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开封到郑州省会大搬迁的历史往事

60余年前，发生在郑州、开封这两个城市之间的一件事情，其影响丝毫不亚于当前的郑汴一体化。这就是河南省省会告别生活了5年的古城汴梁，迁往中原交通枢纽城市——郑州。半个多世纪里，有关省会“搬家”的民间传言和说法从来没有消失过，一如发生在郑汴双城间的那段历史记忆，永远不会湮灭……

搬家副省长教咋用抽水马桶

“搬家前，省里开了好多次动员会，讲的事儿细到啥程度，你恐怕想都想不到。”74岁的傅振武说。满头银发的傅振武从省档案局副局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以后，练习书法成了他每天的主要生活内容。

1954年7月，22岁的傅振武从洛阳县委调到河南省委办公厅档案科。“那时候省委办公厅下设三处三科，分别是秘书处、机要处、行政处和档案科、机要科、打字科，整个厅里才三四十个人。”傅振武说，到省委办公厅一个多月后，就听说省会要搬，“这让大家很兴奋，私下里谈论说，要住新房子用新东西了，因为开封的办公用房比较狭窄”。

傅振武说，那年9月，省会搬家的事已经公开，省领导隔三岔五开动员会，要求大家到郑州后要严格遵守纪律，不能影响正常工作等。“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副省长王意斋主持召开干部大会，说了一句‘开步走，去郑州’，他还在会上教大家咋用抽水马桶呢。”傅振武大笑。

时隔50多年，忆及往事，年届古稀的傅振武依然神采飞扬。可以想见，省会搬迁，对当年那些对未来充满了美好向往的小伙子来说，有着何等的吸引力！

省会迁址，对“傅振武们”而言，或许就是收拾起自己的行囊，简单容易。但作为地方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省会，从一个城市向另一个城市实现战略性转移，是一项举足轻重的浩大工程。实际上，1952年，关于省会迁郑，省委省政府就已经开始酝酿并付诸实施了。

郑州地理优势让其成为新省会

河南省会为何“放弃”开封，“相中”郑州？在过去的53年里，民间流传的一个说法是郑州的地理优势使然——京广、陇海两大铁路交会于此，交通枢纽地位在全省各城市中无与伦比。坊间的这一猜测，在官方档案的种种记载里得到了印证。

1952年8月5日，河南省人民政府提请中南军政委，正式将省会迁址事宜提交决策层。这份言简意赅的报告阐明了迁址的缘由：

“鉴于河南省会在开封市，位置偏于全省东部，指导全省工作多方不便；郑州市则为中原交通枢纽，为全省经济中心，将来发展前景尤大，如省会迁往该市，则对全省工作指导及上下联系均甚便利，对该市发展也大有裨益……为此省人民政府第十三次会议暨省协商委员会常驻委员会第十次联席会议一致通过，决定将省会迁往郑州市，并成立省直建筑委员会，在省政府领导下，驻郑州统一进行修建与筹备工作，争取明年即行迁移……”

当年8月18日，中南军政委发知照“同意河南省会决定于开封市迁郑州市”。9月19日，省政府接到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同意河南省省会迁址”的复函。

“省会为什么要迁郑？一句话，便于河南全省的工作。郑州地理位置适中，交通方便，除南阳不临铁路外，其他均在铁路沿线……”1954年11月1日，省委第二副书记赵文甫在各部委党组、直属党委及郑州市委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这席讲话，明确传达了省会应处于交通枢纽的信息。

从省政府报请，到中央核准，只用了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河南省省会迁址的大事就这样被确定下来。紧接着，搬家前的大量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了。

规定家属和保姆一律不搬

按照计划，省会迁址拟定1953年完成。为此，1953年5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还给省政府发函，询问“现在是否已开始迁移，预计何时迁移完毕等”。之所以未能如期进行，是因“三反”时停了一段时间。

1954年一开春，省会搬迁就成为省委省政府的头等大事。在傅振武的记忆里，当时省里传达的会议精神、下发的文件，绝大部分与迁郑有关——

1954年2月14日晚7时，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主持召开省委办公会，专题讨论迁郑后的建筑问题；同年5月18日，省委决定成立迁移委员会；8月8日，省委同意组织部关于机关迁郑的安排，初步确定省直各单位搬迁的时间表：当年7月以前迁郑的已有省邮电局等3个单位；8月有省银行等3个单位；省委、人事厅、公安厅、政法委、农林厅、财政厅、计委、军区、《河南日报》社、广播电台等35个单位在10月15日至25日搬迁；文委等9个单位拟于1955年上半年迁郑。此外，干部调整本着“从工作出发，适当照顾夫妇关系，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期分批”的原则。

