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券之外的“高价商品”--不要票！ 但买得起的不多 （ZT)

有钱又不够“特供”的主， 饿得就是想吃一口的，好歹有个地方可以买到了。-转载者

1960年代，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回笼货币、稳定人心，国家被迫实行了高价商品政策。对于1960年代高价商品的研究，已有的研究成果或一言带过，或停留在国家政策分析的宏观层面，对基层怎样实施国家高价商品政策的微观层面还没有研究成果出现。本文以江苏省高价商品为个案，试图来考察江苏省如何根据本地实际，因地制宜地实施国家高价商品政策的历史场景。 
　　“大跃进”后，为了尽快恢复农业，国家实施退赔、提高农产品价格、贯彻农产品奖售等一系列政策，使农民手里拥有大量现金。1960年冬，《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指示信》（即“十二条”）要求各地对“大跃进”期间的“一平二调”进行退赔。江苏省严格执行中央政策： 
　　据统计，到1961年6月30日，全省各地退赔兑现3.857亿元，其中实物退赔1.3896亿元，现金1.7219亿元，抵账0.1947亿元，发放退赔期票0.551亿元。① 
　　“大跃进”后，国家征购非常困难，为了收购到更多农产品，不得不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同时，对农产品实行奖售政策。江苏省委响应国家的号召，在1961年5月1日将粮食收购价提高21.2%，油料收购价提高13%，生猪收购价提高14.4%。②以上这些措施，使大量的现金流向农村。 
　　“大跃进”期间，片面强调重工业的发展，忽视了农业和轻工业，导致农业歉收，轻工业生产萎缩，造成市场供应严重不足： 
　　从三年间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速度来看，一九六○年比一九五七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增加百分之七十四点三四，其中工业总产值增加百分之一百四十三点零八，农业总产值却下降百分之十二点五；在工业中生产资料的产值增加百分之二百五十七点七，消费资料的产值只增加百分之九十点七。③ 
　　从江苏省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上看，1957年，农业占46.35%，轻工业占42.76%，重工业占10.89%；1960年，农业占23.95%，轻工业占46.38%，重工业占29.67%；1960年与1957年相比，农业的比重下降了22.40%，轻工业增长了3.62%，重工业增长了18.78%。④由于农业减产，轻工业发展缓慢，导致市场供应紧张。1960年上半年，江苏省安排的24个主要小商品、小五金，只有两个品种完成了收购计划。无锡市群众反映：“无锡三大名产，油面筋、肉骨头买不到可以谅解，泥阿福买不到有些说不过去。”①“三锅（铁锅、砂锅、钢精锅）、碗、调羹、剪刀等不少产品，市场经常脱销，苏州供应紧张的15种人民生活必需品，其中穿的有5种，用的10种，卫生纸长期紧张，火柴也已限额购买。”全省“原盐供应紧张，无锡等地已经出现抢购。”②1960年11月，江苏省副省长陈书同在地、市委财贸书记会议上指出：“现在很多情况说不过去，蔬菜不足，盐不足，碗没有，筷子不够。”③ 
　　“大跃进”后，江苏省市场流通货币过多，货币流通量和可供商品量存在巨大差额，通货膨胀严重。江苏省1960年原财政赤字11943.7万元，当年中央补贴5000万元，地方集中冻结存款弥补5826万元，故最终的赤字为1117.7万元。④1961年，江苏省存款总数为14.64亿元，放款总数为36.23亿元，放款比存款多21.59亿元，财政再次出现赤字。1961年底，江苏省市场货币流量和商品可供应量之间相差4.1亿元。这些货币分布在城市的占18.78%，在农村的占81.22%。在农村流通的货币中，有70.46%在农民手里。⑤1962年江苏省社会购买力和可供商品量之间，“大约有5～6亿元的差额”。⑥由于群众手里拥有大量货币，形成了巨大的购买力，但市场商品匮乏，导致物价飞涨。“大跃进”后，重新主持中央经济工作的陈云说： 
