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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读“新《西行漫记》”看毛时代95%中国农民的遭遇

(2010-03-31 20:17:43) 下一个
徐迅雷

  书太多有时也不是什么好事。买来的,此书覆盖彼书;待购的,彼书遮挡此书。《告别饥饿》就是因此而迟到我案头的书,2008年岁末再版重印,2009年8月我才买来,一气读完,相见恨晚。

  《告别饥饿》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它不是遥远的文豪泰戈尔的小说《饥饿的石头》,也不是切近的女作家虹影的长篇《饥饿的女儿》,它是新华社4位中青年记者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的西行采访录——被誉为“新《西行漫记》”。让我们记住这4个让人尊敬的名字:傅上伦、胡国华、冯东书、戴国强;他们都是江浙一带人,在那时却深入到中国的西北角,历时半年深入农村采访,成就了这部注定在中国新闻史上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书稿。

  成书前4位记者写了大量内参,通过新华社发给中央领导参阅。它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中央的决策,对中央下定决心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制改革,起了不可或缺的“助推”作用。“其中不少‘内参报道’,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中央领导同志都作了批示,成了制定重大政策的可靠依据。”(见该书序言)“我们认为,固原这样的贫困地区只有‘包产到户’才是唯一出路。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看到这篇内参后,第二天就带着我们的稿件乘直升机来到位于六盘山下的张易公社。他快人快语,当场就明确肯定了张易公社‘包产到户’的做法。因他的肯定,‘包产到户’很快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全区推开,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见该书再版前言)

  我简直无法想象当时总书记是这样的工作作风,看了内参后在第二天就赶到偏远的六盘山下的当地进行考察。由此也足见新华社记者的内参所具有的分量与力量。要感谢时任新华社社长的穆青,他是有识见的新闻人,他对这4位将深入西北农村的记者说:“当记者一定要敢于讲真话,写实情。斯诺的《西行漫记》,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都是几十年前写的,为什么至今读来依然震撼人心?就因为他们真实反映了当年的社会现实。当时的新闻,已成为今天的信史。”

  “讲真话,写实情”,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激励下,四位记者一路跋山涉水,走过晋陕甘宁边区三十九个县、一百多个公社,他们走村串户,行程万里,采访了上千名干部群众。最透彻他们心扉、最让他们感到苦痛的,就是满目的贫穷、遍地的饥饿。原先我总以为,只是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才有饿殍遍地,原来在中国的西北角,在“文革”之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依然是如此匪夷所思的贫困穷苦!

  那是贫穷的残酷。那是真实的力量。与上世纪80年代初就写出如此真实篇章的记者相比,我这个在今天也位忝记者之列的人,感到深深的羞愧。请看开篇不久就描述的一节——访《东方红》歌手李有源老家(见该书第15页):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呀!他是人民大救星……”这首《东方红》,最早就是由陕西佳县(即葭县)的民歌手李有源在1942年唱出来的。他因此成为全国有名的民间歌手。……这个县1955年李有源去世以前,群众生活可以,李有源唱《东方红》是发自内心的。但是他去世以后,不行了。我们到佳县,县委书记让我们到李有源的老家张庄去看看。……张庄离县城近,城里谁家白天埋了人,他们村里的人就在晚上把棺材板刨出来,加工成风箱、炕桌、小柜、凳子,拿到榆林城去卖,然后用卖得的钱在“黑市”上买点粮食回来过日子。……我们去李有源家时,看见了他的大儿媳。她告诉我们,他们家在合作化以前生活不赖,但是后来不行了。1971年前,生活实在没法子了,她出去讨过饭……

  农民民歌手李有源若是知道他死后是这样的日子,或者,他如果知道《国际歌》里唱的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他还会引吭高歌“他是人民大救星”吗?谁人能够预计得到,后来的大跃进、人民公社、集体化、一大二公,弄得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该书的序言里讲到一个细节:山西一位农民斗胆评论人民公社制度,他说:多少年来,公社制度把我们农民像牲口一样死死拴在槽上。拴在槽上也可以,却不给草料吃。不给草料吃,又不让我们去找草料吃……平和的语气,带泪的微笑,心酸的回忆,饱含了农民对自己民主权利遭到侵害发出的抱怨,也饱含了农民对自己经济权益遭到掠夺无可奈何的控诉。

  历史是真实的,正因为真实而呈现出非一般的残酷。西北,尤其是陕北,那是重要的革命“摇篮”。可是,无论在延安,还是在王家湾,或者在民族英雄谢子长的家乡,今非昔比,多少民众却挣扎在贫困的死亡线上,正像书中一开篇就说的:“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在全国解放三十年之后,不少农民的生活却反而不如贺老总在这里的时候了。”当年,王家湾高文秀老汉的窑洞里,设了毛主席的伙房,老人家回忆说:“那时候好啊,比现在好多啦。”作者感慨:“从高文秀老汉的回忆中,我们明显地感到,现在的王家湾真是不如三十多年前了。”

  书中许多评述性的话,简明、准确、锐利,三言两语,入木三分。比如:“贫困到了极限便接近着死亡。”接近死亡,这是什么样的情景?书中所描述的,搁什么时候都让人心惊:“路过平凉的静宁县时,就碰到一整村的女人都丢下男人和孩子外逃另找对象的悲剧”;“最困难的,要算1973年到1976年的那几年,一口人一百来斤口粮,不到过年早就光了,靠糠和谷壳、麸子对付到开春。苦菜刚一露头,就挖得吃了。苜蓿成了主要食物,根本舍不得喂牲口。苜蓿吃光了,就只得打树叶充饥,槐树花叶、柠条花、枸杞叶子、臭椿叶子都摘来煮着吃。吃了树叶,拉的屎带血,自己都不敢看一眼……”;“‘合作化’以后,她家的土地归了公,羊也交了公,生活一年不如一年。她对革命革了几十年,反而搞成这样子常常迷惑不解,非常伤感……”

