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黑牢进出--延安县长历险记
作者：高仲谦
我曾经管过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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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前后，我与中共头头毛泽东等交手过招十年（民国二十六年至三十六年），两度被关进黑牢，我抱着必死的决心与共酋共干周旋。许多朋友知道抗战时我当过陕北延安县县长，常常惊讶的说：
“老兄！原来毛泽东管过你！”
这时，我祇好不厌其烦的纠正他们，告诉事实真相说：“不！毛泽东从来不曾管过我，倒是我会经管过毛泽东！毛虽是共产党的主要头目，但是对延安县而言，他只是十多万县民中的一人而巳，县民中有三四万共党干部及眷属，不与共产往来的善良民众壹万余人。军队与学生约七八万人，我是延安县长。因此，我管毛泽东；不是毛泽东来管我！”
难怪一些朋友们误会，因为在大家的印象裹，自从政府五次围剿迫使中共长跑陕北后，延安一直是中共盘踞的赤都，当年在延安当县长，大家以为是当中共所管辖的延安县长，因而误以为毛泽东管过我。
其实大家全猜错了！
自从政府五次围剿，将中共逐出江西经过二万五千里长跑之后，残部在陕北落脚，延安地区就成了中共的“老巢”，大家根本没想到延安的管辖权还是在国民政府手中。
由于抗战时共军假意归降，表面上不得不接受国民政府的整编，所以我们政府在延安仍是名正言顺的行政主管，执行着一定程度的行政权，国民政府所设立的延安县政府仍然顺利的运作着，以法理言，我们仍是延安的主人。
我自民国二十六年任延安县长，乃是中华民国的延安县长，毛泽东只是我管辖上众多县民中的一人，他那能管我？依行政管理的划分，我在抗战时乃是真正管过毛泽东。
近年来，友好极力敦促我将在延安的一段经历写出来，一方面为历史作见证，一方面也可使世人得知，在中共盘踞延安，赤焰高涨时，仍然有一批忠贞人士，不畏中共的迫害荼毒，而勇敢的在中共心脏地区奋斗，这种精神勇气，不应磨灭，也不能磨灭。
在这种历史使命感的驱使下，个人虽已年逾八十，仍愿勉力来谈一谈当年在中共赤区内与共酋周旋的往事。中共初到陕北确实狼狈不堪，因为他们是“逃亡”到陕北的。
他们最初以江西为武装暴动的根据地，在江西建立“苏维埃”政权。
江西是华中与华南的交通枢纽，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这地区如果被中共控制，则北伐统一不久的中国，必将遭到南北割裂的分裂噩运，因此政府在肃清军阀余孽后，就决心剿共以肃清祸患。
但是剿共并不顺利，民国十九年第一次剿共即因准备不足，遭致失败。
民国二十年后，政府又一连进行过好几次的剿共战争，由于中共采取闪避的游击战术，中共的主力始终未被完全歼灭。
因为那时候日本时常有意无意的配合中共，在中共局势最危殆时，进行军事骚扰，迫使国军必须抽调部队防日，予中共喘息休养的机会。
直到国军开始运用保甲、民团、碉堡围堵的总体性剿共战略后，中共才在国军一步步紧缩的包围圈下，逐渐的被歼灭，剩余的残共开始其长途流窜的奔逃过程，于民国二十四年底、二十五年初，残众流窜到陕西省北部一带，经过长期逃亡后，中共的残存武装力量不过才一、二万人，兵疲马乏，狼狈不堪。
延安原名是肤施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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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世居洴阳，从小我就很喜欢读书，最初负笈陕西省立第一师范，而后再升入西安中山大学，专攻教育科系，矢志为家乡贡献所学，服务桑梓，这个志愿也就伏下了我在抗战时期在中共盘踞地区内工作，始终不退的契机。
由于在校期间，受到师长的谆谆教诲，加入了中国国民党，服膺主义薰陶，奠定报国志愿。
我在求学期间，曾代表青年团体，赴京沪一带参观党政措施及教育机构，并入国民党中央党校讲习。对国家建设之宏规及总理建国之规画，有着深刻的印象与感受好正好当时北伐统一的军事行动又己完成，训政时期开始，各方建设均需青年参与投入。
最初我在陕西省政府任一级单位编纂主任，并主笔陕西民报及民声周报。
而后，我又担任行政院陕北善后救济委员会的委员，并在米脂县党部担任党务工作，配合政府的剿共行动，处理有关清乡及善后的救济工作，从这时起，我就逐渐的与共酋有所接触了。
在这里必须要指出一般人所误会的一件事，那就是“延安”原来并非是一个“县”名，只是陕西省肤施县旧名“延安府”而己，直到中共占据陕北并将延安当作其发号施令的大本营之后，世人才只知延安而不知有肤施，延安也就不知不觉得被人以为是“延安县”了。
在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以前，中共虽然盘踞陕北，但是却并未进入延安过，因为一方面那时中共本身已是自顾不暇，一方面张学良的力量十分强大，陕北的重要城市都还是由国军控制，共军只能在荒郊野地蹲卧。
当时，毛泽东所盘踞的地方叫瓦窑堡，乃是陕北一处皮毛贸易中心，他们占据那裹，离延安还有一百余里地方。延安是由张学良手下王以哲部队所驻守，一直保持着未被中共窜入的安靖情形，这时我还在米脂县担任国民党党部的工作。做陕北的肃反专员。
西安事变发生后，陕北一带的各县负责人集中在绥德县开过一次会，大家作军事方面的沟通、联系，最后决定在军事上暂时保持守势，因为当地政府军事力量并不大。
真空时期延安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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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陕北情势因“西安事变”有了巨大的变化，政府撤出了陕北的重要城镇，中共的力量便乘隙而入，陕北到那时才真正的、完全的“沦陷”了。
当时，毛泽东困守在离延安东北一百余里的瓦窑堡，可说是一筹莫展。然而“西安事变”却给予毛泽东这一撮残共起死回生的机会，先是事变一发生，中央对残共的监视，无暇顾及，造成了这股残共的扩展及威胁农民参加共党。
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将各个重要的部队召回以巩固集中其本身力量，而使陕北地区很多地方形成真空状况。
驻守延安的王以哲部队就是在这种情形下被张学良将他们由延安调防回关中一带。
王以哲部队才刚沿着黄河开往关中，毛泽东的部队就由瓦窑堡进入延安，而将延安当作其主要的老巢了，这是民国二十五年冬到二十六年春天所陆续发生的事。
不过毛共的部队虽进入延安城，盘踞了陕北一带，但是我们忠贞的政府工作人员却并未因中共进城而退缩，仍然坚强的困守在自己的工作冈位上，与中共周旋。
这一方面因为当时中共被国军多方围剿，已经是日暮途穷，不敢再逞土匪作风进城大杀大抢。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当时中共为了苟延残喘，不得不假装向政府投诚，而提倡所谓的“抗日联合统一战线”。
民国二十六年二月间，中共曾致电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四点保证：共产党不再以武力作颠覆国民政府之行动。?中华苏维埃政府改称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政称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之直接指挥。?三民主义将在特区政府管辖地区切实推行。?中共将停止执行没收田地之政策。
由于中共多方佯装要服从政府，而日本的武力侵略威胁又实际存在，因此在抗战发生后政府就在谋求整体团结和谐的情况下，接纳中共的要求，整编中共，将“红军”编为第八路军。
因此，中共虽然在西安事变后趁虚进占延安，但是始终不敢摧毁政府原来设在延安的县政府，使得抗战前后那段时间内，中共虽以延安作为其“特区政府”的大本营，但在正式的行政编组上，延安始终还保有着中央管辖的县政府，推动县政运作。
中共初入延安时我并非是延安县长，而是任陕北善后救济委员会委员兼米脂县党部主委，之后民国二十六年我由米脂县南调，调到延安以南一百多公里的洛川县当县党部主任委员，负责组训民众的工作。
从那时起，我就与中共面对面的周旋、斗争。因为洛川县的情形可说与延安大同小异，虽然政府仍在洛川保有县政府等行政机构，但洛川实际上已被中共所占据。
革命的工作是明知山有虎仍向虎山行，由米脂经过延安我终于到了洛川县，当地中共驻扎两个团的兵力，一个团是警备团驻扎在城南，团长是陈先瑞，一个是炮兵团驻扎在城北，团长武亭是韩国人，同时中共还有所谓的“地委”负责当地的政治工作，负责人高克林。而城内驻军为杨虎臣的一个团，团长孟某。
我到洛川后，国民党省党部另外还派了一位张守约委员，来和我一起负责领导共党占领区的党务推展工作，由于当时我还年轻，很多工作也都由我主动的担负起来。
我在洛川时，正好抗战开始，主要的工作就是负责组训民众，共同参与抗战。
很多人都以为，在中共占领区内进行党务及民众组训工作一定很困难。
其实依我个人经验，只要知道敌人的弱点，能够利用敌人来推展工作，没有什么“工作难以推展”的困难。
我在洛川就是照着这个原则去作，别人畏惧中共，担心中共是洪水猛兽，而不敢与中共人员周旋。我则主动的与中共人员打交道，借租他们的力量来完成上级交付之任务。
因此，当洛川县专员兼县长钟相毓因事回西安时，上级就要我代替洛川县长。
我在洛川暂代县长的时间并不很长，只不过两个月而已，其后就由省主席蒋鼎文发表我担任延安县县长了。
我所以能够担任延安县长，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毛泽东进占延安后，政府派留在延安的几位县长都未能负起代表政府和毛共周旋以保留政府在沦陷区实力的任务，而看我在洛川的代理成缜还不错，才要我出任延安县长。
政府声音已难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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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毛共初占延安城时，政府派了一位马豫章当县长，这位马豫章的意志不够坚强、思想也有些左倾，他当上县长后居然就向中共靠拢，而完全忘了政府所赋予他的责任，使得延安城中几乎全是毛共的天下。政府的声音难以听到。
因此，政府就将马豫章给撤了下来，而另外派任了马濯江当县长。马濯江思想纯正忠贞、意志坚决，绝不与共产党妥协。
但是在那种局势诡谲、风云变化不定的复杂地区，太过拘泥也是不能推动工作的。马濯江县长就是由于太保守，完全不与中共打交道，而遭中共嫉恨在心，想了很多方法来整他，使他遭了很多挫折。
中共整马濯江最厉害的一招，就是不让马濯江吃饭，当时政府虽在延安有县政府，但是实际掌握控制延安的仍是中共，中共威胁恐吓民众，不准延安民众卖吃的东西给马濯江，若是有谁敢好心的卖东西给马濯江，立刻就被中共抓起来迫害。这下子使马濯江过的非常艰苦，几乎是有一顿没一顿，作了县长没三个月就只得含恨离开延安，但是中共当时并没有把他杀害。
那是因为中共的武装力量还不强大，不敢贸然杀害政府官吏，后来中共，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壮大自己的策略成功后，我不但曾被中共抓起来关进黑牢，再交_众“公审”，还有一些县长甚至于被抓在“公审”台上杀害了。
抱着必死决心赴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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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共以“饥饿”的方式来对付马濯江，可知中共很早就认定“控制肚皮”是控制_众的最佳办法。
马濯江被中共逼迫离开延安后，省主席蒋鼎文知道延安是政府一个不可或缺的据点，必须要找一个既忠贞又能与中共周旋，站得住脚的人来当延安县长，以期在敌人的心脏地带工作。因此，蒋鼎文主席就看上了我在浴川的成绩还不错，而派令我为延安县（肤施）县长、兼党部主任委员。
那时已经是民国二十七年春天的事了，毛泽东进占延安已有整整的一年时间，陕北地区已几乎全是中共的势力范围。
说真话，要在那种中共盘踞的情形下到沦陷区当县长，是真需要有一些异于常人的勇气，因为中共的暴虐、残忍，中外皆知，他们在江西暴动时杀人如麻的记录，更会令人不寒而栗。
而我们在这些沦陷区当县长，政府并未曾派军队保护。县裹虽有所谓的“保安队”，却也不过戋戋几十人，与中共的数万军队相比，“保安队”毫无“保”护县长“安”全的能力，我们到这些地方当县长，则是抱着随时成仁的必死的决心前往上任的。
虽然情势险恶，却吓阻不了我们革命报国的慷慨壮志，不但是我，还有其他一些同志，也都义无反顾的前往当时所谓“陷区五县”清涧县、延安县、甘泉县、安寨县、鄜县等地去当县长或县裹工作人员，与中共的人员作“第一线”的斗争。
这其中，又以我所处的延安县情势最为险恶，因为延安是中共的大本营，重要的共酋都在延安，要在延安与这些共酋周旋，更是一桩困难无比的工作。
在洛川县的经验使我知道，中共并不可怕，只要我们能正大光明的依法行事，中共是不敢把我们怎样的，因为毕竟那时中共是“归顺中央”，名义上一切受到中央的节制，而我则是中央明令派任的延安县长，是当地最高行政首长，毛泽东等再狂妄，只要我不亢不卑，我们对我还是不敢小觑。
我就是以这个最基本的原则，在延安与共酋周旋了好几年，不但与他们平起平坐，而且还在很多地方占其先机，为政府作了不少工作。
匹马单枪到了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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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延安时，是匹马单枪，到了延安后，县政府的工作人员也是零零落落的并不足额，虽然我很想照洛川县时的作法来大力推动有关的行政组训工作、但是当我于二十七年春到延安后，发觉延安的工作又比洛川难作的多了。
因为延安几乎“遍地都是毛共”，除了善良的民众之外，毛泽东的人马则在八万人左右，盘踞了城裹城外，对县政府的号令大多采取了不理不睬的态度，使初到延安时，我也与马濯江一样，有动辄得咎的感觉。
对于这种情形，我倒是早有心理准备，在未赴延安上任时，我曾晋见省主席兼省党部主委蒋鼎文先生，详细的请教他中央政府在延安继续设置县政府的用意及我上任后应如何因应之道。
蒋鼎文先生一再叮咛我尽忠职守、努力以赴，并嘱我在险地一切随机应变，不必太过拘泥成规。在晋见蒋鼎文主席时，我曾慷慨陈词，首先我把与共党斗争实际经验及延安前二任县长未能达成任务的教训指出：
“我们到沦陷区与毛共面对面搞工作，这个任务是极艰钜的，但是却得有一个心理认识，那就是我们工作的目的，并非在当地与共产党打架，以当地的我方资源，及敌我形态而言，我们也根本没有与共党战斗的本钱！”
那我们到延安当县长是去做什么呢？对此，我的看法是：
“我们在延安设县政府、派县长的真正目的，应当是利用这一个名正言顺的政府机关，在当地那种微妙的、风云诡谲的政治情势下，充份发挥我们‘监视’赤共的功能，因为我们在延安有县政府、有县长，就好像是在毛共心脏部位插了一支利剑一般，不但对赤共的动向可直接了解、采知，而且更可令赤共为之惊惧，不敢有过份逾轨的行为。”
听了我的分析与剖视，省主席不禁颌首点头，深以为是，即嘱我以“监视赤共”“作中央代言人”的原则到延安发展工作。
和而不同监视毛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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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视毛共”的任务说起来容易，作起来可就千头万绪，不知从何发展，延安地区当时虽然已被毛共盘踞了一年多，政府仍依原有的体制，保留了七个机关的建制，这七个机关皆由中央各个不同的机构所派出人员负责，县长名为一县之长，但要如臂使指的统制这七个机构已经十分不容易了，更遑论要与毛泽东等共酋周旋？
对于这一点，我当下曾提出自己的意见：
“以我个人在陕北与毛共周旋斗争多年的经验，我认为若要在延安达成‘监视赤共’的任务，我们得由以下几点着手进行：
“第一，要能够持续的_在延安，保持着不被毛共撵了出来，否则还有何‘监视’可言？
“第二，为了要保持_在延安的目标，我们的作风就不能太过强硬，当然，在政治立场及组织抗争上我们还是要坚持‘汉贼不两立’的坚定立场，但是除此之外，在平常生活上的作风，我们应以互相沟通、来往，保持一定的关系为手段，使得我们能有管道得知毛共的内幕，否则我们与毛共一句话也讲不上，又如何去‘监视’他们？
基于这两点认识，我当场提出了我在延安的工作原则是“和而不同”，换言之；我计划在延安与那些共酋们展开密切的沟通与连系，秉和平的作风来使这些共酋们得知中央对他们并无恶意，使他们在不设防的情况下与我交往。
建立种种直接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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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与共酋和平相处，但我也同时绝对的坚持立场，信仰三民主义，不同意共产思想的毒害。对于我这个工作的方针，上级极为欣赏，并叮咛我以这种方式来进行延安县的工作。
我在赴延安上任前，有了心理准备，到达延安，接触中共时，对他们那种冷淡的态度并不以为意。延安共酋很多，我到县政府接事时，没看到他们来道贺，我知道，他们是想以对付前任县长马濯江的方式来对付我，想把我逼的站不住脚自行离去。
居住安定后，大致了解有关县政府业务，我就开始积极主动的展开了事先拟定好的“和而不同”的计划，我一改前任马县长的作法，主动拜访他们与他们沟通。
毛共等人当时对我的“主动出击”当然是颇为吃惊，不过他们都是老奸巨滑，固然他们摸不清楚走了一个毫不交往的马濯江，换了一个笑容满面，到处与人握手谈笑的高仲谦，到底有何目的，但是他们却也不将吃惊露在脸上，仍然满脸堆笑的与我交往。
这是因为毛泽东等共酋心中也很清楚，我到了延安当县长，就是中央的代表，县长更是地方的父母官，加上中共又正鼓吹“抗日联合统一战线”，对中央更是不得不卖帐，对我这个驻在当地的中央派来的代表，他们自然会另眼相看。
因此，虽然初去时颇为冷清，但是由于我的积极主动很快的使延安地区的国共关系迈进了新局面，以往马县长与共酋们几乎是“老死不相往来”，虽然他极为忠贞，但是这种被动的方式却也使得他无法得知毛泽束的动态与作法。
我在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陈绍禹、贺龙等主要共酋，经由不断的往来酬酢，建立了直接沟通管道，对搜集毛共情报，监视其动态，产生了很大的功效。
当时，政府在延安，除了县政府外，还有邮局、电报局、飞机场、兵站、军事办事处等机构，由于当地是敏感地区，一言一行若不注意，很容易就发生问题，尤其是与中共间“和而不同”的尺度拿_更是必须要有分寸。
如果与中共交往太过密切了，很容易被人误会是“倾共份子”或是被误会已经遭共党所渗透分化进去，但是如果不与中共交往则又无法达成上级交付任务，分寸如何拿捏，真是极费思量。
幸好，我在延安当了二、三年的县长后，与毛泽东、周恩来及大大小小的共酋不知打过多少交道，却从来没有人怀疑过我的忠贞有问题。
我与共酋们交往，应当为政府辩正的，绝不放弃，时时阐释政府的严正立场，使共首们对我一直莫可奈何，因之上级对我颇为信任。
周恩来真是老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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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周恩来由重庆回到延安，骑马时不慎摔下来，把膀子给摔伤了，我特地带了我们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去看他，以表示中央对他的关怀之意。
