本主义道路?欧式民主社会主义因素为特色的道路?还是一条独特的第三条道路——完全的民主社会主义?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毛泽东时
代的现实社会主义消除了阶级压迫却加强了官僚主义专制,邓小平以来的改革社会主义恢复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阶级压迫和阶级反抗又出
现,但又还没有确立现代自由民主宪政制度和实现普选权,中国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的阶级压迫超过了前两种制度社会。
  
  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和中国劳工阶级放眼欧美,直面中国的政治国情,探索由阶级斗争到社会解放的道路,有两个步骤要走。第一个步骤,
追赶欧美,为确立现代自由民主宪政制度和实现普选权而奋斗,缩小阶级差别,向着和解双赢的结果互动。这一阶段,自由主义宪政派是我们
的同路人。第二个步骤,超越欧美,实现完全的民主社会主义,实现社会的彻底解放。
  
  2004年10月23日星期六于南京

 

鲁迅左派论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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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30年代,参与成立和领导“左联”,接受马克思主义和成为社会主义革命政党的“同路人”,这是不争的事实。回应自由主义对此一鲁
迅的批评,本文首先确定鲁迅“左翼”的性质。“左翼”与“自由主义”正是20世纪思想论战的一个对子。“鲁迅左翼”或“鲁迅左派”正是
继承和发扬、发展以30年代为集中体现的鲁迅精神的思想派别。“鲁迅左派”有四个关键词,上面都已提到,正是“鲁迅”、“左翼(左派)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以这四个关键词确立本文思想的单元,由此发展思路,树立“鲁迅左派”或“鲁迅派左翼知识分子”的
旗帜。 同时,面对当代活跃的民族主义思潮,鲁迅左派反对自由主义的全盘打杀的倾向,确立左翼民族主义的观念。最后,谈谈作为学派谱系
的“鲁迅左派”情况。

一般而言,“社会主义”在20世纪的思想言说中有两种所指,一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简称苏式社会主义,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社
会民主政党的社会主义。苏式社会主义模式已经崩溃,肯定其历史存在的一定的合理性,更要批判这种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病,揭示其历史存在
及最终崩溃的经验和教训。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民主政党的社会主义,两者之间有点差异,前者偏重于文化和审美,仍是乌托邦理想和批
判现实资本主义的价值参照;后者偏重于政治和经济,由于社会民主政党的执政而现实化,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改良政治形态。
中国走的是苏式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时代非常明显,邓小平时代开始渐渐发生变化,处在不断发展的改革进程之中。加上中国不同于前苏
联和西方的国情,中国的改革社会主义仍有着生命力。改革社会主义毕竟是一种过渡形态,未来怎样发展?放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实行
资本主义形态,还是继续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这关键取决于获得统治合法性和执政地位的政党。现在能探讨的是两点。首先,将自由民主社
会制度的建立作为中国发展的方向和目标,这种社会制度政治上民主,混合经济,文化思想上多元化。在这样的现代民主社会结构上,社会主
义与非社会主义的区别不在根本的社会制度上的变化,而在执政党的政策上的偏向。在一种自由民主社会制度上,社会主义政党执政,推行社
会主义政策,便是社会主义。其次,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可称为“民主社会主义”,是当下中国现实社会主义发展的目标和理想,
也可作为对现实批判的理想价值形态。这两点思考既总结了苏式社会主义失败的教训,又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的理想,且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和社会民主政党的社会主义的某种程度的沟通。这两点结合的民主社会主义也是现实和理想的两面的统一。
社会主义思潮中,有一些直接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有一些与马克思主义既有某种程度的联系,又有某种程度的疏离,还有一些社会主义与马克
思主义毫无关系。苏式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直接联系。西方社会民主政党的社会主义与
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则是若即若离,这由于伯恩施坦、考茨基等第二国际的中右派与马克思主义的既联系又背离的复杂关系,和社会民主政党在
历史发展上对自己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定性上的变化。我强调的社会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必须与马克思主义有直接联系,但又批判苏式社会主
义和某种程度上肯定社会民主政党的社会主义,并且较多接受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指马克思和恩格斯)
的社会主义思想则需要修正、变通、发展。社会主义首先被人们当作一种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而马克思主义则是全面的思想文化体系,作为
知识分子,作为思想文化体系、世界观与方法论、价值观与认识论的马克思主义更重要。
我将站在被压迫阶级一边,为反抗社会压迫、实现自由民主平等的人类社会理想的立场和思想追求作为左翼思潮的本质性规定。人类自有文明
以来,这种为被压迫者的左翼文化传统便一直存在。但我强调的是,进入现代文明以来,有形形色色的左翼文化思潮,但马克思主义无疑是最
深厚博大的、影响最大的和最有生命力的。我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为我所更高肯定的“左翼”。
接下来,谈对以鲁迅为旗手的“鲁迅左派”的内涵的确认。“鲁迅左派”,是鲁迅与左翼、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结合体。鲁迅既是左翼文
化工作者,30年代左翼文化领袖,又是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至于鲁迅本人思想的独特性,不能与左翼、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任何
一个划等号,但可以与鲁迅左派、“鲁迅主义”划等号。有人说,鲁迅本人的思想是发展变化的,曾有的又放弃,矛盾性存在,有一些方面思
考不多或缺失,这是存在的。鲁迅左派的看法是,鲁迅思想的本质特征是等于鲁迅左派或鲁迅主义的,他放弃的或存在的错误需要修正,他的
矛盾性需要在变通中统一,他一些思考不多或缺失的方面需要补充和发展。
“鲁迅左派”一词是我在网络思想论坛与自由主义派学友、毛左派学友交流、辩论中确立的,因此,鲁迅左派的思想与自由主义和毛左派共处
一个当下网络思想语境,相互联系而又彼此不同。有人,例如英国BBC中文网记者魏城,说我确立“鲁迅左派”是为区别于“毛左派”, 我承
认这种说法符合一定实情。不过,“鲁迅左派”思想的更大思路是从30年代鲁迅的评价开始和发展的,与自由主义针锋相对,为此一鲁迅与左
翼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政党的关系辩护,是一个直接的原因。


    
鲁迅一生经历了清朝和民国两个时代,他对这两个时代都是不满的。正如清末和民国正是中国社会激烈动荡、变革的时期,鲁迅作为时代的先
进的知识分子,思想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发展着。鲁迅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他是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出现在中国思想界的,即所谓“精神界之战
士”,这使他不同于刻板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和善变的从事实际工作的社会活动家。
鲁迅的思想发展经历了与社会发展相联系的三个阶段。早期留学日本时,他以“文化偏至”说贬斥盲目崇拜西方物质文明,热心介绍西方以施
蒂纳、尼采和克尔凯廓尔为代表的“新神思宗”,即现代非理性人本主以思潮,倡导以拜伦为“宗主”的摩罗诗派。曲高和寡,鲁迅尝到了呐
喊于生人中的寂寞。五四时代,中国社会思想发生大变局,鲁迅以个性主义和启蒙主义思想从事文学创作和社会文明批评,取得成功,一跃而
成为思想界的领袖级人物。随着国民大革命的失败和社会主义思潮在世界和中国的流行,鲁迅在他人生的最后阶段,目光被吸引到苏联,他走
向了马克思主义。
鲁迅曾说清朝时,他只是一个异族的奴隶,而这个朝代是中国漫长封建传统社会的一部分,充满了礼教“吃人”的悲剧。辛亥革命后,建立的
中华民国在复辟和军阀争夺中动荡着,鲁迅也说觉得久没有中华民国,革命前是奴隶,革命后变成革命新贵们的奴隶了。“革命”是动荡变革
时代的常用词汇,鲁迅的思想也不例外地与革命复杂地结合着。“革命”一词的破旧立新的含义,在中国的实际社会变革中,首先被用来指不
同于康有为梁启超和平改良派的孙中山等人的暴力推翻清朝政权建立民国的政治活动。民国建立后的十多年里,政权变动而社会结构依旧,革
命在政治意义上逐渐失去了光泽,虽然在文化意义上获得了更加的流行。在20年代中期,鲁迅对“革命”的理解是复杂的,但随着革命与社会
主义运动结合,革命获得了新的意义,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鲁迅也终于明确了有关革命与文学的思想,这成为他后期思想的一个核心内容。
20年代中期,在辛亥革命十多年后,孙中山联俄联共,发动了国民大革命。南下广州一度卷入这场革命的鲁迅,对此抱着喜忧参半的态度。他
认为广东可以成为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成为反革命的策源地,而群众并没有掌握自己的命运,“奉旨革命”现象含着这场革命的危机和肤浅
。鲁迅肯定革命对社会变革的巨大作用,但认为革命前只有对现状不平的文学,革命中无文学,革命后的文学已经不是革命,这时他对革命文
学基本上是不承认的态度。随着大革命的失败和蒋介石独裁政权的建立,一出革命成闹剧和悲剧收场,民国招牌依旧。被这场革命吓了胆,差
点丢了性命,鲁迅转而移居上海半租界,得到的教训是文艺与政治对立,前者要变革后者要维持现状,革命一旦胜利变成维持现状的政治,文
学被政治家压迫。
中国社会变革不断,“革命”不断。当1928年鲁迅受到创造社太阳社围攻时,鲁迅躲不开的革命又以新的面目出现了。这次革命不同于辛亥革
命和国民大革命,现在批评他的是社会主义运动的革命文学的倡导,背后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与马克思主义学说、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联系
在一起。鲁迅走向马克思主义,在他的有生之年,他对前两个革命失望过,但这次革命他抱了信心到最后。
社会主义运动本源于工业革命后的欧洲,到马克思主义确立,成为世界性的社会思潮和运动。作为一种批判资本主义的社会理想,马克思恩格
斯等经典作家却未看到其实现。但在20世纪,这种理想终于在现实中开花结果,却都含着对马克思主义原创者设想的偏离。社会主义运动首先
在东方诞生了苏联式社会主义政权,接着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也有了执政的机会,但两种社会主义在一般人的看法中区别是很大的,又有
着深层的共同点和联系。鲁迅和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直接受到苏联的影响,鲁迅作为一个作家,是经由苏联文学,走向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早在1925年为《苏俄的文艺论战》一书写《前记》,鲁迅就一直未间断地关注苏联文学。在1928年前,鲁迅对苏联文学的认识和理解主要受托
洛茨基和沃隆斯基的影响,可以说,后来在中国社会主义者中名声很臭的托洛茨基是鲁迅学习苏联文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导师。鲁迅对革
命与文学三阶段的认识,对革命“同路人”的关注和好感,对革命内容和艺术特性的统一的强调,都明显受着托洛茨基的影响。在托洛茨基被
苏联政权放逐后,为进一步认识马克思主义,也为促成中国左翼力量建立统一战线的需要,鲁迅在1929年后将注意力转到了普列汉诺夫和卢那
察尔斯基,并翻译出版了两人的著作;30年代后,鲁迅直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
作为将社会主义运动落实为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的第一次尝试,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经历了摸索和曲折的历程。不过,现在回过头来看,
有两条发展的线索。鲁迅关注和介绍的托洛茨基、沃隆斯基、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都可称为非正统派或“自由派”,他们在苏联的政
治舞台上都遭受挫折打击,思想上受到批判,但他们对文艺的理解更接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而“岗位派”、“无产阶级文化派”、“拉普
”可称为正统派、激进派,他们更富有苏联式原创特色,更背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1932年,斯大林解散了“拉普”而代之以苏联作家协会
,文艺从此完全由政党控制,斯大林式专制也渐渐成为苏式社会主义的代名词。
苏式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运动在现实社会落实的两种主要方式。现在,苏式社会主义阵营已经
瓦解,民主社会主义在欧洲的议会斗争中遭到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及形形色色右翼势力的打压。有人说中国的搞改革开放的邓小平式社会主义
或者可成为社会主义的第三种形式,这需要以政治的民主改革的最终成功来确证。
鲁迅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走向了马克思主义,参与了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是中国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文化巨人。鲁迅是经由苏联文学走
向社会主义的,但他吸收的是苏联的“自由派”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拉普”和斯大林的正统派的列宁斯大林主义,后者才代表了苏联式社
会主义的特点。因此,鲁迅虽经由苏联走向马克思主义,他不同于斯大林主义和苏式社会主义,而直接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欧洲的民主社
会主义相通。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理想仍有着巨大的生命力,未来发展前景乐观而光明。政治上,欧洲民主社会主义和中国改革
社会主义仍有着生命力;思想文化战线上,马克思主义美学仍是欧美高等学府和学术研究机构里的显学。鲁迅走向马克思主义,是他的后期的
思想的伟大的发展,他的这个思想发展焕发着有意义的历史光彩。当然,鲁迅走向马克思主义,或者可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忽视的是,
他是有着独立而丰富思想内涵的思想家,称他为鲁迅主义者更恰当。马克思和鲁迅都是国际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的大师和巨人。


  
“左翼文学”既是指作家的立场,又是指与这种立场相联系的文学思潮。这立场便是为劳苦大众服务,为被压迫者服务。因此,左翼文学的最
简单明确的定义便是为被压迫者、劳苦大众的文学。
对于文学,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显然的,左翼文学不同于游戏娱乐的文学,他强调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不同于宣扬超阶级的抽象人性的文学
,它明确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对立;不同于为艺术而艺术的神秘主义,它关注现实生活的真实的社会关系。左翼文学是劳苦大众的精神食粮,
游戏娱乐的文学功能仍然发挥着作用。被压迫者的人性见证着压迫社会的非人性,左翼文学便是根扎于更广大的人群的人性的文学,左翼文学
当然是文学,艺术特性被保持和强调。左翼文学以为被压迫者服务为宗旨,目的是为了促进广大劳动人民的社会解放,这涉及三方面相关的内
容:一是对被压迫者命运的揭示和对压迫社会的批判;二是呼唤被压迫者的觉醒和反抗,以改变被压迫的命运;三是探索由阶级解放到社会解
放,由压迫社会到无压迫社会的进化的道路。
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左翼文学的奠基人和大师,他的文学探索道路是中国现代左翼文学思潮的前进道路。从《诗经•国风》、乐府文学,到《红
楼梦》,为被压迫者的文学虽遭封建正统文学篡改和压制,仍然不绝如缕地坚持和发展下来,与现代中国左翼文学相通。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
现代左翼文学,既是中国传统为被压迫者的左翼文学的优秀民族遗产的继承,又是对世界左翼文学的丰富营养的吸收和发展。19世纪末和20世
纪,传统封建中国向现代文明中国转型,世界文明日益一体化、全球化,中国现代左翼文学当然有了不同于传统阶段的新的特点。鲁迅作为中
国现代文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他同时也确立了中国左翼文学的阶段性成果和未来方向,左翼文学是20世纪中国的主导文学思潮。不论是从进
化论到阶级论,从国民性批判到提倡革命文学,鲁迅关注的重心始终是被压迫的劳苦大众,这正是左翼文学的最深层本质的规定。
鲁迅出生在没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作为破落户子弟,在更容易感受到的社会炎凉中清楚地看到压迫阶层的腐朽和被压迫者的苦难。在他从事
文学工作后,他逐步确立了为被压迫者服务的志向。他说:“其实,我当时的意思,不过要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
的憎恶和愤怒而已” 。
鲁迅由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开始他的文学活动,一开始便表现出左翼文学的特征,这便是不大关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而将注意力集中在
落后的俄国和东欧等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世界上的被压迫民族和一国之内的被压迫劳动大众是相通的,被压迫人民的命运也正是被压迫民族的
命运,这里,鲁迅的左翼立场与爱国主义、世界主义是互为一体的。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为被压迫人民的文学使鲁迅观照自己本民族和人民的命
运,他说“我看到一些外国的小说,尤其是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小国的,才明白了世界上也有这许多和我们的劳苦大众同一运命的人,而有
些作家正为此而呼号,而战斗。而历来所见的农村之类的景况,也更加分明地再现于的我的眼前。偶然得到一个可写文章的机会,我便将所谓
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 可以说,一开始鲁迅的文学活动和文学思想便是左翼的,上流社会
与下层社会的对立以及对劳苦大众命运的关怀,正是鲁迅为代表的中国左翼文学的本质性规定,而这与鲁迅翻译介绍的世界左翼文学是相通的
,后者强化了前者。而鲁迅后来创作的小说散文和杂文无不是丰富着中国左翼文学的这个本质性规定。
鲁迅对俄罗斯民族文学的爱好经历了他的两个时期,前期作为个性主义者和启蒙主义者,他关注19世纪的俄罗斯现实文学;后期作为社会主义
者关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文学。不管是个性主义者和启蒙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前后期的鲁迅都是左翼文学者。鲁迅的《祝中俄文字之交
》便是献给伟大肥沃的“黑土”的赞美诗:“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辛酸,的挣扎
”,“希望”和“悲哀”,“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鲁迅的左翼文学思想同样从民主革命时期
的俄罗斯和社会主义苏联得到营养:“十五年前,被西欧的所谓文明国人看作半开化的俄国,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十五年以来
,被帝国主义者看作恶魔的苏联,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给我们亲见了:忍受,呻吟,挣扎,反抗,战斗,变革,战斗,建
设,战斗,成功。” 
鲁迅文学创作前期主要受果戈理、契诃夫、安特莱夫、阿尔志跋绥夫等俄罗斯作家的影响,后期在思想上受托洛茨基、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
斯基的影响,经由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喜爱《毁灭》、《静静的顿河》、《铁流》等苏联革命文学作品。鲁迅的早期左翼启蒙主义向后
期的左翼革命文学的发展,苏联文学担当了桥梁作用。虽然30年代斯大林专制使苏联式社会主义蒙羞,而80、90年代之交苏东巨变,苏联式社
会主义制度解体,原因是很复杂的,但不能由此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许多尝试之一的苏联十月革命的意义全盘否定。鲁迅的左翼思想与俄罗
斯和苏联文学的联系更不该受到城门失火殃及鱼池的指责,因为,一分为二地看问题,鲁迅所接受的俄苏是正面的积极的,而苏联式社会主义
的失败归因于与鲁迅接受的无关的或反面的因素。
鲁迅后期参与了中国革命文学的浪潮,对于他,革命文学有着实在的内容,这便是劳苦大众的反抗。革命文学不管它与什么政党的目标一致,
对于左翼鲁迅来说,只要与为被压迫者服务的目标一致,不怕成为革命政党的同路人,仅仅因为革命文学“这是属于革命的广大劳苦大众的”
,“我们同志的血,已经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运命,是革命
的劳苦大众的文学” 。因此,对于后期的鲁迅来说,仍然是“劳苦大众”,而不是政党政治及革命,是他的关注重心。对于鲁迅来说,为被压
迫的劳苦大众服务的目标是一贯的,作为一个革命政党的同路人是次要的和从属他的左翼文学一贯的目标的。当他发现自己受到革命的政党的
一些人物压制时,他是愤怒的,他始终是独立的,坚守着他的左翼文学的原则。
海外学者林毓生认为,鲁迅为被压迫者的文学担当是扎根于一种道德感情,因此不容许任何的机变权诈和实用主义;李欧梵先生赞同他的这个
看法, 认为这种道德倾向的内在逻辑必然会使他反对那种职业的政治家,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的,对于后者就发生了两个口号之争。他们
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为广大劳动人民,为被压迫者,这左翼文学的立场,正是他的道德使命和担当。
正如鲁迅开创的中国现代文学必会发展下去,他开创的左翼文学传统也将必有后来人。为被压迫者、劳苦大众的左翼文学,在鲁迅之前有着中
国的传统和世界的同类,而在鲁迅取得巨大成就之后,在鲁迅的丰碑确立方向之后,中国现代左翼文学必将继续开拓未来的前程。

