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做过便衣警察

那是1983年的夏天，正值我大学毕业。全国公检法系统正开展加强社会治安管理，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罪犯的“严打”斗争。这场斗争是在中央和政府统一领导部署下，由省，市，地区，县各级党政组织执行，自上而下地层层深入贯彻落实，组织各级公检法机关和部门集中时间，集中力量，按照中央精神从重，从严，从速地进行一场全国性的“严打”严重，恶劣的各类刑事罪犯。如此声势浩大的引发各方关注，牵动全体民心的一场整顿社会治安的运动，需要大量的人力投入。而文革时期，砸烂公检法，机构撤销解散，人员调离改行，各级公安部门警力严重不足，靠现有的执法人员队伍难以打好这一仗。




中央要求各地积极配合公检法部门，在各个机关，企业和学校抽调干部，集中人力确保“严打”斗争的有效开展彻底实施。（我这里是不是象在做形势报告？哈哈！玩笑）因此我在的那个市也全面向全社会抽调了大批干部参加这场斗争，那时我刚刚毕业分配到机关工作，还没报到呢，学校就通知我先去市公安局报到，算是借调一个月的临时警员。和所有被抽调的其它临时公安一样，只是听了半天的形势宣传报告和接受了一通政治思想，组织纪律教育，就被分到基层派出所当了一名便衣警察。

 

派出所是公安系统机构建制中最底层，最小的编制，隶属于区公安分局，一个分局据地段管辖的范围大小来设立多少个派出所，一般有10 来个吧，一个派出所的人员编制大概就十几个。就这么个小机构，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它的职能和职权可不小。大到刑侦国际，国内重大犯罪案件，小到几千户人家的户籍管理和芝麻大的民事纠纷。别看到警匪片里什么国家安全部，省公安厅的刑警威风凛凛，身手不凡的，要是没有派出所小公安的最初发现和前期铺垫，没有居委会老太太的高度阶级警惕的跟踪举报，那些后来的James Bond玩什么酷啊。

 

在正式走上社会之前，能成为这样集体中的一员，和他们朝夕相处共同工作和战斗真是一次难得的社会实践和锻炼。怀着这样的心情，我走进了派出所的小平房。那天早上，在他们的早会上，所长和指导员热情地接待了我，并向那些警察介绍我跟说：“这是新来帮助我们工作的大学生“。看到他们每个人都是那么年轻精干，一身的警服庄严正气，我立刻觉得自己的渺小。虽然那时的警察还不是警校毕业出来的，大多数都是复员军人，包括所长和指导员也是专业军人，是他们自嘲的工农干部，可是初次相见，在他们面前我却没了底气，怎么也找不到那种文化修养上的优越感。

 

我的工作从跟着女户籍警老吴干起，因为是女警员，老吴负责户籍和内勤工作。那时的公安工作条件很差，所里根本没有警车，小警察执行任务，外出搜集材料，调查取证都是踩着自备的单车，冬天寒风凛冽，夏日骄阳似火，风里雨里的整天与魔鬼打交道，甚是辛苦。相对来说户籍警要轻松些，可以总坐在办公室处理文件，申办户口，转迁等文档管理工作，可是中国的户籍制度实际是政府强制性实行的城乡隔离，造成法定制度下的高度歧视和社会不公。

 

一个管理几千户人家的派出所，每天有各种各样的户口问题来这里解决办理，既要坚持原则，掌握好政策，又要有热情爱心，懂得百姓的疾苦，尽量在政策允许的条件下，解他人之难，给人以方便。和老吴学到了多种户籍的问题处理，拆迁分户的，外来暂住的，大学生毕业落户的，复转军人落户的，随军家属农转非的等等。每天一个小小的户口办理窗前，有各种闹剧悲剧上演，哭诉求情的，撒泼骂街的，咆哮动粗的，没有临危不惧的胆魄和岿然不动的气势是压不住阵的。也有新婚迁户，喜得贵子，夫妻团圆等喜庆祝福的喜剧场面出现，户籍室接待台上总是喜糖点心不断。就这么一个小本本，让我看到了户口，这一 “無形而又沉重的枷鎖，困住無數疲於奔命的人們”之严峻社会问题。