谁料到周恩来却狡猾得很，他时时刻刻都在从事着分化我们的工作，当我们一大伙政府人员去看他，问候聊天完毕，大家正预备退出时，周恩来却叫住了我，要我留下来说还有话要跟我谈，其他人可以先走。
与我同去的人当然是颇为惊讶，人人都知道周恩来是老狐狸，肚子裹的鬼主意比谁都多，有些人不免心存疑虑：“周恩来要高县长留下来‘密谈’，是否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我知道他们心中疑虑，我却毫不担心，因为我问心无愧、正大光明，自信与周恩来毫无“勾搭”，何怕周恩来这种“分化”的统战技俩？
周恩来却是狠毒，他一方面借着单独留我下来“密商”的暧昧态度来分化我与同事间的团结，另一方面等我留下来后，却又企图舆我展开“心战”，企图给予我压力！周恩来问我：
“今天你来；看了我的状况之役；免不了要对上级写情报吧！”
我对他的这个问话倒不吃惊，也知道说假话是瞒不过他的，因而坦率承认：
“对这种事我也不好否认，中央总是要了解大家的状况，对周先生的伤势如何，中央也是很关心的，我总得报告中央有关周先生伤势并不严重的好消息。”
周恩来步步逼人，他听了我毫不隐瞒的答覆后，就阴险的对我说：
“你知道吗？有关我们共产党的情报送到你们中央后如何处理？”
对这，我未作回答，周恩来看我不同答，就面有得色的讲下去：
“告诉你！你们写的情报到了中央后，凡是有关中共问题的，你们中央就全交给了我，情报该如何写，你该知道了吧！”
周恩来这样说根本就是想对我示威嘛！他想以这种威胁恐吓的方式，来吓阻我继续向中央报告。我辞别恩恩来，走在路上时不禁忖想，周恩来实在是厉害，短短的几句话就作了好多的统战工作，这几句话一方面暗示我们中央与他是“一体的”，一方面威胁我不得写出对共党不利的报告，更同时意图分化我对中央的信心。
我当然不会受周恩来这种恐吓的胁迫，我知道，在国共激烈斗争的时候，中央单位裹有潜伏的共谍那是不足为奇的，因此，我们的某些情报会为周恩来所知悉，这也不过是敌我双方谍报战的一种运用罢了。
至于说中央主动将情报交给周恩来，那只是周恩来恶意的夸大与分化。
不过，为了避免与共酋们打交道时彼此之间心裹隔阂，我决定向中央报告时，尽量避免情绪性的辱骂，完全以实际情形上报告，达成上级要求之任务，会造成与共酋们直接的、表面化的冲突。以这种作法，我与周恩来一直保持良好关系，双方没有冲突过，虽然彼此立场对立，总还能保持表面上的和谐。
与毛泽东交往则比较麻烦，因为毛泽东当时是共党最主要的头目，他不像周恩来一样的到处游走、见人就打哈哈。最初我到延安时，毛泽东还住在延安城内，我要见毛泽东总能够很快的去看他。二十八年春天，日军为了要轰炸兰州我政府基地，每次出发炸兰州时总会顺道炸延安，一月时就轰炸了二十六次之多，使延安城那段时间几乎是草木皆兵，日本飞机不分白天、黑夜，时时轰炸。
暴露草莽称王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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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机轰炸，我们是不怕的，延安的老百姓也不把它当一同事，但是自称“革命干劲比天高”“共产党员不怕死”的毛泽东却被这些日机轰炸给吓的半死，心惊胆寒的搬出城外。
虽然毛泽东跑警报而不敢_在延安城的繁华地区，但是光跑不是办法，总得要办事呀！
为了与我见面谈事情，毛泽东后来就在延安北边一处民房稀少的地区，挑了间民房与我见面，在那时就可看出毛泽东奢华靡烂的习性。
当时延安处于兵荒马乱，一切残破不堪，大家生活都过得很苦，住在窑洞喝稀粥、穿补钉衣服，唯独毛泽东过的是奢侈华丽，不但吃的好，穿的好，凡事还要讲究排场。我在那间临时安排的民房与毛泽东见面时，毛泽东就很重视形式，房子当中摆了张木头桌子，他坐桌那头，我坐这头，周围最少有六个“女秘书”随侍在他的身旁，毛泽东一付“风流天子”的派头。
每次我去那里与毛泽东洽商事情时总是非常的小心谨慎，因为毛泽东这六个“女秘书”除了专门侍候毛泽东外，还负责“记录”，几乎与毛泽东的所有谈话都会被她们记录下来，以作为日后的敲诈勒索之用，所以我与毛泽东谈话非得小心不可，否则一让她们逮着把柄就大事不妙。
所幸毛泽东对我表面上还十分客气，因为他知道，固然他是延安的土大王、中共的大头目，但是我高某人却也是堂堂正正的政府在当地之最高行政首长及中国国民党在延安的最高负责人，凭此两种身份，我是足可与他平起平坐、不遑多让的。
沾了这种身份上的便宜，我当时要见毛泽东可说极为容易，别看毛泽东他表面上说的多好听；他们常宣传共产党内无阶级、大小的分别，人人皆平等，但实际上共党内部阶级划分的最严重、最厉害。
毛泽东本人就是中共的土大王，固然那时中共内部还是斗争不已，毛泽东未必见得能够坐稳中共最高领导者的位子，但是他所搞的排场却已显出他迫不及待想“沐猴而冠”的草莽称王性格。
我这话绝非恶意破坏毛泽东，大家都知道，共产党徒向来说的是一套，作的又是一套。表面上，毛泽东一向看起来是一副和善可亲的面貌，装得很喜欢与社会大众亲近的样子，但骨子裹，他却会利用各种方式与社会大众隔绝，而在“深官大院”裹作他的“皇帝梦”。
口呼同志手挥屠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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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流亡”在延安，已经够狼狈了，但毛泽东仍然不改其摆派头、充场面的性格，同时设了种种障碍，让大家不容易找着他、见着他。
这是毛泽东狡猾的一点，他自己在外面活动，总摆出伪善、好客、平易近人的面目，要大家“经常去看看他”，但是当大家有事想去找他帮忙时，却被他的手下以各种理由给推挡、拒绝掉，根本看不到毛泽东。
连我也吃过这种亏。
我每次与毛泽东因公务会谈见面，谈毕要分手时，毛泽东总是很亲热的握着我的手，一叠声的跟我说：“多过来坐坐，聊聊嘛，大家多连系连系！”其亲热状好似完全把我当一家人般。
但是当我真有事要去找他时，却会受到他手下的阻挠，不容易见到他的面。
这就是中共口蜜腹剑，嘴巴说的好听，行动上往往背道而驰。有时候，政府有要员来往延安，都要我陪他们去拜会毛泽东，我当然也是义不容辞，但却往往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
因为毛泽东手下那些“小鬼”很会狐假虎威，每次我们很诚恳的前去拜会时，他们都很神气的推托，不是说毛泽东不在，就是说他很忙没有空。为了这个问题，我曾当面问毛泽东：
“毛先生，我有一个请求，以后我有重要事情，可以直接用电话与您连络吗？”
毛泽东是会作表面功夫的人，他当下立刻连声的说：“可以、可以，当然可以！我马上交代他们，今后有高县长同志的电话来，直接转给我来接。”
这就是毛泽东狡猾的地方，他明知手下人该挡驾的电话仍然会照样挡驾，但是嘴巴上却讲的很热络，活似把你当成他最要好朋友看待。
几乎所有的共酋都会这一套，当面和你称兄道弟，套关系说交情，但只要一背转身，就无所不用其极的陷害你，这些共党的真面目，我在延安看的太多了。
以称呼而言，我们对毛泽东都以“毛先生”相称，他对我们每一个人都称“同志”，同志也者志同道合之士也；照理比称“先生”要亲近的多，毛泽东想藉称呼“自己人”的叫法，来拉拢我们及降低我们对中共的警觉心。
不过，后来的历史证明，中共完全是“同志口中叫，屠刀手上挥”，不要说中共迫害屠杀原属敌人的“同志”，就是对自己人真正的共党“同志”，内斗起来，其残忍杀戳的手段，真是令人不寒而栗，刘少奇、林彪等人，那个不是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林彪甚至是中共宪法内明定的“接班人”。
然而这些“同志”的最后结果却都是凄惨无比，刘少奇在狱中被折磨至死，林彪在一九七一年九月逃亡俄国途中飞机坠落在蒙古草原上，落个尸骨不全的悲惨下场。
因此，毛泽东称我为“同志”，我不但没有受宠若惊的感觉，相反的，有时想到共产党徒对自家“同志”的凶残恶毒手法，面对毛泽东笑嘻嘻的面孔，我心中不禁泛起寒意，连汗毛都因而栗然耸立了。
我们常见一些人轻易的上共党的当，受共党利用而成为共党的帮凶，这是因为未曾与中共接触过，不知道中共为了“拉拢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时，是无所不用其极，只要认识稍有不清、意志稍有不坚，就很容易上当受骗，不知不觉被中共骗使。
当年，毛泽东为了拉拢我，企图使我“倒戈”为中共工作，曾使用很多小手段向我示惠。
有一次我与毛泽东谈话完毕后，晚上，毛泽东还特地写了一封亲笔信，派人送来给我，并附一封要我送给解放社社长徐冰的一封亲笔信，他信上说：
“今天下午我们谈的很愉快，我已经命令‘解放社’（中共刊印宣传资料的地方），将我们所出版的资料各送三份给你，以让你更了解我们共党的特色与内涵。”
这是共党在每一个可能的情况下加强宣传的实际表现，毛泽东写亲笔信给我，更是蓄意拉拢我，表示对我“另眼相看”，其心思十分深沉，我们对共党每一个行动、每一作法都得要了解其潜在的实际用意，否则很容易上当受骗。
施展宣传统战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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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解放社”的动作很快，那是专门刊印中共宣传品的地方，位在延安城东过延安河的一处山坡边的洞穴裹，那个洞叫万佛洞，中共借用这个洞穴的天然形势，将其装修布置成一处传布赤色毒素的大本营。
“解放社”与我住的地方相距不近，然而毛泽东的亲笔信送来没两天，他们就将各种中共资料全都送了三份来，将我的窑洞堆了个满坑满谷。
中共希望我“看一看”这些资料、宣传品，如果我被这些宣传品给迷惑了，最好！就算我不被迷惑，只要县政府有人好奇的看一看这些资料，他们也就达到宣传的目的。
与中共打交道多年，感触最深的是共党靠宣传与统战的颠覆破坏力量窃据了整个大陆。
有一次，我与毛泽东聊天，毛泽东突然很有兴趣的问我，“高同志： 你每个月待遇如何？够生活吗？听说国民党政府的人员待遇都很优厚，你日子应该过的不错嘛！”
我被他这一问，楞了一下，不知道他到底有何用意，当下就很老实的回答：
“也没多少钱呐；我是依政府规定每个月领法币一百八十元，家人衣、食、住、行及一切开支，应付下来还蛮紧的，不能算是待遇优厚，国难当前，我们是当省则省。”
毛泽东听了我的回答，当下眉开眼笑，如获至宝，他立刻大声的说：
“唉哟！高同志，每月一百八十元已经是好的不得了的待遇了，你怎么还嫌委屈呢？你要知道，我们共党可才是真正的重视目前国家正面临困难、国势艰危，而每人都勒紧了肚皮作事。”
“你看，我虽然是共产党的最高负责人之一，但是为了国难当前，我们共产党没有阶级、没有上下的划分，人人一律平等，皆是同等待遇，我们红军的一个战斗员每个月领五元薪饷，我也领每个月五元的薪饷，我们共产党内还不是人人过的快快乐乐、积极奋进！”
我一听毛泽东这么讲，知道差点又上了他宣传的大当，因为当时中共在向国际间大力宣传中共的“简朴”，“苦干”，他们为了使世人以为是“土地改革者”，而掩饰其暴力叛乱的本质，就不遗余力的塑造一些中共党员是“特殊材料”“不要钱、不要名、只知苦干实干”等一类的神话。
“中国共产党由上至下每人每个月只顿法币五元薪饷”正是中共极力宣传的花招之一，中共希望藉着这花招迷惑世人，误以为中共领导干部个个“充满热情干劲”“清廉正直”，与他们宣传的“腐败的国民党”大有区别。
因此，毛泽东与我的对话，绝不是随随便便与之所至的聊天，而是经过其事先“设计”，想来套我的话。
只要我一承认政府官员的待遇确实优于中共，并基于客套而向毛泽东说：“你们实在真辛苦，拿那么少的待遇！”中共就可能藉机大作宣传，强调“国民党派的县长都‘夸奖’共产党‘坚苦卓绝’的勤朴精种与意志！如此一来，岂不是我也变成了中共的统战宣传工具？
这种当，我可不会上，凭着与共党多年的交手经验，我已经知道毛泽东他说这一段的真正目的何在。
月亮像烧饼啥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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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待遇我也毫不客套，直率的正色告诉毛泽东：“毛先生您太客气了！没错，我每个月拿的是一百八十元，但是这一百八十元要付家中的一切开支，我们还捉襟见肘呢！那像您，虽然每个月只领五块钱，但是你一切开销都不必花钱，比较起来，我一百八十元不够用还经常得拿私蓄补贴，你的五块钱却可完全留下来，生活比我过得富裕优渥，过的舒服，我可以与你交换！”
我这么的“顶”毛泽东，使毛泽东感到很是尴尬，他呵呵的笑了一声把话转了开去，不再针对这个问题与我谈了。
我之所以敢顶毛泽东，是因为当年延安的情形确实是“以宣传掩饰一切真相”，外地的人或许会被毛泽东那种“我跟士兵一样每月只领五元钱待遇”的说词所迷惑，而以为共产党真的是“革命的干劲冲天”。但是延安当地的民众却知道这些都是共产党的宣传花招，没有人相信共党的宣传，因此我才敢大胆的顶毛泽东，并揭穿他的虚伪假话。
我们在延安的人固然知道共党的话虚伪不可信，但是其他地方的人却不知道，在中共刻意的宣传下，许多不满现实的纯洁的年轻人因而受骗，如年轻貌美的康克清，因为崇拜英雄，下嫁朱德，到军政大学受训，还有许多女大学生，认为延安是“革命的圣地”“中国的新希望”，满怀热情的投奔延安，希望能自我牺牲来从事“革命”。
有一位美丽聪敏的女大学生，因为不满现实，由政府区，投奔延安，从事革命工作。这位小姐抱着牺牲奉献，一切为革命而努力，下嫁了又红又专的长征干部，这位干部识字不多，头脑简单，当然谈不到精神生活。在一个鸟语花香的礼拜六的夜里，这位女大学生提议和她的爱人（夫婿）一同外出散步赏月，这位长征干部的答覆是“月亮像烧饼一样，有什么好看？”女大学生得到丈夫这两句令人扫兴的答话，不禁感慨万分，自叹命苦，好似一朵鲜花插在牛屎上面，在万分无奈伤感的情况下，写了一首七言绝句：
嫁得郎君不解情，强把月亮比烧饼，
从今不盼礼拜六，春宵枉自值千金。
这一首首很快传遍延安抗大校园，许多女孩子读后都感到难过无奈，许多知识青年、男孩子都和女生们一起闹起情绪来，事情很快就传到毛泽东那里，这位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君，专门以饥饿来控制人民的独夫，依韵写和了一首七言绝句，来批评温情主义的不当，毛泽东的诗这样说：
春花秋月枉多情，天上人间两画饼，
寒来花月不能衣，饥时一饼值千金。
最后，许多年轻人是遭到了彻底失望的打击，有些个性耿直的年轻人，因失望而反抗中共，最后遭到中共残忍的迫害与杀戮。
像毛泽东、周恩来这些大头目，享受奢侈豪华，那些投奔延安来的青年学生经常每天只能吃到两顿小米稀饭，穿着补钉、单薄的衣服，共酋们人人吃“小厨房”的佳肴美食，还不时搜集补品来“进补”，享受之奢侈令人为之侧目。
当年抗战的艰苦时局，人人生活过的都很苦，一般人吃些粗粮杂食，菜只有小小一碗。一个冬天，红萝卜一吃就是好几个月，夏天吃南瓜，也是一吃好几个月不换其他的菜。
一般民众那么艰苦，共党头子却从不曾“虐待”过自己，中共自我夸耀绝没有“阶级”的划分，但是延安城内只是“吃饭”一件事，已经可以严厉的阶级差别待遇了。
有关毛泽东他们这种欺骗宣传的实例，我还要举出一点，由实例中可看出他们的“演技高明”。
中共为了宣传延安是“神圣的抗日根据地”，曾邀请外国记者到延安“考察”，藉这些记者的口替中共宣传。
一般人邀请别人来参观自己的处所，总会先把家中打扫清洁，拿出最好的一切招待客人，给别人好印象。但毛泽东不是如此，参观者到延安时，所看到的是经过刻意修饰要“表现艰苦抗战、意志昂然”的延安。参观者到延安接受乐队、仪队，欢迎他们让乐队、仪队的成员穿的破破烂烂，补钉东一片，西一块，看起来寒伧破旧不堪。
中共知道外国记者最喜欢发问，他们故意将队伍作这种打扮，以勾引外国记者的发问。这些队伍的成员事先被教好了的应对内容，记者问他们为何穿得单薄、破旧，这些人挺起胸膛大声回答：“国家正处国难时期，我们共产党人人不怕艰难困苦、不求生活享受，衣服有得穿就够了，别看我们穿的不好、过的不好，打起日本鬼子来我们可是最在行，与日本人战斗我们是每战必捷，每役必胜。”
不知延安真相、中共实际情形的人，看到共党人员在如此“恶劣”的情况下，仍然“热情、有劲、充满了活力与朝气”，怎会不被骗得团团转？这只是中共导演“延安骗剧”的第一步而已、外国记者、政要访客踏进延安城，自始至终被笼罩在中共的欺骗之中，始终看不到一点真相。
毛泽东自己也常参与这些骗局的演出，有时，他招待记者政要来宾，故意的找些缺了角的茶具、杯子放在桌上，再在谈话中强调一下“我每个月也只领五元薪饷”“共产党上上下下全部平等，大家共同为国难牺牲奋斗”之类的假话。
由于共酋们“导戏”缜密、“演出”周详，使得“延安过客”信以为真，于是他们离开延安回去后，就变成了中共的“义务宣传员”，为中共鼓吹。
当年除了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共酋打交道外，还有一些中共中级干部也与我很熟，其中有“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后来作过中共的海军总司令，当时他是我与毛泽东联络的中间人。
日机轰炸延安，将我的办公处所县政府大堂炸得稀烂，那次轰炸，萧劲光就躲在县政府外边的防空洞裹，炸弹落下的地方离他不到两丈远，算他命大。
俗话说“阎王易见，小鬼难缠”，如果毛泽东是阎王的话，萧劲光就是那难缠的小鬼，因为毛泽东最善于扮白脸，凡事他都说“好！好！好！”但真要毛泽东帮忙时，毛泽东不见了，留下萧劲光当“黑脸”搪塞。
那次轰炸后，县政府的大堂被炸毁，我们无法办公，没奈何只得搬至延安城外一处飞机场办公窑洞，内有飞行员宿舍，空了十几张床位，可作县政府员工、眷属的住宿之处。
但是办公处所还是付之阙如，因此，我就决定发动民众协助在宿舍附近多挖几个窑洞作办公处。挖窑洞在陕甘黄土高原上本是稀松平常的事，因为黄土高原土质的关系，很适合挖洞居住，很多人宁可住窑洞，不愿住房问，飞机场宿舍本身也是窑洞，几乎每个人都有打洞的经验与技术。
因此，刚开始我还以为挖洞当办公厅应该没什么问题，很快就可以办好。
不料，不管我们怎么找人，就是没有民众愿意来帮县政府挖窑洞，县政府出公告也一点用都没有，不但没有人来帮我们挖，甚至还有民众前来阻止我们挖，使工程停了下来。
我私下一问，才有一些平日要好的民众告诉我，不是他们不愿意，是中共在恶意阻挠，中共派人警告他们，要他们“不可以帮县政府作事”，那些阻止我们挖的“民众”是中共幕后所唆使的。
我一听之下，心想：“糟了，该不是中共又想像逼走马濯江县长一样的，也想把我给逼走吧？”
我后来想：“应该不会呀！我‘和而不同’的作法、至少已经与中共高级干部建立起了一定程度的友谊，他们何必出此下策呢？”
此一变化令我东猜西想不得要领，最后，我决定直接找萧劲光想办法，因为他担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等于是中共在延安的总管，只要找他帮忙，县政府办公室的工程问题应该不难解决才是。
萧劲光的办公地点在一窑洞中，我去时，他先藉口有人在办公室里有事，让我在门外等了很久时间。
好不容易他走了出来，我正预备与他详谈， 他却说：
“正好我要出门，咱们就边走边聊，看看你到底有些什么事？”
我与他一起向窑洞外走去，没走几步，就有县政府同事很焦急的来报告说：
“县长，不好了，有七、八十位民众在那裹阻止我们打窑，不许我们挖窑头！”
怎么办？我心裹清楚的很，就是找“八路军后方留守主任”来办，我问萧劲光：
“总不能让县政府没有办公场所，萧主任，你看该怎么办？”
萧劲光心中有数，阻挠县政府挖窑洞的本是他们共产党，我问他怎么办，他怎能同答得出来呢？
因此，他支支吾吾，口中喃喃的说：“这个要开会决定、要开会决定！”
我们俩僵持站有一会儿，我看萧劲光实在是没有主见，才说：
“这样好了，萧主任，你暂时不要给我答覆，我先回去看一看再与你电话连络，好不好？”
他忙不迭的直说好，就藉故的溜回办公室去了。
我费了千辛万苦找到毛泽东，才把挖县政府办公窑洞的事解决。