民族主义是近代以来一直强烈存在的社会思潮,虽然每一个民族进入文明史以来便有对自己本民族的自觉意识,但现代民族主义无疑是西方文
明全球化的产物。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殖民侵略,不但引起了中国与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也激化了封建统治者与被压迫民众的矛盾。在东
西方文化的碰撞中,致力于民族觉醒和现代化的先进知识分子学习西方强国经验,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便被中国所接受。与西方一些单纯
民族的国家不同,中国的现代民族观念,实际上指多民族共同体的国家。中国的现代民族主义意识,便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同体国家
的意识,体现为中国人对本民族国家的情感、意识和观念,便包括对民族国家内部矛盾和与外部矛盾的看法两个方面。
现代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主义,表现出多样的复杂的形态。因为要谈鲁迅,我们可重点考察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以鲁迅为代表的30年
代左翼民族主义,便与自由主义的右翼民族主义,国民党政权的民族主义有着不同。从内外两个矛盾的视角来看,左翼民族主义强调民族民主
革命,即反帝反封建,既反对帝国主义,又追求阶级解放。自由主义的右翼的民族主义不赞同左翼民族主义的反帝和阶级斗争,强调模仿西方
,在维护现政权的稳定基础上确立现代自由宪政制度。国民党政权的民族主义有两种表现,一是以蒋介石为代表,推行法西斯主义的民族主义
,一是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民族投降主义。国民党政权的民族主义的两种表现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间也有反映,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和40
年代初的战国策派相似于前一种,周作人等“附逆”知识分子属于后一种。显然的,左翼民族主义是中国30年代的多样民族主义中的主导性思
潮,这也是中国抗日反帝斗争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现代著名思想家,左翼文化巨人鲁迅有着非常成熟而又先进的现代民族主义观,这是他的博大精深的左翼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鲁迅不但是现代中国文化的一个巨人,也是中国左翼文化的永远的旗帜。在当前,民族主义思潮非常活跃,并且表现形态极其多样并且复杂,
重新学习和弘扬鲁迅的左翼民族主义观,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从内外两个矛盾及其关系角度来分析,鲁迅的左翼民族主义表现为三个特点。
鲁迅的左翼民族主义首先是被压迫阶级的民族主义,指向着由阶级解放到社会解放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在鲁迅的青年留学时期,怀抱着“我以
我血荐轩辕”的救国理想的鲁迅确立了现代“立人”的思想,由“立人”而建立“人国”,由此确立民族的振兴道路。但这一思想过于玄虚,
没有在现实中落实的可能,鲁迅于是陷入了思想的迷茫。在五四时期,鲁迅猛烈地批判中国传统文明的“吃人”本质,但喊出的“救救孩子”
的呼声毕竟空洞,伴随他的是“与黑暗捣乱”的虚无而绝望的情绪。虽然鲁迅很早就由俄罗斯文学认识到国家内部是分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两个
阶层的,只有到二十年代后期,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才终于找到了自己确信并为之奋斗的青年理想的踏实的道路,这就是献身于阶级解放,
由阶级解放到社会解放,这正是他的“立人”到“人国”玄虚理想的可行的现实选择。从这个意义上,鲁迅主义,当是指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
后的鲁迅思想,这是鲁迅思想发展的高潮和成熟阶段,30年代的鲁迅由此成为左翼文化的大师和旗帜。鲁迅由批判国民性到批判社会的阶级压
迫,揭露统治者的反动和社会黑暗,热切地为新兴的阶级解放的斗争而掷出他的像匕首、像投枪的笔。正如他所说:“左翼作家们正和一样在
被压迫被杀戮的无产者负着同一的运命,唯有左翼文艺现在和无产者一同受难(passion),将来也将和无产者一同起来。”
鲁迅的左翼民族主义其次是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指向着反帝和团结被压迫民族共同发展国际主义的道路。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生活在帝国
主义对第三世界的疯狂压迫和被压迫民族奋起反抗民族救亡的时代,民族救亡既指向对国内封建统治者的反抗,也指向着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对
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在鲁迅深受幻灯片事件的刺激,弃医从文,致力于思想启蒙之初,鲁迅便大量翻译世界上被压迫国家的作品,他感到深
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与世界弱小民族的心灵是相通的。也由此,他在《摩罗诗力说》中表达了对英国诗人拜伦对被压迫民族反帝斗争的支持
的敬意。30年代,第一个现实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担当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反帝斗争的导师的角色,鲁迅与国际左翼革命力量相呼应,便也对苏联
表达了他的敬意。在社会主义运动的打击下,帝国主义的世界殖民体系被打破,第三世界国家纷纷获得了民族独立。尽管苏式社会主义后来由
于内部问题而瓦解,苏联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为第三世界国家打退帝国主义获得民族独立所做出的贡献是无法抹杀的。鲁迅既为中国的反对帝
国主义斗争做出伟大的贡献,也对世界弱小国家的反帝斗争热心支持,表现出左翼民族主义所包含的国际主义精神。鲁迅称赞密茨凯维支,“
是波兰在异族压迫之下的时代的诗人,所鼓吹的是复仇,所希求的是解放”。他积极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营救被国民党法西斯政府逮捕的
国际左翼人士牛兰夫妇等人。他撰文猛烈地揭示和批判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压迫,《友邦惊诧论》便是这样主题的众多的名篇之一。
鲁迅的左翼民族主义还表现在同形形色色的错误的民族主义作斗争。针对狭隘的自大的民族主义,鲁迅作了尖锐地批判,指出它是“合群的爱
国的自大”,于反帝无补,反而有害,因为它将无理性的由于外国强权的压迫所产生的愤恨无例外地要发泄到本民族的独异之士和弱者身上。
自大民族主义推崇国粹,盲目地仇视外国一切东西;鲁迅却批判国粹中的封建性糟粕,坚持“拿来主义”,以西方为师,“即使那老师是我们
的仇敌罢,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拿来当以利我为主,所以鲁迅又反对“被描写”,反对帝国主义话语对中国的丑化。他特别指出一种“西
崽”的民族主义,“依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为洋人的狗腿子,又骂洋人,更为虎作伥地歧视同胞。对30年代以国民党政权为依靠的
民族主义文学运动,鲁迅更是加以深刻地揭露它是“流尸文学仍将与流氓政治同在”,实际上是国内的反动统治者勾结帝国主义镇压本国劳动
人民和为帝国主义前驱欺负其他被压迫民族的流氓政治在文学上的反映。鲁迅也同自由主义的右翼的民族主义作斗争。后者对左翼民族主义的
反帝和阶级斗争不予理解和表示反对,实际地维护着当时反动的压迫人民的国民党政权,不自觉地充当着压迫阶级的“乏走狗”。鲁迅并不反
对现代宪政制度,他一则认为与虎谋皮,无实现的可能也就没有积极意义,反而充当了统治者压迫人民的“刽子手”,二则他认为平等和自由
很难两者得兼,阶级解放的民主比抽象的自由实际上是统治者压迫人民的自由更重要。自由主义者憧憬着挤入国际帝国主义俱乐部,他们不反
帝并往往与帝国主义一样歧视第三世界被压迫民族。
学习鲁迅的左翼民族主义,具有极大的时代意义。鲁迅的民族主义是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是被压迫民族的国际主义。在当下
的中国,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并没有消除;当下中国民族主义思潮仍非常活跃,并且思潮内部各种民族主义非常复杂。鲁迅的左翼民族主义观
便仍是值得学习和弘扬的可贵的精神资源。
学习鲁迅的左翼民族主义,首先要反对民族自大主义。民族自大主义盲目排外,于反帝无补,又将反弹力打到民族内部,乱给人扣“汉奸”帽
子。其次要反对民族虚无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将民族语言和民族精神亵渎,否定一切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在他们的眼里,本来是中性词的“
民族主义”成了完全的贬义词,还创造了“爱国贼”一词,糟踏“爱国主义”的积极精神。再次,反对自由主义的右翼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
主义常常以敌视左翼的追求阶级解放的民族主义为己任,并且为帝国主义作怅,欺负第三世界被压迫民族。在美国未经联合国授权发动的对伊
拉克的侵略战争中,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从“一夜美国人”,到“一夜美国兵”,站在如狼似虎的强者一边支持非法侵略第三世界弱小国
家,狐假虎威,实际上重演了鲁迅所严厉批评过的30年代右翼民族主义者黄震遐小说中所表现的为帝国主义前驱的滑稽剧。
学习鲁迅的左翼民族主义,就要支持民族内部的反对阶级压迫的斗争,也要支持世界上被压迫民族的反帝斗争,这是左翼民族主义的两个核心
定性。首先要由阶级解放到民族解放,建立“人的国”,从而振兴和繁荣我们的民族共同体国家。其次要支持世界人民的反帝反霸斗争,这是
与作为第三世界的中国的民族振兴分不开的,也是国际人道主义和国际正义的体现。以鲁迅为开创者和奠基者的鲁迅左派必继续将这种为被压
迫阶级和民族而奋斗的左翼民族主义进行到底。

鲁迅左派之所以为“派”,当然是有许多学人构成的。鲁迅作为以他的不朽名字命名的思想派别的当然的开山祖师和奠基者,享有至高无上的
至尊地位。从20世纪30年代左翼鲁迅,到21世纪初有人开始“鲁迅左派”谱系的整理和言说,正式打出这一派别的旗号,至今已有了七十年左
右的历史。在这之间,鲁迅左派还有重要的学人,如胡风、瞿秋白、冯雪峰等。胡风,无疑是鲁迅左派从鲁迅到后来者的最重要的桥梁,是鲁
迅的最重要的亲传弟子和第二代继承人,为鲁迅左派的延续和中国左翼思想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苦难人生也为鲁迅左派增添了
悲剧的意味。
胡风,20年代在日本留学期间,接受了苏联和日本的左翼文化影响,成为日本文化界如小林多喜二等左翼文化战士的朋友,开始了他的为左翼
文化事业而奋斗的人生历程。显然的,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是作为左翼文化发展的最伟大成果
,很难想象,在以后的一个非常相当长的阶段,谈左翼文化不谈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不是直线型单纯的,由于马克思主义经典
作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为生命个体的历史限制和社会发展变化的复杂性,在他们去世后,社会主义发生了严重的分裂。第二国际的中右派的
社会党人发展出社会民主主义,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改良思潮,而其左翼由列宁过渡,发展出斯大林主义,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现实的苏式社
会主义国家政权。从今天的我来看,两种社会主义是平等的,都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仍在发展着的历史遗产,但无疑,对于中国和日本
,对于鲁迅和胡风,苏式社会主义的影响是占绝对重要的地位。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初,还未走到一起的鲁迅和胡风有着不一样的情况。鲁迅
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接受从来都与他对中国现实的深刻洞识和对黑暗现实的战斗结合在一起,因而一开始就超越了苏式社会主义,而有
鲁迅左派自己的高度和特色。胡风则此时还深受苏式社会主义的极左教条的影响,思想视野有着严重的不足,不过他已经在出国前听过鲁迅的
讲课,一直崇拜着鲁迅。
日本帝国主义政府对国内的左翼社会运动进行了疯狂的镇压,介入日本左翼斗争的胡风被捕入狱,1933年6月,被遣回祖国。此时,中国左翼大
联合组织“左联”内部,从1928年关于革命文学争论开始就存在的鲁迅和青年才子们的思想差异和矛盾并没有消除,鲁迅从维护左翼统一战线
大局出发,忍辱负重,胡风的归来并表现出对鲁迅的趋近,无疑给鲁迅带来极大的安慰。尽管30年代的鲁迅在与以周扬为代表的对苏式社会主
义食而不化的才子们的左翼内部矛盾斗争中,还有瞿秋白和冯雪峰支持他,胡风无疑是鲁迅的最得意的门生弟子和战友。胡风回国后不几天,
鲁迅就亲自出门看望这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后来还在酒楼宴请祝贺胡风夫妇新生婴儿的“满月”,请茅盾、萧军萧红夫妇等人作陪,只是胡
风因故临时未到。在30年代胡风与鲁迅的并肩战斗中,胡风从导师那里受益良多,思想进步很快,清算了苏式社会主义的极左教条,领会了鲁
迅左派开创者的超越性的思想精华。鲁迅去世不久,人们就将胡风看作鲁迅的正宗嫡系传人了。胡风在这一时期担任过“左联”行政书记,在
鲁迅指导下编印过刊物《文学生活》、《木屑文存》和《海燕》,还长时间担任鲁迅和中国左翼革命政党中央特科的中间联络人。他写出杰出
的鲁迅左派反对自由主义和左翼教条主义的文献《林语堂论》和《张天翼论》,与中国的苏式社会主义教条派代表周扬展开关于马克思主义文
论重要概念“典型”问题的论争,与鲁迅、冯雪峰共同提倡“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周扬派的“国防文学”展开论战。1936年10月19日
,伟大的鲁迅在国民党的大资产阶级反动政权的残酷迫害下,在他呕心沥血地为中国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的奋斗中身体严重损耗,因病不幸逝
世,中国当时执政党的左翼人士和反政府的左翼革命政党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胡风为导师起草了讣告用的传记,担当治丧办事处主任,与
其他左翼战友一道为鲁迅守灵,为鲁迅抬棺。那幅上海民众代表敬献的“民族魂”大旗覆盖在鲁迅的灵柩上下葬,这是对鲁迅左派开创者的当
时最清醒的评定,胡风悲伤永久失去自己的导师,他意识到他以后的神圣使命,那就是继承鲁迅左派传统。
鲁迅去世以后,阶级斗争,特别是民族解放斗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成为左翼的重要时代任务。胡风团结鲁迅生前身边的其他弟子,创办
了取名纪念全面抗战爆发的《七月》杂志,后又创办《希望》杂志,出版《七月文从》、《七月诗丛》等,继续为左翼文化的发展和参与时代
的战斗而奋斗。抗战以后,中国左翼阵线发生着复杂而重大的变化。一方面,鲁迅成为当时执政党的反动政府直接控制区的左翼文化界的光辉
的旗帜,鲁迅的方向是他们追求进步的唯一方向。另一方面,左翼革命政党反政府的地方割据政权在抗战中发展壮大,经过1942年整风运动,
毛泽东在党内获得了无比巩固的领导地位,创建了革命政党的全面的意识形态。毛文化思想与鲁迅一样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革命实践相结
合的产物,但毛作为政党政治的领导者更多地接受了苏式社会主义政权建设而不是文化创造的部分,打上了浓厚的斯大林主义的烙印,虽然为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带来了胜利,但其弊端是明显存在的,这在整风期间对王实味、萧军等受鲁迅影响的左翼知识分子的错误批判,特别是在
1949年后一系列的错误直到“文革”为最高潮中显示出来。在30年代上海就与鲁迅、胡风有着思想差异和矛盾的周扬派进入延安之后,融合进
毛的革命政党意识形态之中。毛的延安派革命政党意识形态在军事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但他的文化旗帜却不能不与左翼的已存在的鲁迅的旗
帜相冲突。40年代,随着革命政党的军事上的不断胜利直至解放全国,中国左翼知识分子相当多人随着大势所趋,纷纷地“延安化”并取得了
主流地位。他们反过来给继续高举鲁迅旗帜的知识分子很大的压力,甚至要强迫后者“革心洗面”,摆出“唯我独革”的架势。继续高举鲁迅
旗帜的鲁迅左派胡风的后来的悲剧命运就这样不可避免地临近了。
40年代的胡风以继承鲁迅左派传统为己任,高举鲁迅旗帜,发扬鲁迅精神,在为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文化战线上继续前进。然而面临着延安
派的主流的左翼话语的压力,他不能不困惑,但固执的胡风顽强地表现了对鲁迅左派传统的忠诚,在尽可能的范围里捍卫鲁迅,针锋相对地还
击。显然的一个难题是,左翼文化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一个遗留的弊病便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政党的政治运动二位一体地
紧密结合在一起,当中国的革命政党还不够壮大,中国左翼文化相对独立地发展时,鲁迅作为一个非党知识分子能够成为左翼文化的旗帜。但
当左翼革命政党强大到一定程度,建立了一定规模的地方乃至全国性的政权后,以苏式社会主义为榜样的中国左翼政党领导人必然要确立自己
的意识形态全面统治的地位,他只能将关于鲁迅的言说进行改写而纳入自己的权威之下。左翼知识分子如周扬和香港才子们在“延安化”之后
,自觉地维护这个权威。作为左翼学人的胡风在政治上也自然地接受了这个权威。在接受左翼革命政党权威的政治领导上,胡风别无选择地,
也是当时的左翼文化逻辑使然,他对毛泽东的尊敬和信赖是真诚的,从来就未有意识地质疑过。这种情况下,他对鲁迅左派传统的坚守就以一
种奇特的方式显示出来。他不由自主地误解着毛的鲁迅言说,将毛的文化思想看成与鲁迅一致的, 二位一体的,而将毛的本来的苏式的社会主
义意识形态只看成是周扬和香港才子一帮宗派主义者的。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1945年关于舒芜《论主观》的讨论、1948年香港才子们对
胡风和路翎的批判和胡风派们的反击,使延安派与胡风们的矛盾越来越大,而胡风却仍认为自己与革命政党的权威并不冲突。
对于胡风1955年的悲剧事件,各种派别的学人探讨得够多的了,在我看来,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在经典作家这里就存在着弊端,上文已经指出过
。要看到第二国际后期社会党的社会主义和苏式社会主义的分化,我当然对这两派都是既有肯定又有否定的辩证地看待。苏式社会主义在落后
国家,包括毛时代的中国,建立了现实社会主义,功绩大矣,却是专制社会主义,有着致命的缺陷,终于要么走上像中国现在这样改革的道路
,要么像苏联在七十年后发生剧变解体。而社会党的社会民主主义虽然至今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改良形态,却在发达和具有深厚民主基础的西
方从另一个方面修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带有突出的民主社会主义性质。鲁迅和胡风超越了苏式社会主义,结合中国的实际社会斗
争,从另一个落后国家发展出民主社会主义形态。因此,胡风的悲剧是主流的专制社会主义与处于弱势的民主社会主义相冲突的悲剧。专制社
会主义制造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悲剧,自己也咽下了专制的苦果。60年代,毛反起了苏式社会主义,发动了比苏联更“左”的“文革”,注
定了中国毛式社会主义比苏联更糟。因此,毛逝世,邓小平上台后,全面否定了文革,开始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由于邓氏的及早改革,中国
社会主义也避免了苏式社会主义的崩溃。胡风的悲剧是中国左翼社会主义运动曲折过程中的悲剧,胡风的方向正是鲁迅左派的民主社会主义方
向,这个方向最终由鲁迅左派的第三代后来者明确地发展清晰出来。
胡风作为鲁迅左派开创者的亲传弟子和继承人在第二代鲁迅左派学人中享有第一等的地位。他对鲁迅左派的坚守,对中国左翼文化的贡献,为
中国社会主义运动民主化的努力,都具有思想和人格上的意义。他虽然遭到同一左翼阵营的专制社会主义势力的迫害,但并未屈服,这种为真
理殉难精神也是鲁迅左派的宝贵精神财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鲁迅为第一代开创者,胡风为代表包括瞿秋白和冯雪峰等人为第二代,
现在,鲁迅左派新世纪的后来者继续高举派别旗帜,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走向民主社会主义正在继续前进。鲁迅左派大有后来人!
最后顺便谈谈王晓明先生。王晓明先生在中国当代学人中研究鲁迅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当然,与王富仁、钱理群、汪晖等一样,他们是在鲁
迅左派外研究鲁迅的,其局限性可想而知。汪晖的《反抗绝望》几乎是与鲁迅左派对着干的,著作里竟然避而不谈三十年代的左翼鲁迅。王晓
明呢,一本《鲁迅传》将鲁迅的自觉的左翼选择歪曲,在他的笔下,鲁迅倒像盲人一般,被历史的诡计糊涂地带到左翼阵营,左支右绌,非常
滑稽。当然,王晓明先生的鲁迅观虽然与我不同,他对鲁迅的理解有相当一部分我是赞赏的。

“鲁迅左派”,是鲁迅与左翼、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结合体。鲁迅既是左翼文化工作者,30年代左翼文化领袖,又是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
主义者。鲁迅是经由苏联文学走向社会主义的,但他吸收的是苏联的“自由派”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拉普”和斯大林的正统派的列宁斯大
林主义,后者才代表了苏联式社会主义的特点。因此,鲁迅虽经由苏联走向马克思主义,他不同于斯大林主义和苏式社会主义,而直接与马克
思主义经典作家和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相通。不论是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国民性批判到提倡革命文学,鲁迅关注的重心始终是被压迫的劳苦
大众,这正是左翼文学的最深层本质的规定。鲁迅的民族主义支持民族内部的反对阶级压迫的斗争,也要支持世界上被压迫民族的反帝斗争,
这是左翼民族主义的两个核心定性;是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是被压迫民族的国际主义。鲁迅左派之所以为“派”,当然是有
许多学人构成的。鲁迅作为以他的不朽名字命名的思想派别的当然的开山祖师和奠基者,享有至高无上的至尊地位。鲁迅左派有重要的学人,
如胡风、瞿秋白、冯雪峰等。胡风,无疑是鲁迅左派从鲁迅到新世纪后来者的最重要的桥梁,是鲁迅的最重要的亲传弟子和第二代继承人,为
鲁迅左派的延续和中国左翼思想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苦难人生也为鲁迅左派增添了悲剧的意味。

  魏城:《BBC透视:私产入宪与左右之争》,槟榔园文学书院网站  http://libins.xilubbs.com
  鲁迅:《杂议》,《鲁迅全集》,第1卷第22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鲁迅:《英译本〈短篇小说集〉自序》,《鲁迅全集》,第7卷第38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鲁迅:《祝中俄文字之交》,《鲁迅全集》,第4卷第459、460、46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鲁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鲁迅全集》,第4卷第28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156页。
   鲁迅:《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鲁迅全集》,第4卷第28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年三十贫贱人生的随想
  
  今天年三十了,早上在床上就有念头,今天一定早起,在这中国旧年的最后一天,我要写点东西。尽管我不知道自己将写些什么,但我想到鲁迅也说他常常脑子空空地坐在桌边,只要拿起笔也就会自然地写出文字来,我想我也能。生命是流逝的,文字却可以固定住每一个瞬间的思绪。曾要求自己寒假里多写点文章,却抱着图书馆借来的和新买的书一本本胡乱地看,将短暂的寒假打发得很快。
  
  年三十,不能不想到全家团圆。父母活着在的时候,我每年都是回老家过年的。在巢湖城里工作的时候,回郊区乡下老家很方便;后来到南京读书工作,离巢湖也只两三个小时的汽车路。只是,98年4月母亲去世,99年春节,团圆的过年已是有了缺憾,但也亲到了母亲坟上祭拜。父亲99年12月8日去世,没有挺到下一个新年。在他去世八天,我的孩子在另一地的南陵县医院来到人世,在芜湖弋矶山医院躺了一个多月,终于年前出院回南陵爱人老家过了年。现在想来,带有团圆之意的过年,除了89年2月有一次孤身春节游北京外,我99年前都是在安徽巢湖老家过的。
  
  父母相继过世,2000年之后,我已是失去父母的游子,注定此生在异乡漂泊了。近几年来,过年都是地方不确定的。2003年春节,我是远离国内亲人,一人在韩国过的;2004年春节,爱人已跟来了韩国,算夫妻小团圆,孩子仍留在国内。我在韩国大田的又松情报大学的一个叫青云馆的六楼宿舍里度过了我的两个春节,也算为自己的平凡人生增添了一点异域的色彩。其它过年,都是跟着孩子跑。孩子一直由外婆照顾,除在同城南京的一个姐姐家外,带他到安徽南陵、合肥等处过年,我和妻子都跟着,虽然在亲戚家,所谓的核心家庭,自己的三口小家还是在一起团圆的。很大原因是我至今没有房子,单位租住的房子小似亭子间,不能请亲戚来我家过年。今天这个年, 爱人仍要上班,便只能我们夫妻留在家里,孩子幼儿园一放假,岳母便带到南陵去了,小家也不能团圆了。我想,与父母团圆是根本的,父母不在,夫妻团圆是根本了,至于孩子,他长大后会远走高飞,另有一个天地和家庭。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每逢春节,就是“团圆”二字也有千番人生况味。
  
