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店和米面

对于上海的粮店，我的记忆中只有号码，小时候买米买面粉是不能自说自话去哪家粮店的，必须到定点的粮店买， 比如原先我们是在零陵路日晖商店那儿的十二粮店买米，后来应该是斜土街道人口增加了，粮店也就增多了，在零陵路小木桥路和大木桥路之间，又开张一家十八粮店，就是现在的地铁四号线车站那儿，我们家的粮食供应被分配到了那儿，买米买面粉必须到定点的粮店凭购粮证和有效粮票，方可购买，但是面条则可以随意到任何一家粮店凭粮票购买，当然钱也是一定要的。
俗话说北方人吃面南方人吃米，南方的吃米讲究也比北方多些，那时上海卖的有籼米、大米， 糯米，不知道为什么上海人叫洋籼米？ 是不是这个品种是来源于外国？哪位能考证考证？所谓大米，正式的名称为梗米，但上海人习惯于说成大米，没有什么对错，这个“大米”出了上海就老会和别的地方的人扯不清， 因为正式标准的中文里“大米”就是米，是相对于小米的，给非上海籍或在上海居住过多年的人说起米和大米，一定会引起一阵混乱， 此处我沿用习俗，以大米来代表梗米，望网友理解，只是个说法不同而已，没有嘛别的意思。
大米吃口好，煮出的饭香些，但涨性较小，也贵些，记得文革前不久以及文革中大米有每斤一毛六分四和一毛七分三两种；而籼米反之，味道平淡些但涨性好，这点后面会说到，籼米也有两种不同价格的，每斤一毛四分七和一毛五分三的。那么是不是人人都想买大米而不是籼米呢？这儿有两个因素，价格和搭配。价格很清楚，大米贵籼米便宜，一斤可差一分七厘，别小看这一小点，一家人每月一百多斤米就得多花一两块钱了；另则，更重要的是定量，虽说穷到大米籼米的价格差都得考虑的人家虽有但还是不太多，那么每人每月规定几斤大米则把人们购买大米的机会限制得死死的，这个定额是有变动的，我印象里有过每人每月七斤十斤大米过，不知记忆是否准确？
还有一个影响因素，那是只有在1959-1962那三年，那三年有人说是自然灾害有人说是人祸什么可能会有人说是阳光灿烂，在这儿不争，反正那三年里缺粮食的人很多很多很多（不否认有的人吃得很饱很饱很饱），家家总想办法使同样量的米煮出更大量的饭，此时籼米因其出饭率高的优越性就显示出来了，只有那时，绝大多数的人是真诚地希望多买籼米的。
说完米接着说面粉，北方人口中的面或白面，就是上海话中的面粉（四川话说得更有形：灰面），上海的粮店分面粉为标准粉和精白粉，前者一毛七一斤后者一毛八分六，因为上海人的饮食习惯中面粉始终不占主要地位，所以绝大多数时间里，上海购买面粉是不受限制的，只有在那前面说的三年内，每月搭配一定量的面粉，据说是因为那时从加拿大进口了面粉有精粉有标粉（简称），吃得上海人喊天叫地，北方有人不解“给你吃细粮还不好？”，的确，在北方面粉是细粮可粮食搭配中还有大量（各地比例不一）的是粗粮，什么苞米高粱红薯等等，那面粉当然绝对是好东西了，可与米一比，未必，南方人只要是米，不管大米籼米，就好过面粉，这是饮食习惯造成的习俗。
至于面条，前面说过，要粮票和钱但不需要到规定的粮店买规定的品种，因为面条也有标准粉和精白粉之差，如果记忆没错的话，标准粉面条是每斤两毛一， 精白粉面条记不住了。
粮店购粮可能全国都一样，先得凭证付钱付粮票开单，取粮食一定是在另一个地方由另一个人交付，也就是说开票付货决不能是一个人，当然是在一个房间里的这头和那头，甚至就搁开一点点，原因不说大家也知道。哪怕我很久很久以前在酒厂当事务长的时候，不但要管几十号人的食堂，还得照管全厂拖家带口的人的粮食供应，一定是家属（北方这些家务事一般都是老婆干）找会计开好票，交给我，由我去粮食库房扛一袋面粉给她， 那儿的粮食供应全是面粉，所以一买就是一袋，五十斤甚至两袋，我还得跑两回，再帮这些老娘儿们装自行车上，她自个儿弄回家。
粮食部门从来就是“肥缺”，国民党时代不是有过“从军不如从良（粮）”的说法，还有一句“从粮不如从娼（仓）”， 也就是粮食仓库是肥中之肥的缺， 我有个堂伯伯，年轻时候曾与未发迹的刘航琛（当过国民党粮食部长和经济部长）混在一起过， 后来在四川某地当过好一阵粮食仓库主任，解放后能有好果子吃？又说回来，大家记得不记得文革期间的贪污犯，上万元的居多是粮食部门的，是不是这样？联系到现在，中粮储的不还是大家心目中一等一的好差事吗？油水大着大，粮食地储运有耗损，很难定量，这个难就是机会，扯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