藉口开会实行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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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给了我极深的感受：?共产党的话绝不可信，不论是毛泽东、萧劲光他们平时都是拍胸脯“保证”与我们县政府“密切合作”，有事“找他们绝没问题”，结果是一桩小小的挖窑洞事件，他们不但不帮忙，反而扯腿。
共产党绝对极权、独裁，以萧劲光担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这职务来说，“官位”不可谓不大，在延安的共党阵营裹，是“数人之下，千万人之上”的大头目。
但萧劲光对七、八十个民众闹事的小事都无法解决，以“开会商议”作藉口来搪塞，可见独裁程度之厉害。
这也是在我之前的延安县长待不住的原因，在中共千方百计设法压迫下，不倒向中共，就会被中共压迫而走。
我因为“和而不同”的政策执行还算成功，使中共首脑总算对我另眼相看，才将一些中央交代的任务顺利的推展开来。
我当延安县长时，很受了些中共迫害，无缘无故被扣押到黑牢中吃了一些苦。
内人随我一起住在延安，她家是米脂县大户人家，交游极广，内人又好客，因此，住在延安时，经常有些中共“抗日大学”的人来找内人，围着内人打搅她，向她宣传一些一有关中共的“好处”。
内人对国家民族观念极其忠贞坚定，怎会受这些人所蛊惑？只是每天被这些由中共所驱使的故交旧友打搅，心中不甚愉快。中共刻意处处找她麻烦，更是使她对住在延安感到厌烦。
每当她有事进出城门，或到一些地方办事时，总会有中共干部来嬉皮笑脸的问她。“你是什么人？来干什么呀？”风言风语的说一些话。
内人很清楚这是中共的“骚扰战术”，因此，平常不外出，免得受中共小喽啰的气，万一避不开碰上了，只得好言解释。
为此，我总觉得对不起她，但是我身为政府明令派任的县长，对延安城负有守土之责，她心中纵有不满，也很少对我提过。
民国二十八年底，省府来电要我回西安参加行政会议并作报告，内人才向我要求，希望能陪我一道赴西安。
当时她正怀着头胎，已有九个月的身孕，到西安的交通骡马颠波，我实在担心她受不了，就婉言劝她留在延安待产。
平日温婉柔顺的她，此刻却非常的坚持，她告诉我。
“我就是想让孩子生在非沦陷地区，我不要我们的孩子生下来就受这些赤色党徒的气，路上再苦，我也受得了。”
于是舟车劳顿，我们赶到西安，我参加行政会议，她隹进医院待产。
我们的长子呱呱落地，我的会议也开完了，内人跟我提起回延安任所的事。
我问她：“你不是很讨厌延安的生活以及共产党那些人吗？怎么还愿意囘去呢？”
她告诉我：“你是县长，县长守土有责，开完会后本来就应该同任所，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我讨厌延安共产党，但身为你的妻子，与你同甘苦，共患难是必然的事，我们该回延安了。”
二十七、八、九年共党劣迹已逐渐彰显的时候，要再回延安，真得具备平常人所没有的勇气。在内人的支持鼓励下，我们还是回到延安，继续展开与中共面对面的斗争。
回到延安情形已大不相同，政府准备将延安沦陷区五县划归中共管辖，以统合全国力量来因应抗战，中共得知消息，气焰嚣张，他们认为“天下是他们的了”，对我们这些中央派来的县长极不客气，一改以往彼此间和平相处的情形。
我回到延安没多久，几个陕北沦陷区由中央派任的县长，就被中共藉故抓起来扣押、斗争，延长县县长周景龙、甘泉县县长杨烈、鄜县县长蒋隆涎等，均被中共无缘无故的抓了起来，受到凌虐迫害、斗争、公审。
我看到这种情形，心中颇为犹豫，以县长守土有责的职责言，我有必要守在延安，但是如果我守在延安因而被扣、被斗、平白牺牲了，对国家又有什么好处呢？
当时发生三件事，使我暂时离开延安。
首先是中共斗争矛头找到了我的头上，我回到延安，突然间在延安城南郊外，发现一具尸体。
在中共盘踞的地点发现尸体不算什么？中共天天杀人，天天都有人因受不了中共的迫害而自杀。我根本没把这事放在心中。
孰料，平常杀人如麻连眼睛都不贬一下的中共，这次却对这具尸体大作文章，他们到处宣传说这个人是被“国民党特务所杀”！
我想，这又是中共“仇恨政府”的宣传花招，_众教育的新名堂。
几天后，共酋王明（陈绍禹）居然派人把我请了去，问我可知道这么一件事？
我当下倒吸一口冷气，知道麻烦上身了，因为别看王明问得挺客气，但骨子裹可恶毒的很，当时他们已经藉着宣传肯定那具尸体是“国特”所杀，我是延安当地国民党最高负责人。因此，王明表面上客气问我，其实就是在暗示我得为这具尸体负责。
我怎能如此轻易的即被中共这样栽脏？
我立刻严正的回答：
“王先生！虽然我是延安县长，名义上是此地的最高行政负责人，但是你我都很清楚，延安的治安可是由你们共产党在负责，有人被杀，缉凶、治安的问题应当由你们负责。”
我就事实状况反驳王明的问话，王明当下满脸堆笑的回说：
“高县长：我们倒不是说人是你杀的，只是外面‘人民’都在传说这是‘国特’下的毒手，你毕竟也是国民党在此地的最高负责人，我们总得和你沟通、沟通；了解、了解。”
这口气分明是想硬将这事栽赃在我头上嘛！我不得已，只好说：
“我是延安地区的县长及国民党的负责人，这点是大家都知道的，然而大家也知道我高某人作事向来公正，绝不会偏袒国民党员，这点你们的‘毛主席’也知道得的很清楚，所以你想我会与这件事有关系吗？”
王明看到我如此的不畏惧他，而且又提出毛泽东作挡箭牌，也就不敢再逼我，而自找台阶下台的说：
“对呀！毛主席也说你不会作这种事，请你来只是了解一下状况罢了；没事、没事；哈！”
就这样，我们打着哈哈彼此告辞，回到家中我才发觉，身上已是一身冷汗，内衣都湿透了。我知道，刚才若是应对稍有不对，我必是阶下囚，不可能再回到家中。
中共将斗争的矛头对准我，是第一个使我想暂离延安以避风头的原因。
使我非得离开延安不可的第二个因素，则是因为当时陕北第二区行政专员何绍南辞职，由包介山继任，包专员希望我能与他一晤，以便了解延安等地的真实状况如何，为了本身职责，我也有这个责任与义务离开延安，去与包介山专员一谈。
第三个原因则由于内人回到延安后，奶水始终不足，延安城内又找不到奶妈哺育小儿。
为了孩子的健康着想，内人与我决定回到她的娘家米脂县去。
内人当时还年轻，我怕年轻女子在沦陷区长途跋涉会有问题，决定先由我护送她到米脂娘家，我再去看包专员，风声平静时再回到延安。
我们几经商量，决定离开延安一段时间，一方面我向包专员述职，同时送内人回米脂养护小儿。
熟料，这一送就送出毛病来了，当我与内人带着小孩出了延安城，一路上真是荆棘重重，使我们有寸步难行的痛苦。
沿途中共不断的派人打搅我们，对我们夫妇俩加以“调查”，阻挠我们的行程，中共小喽啰每次拦住我们夫妇俩时，总是很凶恶的责间我们：“为何要出延安城？”
内人总是很委婉的告诉他们，因为她生了头胎，在延安没有人照顾，所以才要回米脂娘家。
共干立即凶悍的问：
“那高县长为何又要陪你回娘家呢？”
内人说：“我二十左右的女孩回娘家，总是要先生陪着，难道先生陪着回娘家也犯法吗？”
那些一小喽啰们听了内人的回答后，狞笑着说：“先生陪着太太那当然是可以，不过，高县长这个时候出延安城，就不免让人怀疑他是不是弃职潜逃了！”
原来，民国二十八年左右，中共在经过一番喘息休养，势力已经开始膨账，对陕北区的控制日益严厉，政府因对日抗战进入最艰困的时刻，将大部分力量来抗日，陕北的政府力量几乎趋向真空状况，中共便更形嚣张狂妄。
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些陕北陷区的县长就不敢再继续留在陕北沦陷区内。
这些小喽啰们因而怀疑我要弃职潜逃，对我们夫妻俩特别凶恶。
刻意栽脏黑窑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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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为县长，深知县长“守土有责”，没有中央的命令，绝不可潜逃，这些小共干未免太小看我高某人了，因此我对他们的怀疑嗤之以鼻并严正的告诉他们：
“连毛泽东都不会怀疑我要弃职潜逃，你们有何资格来问我？”
一路被盘问一路走的回到米脂县，我以为没事了，可以卸下妻儿的担子再回延安城，孰料中共干部却不准我们进米脂县城，将我们的行李给扣了起来，我个人更被中共以莫须有的罪名抓了起来，关进黑窑洞中，过着暗无天日的囚犯生活。
我被关起来禁止接见任何人，我蹲在黑窑洞内一筹莫展，幸好内人在我被关后，立刻四处向人求救，才使我没有被那些共干害死在窑洞中。
内人娘家在米脂县是大户，米脂上上下下都很熟，在问及为何中共要扣押我的时候，有人偷偷告诉内人，是驻在绥德的共酋王震下令押我的。在知道是谁找我麻烦后，内人就央请她一位极有名望的表兄老共党高敏夫向王震求情，请王震放我。
王震神气得很，他说：“高某人是弃职潜逃，县长守土有责，他的罪过可大的很，绝不能轻易放人！”
王震装得这么大义凛然，其实根本没这一回事，不要说我不曾弃职潜逃，就是我真的弃职潜逃，自然有省政府及中央的长官依法加以惩罚，王震他只是共党的头目，凭什么抓我、关我？
我心知肚明，这只不过是中共另一种逼迫、压榨我的方式。
因为我在延安当县长始终不曾同流合污，对共酋们虽亲切，但绝不苟同他们的叛国行为，毛泽东曾数度诱惑我，希望我“参加他们的阵营”，都被我严正拒绝了。
毛泽东组织所谓“边区参议会”时，曾聘请我作“边区议员”，我对这种“名器”是毫不在乎，根本不受毛泽东的利诱。
因而他们才想以威吓的方式来取代利诱，由王震出面抓我下狱，他们以为我会就此屈服，倒向中共的一边。
我怎么会是这种人呢？不要说我绝不会向中共屈服，就是内人虽是一个弱女子，也是绝不向强权恶势力低头的。
在得知王震这种蛮横的态度后，内人毫不恐惧气馁，她知道，再怎么找王震谈也不会有用，必须要另外想办法救我。拖着个小孩子，内人四处想办法，除了继续请米脂亲友奔走营救外，更直接打电报给毛泽东，将我无辜被扣押的情形原原本本的告诉他们，希望他们能尽快想办法救我，免得到时候我会遭遇不测。
毛泽东立刻回电给我并电王震，说：“高县长尽忠职守，绝无潜逃行为”，桀傲不驯的王震，根本不理毛共中央的训令，仍然扣着我不放。
王震所以连中央命令都不管，硬要扣着我的原因，乃是因为当时他在米脂、绥德一带刚好进行过一场叛乱行动，他把当地的保安团所有人马全部缴械、扣押，他担心我是中央派来支援当地保安团的人，因此才想以“弃职潜逃”的罪名扣在我头上来处置我，使我百口莫辩。
不过，我又怎能束手待毙呢？
放人祗是说声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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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米脂被扣押时，王震派了位名叫张仲翰的共军团长，要将我押回绥德的王震旅部（当时王震辖有六团人马，号称旅长），趁着经过米脂街头的机会，我写了张纸条，趁押解我的共军不注意时，交给了相熟的乡人，请他们转交给米脂县长萧履恭，请萧县长想办法与毛泽东连络，跟毛泽东解释清楚我只是去看包专员，顺便送内人回娘家，绝无弃职潜逃打算。
事后证明，我的这张纸条与内人的奔走相互配合，发挥了最大力量。
我被押往绥德时，一路上受尽阶下囚的屈辱，到了王震总部立刻被打入“军法处”的黑牢，四周刑具森然，一付如狼似虎要把我“作”了的样子。
王震“旅部政委”袁任远来看我时，阴森森的好似我已是“阶下死囚”，袁的趾高气昂状令人气炸。
当晚毛泽东接到内人的申冤及萧县长为我代转的“解释”后，或许是毛泽东认为那时还不适宜与国民政府翻脸，也或许是我在延安那几年“和而不同”的作法，使他觉得还有点“交情”存在。因而，毛泽东下了个指令给王震，说这一切全是“误会”。
毛泽东声明“误会”的指令到了王震手上，第二天王震的态度就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他前倨后恭的先放我出来，客客气气的对我说这一切全是“误会”，满脸含笑的样子，好像与我是多年老友。
这正是共党的狡猾真面目，他抓人时不需要任何理由，放人时也不需要任何理由，抓了人再放人时，也不会说什么道歉，简单一声“误会”就了事。
共党个个都是千面人，今天对你说笑拍肩，明天或许就会戳你一刀，让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从王震的黑狱中出来后，我并没有就此放弃自己的职责，仍然回到延安，毛泽东他们这些共酋见到我好似不知道有这回事似的，我也就不与理会，自己作自己的事，继续执行中央交付我的任务。
保住一片纯净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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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够由王震的黑狱中逃生，倒不是中共他们对我高某人个人有什么特别的喜好，而是因为他们还不敢明目张胆的杀害政府官员，共酋们深知得罪中央后的严重后果，因此在看我始终不屈服而中央又极关切这事后，才假惺惺的放了我以向我示惠。
我对中共反反覆覆的作法，深知其真正用意是想对我“诱降”，对中共而言，政府派任的县长倒向中共，是个最好的统战宣传话题。
任凭中共再翻云覆雨，我总是不动如山而绝不受中共之威迫利诱，为政府在廷安保留住一片纯净不受赤祸污染的天空。
在我们县政府以外，中共所盘据的地区，那可就是藏污纳垢、黑暗的不得了，尤其愈是高级的共酋，他们的生活最是靡烂。
像毛泽东在延安艰困的情况下，他还是要“四菜一汤”，出来与我谈话，还是要六名女秘书相陪，那是令其他非沦陷区的人所不敢相信的事。
毛泽东对外把延安宣传得太美、太好了，中共把延安形容成是一处“生产努力、丰衣足食、政治民主、平等自由”的“革命圣地”，以这种“美丽的谎言”，诱惑了无数纯洁的青年男女上当受骗跑到延安吃苦。
共酋们最令人不齿的是瞪着眼睛说瞎话，明明纯洁青年到延安去受到“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不公平歧视及虐待，共酋们却仍厚着脸皮说青年们受到良好对待，他们一次又一次将谎言重复宣传，造成列宁所说：“谎言说一千次就成真理”的效果。
共酋们瞪着眼睛说瞎话的实例是太多太多，举不胜举，民国廿八年五月，毛泽东在延安_众五四运动廿周年纪念会上撒谎说：
“你们看，在统一方面，延安的青年不但做了，而且做得很好，延安的青年们是团结的，是统一的。延安的知识青年、学生青年、工人青年、农民青年，大家都是团结的。全国各地远至海外的华侨中间，大批的革命青年都来延安求学。今天到会的人，大多数来自千里之外，不论姓张、姓李、是男、是女，做工务农，大家都是一条心，这还不算全国模范吗？”
毛泽东将延安自封为“反抗日本根据地、三民主义模范区”，当时在延安各处都可听到这些口号标语，事实上，不信仰三民主义，是路人皆亲知的事，毛泽东却一次又一次散布谎言，企图将谎言变成真理。
毛泽东随时随地利用机会大作虚伪宣传。一次，共酋们请吃晚饭，中共“边区参议员”的大头目们全到齐了，黑压压的坐了好多桌的厅长、师长，我与毛泽东一起坐在首席。
宴席开始，毛泽东站起来讲话，大家鼓掌恭听如仪。毛泽东一说完，居然向我一指：“请高同志来说几句话！”我没有准备要讲话，但是毛泽东既然点名要我讲话，我祇好站起来讲。
当时是政府容共“蜜月”期间，中共是一付恭顺的样子，我身负调和对立与冲突的责任，只好应酬性的对中共稍稍赞美了一下。
没想到，第二天中共的机关报“延安新中华报”（乃小型报，三天出一次，民国廿九年夏天改为解放日报），将我在酒宴上的讲话刊出，加上“高县长代表中央大为称赞中共”的标题。
我竟被毛泽东利用了，当下我与在中共编报单位服务的同仁连络，方知道当晚正进行晚宴时，毛泽东已经悄悄的派人将我的讲话记录下来送到报社了。
由此可知，毛泽东多会利用机会宣傅，我们稍一不慎，就被他们利用为宣传的工具。
幽灵顶被排队领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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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不但利用我不经意的一段话作宣传，还将一些本来是负面的事物，宣传得煞有其事好似共产党“很好”的样子。
中共宣传“在延安，犯罪的人都不会跑，他们愿意在延安为‘革命’而努力。”不知道的人，以为中共真作到了周文王“划地为牢”的礼义之邦境界。
但是住过延安的人都知道，并不是延安的犯人不想跑，而是他们根本跑不了，因为中共规定犯人穿的裤子两条裤管颜色不一样，一边是蓝色、一边是红色。
如此一来，身穿红、蓝两色裤管的犯人，在延安成了人人都可监视的特殊阶层，在众目睽睽之下，怎么能跑？
另一中共宣传骗人的实例：中共对外夸称他们对青年学生非常好，藉此来吸引外地学生奔向延安。
实际上，在延安有世界罕见的青年学生的“排队奇观”。
住过延安的人，在冬天起来早，就可以看见这种“奇观”。
延安冬季每天天没亮，就有一大批青年学生排着队，这些青年学生们每人不是穿大衣、穿棉袄，而是将棉被给披在身上，默默的排队着。
延安的冬天很冷，屋内一定要烧煤才暖和，中共却每天定量的配给学生们很少一点点煤，学生们如果想烧煤取暖，就得每天排队，由中共干部带着到三四十里外去取煤，排在后头的有时还没有煤可领。
因此大家都起个大早去排队，排队，天冷，每人穿的衣服不够暖和，大家只有将棉被披在身上当作大衣穿。
在阴暗的雪地中，一队队如幽灵般披着被子去取煤的行列，这是多么阴森、恐怖、绝望的景象。
然而，在中共的宣传下，延安却被刻意的塑造成一种“全国模范”的假像，许多热血的青年不明真象就这么被中共的谎言欺骗而坠入共党地狱之中。
为了使青年们得知共党丑恶真象，我曾在延安重要街头贴壁报，揭发共党真面目。
我利用县政府余裕的人力制作一些重要的壁报给大家看。出一份“今日中国”的油印周刊。我们在壁报中大量引用政府与中央的话，尽量不自己写文章批评中共。
中共当时正高唱与中央“合作”的时候，对我们引用中央的话，不但无法责怪，表面上还不得不赞成。
我在选录中央及政府的资料时，特别将有关抗战真象、时事实情的资料大量引用，使青年们看了就可以对照中共的话，而知中共所说完全是谎言，对唤醒青年，有极大的助益。
壁报在延安重要街头贴出后，立刻引起了一阵轰动，许多青年及延安民众皆蜂拥来观看我们的壁报，看后不少人恍然大悟的说道：“真有其事吗？”
中共不愿他们假面被揭穿，就派出“抗日大学”学生，制作一些壁报来和我们打对台。但是效果与受欢迎的程度，始终比我们差上许多。
由于我们只用中央与政府的资料，中共虽对壁报嫉恨，却不好采取暴力手段来禁止，使我们在黑暗、污秽的延安，保持了一些光明、正义的呼声。
江青勾搭上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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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利用一般青年人对“大学”的憧憬在延安创办了“抗日大学”。“抗大”根本没有任何大学所具备的条件，没有完整的师资、充实的设备、必要的课程……不要说是大学，就是一所“学校”也都不像，因为它教的不是一般学校中的课程，而以教共党“革命”为主，这算是“学校”吗？
因为挂了一个“大学”的名字，中共又采取“照单全收”的方式，不管来的人阿猫阿狗，程度如何，都能进入“读书”，不少人被“可以进大学读书”的幻想给引诱进了延安。
江青就是在这个情况下进入“抗日大学”读书，认识毛泽东的。
江青出身极为低贱，在上海当三流电影演员时曾和不少男人有暖昧关系，因此很多人就以其艺名“蓝频”为谐音，叫她为“烂苹果”，声名狼藉，她在上海与唐纳闹的婚变更是人们茶余酒后的笑柄。
江青到延安后，还是不改其风流习性，先与徐以新谈爱，爱的死去活来。
为何毛泽东又会勾上了江青呢？有人认为是毛泽东“胃口大”“喜欢漂亮女人”，才主动的把江青纳入后宫。
这点并不正确，当时延安一带虽然男女间的比例是十八比一，再丑的女子在廷安都会成为众多男人追求的对象。
但是这种情形却用不到毛泽东身上，因为毛泽东权大势大，他要那个女人，那个女人敢不奉上？由毛泽东每次与我见面都会有六个“女秘书”随侍，我们就可知道，延安男女比例十八比一对毛泽东毫无影响。
江青不漂亮，只是中人之资，不过她狐媚的淫荡个性，是其他女人难与比拟的。