  近三十七年的人生,便在一次次的过年中,经历幼年、童年、少年、青年,而今已是接近“不惑”的中年。唐代诗人李贺说“我当二十不得意,一生愁谢如枯兰”,我似乎从来就没有“得意”过,我的人生不悲哀地说是“如枯兰”吧,总之是平凡,更可以说是平庸,还可以说是我一些文章中常提到的“贫贱”。自从寻求以皈依宗教方式超脱凡世失败之后,目睹父母在贫病中相继离世之后,我对人生就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抱着活一天是一天的态度苟活着,绝望为底,反抗绝望为面,而对终不可战胜的“死亡”,则随遇而安,顺其自然。有时妻子管我太严,我就不自觉地说出话来:我还能活几年?你就让我放纵一下自己吧。
  
  我曾在一首诗里说过:你不活也没有什么,你活着便是活着,你活着便觉得世界与你相干,你活着是一种状态。这与人生状态相关的“世界”很丰富多彩,而对一般人来说,所谓“事业”便是里面一个重要内容。作为我来说事业是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小时候在农村做“人民公社小社员”,为生产队放牛、打秧草,还干过其它一些农活。共产主义现实的梦破灭以后,分田到户,我犁田耙地栽秧割稻打农药都干过,但我后来还是完全离开农村了。读书对我这样的穷人孩子是幸运的事,许多小时候的玩伴在小学和中学阶段便相继告别了校园,我却幸运地考上大学,还能继续攻读更高的学位。读书算什么事业呢?我成了一个大学教师,教书可以说是谋生的手段。“著书都为稻粱谋”,我也是不咋样的。虽然积了一些文字想出书,也联系了几家出版社,就因为拿不出几万元钱,至今未出一本书。高校的任务除教学外,便是“科研”,所谓学术研究,唯为了读学位好像认真地弄过一段段时间,但我至今不知道“学问”二字真正的含义是什么。我好像从来没有想在学问上多大投入,我却阴错阳差在网络时代里,写了一些根本不算科研成果的网络文章,甚至被一些网友称为“网络作家”。当年底向单位交不出“科研成果”时,我觉得这“称号”简直带有讽刺意味。
  
  可能因为出世太深,以出世之心入世便入世更深,我无法玩味书斋的学问,我中了精神导师鲁迅先生的毒,执著地关怀现实人生,这使我写出一些“网络文章”来,也很深地介入了人间的“是非”。因为热爱鲁迅的“反抗绝望”的入世精神,我整理出“鲁迅左派”的谱系,自认是鲁迅左派的传人,笨嘴笨舌地阐释鲁迅,以鲁迅为榜样,忧国忧民,站在劳苦大众一边,执着现实批判,探索社会理想,居然也写出了二百多篇文章。自古文人是非多,结果给我带来稀奇古怪的事。除了GA请我喝茶外,便是我“左右不是人”。我本继承鲁迅左派传统,当然自认为是左派了,却有很多自认是铁干真正左派的人否认我的左派立场。一个秀龙山人说我是与吴敬琏同样的右派;刘路在主人公论坛发贴他对我的评论文章,引起许多“真正的”左派的围攻,大都否认我的左派。一个自称是卖菜的石秋更是不厌其烦地以攻击我为“右派”为得意事。昨天无意中看到一个自称是退休老干部的蓝桥春雪的文章,除了胡编我的经历外,还说什么攻击我使“广大网友也从中明辩了是非,提高了认识,提高了理论水平”。右派呢?我不否认我有许多网友,但我就与他们思想有着明显差异,杜导斌在《想念槟郎》一文中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当我由朴素左翼论阶段进入民主社会主义左翼论阶段(见我文章《我关于鲁迅左派思考的三个阶段》),我与他们的差异就更明显。
  
  大年三十写些无聊的话,意识胡乱流动,写到哪里是哪里。总之,作为一个平庸又贫贱的人生,我出世又入世,绝望又反抗绝望。对于过年,表明了我又活过了一年,不知是喜是忧,总是有意义的。难说不愧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为人友为人师,总之随俗而作。只有在自己的随心所欲的网络文字里,我紧抓住一个“真我”,那就是继承鲁迅左派的传统,继续做一个“左右不是人”的左派,鲁迅先生不也是左右都挨骂吗?他不屈服,继续自己的方向,我也是。并且我也和他一样,在左右派别的两面之间“横站”。
  
  鲁迅左派学人瞿秋白在临死遗言的《多余的话》结尾深情地说“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我没到他说“告别了,这世界的一切”的地步,我也爱吃世界第一中国的豆腐,爱生活,今天是大年三十,我也喜欢这个新年。
  鲁迅125年(2005)2月8日于南京莫愁湖畔

 

我接受法国费加罗报关于中日关系采访记略

  昨天上午打开电子信箱,便看到一封来信,里面主要内容是:“你能同我们联系一下吗?我们想就当前的中日关系采访你一下。我们是法
国费加罗报北京记者站,计划明天到南京。谢谢。”后面附有梅莉的署名和联系电话。信件是昨天发出的,我今天才收到,那么他们今天来南
京了。

  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在我已不是头一回了,但谈中日关系问题,却是我感到诧异的。网络文章写了两百多篇,中日关系问题仅仅写了一篇
1300字左右的短文,还是因为最近被燕南网社区特邀为“反法西斯胜利60年”论坛版主之一而作,由此开始更大地关注中日关系问题,但由于
工作繁忙,没有再写这方面的文章。法国费加罗报从来没有接触过,但人家既然找上门来,我当热情响应。我便于昨天中午打了回复电话,是
梅莉记者接的。我说:我欢迎你们呀,但我不是日本问题专家,谈不出什么来,怕要叫你们失望哟。听到梅莉在电话中的声音:日本问题专家
北京这里有的是,我们就是想听听不是专家的民间的声音,我们通过网络了解了你的情况,很感兴趣,希望你接受我们的采访。我说那很高兴
,我愿意同你们聊聊。梅莉说他们晚上坐飞机来南京,明天我有空的时间找一个地方聊聊。我家就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附
近,在这里接受法国记者的关于当前的中日关系问题的采访不是特别有地域意义吗。与梅莉说了。她说他们也想去纪念馆参观,就在附近找一
家茶馆接受采访。最后约定今天上午九点前彼此电话联系。

  今天早上八点半不到,我还正懒洋洋地躺在床上看书,梅莉便打来了电话。她告诉我,他们昨天晚上已到南京,下榻在古南都饭店,问怎
么与我见面。我问明他们将打的来,便叫她可告诉司机到水西门外茶南的48路车拓园站下,我在站牌下等他们。她告诉我他们是一男一女,是
真正的法国人。我则说我的特征是戴眼镜。匆忙洗刷完毕,我去等他们,来不及吃早饭,早点去约定地点,也显示我作为中国东道方的热情来
。路上,我想这个梅莉记者是法国人吗,她的汉语可太好了。等我在48路车拓园站等来了他们,才发现,梅莉是中等个的华人,男的是人高马
大、金发碧眼的纯种法国人,都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模样。我带他们到附近的明清园茶社,服务员请我们到楼上,尚没有一个客人,非常安静
,我们便找了靠街的窗口边桌子坐下,我和法国记者坐在北边,梅莉对坐在南边。他们两人送上名片,我看了看,法国人中文名米伟文,是法
国费加罗报住北京的中国和远东地区首席记者;梅莉是首席记者助理,便明白与上次美国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我的是华人不同,这次是真正的外
国记者,梅莉是他的中文翻译和采访助手。法国记者没有与我说过中文,实际上整个采访过程中,都是通过梅莉转译在交谈。服务员拿来茶单
,我对梅莉说,外国大记者是嘉宾,你了解他的口味,你来点茶吧。她便叫了一壶绿茶和一碟葵花籽。我们便开始了采访工作,没有摄像机和
录音机,我说,经翻译后,法国记者有选择性地记录。

  从九点到十点四十,我接受法国记者米伟文先生和其助手梅莉女士关于当前的中日关系问题的采访,进行了一个半多小时,由于翻译,我
们谈得并不多。现在凭着记忆来转述,更觉得能转述出来的内容很少。在我自己,这篇记略主要是记述这件事,我关于中日关系的谈论是不重
要的,我本不是中日关系专家,我对相关的情况了解有限,看法也肯定不高明。将来的法国费加罗报上出现的关于我的采访文字会是什么样的
,我不得而知,也与我无关了。梅莉已经知道我的单位和我的专业,他们再问起,我现在顺便为单位做广告了。我介绍说,我的单位南京某某
高校,1927年3月由中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陶行知先生留学美国获得博士学位,是美国著名学者杜威先生的弟子。学校左翼政治势力
很活跃,引起国民党政权的注意,于1930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英游行后,被政府勒令关闭,陶行知先生遭到通缉,流亡日本。1951年学校在
周恩来关心下恢复,陶行知先生已去世多年了。我最后说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学校。梅莉说她有所了解,刚才打的来,经过我的学校大门口了。

  现在想来,关于当前的中日关系问题,他们采访我的实际是最近中国民间掀起反日浪潮的情况。他们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对此有什么看
法。我说的是,前一段时间的反日游行是一次高潮,现在已进入一个平缓期,八、九月才会有另一个高潮。主要原因从三个方面分析。一是最
近的上街反日游行总体上是理性的,有序的,但也存在一些因情绪激动导致的如砸日本超市门窗玻璃等不好的行为,游行只是表达民意的一种
形式,总不能长期进行下去,在最近的成都、深圳、广州、北京游行后,可能反日会采用新的方式。再就是,据我了解,社会努力引导反日情
绪不致导致社会失序。第二,反日浪潮因多种原因,但最直接的导火线是日本入常和安南的支持日本的讲话,现在已出现新的形势,日本入常
的希望基本上没有了,反日入常活动的一部分目的已达到,其他如要日本正视和认识侵华罪行的目的,是长期的事。最近,中美俄相继提议对
增加常任理事国不设限;咖啡俱乐部一百多个国家聚会反对扩大常任理事国,只支持扩大安理会;还有安南的支持日本的话也得到矫正,安南
本意是日本和其他申请入常的国家都有希望入常,日本记者误解成安南特别支持日本入常,后来安南又特别要求日本处理好与邻国的关系,反
省二战时的侵略行为。这都说明日本入常已近无望,反日活动最迫近的目标虽然还要看发展情况,但也几已实现。第三,反日还有一些更好的
方式,如理性的本着个人意愿对日货有选择地抵制;我的网友与我便有建议台海两岸共同修编抗日战史,两岸二战老兵聚会等活动计划,这是
务实的有长期影响的事。当然,也有另一种形式的活动,如中日双边的黑客在攻击对方网络。最后也不排除一些新因素再次引起激烈的街头反
日行为,如日本右翼寄送子弹威胁我驻日大阪使馆,打砸我驻日银行的门窗玻璃;还有日本政府对因日本原因导致的中国反日浪潮毫不反省,
蛮横要中国政府道歉、赔偿损失,却不提日本右翼的野蛮行为,这些因素的进一步发展也可能导致再次出现激进的反日活动。总之,我认为,
在前一段时间和八九月份之间,现在开始,反日街头活动将进入低潮,但不排除特殊情况出现。

  现在回忆着记述当初说的话,许多话都想不起来了,记出来也没多大意思,也感到很痛苦。第一个问题我是谈得最多的,后面越说越短了
。法国记者又问起高校学生的反日情况,我说现在大学生比较务实,工作和学习压力很大,不大关心社会运动,他们即使关注,也基本上接受
主流舆论影响;现在中国的社会活动主要与网民有关,中国的真相在网络。法国记者说,据他的了解中日关系情况的朋友说,日本给中国长期
低息或无息贷款,中国在这方面没有让民众知晓。我说不然,中国政府没有必要大肆宣传日本这种行为,媒体也基本上告诉了这些信息。记者
提出下一个问题:日本领导人曾多次反省,道歉,法国人现在也不强迫德国人道歉,为什么中国人纠缠日本过去的历史不放?我说主要是日本
并没有真心地和长期一以贯之地认识历史的罪行,中国人强调以史为鉴,着眼现在和未来,而日本右翼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强占钓鱼
岛,在新编教科书中将日本侵华的责任推给中方,还有其它等等现实问题和矛盾与历史问题交织,所以历史问题还需要强调;德国一以贯之地
真诚为过去历史悔过,现在法德关系又很好,这和中日关系不同。法国记者来到南京,特别关心南京,问为什么发生侵华日军大屠杀的南京没
有游行反对日本的行为,我说可能南京缺少活跃的团体来组织,不像其他地区网友团体很活跃,但纪念馆参观的人非常多,南京人的反日只是
未采取上街的方式罢了。我也提到有一些右派人士与主流的反日声音不一样,但这次他们遭到网友的强大的反击,比美国侵伊时期的挺战情形
要狼狈得多,我是中国自由左派类的鲁迅左派,与我一致的声音在中国占主流。还交谈了一些什么,一时想不起来了。十点四十左右,便结束
了采访。我的记略只能这样太简略了,看记述的文字,我很汗颜。我安慰自己:我当时说得比现在记述的应该不知精彩多少倍。

  下楼来,我抢先付账,说很高兴他们来南京采访我。梅莉说他们也很高兴能采访到我,他们很有收获,不虚此行,他们可报销,坚持她来
付账。我只好顺从了。他们决定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我送他们一段路。我得知他们明天就回北京,好像除了参观纪念
馆,此行便是采访我了,但愿他们采访我的任务是如愿完成的。路上我说,对法国费加罗报,我不熟悉,但“费加罗”一词使我想起一部著名
的戏剧《费加罗的婚礼》;法中两国非常友好,中法文化年活动轰轰烈烈,影响很大。作为我个人,一个社会主义者、左派,对巴黎的“左岸
”非常向往,希望以后机会去;世界左翼都被我当作朋友,法国的社会党、日本的左翼、美国的劳联—产联等等都是如此。我注意到梅莉翻译
过去,法国记者米伟文先生露出动人的笑。到了水西门外大街,我说你们向西走两三百米便到纪念馆。他们与我握手再见。我一个人回附近的
家,忽然感到早饭还没有吃,我得回家找东西填肚子。

  我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记略写完了,只是我个人的凭记忆和心情的极简略的印象记,写起来比我原创文章痛苦多了。本文有误之处还请
梅莉女士谅解指正,她干练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
  2005年4月15日晚于南京

 
与hc的笔谈我的部分
槟郎

hc:
一直关注你,大陆上的托洛茨基派。鲁迅受过托氏影响不小,还翻译介绍过他。至于那份答陈仲山的信,(冯雪峰也算我鲁迅左派),是受当
时某些言论的骗,今天应该道歉的。对我来说,历史上的托派不说了,我有王凡西和郑超麟的书。泛左派中,当下的托派比老毛派更使我感到
亲切一些。常上你的网站,转收了不少国外的左派动态资料,我很需要了解这些。托派与社会党一样是国际性的团体,它现在分成数支,你与
他们有联系吗?祝好!槟郎
hc:
关于托派资料,除王郑的书外,我只有一些当代社会主义教材里涉及。随便谈谈,想你都已知道。40年代中国托派分裂为两支。一支移香港,
领导人为彭述之。这一支我没看到进一步资料。
另一支在大陆,除王凡西出国办事漏网外,全部于52年被中共政府逮捕,不判不放,一直到1979年。郑超龄放出后写了回忆资料,已经去世。
王凡西在海外流落澳门,写了回忆录,现在英国,可能是仅存老辈大陆一支的老人。
现在的问题是:
1,79年释放的托派老人有多少?是否还有活着的?不过,他们不可能再发展了。
2,像你这样的大陆新一代托主义者,与他们有否来往与承继关系。
据赵明义编《当代社会主义〉(贵州大学图书馆可以借阅这方面的有关教材)介绍,到1969年,托派第四国际分为六支: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
,总部在巴黎;第四国际马克思主义革命倾向;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总部在伦敦;拉丁美洲第四国际书记处,总部在墨西哥;争取重建第四
国际组织;国际托洛茨基主义倾向,又名斯巴达克同盟。此外还有一些不自称第四国际的托派组织,最大的是“国际社会主义”,美国为中心

学者一般把你倾向的第一书记处派当作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中心。世界著名学者去世不久的曼德尔(也翻译为芒代尔)曾是这派的主要领导人
。这一组织英国支部叫“国际马克思主义小组”。“工人国际委员会”此教材没提到。
我想,托派在大陆能否恢复组织,可能很难,或者可能与香港一支合一,以个人身份加入香港的组织(发现网站但没看),这样中国托派便统
一有组织了。国际托派能否统一起来不好说。
听你说大陆有不少托派倾向的人,在我是第一次,我至今只知道新一代托派自称的是你和施晓渝。
工人网被关,你我的网站声援了,在我只力尽此。可能两会后有转机。你网站好像有人在破坏,我上不去了。
你的泛左派两点共识我赞同,不过第二点有点抽象,能否用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限定一下?社会民主党也承认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来源之一
,也承认社会主义,但他们反对共产主义,也算是左派。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标准可以排斥开自由主义的左派。
在我自己,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中心词。
托派在列宁主义基础上发展的,与斯大林派分道,虽然是与斯大林派斗争的失败者和受害者,但斯大林主义因统治者形象而完全败坏。托派无
机会执政,历史倒是清白的,便有随时代不断发展的机会,我最满意的是他们接受了多党自由民主制度,不满的是历史上重工人轻视农民,不
适合第三世界国家情况,所以毛主义农民路线取得胜利。不知当下大陆政府能接受托派到什么程度。
槟郎

hc兄:
首先关注你的安全。在目前环境下,你还是要含蓄或妥协,强调自己主要研究社会主义学说,偏重于托派,是研究者。至于你的针对现实的观
点,不能以明显刺激他们为宜。主要还是政治与学术不一样,保持自由身,不作无谓的牺牲。
关于农民问题,我指的是过去,也同意你的分析。解放农民仍然需要引导到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合作经济上来。
不知你对工人阶级有什么看法?随着蓝领工人减少,工人阶级作为资本雇用者出现了新工人阶级,新知识分子工人,新中产工人。社会推进的
动力当然首先要考虑蓝领工人,解放他们,但我逐步倾向新工人阶级才是最大的动力。
施晓渝是托派的错误看法,可能还是读你的文章引起的。我不是托派,但也可以算上托派同情者和关注者把。我也关注一切社会主义者,社会
党是社会主义的右翼,托派某种程度上是非常左翼,两极?现在环境,大陆不知还能算作官僚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从目前情况和个人安全
上,都不要强调暴力革命,我是这样想的。我想,在目前以至很长一段时间内,多党自由民主,混合经济,文化多元是自由派与左翼民主派的
共识,但左派同时做另一件事,保护已经取得的社会主义成果,在自由制度下,争取更大的社会主义势力和阶级利益。完全公有制(与国有制
的区别?),消灭雇用劳动,还在非常远的未来。
我看到你在圣博上的新站,希望不再被破坏。
祝好!
槟郎

hc兄:
既有了交往,对朋友的安全不能不关注的。我有网友被判了刑,我本人也在另类名单上。
很高兴在新工人阶级上和自由民主制度上,我们基本没有分歧。
至于目前环境下,在推进自由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因素、势力争取上风上,暴力与改良上,我们也没有分歧。
关于什么是私有制的反面和我们取代私有制的理想?还有必要讨论。
1,“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加国有制”这样的斯大林主义教条必须抛弃。生产者的联合自治(工人实际领导一切),具体地说在目前可设想的
是包括集体合作经济、国有经济(?)和无雇佣的个人所有制(《共产党宣言》里提到,我这里指前两种制的附属延伸,不给算进小资)三种
。其社会主义保证便是在政治上还要想你所说的,“还要生产者的 联合自治,即民主地制定经济计划”。
你说的“在工业方面实行国有制,不断提高社会化生产的程度。这就是我理解的最起码的社会主义”,没有提集体合作经济、无雇佣的个人所
有制,可能更要长远。因为民主制的争取和保证程度还待观察。
2,我在最近一首诗《救救我们的工厂》(主人公和乌有之乡网站都有)里提到,是我很久就有的想法,就是当下实际出发的毛式公有制改革问
题。原来叫公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国营经济,但后来才出现“国有”经济或企业或资产,里面有蹊跷,一下使职工和企业分离了。我大胆设想
,它不是国有而是职工集体所有,可以承认与国家有特殊关系。因此,它的改革最好的努力不是变成国有和下岗再卖给资本家,应是交给工人
自治,为公有制集体合作企业,不属国有,但可以给国家一点补偿。我非常想听听你的看法。
托洛茨基就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意义上提出“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只有在国际范围内才能建成 ”的。在我现在看来,唯一的意义
是左翼要关注世界社会主义命运。至于更现实的问题是国内问题,也即一国问题,就是如何增加社会主义成分和势力。上面正是在此领域探讨
的。
“要保护已经取得的社会主义成果”——保护什么呢?现在国有财产已经被私有化得差不多了,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东西可以保护呢?还
有一些国营(不说国有)大中型企业存在;执政党还打着社会主义改革旗号。还有在如此私有化浪潮中纠偏,也要探讨目前非理想的社会主义
一国内,如何增加社会主义因素的问题,必须在此思路下才更好地谈保护已经取得的社会主义成果和发展更大的成果。
槟郎

hc兄:
你那份信被丢了,好在已看过了。
我在韩国期间写了不少时评文章,回国定居后被抄家抓去审问,夜12点才放回,从此常被喝茶。
以后有什么问题我随时与你交流。
关注你。
槟郎
2006-2