　　现在农民卖出一百元的农副产品，我们能够供给他们的商品只有六十多元。⑦ 
　　1961年上半年，全国零售物价比1960年同期上涨了20%以上。⑧1962年和1961年相比，江苏省日用搪瓷制品价格上升19.9%，胶鞋上升81.4%，塑料鞋及鞋底上升2.4倍，火柴上升20.4%，肥皂上升11.6%，合成洗涤剂上升962倍，铁锅按只计算上升50.7%，铝制品上升54.9%，普通灯泡上升63.7%。1960年11月3日，“十二条”下发后，江苏各地农村集市贸易开放，由于商品供应不足，江苏省“集市贸易价格，不同品种高出国家计划牌价两、三倍，四、五倍，七、八倍，其中以粮食为最突出”。⑨1962年春，涟水县陈师公社集市上的“玉米每斤一块元五角，小麦每斤一元八角”，相当于当时国家牌价的20多倍。⑩ 
　　由于各种商品供不应求，大部分商品又凭证、凭票供应，即使人们手里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容易引起社会不稳。江苏省的一个资本家说：“现在人民币不挂帅了。”为了把大量的货币回笼过来，抑制通货膨胀，一方面，国家大力进行国民经济调整，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另一方面，考虑出售少数高价商品，抑制通货膨胀，回笼货币，稳定人心。1961年1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指出： 
　　现在供应紧张，应该“两条腿走路”，即有些商品可以实行凭证分配的方法，有些商品应该是只要有钞票就可以买。……一是可以缓解人心，二是可以增加营养，三是可以回笼货币。{11} 
　　陈云的建议得到了中央的支持，于是，全国开始出售高价商品。

　江苏省严格执行国家出售高价商品的政策，在出售高价商品的过程中，按照中央要求首先保证以下18类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包括：粮食，棉布，针棉丝品，絮棉，食盐，鞋子，酱、酱油、醋，肉、鱼的定量供应部分，食油的定量供应部分，食糖、糕点、糖果的定量供应部分，大宗蔬菜，火柴，煤炭，煤油，文具、纸张、书报杂志，主要西药，搪瓷制品、铝制品、橡胶制品等国家供应原料的日用工业品，房租、水电、交通、邮电、医药费用。这18类必需品的价格由江苏省委严格定价，以保证职工生活必需品的供应，然后对部分消费品实行高价供应和议价供应政策，以回笼货币，抑制通货膨胀。1961年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全国开始敞开供应高价糖果和高价糕点。到2月19日止，已经敞开供应的城市达40多个，到2月底，把高价糕点的供应范围扩大到全国一切大中城镇即1.3亿人口的地区，随后又把高价糖果的供应范围扩大到全国。以后高价出售商品除了高价糖果和糕点外，继续扩大到酒类。1962年4月初，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提高各种名酒、用粮食酿造的白酒、啤酒的销售价格的报告》，决定提高各种名酒、用粮食酿造的白酒、啤酒的销售价格，实行高价销售。例如：中央规定名酒价格，贵州产的1斤瓶装55°茅台酒，原价2.97元，新价16元，较原零售价提高438%（详见表1）。 
　　在执行国家酒类高价出售的同时，江苏省委、省人民委员会规定：从1962年4月20日起，本省生产的各种名酒，用粮食酿造的白酒、黄酒、啤酒，在全省范围内，实行高价销售。例如：泗洪产1斤瓶装60°优质双钩大曲，由原价1.73元提高到8元，较原零售价提高362%（详见表2）。为了照顾特殊人群的酒类需要，江苏省规定以下四种情况仍然实行平价供应：1.外宾、外侨和国外海员本人自购的，仍按平价供应，但必须指定专门商店或设立专柜负责这项工作；2.矿区井下工人、水下作业人员、海员等，仍按现行定量标准平价供应；3.对渔民的供应，目前实行按出售水产品数量奖售酒类的办法，仍继续实行，并按平价供应；4.有些城市在1962年4月份已经规定对居民定量供应的露酒、黄酒可以平价供应到四月底为止。① 