因此狐媚的江青光是想凭外表就令“阅人多矣”的毛泽东看上，那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江青绝不是如一般人所传言的被毛泽东主动看上而强娶过去。就我所知是江青想尽办法勾引毛泽东成奸，在毛江两人的关系中，江青绝对是占主动的一方。
当时，江青虽然在延安和徐以新谈恋爱谈的死去活来，实蒙延安“男女比例十八比一”的特殊情况之赐，受到众多男性高干的青睐。但颇有小聪明的江青却也知道，这种风光绝非长远之计，因为露水鸾鸯是最没有保障的，野心更大的她不但不甘作男人玩物，而更想能掌握实际权力。想要达到这个目的，以江青的“烂苹果”名声，她是今生休想的。
因此，江青才想到要勾引一个在共党阵营中有权又有势的共酋，来作为她一生的依靠，以备她“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跟着这个毛酋的得势而满足其政治野心。
江青看上的目标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当时倒不是没有太太，他的前妻杨开慧在民国十九年死于长沙，后来毛泽东在井冈山又和贺子贞结婚。
贺子贞对毛而言，可说是个“好太太”，她不但替毛生儿育女，而且陪侍毛泽东完成了所谓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在毛泽东最危急的状况下，都不曾抛弃毛泽东过。
然而当毛泽东在延安作山大王时，贺子贞却不在身边，因为在“长征”时，她负伤流血过多，精神受到很大刺激，毛泽东把她送到莫斯科去医病了。
贺子贞被送到莫斯科，这就为江青制造了“最佳机会”，于是江青开始打定主意要“倒追”毛泽东。
要“追”毛泽东；第一要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对于这一点，江青本来就是搔首弄姿、招蜂引蝶的能手。
刚好，那时毛泽东为了拉拢青年人，每星期都到“抗日大学”去演讲，江青知道那是她吸引毛泽东注意力的最佳机会。
于是每当毛泽东去演讲时，江青必然打扮得漂漂亮亮，只要一有机会，她就立刻举手向毛泽东发问，使毛泽东自然而然的对她有了“强烈印象”。
最后一次，毛泽东不在学校中问答江青的问题，改口说：“你这个问题很好，我回去想一想再给你答覆。”
当晚；毛泽东就藉口“回答问题”，把江青叫去了毛自己的房间，两人这下干柴烈火立刻上了床，成全好事。
毛泽东派康生将江青调到“中央军委会”工作，以便他俩近水楼台方便幽会。
以毛泽东的个性，最初也不过是想玩一玩江青罢了，那会真的想娶江青当老婆？
但是江青毕竟有办法，她和毛泽东在一起没多久，就让毛泽东感到“离不开她”，竟然宣布与江青“结婚”。
以毒攻毒遏止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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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江青结婚这件事，在当时的延安是件大事，只不过是件“丑闻”大事，不但我们政府人员都笑毛泽东喜欢穿“破鞋”，就是共产党员也莫不个个以“毛江联婚”为耻。
因为毛泽东还有妻子贺子贞在莫斯科，江青又是人所皆知的“烂苹果”，但毛泽东竟然硬要以有妇之夫的身分来娶江青，这怎不叫中共党员感到丢人现眼？
因此，当时在延安的中共头目，只有康生、柯庆施等几名毛泽东的心腹赞成，其他可说几乎全体坚决的反对。
最后在毛泽东保证“不让江青参与政治”的情况下，中共头目们才算勉强允许江青“照顾”毛泽东，以取代精神有问题的贺子贞。
事后证明，江青是绝不甘于雌伏而不接触政治的，她勾搭上毛泽东，目的本来就是想满足她的政治野心，孰料却被中共伪中央的此一决议，给压得完全抬不起头来，她心头的耻辱感及怨恨心之强烈可想而知。
后来文革开始，江青手握大权，跋扈不可一世时，搞出杀人数千万、腥风血雨的“文革”惨剧，很多当时反对她与毛泽东结婚的中共老干部，都在文革中被她整的死去活来，相信他们必然后悔当初为何不反对到底吧！
毛泽东与江青勾搭，在延安城内只是场闹剧，在江青被限制“不准参与政治”而后两人结合也就渐渐没人理会了。但延安城内还是波涛汹涌，许许多多的大事正在互相冲击激荡着。
还记得有一桩直接与共酋过招的事，那时是民国二十八年，毛泽东发表“论新阶级”又再鼓吹强调所谓的“统一战线”。
当时毛泽东为了要搞统战，叫出了一个“组织民族联盟，请蒋委员长当民盟领袖”的口号，其用意当然是想作分化离间的工作，政府也没上他的当，随他去叫嚣、喊闹。
同时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办法”，他们希望能允许共产党以“提名单”的方式来加入国民党。
毛泽东提出这个建议的目的，是想再像以往共产党渗入国民党的“容共”时期一样，藉着共产党人员的渗入国民党，来把持、分化、破坏国民党。
我在延安是最先由共酋口中得知毛泽东有此计划，建议于政府人员，当我得知毛泽东有些意图时，心想：
“那还得了，如果让共产党人员集体大批的以‘提名单’方式加入国民党，国民党漫无限制的容许共产党党员进入，那不天下大乱才怪。”
因此，我想到底应如何来阻止中共这种恶毒的统战企图呢？
当时，恰好国民党有一些同志正就读于抗日大学，被中共们视为“异端”，各种校内的团体都不允许我们这些学生参与。
这使我想起了一个主意，我跑去找一个职位相当高的共酋王明，向他建议：
“毛先生最近提出了让共产党党员以‘提名单’的方式加入国民党之建议，这个建议很好呀！现在我们可以先由一些小地方作起，譬如我们先让‘抗大’的一些非共产党党员同学以‘提名单’方式加入‘抗大’的活动如何？”
我是全以一种轻松聊天的方式，在谈话中不经意的提出了这个问题，孰料却把这个平日能言善道的共酋给唬住了，他一下子呐呐的讲不出话来。
我知道他不能作肯定答覆，当下很轻松的告诉他：“没关系，我知道你不能回答此一问题，过两天协调好了再告诉我也可以。”
我早知道中共绝对不敢接纳我方同学参加其校方的活动组织，但我的目的正是要利用中共这种强烈排他性的本性，来将中共一军，让中共知道，他们连区区一个学校组织都如此严密的不让非党员的同学参加，他们又有何理由要求国民党开放给共产党参加？
过两天，这名高级共酋跑来看我了，他一看到我就埋怨的对着我说：
“高县长！你的建议真害人，我把你的建议向上面提出了之后，被毛主席训斥了一顿，骂我这种事是‘双方面’的事，我们还不配管呢！我看以后就别提这种事了吧！”
因此，共酋们在我面前也就不敢再提有开“提名单”入党的事了，中共的又一桩统战阴谋就此烟消云散。
类似这种与共酋互相过招，互斗心机的情形，几乎每天都会发生，在延安，我当县长是父母官，而中共他们进驻延安，又是实质的占领者，双方的关系实在极为微妙，我就尽量在这微妙的情势下来为政府作工作。
刀口打滚日益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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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情形一直持续到民国二十九年，那时，由于日寇侵华日亟，造成政府很大的压力，因而政府决定集中一切力量来抗日，对延安的县政业务认为已经到了一个暂作结束的阶段，乃由行政院命令我将延安县政府作一结束。
中共从民国二十五年侵入延安迄二十九年，四年多的时间，国民政府始终还是在延安保有县政府，派驻县长统治延安庶务，使共酋们虽然气焰嚣张，却还得尊敬中央派来的延安县长，完全不敢讲“撵”我们走的话。
二十九年我们在行政院的命令下撤出延安，中共为了要欢送我们，特地开了欢送会，请我们及县政府人员及保安队吃饭。
表面上看起来中共与我们颇有“离情依依”的样子，其实中共才巴不得我们走呢，我们就好像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一般，他们是拔之为快，我们自动要走，他们当然是要欢天喜地、敲锣打鼓的庆祝一番。
那时我们的保安队还有四十几人，对势力已经渐形膨大的中共而言，实在不算什么，然而就连这么区区四十几支人枪，中共还是又嫉又怕的不愿让我们拥有。
中共宴请我们的保安队时，席上每人发了一些钱，大家以为中共要犒赏大家，没料到这是中共的另一阴谋。
延安县政府的保安队大多请的是当地民众来担任，这是因为当时的局势实在是太过险恶了，人人都知道在沦陷区与中共打交道，就像是拎着头办事一般，随时会遭杀身之祸，因此，政府自安全地带派来的办事人员，大多是作几个月又调囘后方，很少能长久待下来的，尤其是保安队更是难找后方的人担任。
保安队的当地人大多思想单纯，对中共的阴险狡诈并不清楚，看到中共发钱给大家又请吃饭，当然是乐得不得了。
谁知道，就在吃饭的宴席上，招待的共干却藉口我们保安队员出言无状得罪了他，当下立刻脸一沉，前一秒钟他还在跟那些保安队员们拍肩搭背的叫“同志；多喝两杯！”下一秒钟立刻一抹脸，脸上的笑容全没了，只见共干大叫一声：“全给我拿下来！”
在饭厅外等着逮人的共干们当下一涌而入，个个似凶神恶煞一般，就把这些单纯的保安队员们全给缴械扣了起来。
所有保安队员全被这种突然的变故给吓呆了，大家想不出，为什么刚刚还和蔼可亲的共干，一转身就变成了催命阎王般可怖？
当时县政府并非一起同时撤退，而是一批又一批的分次撤走，保安队是最后几批人之一，他们被缴械而扫地出门时，我还在榆林专员公署内接受最后指示，再赶回延安，作最后的处理。
当我回延安时，延安县政府已经完全撤离，只剩下我及几个亲近的朋友，那时，我们在延安真是如孤身入虎穴，是否能再出来都不得而知。
我并不害怕，因为从奉派到延安当县长的第一天起，我就抱定随时为国家牺牲、成仁的决心。
最后在延安也没有什么事好办，县政府内的一切，中共根本不感兴趣，我们也不需要移交些什么东西给中共，我最后走的任务，只是负责再与那些共酋们“握手告别”，同时藉告别的时机，将中央划拨延安归中共管辖的德意与衷诚，再一一面告这些共酋，希望共酋们能体察政府谋求国家团结和谐的苦心，不要再“明里拥护、暗地破坏”了。
从毛泽东最后设宴欢送我时，绝口不提如何遵照中央指示的暧昧态度中，我已隐隐的感觉到，陕北今后将更为多事了。
事实发展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中共并未因中央将陕北区完全划交中共边区政府管辖为满足，一等抗战胜利后，就立刻以陕北为根据地，展开了全面的武装叛变行动，最后整个中国大陆因而沦陷。
对我个人而言，交卸延安县长一职后，原以为可以就此一卸重责，不必再过这种每天在刀口上打滚的危险日子。
或许是我命中注定要与共酋打交道吧！我虽交卸了延安县长，中央却不允许我离开陕北地区，仍要我留在陕北就近了解、监看共党的动静。
从延安出来，我先到洛川县负责善后工作，那时政府人员陆续从陷区交卸工作回政府地区的，就由我在洛川负责善后的救济工作。
在洛川县两个月之后，中央派我到清涧当县长，说来可怜，清涧县也不是个小地方，但是被中共骚扰破坏后，十室九空，原任清涧县长李某早就不知逃到何方，县政府早被破坏的残破不堪。
我只好在城外租了一个地方，也不办交接，就开始任事，积极从事着规复工作。在清涧县待了半年，我又奉调米脂县当县长。
内人娘家在米脂县是大户人家，人头熟、关系好，我在米脂当县长应该是很轻松的。
事实却非如此，因为米脂县虽未划归中共管辖，但正如以往的延安县一般，政府在米脂县也只能维持一个县政府的组织，以表示政府号令仍能通行该地，但实际上该地早已被中共盘踞。
所不同的是，米脂县毕竟不是延安县，没有各级主要共酋在那里，因此紧张、凝重的程度也就较轻，使我不必如同在延安那般的心头沉重，行动谨慎。
不过，也有比在延安时情形更为恶劣之处，那就是盘踞米脂县的那股共酋是贺龙属下的王震部队，此人个性极为桀骜不驯，以往与我早有过过节，此刻我们俩再度碰头，他对我的敌视可想而知的。
编造三百多条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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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米脂的工作，正如在延安的工作一般艰困，加上那时中共在“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自己”的政策下，力量更形膨胀，当时他们的态度愈来愈蛮横，滋扰地方的事件无日不有，我为了地方，不得不经常去找王震洽谈事务，其间辛酸、委屈，真是一言难尽。
后来，王震更将我扣起来，打入黑牢，使我再一次成为共党的阶下囚，与上一次被囚不同的一点是，这次共党似乎有意要置我于死地。
因为他们不但把我打入黑牢，而且还特地从各乡调来了上千人民，举行所谓的“_众公审大会”。
他们抓我的罪名不再是诬赖我“弃职潜逃”了，这次中共索性诬陷我是“特务头子”，把我整整安上了三百多条罪名，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那么“伟大”，居然能造作“三百条滔天大罪”，我是后来自复兴基地到香港查阅资料，看到日本所整理的中共“解放报”，以整版二版面刊出公审我的消息，内中强调“特务头子高仲谦犯下三百条大罪”，才知道原来自己犯了那么多的罪。中共公审我所用的手段很毒辣，公审会由中共中委冯文彬主持，每天一早他们就把我自黑牢中提出来，找了一些县政府职员、民众来骂我、骂政府、骂国民党、同时又诬栽种种罪状，对我百般凌辱。
就这样，每天晚间我在黑牢中，吃不好、睡不得，白天接受中共日复一日恐怖、威吓的公审迫害，经过了四十多天，同囚的难友有的受不了而屈服认罪，有的则因此被逼疯狂。
我既不盲目屈从，也不慑于淫威，遽尔就范，坚忍的挺在那里，直到有一天，我实在受不了，我想：“与其这样受中共迫害，倒不如跟他们拼了！”
因此，当天押我回黑牢时，我就告诉主持公审的冯文彬，告诉他： “你们骂我也骂得够多了，现在，我也有话说，明天，我要讲话！”
冯文彬一愣，他没想到每天这种疲劳轰炸、心理压迫式的公审，不但没吓得我心惊胆寒，反而还有胆要“反驳”！
当下他定了定神，就摆出一付伪善的面孔，向我说：
“高县长，您别动肝火，公审你是‘人民’的意思，我们已经在尽力的保护你的安全，让‘人民’不致因过于愤怒而伤害你，如果你要上台反驳‘人民’，万一‘人民’失去控制的冲上台来伤害你，那怎么办？”
这是冯文彬一类共酋的惯技，他们惯于将责任往“人民”身上推，其实谁不知道，这完全是共党作的孽！
我当然不怕“人民”真的会来伤害我，因此冯文彬话还没说完，我就拦住他的话说：
“没关系，死生由命、富贵在天，我真要被打死了，我也不怨你，但是明天我非讲话不可！”
我如此严词正告冯文彬，使他无话可诋，只好一叠声的讲：“再说吧！再说吧！”把我又送回了黑牢。
当晚，我抱着必死的决心，居然睡得更为香甜，丝毫不为第二天所可能面临的悲惨命运而心忧。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当我第二天被押出了黑牢，准备要接受一切考验时，冯文彬来接我，居然挥了挥手，对我说：
“高县长，你可以回去，没事了，一切全是误会！”
对于这个突来的喜讯，我固然高兴，却也知道，这是中共色厉内荏的一贯作风，只要我还是代表中央，只要中共还没有能力与中央对抗，中共就不敢杀害我。
再度脱离黑牢之后，我仍是不忧不惧，县城里已不可能再待下去，我就离开县城，在武家镇另外建了一个县政府，继续坚守我的职责，因为当时米脂县城虽然被占，但四周乡镇仍有五、六处未被占领，我们有责任来保护他们。
在武家镇待了一年多，我又被调离，接我的是一位吴宣汉县长，在我走后不到半年就被中共杀害，米脂县也完全沦陷。后来我被调为岚皋县长。
在岚皋县任内，最值得自豪的一件事，就是我以岚皋县保安队区区不到一百支破枪的残破人马，居然还能抗拒共酋李先念的大军压境，使岚皋县得以不受共军荼毒。
这固然是因岚皋县本身极为贫瘠，共军兴趣不大，但若非我们县民个个抱与城共存亡的决心，使共军望之却步，很可能，岚皋县仍免不了要受蹂躏破坏。
我因此曾蒙上级叙奖。
私交小节到此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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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六年，中共叛迹已甚明显，政府决定动用大军收复延安，以惩治中共。
我希望趁着延安的收复，再回到延安去，但是中央认为延安虽收复，四乡仍未平靖，要我担任清乡善后工作，组织民众、支援国军作战，其间艰难危险，几乎再度落入中共手中，幸好我以自己的机智，渡过了这些难关，全力达成了上级交付的任务。
最后，政府推行宪政，我获故乡父老支持当选为国民大会洴阳县代表，离开家乡赴南京出席国民大会而后再辗转随政府播迁来台，在台湾地区度过了幸福愉快的一段生活。
当我获选国大代表预备自陕西到南京开会前，毛泽东特地托一名说客伪边区副主席李鼎铭着人来找我。传话说毛泽东很赏识我，要我不要走，跟着毛泽东绝对有前途。
我怎会听从毛泽东这些一劝降的诱敌甜言蜜语？在陕北一带与共党面对面斗争有十年以上的经历，使我太了解毛泽东他们那种嘴里说的一套、手中作的又是一套之统战花招，因此，我丝毫不理会毛泽东的诱骗，毅然告诉来传话的说客：“从前我当过延安县的县长，这段交情很承毛先生看得起，还记得以往那种平起平坐、共同交往的日子，但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我自学生时代起即信仰三民主义，服膺蒋中正委员长领导，以献身报国自许，今后，我仍是一秉初衷，绝不变节，未来，可能我与毛先生只有敌对的春秋大义，而不再有朋友的私交小节，毛先生的建议谢谢了！也不必了！”
就是秉着这个念头，我始终跟随着政府的脚步走，在南京，我是城陷的最后一刻才逃出南京，当我乘坐的火车到达上海时，拿起报纸一看，才知道我们火车一出南京，南京城即陷落，其危险可想而知。
由南京到上海，再由上海到广州，最后由广州到台湾，这一路上我几乎皆是前脚刚走，后脚就是共军冲到，每次在我要随着政府走时，总是会有一些中共同路人来在我耳边游说，要我留下来，我皆不予理会。
因为我在离开陕北时即已打定主意，在我当延安县长、管过毛泽东这一伙共酋之后，我对中共的恶毒心态早已一清二楚，他们人人皆是头上长疮、脚底流脓坏透了的人，我这辈子不愿意再与这些人有任何瓜葛，今后，我只跟着政府走，天涯海角，我亦无悔！
事实证明，我的抉择完全正确，转限间，四、五十年的光阴已经过去了，回忆半个世纪以前在延安窑洞内与毛泽东党徒交手过招的情形，恍如昨日，毛泽东那满面阴森森的假笑，常常也仿佛在眼前浮动。
血淋淋事实忘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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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半个世纪来，国家经过惊天动地的大变革，我个人则值得庆幸的，在复兴基地还一直能过着安逸、舒适的生活。
但是，回溯在大陆上与中共交手过招的这段日子，再看到目前社会有极少数人居然对政府污蠛、辱骂无所不用其极，不禁令我这个反共的老兵感到忧心忡忡。
中共以往在大陆时，就是用这种“反政府”的方法，将大陆的民心士气给击垮，才使得整个大陆因而沦陷。
以我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交手经验，我知道中共向来是擅长拉一派、打一派，复兴基地少数偏激份子或许以为他们今天“反政府”有功，他日可以得到新主子的赏识。
事情没那么好，中共今天联络次要敌人将主要敌人击垮后，明天就会斗臭、斗垮次要敌人，大陆上那些“民盟”尾巴党派的悲惨命运就是最佳实例。
少数偏激份子或许不知道中共的恶毒，竟然主张要与中共“和平共存”、“和平竞争”，我在延安时之所以能“和而不同”，那是因为中共力量还小，我背后又有整个中央的力量作后盾，中共对我当然要假以辞色。
但是当中共力量膨胀后，中共就立刻先将延安等陕北地区并吞，最后更全面叛乱，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活生生血淋淋的教训，我们怎能忘怀？
(以上《黑牢进出——延安县长历险记》，是以中华民国七十七年至七十八年《中外杂志》总第262期-264期同名连载内容全文为底本完成数位处理；网际网路首发【彰往考来】，收入【析世鉴】时对数位初稿中未及校正的若干讹误作了订正。)
作者：高仲谦
