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六月， 哪来的“造反派”呀

按决议顺嘴一说，责任就从“官办文革小组”转到了那时并不存在的造反派头上了， 八月之前， 尚无造反派， 所有革命行动，都是组织安排的， 不会不知道这个“组织”指的是谁吧--转载者

 

难捱的日子（上）

　　　　　　　　　　　　　　·邹逸麟·林丽成·

　　邹逸麟口述
　　林丽成撰稿

　　我这一生中，日子最难过的一段就是“文革”岁月了。当然，我说的难过是相对自己一生而言的，中国很多劳动人民家庭从来就是过的这种日子；而我，从小浸淫在锦衣玉食中，一旦手头拮据，那种捉襟见肘的日子就让人感觉恐慌、失落，那种被“饿”得惶惶之心，不是因为胃囊空空，而是安乐不再、前景茫茫的不知所措。

　　五十年代初期的“三反五反”运动，我家虽然变卖家产、辞退帮佣，家庭资产少了一亿多（旧币），但日常生活还能维持在小康水平。接下来到了公私合营时期，政府对星罗棋布在上海大街小巷的众多中小企业实施关停并转，爹爹的光大毛织厂和两爿金国百货店都被合并了，只有位于斜土路鲁班路的太平洋织造厂因具有一定规模而被保留下来，且一直生产运营到改革开放以后，是在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中才停产的。公私合营后，企业的基本模式都是由党派来的干部做一把手，原企业主做副手或资方代理人。爹爹也不例外，被安排做资方副厂长，每月工资从公私合营前的三百多元降到二百多元，此外还按个人在企业资产价值的固定利率拿定息。虽然爹爹的社会身份从企业主变为工薪阶层，但在五十年代后期的工薪人员中，爹爹的收入还属于高薪阶层，所以家里又找了佣人，与我姆妈一起操持家务。我在复旦上班所拿的几十元工资，只是用作我们小家庭的零用。

......

　　记得那是１９６６年６月某一天的晚饭时分，太平洋织造厂的工人造反队终于来了。他们开了一辆大卡车在我家门口停下，大声拍门。那时全家已有思想准备，惴惴不安等待着的时刻终于到了，我姆妈很镇定地去开了门。一下子冲进来十余个造反队员，为首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工人。他们进门后即将我父母叫到客堂间中间站着，大声训斥说：“邹星如（他们原来见了爹爹都是叫三先生的），你知道我们今天来干什么吗？我们是来破四旧的，你有什么四旧、金银财宝赶快拿出来。”爹爹立刻将早已准备好的一个大信封递上，里面装了银行存折、领取定息的单据以及现钞等，“值钱的东西全在里头了，没有什么金银财宝了，你们抄好了。”爹爹说。

　　造反队员们将整幢楼的电灯全部打开，灯火通明下冲上楼梯，首先冲进我父母的卧室翻箱倒柜，将值钱的皮袍子、大衣、西装、旗袍等卷了几个大包裹，还用一个箱子将爹爹收藏的一些古玩、字画等全部抄走装车。我爹爹蛮欢喜收藏古董的，家里有个玻璃橱，专门陈列他的各类摆设，记得有座约五十厘米高的象牙雕刻的观音佛，有一些象牙微刻，十几个鼻烟壶以及汉白玉、翡翠雕的各式杂件等，还有爹爹收的很多砚台，最值钱的大概是任伯年的画了，现在一幅该值几百万了吧，统统拿走了。

　　他们来时，正是吃晚饭的时候，我们当然没有心思吃饭，可三个孩子都饿了，于是我妻子就将厨房门关了，在厨房里给三个孩子煮面条。一个年轻的工人造反队员，看厨房门缝里透出灯光，一脚将门踢开，看见三个孩子正在吃面，碗里盛的是肉丝面，“还吃肉啊！还用象牙筷啊！”一把夺下我女儿手上的筷子拗断，还扯下两个女儿头上戴的头箍，啪！一折二，“还要啥个好看！”吓得三个小囡哇哇直哭，我妻子也簌簌发抖。那个工人造反队员还不罢休，打开厨房的柜子，见里面有一摞钢精锅子整齐地叠放着，最大的是煮粽子的，最小的是热牛奶的。“要这么多锅干什么，资产阶级。”然后将锅子摔在地上，用脚使劲踩扁。

　　上上下下地折腾了一晚上，天都快亮了，也许他们感到累了，就将父母卧室的房门封起来，说是明天再来。他们把客堂间的家具装上了卡车，还撬开客堂间里沿墙的所有踢脚板，检查里面是否藏着金银财宝什么的，结果什么也没找到，然后开动了卡车呼啸而去。

　　客堂间里空荡荡的，房间里、地板上，被翻得一塌胡涂。爹爹姆妈进不了二楼卧室，没法睡觉，我们只好将堆在客堂后间里的过去佣人睡的两张铁床拿出来搭在客堂间里，让二老有个睡觉的地方。坐的凳子也没了，只能将过去家里车夫晚上搭铺用的两条长板凳拿出来用。记得那辰光，爹爹伤心地低着头一声不吭，倒是我姆妈很镇静，安慰大家说：“勿要多想了，譬如当年东洋人打得来，阿拉从闸北逃出来的辰光，不是也什么没有吗！”第二天造反队又来了，将二楼我父母房间里的一套红木家具抄走了，还有箱子、沙发等统统搬走，并将二楼封了起来。三楼我的房间里抄走了一台有八个抽屉的红木写字台，那是我上初中后，爹爹为我定制的。那时的家具，做工极好，抽屉拉开后只需手指轻轻一点，就会呲溜滑回关上。这张书桌，多少年伴着我，趴着写作业、躺着看闲书，尤其是夏日，光滑的红木桌面低于体温，手执一卷仰卧其上，心定自然凉。造反派说，“这个好东西，肯定是剥削所得，搬走！”

　　记得１９６５年，我在国泰电影院到兰心剧场之间的茂名路上、锦江饭店对面一排专门卖高档进口货的一家店里帮妻子买了一双尖头皮鞋，市场上很少有的款式，价格不菲，妻很喜欢、还从没穿过，也被抄走了。那一刻，我妻子手上还戴着我姆妈给她的钻戒，造反派要她摘下，我妻子急中生智，对他们说这是从娘家带过来的，我的岳丈是高级职员，不是资产阶级，不属于革命对象，就没被抄掉。一台美国进口的胜家牌缝纫机，我妻子说是她的陪嫁，家里有三个小孩总要缝缝补补的，求他们留下，造反派中两个岁数比较大的，估计也已为人之父了，动了恻隐之心，同意留下了。

　　他们把值钱的、搬得动的都搬走了，搬不走的就贴上封条。幸好他们贴了封条，凡是贴了盖着造反队大印封条的东西，红卫兵就不可以再碰了。要是附近中学的红卫兵来抄家，能拿的就拿，拿不走的非砸坏了不可。幸好来抄家的是太平洋织造厂的造反派，他们抄走的东西是做清单的，爹爹创办的这家企业，抄家时还体现了井井有条的员工素质。

（未完待续）

□　原载《邹逸麟口述历史》，林丽成撰稿，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