1954年9月11日，在“讨论省直搬家”的省委会上，有一条“住房紧张，所有家属和保姆一律不搬”的硬性规定，让许多当事人记忆深刻。

在开封时，傅振武住的是单间，到了郑州，他和两个人住一间房。“初来乍到，住房紧张，我们都能理解，反正大家都是单身汉。”傅振武说，虽然他当时已经结婚，但他去开封时，爱人和孩子还在洛阳老家，到郑州两年后一家人才团聚。“其实3个人住一块也挺好的，不寂寞”。

1954年9月23日，省委会决定省直机关分4批迁移；同时确定中共郑州地委及专区一级机关由荥阳县迁往开封市，办公地址选在省政府大院。到当年10月底，包括省委、省政府、省军区等省直和部队机关的近7000名人员全部迁往郑州。

“很遗憾，我没能赶上省会大搬家的热闹过程。”傅振武说，搬家前夕，他被派往灵宝搞统购统销工作，才走不久，省直机关就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了搬迁。“我从灵宝回来后，连开封都没去，就直接到郑州市金水路上的省委大院上班了。”傅振武说，“省会搬家是在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下，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的，各项工作有条不紊，一点也不乱。”

在傅振武的印象里，1954年9月省会迁郑进入冲刺阶段，省委大院表面上平静如常，实际上大家既紧张又期待，憧憬着即将来临的新生活该是什么样子。  



“我的东西不多，全部家当就一个帆布箱子，一条被子和一双棉鞋，是同事帮我带走的。办公桌椅也搬来了，是公家运送的。”据傅振武讲，按规定，搬家时个人物品超过20公斤的由公家负责，不超的个人拿走。迁郑前，傅振武所在的档案科被特别要求保证国家机密不丢失，不被盗。“我们就有一个想法‘誓与档案共存亡’，结果来郑州后档案无一遗失。”他说，刚到新省委时，存档案的房间太小，他们用了9个双节柜才放下。

“必须正确认识省会迁郑的意义，要批判那种住好房子、贪图享受的个人主义思想以及平均主义思想。”1954年9月23日，省委在工作指示中对省直全体人员这样“打预防针”：省级领导机关修房子绝不能铺张浪费，脱离群众；到郑州后，必须尊重市委、市政府的领导，遵守市政管理秩序。

两个月后，省委再次强调，省会迁郑后各部门要“注意搞好团结，尊重当地群众的风俗习惯，欢迎群众对我们的干部批评监督”。

尽管没有来郑前想象的那么完美，但在傅振武和同事们眼里，新省会优美的办公环境确实很漂亮，城市开阔，看哪里都新鲜。“金水大道非常宽，省委南院很大，金水河两岸都是空地，我们在那里种了玉米、花生、南瓜。去德化街商店买东西很方便，河南饭店旁边也有门市部。”傅振武说，那时郑州没有公交车，自行车都很少，但坐火车方便。

省会迁址，在物质远比今天紧缺和单调的上个世纪50年代，六七千人一夜之间拥入郑州，别的不说，单就吃饭问题就变成了一件头等大事。

“那时候不像现在实行市场经济，全是供给制，吃、住、行都落到了郑州市委市政府头上，当地领导的压力可想而知。”傅振武说，搬家前他就听说为迎接省会迁郑，郑州各界都做了充分准备，“到郑州后，我发现新设的商业网点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基本能解决大家的日常生活……”

“合作社在省直区设立了菜场，布店，百货、副食品等门市部；河南饭店门口设立了零售糖果、糕点、纸烟物品的小木房；还有照相、理发、洗染、自行车修理等门市部；食品公司在菜场设立肉类门市部，已开始供应；煤建公司也设了煤场，供应燃料。明码标价，19家私营菜行在合作社领导下建立了价格制度。新建了河南人民剧院、郑州剧院和德济路剧院，本月完工后投入使用……”1954年10月14日，《河南日报》头版刊发的这则消息，反映了当年郑州物资供应的大体面貌。

“虽然买菜买肉方便，但我吃住都在省委，花3分钱可以吃一份菜，5分钱就能吃上肉。也不常上街，闲暇时要么看书学习，要么和单身同事去地里劳动，挺舒服的。”傅振武说，省会迁到郑州后，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多次来新省委视察，一些领导的家属还和他们一起干农活呢。