  人活于世,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吃饱肚皮,这是再简单不过的“生存权”。一个政权如果总不能让自己的子民填饱肚子,那是没有任何理由继续执政下去的。其实,百姓脖子上只要没有“绳索”,他们是有足够的智慧与能力养活自己的。书中浓墨重彩地描写了一位名叫戈色令的农民,其遭遇让人感慨万千。戈色令可谓农民中的精英分子,在建国初期,他修水渠、栽旱柳、种沙蒿、养牛羊,发家致富,这在当时的西北,是多可贵的模范行为。可到了1958年,统统都要公社化,戈色令的行为变成了“搞资本主义”,他的那些“个人财富”全被集体收走;到了“文革”时,境遇更惨,他被戴上富农分子的帽子,被打得死去活来,最后身体完全垮了,疯疯癫癫不能再干活,1972年戈色令死了,时年才五十五岁……戈色令的经历充分地证明了:大集体的“阳关道”,远不如老百姓自己的“独木桥”。

  我所在的江南,是“种什么长什么”的;西北的黄土高坡,如果好好种树、科学种地,也是有不少收成的——至少不至于饿死人。然而,“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时光,却延续着,延续着。简说原由,就是“极左”二字。比如一家最多只许种两棵“自留树”,多一棵都要当资本主义尾巴割掉。更有“学大寨运动”中那极左“套餐”,已深入了人心。一些地方,硬是“因地不制宜”,搞什么“人造小平原”,当地干部就说,搞小平原那也是为了“好看得多”——原来“政绩工程”不是现在才有的,老早就曾经在西北黄土高坡上一展英姿了。所以,那时的山西成了一个“出经验不出粮食”的地方。最大的“经验”传播,当然就是从1964年开始的轰轰烈烈的“学大寨运动”。

  我们可以告别饥饿,但我们无法告别历史。把如此真实的“当代史”呈现在公众面前,这需要多大的胆识。谁说新华社记者只会写“新华体”的消息?这4位新华社记者的西行调研,在当代中国新闻史留下了重要的一页。半年采访归来之后,他们将采访笔记梳理了一遍,结合此前的内参,形成了一部沉甸甸的书稿。书稿先后送给了近十家出版社,当时编辑看了都说好,却没有一家敢出版——因为内容太真实太尖锐。直到199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之际,人民出版社终于将书稿付梓,取名为《告别饥饿——一部尘封十八年的书稿》。哦,《告别饥饿》,一部中国记者的《西行漫记》,十八年之后才与公众见面。著名作家贾平凹读过后这样说:“全书没有华丽的词句,也没有故弄玄虚的技巧,质朴到了极致,你说是新闻调查也可,是报告文学也好,是长篇散文也好,但你为中国改革初期现状的巨大真实所震撼,为作者的胆识、良知和职业责任心所凝聚的灵魂所感动。”

  我与本书作者之一的傅上伦老师相识。“为新闻而来”的傅老师后来调到浙江工作,他曾回忆那次采访,说那是他记者生涯中“直面现实生活,敢讲真话,敢讲真理,最难忘的一次采访”。《杭州日报》发表他口述的回忆长文,其中讲到:陕北之行,十分艰苦。许多村庄不通公路,全靠两条腿走。我清楚记得,子长县西部丛山中有个叫白季峁的生产队,离县城九十多里,我走了一天,才走到半路,夜里发起高烧,一点力气也没有了。白季峁的农民听说北京的记者要专程到他们那里调查,连夜打着火把走了几十里山路来迎接我,他们是盼望着中央给个好政策呀!

  惊动胡耀邦赶到偏远的六盘山下进行考察的内参,只有500字,是傅上伦捏着手摇的老式电话筒口授,新华总社那边记录成稿的。说的是固原县什字公社有十几个生产队的社员“罢工”了,成熟了的麦子也不去收割。原因是农民强烈要求包产到户,但县里坚决不同意。上下对着干,“火山”要爆发。而胆子大一点的队干部则不管三七二十一,领头搞了包产到户,说“我宁要‘资本主义的苗’,也不要‘社会主义的草’,先把肚子吃饱再说”……胡耀邦看到那500多字内参,深受震动,当天就决定亲赴六盘山,直接来做宁夏干部的思想工作。这就是新闻的力量,尽管是“中国特色”的“内参新闻”。

  顺便说一句,傅老师一直关心我在《都市快报》的“快报快评”专栏,曾与我有过一次关于新闻评论的深入探讨交谈。没想到的是,2008年11月,也就是《告别饥饿》再版的当月,原本说话精气神十足的傅老师因病突然辞世,留给我们恒久的遗憾。

  历史总是追随着时间,但它却注定要落在时间的后面;为了让时间中的历史不至于褪色得太厉害,那么,记者让自己记录的新闻成为信史,就是一个重任大责;光有诗人“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的浪漫,那是远远不够的。

  (作者系杭州《都市快报》首席评论员;社会职务:浙江省杂文学会副会长、杭州市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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