我曾经管过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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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前后，我与中共头头毛泽东等交手过招十年（民国二十六年至三十六年），两度被关进黑牢，我抱着必死的决心与共酋共干周旋。许多朋友知道抗战时我当过陕北延安县县长，常常惊讶的说：
“老兄！原来毛泽东管过你！”
这时，我祇好不厌其烦的纠正他们，告诉事实真相说：“不！毛泽东从来不曾管过我，倒是我会经管过毛泽东！毛虽是共产党的主要头目，但是对延安县而言，他只是十多万县民中的一人而巳，县民中有三四万共党干部及眷属，不与共产往来的善良民众壹万余人。军队与学生约七八万人，我是延安县长。因此，我管毛泽东；不是毛泽东来管我！”
难怪一些朋友们误会，因为在大家的印象裹，自从政府五次围剿迫使中共长跑陕北后，延安一直是中共盘踞的赤都，当年在延安当县长，大家以为是当中共所管辖的延安县长，因而误以为毛泽东管过我。
其实大家全猜错了！
自从政府五次围剿，将中共逐出江西经过二万五千里长跑之后，残部在陕北落脚，延安地区就成了中共的“老巢”，大家根本没想到延安的管辖权还是在国民政府手中。
由于抗战时共军假意归降，表面上不得不接受国民政府的整编，所以我们政府在延安仍是名正言顺的行政主管，执行着一定程度的行政权，国民政府所设立的延安县政府仍然顺利的运作着，以法理言，我们仍是延安的主人。
我自民国二十六年任延安县长，乃是中华民国的延安县长，毛泽东只是我管辖上众多县民中的一人，他那能管我？依行政管理的划分，我在抗战时乃是真正管过毛泽东。
近年来，友好极力敦促我将在延安的一段经历写出来，一方面为历史作见证，一方面也可使世人得知，在中共盘踞延安，赤焰高涨时，仍然有一批忠贞人士，不畏中共的迫害荼毒，而勇敢的在中共心脏地区奋斗，这种精神勇气，不应磨灭，也不能磨灭。
在这种历史使命感的驱使下，个人虽已年逾八十，仍愿勉力来谈一谈当年在中共赤区内与共酋周旋的往事。中共初到陕北确实狼狈不堪，因为他们是“逃亡”到陕北的。
他们最初以江西为武装暴动的根据地，在江西建立“苏维埃”政权。
江西是华中与华南的交通枢纽，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这地区如果被中共控制，则北伐统一不久的中国，必将遭到南北割裂的分裂噩运，因此政府在肃清军阀余孽后，就决心剿共以肃清祸患。
但是剿共并不顺利，民国十九年第一次剿共即因准备不足，遭致失败。
民国二十年后，政府又一连进行过好几次的剿共战争，由于中共采取闪避的游击战术，中共的主力始终未被完全歼灭。
因为那时候日本时常有意无意的配合中共，在中共局势最危殆时，进行军事骚扰，迫使国军必须抽调部队防日，予中共喘息休养的机会。
直到国军开始运用保甲、民团、碉堡围堵的总体性剿共战略后，中共才在国军一步步紧缩的包围圈下，逐渐的被歼灭，剩余的残共开始其长途流窜的奔逃过程，于民国二十四年底、二十五年初，残众流窜到陕西省北部一带，经过长期逃亡后，中共的残存武装力量不过才一、二万人，兵疲马乏，狼狈不堪。
延安原名是肤施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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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世居洴阳，从小我就很喜欢读书，最初负笈陕西省立第一师范，而后再升入西安中山大学，专攻教育科系，矢志为家乡贡献所学，服务桑梓，这个志愿也就伏下了我在抗战时期在中共盘踞地区内工作，始终不退的契机。
由于在校期间，受到师长的谆谆教诲，加入了中国国民党，服膺主义薰陶，奠定报国志愿。
我在求学期间，曾代表青年团体，赴京沪一带参观党政措施及教育机构，并入国民党中央党校讲习。对国家建设之宏规及总理建国之规画，有着深刻的印象与感受好正好当时北伐统一的军事行动又己完成，训政时期开始，各方建设均需青年参与投入。
最初我在陕西省政府任一级单位编纂主任，并主笔陕西民报及民声周报。
而后，我又担任行政院陕北善后救济委员会的委员，并在米脂县党部担任党务工作，配合政府的剿共行动，处理有关清乡及善后的救济工作，从这时起，我就逐渐的与共酋有所接触了。
在这里必须要指出一般人所误会的一件事，那就是“延安”原来并非是一个“县”名，只是陕西省肤施县旧名“延安府”而己，直到中共占据陕北并将延安当作其发号施令的大本营之后，世人才只知延安而不知有肤施，延安也就不知不觉得被人以为是“延安县”了。
在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以前，中共虽然盘踞陕北，但是却并未进入延安过，因为一方面那时中共本身已是自顾不暇，一方面张学良的力量十分强大，陕北的重要城市都还是由国军控制，共军只能在荒郊野地蹲卧。
当时，毛泽东所盘踞的地方叫瓦窑堡，乃是陕北一处皮毛贸易中心，他们占据那裹，离延安还有一百余里地方。延安是由张学良手下王以哲部队所驻守，一直保持着未被中共窜入的安靖情形，这时我还在米脂县担任国民党党部的工作。做陕北的肃反专员。
西安事变发生后，陕北一带的各县负责人集中在绥德县开过一次会，大家作军事方面的沟通、联系，最后决定在军事上暂时保持守势，因为当地政府军事力量并不大。
真空时期延安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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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陕北情势因“西安事变”有了巨大的变化，政府撤出了陕北的重要城镇，中共的力量便乘隙而入，陕北到那时才真正的、完全的“沦陷”了。
当时，毛泽东困守在离延安东北一百余里的瓦窑堡，可说是一筹莫展。然而“西安事变”却给予毛泽东这一撮残共起死回生的机会，先是事变一发生，中央对残共的监视，无暇顾及，造成了这股残共的扩展及威胁农民参加共党。
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将各个重要的部队召回以巩固集中其本身力量，而使陕北地区很多地方形成真空状况。
驻守延安的王以哲部队就是在这种情形下被张学良将他们由延安调防回关中一带。
王以哲部队才刚沿着黄河开往关中，毛泽东的部队就由瓦窑堡进入延安，而将延安当作其主要的老巢了，这是民国二十五年冬到二十六年春天所陆续发生的事。
不过毛共的部队虽进入延安城，盘踞了陕北一带，但是我们忠贞的政府工作人员却并未因中共进城而退缩，仍然坚强的困守在自己的工作冈位上，与中共周旋。
这一方面因为当时中共被国军多方围剿，已经是日暮途穷，不敢再逞土匪作风进城大杀大抢。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当时中共为了苟延残喘，不得不假装向政府投诚，而提倡所谓的“抗日联合统一战线”。
民国二十六年二月间，中共曾致电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四点保证：共产党不再以武力作颠覆国民政府之行动。?中华苏维埃政府改称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政称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之直接指挥。?三民主义将在特区政府管辖地区切实推行。?中共将停止执行没收田地之政策。
由于中共多方佯装要服从政府，而日本的武力侵略威胁又实际存在，因此在抗战发生后政府就在谋求整体团结和谐的情况下，接纳中共的要求，整编中共，将“红军”编为第八路军。
因此，中共虽然在西安事变后趁虚进占延安，但是始终不敢摧毁政府原来设在延安的县政府，使得抗战前后那段时间内，中共虽以延安作为其“特区政府”的大本营，但在正式的行政编组上，延安始终还保有着中央管辖的县政府，推动县政运作。
中共初入延安时我并非是延安县长，而是任陕北善后救济委员会委员兼米脂县党部主委，之后民国二十六年我由米脂县南调，调到延安以南一百多公里的洛川县当县党部主任委员，负责组训民众的工作。
从那时起，我就与中共面对面的周旋、斗争。因为洛川县的情形可说与延安大同小异，虽然政府仍在洛川保有县政府等行政机构，但洛川实际上已被中共所占据。
革命的工作是明知山有虎仍向虎山行，由米脂经过延安我终于到了洛川县，当地中共驻扎两个团的兵力，一个团是警备团驻扎在城南，团长是陈先瑞，一个是炮兵团驻扎在城北，团长武亭是韩国人，同时中共还有所谓的“地委”负责当地的政治工作，负责人高克林。而城内驻军为杨虎臣的一个团，团长孟某。
我到洛川后，国民党省党部另外还派了一位张守约委员，来和我一起负责领导共党占领区的党务推展工作，由于当时我还年轻，很多工作也都由我主动的担负起来。
我在洛川时，正好抗战开始，主要的工作就是负责组训民众，共同参与抗战。
很多人都以为，在中共占领区内进行党务及民众组训工作一定很困难。
其实依我个人经验，只要知道敌人的弱点，能够利用敌人来推展工作，没有什么“工作难以推展”的困难。
我在洛川就是照着这个原则去作，别人畏惧中共，担心中共是洪水猛兽，而不敢与中共人员周旋。我则主动的与中共人员打交道，借租他们的力量来完成上级交付之任务。
因此，当洛川县专员兼县长钟相毓因事回西安时，上级就要我代替洛川县长。
我在洛川暂代县长的时间并不很长，只不过两个月而已，其后就由省主席蒋鼎文发表我担任延安县县长了。
我所以能够担任延安县长，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毛泽东进占延安后，政府派留在延安的几位县长都未能负起代表政府和毛共周旋以保留政府在沦陷区实力的任务，而看我在洛川的代理成缜还不错，才要我出任延安县长。
政府声音已难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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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毛共初占延安城时，政府派了一位马豫章当县长，这位马豫章的意志不够坚强、思想也有些左倾，他当上县长后居然就向中共靠拢，而完全忘了政府所赋予他的责任，使得延安城中几乎全是毛共的天下。政府的声音难以听到。
因此，政府就将马豫章给撤了下来，而另外派任了马濯江当县长。马濯江思想纯正忠贞、意志坚决，绝不与共产党妥协。
但是在那种局势诡谲、风云变化不定的复杂地区，太过拘泥也是不能推动工作的。马濯江县长就是由于太保守，完全不与中共打交道，而遭中共嫉恨在心，想了很多方法来整他，使他遭了很多挫折。
中共整马濯江最厉害的一招，就是不让马濯江吃饭，当时政府虽在延安有县政府，但是实际掌握控制延安的仍是中共，中共威胁恐吓民众，不准延安民众卖吃的东西给马濯江，若是有谁敢好心的卖东西给马濯江，立刻就被中共抓起来迫害。这下子使马濯江过的非常艰苦，几乎是有一顿没一顿，作了县长没三个月就只得含恨离开延安，但是中共当时并没有把他杀害。
那是因为中共的武装力量还不强大，不敢贸然杀害政府官吏，后来中共，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壮大自己的策略成功后，我不但曾被中共抓起来关进黑牢，再交_众“公审”，还有一些县长甚至于被抓在“公审”台上杀害了。
抱着必死决心赴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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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共以“饥饿”的方式来对付马濯江，可知中共很早就认定“控制肚皮”是控制_众的最佳办法。
马濯江被中共逼迫离开延安后，省主席蒋鼎文知道延安是政府一个不可或缺的据点，必须要找一个既忠贞又能与中共周旋，站得住脚的人来当延安县长，以期在敌人的心脏地带工作。因此，蒋鼎文主席就看上了我在浴川的成绩还不错，而派令我为延安县（肤施）县长、兼党部主任委员。
那时已经是民国二十七年春天的事了，毛泽东进占延安已有整整的一年时间，陕北地区已几乎全是中共的势力范围。
说真话，要在那种中共盘踞的情形下到沦陷区当县长，是真需要有一些异于常人的勇气，因为中共的暴虐、残忍，中外皆知，他们在江西暴动时杀人如麻的记录，更会令人不寒而栗。
而我们在这些沦陷区当县长，政府并未曾派军队保护。县裹虽有所谓的“保安队”，却也不过戋戋几十人，与中共的数万军队相比，“保安队”毫无“保”护县长“安”全的能力，我们到这些地方当县长，则是抱着随时成仁的必死的决心前往上任的。
虽然情势险恶，却吓阻不了我们革命报国的慷慨壮志，不但是我，还有其他一些同志，也都义无反顾的前往当时所谓“陷区五县”清涧县、延安县、甘泉县、安寨县、鄜县等地去当县长或县裹工作人员，与中共的人员作“第一线”的斗争。
这其中，又以我所处的延安县情势最为险恶，因为延安是中共的大本营，重要的共酋都在延安，要在延安与这些共酋周旋，更是一桩困难无比的工作。
在洛川县的经验使我知道，中共并不可怕，只要我们能正大光明的依法行事，中共是不敢把我们怎样的，因为毕竟那时中共是“归顺中央”，名义上一切受到中央的节制，而我则是中央明令派任的延安县长，是当地最高行政首长，毛泽东等再狂妄，只要我不亢不卑，我们对我还是不敢小觑。
我就是以这个最基本的原则，在延安与共酋周旋了好几年，不但与他们平起平坐，而且还在很多地方占其先机，为政府作了不少工作。
匹马单枪到了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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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延安时，是匹马单枪，到了延安后，县政府的工作人员也是零零落落的并不足额，虽然我很想照洛川县时的作法来大力推动有关的行政组训工作、但是当我于二十七年春到延安后，发觉延安的工作又比洛川难作的多了。
因为延安几乎“遍地都是毛共”，除了善良的民众之外，毛泽东的人马则在八万人左右，盘踞了城裹城外，对县政府的号令大多采取了不理不睬的态度，使初到延安时，我也与马濯江一样，有动辄得咎的感觉。
对于这种情形，我倒是早有心理准备，在未赴延安上任时，我曾晋见省主席兼省党部主委蒋鼎文先生，详细的请教他中央政府在延安继续设置县政府的用意及我上任后应如何因应之道。
蒋鼎文先生一再叮咛我尽忠职守、努力以赴，并嘱我在险地一切随机应变，不必太过拘泥成规。在晋见蒋鼎文主席时，我曾慷慨陈词，首先我把与共党斗争实际经验及延安前二任县长未能达成任务的教训指出：
“我们到沦陷区与毛共面对面搞工作，这个任务是极艰钜的，但是却得有一个心理认识，那就是我们工作的目的，并非在当地与共产党打架，以当地的我方资源，及敌我形态而言，我们也根本没有与共党战斗的本钱！”
那我们到延安当县长是去做什么呢？对此，我的看法是：
“我们在延安设县政府、派县长的真正目的，应当是利用这一个名正言顺的政府机关，在当地那种微妙的、风云诡谲的政治情势下，充份发挥我们‘监视’赤共的功能，因为我们在延安有县政府、有县长，就好像是在毛共心脏部位插了一支利剑一般，不但对赤共的动向可直接了解、采知，而且更可令赤共为之惊惧，不敢有过份逾轨的行为。”
听了我的分析与剖视，省主席不禁颌首点头，深以为是，即嘱我以“监视赤共”“作中央代言人”的原则到延安发展工作。
和而不同监视毛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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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视毛共”的任务说起来容易，作起来可就千头万绪，不知从何发展，延安地区当时虽然已被毛共盘踞了一年多，政府仍依原有的体制，保留了七个机关的建制，这七个机关皆由中央各个不同的机构所派出人员负责，县长名为一县之长，但要如臂使指的统制这七个机构已经十分不容易了，更遑论要与毛泽东等共酋周旋？
对于这一点，我当下曾提出自己的意见：
“以我个人在陕北与毛共周旋斗争多年的经验，我认为若要在延安达成‘监视赤共’的任务，我们得由以下几点着手进行：
“第一，要能够持续的_在延安，保持着不被毛共撵了出来，否则还有何‘监视’可言？
“第二，为了要保持_在延安的目标，我们的作风就不能太过强硬，当然，在政治立场及组织抗争上我们还是要坚持‘汉贼不两立’的坚定立场，但是除此之外，在平常生活上的作风，我们应以互相沟通、来往，保持一定的关系为手段，使得我们能有管道得知毛共的内幕，否则我们与毛共一句话也讲不上，又如何去‘监视’他们？
基于这两点认识，我当场提出了我在延安的工作原则是“和而不同”，换言之；我计划在延安与那些共酋们展开密切的沟通与连系，秉和平的作风来使这些共酋们得知中央对他们并无恶意，使他们在不设防的情况下与我交往。
建立种种直接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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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与共酋和平相处，但我也同时绝对的坚持立场，信仰三民主义，不同意共产思想的毒害。对于我这个工作的方针，上级极为欣赏，并叮咛我以这种方式来进行延安县的工作。
我在赴延安上任前，有了心理准备，到达延安，接触中共时，对他们那种冷淡的态度并不以为意。延安共酋很多，我到县政府接事时，没看到他们来道贺，我知道，他们是想以对付前任县长马濯江的方式来对付我，想把我逼的站不住脚自行离去。
居住安定后，大致了解有关县政府业务，我就开始积极主动的展开了事先拟定好的“和而不同”的计划，我一改前任马县长的作法，主动拜访他们与他们沟通。
毛共等人当时对我的“主动出击”当然是颇为吃惊，不过他们都是老奸巨滑，固然他们摸不清楚走了一个毫不交往的马濯江，换了一个笑容满面，到处与人握手谈笑的高仲谦，到底有何目的，但是他们却也不将吃惊露在脸上，仍然满脸堆笑的与我交往。
这是因为毛泽东等共酋心中也很清楚，我到了延安当县长，就是中央的代表，县长更是地方的父母官，加上中共又正鼓吹“抗日联合统一战线”，对中央更是不得不卖帐，对我这个驻在当地的中央派来的代表，他们自然会另眼相看。
因此，虽然初去时颇为冷清，但是由于我的积极主动很快的使延安地区的国共关系迈进了新局面，以往马县长与共酋们几乎是“老死不相往来”，虽然他极为忠贞，但是这种被动的方式却也使得他无法得知毛泽束的动态与作法。
我在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陈绍禹、贺龙等主要共酋，经由不断的往来酬酢，建立了直接沟通管道，对搜集毛共情报，监视其动态，产生了很大的功效。
当时，政府在延安，除了县政府外，还有邮局、电报局、飞机场、兵站、军事办事处等机构，由于当地是敏感地区，一言一行若不注意，很容易就发生问题，尤其是与中共间“和而不同”的尺度拿_更是必须要有分寸。
如果与中共交往太过密切了，很容易被人误会是“倾共份子”或是被误会已经遭共党所渗透分化进去，但是如果不与中共交往则又无法达成上级交付任务，分寸如何拿捏，真是极费思量。
幸好，我在延安当了二、三年的县长后，与毛泽东、周恩来及大大小小的共酋不知打过多少交道，却从来没有人怀疑过我的忠贞有问题。
我与共酋们交往，应当为政府辩正的，绝不放弃，时时阐释政府的严正立场，使共首们对我一直莫可奈何，因之上级对我颇为信任。
周恩来真是老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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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周恩来由重庆回到延安，骑马时不慎摔下来，把膀子给摔伤了，我特地带了我们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去看他，以表示中央对他的关怀之意。