 偶然笔谈雪爪残泥——答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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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能考上古代文学研究生,有三年学习时间,你的古代文学将让人刮目相看的。
对于瞎子算命,一般人即使不信,也不能不承认他们有自己的知识,也即算命也是一门学问,有让人敬服的东西,不然这一行也传不下来。我
算是无神论者,但对不懂的与玄学或宗教沾边的东西还是有敬畏之心。
你这一个算命故事可以写到小说里了。瞎子说你有做官太太的命,官太太的命是什么命?当下当官的十之七八有二奶、有腐败,你可要小心点
,起点真正的纪检委的作用哟,开玩笑。
网络上的人知道网名也算知道名字了,姓W的好像不多,平时很少听说人有此姓。姓W好,学问学问嘛。
我在小学五年级时,突然发现自己的孤僻,不愿或笨拙于与人交往,从此孤寂成为宿命。不过,除了间隙的抑郁症外,其他时间都能正常,只
是人很平庸,混人际关系的路是彻底死心了。现在有了妻儿,事业上也很忙碌,抑郁症才少见了。现在最大的不满足是事业如何取得成绩,所
谓一般人说中年事业感最强,但也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了。
你未来的五件事设想得很有意思,第五点说什么做一号领导的情人,监督他不腐败,是不是后宫戏看多了呀;为什么要到韩国去学佛呀?学佛
在中国即可,韩国佛教还是以中国为师的。你一想隐居在深山老林,与高山流水为伴,和四想做写字兼画画的,到处流浪,直到找到我的乐土
。也是“与我心有戚戚矣”,只是很难实现,也很难有古人的情调了。我想,太现实的话,三年古代文学研究生,毕业后找个尽可能满意的工
作。你还养鱼呀,这可是锻炼自己某方面能力好方式。
我在我的网络文字中将自己暴露得太厉害了,我甚至认为对任何人都是透明了,GA就是根据我的文字传讯我关于网事,我的网络文字可以拼出
我的前半生人生传记的。当然,我知道读的人毕竟很少也不会全面,我以后会聊点自己的事。
你不要误解,我不能经常上网,今天是将你五次信一起读的。你只要愿意,尽可聊来,我已说过不能及时回,但迟早会回的(如我永不回了,
我会告知的)。一切随缘。
2002至2005是我写作的高潮期,曾在网络产生一点影响,近两年多种原因,网络活动和写作都少了,非常落寞,不同过去。我还梦想着哪一天
开始,再进入一个创作高潮,现在在等待。


建正式网站需要技术和资金,我只能玩点免费的论坛和博客。你想建绿色环保网站?绿色环保有关的网站好像网上已有一些。对于一般网站来
说,最难的是积聚人气。
你工作状态不佳,我看主要原因是临时打工心态,如是长期正式的工作,不会如此吧。反正熬到九月就上学了。
人到中年,绚烂归于平淡,所谓“浪漫的爱情”已经不是我们这个年龄段人的词语了。换成关系亲密的亲人,自己父母已经去世,兄弟妹在安
徽老家农村,妻与子是核心家庭的另两个成员,有着儒家人伦的和谐和温馨吧。
事业和思想上,我最推崇的是鲁迅,我给学生开了选修课“鲁迅学史”,其次是马克思和耶稣(非宗教意义上的),我认为他们的共同特点都
是:与穷人站在一起憎恶权贵的左派。
在你的笔下所呈现的,你与你的朋友很有意思的一对,一个务实经济、一个务虚文学,一个爱教训人的大姐姐,一个固执于自我中心的小妹妹

养鱼能培养什么能力,也是顺口说说,非要解题,也就是一能使生活规律化,定期喂食,二是会关心别人(物),随便说说。
你曾说的时间与等待引起我的兴趣,写了一新诗《时间与等待我们的爱》,后又吟了一首旧体诗,见网络上。我兴奋点在忧国忧民,而观念又
不新潮,议论说理直白,艺术性更差。我想以后还是多写点随笔文字吧。
照已收览,很好呀,谢谢。


这次我写的新诗《时间与等待我们的爱》正是近两年我追求的风格,左翼政治诗歌,这样的创作有三十首左右吧,在我的全部诗中占八分之一
吧。
我们可以谈这些诗的美学追求及其与现实的关系,可是怎么涉及到找男朋友不找我这样写敏感社会批判文章的、 我对不起爱人不能给她安全感
之类的话题呢?我想这正这说明了这个社会有问题,并不完美,文学应具有人文精神和社会批判性,有人道之光。文学不能自由地表达自己,
否则会像你所说的“让自己整天处在担惊受怕中,那简直就是地狱生活”?你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我的文字的现实批判意义呀。
从现实功利来考虑,没有社会批判性当然不承担文字风险,有所顾及,某种程度放弃文学的人文批判精神,我能理解。如果与以上的放弃无关
,可称这种另类趣味为“小资情调”吧?那么,我是中年的“愤青”,正好错位。我自己不能小资,但小资的女性总是更可爱。
我让自己的爱人因为我而担惊受怕,非常自责,真的,我的诗《情人哪,我们只能忍受》表达了这点。
关于文学的城市题材,我身在学院,精神却在下层普罗阶级身上,这主要是受左翼思潮的影响吧?我就不大关注后现代的或新新人类的都市。
因为电脑经常坏,通信的文字已经丢了一部分。你既不愿意留存这些,我当只是保存自己的文字于博客,不会公开你的文字的。网络闲聊,一
切随缘,可随时终止。


关于《呈献给中国的卖淫女》一诗。你说:“老师你太偏激了,现在的妓女并不是如你想的那样,其实很大的一部分都是自己自愿的,现在好
多的女人都不把这当作一回事,认为这种挣钱又多又快,又不累。我并不同情。老师并不了解!”网络上的跟贴评论与你的看法不大一样。我
从三处论坛摘录几条来:
 
柴大官人:槟郎先生的作品与丁友星的风格很像。概念诗比较难写好,诚然。写出悲愤气息更难。时时刻刻:同情弱者的精神值得发扬,在很
多地方。
吹笛在湖北:“我严重同意楼上三位美M的说法,“卖淫女”这词太社会性,此情此景中用这三个字无疑是在伤口上撒盐”?这是修辞的需要,
如果说“性工作者”什么的,锋芒就差多了。
richard :文思巧妙。
苗子 :好诗!!!很少能够听见这样愤怒的清醒的呐喊!
panpan0248 :好贴,阅。
祭园守园人 :悠远的哀婉,人性的愤怒。
游仁寻觅:社会体裁.反映社会现状。值得提倡。先问声好。其实也想写这种~~笑贫不笑娼~~的题材。一直写不出来.读了你的作品。感觉表达
了我的大半想法。先问声。其实笑贫不笑娼的社会根源是什么呢? 一方面有些人找钱太容易。另一方面有些人找钱太难,钱多的人钱多的没地
用。钱少的人糊不了口。只好走上这条路。并不是自己愿意当娼。而是生活所迫.被逼无耐。
小羽:说实话,我接触过她们,共同生活了半年多。她们很多人虽然那样做,可我仍认为他们是纯洁的。一次,一个女孩醉了,流着泪,说:每天
面对无耻的变态狂,虚伪的人,我在脱下衣服的时候,谁又知道我内心的挣扎?谁又知道没有快感的呻吟有多么痛苦。不过,有的人可就是好吃
懒做了。好了,欣赏。

对于我来说,喜欢赞美的言辞,更喜欢你的批评意见,并不表示赞同你,但多听批评意见一般来说对人的进步有好处。我这诗只能说有人道主
义的呼唤,关心弱势群体,把他们当人看,但诗中使用的却是民族主义的扇情话语。我为诗文的确有点偏激,主要是“语不惊人死不休”,追
求震惊效应和力度美。
 人生会有许多不如意,消极情绪也常常不请自来。怎么办呢?这本是正常的人生状态吧,那就学会自我排解,明天的太阳会是新的。
写信是很难控制的交往方式?主要还是语言的表达,所谓第二自然,一个语言符号建构的世界,不同于第一现实,因而对人的现实生活影响要
小,可以少现实交往的顾忌。
 我的《鲁迅学史》选修课本来是培养鲁迅的粉丝的,昨晚该到一个学生的论文作业,竟然象个苏雪林乱骂鲁迅,一气之下给他40分,即不及格
拿不到学分。今天气消了,准备明天找他要他重写,再给他一个机会。


怎么会主动不请自来去看你呢?上份信讲了,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和单位呀。
我之所以愿意接受你对我的“老师”称呼,除了我岁数大的确是教师身份外,也是避免误解,本来只是师生文友交流吗,无别的意思。我倒认
为通信比现实交往好,留下的是文字,其他什么都会云散,也即一旦停止通信,我连对方的社会特征几无所知,不会给对方带来实际影响,这
也是网络交往的特点。你的文笔很好,研究生读下来,前景会无限美好。
工作忙,只能在周末写点诗文了,我在冥思苦想下一篇。上次,你说的时间与等待不是给我灵感了吗,谢谢你呀,小问!


我又看了看网络上的一些反映,《卖淫女》那首诗确实太过了,对她们可以悲悯同情,但要赞美,说什么民族魂,太过了。谢谢你的直言,有
道理,我很喜欢,感谢。
 说什么想出名,太俗,名声大小,非常虚。我就想写出好诗吧,带有创新性的,有成就感。
内容上当然与我的鲁迅左派思想立场有密切关系。因此你说我的思想太阴暗了,我目前尚不能接受,我的诗学关键词:人文精神——介入现实
——批判性。
我刚从当当网上订购了五本中国新诗史论方面的书,我的已有藏书诗歌集为主,现在要加强史论方面的学习。我曾开过新诗赏析选修课,下学
期也开,改为《新诗研究》。对于我,诗有缘。
在网络写作无收入,也不被主流诗界承认,却有写作的动力和乐趣。我另靠教书养活自己。
 又写了一首《中国黑窑汉》,在几个论坛都被删了,因为相关的新闻散文较多,反响会冷淡,我只能说在众多的良心中表示自己没有缺席。


我怎么“保守又虚伪”的人呢?我文字也没有出格之处,“虚伪”不知从何说起。
对你说的发短信的男子,早有公开的女朋友,却给别的女子谈情话,这是我的道德观所反对的。男女之间有多样的关系,但爱情只是唯一的,
不能同一时间复数化。你的态度我用一个词暧昧,放纵了他的行为。或者这在功利上对你有好处,但如果不能把握分寸,也容易受到伤害。
你也关注台湾的政治呀,大陆人几乎都亲近国民党,忘了解放前的如何诅咒国民党“反动派”,政治吗,太容易变化。避开台独不谈,台湾的
自由民主制还是让人羡慕。我最近倒是有空则读一些关于山西黑窑的贴子。
 

端午节既没置艾草,也没吃粽子,家人说是南京市场粽子质量有疑问,孤儿我尊重民族传统习俗的心情便有遗憾了。那天上了一天课,晚上读
一位年轻诗友的电子版诗集,时间过得快,一天一晃就过去了。倒是没有想到屈原,罪过呀,多亏你提醒,但也没有为他专写一首诗的兴致。
我以前曾写过一首关于这节日的短诗。他是中国大诗人,天才诗人、人民诗人和民族诗人。文竹叫雪芹,也够文气的。
那位君兄质问诗能学会吗,的确有道理,不过有诗友相谈,脑子里有谈诗做诗的念头,显然比没有更容易写出诗歌。
我也奇怪,你既事后提起,我就问问,那天有什么人找你不遇,你已弄清他是谁吧。
接到录取通知书了,还是该祝贺你,毕竟是学业和人生的进步的标志嘛。
古代文学博大精深,相比之下我的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则短近而浅显,难称学问,古代文学专业因此自豪。而且,外国文学在我的专业面前也
感自傲,中国现代以来都不如外国的。我想,可安慰的,都是中国的当代的人,更切身。


天蝎座性格真的那么厉害吗?我是巨蟹座,也不知道相书上怎么说,我不大相信算命之类的,不过,你的自我性格分析很精彩,很生动,我相
信,更想到作家塑造人物形象时都有比普通人有性格分析能力的特长。君玩的是商场,可能坏男人特别多吧,即使她话对,99%的男人都不是好
东西,那毕竟还有1%,对全体人口来说,也是个大数字嘛。爱好广泛,对生活和搞创作都有好处,女专家一词容易给人以怪异的感觉呀。
他对你那样,这对你的人生倒是一次考验,一般是个人才智把握自己的能力,另一半就是宿命了。
关于黑窑事件这个实际新闻,我的诗体品点看样子就只这两篇了。写的的确愤激,我承认,但我有我的文学观呀,文学总是要扩大的、典型化
的,扇情的,以小见大,见头测尾的,见偏概全的。
我不能说“心中一片黑暗”之说就一点不适当,我想到顾城的诗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用它来寻找光明。写一些纯文学的诗多些阳光
?过去写过:《秦淮女郎》、《致爱妻》、《祖国的爱人最美》。
自称孤儿?绝对没有的事吧,我的文字应该没有呀。幸福? 绝对家庭很幸福,但事业和忧国忧民心怀的确很痛苦,每每有自杀或出家的冲动。你
问的读博事,我只写过一首短诗《别南大》,也不想再谈。
学算命,如师傅收你便说明你有他们专业的慧心,即使不能靠着技术谋生,起码自己的人生从此尽在掌握之中吧。


我哪能轻易生气呀,关于虚伪,不想说有,当然就没有了。不过,往深处层次说,人都有,我也有,也即人心中有许多矛盾,还会变化,为人
处世有许多顾忌,这些或许就是某种意义上的虚伪吧。
我也觉得朋友间说些伤人的话也在所难免,不过我并没有看到你说。我是把你当作交往有益的朋友的,我们在电脑上一字一字地敲打很辛苦,当
然是因为这样或有所收益吧。
你对我的诗歌创作的题材和主题倾向很反对,甚至要我不要浪费在那些无谓的写作上,我也感到自己内心过于灰暗,可是,既有的我已经定型
,要么继续这样写,要么不写,或许还有第三条路?继续探索吧。下学期的诗歌研究选修课还要开的。
你聪明有才华,不管是以后读博还是进行文学创作,未来的发展在我之上完全可预料。当然我也不甘落后,尽自己所能,教师的教书就那么回
事,只想在写作上有所大成绩了。
无意中在网上搜到一个曾是我的过去学生的贴子《记中文系李槟老师》,文中有一些信息有误,博你一笑。

十一
星书上说天蝎座的情况可是的确有道理呀,你能考上研究生,就说明智商不低,至于外貌,我不好评论,反正你要有自信吧。
你与“那男的”的故事在继续,这便是现实的人生,而人生微妙难测,希望他对你人生的成长是个有益的促进。
太务实不好,太务虚,也不好。张爱玲在小说里看别人太实,缺乏诗意,在现实生活中她看待爱情又太虚,不能稳定长久,那两个男人胡兰成
和赖雅,都选得太草率,但她显然不是白流苏的身世和环境。
专业的选择对人有影响,李白,陶渊明,雪芹我也喜欢,但无暇细读,鲁迅是当成了饭碗(本学期开了选修课,超过一百人选),却也精神上共
鸣。鲁迅重感情,责任性强,活得很累,但他主动承担着一般人不愿承担的,他的弟弟可以伤害哥哥,不奉养母亲,而他却不但对家庭承担责
任,还为阶级、民族、国家而忧心愤激,文字上很深沉,为人生却单纯和热情。有人说鲁迅是二十世纪中国最痛苦的灵魂,就是他家事国事天
下事承担得太多。承担和奉献可能就是使一个人默默中便成伟大的要素吧。
古代文学的唐诗宋词专业也很好呀,元明清小说对21世纪的新小说创作也不会有多大帮助。可以设想,三年研究生毕业,到高校工作都有点难
度,再读博,主要也是走女学者的道路。如去新闻界,更多时间是跑采访和写通讯。这两方面可以预测,而写小说却是如自然天成的,行就行
不行就不行。因此,你在诗文创作上不要勉强自己,多读点书打学问基础,承接9月份的研究生学习任务。
人间有太多的情感故事,为此,可以作家,也可以有研究家(学者),也可以有一般的单纯的读者,做电影明星或歌星的粉丝,也能尽情挥洒
个人情感之力的。我的意思是,你这人情感丰富,但不一定以此作为要写小说的理由!
我们的关系很单纯的,也是我得巧的,单纯的师生关系,我有幸作老师,不强调师生尊严,只是使人际关系更加明确和单纯。你的来信文字充
满着性情和灵气,可能整理(必须整理)出来就是不错的“女研究生手记”呢。或许你写散文更能造出篇章呢。
中文系本科学下来,当然有收获,如学到很多知识,培养出写论文技能。就成功学来说,成就大事业的人总是极少,并且与知识、性情、环境
、天生后天多种因素的关系实在太复杂。
我是没有时间和精力写小说,写诗外,再考虑写的当是学术或思想性随笔或论文。

十二
我们师生的网络邮件交往,我一直是清醒的,没有过头的话。
你聪明美丽善良多情,未来的道路还很长,你会不断成熟起来的,你可能以后会为你的现在和未来骄傲的。忽然想到,我连你的真名和单位还
不知道呢,这没关系。
随时欢迎你来信进行纯洁的师生闲聊,小问!祝你不断进步,研究生时期学业上取得好成绩!

十三
人有时不能按着自己的爱好来,社会体制强迫人务实地适应社会的分工。
比如,你将读古代文学研究生,最直接的社会分工职责便是,关于唐诗宋词,重新整理出版,注解、赏析,研究。你的读研虽毕业后的职业并
不能固定,但最直接的指向还是上面像我说的。如果你符合体制的要求,你的前途就更容易顺利和光明。否则,兴趣与专业、社会事业期待于
自己职业追求就会发生矛盾,引来许多人生烦忧。
因此,为九月读研作准备,外语关,专业资料、论文写作,可能应该是你近三年的三大重要方面。
唐诗宋词都有婉约和豪放之分,还有高下之分吗?不过,作为两个朝代的时代精神的反应,大唐气象与宋的精致还是有区别,从诗歌来讲,唐
宋是两个高峰,唐宋诗词精透了,古典诗学也就精透了。而小问你,从唐诗宋此中走来,或者又是身着偏偏汉服,那该是一个古文化孕育的千
年一叹的奇女子呀。
我这边忙个停课考试,到7月20日左右才能结束考试事宜放假。南京夏天很热呀。
人生在随时间递进而展开,你完全应该以开放包容期待的胸怀等待南师大读研校园中可能遇到的情缘。

2007-06

 

再答徐沛君关于鲁迅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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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你的来信,使我有幸拜读你的文章《寻找阳光男孩》。前两节对柏林大会的介绍,让我这个限在国内的人开了眼界。更重要的是文中的第
三节《鲁迅狂徒》,与我有关,来而不往非礼也,我就这一部分作点回应。琐事缠身,生命在空虚与无奈中消耗,只能写得简短,敬请谅解。

1,我前一段时间曾回应你《答徐沛MM关于鲁迅与刘路》,没有看到你对我此回应的回应,今天才有幸在你的文章中看到。

我原来有点怀疑你就是在网上骂鲁迅的“云儿”,你明确说不是,我本来也是猜测,从此明白便是。你说已经打算接“清水君”班,研读过各
方人士包括她云儿和我槟郎对鲁迅的看法,你得出的结果恰巧和我相反,而与云儿相近,这没有什么关系。对于漫长的近百年的中国鲁迅学通
史来说,各种各样的对鲁迅的看法、观点或言说可谓百花乱放,百家随鸣。就倾向上来说,你姑且可以被我称为“反鲁派”,而我不但是“挺
鲁派”,而且自以鲁迅为精神导师,自创“鲁迅左派”言说,以鲁迅为此学派创始人和奠基人,自励为第三代传人。我们可谓在对鲁迅的立场
上正好相反,这是有趣的事,并且我自感能心平气和地与你在关于此话题上进行交流。而你也说“我正是觉得你和刘路人不错才加以评说”,
我们可谓“道不同,也可相与谋”,这应该算是一个好的境界。

2,我们对鲁迅的看法不同,完全可以在一些问题上交流,当然最终结果不是说服,而是理解对方和求同存异。

你认为一眼就能看出我的思想在ccp的“牢笼”里,而你相反。我对你的相反当然尊重,但我并不认同你对我与它关系的判断。我是社会主义者
,与它共有一个马克思、恩格斯和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传统,但作为鲁迅左派,我以三十年代的左翼鲁迅和他的弟子胡风等人为直接精神资
源。马列毛主义是可以批评借鉴的左翼资源,被马列毛主义否定甚至遭受其打击的西方民主社会主义,国际和中国的托派,还有南美洲的新社
会主义,美国左翼思潮都是我引为左派“左家庄”的老乡。如此可以说我与它存在精神资源上的部分联系,但我们应是相互独立的,有明显差
异的,并且它的不同阶段差异非常大,决不存在谁在谁的“牢笼”里的问题。

还是要落实到鲁迅本人,一是鲁迅与任何政党都是互相独立的。他不是任何狭义政党的党员,虽曾经与当时的激进左翼革命政党派别有过同路
人的关系,那是为了更好地反帝反封建,为了更好地救国救民,使中国早日走向现代自由民主之路。至于那些政党后来有着变化,甚至有着严
重过失,与鲁迅有什么关系呢?国民党进步时,鲁迅支持它;国民党杀友卖国,实行反动的法西斯专制独裁,鲁迅反对它。实际上鲁迅对于任
何政党都是如此,进步时引为同路,反动时对之批判。国民党1927年后的反动难道要辛亥革命时支持过国民党的鲁迅来负责吗?