告别开封后，傅振武虽然很少再回去过，但他说，非常怀念在老省委工作时的那段短暂时光。开封北道门和省府西街那两座古旧的省委、省政府办公小楼，见证了建国后新河南最初的成长……

郑州多地曾归开封

沉寂 省领导机关旧址

2006年12月29日，久违的阳光穿越笼罩中原大地数日的阴冷浓雾，宽阔平坦的郑开大道上车流不息，只用了40分钟，记者就驱车从郑州进入开封市区。

开封市省府西街53号院，河南省政府旧址所在地。1954年省政府搬走后，这个偌大的院子归开封地委（后来改成开封市委）使用，现在又易主给了开封市医药公司。“除了我们还在留守，所有部门都随市委搬新址了。”开封市档案局管理科科长张运生笑着说。

走进大院，向西再向北，坐落在东北角的一座三层小楼赫然映入眼帘，它东邻开封市档案局仅四五米远。“原来省政府就在这楼里办公，小吧。原来只有二层，1978年市人事局又加盖了一层，还在楼后头接了一排房子。”一个老人迎上来，乐呵呵地向记者介绍。老人叫徐夫坤，77岁，早年从开封市委退休。1955年2月，徐夫坤从尉氏县委调到开封地委组织部工作。

小楼上下两层有24间房，老式木窗，半圆形大门，左右立着两根粗大的柱子，大门两侧是值班室。小楼门窗紧锁，从外面看不到里面。“这楼听说有近100年历史了，以前楼前面围了一圈铁栏杆，二楼装着防盗网，1958年都拆掉炼钢铁啦。”徐夫坤说。

绕过小楼，进到后面一个小院落，迎面是一座更破旧的一层建筑物，青砖大瓦，前面栽着8棵松树。登上13级台阶，透过木门可见地上铺着木地板，顶上吊着天花板，摇摇欲坠。房子东西两边各有一个高台楼梯进入侧门。徐夫坤介绍，这个建筑物叫常委楼，“据说这里早在唐朝就是政府首脑办公地，可神秘了”。

如今，这座被大片民居包围的神秘的常委楼，显得落寞而冷清。

与原省政府办公地相比，原省委办公旧址热闹了许多。

傅振武所说的北道门，现在被当地人叫做旧坊街34号。这里是一座学校，挂着“开封第二中学”、“开封市第四职业中专”和“河大附中补习学校”三个牌子。校园面积不太大，干净整洁。距校门北侧数十米处，有一座两层楼房，屋檐高挑，墙上刻着“民国二十年奠基”的字样。

这座古朴建筑，正是当年中共河南省委办公楼！  



开封二中政教处主任要武告诉记者，几年前他们在小楼里办公，但由于年久失修，这个楼已成危房。“1999年，我们盖了新楼，学校办公室就从那里迁了出来。”“前几天，省委的一些老干部来开封，他们希望政府能好好保护这座楼。”

情结 开封人依恋“省会”

从1949年3月诞生，到1954年10月迁离，河南省委机关在开封停留了5个春秋。

尽管时间短暂，但在河南的发展历史上，曾经身为省会的开封所做的贡献却不会被忽略。“5年来，开封不论在物资供应、交通运输、物价平稳以及政治文化上，都尽了最大努力的支持”，在离开古城时，省委如是评价。

采访时，许多开封市民毫不掩饰内心的伤感，随后他们还往往加上一句“如果省会不搬走，开封肯定不会像今天这个样子”－－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直到今天，市民们对省会迁址仍耿耿于怀！这种带有浓烈个人感情色彩的心绪，不单单弥漫于普通百姓中。开封市委一位退休老干部直言：“省会迁出开封是政治决策，当然有利于全省工作。但是要说对开封没影响，也说不过去，连市领导都有想法呢。”他透露了一件事：1957年7月省委召开党代会，当时的开封地委和开封市委都在会上发表了一些不合时宜的意见，甚至出现了“省会都迁郑州了，为什么还把铁塔留在开封”的言论，“当然，开封的这些'小动作'受到了驳斥，最后地、市主要领导都做了检讨”。

“开封是个古城，商业基础好，物资供应非常丰富，从这一点上，郑州绝对赶不上开封。”今年80高龄的开封市经贸委离休干部温玖玉当时由山东来到河南，在开封生活了近60年，对这个城市有着深深的依恋。“即便是今天，还不是有不少郑州人喜欢来开封吃小吃吗？”但他也坦言，开封的工业发展确实比较弱，当年只有几家私营小烟厂、电厂和面粉厂，到上世纪60年代开封想上一些工业项目，但已经争不过郑州了……