谁料到周恩来却狡猾得很，他时时刻刻都在从事着分化我们的工作，当我们一大伙政府人员去看他，问候聊天完毕，大家正预备退出时，周恩来却叫住了我，要我留下来说还有话要跟我谈，其他人可以先走。
与我同去的人当然是颇为惊讶，人人都知道周恩来是老狐狸，肚子裹的鬼主意比谁都多，有些人不免心存疑虑：“周恩来要高县长留下来‘密谈’，是否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我知道他们心中疑虑，我却毫不担心，因为我问心无愧、正大光明，自信与周恩来毫无“勾搭”，何怕周恩来这种“分化”的统战技俩？
周恩来却是狠毒，他一方面借着单独留我下来“密商”的暧昧态度来分化我与同事间的团结，另一方面等我留下来后，却又企图舆我展开“心战”，企图给予我压力！周恩来问我：
“今天你来；看了我的状况之役；免不了要对上级写情报吧！”
我对他的这个问话倒不吃惊，也知道说假话是瞒不过他的，因而坦率承认：
“对这种事我也不好否认，中央总是要了解大家的状况，对周先生的伤势如何，中央也是很关心的，我总得报告中央有关周先生伤势并不严重的好消息。”
周恩来步步逼人，他听了我毫不隐瞒的答覆后，就阴险的对我说：
“你知道吗？有关我们共产党的情报送到你们中央后如何处理？”
对这，我未作回答，周恩来看我不同答，就面有得色的讲下去：
“告诉你！你们写的情报到了中央后，凡是有关中共问题的，你们中央就全交给了我，情报该如何写，你该知道了吧！”
周恩来这样说根本就是想对我示威嘛！他想以这种威胁恐吓的方式，来吓阻我继续向中央报告。我辞别恩恩来，走在路上时不禁忖想，周恩来实在是厉害，短短的几句话就作了好多的统战工作，这几句话一方面暗示我们中央与他是“一体的”，一方面威胁我不得写出对共党不利的报告，更同时意图分化我对中央的信心。
我当然不会受周恩来这种恐吓的胁迫，我知道，在国共激烈斗争的时候，中央单位裹有潜伏的共谍那是不足为奇的，因此，我们的某些情报会为周恩来所知悉，这也不过是敌我双方谍报战的一种运用罢了。
至于说中央主动将情报交给周恩来，那只是周恩来恶意的夸大与分化。
不过，为了避免与共酋们打交道时彼此之间心裹隔阂，我决定向中央报告时，尽量避免情绪性的辱骂，完全以实际情形上报告，达成上级要求之任务，会造成与共酋们直接的、表面化的冲突。以这种作法，我与周恩来一直保持良好关系，双方没有冲突过，虽然彼此立场对立，总还能保持表面上的和谐。
与毛泽东交往则比较麻烦，因为毛泽东当时是共党最主要的头目，他不像周恩来一样的到处游走、见人就打哈哈。最初我到延安时，毛泽东还住在延安城内，我要见毛泽东总能够很快的去看他。二十八年春天，日军为了要轰炸兰州我政府基地，每次出发炸兰州时总会顺道炸延安，一月时就轰炸了二十六次之多，使延安城那段时间几乎是草木皆兵，日本飞机不分白天、黑夜，时时轰炸。
暴露草莽称王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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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机轰炸，我们是不怕的，延安的老百姓也不把它当一同事，但是自称“革命干劲比天高”“共产党员不怕死”的毛泽东却被这些日机轰炸给吓的半死，心惊胆寒的搬出城外。
虽然毛泽东跑警报而不敢_在延安城的繁华地区，但是光跑不是办法，总得要办事呀！
为了与我见面谈事情，毛泽东后来就在延安北边一处民房稀少的地区，挑了间民房与我见面，在那时就可看出毛泽东奢华靡烂的习性。
当时延安处于兵荒马乱，一切残破不堪，大家生活都过得很苦，住在窑洞喝稀粥、穿补钉衣服，唯独毛泽东过的是奢侈华丽，不但吃的好，穿的好，凡事还要讲究排场。我在那间临时安排的民房与毛泽东见面时，毛泽东就很重视形式，房子当中摆了张木头桌子，他坐桌那头，我坐这头，周围最少有六个“女秘书”随侍在他的身旁，毛泽东一付“风流天子”的派头。
每次我去那里与毛泽东洽商事情时总是非常的小心谨慎，因为毛泽东这六个“女秘书”除了专门侍候毛泽东外，还负责“记录”，几乎与毛泽东的所有谈话都会被她们记录下来，以作为日后的敲诈勒索之用，所以我与毛泽东谈话非得小心不可，否则一让她们逮着把柄就大事不妙。
所幸毛泽东对我表面上还十分客气，因为他知道，固然他是延安的土大王、中共的大头目，但是我高某人却也是堂堂正正的政府在当地之最高行政首长及中国国民党在延安的最高负责人，凭此两种身份，我是足可与他平起平坐、不遑多让的。
沾了这种身份上的便宜，我当时要见毛泽东可说极为容易，别看毛泽东他表面上说的多好听；他们常宣传共产党内无阶级、大小的分别，人人皆平等，但实际上共党内部阶级划分的最严重、最厉害。
毛泽东本人就是中共的土大王，固然那时中共内部还是斗争不已，毛泽东未必见得能够坐稳中共最高领导者的位子，但是他所搞的排场却已显出他迫不及待想“沐猴而冠”的草莽称王性格。
我这话绝非恶意破坏毛泽东，大家都知道，共产党徒向来说的是一套，作的又是一套。表面上，毛泽东一向看起来是一副和善可亲的面貌，装得很喜欢与社会大众亲近的样子，但骨子裹，他却会利用各种方式与社会大众隔绝，而在“深官大院”裹作他的“皇帝梦”。
口呼同志手挥屠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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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流亡”在延安，已经够狼狈了，但毛泽东仍然不改其摆派头、充场面的性格，同时设了种种障碍，让大家不容易找着他、见着他。
这是毛泽东狡猾的一点，他自己在外面活动，总摆出伪善、好客、平易近人的面目，要大家“经常去看看他”，但是当大家有事想去找他帮忙时，却被他的手下以各种理由给推挡、拒绝掉，根本看不到毛泽东。
连我也吃过这种亏。
我每次与毛泽东因公务会谈见面，谈毕要分手时，毛泽东总是很亲热的握着我的手，一叠声的跟我说：“多过来坐坐，聊聊嘛，大家多连系连系！”其亲热状好似完全把我当一家人般。
但是当我真有事要去找他时，却会受到他手下的阻挠，不容易见到他的面。
这就是中共口蜜腹剑，嘴巴说的好听，行动上往往背道而驰。有时候，政府有要员来往延安，都要我陪他们去拜会毛泽东，我当然也是义不容辞，但却往往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
因为毛泽东手下那些“小鬼”很会狐假虎威，每次我们很诚恳的前去拜会时，他们都很神气的推托，不是说毛泽东不在，就是说他很忙没有空。为了这个问题，我曾当面问毛泽东：
“毛先生，我有一个请求，以后我有重要事情，可以直接用电话与您连络吗？”
毛泽东是会作表面功夫的人，他当下立刻连声的说：“可以、可以，当然可以！我马上交代他们，今后有高县长同志的电话来，直接转给我来接。”
这就是毛泽东狡猾的地方，他明知手下人该挡驾的电话仍然会照样挡驾，但是嘴巴上却讲的很热络，活似把你当成他最要好朋友看待。
几乎所有的共酋都会这一套，当面和你称兄道弟，套关系说交情，但只要一背转身，就无所不用其极的陷害你，这些共党的真面目，我在延安看的太多了。
以称呼而言，我们对毛泽东都以“毛先生”相称，他对我们每一个人都称“同志”，同志也者志同道合之士也；照理比称“先生”要亲近的多，毛泽东想藉称呼“自己人”的叫法，来拉拢我们及降低我们对中共的警觉心。
不过，后来的历史证明，中共完全是“同志口中叫，屠刀手上挥”，不要说中共迫害屠杀原属敌人的“同志”，就是对自己人真正的共党“同志”，内斗起来，其残忍杀戳的手段，真是令人不寒而栗，刘少奇、林彪等人，那个不是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林彪甚至是中共宪法内明定的“接班人”。
然而这些“同志”的最后结果却都是凄惨无比，刘少奇在狱中被折磨至死，林彪在一九七一年九月逃亡俄国途中飞机坠落在蒙古草原上，落个尸骨不全的悲惨下场。
因此，毛泽东称我为“同志”，我不但没有受宠若惊的感觉，相反的，有时想到共产党徒对自家“同志”的凶残恶毒手法，面对毛泽东笑嘻嘻的面孔，我心中不禁泛起寒意，连汗毛都因而栗然耸立了。
我们常见一些人轻易的上共党的当，受共党利用而成为共党的帮凶，这是因为未曾与中共接触过，不知道中共为了“拉拢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时，是无所不用其极，只要认识稍有不清、意志稍有不坚，就很容易上当受骗，不知不觉被中共骗使。
当年，毛泽东为了拉拢我，企图使我“倒戈”为中共工作，曾使用很多小手段向我示惠。
有一次我与毛泽东谈话完毕后，晚上，毛泽东还特地写了一封亲笔信，派人送来给我，并附一封要我送给解放社社长徐冰的一封亲笔信，他信上说：
“今天下午我们谈的很愉快，我已经命令‘解放社’（中共刊印宣传资料的地方），将我们所出版的资料各送三份给你，以让你更了解我们共党的特色与内涵。”
这是共党在每一个可能的情况下加强宣传的实际表现，毛泽东写亲笔信给我，更是蓄意拉拢我，表示对我“另眼相看”，其心思十分深沉，我们对共党每一个行动、每一作法都得要了解其潜在的实际用意，否则很容易上当受骗。
施展宣传统战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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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解放社”的动作很快，那是专门刊印中共宣传品的地方，位在延安城东过延安河的一处山坡边的洞穴裹，那个洞叫万佛洞，中共借用这个洞穴的天然形势，将其装修布置成一处传布赤色毒素的大本营。
“解放社”与我住的地方相距不近，然而毛泽东的亲笔信送来没两天，他们就将各种中共资料全都送了三份来，将我的窑洞堆了个满坑满谷。
中共希望我“看一看”这些资料、宣传品，如果我被这些宣传品给迷惑了，最好！就算我不被迷惑，只要县政府有人好奇的看一看这些资料，他们也就达到宣传的目的。
与中共打交道多年，感触最深的是共党靠宣传与统战的颠覆破坏力量窃据了整个大陆。
有一次，我与毛泽东聊天，毛泽东突然很有兴趣的问我，“高同志： 你每个月待遇如何？够生活吗？听说国民党政府的人员待遇都很优厚，你日子应该过的不错嘛！”
我被他这一问，楞了一下，不知道他到底有何用意，当下就很老实的回答：
“也没多少钱呐；我是依政府规定每个月领法币一百八十元，家人衣、食、住、行及一切开支，应付下来还蛮紧的，不能算是待遇优厚，国难当前，我们是当省则省。”
毛泽东听了我的回答，当下眉开眼笑，如获至宝，他立刻大声的说：
“唉哟！高同志，每月一百八十元已经是好的不得了的待遇了，你怎么还嫌委屈呢？你要知道，我们共党可才是真正的重视目前国家正面临困难、国势艰危，而每人都勒紧了肚皮作事。”
“你看，我虽然是共产党的最高负责人之一，但是为了国难当前，我们共产党没有阶级、没有上下的划分，人人一律平等，皆是同等待遇，我们红军的一个战斗员每个月领五元薪饷，我也领每个月五元的薪饷，我们共产党内还不是人人过的快快乐乐、积极奋进！”
我一听毛泽东这么讲，知道差点又上了他宣传的大当，因为当时中共在向国际间大力宣传中共的“简朴”，“苦干”，他们为了使世人以为是“土地改革者”，而掩饰其暴力叛乱的本质，就不遗余力的塑造一些中共党员是“特殊材料”“不要钱、不要名、只知苦干实干”等一类的神话。
“中国共产党由上至下每人每个月只顿法币五元薪饷”正是中共极力宣传的花招之一，中共希望藉着这花招迷惑世人，误以为中共领导干部个个“充满热情干劲”“清廉正直”，与他们宣传的“腐败的国民党”大有区别。
因此，毛泽东与我的对话，绝不是随随便便与之所至的聊天，而是经过其事先“设计”，想来套我的话。
只要我一承认政府官员的待遇确实优于中共，并基于客套而向毛泽东说：“你们实在真辛苦，拿那么少的待遇！”中共就可能藉机大作宣传，强调“国民党派的县长都‘夸奖’共产党‘坚苦卓绝’的勤朴精种与意志！如此一来，岂不是我也变成了中共的统战宣传工具？
这种当，我可不会上，凭着与共党多年的交手经验，我已经知道毛泽东他说这一段的真正目的何在。
月亮像烧饼啥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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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待遇我也毫不客套，直率的正色告诉毛泽东：“毛先生您太客气了！没错，我每个月拿的是一百八十元，但是这一百八十元要付家中的一切开支，我们还捉襟见肘呢！那像您，虽然每个月只领五块钱，但是你一切开销都不必花钱，比较起来，我一百八十元不够用还经常得拿私蓄补贴，你的五块钱却可完全留下来，生活比我过得富裕优渥，过的舒服，我可以与你交换！”
我这么的“顶”毛泽东，使毛泽东感到很是尴尬，他呵呵的笑了一声把话转了开去，不再针对这个问题与我谈了。
我之所以敢顶毛泽东，是因为当年延安的情形确实是“以宣传掩饰一切真相”，外地的人或许会被毛泽东那种“我跟士兵一样每月只领五元钱待遇”的说词所迷惑，而以为共产党真的是“革命的干劲冲天”。但是延安当地的民众却知道这些都是共产党的宣传花招，没有人相信共党的宣传，因此我才敢大胆的顶毛泽东，并揭穿他的虚伪假话。
我们在延安的人固然知道共党的话虚伪不可信，但是其他地方的人却不知道，在中共刻意的宣传下，许多不满现实的纯洁的年轻人因而受骗，如年轻貌美的康克清，因为崇拜英雄，下嫁朱德，到军政大学受训，还有许多女大学生，认为延安是“革命的圣地”“中国的新希望”，满怀热情的投奔延安，希望能自我牺牲来从事“革命”。
有一位美丽聪敏的女大学生，因为不满现实，由政府区，投奔延安，从事革命工作。这位小姐抱着牺牲奉献，一切为革命而努力，下嫁了又红又专的长征干部，这位干部识字不多，头脑简单，当然谈不到精神生活。在一个鸟语花香的礼拜六的夜里，这位女大学生提议和她的爱人（夫婿）一同外出散步赏月，这位长征干部的答覆是“月亮像烧饼一样，有什么好看？”女大学生得到丈夫这两句令人扫兴的答话，不禁感慨万分，自叹命苦，好似一朵鲜花插在牛屎上面，在万分无奈伤感的情况下，写了一首七言绝句：
嫁得郎君不解情，强把月亮比烧饼，
从今不盼礼拜六，春宵枉自值千金。
这一首首很快传遍延安抗大校园，许多女孩子读后都感到难过无奈，许多知识青年、男孩子都和女生们一起闹起情绪来，事情很快就传到毛泽东那里，这位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君，专门以饥饿来控制人民的独夫，依韵写和了一首七言绝句，来批评温情主义的不当，毛泽东的诗这样说：
春花秋月枉多情，天上人间两画饼，
寒来花月不能衣，饥时一饼值千金。
最后，许多年轻人是遭到了彻底失望的打击，有些个性耿直的年轻人，因失望而反抗中共，最后遭到中共残忍的迫害与杀戮。
像毛泽东、周恩来这些大头目，享受奢侈豪华，那些投奔延安来的青年学生经常每天只能吃到两顿小米稀饭，穿着补钉、单薄的衣服，共酋们人人吃“小厨房”的佳肴美食，还不时搜集补品来“进补”，享受之奢侈令人为之侧目。
当年抗战的艰苦时局，人人生活过的都很苦，一般人吃些粗粮杂食，菜只有小小一碗。一个冬天，红萝卜一吃就是好几个月，夏天吃南瓜，也是一吃好几个月不换其他的菜。
一般民众那么艰苦，共党头子却从不曾“虐待”过自己，中共自我夸耀绝没有“阶级”的划分，但是延安城内只是“吃饭”一件事，已经可以严厉的阶级差别待遇了。
有关毛泽东他们这种欺骗宣传的实例，我还要举出一点，由实例中可看出他们的“演技高明”。
中共为了宣传延安是“神圣的抗日根据地”，曾邀请外国记者到延安“考察”，藉这些记者的口替中共宣传。
一般人邀请别人来参观自己的处所，总会先把家中打扫清洁，拿出最好的一切招待客人，给别人好印象。但毛泽东不是如此，参观者到延安时，所看到的是经过刻意修饰要“表现艰苦抗战、意志昂然”的延安。参观者到延安接受乐队、仪队，欢迎他们让乐队、仪队的成员穿的破破烂烂，补钉东一片，西一块，看起来寒伧破旧不堪。
中共知道外国记者最喜欢发问，他们故意将队伍作这种打扮，以勾引外国记者的发问。这些队伍的成员事先被教好了的应对内容，记者问他们为何穿得单薄、破旧，这些人挺起胸膛大声回答：“国家正处国难时期，我们共产党人人不怕艰难困苦、不求生活享受，衣服有得穿就够了，别看我们穿的不好、过的不好，打起日本鬼子来我们可是最在行，与日本人战斗我们是每战必捷，每役必胜。”
不知延安真相、中共实际情形的人，看到共党人员在如此“恶劣”的情况下，仍然“热情、有劲、充满了活力与朝气”，怎会不被骗得团团转？这只是中共导演“延安骗剧”的第一步而已、外国记者、政要访客踏进延安城，自始至终被笼罩在中共的欺骗之中，始终看不到一点真相。
毛泽东自己也常参与这些骗局的演出，有时，他招待记者政要来宾，故意的找些缺了角的茶具、杯子放在桌上，再在谈话中强调一下“我每个月也只领五元薪饷”“共产党上上下下全部平等，大家共同为国难牺牲奋斗”之类的假话。
由于共酋们“导戏”缜密、“演出”周详，使得“延安过客”信以为真，于是他们离开延安回去后，就变成了中共的“义务宣传员”，为中共鼓吹。
当年除了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共酋打交道外，还有一些中共中级干部也与我很熟，其中有“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后来作过中共的海军总司令，当时他是我与毛泽东联络的中间人。
日机轰炸延安，将我的办公处所县政府大堂炸得稀烂，那次轰炸，萧劲光就躲在县政府外边的防空洞裹，炸弹落下的地方离他不到两丈远，算他命大。
俗话说“阎王易见，小鬼难缠”，如果毛泽东是阎王的话，萧劲光就是那难缠的小鬼，因为毛泽东最善于扮白脸，凡事他都说“好！好！好！”但真要毛泽东帮忙时，毛泽东不见了，留下萧劲光当“黑脸”搪塞。
那次轰炸后，县政府的大堂被炸毁，我们无法办公，没奈何只得搬至延安城外一处飞机场办公窑洞，内有飞行员宿舍，空了十几张床位，可作县政府员工、眷属的住宿之处。
但是办公处所还是付之阙如，因此，我就决定发动民众协助在宿舍附近多挖几个窑洞作办公处。挖窑洞在陕甘黄土高原上本是稀松平常的事，因为黄土高原土质的关系，很适合挖洞居住，很多人宁可住窑洞，不愿住房问，飞机场宿舍本身也是窑洞，几乎每个人都有打洞的经验与技术。
因此，刚开始我还以为挖洞当办公厅应该没什么问题，很快就可以办好。
不料，不管我们怎么找人，就是没有民众愿意来帮县政府挖窑洞，县政府出公告也一点用都没有，不但没有人来帮我们挖，甚至还有民众前来阻止我们挖，使工程停了下来。
我私下一问，才有一些平日要好的民众告诉我，不是他们不愿意，是中共在恶意阻挠，中共派人警告他们，要他们“不可以帮县政府作事”，那些阻止我们挖的“民众”是中共幕后所唆使的。
我一听之下，心想：“糟了，该不是中共又想像逼走马濯江县长一样的，也想把我给逼走吧？”
我后来想：“应该不会呀！我‘和而不同’的作法、至少已经与中共高级干部建立起了一定程度的友谊，他们何必出此下策呢？”
此一变化令我东猜西想不得要领，最后，我决定直接找萧劲光想办法，因为他担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等于是中共在延安的总管，只要找他帮忙，县政府办公室的工程问题应该不难解决才是。
萧劲光的办公地点在一窑洞中，我去时，他先藉口有人在办公室里有事，让我在门外等了很久时间。
好不容易他走了出来，我正预备与他详谈， 他却说：
“正好我要出门，咱们就边走边聊，看看你到底有些什么事？”
我与他一起向窑洞外走去，没走几步，就有县政府同事很焦急的来报告说：
“县长，不好了，有七、八十位民众在那裹阻止我们打窑，不许我们挖窑头！”
怎么办？我心裹清楚的很，就是找“八路军后方留守主任”来办，我问萧劲光：
“总不能让县政府没有办公场所，萧主任，你看该怎么办？”
萧劲光心中有数，阻挠县政府挖窑洞的本是他们共产党，我问他怎么办，他怎能同答得出来呢？
因此，他支支吾吾，口中喃喃的说：“这个要开会决定、要开会决定！”
我们俩僵持站有一会儿，我看萧劲光实在是没有主见，才说：
“这样好了，萧主任，你暂时不要给我答覆，我先回去看一看再与你电话连络，好不好？”
他忙不迭的直说好，就藉故的溜回办公室去了。
我费了千辛万苦找到毛泽东，才把挖县政府办公窑洞的事解决。