二是对你说的鲁迅“好与人斗”,我不认为是缺点。首先,鲁迅是为了救国救民和中华民族建立“人国”的伟大理想而与人斗的,虽在论战中
有混战现象,他视为敌人的,的确都是中国走向现代自由民主和高度文明的障碍和绊脚石,第二,鲁迅的伟大斗争经历,不但贡献与中华民族
宝贵的文化思想财富,而且见证了他的伟大人格和精神情操,两样都是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第三,所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鲁迅攻
击“不平”,“助”的是中华民族的新生。你说“谁一旦以鲁迅为师,必然会象鲁迅一样自以为是、好与人斗”,我从反义理解,当作对我的
激励。遗憾我经济地位差,谋饭琐事缠身,生命在空虚与无奈中消耗,并且又天资愚钝,影响写作上取得更大成绩。我在力所能及情况下,不
会“路见不平”而一味沉默不斗的。

3,你文中引用了“一位大陆作家回信”:“在余王拒郭事件上,我与你一样站在郭一边的。至于你因批余而批鲁迅,我是反对的。……他与鲁
迅何干?鲁迅该为他负责吗?我认为不。”说的是我,惭愧不是什么作家,的确在大陆。你意在反驳我:“其实,读过余杰作品的人不难看出
余的鲁迅风”。我不想做长辩,只是说说三点,一是一个人接受伟大人物的影响可能是各种层次的,多种多样,甚至误读的。余杰说他受鲁迅
影响,在我这个鲁迅左派看来,他接受的影响是很浅的,并且有严重的误读和委屈。二是,我与余杰同受鲁迅影响,我却对他完全否定,从反
对美国侵伊战争时抨击他“一夜美国兵”,到现在我们一样在余王拒郭事件上站在郭一边。可见,同受鲁迅影响,也会出现影响的结果相反。
三是余杰的基督附体时欺负同道,与鲁迅何干?余杰悍然鼓吹为帝国主义前驱,对第三世界被压迫国家侵略施暴,不正与鲁迅的精神相反?

最后针对你说的“似乎想打着红旗反红旗,表示‘爱的是鲁迅反专制追求民族民主解放的不畏艰险的硬骨头精神’,因而拒绝兼听则明,并把
清水君对鲁迅的批判说成‘完全是低能阴暗心理作怪的胡扯’”。我的回答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我不知什么意思,我是社会主义者和鲁
迅左派,坚信什么和反对什么非常明确并不矛盾。“爱的是鲁迅反专制追求民族民主解放的不畏艰险的硬骨头精神”,是我对鲁迅的真实情感
。我并不拒绝“兼听则明”,在我认为可以“兼听则明”的情况下。至于在给你的信中说了“完全是低能阴暗心理作怪的胡扯”,只是针对清
水君骂鲁迅是汉奸的特定文章而言的,那信中也说了我对他的政治遭遇深表同情。

拉拉杂杂写了这些,是对一个观点有异却可以交流的朋友说的。你的信是文章,我此信也是公开发表的文章。祝好!

2006、6、12


跟贴随谈朱鄢之争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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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朱先生赐稿!

槟榔园地偏人稀,除了张扬“鲁迅左派”外,更多是我收藏网络资料的仓库,让朱先生大作受冷,还请见谅。在我是“足不出户”便能读到大
作,十分荣幸。

一个时期,除了阐释鲁迅左派,我更关注社会批评评论,看我近期的几篇写作可知。对文化评论不大关注。为网站论坛增贴,也是因为涉及到
鲁迅,我对朱鄢之争稍加关注了一下,但也只读了有限的三四篇而已。

老实说,我是支持朱先生的。随便列举两点理由吧:


一、我坚持认为知识分子的可贵精神在于批判性。朱鄢之争,特别在涉及时代看法上(所谓盛世和人权论),朱的积极批判性意义(有人说朱
偏激,我认为偏激与批判本来就没有什么界限,中庸会给批判性变调)是显而易见的,而这对于时代进步和思想史来说最宝贵的,价值更大。


二、鄢拿鲁迅奖时批鲁迅,对于鲁迷之一的我来说,极不能好感。还有,我一贯反对自由主义者批鲁迅,鄢以“公民写作”扬胡抑鲁,与反鲁
自由主义同调,我本有与他们对着干的高扬三十年代左翼鲁迅,所以在思想观点上也深不以鄢为然,而更接近朱。

所谓“公民写作”的意义,在我看来,如果不说是妥协的话,其批判性的意义总要打折扣。内涵上也似是而非。我对所谓“公民写作”很不赞
赏。

关于体制问题,我认为高校的单纯教师和纯粹的科研机关文化人也算是在民间。另外,关键是有没有庙堂趋向,无论在民间还是在官场。

总结:朱鄢之争的意义在于知识分子在当今情况下,批判精神还要不要保持一个劲头,而积极的意义只会在朱这边。

05-3-3

与三秦兄关于鲁迅左派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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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三秦兄关于鲁迅左派的对话 (2005-02-16 13:35)
发言人:编辑
以下为内容:

三秦:

恭喜槟榔先生成为鲁迅左派的新一代传人。
向槟榔先生请教几个问题:“鲁迅和胡风超越了苏式社会主义,结合中国的实际社会斗争,从另一个落后国家发展出民主社会主义形态。”请
问,这种民主社会主义形态和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区别在什么地方?“60年代,毛反起了苏式社会主义,发动了比苏联更“左”的“文革”,
注定了中国毛式社会主义比苏联更糟。”晚年毛的社会主义实践与苏式的社会主义的区别在哪里?
我觉得这两个问题挺重要的,不知道槟榔先生愿意回答否?

槟郎:

谢谢三秦兄:
传人云云,噱头而已,兄见笑了呀。
两个问题我在许多文章里都涉及过,这里简单说说。
1,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改良形态,议会道路。东方则经过暴力革命建立专制社会主义,再经过改革或蜕变,进入民主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是带有理想世界的未来的方向,全球是一致的,自由民主。
2,毛与苏式的决裂是中苏大论战之后,改称苏修了。毛式社会主义以文革为最典型。
请谅解,回答简单。

三秦:

回槟榔先生:专制两字有待商量。我不否认传统社会主义里有专制的问题,但是,如何归纳,还需要去除总体判断。毛式的社会主义与文革为
最典型,这话大概没错。问题是,什么是文革。一个月前,有人对我说,他的一个亲戚,文革的时候,因为成份不好,被迫害了。我说,这里
有两种关于文革的定义,第一种,有人迫害成份不好的人,这叫做文革;第二种,成份不好的人起来造反了,这叫做文革。笼统地,把66年到
76年所有的灾难,都称为文革,可能妨碍了我们对文革时期内在的紧张和冲突的进一步了解。
民主的社会主义,自由民主,好啊。如果我反对,大概会被人唾骂的。戈尔巴乔夫是比较典型的,用西方民主社会主义来改造苏式社会主义。
也许,在你看来,是成功的?
马克思主义经过俄国和中国,得到了根本的改变。一般来说,人们都认为,这个改变是错了的。果真错了吗?

槟郎:

三秦兄:
看来你也是左翼呀。
文革的确复杂,但从毛的专权掌控来看是专制的,当然,更是从整个世界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状况来判断的。
对苏东剧变,我的看法很滑头的:比现实专制社会主义进步,但离民主社会主义还差得很远。这一点看法与毛左派差异很大。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专制社会主义发展,是了不起的进步,特别是改革由专制走向权威社会主义。不过,走向民主社会主义的变革现在
很急迫。
我们把双方的看法交流出来,就是一个收获呀。

 

 

0八年春时事之我见——答乌有之乡网的采访

  先罗嗦几句。近几年来,我已经不再像客居韩国期间那样热衷于写时评随笔或杂文了。虽然诗歌写了不少,反响很小,可能由于文体的限
制,或诗歌对艺术有更高的要求。尽管如此,我对民间思想界和时事一如既往地关注,不少诗作就是感应时事而写的,对0八年春围绕奥运的社
会风云激荡,也以诗歌形式表达了自己的零碎看法。
我与乌有之乡网的交往历史已经很长了。多少年前,也是在客居韩国时期,先是乌有之乡网转贴我的杂文,特别注明作者为鲁迅左派槟郎,引
起我的好感。我发现它可以称为泛左派的网站,但以毛左派为主流,与我这样的被托洛茨基左派红草先生称为鲁迅左派又归类到自由派的人,
在关心下层劳苦大众利益、程度不同地继承或吸收世界和历史的左翼文化资源上有共同之处,便注册成为了会员。近几年都是一些诗歌在上面
发表,反响并不大,但我感谢范景刚先生和乌有之乡网编辑对我绝大多数文章的审帖放行。我与范兄直接通过信,遗憾我一直没有机会去北京
,不能因此而去乌有之乡实体书店拜访面谈和参加那里经常举办的讲座活动。
  这次接到乌有之乡网的采访提纲,又惶恐又高兴。与其他同时接受采访的名人、大学者相比,我是最微不足道的小文人,而我作为“鲁迅
左派”的词汇创造人,的确与毛左派和自由派的看法都有点不同,加上我思想深度和阅历的欠缺,我怕我谈不好乌有之乡网的采访问题。下面
我就不顾自己的浅陋,随意地发表自己的真实看法吧,不引经据典,完全直说。


  1、最近,中国国内民众自发号召抵制法国超市家乐福,遭到中国百家媒体百位名人为代表的中国精英阶层部分人士的反对,您如何看待这
些民众的抵制和精英的反对现象?您是支持还是反对民众抵制家乐福的行为?
  答:中国大陆民众抵制法国企业超市家乐福成为当下的浪潮,我在网上看到过它的历史由来,也了解到当下的最新情况。
  为什么抵制家乐福?背景为北京奥运圣火在法国传递的遭遇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原因是它是法国企业;而在法企中它首当其冲
,则由于传说它的背后股东支持藏独。现在家乐福高层已经表态没有支持藏独,法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做了一定程度的善意的回应。这种情况
下,我认为民间自发的抵制家乐福的浪潮的出现仍有它的意义,对方的澄清和释放善意一定程度上正是抵制的积极结果,又该影响到浪潮的后
续发展,就是应有针对新情况的新的调整和理由。
  中国的街头社会活动或者说街头政治不是多了,而是少得可怜,使人觉得中国人民在政治上只是婴儿而不是成人。有街头活动总比没有好
,前者正是正常公民社会的正常现象。我视此次街头抵制活动为中国人不可缺少的走向自由民主的政治民族过程中的一次锻炼。当然,任何事
物在抽象的评价上都以中庸、中道为最理想,抵制家乐福的社会活动一不能过火和失控,造成社会秩序混乱和外交危机,二不能没有现代进步
观念对爱国激情的引导。
  由于大陆的历史积淀的影响和现实制度的不足,街头活动合法地进行难以得到法律的批准,民众又有如此的诉求,便成了当下中国社会的
街头活动都是非法的,合情合理但不合法,这次抵制家乐福的街头活动也不例外。政府基本上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于自己有利的,不合法也
不计较;于自己无利的,正好借其非合法性来打击。这实际上对创建法制国家没有好处。与政府的态度相对应,公民的街头活动常常是匿名的
,没有组织和个人负责,容易失序。良好的街头政治需要政府和民间的共同努力,而政府更要更新政治观念和管理方式。
  中国百家媒体百位名人为代表的中国精英阶层部分人士反对抵制家乐福,在具体理由上他们并不是一致的,由于中国街头政治的如此尴尬
现状,各种反对都应得到尊重,也是促使其锻炼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2、围绕着揭露西方媒体歪曲报道西藏事件、抵制西方干扰奥运圣火传递、反对西方支持藏独势力、抗议西方媒体侮辱中国人的行为,中国
海内外华人从民间自发地掀起了一场爱国主义运动,从整体上来说,您如何评价这场运动?您怎样看待这场运动的前景走向?您希望这场运动
承载怎样的历史使命?
  答:西方部分媒体歪曲报道西藏暴力事件,已经是铁的事实,他们的采访自由被限制,不能接触到真实信息是一个原因,他们的外国意识
形态偏见更是一个原因。而西方媒体在对中国境外的奥运火炬传递、藏独势力作为上的报道,应该可以真实而没有做到,意识形态偏见更是昭
著。这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中国海内外华人从民间自发地掀起了一场爱国主义运动,从整体上来说,我支持和肯定,的确是爱国主义运动,表达了中华民族的追求真
理的态度和爱国的热情,保证了奥运火炬的更好传递,有力地支持了北京奥运。它有利于澄清事实真相,有利于世界了解中国,有利于中国人
在国际上的积极形象,也有利于这些外国媒体反省和改变他们的意识形态偏见。
  这场运动有它特定的背景和原因,它也就有特定的历史使命,使命完成了,运动当然就将会结束。但作为对上段的补充和总结,我可以将
它的使命简要概括为:爱国挺奥运,辩诬求真理,中华谋自强。这场运动还在继续,在国外都是理性合法的;在国内,则更需要政府和民间各
方面力量的良性互动来保证它的健康发展。这场运动所培养出来的团结、自强、进步精神对于中国自由民主的发展,对于中国的自强于世界民
族之林将会产生积极的意义,在以后的其他背景下发生的社会运动会从中得到有力的营养。


  3、西藏发生打砸抢烧事件后,西方主流媒体进行了歪曲报道,遭到海内外华人的揭露和批驳,与此同时,国内自由派知识分子发表了《关
于处理西藏局势的十二点意见》,《南方都市报》发表了《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一文,最近《商务周刊》发表了社论《致西方人的一封
信》,对于这些情况您有何评论?关于西藏事件发生的国际背景已经有媒体披露,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蓄意策划和支持了此事,您如何看待
其行为及其意图?另外,这次事件发生的国内因素您认为该做怎样的分析?中国应当从这次事件中汲取哪些教训?
  答:中国西藏发生民间部分藏人制造的暴力事件,是很令人痛心的事。对受害者深表同情和悲悯,政府和民间应该关心他们。对违法分子
,应该根据法律惩罚,应该公开公正,社会也应给以关注和监督。西方部分媒体歪曲报道西藏暴力事件,已经是铁的事实,他们的采访自由被
限制,不能接触到真实信息是一个原因,他们的外国意识形态偏见更是一个原因。
  自由派的《关于处理西藏局势的十二点意见》,大部分不能赞同,但也提出了值得思考的地方。《商务周刊》社论《致西方人的一封信》
则多数都赞同,也有一些地方需要再思考。它们体现了两种相对立的观点,都有存在的合法性,是否合理则要经过社会的广泛交流。一个健康
的社会允许各种意见表达和争论,各种观点都是社会发展和思想资源的财富,在交流中得到共识或求同存异,国家的民主和进步应是他们共同
的目标。
  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近代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和殖民破坏着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破坏着中国多民族大家庭的团结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西藏地方的部分原农奴制社会的贵族追求独立,并不能代表藏民族全体。1949年后,新中国的政权有这样那样的不足
,但它代表的近代民主主义思想和政策,对还处于野蛮的中世纪农奴制的西藏的改造是具有完全的进步意义的,使西藏地区,特别是广大藏族
劳动人民获得了新生,他们支持中华一统,拥护中央政府,反对民族分裂。
  藏族少数人的藏独追求不能代表大多数藏人;大西藏完全自治也缺少历史的依据,目前只能是空幻的肥皂泡。至于西藏也存在一些现实性
问题,与中国其他地区没有实质性区别,就是中国的自由民主和现代化程度还不够高,这需要中华民族全中国人民共同努力。我想,在中国自
由民主社会确立以后,民族问题的处理会有更好的方式,但西藏能否独立仍要取决于藏人内部的主流意见和与中国其他民族特别是主体民族汉
族的互动的结果。
  曹常青的鼓吹西藏现在独立的主张完全不能赞同。而茉莉对萨兰达拉的描写,使我产生了好奇;对她与达赖喇嘛见面的叙写,赢得了我对
他的一定的好感,但我还是不能接受茉莉的基本倾向。达赖喇嘛的悲剧是他个人的悲剧,是一部分原农奴主贵族的悲剧,他们自己的悲剧性选
择既有他们自己的阶级原因,也有外国帝国主义反华的原因。而今,这是一个因误入歧途而晚年颓唐无奈的老人,我希望他放弃不切实际的大
西藏实质性自治的念头,接受中央政府的条件,回归故里,安度晚年,落叶归根。顺便说一下,我关于西藏少女尼娜的两首民歌体新诗,都是
在读了茉莉的那篇文章受到触动而创作的。
  目前西方还没有哪个国家否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他们的民间组织和个人通过各种方式,包括利用国家机器的方式支持西藏独立,
歪曲西藏历史,歪曲报道这次暴力事件,都是不得人心,应被反对的。他们的动机,主要是出于西方人的自我中心和以此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偏
见,深层的根源是他们自身的利益至上原则,也因此产生了意识形态上的偏见。特别在“人权”问题上,西方比我们的社会基础更好,观念更
进步,值得我们学习和努力,但不能脱离中国社会基础的实际情况,不能以实际地伤害中国人来求得不切实际的指标。只能促进中国人权状况
一步步好转,而这主要工作由中国自己来从实际出发地做。
  从国内来说,我们的现代文明的程度发展得还不够,给西方以偏见的土壤,使少数人盲目地推崇西方。中国政府在对待西藏地方少数人的
不满上应对不周,没有成功地防患于未然,应该被批评。总之,一是提高政治文明程度,扩大民主与自由,使政府能得到治下人民的拥护,也
在国际形象上占有道义高点;二是政府提高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水平。


  4、中国学者一谈维护国家利益就被某些自由派知识精英扣以狭隘民族主义或极端民族主义,一谈维护人民利益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问题
就被某些自由派知识精英扣以民粹主义?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答:美国人也非常认真地谈论他们的美国民族利益,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当然是存在的。作为中国人,发展和维护本民族的共同利益天经
地义。至于民族主义这个词,歧义很多,需要辨析以后使用,不能一棍打死。
  促进中华民族富强文明,就是好的民族主义。当然,维护民族既有的缺点和不足、阻碍本民族进步的,如也被当作民族主义的话,就应该
反对。民族利益,归根结蒂是本民族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广大人民的利益是民族国家利益的实质代表。而一个民族对弱势群体(应为少数人,
否则不正常)关怀的程度也是它的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它的知识分子人文关怀程度和精神境界的重要指标。
  相比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更能得到我的好感,以人民为国粹,有何错误?我想,反对者对这个词按照自己所理解的加以反对,无非就是
把人民当作一群愚昧之众,不能自立,只会做害己害人的事。这种理解的背景是贵族与人民利益分野,实质是贵族知识分子代表他们的阶层对
人民反对他们的不公正和既得利益感到恐惧和敌视。


  5、中国政府花费巨力举办奥运会,您如何看待这个决策?西方反华势力趁机干扰圣火传递、抵制北京奥运、丑化中国形象、侮辱中华民族
,您如何看待这些举动?海内外华人自发起来护卫圣火、支持奥运、祝福中国,您又如何看待这些举动?在今天这样复杂的背景下,您如何看
待今年的奥运会?
  答:我支持中国申办奥运会。海内外华人自发起来护卫圣火、支持奥运、祝福中国,是值得肯定的。在今天这样复杂的背景下,今年的奥
运会要继续办下去,争取办好。
  对于政府为成功举办奥运会付出的努力给以一定程度的支持,对它为此伤害民族内部一部分人的利益则加以反对。对北京奥运会有关的问
题应两面看,一是它只是体育的会,不要看得过重,自己先把它政治化,压倒一切,本有的其他社会问题矛盾不但不能解决反而更激化。二是
藏独与人权是两个层面上的问题,捆绑在一起,不利于人权,容易造成反感。西方借奥运会的政治化,批评中国国内人权状况,中国自己应该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诚心诚意与他们交朋友,增加理解和互信。我相信西方人的偏见是有的,但将他们大多数人当作敌人则是错误的,彻底
的一心要害中国的只是极少数。与他们的斗争应该有理有利有节。
  2008-4-26


现代汉诗教学的体会
  
  摘要:笔者从事现代汉诗教学,不论是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基础课的一部分的现代汉诗教学,还是专业选修课“二十世纪中国诗歌精讲”
和外专业通识课“新诗赏析”,都有着教学实践,在精选教学内容、丰富教学方式、强化写作训练等方面都有一些体会心得,愿与读者交流。
  关键词:现代汉诗;中国现当代诗歌;教学;体会
  
  “五四”文学革命以来,出现了用白话创作的新体诗歌,这就是现代汉诗,这是中国诗歌史上一次伟大的变革。现代汉诗众多的诗歌创作
流派,各具风姿的代表诗人,脍炙人口的诗歌佳作,都激发我们学习、诵读、研究的积极性。
  现代汉诗教学,既是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基础课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可以作为专业选修课,在新诗领域深入学习,
也可以作为普通高校通识教育的一门任选课程,供全校外专业学生选修。现代汉诗的教学使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在充分掌握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的基础上,深入了解诗歌这一体裁上的创作成绩;使学生准确理解每一首代表诗作的主题内涵和艺术风格,充分认识中国新诗民族现代化主题
的时代意义和抒情艺术风格的审美价值。而作为全校公选通识教育课,旨在提升青年学生的诗歌爱好与热情,培育学习者的人文素质。在一个
商品经济持续升温的年代,大力倡导人文精神,全面完善人格心理,更有其不可低估的价值。接受、整理这份民族文化资源,不论是对学生的
文化熏陶,甚至对繁荣诗歌创作研究,都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笔者任职高校,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出于个人对诗歌的爱好,并且也创作了大量诗歌作品,在现代汉诗领域有一定的
学力和创造力,毅然在专业基础课的现代汉诗部分从事教学以外,还在系内开设了“二十世纪中国诗歌精讲”任选课,对外系学生开设“新诗
赏析”任选课,都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在现代汉诗的三种教学中有一些体会,愿与大方之家交流探讨。就从下面三个方面谈谈体会。
  
  一 精选教学内容
  
  现代汉诗发展已有近一百年的历史,出现了许多诗歌创作社团流派,有着众多的诗人,数不清的具体诗歌作品,关于现代汉诗的研究和评
论成果也数量巨大。对于高校现代汉诗教学来说,课时有限,必须精选教学内容。学院性的教学也有自身的特点,当下一些诗坛现象还没有经
过时间沉淀,不宜作为教学内容,如在新世纪,主要是网络诗歌界,所谓“下半身写作”、“垃圾诗派”等都只在诗歌创作思潮概说中简单提
及,不作为具体精讲的诗派。而20世纪20、30年代的左翼诗歌思潮跨度比较长,有影响的作品却不是很多,只能略讲。专业基础课、专业选修
课和外专业通识课在教学内容上也当然有所不同,有所侧重,不过,从诗歌思潮流派角度出发,从一个大的知识框架包含三门课内容、通观现
代汉诗史还是可能的(具体诗歌作品选目从略):
  