“现在郑汴一体化挺好，大家都看到希望了。”老人乐呵呵地说，他很久没去过郑州了，最近打算坐公交车去那里看看，“听说郑州变化很大，开封要抓住郑汴一体化这个发展机遇，让老百姓过上富裕生活……”

辉煌 郑州多地曾归开封

截至1954年10月底，中共河南省委、省政府、省军区以及各厅局、省级群众团体由开封顺利迁至郑州。

“河南省领导机关迁郑，是加强对全省工作领导和与全省全市人民利益攸关的重大事情，我们要以实际行动拥护这一重大举措。省会迁址，标志着河南建设进入了新时期……”1954年10月14日，在欢送省领导机关迁郑大会上，开封市市长姜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当晚，开封还举行了盛大的联欢晚会。

事实上，并非所有的机构都在同一时段迁到了郑州。

1954年8月，省委组织部在确定的关于机关迁郑有关组织工作意见中，本着“惟因照顾夫妇关系调整干部问题，一般应俟迁郑后再逐步适当调整”的原则，特地提出“基层党组织（总支、支部）长期留开封者，党的领导暂转交开封市委”。

于是，考虑到省会迁郑后，一部分省直机关和干部学校仍留驻开封，1954年12月20日，省委决定建立中共河南省直留汴机关临时委员会。包括省政府交通厅总支、文化局总支在内的28个机关留守开封，这些机关除接受省委领导外，并受开封市委领导。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54年10月由荥阳迁到开封的中共郑州地委，1955年4月经中央和河南省委批准，正式改名为中共开封地委，全区下辖陈留、开封、通许、兰考等13个县，总人口396．51万人。

郑州地委改成开封地委时，徐夫坤刚调任开封不久，第二年他就办了件大事。“我记得很清楚，1956年年初，我去省委组织部，把郑州地委的印鉴换成了开封地委的印鉴。”这事让徐夫坤很自豪，他说那时开封的地盘很大，“像现在郑州的荥阳、新密、中牟、登封、巩义、新郑，都归我们管呢……”

河南省会迁址大事记

●1952年8月5日，河南省政府向中南军政委发出（52）府秘字第77号函，正式提请省会迁址。

●1952年8月18日，中南军政委“同意河南省会由开封迁郑州市，并成立省直建筑委员会，驻郑修建，争取明年迁移”。

●1952年9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复函，表示“河南省省会拟于1953年由开封市迁移郑州市。经核同意”。

●1954年2月，省委召开办公会，认为要先盖好省政府大楼；单位要逐步搬，用过渡办法；高干招待所建到金水河以南，河南日报社放在39区南半部，育英学校和幼儿园放36区。

●1954年5月18日，省直机关在郑修建房屋首批任务即将完成，省委成立迁移委员会，确定省委第一副书记杨蔚屏等18人为省直机关迁移委员会委员。

●1954年8月8日，省委初定省直各单位搬迁时间表。

●1954年9月23日，省委决定分4批迁移省直机关：第一批11个单位共1035人当年10月6日～9日走；7日～9日第二批7个单位共1096人走；第三批省军区2275人，12日～15日走；第四批18个单位2015人，13日～16日走。

●1954年10月14日，开封市召开大会，欢送省会迁郑；当年10月底，省直机关全部迁郑。

●1955年4月，中共郑州地委正式改名为中共开封地委。  



往事如姻--那些做过省会的城市  
  
在中国的版图上散落着众多在1949年之后曾经做过省会的城市。后来，农民战争思维模式主导经济建设，铁路枢纽被认为是政治中枢，行政区划多次调整，一些省会就被火车拉到了新的地方。那些老省会城市几乎都先后陷入了沉默和静止。  

那些因为行政区划调整而被“遗弃”的城市——如热河省会承德、察哈尔省会张家口、平原省会新乡以及做过省级行署中心的无锡、扬州、芜湖、泸州、南充等等——或许还能心平气和，毕竟做省级区域首府的时间短暂，历史在此偶尔交冲，只留下了一些可供揣摩的谈资。但是河南省的开封（明以后至1954年一直为河南省省会）、吉林省的吉林市（1912—1953年为吉林省会）、河北省的保定市（1935—1957、1966—1967年两度成为河北省会）等等，对于省会的迁徙，它们至今还充满遗憾，甚至满腹疑问。看着自己破败的市容和捉襟见肘的财政，看着那些地位原来不如自己的城市在成为省会之后扶摇直上，这些老省会忧伤不已。  