　　随着高价商品的出售，江苏省高价商品的范围逐步扩大。1961年夏天，江苏省出售了高价冷饮；8月开放了高价餐馆，提供高价饭菜。以后高价供应的商品还有自行车、手表、钟表、照相机，以及照相材料、针织品、卷烟等。1962年4月23日，江苏省决定在农村敞开销售高价自行车，对各种牌号自行车的价格重新规定： 
　　飞鸽、永久、凤凰三种牌号的标定车每辆六百五十元（高级自行车暂不出售），东方红牌每辆五百六十元，狼山牌每辆五百四十元，瘦西湖牌每辆五百元。① 
　　4月24日，江苏省委、省人民委员会决定提高钟表销售价格： 
　　手表价格，在现行价格的基础上，平均提高一点八四倍。怀表价格，不论国产或进口，一律在现行价格基础上提高二倍。闹钟、座钟、挂钟（不包括电钟），一律在现行价格基础上提高一倍半。钟表零件价格，一律在现行价格基础上提高百分之五十（只提高钟表零件价格，不提高修理费）。② 
　　此后，各种表类价格大幅度被提高。例如：上海牌17钻半钢防水大三针男表由原价60元，提高到180元，加价200%（详见表3）。 
　　同年6月6日，江苏省委、省人民委员会决定提高照相业价格和主要照相材料价格： 
　　主要照相材料的批发和零售价格，在现行价格的基础上（批零差率不变）：胶片（包括玻璃底片）提高百分之一百五十，印相纸提高百分之一百（风景相纸和人像印相纸一样），120胶卷提高百分之一百二十五，135胶卷提高百分之七十五。照相业的价格，在现行基础上提高百分之五十。③ 
　　同年8月4日，全国物价委员会下发了《关于提高收音机价格实行敞开出售的通知》： 
　　适当提高收音机出厂价格和销售价格，不再列入购货券范围，在全国敞开供应。 
　　江苏省委、省人民委员会根据中央要求提高收音机零售价。例如：南京无线电厂生产的型号为红星504—8型5灯交流木壳收音机原零售价为115元，提高为150元，提价幅度为31.31%。上海产美多652-3-4型5灯交流木壳收音机原零售价105元，提高143元，提高幅度为36.19%。④ 
　　出售高价商品，实质上就是把一部分人手中的货币大幅度贬值后收归国有，它是国家在经济极端困窘，商品供应严重不足，通货膨胀十分严重条件下的无奈之举。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市场供应好转，加上经过出售高价商品，回笼了资金，集市价格开始回落。1962年7月，江苏省委根据实际情况对高价商品价格逐步进行下调。江苏省委要求：“结合我省当前市场情况，对高价酒楼类、高价菜馆的销售价格适当调低。”从1962年8月1日开始，“对省内生产的白酒、黄酒零售价均作适当调整”。 
　　例如：全省各地各种甲级大曲60度散装，每斤零售价4元调整为3元，下降25%；全省各地各种乙级大曲60度散装，每斤零售价3.5元调整为2.5元，下降29%。全省各地糟烧酒50度散装，每斤零售价2.8元调整为2.1元，下降29%；全省各地土烧酒46度散装，每斤零售价2.5元调整为1.8元，下降28%。“高价菜馆的各种菜、点在现行零售价格的基础上，一律打八折计算新价。”①1962年底与年初比较，江苏省高价商品的价格平均降低38.26%，其中高价糕点下降40%，糖果下降19.5%，酒类下降48%，自行车下降49.6%，手表下降34.2%，高价茶馆的毛利率由71%下降为41%。与原平价相比，平均由年初高3.57倍降为高1.7倍，其中，糖果由高4倍下降为高3.02倍，糕点由高3.87倍降为高1.88倍，名酒由高3.89倍降为高1.91倍，白酒由高4.64倍降为高1.91倍，自行车由高3.13倍降为高0.57倍，手表由高1.88倍降为高0.89倍。随着江苏省经济的好转，1962年9月，茶叶、钟表退出高价。1963年5月，部分名酒退出高价。7月，饭菜、照相机退出高价。12月，酒全部退出高价。1965年1月，自行车、手表、红糖退出高价；3月后，卷烟退出高价；7月15日，糖果、糕点、白糖、古巴糖退出高价，高价商品只剩下针织品一种。1969年，针织品也退出了高价。②