藉口开会实行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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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给了我极深的感受：?共产党的话绝不可信，不论是毛泽东、萧劲光他们平时都是拍胸脯“保证”与我们县政府“密切合作”，有事“找他们绝没问题”，结果是一桩小小的挖窑洞事件，他们不但不帮忙，反而扯腿。
共产党绝对极权、独裁，以萧劲光担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这职务来说，“官位”不可谓不大，在延安的共党阵营裹，是“数人之下，千万人之上”的大头目。
但萧劲光对七、八十个民众闹事的小事都无法解决，以“开会商议”作藉口来搪塞，可见独裁程度之厉害。
这也是在我之前的延安县长待不住的原因，在中共千方百计设法压迫下，不倒向中共，就会被中共压迫而走。
我因为“和而不同”的政策执行还算成功，使中共首脑总算对我另眼相看，才将一些中央交代的任务顺利的推展开来。
我当延安县长时，很受了些中共迫害，无缘无故被扣押到黑牢中吃了一些苦。
内人随我一起住在延安，她家是米脂县大户人家，交游极广，内人又好客，因此，住在延安时，经常有些中共“抗日大学”的人来找内人，围着内人打搅她，向她宣传一些一有关中共的“好处”。
内人对国家民族观念极其忠贞坚定，怎会受这些人所蛊惑？只是每天被这些由中共所驱使的故交旧友打搅，心中不甚愉快。中共刻意处处找她麻烦，更是使她对住在延安感到厌烦。
每当她有事进出城门，或到一些地方办事时，总会有中共干部来嬉皮笑脸的问她。“你是什么人？来干什么呀？”风言风语的说一些话。
内人很清楚这是中共的“骚扰战术”，因此，平常不外出，免得受中共小喽啰的气，万一避不开碰上了，只得好言解释。
为此，我总觉得对不起她，但是我身为政府明令派任的县长，对延安城负有守土之责，她心中纵有不满，也很少对我提过。
民国二十八年底，省府来电要我回西安参加行政会议并作报告，内人才向我要求，希望能陪我一道赴西安。
当时她正怀着头胎，已有九个月的身孕，到西安的交通骡马颠波，我实在担心她受不了，就婉言劝她留在延安待产。
平日温婉柔顺的她，此刻却非常的坚持，她告诉我。
“我就是想让孩子生在非沦陷地区，我不要我们的孩子生下来就受这些赤色党徒的气，路上再苦，我也受得了。”
于是舟车劳顿，我们赶到西安，我参加行政会议，她隹进医院待产。
我们的长子呱呱落地，我的会议也开完了，内人跟我提起回延安任所的事。
我问她：“你不是很讨厌延安的生活以及共产党那些人吗？怎么还愿意囘去呢？”
她告诉我：“你是县长，县长守土有责，开完会后本来就应该同任所，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我讨厌延安共产党，但身为你的妻子，与你同甘苦，共患难是必然的事，我们该回延安了。”
二十七、八、九年共党劣迹已逐渐彰显的时候，要再回延安，真得具备平常人所没有的勇气。在内人的支持鼓励下，我们还是回到延安，继续展开与中共面对面的斗争。
回到延安情形已大不相同，政府准备将延安沦陷区五县划归中共管辖，以统合全国力量来因应抗战，中共得知消息，气焰嚣张，他们认为“天下是他们的了”，对我们这些中央派来的县长极不客气，一改以往彼此间和平相处的情形。
我回到延安没多久，几个陕北沦陷区由中央派任的县长，就被中共藉故抓起来扣押、斗争，延长县县长周景龙、甘泉县县长杨烈、鄜县县长蒋隆涎等，均被中共无缘无故的抓了起来，受到凌虐迫害、斗争、公审。
我看到这种情形，心中颇为犹豫，以县长守土有责的职责言，我有必要守在延安，但是如果我守在延安因而被扣、被斗、平白牺牲了，对国家又有什么好处呢？
当时发生三件事，使我暂时离开延安。
首先是中共斗争矛头找到了我的头上，我回到延安，突然间在延安城南郊外，发现一具尸体。
在中共盘踞的地点发现尸体不算什么？中共天天杀人，天天都有人因受不了中共的迫害而自杀。我根本没把这事放在心中。
孰料，平常杀人如麻连眼睛都不贬一下的中共，这次却对这具尸体大作文章，他们到处宣传说这个人是被“国民党特务所杀”！
我想，这又是中共“仇恨政府”的宣传花招，_众教育的新名堂。
几天后，共酋王明（陈绍禹）居然派人把我请了去，问我可知道这么一件事？
我当下倒吸一口冷气，知道麻烦上身了，因为别看王明问得挺客气，但骨子裹可恶毒的很，当时他们已经藉着宣传肯定那具尸体是“国特”所杀，我是延安当地国民党最高负责人。因此，王明表面上客气问我，其实就是在暗示我得为这具尸体负责。
我怎能如此轻易的即被中共这样栽脏？
我立刻严正的回答：
“王先生！虽然我是延安县长，名义上是此地的最高行政负责人，但是你我都很清楚，延安的治安可是由你们共产党在负责，有人被杀，缉凶、治安的问题应当由你们负责。”
我就事实状况反驳王明的问话，王明当下满脸堆笑的回说：
“高县长：我们倒不是说人是你杀的，只是外面‘人民’都在传说这是‘国特’下的毒手，你毕竟也是国民党在此地的最高负责人，我们总得和你沟通、沟通；了解、了解。”
这口气分明是想硬将这事栽赃在我头上嘛！我不得已，只好说：
“我是延安地区的县长及国民党的负责人，这点是大家都知道的，然而大家也知道我高某人作事向来公正，绝不会偏袒国民党员，这点你们的‘毛主席’也知道得的很清楚，所以你想我会与这件事有关系吗？”
王明看到我如此的不畏惧他，而且又提出毛泽东作挡箭牌，也就不敢再逼我，而自找台阶下台的说：
“对呀！毛主席也说你不会作这种事，请你来只是了解一下状况罢了；没事、没事；哈！”
就这样，我们打着哈哈彼此告辞，回到家中我才发觉，身上已是一身冷汗，内衣都湿透了。我知道，刚才若是应对稍有不对，我必是阶下囚，不可能再回到家中。
中共将斗争的矛头对准我，是第一个使我想暂离延安以避风头的原因。
使我非得离开延安不可的第二个因素，则是因为当时陕北第二区行政专员何绍南辞职，由包介山继任，包专员希望我能与他一晤，以便了解延安等地的真实状况如何，为了本身职责，我也有这个责任与义务离开延安，去与包介山专员一谈。
第三个原因则由于内人回到延安后，奶水始终不足，延安城内又找不到奶妈哺育小儿。
为了孩子的健康着想，内人与我决定回到她的娘家米脂县去。
内人当时还年轻，我怕年轻女子在沦陷区长途跋涉会有问题，决定先由我护送她到米脂娘家，我再去看包专员，风声平静时再回到延安。
我们几经商量，决定离开延安一段时间，一方面我向包专员述职，同时送内人回米脂养护小儿。
熟料，这一送就送出毛病来了，当我与内人带着小孩出了延安城，一路上真是荆棘重重，使我们有寸步难行的痛苦。
沿途中共不断的派人打搅我们，对我们夫妇俩加以“调查”，阻挠我们的行程，中共小喽啰每次拦住我们夫妇俩时，总是很凶恶的责间我们：“为何要出延安城？”
内人总是很委婉的告诉他们，因为她生了头胎，在延安没有人照顾，所以才要回米脂娘家。
共干立即凶悍的问：
“那高县长为何又要陪你回娘家呢？”
内人说：“我二十左右的女孩回娘家，总是要先生陪着，难道先生陪着回娘家也犯法吗？”
那些一小喽啰们听了内人的回答后，狞笑着说：“先生陪着太太那当然是可以，不过，高县长这个时候出延安城，就不免让人怀疑他是不是弃职潜逃了！”
原来，民国二十八年左右，中共在经过一番喘息休养，势力已经开始膨账，对陕北区的控制日益严厉，政府因对日抗战进入最艰困的时刻，将大部分力量来抗日，陕北的政府力量几乎趋向真空状况，中共便更形嚣张狂妄。
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些陕北陷区的县长就不敢再继续留在陕北沦陷区内。
这些小喽啰们因而怀疑我要弃职潜逃，对我们夫妻俩特别凶恶。
刻意栽脏黑窑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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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为县长，深知县长“守土有责”，没有中央的命令，绝不可潜逃，这些小共干未免太小看我高某人了，因此我对他们的怀疑嗤之以鼻并严正的告诉他们：
“连毛泽东都不会怀疑我要弃职潜逃，你们有何资格来问我？”
一路被盘问一路走的回到米脂县，我以为没事了，可以卸下妻儿的担子再回延安城，孰料中共干部却不准我们进米脂县城，将我们的行李给扣了起来，我个人更被中共以莫须有的罪名抓了起来，关进黑窑洞中，过着暗无天日的囚犯生活。
我被关起来禁止接见任何人，我蹲在黑窑洞内一筹莫展，幸好内人在我被关后，立刻四处向人求救，才使我没有被那些共干害死在窑洞中。
内人娘家在米脂县是大户，米脂上上下下都很熟，在问及为何中共要扣押我的时候，有人偷偷告诉内人，是驻在绥德的共酋王震下令押我的。在知道是谁找我麻烦后，内人就央请她一位极有名望的表兄老共党高敏夫向王震求情，请王震放我。
王震神气得很，他说：“高某人是弃职潜逃，县长守土有责，他的罪过可大的很，绝不能轻易放人！”
王震装得这么大义凛然，其实根本没这一回事，不要说我不曾弃职潜逃，就是我真的弃职潜逃，自然有省政府及中央的长官依法加以惩罚，王震他只是共党的头目，凭什么抓我、关我？
我心知肚明，这只不过是中共另一种逼迫、压榨我的方式。
因为我在延安当县长始终不曾同流合污，对共酋们虽亲切，但绝不苟同他们的叛国行为，毛泽东曾数度诱惑我，希望我“参加他们的阵营”，都被我严正拒绝了。
毛泽东组织所谓“边区参议会”时，曾聘请我作“边区议员”，我对这种“名器”是毫不在乎，根本不受毛泽东的利诱。
因而他们才想以威吓的方式来取代利诱，由王震出面抓我下狱，他们以为我会就此屈服，倒向中共的一边。
我怎么会是这种人呢？不要说我绝不会向中共屈服，就是内人虽是一个弱女子，也是绝不向强权恶势力低头的。
在得知王震这种蛮横的态度后，内人毫不恐惧气馁，她知道，再怎么找王震谈也不会有用，必须要另外想办法救我。拖着个小孩子，内人四处想办法，除了继续请米脂亲友奔走营救外，更直接打电报给毛泽东，将我无辜被扣押的情形原原本本的告诉他们，希望他们能尽快想办法救我，免得到时候我会遭遇不测。
毛泽东立刻回电给我并电王震，说：“高县长尽忠职守，绝无潜逃行为”，桀傲不驯的王震，根本不理毛共中央的训令，仍然扣着我不放。
王震所以连中央命令都不管，硬要扣着我的原因，乃是因为当时他在米脂、绥德一带刚好进行过一场叛乱行动，他把当地的保安团所有人马全部缴械、扣押，他担心我是中央派来支援当地保安团的人，因此才想以“弃职潜逃”的罪名扣在我头上来处置我，使我百口莫辩。
不过，我又怎能束手待毙呢？
放人祗是说声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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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米脂被扣押时，王震派了位名叫张仲翰的共军团长，要将我押回绥德的王震旅部（当时王震辖有六团人马，号称旅长），趁着经过米脂街头的机会，我写了张纸条，趁押解我的共军不注意时，交给了相熟的乡人，请他们转交给米脂县长萧履恭，请萧县长想办法与毛泽东连络，跟毛泽东解释清楚我只是去看包专员，顺便送内人回娘家，绝无弃职潜逃打算。
事后证明，我的这张纸条与内人的奔走相互配合，发挥了最大力量。
我被押往绥德时，一路上受尽阶下囚的屈辱，到了王震总部立刻被打入“军法处”的黑牢，四周刑具森然，一付如狼似虎要把我“作”了的样子。
王震“旅部政委”袁任远来看我时，阴森森的好似我已是“阶下死囚”，袁的趾高气昂状令人气炸。
当晚毛泽东接到内人的申冤及萧县长为我代转的“解释”后，或许是毛泽东认为那时还不适宜与国民政府翻脸，也或许是我在延安那几年“和而不同”的作法，使他觉得还有点“交情”存在。因而，毛泽东下了个指令给王震，说这一切全是“误会”。
毛泽东声明“误会”的指令到了王震手上，第二天王震的态度就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他前倨后恭的先放我出来，客客气气的对我说这一切全是“误会”，满脸含笑的样子，好像与我是多年老友。
这正是共党的狡猾真面目，他抓人时不需要任何理由，放人时也不需要任何理由，抓了人再放人时，也不会说什么道歉，简单一声“误会”就了事。
共党个个都是千面人，今天对你说笑拍肩，明天或许就会戳你一刀，让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从王震的黑狱中出来后，我并没有就此放弃自己的职责，仍然回到延安，毛泽东他们这些共酋见到我好似不知道有这回事似的，我也就不与理会，自己作自己的事，继续执行中央交付我的任务。
保住一片纯净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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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够由王震的黑狱中逃生，倒不是中共他们对我高某人个人有什么特别的喜好，而是因为他们还不敢明目张胆的杀害政府官员，共酋们深知得罪中央后的严重后果，因此在看我始终不屈服而中央又极关切这事后，才假惺惺的放了我以向我示惠。
我对中共反反覆覆的作法，深知其真正用意是想对我“诱降”，对中共而言，政府派任的县长倒向中共，是个最好的统战宣传话题。
任凭中共再翻云覆雨，我总是不动如山而绝不受中共之威迫利诱，为政府在廷安保留住一片纯净不受赤祸污染的天空。
在我们县政府以外，中共所盘据的地区，那可就是藏污纳垢、黑暗的不得了，尤其愈是高级的共酋，他们的生活最是靡烂。
像毛泽东在延安艰困的情况下，他还是要“四菜一汤”，出来与我谈话，还是要六名女秘书相陪，那是令其他非沦陷区的人所不敢相信的事。
毛泽东对外把延安宣传得太美、太好了，中共把延安形容成是一处“生产努力、丰衣足食、政治民主、平等自由”的“革命圣地”，以这种“美丽的谎言”，诱惑了无数纯洁的青年男女上当受骗跑到延安吃苦。
共酋们最令人不齿的是瞪着眼睛说瞎话，明明纯洁青年到延安去受到“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不公平歧视及虐待，共酋们却仍厚着脸皮说青年们受到良好对待，他们一次又一次将谎言重复宣传，造成列宁所说：“谎言说一千次就成真理”的效果。
共酋们瞪着眼睛说瞎话的实例是太多太多，举不胜举，民国廿八年五月，毛泽东在延安_众五四运动廿周年纪念会上撒谎说：
“你们看，在统一方面，延安的青年不但做了，而且做得很好，延安的青年们是团结的，是统一的。延安的知识青年、学生青年、工人青年、农民青年，大家都是团结的。全国各地远至海外的华侨中间，大批的革命青年都来延安求学。今天到会的人，大多数来自千里之外，不论姓张、姓李、是男、是女，做工务农，大家都是一条心，这还不算全国模范吗？”
毛泽东将延安自封为“反抗日本根据地、三民主义模范区”，当时在延安各处都可听到这些口号标语，事实上，不信仰三民主义，是路人皆亲知的事，毛泽东却一次又一次散布谎言，企图将谎言变成真理。
毛泽东随时随地利用机会大作虚伪宣传。一次，共酋们请吃晚饭，中共“边区参议员”的大头目们全到齐了，黑压压的坐了好多桌的厅长、师长，我与毛泽东一起坐在首席。
宴席开始，毛泽东站起来讲话，大家鼓掌恭听如仪。毛泽东一说完，居然向我一指：“请高同志来说几句话！”我没有准备要讲话，但是毛泽东既然点名要我讲话，我祇好站起来讲。
当时是政府容共“蜜月”期间，中共是一付恭顺的样子，我身负调和对立与冲突的责任，只好应酬性的对中共稍稍赞美了一下。
没想到，第二天中共的机关报“延安新中华报”（乃小型报，三天出一次，民国廿九年夏天改为解放日报），将我在酒宴上的讲话刊出，加上“高县长代表中央大为称赞中共”的标题。
我竟被毛泽东利用了，当下我与在中共编报单位服务的同仁连络，方知道当晚正进行晚宴时，毛泽东已经悄悄的派人将我的讲话记录下来送到报社了。
由此可知，毛泽东多会利用机会宣傅，我们稍一不慎，就被他们利用为宣传的工具。
幽灵顶被排队领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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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不但利用我不经意的一段话作宣传，还将一些本来是负面的事物，宣传得煞有其事好似共产党“很好”的样子。
中共宣传“在延安，犯罪的人都不会跑，他们愿意在延安为‘革命’而努力。”不知道的人，以为中共真作到了周文王“划地为牢”的礼义之邦境界。
但是住过延安的人都知道，并不是延安的犯人不想跑，而是他们根本跑不了，因为中共规定犯人穿的裤子两条裤管颜色不一样，一边是蓝色、一边是红色。
如此一来，身穿红、蓝两色裤管的犯人，在延安成了人人都可监视的特殊阶层，在众目睽睽之下，怎么能跑？
另一中共宣传骗人的实例：中共对外夸称他们对青年学生非常好，藉此来吸引外地学生奔向延安。
实际上，在延安有世界罕见的青年学生的“排队奇观”。
住过延安的人，在冬天起来早，就可以看见这种“奇观”。
延安冬季每天天没亮，就有一大批青年学生排着队，这些青年学生们每人不是穿大衣、穿棉袄，而是将棉被给披在身上，默默的排队着。
延安的冬天很冷，屋内一定要烧煤才暖和，中共却每天定量的配给学生们很少一点点煤，学生们如果想烧煤取暖，就得每天排队，由中共干部带着到三四十里外去取煤，排在后头的有时还没有煤可领。
因此大家都起个大早去排队，排队，天冷，每人穿的衣服不够暖和，大家只有将棉被披在身上当作大衣穿。
在阴暗的雪地中，一队队如幽灵般披着被子去取煤的行列，这是多么阴森、恐怖、绝望的景象。
然而，在中共的宣传下，延安却被刻意的塑造成一种“全国模范”的假像，许多热血的青年不明真象就这么被中共的谎言欺骗而坠入共党地狱之中。
为了使青年们得知共党丑恶真象，我曾在延安重要街头贴壁报，揭发共党真面目。
我利用县政府余裕的人力制作一些重要的壁报给大家看。出一份“今日中国”的油印周刊。我们在壁报中大量引用政府与中央的话，尽量不自己写文章批评中共。
中共当时正高唱与中央“合作”的时候，对我们引用中央的话，不但无法责怪，表面上还不得不赞成。
我在选录中央及政府的资料时，特别将有关抗战真象、时事实情的资料大量引用，使青年们看了就可以对照中共的话，而知中共所说完全是谎言，对唤醒青年，有极大的助益。
壁报在延安重要街头贴出后，立刻引起了一阵轰动，许多青年及延安民众皆蜂拥来观看我们的壁报，看后不少人恍然大悟的说道：“真有其事吗？”
中共不愿他们假面被揭穿，就派出“抗日大学”学生，制作一些壁报来和我们打对台。但是效果与受欢迎的程度，始终比我们差上许多。
由于我们只用中央与政府的资料，中共虽对壁报嫉恨，却不好采取暴力手段来禁止，使我们在黑暗、污秽的延安，保持了一些光明、正义的呼声。
江青勾搭上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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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利用一般青年人对“大学”的憧憬在延安创办了“抗日大学”。“抗大”根本没有任何大学所具备的条件，没有完整的师资、充实的设备、必要的课程……不要说是大学，就是一所“学校”也都不像，因为它教的不是一般学校中的课程，而以教共党“革命”为主，这算是“学校”吗？
因为挂了一个“大学”的名字，中共又采取“照单全收”的方式，不管来的人阿猫阿狗，程度如何，都能进入“读书”，不少人被“可以进大学读书”的幻想给引诱进了延安。
江青就是在这个情况下进入“抗日大学”读书，认识毛泽东的。
江青出身极为低贱，在上海当三流电影演员时曾和不少男人有暖昧关系，因此很多人就以其艺名“蓝频”为谐音，叫她为“烂苹果”，声名狼藉，她在上海与唐纳闹的婚变更是人们茶余酒后的笑柄。
江青到延安后，还是不改其风流习性，先与徐以新谈爱，爱的死去活来。
为何毛泽东又会勾上了江青呢？有人认为是毛泽东“胃口大”“喜欢漂亮女人”，才主动的把江青纳入后宫。
这点并不正确，当时延安一带虽然男女间的比例是十八比一，再丑的女子在廷安都会成为众多男人追求的对象。
但是这种情形却用不到毛泽东身上，因为毛泽东权大势大，他要那个女人，那个女人敢不奉上？由毛泽东每次与我见面都会有六个“女秘书”随侍，我们就可知道，延安男女比例十八比一对毛泽东毫无影响。
江青不漂亮，只是中人之资，不过她狐媚的淫荡个性，是其他女人难与比拟的。
因此狐媚的江青光是想凭外表就令“阅人多矣”的毛泽东看上，那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江青绝不是如一般人所传言的被毛泽东主动看上而强娶过去。就我所知是江青想尽办法勾引毛泽东成奸，在毛江两人的关系中，江青绝对是占主动的一方。