保定人会说，石家庄？那里除了特产扒鸡，还有什么呀，旅游时只能到华北烈士陵园和白求恩纪念馆；而地下被层层黄河泥沙埋着两个国都的开封，他们的百姓谈起郑州，多是一副不屑的神态，因为郑州的基本面确是乏善可陈。但是，在我们的评价体系中，城市的首位度首先考虑其行政地位的高下，而不是根据资源与环境的协调程度，那么，省城就一定是本省地位最高的城市。而省会城市将意味着一系列的特权。  

没有做过省会的城市不可能理解开封们的失落。因为，不做省会，就意味着自己无论历史上多么显赫，都将屈尊于新省会之下。不做省会，不仅在重点建设资金的安排上得不到中央政府更多眷顾，即便现在的快速列车也往往到站不停，呼啸而过，把这些不做老大已经太久的老城市远远甩在身后。当国家计划布局因此调整，它们的区域影响力必然受到严重削弱。  

在毛泽东时代，我们对城市化的理解简单到粗陋肤浅，走了一条建制型城市化的道路。城市只作为政治中心和工业基地来发展，这种“社会主义城市空间”的误区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摆脱。城市层次越高人口越多，人口越多就越要廓张，盲目强调城市就业功能和市区人口聚集功能，以至于现在众多省会城市面孔惊人地相似。  

今我们仍把省会城市称为国家区域中心城市，把行政管辖的概念混同与经济概念。其实许多省会城市根本不具备成为国家区域中心城市的条件，有些省会城市甚至是一个以广大农村为主体的区域行政区。而有些非省会城市通过城市定位的调整，影响力日增，已经开始挑战省会城市的首位度。如青岛之于济南，大连之于沈阳，宁波之于杭州，厦门之于福州。但是这些新兴中心城市的发展，一般是得益于良好的工业基础和得天独厚的地缘因素，以及“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等名目下的政策与资金支持。就是说，它们的兴起并没有脱离中国传统城市发展的老套路，依然在走大而全的道路。  

为什么所谓中心城市一定要是综合经济中心呢？为什么中心城市一定要看人口概念呢？阿姆斯特丹只是一个海港城市，但却是跨西欧和北欧的中心城市；法兰克福只有40万人，按人口算在德国只是中小城市，但其影响力却不让任何大城市。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过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区域发展思路。什么是区域发展思路？其实就是一种对我们一直奉行的建制型城市化思路的反动。  

或许，我们应该放弃将省会城市作为省内综合性和单一中心的发展建设思路，这样可以避免条块分割、资源浪费、产业结构趋同等种种弊病。省会城市率先进行职能分离和转移，根据规划确立密切联系区域和辐射影响区域，给省内其它城市留出发展空间，彼此进行优化配置，比起省会城市居高临下指责其它省内城市搞重复建设更有说服力。在一个省的范围内，省会城市本应该强化自己的行政文化职能。或者说，省会一开始就不应该跟着火车和工厂乱跑。  

现在，这样一种思路主宰着省域经济的发展路径：“现代区域经济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省会城市的竞争。”许多省会城市都在寻求建成什么“跨省域中心”、“东北亚中心”。 半个世纪了，我们竟然还没有学会在城市体系中考察、定位省会城市的职能。  

我们似乎无法改变现状，但是我们可以从事物的另一面去想一想。对于那些忧伤的老省会而言，不做省会本来应该是一件好事。在辽宁，最有活力的城市是营口，薄熙来不止一次说过：“营口让我振奋。”在浙江，温州则成为中国最有活力的城市。一度是苏南行署中心（省级）的无锡，现在心态平和，百姓与政府的日子都极为宽裕。这些过去的非主流城市，因为政府力量的边缘化，因为国有资本力量的微薄，反而成为更富有创造力的城市。为什么同样处于“体制外”的开封、保定、吉林却做不到这一点？不做省会，本来正是一次机会，因为它们的所有制结构变迁会减少很多阻力。对于这些地方，只有在所有制结构的变化阶段，才会产生经济活力。  

深圳是一个另类。但深圳可以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常住人口多而流动人口少，必定不是中心城市；常住人口少而流动人口多，则会有很高的中心度。需要看到这一点的，不仅仅是那些忧伤的老省会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