  现代部分:
  1、早期白话诗和小诗派:胡适、刘半农;冰心等。
  2、浪漫派诗歌:郭沫若等。
  3、浅草—沉钟社:冯至等。
  4、湖畔诗派:汪静之、应修人等。
  5、新月诗派:闻一多、徐志摩、朱湘等。
  6、早期象征诗派:李金发、创造社三诗人(冯乃超、穆木天、王独清)等。
  7、左翼政治诗歌:蒋光慈、殷夫、中国诗歌会(蒲风、王亚平等)等。
  8、京派诗歌:林徽音、何其芳、卞之琳等。
  9、现代派诗歌:戴望舒等。
  10、抗战诗歌:田间、艾青、高兰等。
  11、七月诗派:胡风、阿垅、绿原等。
  12、九叶诗派:穆旦、辛笛、郑敏等。
  13、解放区诗歌:何其芳、田间、艾青、晋察冀诗派(陈辉等)。
  当代部分:
  14、政治抒情诗:郭小川、贺敬之等。
  15、十七年青年诗人:闻捷、公刘等。
  16、文革地下诗歌:黄翔、食指、白洋淀诗群、天安门诗歌运动等。
  17、归来派诗人:艾青、公刘、流沙河、七月派、九叶派等。
  18、中年诗人与新边塞诗派:雷抒雁;周涛、章德益、杨牧等。
  19、朦胧诗派: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梁小斌等。
  20、后朦胧诗派(民间立场派诗歌活跃):海子、于坚、李亚伟等、女性诗歌(翟永明、唐亚平、伊蕾)等。
  21、九十年代以来诗歌(知识分子派诗歌活跃):王家新、欧阳江河等。
  
  笔者这样的现代汉诗史流派框架概述,可能不一定被普遍接受,自己认为做到既要全面又要简明的要求。笔者的现代汉诗教学以流派为经
,以具体诗歌作品为纬,密切两者的联系,又以具体作品的讲读为重点。精讲的诗歌作品既要考虑流派创作特征的代表性,更要考虑审美和艺
术价值。这样,按流派划分的教学单元又可分为三个方面或三个步骤:某一诗歌创作思潮的特征和意义;代表诗人的生平创作概述;具体作品
的精读,这最为重点。
  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基础课来说,结合教材的有关章节,作适当调整,便于学生精学教材,有利于全面把握现代汉诗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中的位置和意义,但讲课的深浅程度和所花的课时都不及两门选修课,这是由现代汉诗只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基础课教学的一部分,而不是独立
的一门课程的地位决定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基础课一般都配有“作品选”,但由于编者的志趣和目标的差异,或纯粹是为了求异,不同的“作
品选”中的诗歌选目千差万别。笔者一般要学生通读“作品选”上的诗歌,教学过程中结合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讲义,都给以讲解,但详略有异
,笔者还要补充上面现代汉诗史流派框架概述上重视而被教材和“作品选”或略的诗人和诗歌。
  两门选修课,即专业选修课和外专业通识课,都可以不采用社会上的同类教材或参考书,只按笔者自己的讲义上课,以上面现代汉诗史流
派框架概述为课程的简纲,作品选也自己编选,更带有教师自己的特点,更能发挥自己的创作研究心得。专业选修课与外专业通识课相比,前
者对思潮流派更为重视,而后者诗歌史和流派尽量简略,以赏析作品为主。专业选修课面向的学生已经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基础课上学过一遍现
代汉诗史,有些作品也读讲过,因此,作为中国现当代诗歌领域的专业深化学习,代表作家作品要再讲,要比基础课讲得深刻、新颖,而且要
讲基础课没有讲过的优秀诗歌作品,扩大阅读量。外专业通识课面向的学生没有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基础,并且学习是为了
扩大知识面和提高文艺修养,而不是专业深化学习,对他们的教学,诗歌思潮流派略讲,作为教学重点的具体诗歌作品赏析也以代表诗人作品
为主,这部分内容对于他们也是近乎全新的。
  
  二 丰富教学方式
  
  教学作为完整的过程还包括课前预习准备和课后复习作业,但教学的重点环节无疑是在课堂上,由一节节课时或学时来承担。课堂教学被
人们反复批评的是灌输式教学,所谓“上课满堂灌,考试抄笔记”。本人从事多年的教学实践,也在不断地探索着本校特色的教学改革。教学
的最重要方式应是师生互动,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使学生在适度的教学互动中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由被动学习到主动学习。为此,主要采
用了下面三种教学方式。
  一为使用多媒体。随着高校教学设施的现代化,现在一般上课用的教室都配备了多媒体,教学内容可以以文件形式输入电脑,通过投影仪
投影在讲台右边的幕布上,文件一般用Powerpoint(简称PPT)。不过,对于文学教学的诗歌教学来说,多媒体教学尤为重要,因为文学的四大
体裁作品,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后三者体裁作品都可以用讲授的语言转述内容,而诗歌太精炼、作品文本自身语言必须高度重视,教学
时大都不是脱离原著作转述性讲解,而是边读原著边讲解。再说,具体作品的全篇可以在多媒体上、短时间里一览无余,无疑只有分行排列、
篇幅短小的诗歌才能做到。PPT可以制作出精美的图文,放映方便生动,当然是教学多媒体文件形式的首选。笔者在现代汉诗教学中感到PPT每
张幻灯片空间有限,一首诗歌作品要多个幻灯片才能放完,不如Word普通视图可以连贯地将一首一定长度的诗歌投影出来。笔者不赞同关于
Word不算多媒体教学课件的观点,认为各种文件形式可以互为补充来使用。
  二为面对原著读解。上面讲到的多媒体的使用比过去的单纯黑板板书丰富、生动,更能吸引学生,就现代汉诗教学来说,更对师生互动、
提高学生参与程度具有重要意义。上面说到,诗歌可以具体作品全部在多媒体上展示,而笔者的现代汉诗的三种教学,专业基础课、专业选修
课和外专业通识课,都要补充或提供学生手头没有的诗歌作品,过去只能老师读学生听,现在多媒体将诗作品投影在幕布上,老师负责控制升
降条,就可以将示范朗读(范读)作品的任务交给学生了,一位学生范读作品,其他学生同步默读。师生讨论作品时,大家都可以看着多媒体
上的原著讨论,学生参与程度和教学效果都大大提高了。
  三为师生共同参与讨论。在学习具体诗歌作品时,在一位学生范读和其他学生默读完之后,首先采用学生自发发言和点名发言相结合,请
两三位学生试解作品,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印象如何,思想艺术特征,与诗人及思潮流派的关系。他们分别发言的时候,之间可以构成
讨论,老师可以插话诱导,其他学生也可以插话辩论。如果说范读是第一个步骤,学生主导发言和讨论则是第二个步骤,最后步骤则为老师针
对讨论情况和教学要求来补充和总结。诗歌作品讨论的各个具体内容方面很多,除了知识获得,审美陶冶无疑也是重要的目标。
  现代汉诗教学的要求是向学生传授新诗思潮流派相关知识和讲析精选代表性诗作的作者情况、思想内容、艺术特色,文学史意义,要求学
生对有关情况作更全面、深入的了解。通过教学,采用多样的丰富的教学方式可以使学生掌握赏析新诗的一般方法,使学生学会在一个时代里
看一首诗歌和通过一首诗歌看一部文学史。笔者的现代汉诗的三种教学,专业基础课、专业选修课和外专业通识课,在教学方式上基本相同,
只是两门任选课教学时间多,具体作品读解多,讨论可以更加充分。多媒体放映代表诗作,学生朗读、讨论有关问题,老师参与讨论,并最后
补充总结,保证了师生互动,提高了学习效果。
  
  三 强化写作训练
  
  高校文学课程没有理工科的实验操作方面的要求,培养的综合能力主要通过写作水平综合体现出来。现代汉诗教学课作为文学课程的一部
分,培养的学生阅读理解和综合运用能力也主要是通过写作水平体现出来。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要求学生有期末闭卷考试,分客观题和主观题
,学生要掌握基础知识,并有一定的综合分析能力。主观题中的“论述题”近乎做命题小论文,平时则要做多篇小论文或读书笔记交上来,算
作平时成绩,这是最后评定成绩的一部分。专业基础课里的现代汉诗教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部分,除了考试,与专业选修课和外专业通识
课一样要写小论文,两门选修课用一篇一定长度的小论文取代了考试,平时小论文作业要求比基础课少。一般看来,基础课的教学比选修课任
务重。
  现代汉诗教学的论文或小论文写作,与所属的文学论文一样,可在这几个方面选题:作家论、作品论,思潮流派论,其他现象理论或比较
研究。作家论、作品论两方面是本科生最适用的选题方式,作家论偏向于作家或诗人的创作主体研究;作品论偏向于单篇作品或一组作品的创
作客体研究。笔者在现代汉诗的三门课程教学上,都要求学生写作数量不等的论文作业,给予选题方面的指导,并对论文的写作给以范文来学
习,学生既能按自己的兴趣自由选择论题,又能保证论文保有学术特色,保证一定的质量。
  虽然现在高校文学课,普遍的风气是只培养学者不培养作家诗人,明显在学文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读的多是创作,写的却只要求是论
文。不说古代有诗赋取士,民国的大学也有过沈从文教小说习作,培养出汪曾祺等作家。现在,文学创作似乎成了学文学的学生的提不到台面
上来的业余爱好,或者是文学社团才玩的游戏。这种现象也有一定道理,知识可以传授,而作家却另靠别才,高校的教学目标不同于作家班,
可以理解。但这样也带来消极和不足,高校只培养学者和评论家,他们整天谈文学,却是除了论文还是论文,没有创作实践便难知作家创作的
真滋味。就笔者的三门现代汉诗教学课来说,专业基础课里的现代汉诗教学不要求,而两门任选课都有要求,就是学生必须交自己的诗作上来
作为作业。在诗歌研究外,笔者从初中开始就写诗,大学以后的创作才有留存,至今的诗作数量已达270首。发表的少,主要放在网络博客供自
我和网友欣赏,不能算在诗歌创作上有多大成绩,却也有创作实践的许多经验之谈。
  笔者在两门现代汉诗选修课上,布置学生写诗作为一次平时作业时,已经从诗歌创作角度给学生讲习大量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诗歌,也
讲习了一部分自己的诗歌,并传授关于诗歌创作的一些技巧。至于题材和内容则放手随学生自己。等学生的诗歌习作陆续交上来后,我的现代
汉诗教学的两门任选课,专业选修课和外专业通识课可以说由三部分内容构成了:一是现代汉诗史上的名篇诗歌作品,这是绝对的主业,二是
笔者从自己诗创作博客中精选来的内容积极艺术性好的诗作,三便是学生交上来作为作业的诗歌习作。对学生诗歌习作,笔者作为教师都要给
他们一首一首地分析评点,对于写得特别好的还要赠以“才子”、“才女”光荣称号。学生为此有了诗歌创作实践经验,虽然评论他们自己的
作品是他们最喜欢听老师讲课的时候,也有学生开玩笑说“学李老师的诗比学文学史上的诗还带劲”,学生更爱诗歌课的学习了,现代汉诗知
识的掌握和写作能力的培养自然也有了大大的提高。
  
  现代汉诗教学作为专业选修课与必修课“中国现当代文学”关联甚密,是对该课程的延伸与深化,又可作为全校公选的通识教育课,具有
独立性,旨在提升人们的诗歌爱好与热情,培育学习者的人文素质。笔者作为一个爱好诗歌、既创作诗歌又研究诗歌的高校教师,热心从事现
代汉诗教学,不论是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基础课的一部分的现代汉诗教学,还是专业选修课“二十世纪中国诗歌精讲”和外专业通识课“新诗
赏析”,都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因而有了上面的体会,愿与热爱现代汉诗的朋友分享,也愿得专家指正。
  2007-10-26

 

鲁迅与鹤见祐辅

一 鲁迅对鹤见祐辅的译介

鲁迅不仅是著名的创作家,也是著名的翻译家。鲁迅在许多文章和与友人的书信中探讨翻译理论,他的翻译文字更是占了“鲁迅全集”近乎一
半的篇幅,达三百万字。鲁迅对外国著作的翻译有自然科学、美术等方面,与他的爱好有关。文艺是鲁迅的志业,是鲁迅翻译的主导方面,前
期以俄国和欧洲小国为主,后期则重点翻译社会主义苏联的理论和作品。日本作为鲁迅的留学国,作为中国人通向西方文化的一道重要桥梁,
虽然不是鲁迅翻译的重点,鲁迅仍然翻译了不少作品和理论文章,除小说作品外,有厨川白村的理论和思想随笔,有日本的左翼无产阶级文学
的理论等。
在对日本人著作的翻译中,还有就是鹤见祐辅的随笔集《思想?山水?人物》这样显得特别的著作。只所以特别,是鹤见祐辅被作为一个政治家
,而且是自由主义者,被鲁迅翻译介绍的,后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政府的官员,这在鲁迅的翻译中绝对是个例。1958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鲁迅译文集》虽然收在其中,但有重要的《出版说明》:“这些译文,现在看来,其中有一些已经失去了译者介绍它们
时所具有的作用和意义;或者甚至变成为有害的东西了。如厨川白村的文艺论文、鹤见佑辅的随笔、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以及收入《文艺政
策》一书中的某些发言记录等;我们只把它们作为一种供给研究者参考的资料,收编入这部译文集中,不另单独出版。”主流意识形态对历史
文本的不宽容,涉及面很大,《思想?山水?人物》赫然在其中。而至今大陆出版的鲁迅与日本人关系方面的著作,也几乎不涉及作为日本侵华
政府重要官员,战后受到惩罚的鹤见祐辅其人。
鹤见祐辅出生于1885年,他的随笔集《思想?山水?人物》在大正十三年,也就是1924年三十九岁时成书。比他大四岁的鲁迅很快就收藏了他的
这本书,一开始并没有想到要译介全书给中国。鲁迅1925年4月到1928年3月选译完本书中的二十篇便停止,1928年5月由北新书局出版。鲁迅最
先译书中的一篇是《自以为是》,谈一个民族如果傲慢自大,就必然会落后挨打,主要以美洲印第安人和欧洲犹太人作为分析的实例,但也谈
到来中国:“现在的支那的衰运,也就是中华民国的自负心的结果呵,这不只是亚美利加印第安人单独的运命而已”,显然能得到鲁迅的共鸣
,译介来促成国人的警觉反省。鲁迅又在创作的杂文《灯下漫笔》时,批判“我们的古圣贤既给与我们保古守旧的格言,但同时也排好了用子
女玉帛所做的奉献于征服者的大宴”,译引了书中文章《北京的魅力》的一段,写鹤见祐辅和他的白人朋友“被魅于支那人费六千年而建筑起
来的生活的美”,在半殖民地中国乐而忘返。显然鲁迅是作为反面材料来引用的。在翻译和单独发表《书斋生活与其危险》时,鲁迅特地写了
《译者附记》,对比鹤见祐辅文中关于学者书斋中的思考撰述易与社会实生活隔膜不相关的观点,不点名地批评胡适之流“教青年们躲进书斋
去”的运动,和中国黑暗社会中青年在实生活中“略有言动”的遭受灾祸。可见鲁迅开始虽没有译全书的打算,仅选译的单篇文章都是对中国
思想界有借鉴意义的,鲁迅对鹤见祐辅的翻译是认真的,也是对中国有价值的。
鹤见祐辅的随笔集《思想?山水?人物》原书共有三十一篇,前二十二篇是感想,后八篇是游记。鲁迅开始只是挑选书中的单篇文章翻译发表,
逐渐积累了十二篇,便有了出版成一本书的想法,“在上海的‘革命文学’的潮声中,在玻璃窗下,再译添八篇,凑成一本付印了”。那篇《
说自由主义》,并非鲁迅注意的文字,为了“不失这书的本色起见”,便特地翻译了;鹤见祐辅的游记写得“过于轻妙”,鲁迅没有了翻译的
兴趣,也不影响书的本色,选译了四篇,这样成了汉语选译本原题书《思想?山水?人物》。对出版非常讲究的鲁迅嫌原书中的三幅插图不好,
改换了九幅新插图,充分显示了鲁迅的认真和热心。鲁迅为本书除了写成《〈书斋生活与其危险〉译者附记》,还写了《题记》和卖书《广告
》,介绍了这本翻译著作的成书情况,借此发挥地批评文坛对他译介外国书的指责,说“我的译述和绍介,原不过想一部分读者知道或古或今
有这样的事或这样的人,思想,言论;并非要大家拿来做言动的南针”,“以为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
配活的人也就有限”,他先前翻译厨川白村的书《出了象牙之塔》也是这么想的。鲁迅介绍原作者鹤见祐辅,“作者的专门是法学,这书的归
趣是政治,所提倡的是自由主义”。笔者再做点补充介绍。当时的鹤见祐辅在英美等国从事政治游学近三年结束回国后不久,书中的内容便与
此经历有关。鹤见祐辅曾任当时日本国铁道部运输局总务科长,参议院议员,多次出席太平洋会议为日本外交做贡献。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
面爆发后,他代表日本去美国等西方国家游说谋取支持,后任内务政务次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鹤见祐辅被审判有期放逐,满期后当过
日本进步党干事长,1973年去世。

二 鲁迅与鹤见祐辅的比较

鲁迅虽然向中国翻译介绍了鹤见祐辅的随笔集《思想?山水?人物》,两个人的思想志趣肯定有相投的地方,但不同处更多,差异更大。任何两
个事物都可以放在一起比较,看似不同的事物放在更广大的背景上,也能够比较同异处来,而开阔视野,拓宽知识域,引发出新的知识和看法
,是鲁迅与鹤见祐辅的比较的意义之所在。
鲁迅能从鹤见祐辅的书中得到不少共鸣。鲁迅最先从书中选译的是《自以为是》,鹤见祐辅对印第安人历史命运的疑问“如此优良的人种,何
以竟这样惨淡地灭亡了呢?”肯定打动了有着辉煌的历史却又已经衰败的中国的子民鲁迅。书中批评印第安人的骄慢,“他们确信着自己是世
界唯一的优良人种,那结果,就对于别的人种,尤其是白色人种,都非常蔑视了”,虽然每个民族都有优点和缺点,“无论什么时候,总是生
活在自己的种族所有的传统的范畴里。于是,他们也就毫不进步了”,还联系到中国:“现在的支那的衰运,也就是中华民国的自负心的结果
呵,这不只是亚美利加印第安人单独的运命而已”。这也是鲁迅自己的认识,他正在同民族传统守旧派和复古派作斗争,写出了一系列的精彩
文章。在《书斋生活与其危险》翻译和单独发表时,鲁迅特地写了《译者附记》,对比鹤见祐辅文中关于学者书斋中的思考撰述易与社会实生
活隔膜不相关的劝告,正与鲁迅反对胡适之流“教青年们躲进书斋去”相同,而中国社会中青年在实生活中“略有言动”便遭受灾祸,使他感
到当时大正民主时期的日本比中国自由。鲁迅在书的《题记》中特地提到了《论办事法》,说“很给了我许多益处”,“人必须不凝滞于物”
。此外,《说幽默》中关于幽默不是冷嘲,以同情做底子,《闲谈》中关于闲谈之可贵等,都是与鲁迅相关文章的看法相近的。鲁迅也在本书
《题记》和《广告》中称赞了原作者关于英美现势和国民性的观察及人物的评论,“都有明快切中的地方,滔滔然如瓶泄水,使人不觉终卷”

虽然同是东方人,鹤见祐辅是强大帝国的人,日本是欺侮中国的列强之一,鲁迅则是落后受欺凌的中国的人,因而对同一件事情的观感会截然
相反。上文提到鲁迅的杂文《灯下漫笔》中引用《北京的魅力》的一段,写鹤见祐辅和他的白人帝国的朋友在中国北京的享乐,“被魅于支那
人费六千年而建筑起来的生活的美”,“大风时候的万丈的沙尘,每三月一回的督军们的开战,都不能抹去支那生活的魅力”。显然是作为反
面材料来引用的,帝国的荣耀是以半殖民地的屈辱为代价的。还有一个例子则是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的。鹤见祐辅在书中《断想
》篇中,对威尔逊的敬仰溢于言表,铺叙了华美极致之言词,如“政治上的功绩太显著”。其中说到,威尔逊从巴黎和会半途回美国,在反对
党的根据地演说“倘有和我的主义政策宣战的人,我很喜欢应战。因为在我的皮肤一分之下跳动着的血液的一滴一滴,都是我祖先的传统底战
斗精神的余沥”,日本作者鹤见祐辅赞叹道:“那斗志满幅之状,真可以说是他的全人的面目,跃然入见了”。作为中国的爱国者鲁迅,对此
的看法与他不会相同,甚至完全相反。实际上,中国一开始作为战胜国被主持会议的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公理战胜强权”所激动,对会议充满
了期待,但巴黎和会将战败国德国在中国的不平等权益不是取消,而是转让给另一个战胜国日本,激起中国人对威尔逊和巴黎和会的愤慨,由
此爆发了五四爱国政治运动。在中国的强烈抗议下,继巴黎和会召开的太平洋会议仍是帝国主义列强就在中国的权益讨价还价,而鹤见祐辅是
为日本谋取在中国的不平等权益的会议参加者。
我们更感兴趣的不同是鲁迅与“自由主义”者鹤见祐辅的区别。鲁迅在1928年遭到转向后的创造社和新成立的太阳社的左翼无产阶级文学派的
联合围剿,被他们批判为小资产阶级趣味主义者,甚至是封建遗孽和法西斯蒂的“双重反革命”。正是“在上海的‘革命文学’的潮声中”,
鲁迅译添八篇,付印了鹤见祐辅随笔集《思想?山水?人物》。在本书《题记》中提到的这个背景显然是对“唯我独革”、脱离实际的青年浪漫
主义革命文人的讽刺。鲁迅也说明他与鹤见祐辅的区别:“作者的专门是法学,这书的归趣是政治,所提倡的是自由主义。我对于这些都不了
然”,与其说鲁迅谦虚和两人职业不同,不如说在共同的交叉的思想领域里,双方志趣不同。鲁迅特地在说明为什么添译《说自由主义》一文
时强调:“也并非我所注意的文字。我自己,倒以为瞿提所说,自由和平等不能并求,也不能并得的话,更有见地,所以人们只得先取其一的
。然而那却正是作者所研究和神往的东西”。《说自由主义》对鹤见祐辅来说,是《思想?山水?人物》的文眼或题旨,“倘非姑且记下现在自
己所想的自由主义的轮廓来,放在里面,则此书全体的意思,便不贯彻,所以试行写出来了”,但只是未定稿,不是自由主义的细致的研究。
文中说作者到美国留学,喜欢政治,特别关注美国总统的选举,因为研究美国现在总统威尔逊,“一个崇拜着自由主义政治家的少年”“就和
自由主义的研究相遇了”。与鲁迅上面的说明有关的是,鹤见祐辅反对这样的说法,“凡自由主义者,对于别的人们,常欲给以和自己均等的
机会,俾得自己表现及自己发展”,认为“像这样,便将自由主义的中心思想,弄成平等主义的思想了。自由一转而成平等,倒是派生的结果
,并不是中心思想”。从哲学上,鲁迅与鹤见祐辅都把握了自由主义的真谛,两人对自由和平等的取舍截然相反,两者不可得兼的情况下,鲁
迅为平等,鹤见祐辅取自由;如果两者可兼得,双方倒可作友军。强调自由,容易导致贵族主义,多样化和差别;强调平等,容易导致平民主
义,一致化和均等;当然,从政治上,特别是作为政治家的自由主义,内涵要复杂得多。