当时，江青虽然在延安和徐以新谈恋爱谈的死去活来，实蒙延安“男女比例十八比一”的特殊情况之赐，受到众多男性高干的青睐。但颇有小聪明的江青却也知道，这种风光绝非长远之计，因为露水鸾鸯是最没有保障的，野心更大的她不但不甘作男人玩物，而更想能掌握实际权力。想要达到这个目的，以江青的“烂苹果”名声，她是今生休想的。
因此，江青才想到要勾引一个在共党阵营中有权又有势的共酋，来作为她一生的依靠，以备她“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跟着这个毛酋的得势而满足其政治野心。
江青看上的目标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当时倒不是没有太太，他的前妻杨开慧在民国十九年死于长沙，后来毛泽东在井冈山又和贺子贞结婚。
贺子贞对毛而言，可说是个“好太太”，她不但替毛生儿育女，而且陪侍毛泽东完成了所谓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在毛泽东最危急的状况下，都不曾抛弃毛泽东过。
然而当毛泽东在延安作山大王时，贺子贞却不在身边，因为在“长征”时，她负伤流血过多，精神受到很大刺激，毛泽东把她送到莫斯科去医病了。
贺子贞被送到莫斯科，这就为江青制造了“最佳机会”，于是江青开始打定主意要“倒追”毛泽东。
要“追”毛泽东；第一要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对于这一点，江青本来就是搔首弄姿、招蜂引蝶的能手。
刚好，那时毛泽东为了拉拢青年人，每星期都到“抗日大学”去演讲，江青知道那是她吸引毛泽东注意力的最佳机会。
于是每当毛泽东去演讲时，江青必然打扮得漂漂亮亮，只要一有机会，她就立刻举手向毛泽东发问，使毛泽东自然而然的对她有了“强烈印象”。
最后一次，毛泽东不在学校中问答江青的问题，改口说：“你这个问题很好，我回去想一想再给你答覆。”
当晚；毛泽东就藉口“回答问题”，把江青叫去了毛自己的房间，两人这下干柴烈火立刻上了床，成全好事。
毛泽东派康生将江青调到“中央军委会”工作，以便他俩近水楼台方便幽会。
以毛泽东的个性，最初也不过是想玩一玩江青罢了，那会真的想娶江青当老婆？
但是江青毕竟有办法，她和毛泽东在一起没多久，就让毛泽东感到“离不开她”，竟然宣布与江青“结婚”。
以毒攻毒遏止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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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江青结婚这件事，在当时的延安是件大事，只不过是件“丑闻”大事，不但我们政府人员都笑毛泽东喜欢穿“破鞋”，就是共产党员也莫不个个以“毛江联婚”为耻。
因为毛泽东还有妻子贺子贞在莫斯科，江青又是人所皆知的“烂苹果”，但毛泽东竟然硬要以有妇之夫的身分来娶江青，这怎不叫中共党员感到丢人现眼？
因此，当时在延安的中共头目，只有康生、柯庆施等几名毛泽东的心腹赞成，其他可说几乎全体坚决的反对。
最后在毛泽东保证“不让江青参与政治”的情况下，中共头目们才算勉强允许江青“照顾”毛泽东，以取代精神有问题的贺子贞。
事后证明，江青是绝不甘于雌伏而不接触政治的，她勾搭上毛泽东，目的本来就是想满足她的政治野心，孰料却被中共伪中央的此一决议，给压得完全抬不起头来，她心头的耻辱感及怨恨心之强烈可想而知。
后来文革开始，江青手握大权，跋扈不可一世时，搞出杀人数千万、腥风血雨的“文革”惨剧，很多当时反对她与毛泽东结婚的中共老干部，都在文革中被她整的死去活来，相信他们必然后悔当初为何不反对到底吧！
毛泽东与江青勾搭，在延安城内只是场闹剧，在江青被限制“不准参与政治”而后两人结合也就渐渐没人理会了。但延安城内还是波涛汹涌，许许多多的大事正在互相冲击激荡着。
还记得有一桩直接与共酋过招的事，那时是民国二十八年，毛泽东发表“论新阶级”又再鼓吹强调所谓的“统一战线”。
当时毛泽东为了要搞统战，叫出了一个“组织民族联盟，请蒋委员长当民盟领袖”的口号，其用意当然是想作分化离间的工作，政府也没上他的当，随他去叫嚣、喊闹。
同时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办法”，他们希望能允许共产党以“提名单”的方式来加入国民党。
毛泽东提出这个建议的目的，是想再像以往共产党渗入国民党的“容共”时期一样，藉着共产党人员的渗入国民党，来把持、分化、破坏国民党。
我在延安是最先由共酋口中得知毛泽东有此计划，建议于政府人员，当我得知毛泽东有些意图时，心想：
“那还得了，如果让共产党人员集体大批的以‘提名单’方式加入国民党，国民党漫无限制的容许共产党党员进入，那不天下大乱才怪。”
因此，我想到底应如何来阻止中共这种恶毒的统战企图呢？
当时，恰好国民党有一些同志正就读于抗日大学，被中共们视为“异端”，各种校内的团体都不允许我们这些学生参与。
这使我想起了一个主意，我跑去找一个职位相当高的共酋王明，向他建议：
“毛先生最近提出了让共产党党员以‘提名单’的方式加入国民党之建议，这个建议很好呀！现在我们可以先由一些小地方作起，譬如我们先让‘抗大’的一些非共产党党员同学以‘提名单’方式加入‘抗大’的活动如何？”
我是全以一种轻松聊天的方式，在谈话中不经意的提出了这个问题，孰料却把这个平日能言善道的共酋给唬住了，他一下子呐呐的讲不出话来。
我知道他不能作肯定答覆，当下很轻松的告诉他：“没关系，我知道你不能回答此一问题，过两天协调好了再告诉我也可以。”
我早知道中共绝对不敢接纳我方同学参加其校方的活动组织，但我的目的正是要利用中共这种强烈排他性的本性，来将中共一军，让中共知道，他们连区区一个学校组织都如此严密的不让非党员的同学参加，他们又有何理由要求国民党开放给共产党参加？
过两天，这名高级共酋跑来看我了，他一看到我就埋怨的对着我说：
“高县长！你的建议真害人，我把你的建议向上面提出了之后，被毛主席训斥了一顿，骂我这种事是‘双方面’的事，我们还不配管呢！我看以后就别提这种事了吧！”
因此，共酋们在我面前也就不敢再提有开“提名单”入党的事了，中共的又一桩统战阴谋就此烟消云散。
类似这种与共酋互相过招，互斗心机的情形，几乎每天都会发生，在延安，我当县长是父母官，而中共他们进驻延安，又是实质的占领者，双方的关系实在极为微妙，我就尽量在这微妙的情势下来为政府作工作。
刀口打滚日益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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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情形一直持续到民国二十九年，那时，由于日寇侵华日亟，造成政府很大的压力，因而政府决定集中一切力量来抗日，对延安的县政业务认为已经到了一个暂作结束的阶段，乃由行政院命令我将延安县政府作一结束。
中共从民国二十五年侵入延安迄二十九年，四年多的时间，国民政府始终还是在延安保有县政府，派驻县长统治延安庶务，使共酋们虽然气焰嚣张，却还得尊敬中央派来的延安县长，完全不敢讲“撵”我们走的话。
二十九年我们在行政院的命令下撤出延安，中共为了要欢送我们，特地开了欢送会，请我们及县政府人员及保安队吃饭。
表面上看起来中共与我们颇有“离情依依”的样子，其实中共才巴不得我们走呢，我们就好像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一般，他们是拔之为快，我们自动要走，他们当然是要欢天喜地、敲锣打鼓的庆祝一番。
那时我们的保安队还有四十几人，对势力已经渐形膨大的中共而言，实在不算什么，然而就连这么区区四十几支人枪，中共还是又嫉又怕的不愿让我们拥有。
中共宴请我们的保安队时，席上每人发了一些钱，大家以为中共要犒赏大家，没料到这是中共的另一阴谋。
延安县政府的保安队大多请的是当地民众来担任，这是因为当时的局势实在是太过险恶了，人人都知道在沦陷区与中共打交道，就像是拎着头办事一般，随时会遭杀身之祸，因此，政府自安全地带派来的办事人员，大多是作几个月又调囘后方，很少能长久待下来的，尤其是保安队更是难找后方的人担任。
保安队的当地人大多思想单纯，对中共的阴险狡诈并不清楚，看到中共发钱给大家又请吃饭，当然是乐得不得了。
谁知道，就在吃饭的宴席上，招待的共干却藉口我们保安队员出言无状得罪了他，当下立刻脸一沉，前一秒钟他还在跟那些保安队员们拍肩搭背的叫“同志；多喝两杯！”下一秒钟立刻一抹脸，脸上的笑容全没了，只见共干大叫一声：“全给我拿下来！”
在饭厅外等着逮人的共干们当下一涌而入，个个似凶神恶煞一般，就把这些单纯的保安队员们全给缴械扣了起来。
所有保安队员全被这种突然的变故给吓呆了，大家想不出，为什么刚刚还和蔼可亲的共干，一转身就变成了催命阎王般可怖？
当时县政府并非一起同时撤退，而是一批又一批的分次撤走，保安队是最后几批人之一，他们被缴械而扫地出门时，我还在榆林专员公署内接受最后指示，再赶回延安，作最后的处理。
当我回延安时，延安县政府已经完全撤离，只剩下我及几个亲近的朋友，那时，我们在延安真是如孤身入虎穴，是否能再出来都不得而知。
我并不害怕，因为从奉派到延安当县长的第一天起，我就抱定随时为国家牺牲、成仁的决心。
最后在延安也没有什么事好办，县政府内的一切，中共根本不感兴趣，我们也不需要移交些什么东西给中共，我最后走的任务，只是负责再与那些共酋们“握手告别”，同时藉告别的时机，将中央划拨延安归中共管辖的德意与衷诚，再一一面告这些共酋，希望共酋们能体察政府谋求国家团结和谐的苦心，不要再“明里拥护、暗地破坏”了。
从毛泽东最后设宴欢送我时，绝口不提如何遵照中央指示的暧昧态度中，我已隐隐的感觉到，陕北今后将更为多事了。
事实发展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中共并未因中央将陕北区完全划交中共边区政府管辖为满足，一等抗战胜利后，就立刻以陕北为根据地，展开了全面的武装叛变行动，最后整个中国大陆因而沦陷。
对我个人而言，交卸延安县长一职后，原以为可以就此一卸重责，不必再过这种每天在刀口上打滚的危险日子。
或许是我命中注定要与共酋打交道吧！我虽交卸了延安县长，中央却不允许我离开陕北地区，仍要我留在陕北就近了解、监看共党的动静。
从延安出来，我先到洛川县负责善后工作，那时政府人员陆续从陷区交卸工作回政府地区的，就由我在洛川负责善后的救济工作。
在洛川县两个月之后，中央派我到清涧当县长，说来可怜，清涧县也不是个小地方，但是被中共骚扰破坏后，十室九空，原任清涧县长李某早就不知逃到何方，县政府早被破坏的残破不堪。
我只好在城外租了一个地方，也不办交接，就开始任事，积极从事着规复工作。在清涧县待了半年，我又奉调米脂县当县长。
内人娘家在米脂县是大户人家，人头熟、关系好，我在米脂当县长应该是很轻松的。
事实却非如此，因为米脂县虽未划归中共管辖，但正如以往的延安县一般，政府在米脂县也只能维持一个县政府的组织，以表示政府号令仍能通行该地，但实际上该地早已被中共盘踞。
所不同的是，米脂县毕竟不是延安县，没有各级主要共酋在那里，因此紧张、凝重的程度也就较轻，使我不必如同在延安那般的心头沉重，行动谨慎。
不过，也有比在延安时情形更为恶劣之处，那就是盘踞米脂县的那股共酋是贺龙属下的王震部队，此人个性极为桀骜不驯，以往与我早有过过节，此刻我们俩再度碰头，他对我的敌视可想而知的。
编造三百多条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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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米脂的工作，正如在延安的工作一般艰困，加上那时中共在“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自己”的政策下，力量更形膨胀，当时他们的态度愈来愈蛮横，滋扰地方的事件无日不有，我为了地方，不得不经常去找王震洽谈事务，其间辛酸、委屈，真是一言难尽。
后来，王震更将我扣起来，打入黑牢，使我再一次成为共党的阶下囚，与上一次被囚不同的一点是，这次共党似乎有意要置我于死地。
因为他们不但把我打入黑牢，而且还特地从各乡调来了上千人民，举行所谓的“_众公审大会”。
他们抓我的罪名不再是诬赖我“弃职潜逃”了，这次中共索性诬陷我是“特务头子”，把我整整安上了三百多条罪名，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那么“伟大”，居然能造作“三百条滔天大罪”，我是后来自复兴基地到香港查阅资料，看到日本所整理的中共“解放报”，以整版二版面刊出公审我的消息，内中强调“特务头子高仲谦犯下三百条大罪”，才知道原来自己犯了那么多的罪。中共公审我所用的手段很毒辣，公审会由中共中委冯文彬主持，每天一早他们就把我自黑牢中提出来，找了一些县政府职员、民众来骂我、骂政府、骂国民党、同时又诬栽种种罪状，对我百般凌辱。
就这样，每天晚间我在黑牢中，吃不好、睡不得，白天接受中共日复一日恐怖、威吓的公审迫害，经过了四十多天，同囚的难友有的受不了而屈服认罪，有的则因此被逼疯狂。
我既不盲目屈从，也不慑于淫威，遽尔就范，坚忍的挺在那里，直到有一天，我实在受不了，我想：“与其这样受中共迫害，倒不如跟他们拼了！”
因此，当天押我回黑牢时，我就告诉主持公审的冯文彬，告诉他： “你们骂我也骂得够多了，现在，我也有话说，明天，我要讲话！”
冯文彬一愣，他没想到每天这种疲劳轰炸、心理压迫式的公审，不但没吓得我心惊胆寒，反而还有胆要“反驳”！
当下他定了定神，就摆出一付伪善的面孔，向我说：
“高县长，您别动肝火，公审你是‘人民’的意思，我们已经在尽力的保护你的安全，让‘人民’不致因过于愤怒而伤害你，如果你要上台反驳‘人民’，万一‘人民’失去控制的冲上台来伤害你，那怎么办？”
这是冯文彬一类共酋的惯技，他们惯于将责任往“人民”身上推，其实谁不知道，这完全是共党作的孽！
我当然不怕“人民”真的会来伤害我，因此冯文彬话还没说完，我就拦住他的话说：
“没关系，死生由命、富贵在天，我真要被打死了，我也不怨你，但是明天我非讲话不可！”
我如此严词正告冯文彬，使他无话可诋，只好一叠声的讲：“再说吧！再说吧！”把我又送回了黑牢。
当晚，我抱着必死的决心，居然睡得更为香甜，丝毫不为第二天所可能面临的悲惨命运而心忧。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当我第二天被押出了黑牢，准备要接受一切考验时，冯文彬来接我，居然挥了挥手，对我说：
“高县长，你可以回去，没事了，一切全是误会！”
对于这个突来的喜讯，我固然高兴，却也知道，这是中共色厉内荏的一贯作风，只要我还是代表中央，只要中共还没有能力与中央对抗，中共就不敢杀害我。
再度脱离黑牢之后，我仍是不忧不惧，县城里已不可能再待下去，我就离开县城，在武家镇另外建了一个县政府，继续坚守我的职责，因为当时米脂县城虽然被占，但四周乡镇仍有五、六处未被占领，我们有责任来保护他们。
在武家镇待了一年多，我又被调离，接我的是一位吴宣汉县长，在我走后不到半年就被中共杀害，米脂县也完全沦陷。后来我被调为岚皋县长。
在岚皋县任内，最值得自豪的一件事，就是我以岚皋县保安队区区不到一百支破枪的残破人马，居然还能抗拒共酋李先念的大军压境，使岚皋县得以不受共军荼毒。
这固然是因岚皋县本身极为贫瘠，共军兴趣不大，但若非我们县民个个抱与城共存亡的决心，使共军望之却步，很可能，岚皋县仍免不了要受蹂躏破坏。
我因此曾蒙上级叙奖。
私交小节到此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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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六年，中共叛迹已甚明显，政府决定动用大军收复延安，以惩治中共。
我希望趁着延安的收复，再回到延安去，但是中央认为延安虽收复，四乡仍未平靖，要我担任清乡善后工作，组织民众、支援国军作战，其间艰难危险，几乎再度落入中共手中，幸好我以自己的机智，渡过了这些难关，全力达成了上级交付的任务。
最后，政府推行宪政，我获故乡父老支持当选为国民大会洴阳县代表，离开家乡赴南京出席国民大会而后再辗转随政府播迁来台，在台湾地区度过了幸福愉快的一段生活。
当我获选国大代表预备自陕西到南京开会前，毛泽东特地托一名说客伪边区副主席李鼎铭着人来找我。传话说毛泽东很赏识我，要我不要走，跟着毛泽东绝对有前途。
我怎会听从毛泽东这些一劝降的诱敌甜言蜜语？在陕北一带与共党面对面斗争有十年以上的经历，使我太了解毛泽东他们那种嘴里说的一套、手中作的又是一套之统战花招，因此，我丝毫不理会毛泽东的诱骗，毅然告诉来传话的说客：“从前我当过延安县的县长，这段交情很承毛先生看得起，还记得以往那种平起平坐、共同交往的日子，但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我自学生时代起即信仰三民主义，服膺蒋中正委员长领导，以献身报国自许，今后，我仍是一秉初衷，绝不变节，未来，可能我与毛先生只有敌对的春秋大义，而不再有朋友的私交小节，毛先生的建议谢谢了！也不必了！”
就是秉着这个念头，我始终跟随着政府的脚步走，在南京，我是城陷的最后一刻才逃出南京，当我乘坐的火车到达上海时，拿起报纸一看，才知道我们火车一出南京，南京城即陷落，其危险可想而知。
由南京到上海，再由上海到广州，最后由广州到台湾，这一路上我几乎皆是前脚刚走，后脚就是共军冲到，每次在我要随着政府走时，总是会有一些中共同路人来在我耳边游说，要我留下来，我皆不予理会。
因为我在离开陕北时即已打定主意，在我当延安县长、管过毛泽东这一伙共酋之后，我对中共的恶毒心态早已一清二楚，他们人人皆是头上长疮、脚底流脓坏透了的人，我这辈子不愿意再与这些人有任何瓜葛，今后，我只跟着政府走，天涯海角，我亦无悔！
事实证明，我的抉择完全正确，转限间，四、五十年的光阴已经过去了，回忆半个世纪以前在延安窑洞内与毛泽东党徒交手过招的情形，恍如昨日，毛泽东那满面阴森森的假笑，常常也仿佛在眼前浮动。
血淋淋事实忘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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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半个世纪来，国家经过惊天动地的大变革，我个人则值得庆幸的，在复兴基地还一直能过着安逸、舒适的生活。
但是，回溯在大陆上与中共交手过招的这段日子，再看到目前社会有极少数人居然对政府污蠛、辱骂无所不用其极，不禁令我这个反共的老兵感到忧心忡忡。
中共以往在大陆时，就是用这种“反政府”的方法，将大陆的民心士气给击垮，才使得整个大陆因而沦陷。
以我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交手经验，我知道中共向来是擅长拉一派、打一派，复兴基地少数偏激份子或许以为他们今天“反政府”有功，他日可以得到新主子的赏识。
事情没那么好，中共今天联络次要敌人将主要敌人击垮后，明天就会斗臭、斗垮次要敌人，大陆上那些“民盟”尾巴党派的悲惨命运就是最佳实例。
少数偏激份子或许不知道中共的恶毒，竟然主张要与中共“和平共存”、“和平竞争”，我在延安时之所以能“和而不同”，那是因为中共力量还小，我背后又有整个中央的力量作后盾，中共对我当然要假以辞色。
但是当中共力量膨胀后，中共就立刻先将延安等陕北地区并吞，最后更全面叛乱，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活生生血淋淋的教训，我们怎能忘怀？
(以上《黑牢进出——延安县长历险记》，是以中华民国七十七年至七十八年《中外杂志》总第262期-264期同名连载内容全文为底本完成数位处理；网际网路首发【彰往考来】，收入【析世鉴】时对数位初稿中未及校正的若干讹误作了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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