　江苏省委严格执行中央出售高价商品政策，严格区分生活必需品和高价商品，控制高价商品的范围，根据本省实际又制定了一些灵活措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1961年）全年供应高级糖果2807万斤，高级糕点1808万斤，加上十个市的高级餐馆营业和高级酒的供应，总共回笼货币23114万元，占商业厅系统回笼总额的69%，上交利润15493万元（包括公私合营的回笼上交在内），占商业厅上交利润总额的49.80%。夏季冷饮的生产供应也比1960年准备早，供应数量多，品种多，地区广。过去从来没有买过冰棒的县城集镇，也有了供应。全省冷饮商品一年总共回收1999万元。③ 
　　（1962年）全年货币净回笼二亿五千七百万元，是解放以来回笼最多的一年，省人民银行分析：其中属于控制投放的占三分之二，属于商品回笼的占三分之一。基本解决了市场货币过多的问题，对稳定市场物价，起了极重要的作用。④ 
　　江苏全省1963上半年高价商品的销售额为6777万元，比1962年同期减少6905万元，下降50.47%。⑤从1961年到1963年上半年，江苏省通过高价商品大约回笼资金共计38458万元，基本上消除了市场上货币流通量和可供商品量之间的巨大差额。 
　　通过国民经济调整，加上出售高价商品，江苏省财贸状况开始好转。 
　　（一）江苏省财政收支状况开始好转。1962年财政收入134276万元，支出59677万元，改变了1960年和1961年出现财政赤字的局面，而且1962年财政支出比原计划少支出4201.5万元。⑥ 
　　（二）市场供应好转。不少商品供求关系趋于平衡，排队抢购现象基本消失，凭票供应商品品种不断减少。1962年，江苏省城市纳入工资券的商品有27种，1963年6月只有9种。原来紧张的商品，敞开供应以后，并未受到冲击。⑦ 
　　（三）国家计划牌价和集市贸易价格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1962年第一季度，江苏省集市贸易价格总水平约高于国家计划牌价5.5倍，到1962年第四季度缩小为2.22倍，1963年6月份的集市贸易价格，又比1962年年底下降36%。1963年7月，江苏省集市商品的市价比1962年12月下降50%，比1962年同期下降57%，“有些地方的鱼、蛋、土产品等市价已经接近牌价或者与牌价持平。”群众说：“人民币更是值钱了”。⑧ 
　　（四）通货膨胀得到缓解。到1963年5月底止，江苏省市场货币流通量只有1.78亿元，比1957年5月底减少0.39亿元。市场货币流通量与商品库存量对比，1961年5月底是1比3.17，而1963年5月底的1比8.61。市场货币流通与社会商品零售额对比，1961年是1比3.84，而1963年同期是1比7.98。① 
　　江苏省在出售高价商品的过程中，坚持高价商品要适合群众的实际需要；高价商品数量要少，见效要快；城市农村双管齐下，哪里票子多就在哪里出售等原则，一旦市场供给好转，集市商品价格下降，就逐步让高价商品退出市场，以上措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总体来看，江苏省高价商品政策，是当时国民经济调整的一个重要部分，为江苏经济的好转做出很大的贡献。 
　　【作者简介】柳森，男，1974年生，河南省杞县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史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博士后，郑州轻工业学院思政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经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