三 与《思想?山水?人物》相关

以《思想?山水?人物》的日译汉为纽带,鲁迅与鹤见祐辅发生了关联。原书体现了鹤见祐辅的思想,汉译本打上了鲁迅的烙印。接下来谈论与
本书及两个著译者有关的话题,主要涉及政治自由主义、英国费边社的社会主义与萧伯纳。
本书的大部分篇幅与英美的政治界人物有关。最长的第一篇《断想》,原作者说“在论述威尔逊、穆来和英国劳动党,以见为英美两国政界的
基调的自由主义的精神”,《往访的心》和《旧游之地》两篇长文也是关于欧美政迹的地点的访问的。作者的政治自由主义思想表现在对英美
自由宪政制度的推崇,对在这种制度下追逐权力和荣誉的西方名政治家的热爱。鹤见祐辅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欧洲几个国家的比较,可以看
到他的政治倾向:“我觉得亡德国者,并不是军国主义者,而是自由主义的缺如;俄国的跑向社会革命的极端,也就为了自由主义的不存在。
尤其是当欧洲战后的各国,内部渐苦于极端的武断专制派和极端的社会革命派的争斗的时候,就使我更其切实地觉得,将这两极端的思想,加
以中和的自由主义的思想之重要了。”原作者推崇的是英美的社会制度和这种制度的文化基础,他把这当作自由主义。当然,在鹤见祐辅看来
,英美的政治制度的文化基础应该是广泛的,是多种社会思潮合力的结果,社会主义思潮便是合力中的一股力量,相比于苏联的思想极端一元
化,则谈不上多元思想的合力,这也是被当作是自由主义的环境。因而自由主义既可以指多种思潮包括社会主义思潮的并存的政治环境,也狭
义地指与社会主义思潮相反对的一种思潮。
鹤见祐辅的此书著于二十年代,正是日本大正民主时期,各种思想非常活跃,社会主义思潮也非常流行。虽然不如社会主义思潮激进,但在带
有浓厚封建色彩的资本主义日本,他的自由主义仍是有进步意义的。然而到三十年代,日本的左翼社会主义、中间自由主义、右翼军国主义三
种力量的对比中,军国主义的势力越来越强大。发动九一八事件的石原、板垣征四郎等都是军国主义者的代表,而日本政府中的自由主义中间
温和派的代表鹤见佑辅,币原喜重郎等相对理智的力量逐渐失去分量,但鹤见佑辅仍然参加了军国主义法西斯政府。有一则说到鹤见祐辅在侵
华战争中的作为的故事也扯上了中国人胡适,非常有意思,两人分别是两国的自由主义政治学者的代表,却成了对头。爱谈政治却不轻易参加
本国政府的胡适终于接受国民党政府的委托成为驻美大使,争取美国的对华援助。《日本评论》体现的社会舆论惊呼:日本需要派出三个人一
同使美,才可低挡得住胡适。那三个人是鹤见佑辅、石井菊次郎和松刚洋佑。鹤见是文学的,石井是经济的,松刚则是雄辩的,日本政府也这
么做了。胡适与鹤见佑辅都留学美国,热心关注美国总统选举,都是作为东方的自由主义者与强度不同的本国专制政府合作,但毕竟强弱不同
,相互为侵略国与被侵略国,便在最大的自由主义立国的美国作为对手较量起来。鲁迅自称对自由主义“不了然”,“并非我所注意”,除了
他的志趣在文艺不在政治,主要还是他反感以自由主义为价值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
上面提到鲁迅反对自由主义,是从自由与平等不能两得方面立论的,那么处在可能“两得”的中间模糊地带呢?书中《断想》长文有五六节谈
英国费边社的社会主义。费边社(鲁迅译为:菲宾协会)的社会主义思想来自英国的工联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后来成为英国工党的指导思
想。是马列主义之外的社会主义的一种,属于民主社会主义范畴。鹤见佑辅在《序言》中说:“在论述威尔逊、穆来和英国劳动党,以见为英
美两国政界的基调的自由主义的精神”,“劳动党”现在译为“工党”,鹤见佑辅显然将社会主义的工党也纳入他的自由主义范围内。鲁迅时
代的中国马列社会主义者夸大了两大社会主义思潮的分歧与对立,但现在大陆的“国际社会主义史”中基本都将民主社会主义包括工联主义和
英国费边社包括在内,设置章节,作为社会主义的重要部分。帝国主义与被压迫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矛盾,使鲁迅与同代人对西方民主社会主义
隔膜,但鲁迅与鹤见佑辅还是有交集,就是对费边社的社会主义者萧伯纳的好感。
鹤见佑辅在书中谈费边社时谈到萧伯纳,称赞萧伯纳的文章“是有志于政治和社会运动者所当熟读玩味的”,“萧是生在英国那样的民众政治
的国度里,磨炼了他的文章和辩论的武器,风靡着一世”,还特别介绍了萧伯纳与威尔士在费边社内的大论战,“菲宾协会是几乎被新来的威
尔士所蹂躏,因萧的雄辩而得救的。人说,假使威尔士是雄辩家,则英国的社会主义是怕要完全两样了吧”。当鲁迅在1933年与萧伯纳见面和
写关于萧的文章时,他当会记得他翻译的鹤见佑辅书中的这些文字。鲁迅在三十年代可称为左派,但说他是马列主义左派并不准确,鲁迅应当
是国共两党的左派的共同战友。虽然鲁迅和自由主义者胡适都参加了国民党左派的民间人权组织中国民主保障同盟,但胡适因与负责人宋庆龄
和蔡元培的分歧而被开除。鲁迅去世后的热闹葬礼也主要是国民党左派主持的。在国民党左派宋庆龄的寓所,鲁迅与萧伯纳的见面,由于林语
堂的出风头,只有极短的交流机会。萧伯纳对鲁迅说:“他们称你为中国的高尔基。但是你比高尔基漂亮!”鲁迅答说:“我更老时,将来还
会更漂亮。”当时的报刊还虚构出他们的这样对话:萧伯纳说他姓萧也姓费(即费边社的社会主义),而鲁迅答说自己姓周又姓鲁,还姓社(
中国的社会主义),倒是让中西不同的两种社会主义和谐友好地相处了。
鲁迅和自由主义者鹤见佑辅都对萧伯纳好感并视为自己方的战友,这也是出乎爱搞思想派别对立的人所料吧。鲁迅不但和萧伯纳在国民党人家
里友好地见面,还与共产党人瞿秋白编成了《萧伯纳在上海》一书,亲自写了序言。之外,鲁迅还写了两篇关于萧伯纳的文章《谁的矛盾》、
《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给予萧伯纳高度评价。鲁迅揭示了一些反左翼的文人看待萧伯纳的矛盾:“有的看不起他,因为他不是一个马
克思主义文学者,然而倘是马克思主义文学者,看不起他的人可就不要看他了”。鲁迅称赞萧伯纳:“他有钱,他偏讲社会主义,他偏不去做
工,他偏来游历,他偏到上海,他偏讲革命,他偏谈苏联,他偏不给人们舒服……”,这不也几乎是说鲁迅自己吗,中西方两个不同类型的社
会主义者在这段话里得到惊人的一致。
2008年9月16日


 论青年鲁迅的思想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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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青年鲁迅的思想探索,以四篇文言论文为主要成果,国民、精神和文艺三个方面叠合成为他的问题指向。以精神启蒙为理想目标,从科学进化论到文明形态论,最后落实在文艺的使命,这是他的思想探索过程和内容的三个组成部分,由此显现鲁迅青年时期思想的大致的体系。青年鲁迅的思想探索对百年后的中国思想界仍有启示。

关键词:青年鲁迅;思想探索;科学;文明;文艺

 

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到东京从事文艺运动,是青年鲁迅思想探索的起点。鲁迅自己在后来的《〈呐喊〉自序》① 中特别说明了这一时期的思想变化。少年的鲁迅到南京进洋学堂学洋务,主要是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由水师学堂到路矿学堂的学习,虽然没有把他培养成中国未来的海军或矿路工程师,却使他有了对维新的信仰,和对自然科学的爱好。加上对父亲的病的心结和对日本维新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认识,鲁迅到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从学医到从文的契机,鲁迅自己描述了著名的“幻灯片事件”,那就是愚弱的国民最需要的是改变他们的精神,而这不能凭医学,而是靠文艺。由此少年鲁迅的对科学的学习转到青年鲁迅对精神和文艺的思想探索,虽然后来有着思想发展,对精神的注重和对文艺事业的坚守一直是他的主业,再没发生变化。青年鲁迅的文艺事业,主要集中在他离开仙台到东京从事文艺活动的时期,行动上他主要是出版《新生》杂志流产和翻译《域外小说集》,思想著述上主要便是四篇文言论文《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本文论述青年鲁迅的思想探索,便是以这四篇文言论文为重要文献。如上所说,愚弱国民、注重精神和从事文艺三个方面叠合成为青年鲁迅思想探索的问题指向。反思和批判当时思想界的各种言说,以精神启蒙为理想目标,他的这一时期的思想探索有其重要的特征。


一、  科学进化论


鲁迅后来提及一个词语“思想革命”,这和本文采用的“精神启蒙”意思相近,但两者显然也有着某种程度的差别,思想偏重于认知,精神包含思想,但偏重于情感意志,鲁迅五篇文言论文的关键词恰恰不是思想而是精神。鲁迅在精神的下面建构了科学和文明的逻辑基础。把五篇论文整体上把握,从逻辑理路而不是拘泥于写作时间顺序,可以发现鲁迅青年时期思想探索的三个步骤,那就是从科学进化论到文明形态论,最后落实在文艺的使命上,由此显现鲁迅青年时期思想的大致的体系。

科学进化论是对青年鲁迅思想探索的第一个步骤的概括。从弃医从文开始,鲁迅进入他思想的青年阶段,但新阶段的思想探索的第一个步骤常常也有必要回顾过去的思想基础并整理反思。鲁迅从小时候起就有着对文艺的爱好,但他的专业志业一度在自然科学上。他在南京时期就受其影响的进化论便是自然科学领域的科研成果。向精神启蒙方向求索,鲁迅首先对生物进化论和自然科学进行回顾性的反思,这主要体现在他的《人之历史》和《科学史教篇》两篇文言论文中。鲁迅在这两篇论文中思考了相关的两个问题,自然科学最新认识上的人是怎样的?自然科学本身是怎样的?鲁迅讨论这两个问题不是局限在自然科学论域内部,它们以人学为指向,以人的精神为归宿。

自然科学在19世纪关于生物学上的最高成就是生物进化论,人作为高等动物只有在生物科学中认识自己的科学内涵。生物进化论是关于整个生物界的,但它的思想意义对鲁迅来说为人学提供生物科学的基础。正因为如此,鲁迅谈论进化论的论文名为《人之历史》②,他重点谈的不是达尔文的纯生物进化论,而是海克尔的人类种系发生学,“乃言人类发生及其系统之学,职所治理,在动物种族,何所由昉”。论文梳理进化论学说,从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开始,到达尔文正式确立,海克尔像赫胥黎一样拥护进化论学说,并从多方面加以发扬光大,他的一个重要的新贡献正是鲁迅所重点强调的,就是人类的发生及其系统成了一门科学。海克尔的《人类起源》继承了达尔文和赫胥黎的成果,以古生物学、个体发生学和形态学来论证人类进化的系统,破除了中国古代和西方关于人的种种神话和迷信,还人以生物学上的真相。论文的落脚点是关于人的不同于其他生物的人性:“人类进化之说,实未尝渎灵长也,自卑而高,日进无既,斯亦见人类之能,超乎群动,系统何昉,宁足耻乎?”鲁迅对生物进化论的论说的主题是人,将人在生物科学上确立一个牢固基础,人来自生物进化,但“人类之能,超乎群动”。

生物进化论是自然科学,鲁迅探讨了生物进化论后,在《科学史教篇》③ 中还深入探讨了科学发展史,这是对生物学的扩大,也是对少年鲁迅科学爱好的总结。这篇论文梳理了西方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源头也追溯到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古阿拉伯的模仿而缺少创新,经过漫长的中世纪后,经过培根、笛卡尔等的努力,到17世纪形成巨流至今。同《人之历史》一样,青年鲁迅进入科学又出乎科学,他的探讨走向人和人的精神。鲁迅在这篇论文中既强调科学在求真理,反迷信,不以实用为功利,却助益人类文明发展,又强调科学中人的重要性,那就是在求真理中的“理想”、“圣觉”与“道德”因素的重要作用。最后归结到人的精神的主题:不能推崇科学而忽略“美上之感情”、“明敏之思想”,应该“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由科学进化论引向了精神人学。

《人之历史》和《科学史教篇》对科学进化论的思考,为人学和人的精神的探讨确立了踏实的科学基础和现代性观念,又成为鲁迅青年时期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步骤的思想探索是鲁迅对少年时期自然科学爱好的总结,又是以青年时期确立的精神启蒙为指引方向,由此鲁迅青年时期的思想探索进入第二步骤,我概括为文明形态论。

 二、文明形态论


青年鲁迅的思想探索的第二步骤是文明形态论,以《文化偏至论》④ 为代表。如果说第一步骤鲁迅主要在自然科学论域里探讨,这一步骤则移置到社会文化文明的社会科学论域的探讨。所谓“文化偏至”,这里的“文化”意思等同于“文明”,用后者来描述更为准确,而“偏至”可直译为“偏颇”,有矫枉过正的意思,文明内部包含多种互补的形态,相互矛盾,一种形态过分发展,便有另一种形态来矫正。

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认为中国人不能盲目学习西方,应该认识到西方文明的发展有个偏至的特点,特别要了解西方最新的文明形态。从历史发展上,从罗马帝国统一欧洲和基督教控制欧洲起,鲁迅将西方文明大致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教皇控制欧洲各国,思想被宗教严重束缚。宗教的发展过度导致反抗,经过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君主制民族国家的发展和英、美、法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19世纪在物质文明和以平等为追求与民众为主体的制度文明上发展为新的偏至,这是第二阶段。从19世纪末开始,一种反抗主流文明的新的文明成为新思潮。文明形态一般可划分为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在鲁迅这里,19世纪的文明,物质文明上高度发展,制度文明以“众治”为特点,两者的偏至压抑了精神文明的发展,而反叛19世纪主流文明的“新神思宗”正是作为矫正而出现的,它还在发展之中,但可贵的品质已经出现。鲁迅重点论述的正是第三阶段的新的文明形态,鲁迅称为“新神思宗”,它的源头可追溯到19世纪初的理想主义,作为矫正19世纪物质和“众治”的偏至而出现的新的文明形态,鲁迅从非物质和重个人两方面详加论说。

对于文化偏至发展新产生的“新神思宗”,虽然鲁迅在论文中说“非云已尽西方最近思想之全,以不为中国将来立则”,倒很能看到鲁迅的思想兴趣,并且也与青年鲁迅确立的精神启蒙思想相贯通。西方的“新神思宗”,现在一般称为非理性主义思潮,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提及的有施蒂纳的个人主义,克尔凯郭尔的存在主义、叔本华、尼采的意志主义,还有推崇个性的戏剧家易卜生。他们分属不同的思想派别,之间也有区别,大致上施蒂纳推崇个人自我的绝对性,“唯此自性,即造物主,唯有此我,本属自由”,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而克尔凯郭尔、叔本华、尼采主要是对庸众的鄙弃对天才及其个性的推崇。但在重视人的精神上有共同之处,这种精神人学重视人的情感意志,提倡个性、特异的品质,反对物质的崇拜和以众数压迫个人。鲁迅赞同新神思宗的非物质主义,弘扬人之“主观之内面精神”,因为物质主义“使性灵之光,日益就于黯淡,19世纪文明一面之通弊,盖如此矣”。这不但体现鲁迅对西方文明形态的看法,也是他拿来在中国进行精神启蒙的重要思想资源。

鲁迅所理想的思想建设是“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而它的精神启蒙理想蓝图便是:“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个性张,沙聚之邦,于是转为人国”。这便是鲁迅的著名的“立人”命题,偏重于精神上改造人充实人,从而既成就人,又改良了社会和国家,民族救亡之目的和途径自在其中。


三、文艺的使命


鲁迅青年时期思想探索的三个步骤,最终要落实在最后一个步骤上,那就是精神启蒙的武器是文艺、“从事文艺运动”。从鲁迅个人理解,精神界之启蒙战士,也必定是文艺界之战士。

在《摩罗诗力说》⑤ 中,鲁迅充分肯定了文艺的价值和作用,这里文艺以诗歌为代表。“盖人文之流遗后世者,最有力莫如心声。古民神思,接天然之閟宫,冥契万有,与之灵会,道其能道,爰为诗歌”。文明的盛衰与诗歌的盛衰有着一致性,几大文明古国衰败了,他们的诗歌也黯哑了;但诗歌的兴盛也能振兴民族的精神,如阿恩特和柯尔纳德的诗歌在激发普鲁士人民反抗拿破仑的侵略上起了重要的作用。鲁迅对文艺并不是纯粹的工具论的,他充分认识到文学的本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又“实力离尽”,这本身便是“不用之用”,“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鲁迅正是将文艺“兴感怡悦”、“涵养神思”的精神作用与精神启蒙之目标结合起来,很好地处理了文艺的本质与作用之间的关系。对于诗歌来讲,与鲁迅的精神启蒙目标的一致,也承接他的从科学进化论到文明形态论,最后落实在文艺的使命的思想探索理路。鲁迅在科学进化论中重视“人类之能”,在哲学领域对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推崇是为弘扬人之“主观之内面精神”,文艺领域则推崇以拜伦为“宗主”的摩罗诗派。按照鲁迅的理解,在拜伦之外,这一派诗人还有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斯沃瓦茨基、克拉辛斯基和裴多菲等。他们虽然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但有作为摩罗诗派的共同特点:“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

为精神启蒙,改造愚弱的国民,鲁迅特别推崇的文艺便是这种激烈反抗传统和世俗的文艺,而这有他的进化论和文明观基础,“平和为物,不见于人间”,文明的生机在于争胜和进步。中国文明的衰落与传统的“不撄人心”思想、专制社会压迫自由,及对此的反抗有关。鲁迅在对每个摩罗诗人的具体介绍中都突出了反抗的激情。以谈论最多的诗人作为“宗主”的拜伦为例,“破坏复仇,无所顾忌,而义侠之性,亦即伏此烈火之中,重独立而爱自由,苟奴隶立于前,必衷悲而疾视,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拜伦不但在英国国内反抗保守和世俗,而且帮助弱小国家意大利和希腊反对异族统治者,这是最使当时弱下国家的鲁迅“神旺”的。

鲁迅的激励个人的反抗和自强,注重人的精神,与他的人道主义是统一的。他的理想里含有对弱国和愚民的关爱,这从他谈论拜伦与尼采的异同可以看出来:尼采“欲自强,而并颂强者”,拜伦则“欲自强,而力抗强者,好恶至不同,特图强则一而已”。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个人自强和改良社会在鲁迅的论说中有着统一性,当然具体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针对中国问题,鲁迅希望出现“第二维新之声”,呼唤“精神界之战士”,“破中国之萧条”,通过文艺对愚弱的国民性进行精神改造。


四、结论和启示


鲁迅青年时期思想从科学进化论到文明形态论,最后落实在文艺的使命上,三部分既可看作思想探索的三个步骤,在共时性上也可看作青年鲁迅思想的大致的体系。科学进化论主要立足自然科学领域,文明形态论主要立足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生物进化与文明发展、精神提升有着同构,广义的进化论可以贯穿这三个领域,成为鲁迅思想最突出的特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众数与个人,在文明形态的发展中有着偏至性,而时代更需要突现后者的文明形态,不管是西方还是中国。如果说鲁迅思想探索的主题是人,目标是“立人”而“人国”,中国国家民族自强的愿望自在其中,而文艺是精神启蒙的路径。

