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陈走在外面，不会被人认错他的职业。凭的是他头发、眉毛甚至睫毛上斑斑点点洒落的白霜，那是粉尘和白漆的效果。小陈是一名做家装的工人。在北京，像他这样在各种工地里忙乎的建筑工人少说也有数十万。走在大街上，难得有人停下来打量他们第二眼，所以常年携带着那些白霜倒没人觉得有碍观瞻。
从上一次包工给小陈装修房子，一晃过去了十多年。仍然记得装修期间每次踏进房屋，，又几乎被滚滚尘灰扑出来的场景。那是打磨腻子和切割磁砖所扬起的极为细小的颗粒，因为细小，所以总在空中漂浮，迟迟不肯尘埃落定。稍有惊动，那些已经安定的也会一起升腾喧闹起来。人在房间里多站一会儿，头上身上似乎被一层看不见的东西糊住毛孔，眼睛睁不开，鼻子也会发痒。再看眼前的工人从头到脚，裹着一层白粉，好像刚从面缸里爬出来。那些粘在脸上、身上的灰尘只需要掸一掸，洗一洗。而那些经过呼吸道进入肺里的目前还没有找到清洗方式。
于是经常劝说小陈，让他至少做一些类似戴口罩这样基本的保护措施。每次他只是不以为然地笑笑，估计心里觉得城里人娇贵，事多。我不愿拿尘矽肺这样的病例吓唬他，又无法让他真正意识到粉尘凶险，而或短或长的潜伏期更容易让人忽视它的直接危害。但愿是我杞人忧天，如果二三十年后这种隐形的疾病在这些托起都市繁华的人群体内逞凶，不知道会不会有人为他们的医疗费用买单。
后来的十多年断续和小陈保持着联系。他仍然经年累月地吃住在装修场所，只是不断地从一个场地转移到另一个。无论走到哪里，想来脱不开那样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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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邓的愿望是攒够钱回老家盖栋房子，等到年纪大了回去住。
小邓做钟点工，老公做装修，一起在北京打拼，孩子只好放在爷爷奶奶家。每年一到春节，两口子必定要心急火燎地往家赶。
几年前见到小邓的时候，她给我算了这样一笔账：她的收入每个月1500元，老公每个月2500元，除去600元房租，200-300元的生活费，春节回家花掉1000-2000元，给公婆每月生活费1000元，每年可以攒下2万元左右。在他们老家盖一栋二层小楼大概要十多万，再有四、五年他们应该可以攒下这笔钱。小邓没多少文化，所以没法升级换代去做收入更高的月嫂。听她不急不徐，井井有条地列出这笔帐，估计这些数字在她心里摆弄过许多遍。口袋里每增加的一元就变成了小楼的一块砖头，那楼渐渐在她心里打下地基，一点一点探出地面。小邓一定没有听说过通货膨胀这么学术的词，当然也意识不到这个词和她的梦想之间的关系。
去年回北京的时候又见到小邓，高兴地听到小邓两口子的收入已经增加到每个月6000元左右。问起小邓的小楼，她淡淡地回答，钱已经攒到十几万，但是老家现在盖一栋房需要二三十万了。我愣了片刻，转头去看她，并没有在她脸上找到特别的失望，也许她又开始盘算新的数字。只要他们还有体力，仍然会拼命挣钱、攒钱。我在心里默默地祈祷，希望支持他们走在路上的梦想不会彤塌。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想起有关小邓的一个插曲。有一次和小邓约好在外面见面，我告诉小邓在某处的麦当劳门口等我，小邓一片茫然地问：麦当劳是什么？对于这些整日行走在城市里的人，城市生活离他们却像“霓虹灯到月亮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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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年前陪伴家人出入医院，经常与医院里的护工打交道。小唐是其中的一位。
病人家属们常常在一起交流各种“情报”，当然也包括对护工的评价，小唐被归为偷奸耍滑类。我和小唐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但按照默契，在我付过每天九十元给管理他的公司以后，他应该一天二十四小时处于尽忠职守的状态。大约因为这一点，小唐不免心虚，多是趁我不在，瞅空出去四下溜达聊天。他大概不知道，人到哪里都会形成天然的同盟，他的一举一动借着那些和我并不相熟的病人家属传达过来。我起先不免愠怒，直到在心里拨弄了一下小算盘：
如果让我七天二十四小时呆在一个通风不畅，感觉病菌充斥的地方坚守岗位；如果让我的生活里没有任何休闲，任何亮点，只有病人的呻吟和千奇百怪的病况；如果让我只能在医生查房后才能在病床边搭个简易床休息；如果让我每个晚上都要保持对病人状况警觉；如果让我一肩担着家属责任和部分护士的责任。需要多少报酬，才能抵得上这些付出？
而小唐，在扣除了管理费之后，实际拿到手上的是每天60元。即使干满30天，他的月收入也只有1800元。并且，不享受劳动保护，医疗保险和退休保障。
算完这个帐，只要有可能我就会给小唐放一小会儿假。不是因为我大度，是我恍然意识到自己在无意之中占了很大的便宜。
这个社会里有很多人和我一样，低价享受了小陈，小邓，小唐们的劳动。但常常我们会因为已经付上报酬而心安理得，甚至把自己当作别人的衣食父母。可是我们很少想到，事实上这些报酬相当低廉，原本是在民工们急于寻求出路蜂拥进城的背景下决定的，是在民工们为了眼前的生活而放弃未来的保障的背景下决定的，是在民工们无论在知识、阅历和底气方面都明显不足的背景下决定的。是他们主动和被动的付出，支撑了接受者们舒适便利的生活。
记下这些，为表达我对他们迟到的感谢和真切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