青年鲁迅的思想探索的具体历史语境是我们评价鲁迅这一时期的思想内容不能不充分理解的。弃医从文是在1906年,四篇文言论文的写作和发表只是在短短的1907-1908两年,1909年回国后他的思想状态便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的过渡期了。这一时期中国的先进社会思潮已经经过了洋务派“竞言武师”、“图富强”的失败,鼓吹“立宪国会”的维新派戊戌变法的流产,对这两派的经验教训的反思使鲁迅认识到在当时的国情下,“金铁国会立宪之云”不过是“抱枝拾叶”,经济发展、军事强盛,制度创新都需要人来做,人来维持,如果人不能成为现代的人,那么,现代文明的工商业和社会制度就建不起来,或者只是西方文明在中国复制的赝品,解决不了中国的时代实际问题。在维新派和革命派之间,青年鲁迅是支持革命派的,但革命派的目标与维新派一样主要只是在制度变革,两者只是在排满共和与君主(满清的)立宪上有所不同,革命派更激进。鲁迅与革命者有交往,还加入过光复会,但他独特的心智抱负使他与革命派的政治活动保持了距离,他的“立人”的精神启蒙路径与革命派的政治革命不但不相冲突还相得益彰,在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的两方面的文明形态上分别努力,致力于一个全面的中国社会改造。政治革命成为时代的主潮,鲁迅的文艺的精神启蒙思想超越了时代因而寂寞和没有产生实际的社会影响。待到辛亥革命的成果落到袁世凯手里,他既恢复帝制又掀起传统封建文化的糟粕,精神文明的改造便成为时代呼唤的主潮了,这便有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而鲁迅在这场运动中成为思想家和文艺战士。鲁迅后来的思想发展大致为,20年代他的精神改造中加深了对国民性包括自己的精神内部的剖析⑥,而他的后期,则将人的精神的改造,与马克思主义运动的社会改造呼应起来⑦。

青年鲁迅的思想探索对百年后的中国思想界仍有启示。科学进化论、文明形态论使我们着眼于社会的整体改造和变革。科学发展观和认知论是我们认识社会和思考改革方案和实践的基础,而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作为文明形态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内在的联系,又构成一个整体,必须有个整体的把握。鲁迅着眼于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在物器和制度上的失败,尊重文明偏至的发展规律,突出精神文明改造上的作用,但鲁迅并没有否定器物和制度上的努力的作用。当下21世纪初的中国在物质、制度和精神三大文明形态上哪个形态更是问题的关键,成为首要解决的问题?见仁见智,会有不同的回答,但立足于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经验和教训的反思,更多的人以制度问题为三种形态中最关键,这又是不同于相隔百年的鲁迅在上个世纪初的情况⑧。文明发展有偏至,个人何尝没有,具体个人只是社会众多个人的一员,有人偏重器物建设,有人偏重制度建设,有人偏重精神文明建设,鲁迅为致力于精神启蒙而选择从事文艺工作,今日更多的人选择器物建设、制度建设而从事科学发明和社会制度研究实践工作,一样得到尊重。对于从事文艺工作的包括我在内的人来说,文艺所致力的精神文明改造,既是社会整体工程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又是立足于个人自己岗位的意义的实践,并且对鲁迅更有体会和崇敬。


注释:

①《鲁迅全集》第1卷,第415页。本文参考的《鲁迅全集》为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下同。

②《鲁迅全集》第1卷,第8页。

③《鲁迅全集》第1卷,第25页。

④《鲁迅全集》第1卷,第44页。

⑤《鲁迅全集》第1卷,第63页。

⑥参考王乾坤《鲁迅的生命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⑦参考竹潜民《鲁迅晚年思想的当代解读》,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版。

⑧参考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论青年鲁迅对时代思潮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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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青年鲁迅的思想探索既体现在他的思想倡导上,也体现在他对时代思潮的反思批评上。本文以鲁迅早期文言论文为主要考察对象,分析鲁迅在反复古、掊物质排众数和破恶声三个方面对清末时代思潮的批评,由此归纳出鲁迅相关思考的特点及意义。

关键词:青年鲁迅;时代思潮;批评;立人

 

青年鲁迅的思想探索主要在日本留学时期,当时清朝末年随时代而激荡,由中西文化冲突引发了中国社会新思潮蜂起和争鸣,而日本又是中国近代社会思潮聚集之地。满怀启蒙救国理想的青年鲁迅的思想探索成为当时的独特而新锐的言说,既体现在他的思想倡导上,也体现在他对时代思潮的反思批评上,而立足时代语境和问题来思考正是鲁迅思想的特点。鲁迅对时代思潮的主流观点,主要来自复古派、洋务派、维新派和部分革命派以及一般的知识界,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和反馈。本文以鲁迅早期文言论文为主要考察对象,分析鲁迅在反复古、掊物质排众数和破恶声三个方面对清末时代思潮的批评,由此归纳出鲁迅相关思考的特点及意义。

 

一 反复古,辨国粹

在清末的中国危亡的困局中,传统守旧派在时代思潮中的声音仍然很大,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历史的曾经辉煌,以及传统的华夏上国观念的影响。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所打击,他们失去睁眼看世界和正视现实的勇气,如鸵鸟遇到危险而埋头沙中一般,躲进传统文化的虚幻光影中麻醉自己。鲁迅在五四时期针对这些人作了尖锐激烈的批评,正是他在五四时期的最大成绩。实际上,早在留日时期的青年鲁迅,在对清末社会思潮的回应中,就对传统守旧派的复古主义进行了批评,并且相应地对传统文化的糟粕进行了深刻的解剖。五四时期的鲁迅对传统落后面的批判更加全面和彻底,而青年鲁迅与晚年鲁迅较多地肯定了传统文化的优秀面。青年时期的反复古,辨国粹的精神被后来的鲁迅一直延续。

时代思潮中的传统守旧派的复古主义有两种表现。一种是一味排斥新思潮,坚持守旧。鲁迅在《人之历史》中批评他们对近代进化论先进思想的排斥:“中国抱残守阕之辈,耳新声而疾走”,“病侪人类与猕猴,辄沮遏以全力”。鲁迅针锋相对地批评他们的守旧与偏见:“人类进化之说,实未尝渎灵长也,自卑而高,日进无既,斯益见人类之能,超乎群动,系统何昉,宁足耻乎?”。另一种复古主义是虽然看到世界和新事物,但却毫不求进步,以中国“古已有之”,化新为旧。正如鲁迅在《科学史教篇》所指出:“震旦死抱国粹之士”“惟张皇近世学术,无不本之古人,一切新声,胥为绍述”,“一若今之学术艺文,皆我数千载前所已具”。鲁迅质问他们“不知意之所在,将如天竺造说之人,聊弄术以入新学,抑诚尸祝往时,视为全能而不可越也?虽然,非是不协不听之社会,亦有罪焉已”。

鲁迅绝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他理解和尊重一个民族对自己历史的感情,关键是要正确认识历史,回顾历史不是美化过去借以逃避现实,而是为了现在的发展进步,辨国粹的精神在他青年时期非常明显。在《摩罗诗力说》中便说明:“夫国民发展,功虽有在于怀古,然其怀也,思理朗然,如鉴明镜,时时上征,时时返顾,时时进光明之长途,时时念辉煌之旧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若不知所以然,漫夸耀以自悦,则长夜之始,即在斯时”。而当时中国的传统守旧派的复古主义思潮与鲁迅的传统观相反,拒绝现代世界文明,“独不与西方同,心神所注,辽远在于唐虞,或迳入古初,游于人兽杂居之世;谓其时万祸不作,人安其天,不如斯世之恶浊阽危,无以生活。其说照之人类进化史实,事正背驰”,“故作此念者,为无希望,为无上征,为无努力,较以西方思理,犹水火然;非自杀以从古人,将终其身更无可希冀经营,致人我于所仪之主的,束手浩叹,神质同隳焉而已。且更为忖度其言,又将见古之思士,决不以华土为可乐,如今人所张皇;惟自知良懦无可为,乃独图脱屣尘埃,惝恍古国,任人群堕于虫兽,而已身以隐逸终”,这样必然阻碍中国的救亡要求和民族进步。

青年鲁迅在早期文言论文中对复古主义思潮进行了直面的批评,与此相应,他也在对“国粹”的辨析中,对所谓中国古代文化精神的糟粕一面进行了深入的批评。与当时的民族救亡所需要的进取精神相一致,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抓住传统文化的“不撄”的性质进行了批评,矛头直指封建专制主义和愚民政策:“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而意异于前说。有人撄人,或有人得撄者,为帝大禁,其意在保位,使子孙王千万世,无有底止,故性解(Genius)之出,必竭全力死之;有人撄我,或有能撄人者,为民大禁,其意在安生,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故性解之出,亦必竭全力死之”。对于传统文化中的诸学派,鲁迅最为批评体现上面特征的道家思想:“老子书五千语,要在不撄人心;以不撄人心故,则必先自致槁木之心,立无为之治”。这样必然导致民族的退化和积贫积弱。相反,鲁迅倡导以拜伦为宗主的西方积极浪漫主义美学精神,“摩罗宗之为至伟也。人得是力,乃以发生,乃以曼衍,乃以上征,乃至于人所能至之极点”,以人心之撄,激发民族进取和进步。

 

二 掊物质,排众数

清末的中国民族危机,迫使更多的国人睁眼看世界,接受西方现代文明。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如何学习西方,新派的各种思潮有着分歧。青年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将流行的这些时代思潮概括为三方面的思潮:一为“竞言武事”,发展军事力量;一为“制造商估”,发展工商业;一为“立宪国会之说”,即建立近宪政民主制度。它们“素见重于中国青年间,纵不主张,治之者亦将不可缕数”。对于这三方面的时代新思潮,很难说鲁迅从完全意义上反对,但鲁迅的确给予了批评性的回应,他主要是指斥一些提倡者的不良动机和以“根本之图”来对各家思潮纠偏。

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首先批评了偏面强调发展军事力量的观点。“有新国林起于西,以其殊异之方术来向,一施吹拂,块然踣傹,人心始自危,而辁才小慧之徒,于是竞言武事。”这些军事强国论者以为西方文明的先进性单纯地体现在军事侵略力量的强大上,鲁迅驳斥了这种观点。他认为印度波兰虽然是被西方军事力量所征服,但不能推导出任何的军事强大即文明先进,正如中国历史上,中国的宋朝败于蒙古族和女真族,失败者的文明程度实际上更高。因此战争的胜负不能成为民族文明间的落后或先进的标准。西方文明的先进性根本地体现在“启人智而开发其性灵”,如果中国人不如此学习西方,反而“喋喋誉白人肉攫之心,以为极世界之文明者”,只能“举国犹孱,授之巨兵,奚能胜任,仍有僵死而已矣”,他们“后有学于殊域者,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以所拾尘芥,罗列人前,谓钩爪锯牙,为国家首事”,必然是错误的认识。再加上他们一些人存在的谋私利的不良动机,“以习兵事为生,故不根本之图,而仅提所学以干天下;虽兜牟深隐其面,威武若不可陵,而干禄之色,固灼然现于外矣!”鲁迅所批评的这股思潮与洋务派的单纯发展军事力量有关,而随着甲午中日战争的中国惨败,洋务派的惨淡经营宣告破产,但作为文化思潮还在延续。鲁迅不是完全地反对发展军事,只是指出在正当的动机下要以“立人”作为根本支撑。

其次,鲁迅对“制造商估”的批评也是从提倡者的不良动机和以“根本之图”对之纠偏来进行的。鲁迅指斥了他们一些人的自私的不良动机:“盖国若一日存,固足以假力图富强之名,博志士之誉,即有不幸,宗社为墟,而广有金资,大能温饱,即使怙恃既失,或被虐杀如犹太遗黎⑾,然善自退藏,或不至于身受;纵大祸垂及矣,而幸免者非无人,其人又适为己,则能得温饱又如故也”。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认为,片面地发展工商业,所谓“黄金黑铁,断不足以兴国家”,救国的根本之图在于人的解放以获得“诚善美伟强力”。

再次,鲁迅对于鼓吹近代宪政民主制度的思潮也进行了批评。这方面使许多当代读者难以理解,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们没有深入青年鲁迅面对的时代语境来理解鲁迅。对于鲁迅来说,一是不久前的戊戌维新变法运动失败了,接下来的总结失败的教训应该从宪政民主运动的背后来找,而不是在失败了的宪政运动上空谈宪政,就是社会进步力量会还很弱小,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思想进步得不够,这需要精神启蒙,鲁迅的药方是“立人”,正是针对宪政民主运动失败的“治病之药”。二是后来清朝政府被迫颁布“预备仿行宪政”的预旨,企图以假立宪维持腐朽崩溃的清政权。进步人士遭到清政府打击,能参与“钦定”宪政的大都是清统治集团内部的人和外来投机分子,这样的情况下,在民间进步人士中,革命派比维新派更受欢迎,鲁迅当然羞于迎合清政府的“宪政”吧。就是从后来发生的辛亥革命来看,新建立的国民政府有着现代宪政民主制度的特征,而袁世凯扭曲政体,废除约法,又一次宪政梦想便宣告破灭,倒是应合了青年鲁迅的诊断,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补上这个药方。当然,与批评“制造商估”一样,鲁迅“立宪国会之说”也除了质疑不良动机外,也是从“根本之图”上来纠偏,这使他成为最早的西方意志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生命哲学的介绍者和鼓吹者。

鲁迅更多场合是将二三两个方面放到一起批评,所谓“黄金黑铁国会立宪”,又与“物质”、“众数”两个词对应,有着更广大的视野。鲁迅立足于西方文明发展演变的规律,即文化偏至理论,认识到西方在19世纪工商业的物质文明和宪政民主的制度文明得到极大的发展,发展有偏至,结果“物质也,众数也,19世纪末叶文明之一面或在兹,而论者不以为有当。盖今所成就,无一不绳前时之遗迹,则文明必日有其迁流,又或抗往代之大潮,则文明亦不能无偏至。”,因此,抓住现代文明的最进步动态,赶超世界,也是做“根本之图”,鲁迅批评“金铁国会立宪之云”,不过是“抱枝拾叶”,最重要是“立人”。当然,“枝叶”也自有其本有价值。还有,现实中的宪政民主制度虽比封建等级制度先进,但仍有缺陷,不能理想化,特别是近代宪政民主也有所谓“多数人的暴政”;也会变形为比封建专制更加禁锢的现代极权制度,因此鲁迅下面的两段话不能不说是一种有价值的警告:“见异己者兴,必借众以凌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呜呼,古之凌民者,一独夫也;由今之道,则顿变而为千万无赖之尤,民不堪命矣,与兴国究何与焉”。鲁迅针对它们的偏颇的“根本之图”是“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尊个性而张精神”,“张大个人之人格,又人生之第一义也”,“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

 

三 破恶声,去伪士

青年鲁迅的思想探索直面时代思潮,有破有立,有着深刻的见解。除了对传统守旧派的复古主义和封建文化的国粹糟粕批评外,他当然更多精力用在审视批判种种新思潮上。如果说“掊物质,排众数”所针对的“金铁国会立宪之云”,主要是维新派和革命派的时代运动主潮的观点,他们在宪政理想上虽有改良与革命,君主制与共和制之分,“国会立宪”上是大同的;那么,在《破恶声论》中,鲁迅对一般的非主潮的新派观点也进行了批判。很遗憾的是,鲁迅这篇文言论文没有写完,我们看到的只是原计划的小部分。

《破恶声论》首先向我们描绘了当时中国社会可怕的现状。首先是“寂漠境”:“本根剥丧,神气旁皇,华国将自槁于子孙之攻伐,而举天下无违言,寂漠为政,天地闭矣。狂蛊中于人心,妄行者日昌炽,进毒操刀,若惟恐宗邦之不蚤崩裂,而举天下无违言,寂漠为政,天地闭矣”。这里并不是“无声”,只是“若其靡然合趣,万喙同鸣,鸣又不揆诸心,仅从人而发若机栝;林籁也,鸟声也,恶浊扰攘,不若此也,此其增悲,盖视寂漠且愈甚矣。而今之中国,则正一寂漠境哉”。其次,也是“扰攘世”:国门被打开之后,新思潮蜂起,“胡寂漠之云云也。若如是,则今之中国,其正一扰攘世哉!”“寂漠境”与“扰攘世”之所以是同一个当时中国,是因为在鲁迅看来,“思聆知者之心声而相观其内曜。内曜者,破[黑甚]暗者也;心声者,离伪诈者也”而不得。接着鲁迅分析了当时中国思想界如此现状的原因和解救方法。时人的扰攘议论既不高明,“灵府荒秽”;许多人也存在不良动机,以“新”谋私:“掣维新之衣,用蔽其自私之体”,“徒炫耀耳食以罔当时”,“至尤下而居多数者,乃无故假是空名,随其私欲”。结果便“故纵唱者万千,和者亿兆,亦绝不足破人界之荒凉;而鸩毒日投,适益以速中国之隳败,则其增悲,不较寂漠且愈甚与”。这样的时代中国需要“心声”“内曜”俱佳,“苏古掇新,精神闿彻”的“不和众嚣,独具我见之士,洞瞩幽隐,评[阝少马]文明,弗与妄惑者同其是非,惟向所信是诣,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破人界之荒凉”,使“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在青年鲁迅看来,这样的最为时代所真正需要的人只能“大冀于方来”,但他自己正是这样的时代先觉者。

青年鲁迅写作《破恶声论》,主要是为了批评当时社会和一般思想界的错误的言论。文中他将这些错误的思潮归纳为两大类:“聚今人之所张主,理而察之,假名之曰类,则其为类之大较二:一曰汝其为国民,一曰汝其为世界人。前者慑以不如是则亡中国,后者慑以不如是则畔文明”,它们本质上都是错误的并且专制霸道:“寻其立意,虽都无条贯主的,而皆灭人之自我,使之混然不敢自别异,泯于大群,如掩诸色以晦黑,假不随驸,乃即以大群为鞭筍,攻击迫拶,俾之靡聘。” 这“灭裂个性也大同”的两类“举其大端,则甲之说曰,破迷信也,崇侵略也,尽义务也;乙之说曰,同文字也,弃祖国也,尚齐一也,非然者将不足生存于二十世纪”,他们说着所学来西方的词语,并不能真正理解,观点都是错误的,并且动机上主要为谋私利。

《破恶声论》未完稿中,鲁迅只批评了“甲之说曰,破迷信也,崇侵略也,尽义务也”的前两个。首先是关于“破迷信”的言论。鲁迅认为宗教、神话和民间赛会习俗活动所谓“迷信”有其存在的意义:“此乃向上之民,欲离是有限相对之现世,以趣无限绝对之至上者也。人心必有所冯依,非信无以立,宗教之作,不可已矣”,至于多神的中国古代宗教和西方一元神基督教,“纵对象有多一虚实之别,而足充人心向上之需要则同然”,不能以此判优劣。“破迷信”者出于落后国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对西方科学的浅薄理解,“精神窒塞,惟肤薄之功利是尚,躯壳虽存,灵觉且失。于是昧人生有趣神閟之事,天物罗列,不关其心,自惟为稻粱折腰;则执己律人,以他人有信仰为大怪,举丧师辱国之罪,悉以归之,造作?言,必尽颠其隐依乃快”。所以“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鲁迅早在《科学史教篇》中便指出:“世有哂神话为迷信,斥古教为谫陋者,胥自迷之徒耳,足悯谏也”。青年鲁迅辨析民族文化传统,有明显肯定的方面。其次是关于“崇侵略”的言论。鲁迅反对西方列强恃强力侵略压迫弱国并以庸俗的进化竞争说美化侵略为爱国,称之为“兽性爱国”。而中国却是爱和平的国家和弱国。那些“崇侵略”的国人对西方兽性爱国的推崇,对于像中国一样被压迫国家如印度和波兰的敌意,“崇强国”,“侮胜民”,真是“旧性失,同情漓,灵台之中,满以势利,因迷谬亡识而为此与!”而成因是“故总度今日佳兵之士,自屈于强暴久,因渐成奴子之性,忘本来而崇侵略者最下;人云亦云,不持自见者上也”。鲁迅的人类共同繁荣的理想是:“凡有危邦,咸与扶掖,先起友国,次及其他,令人间世,自繇具足”。鲁迅对上面两种错误言论的批评,见出他对时代思潮的深刻认识,可以看出鲁迅对精神问题复杂性的认识,并很早就对唯科学主义崇拜有警惕,而他的爱国主义是与反压迫的国际主义,人类各文明的共同繁荣的美好理想结合在一起的。

 

青年鲁迅对时代思潮的回应和批评,在他的早期的文言论文中涉及面非常广泛。就以上文所概括的三方面来看,鲁迅对时代思潮的认识和把握是准确的,批判是深刻的,而自己的独立见解超越众思潮之上,就是“立人”思想,精神界的改造。鲁迅将个人的时代选择落实到文艺的运动和使命上。就鲁迅的具体观点来说,有些已经随时代的变化而不觉新鲜,有些与当下的人的侧重面有不同,但整体上在今天看来仍有深刻启迪人处,特别是里面的思想如对传统文化的辩证看法,对宗教神话习俗活动的尊重,对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背后的人自身的精神文明的强调,对唯科学主义崇拜的警惕,对现代极权主义的预告,将被压迫民族的爱国主义与反侵略的人类文明共同繁荣理想相结合等。

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青年鲁迅相关思考的特点:首先,鲁迅看问题的全面性、辩证性。如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看法,强调“苏古掇新”,既有对不撄人心的国粹的批评,也有对古代宗教神话风俗的肯定,不同于复古主义与民族虚无主义。对科学、战争等问题的看法,鲁迅也是如此。其次,鲁迅看问题的深刻性和超越性。对清末种种社会思潮的批评,鲁迅看到它们共同的缺陷,就是不尊重个人,甚至“灭裂个性”,而鲁迅的时代问题方案批评、涵盖又超越了它们,这就是“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再次,鲁迅看问题的针对性和考察动机。鲁迅的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他立足于时代语境,与之开放性对话性地进行思考,很少做书斋里空洞的思辨和抽象的议论,由此,他批评时代思潮,也质疑思潮提倡者的动机,改用庄子的话来讲,就是所谓明于义理也精于知人心。鲁迅的思想后来有发展和阶段性的偏重,但基本精神没有多大变化,不存在如一些学人所阐解的青年时期思想被后来鲁迅从本质上否定的情况,这是笔者坚持的。青年鲁迅对时代思潮的批评的内容和方式对我们今天的思考仍有着启示的意义。

2008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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