改革开放初期，治安形势严峻，杀人，抢劫，强奸，盗窃等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甚为嚣张，社会影响极坏的恶性事件接连发生。随着“严打”斗争的迅速深入展开，文革内乱多年积压一大批打砸抢分子、盗窃犯和流氓团伙案逐渐得到清理和侦办，这时我也被充实到“严打”斗争的第一线，直接参加案件的刑侦，审讯和办案工作。记得那时派出所小院里都有集体宿舍，因为基层警察实际上是7天24小时工作制的，这个警察之家是他们见缝插针的养精蓄锐的小窝。年轻的警察们只是在每天早会时穿上警服，让整个集体彰显一下军容风纪的气氛，给新的一天提提士气，之后就回宿舍换上便衣下片，下段公干去了。虽然我是编外，总是便衣，可是自此进了派出所，他们就把我当成他们的战友了。可我也只有在他们便衣的时候才觉得是他们其中一员，能和他们一起便衣出去办案，提审犯人，做审讯笔录，真是新鲜，刺激又过瘾，一直到那场斗争结束很久，还有人在街上指证我说：“那个女孩是便衣”。

那时毕竟刚出校门，单纯又柔弱，真正接触到具体案犯，面对那些凶残的罪犯时，心里是有些胆怯的，常常是罪犯的双眼直勾勾地盯着我，我却眼光游离不敢正视他们邪恶的目光。特别不愿意审流氓犯，当你要追究犯罪细节来给罪犯定性时，流氓是敢作敢为的，什么都能给你描述得有声有色，脏话中带着行话暗语，丑陋龌龊不堪。我们那时的女生可没现在的女孩这么开通见多识广，有经验，什么都不在乎。我那时连个“强奸“二字都羞于启齿，哪受得了这种污言秽语的摧残，一场审讯折磨下来弄的自己面红耳赤，身心煎熬。那些小警察就取笑我说：“你是在审犯人呢，还是犯人在审你？”。我还向他们抱怨说：“以后不要给我这种流氓案子，你们是在教唆我。难怪人们把警察称为职业流氓呢”。后来他们为了使我心智强盛，增加威慑力，让我穿上警服提审犯人，提取口供。一身警服就是一身威严，一种胆魄，一副铁骨和一份杀伤力。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渐渐地案子办得多了，也有经验了，整天不是跟魔鬼打交道，就是跟这些职业流氓警察分析案子，把自己弄得跟老江湖似的，一天天也茁壮成长起来，不再那么怯弱羞涩了。因为所里没有女警员，我接受了许多女犯案子，后来又调我到分局看守所去提审看押女犯人。

现在想起1983年的那次“严打”，确实搞过头了，冤枉了不少人。一些罪不至死的人死了，一些小纰漏也上纲上线重判了。当时提出的口号就是：可抓可不抓的，坚决抓；可判可不判的，坚决判；可杀可不杀的，坚决杀。记得9.4那天晚上，全市行动，各区地段执法人员，包括许多单位的安全保卫人员，工厂工人纠察队，街道治安，居委会治保的全体出动，连夜抓捕大量不法分子，5号清晨公园里，冷清的街道旁，机关单位僻静院墙根下满是被拷和绳绑的“小流氓”，这些人被扭送到公安局去，照成了各区看守所人满为患。许多人，许多行为至多算是思想开放大胆，意识超前，行为不捡或是小偷小摸，就被判了三年五年的。

记得在看守所提审一名女犯，案犯定罪是诈婚，就是和农民假结婚骗取钱财再逃婚那种。看押审讯时发现该女犯很文静清秀，在号子里也很守规矩，从不跟同监的女痞子胡闹。看她浑身上下遍体鳞伤，步履蹒跚的，才知道那是逮捕前被当地农民打的，审讯时她说，她还没有跟农民领结婚证呢，就被发现了，要不是被捕，差点儿被农民打死。就这样可能要判个三五年，她还要感激政府救了她一条命。  还有一个案子，正巧涉及到我的大学同学杨某，有一天他的一个小混子朋友到他家来玩，杨某因为有事留下小混子先走了，结果那小子就叫了一个女混混一起在杨某家干那事了，被邻居报了公安。这事本来根本不关杨某的事，可是在“严打”中，也被算作是“提供作案场所“被公安拘留。他那时来找过我，想了解情况，可那会儿我是有组织，有纪律的人了，不能对他说什么。结果学校把他发配到郊县的一个单位去了。还有偷了一辆自行车就当盗窃罪判两年的，男男女女厮混在一起就被定为流氓罪的，这些也都是有法可依，执法办案的。直到1997年，中国修订的《刑法》才废除了流氓罪。

在严打战役中，许多人犯事了，进去了都是仅仅属于道德品质，行为操守方面的过失就定了罪，在当时那个特定时期，特定形势下，确实出现了打击面过宽，小罪重判，甚至错杀错判的现象。跟今天这些巧取豪夺的贪官污吏，制造伪劣假冒产品的奸商比比，看看现在坑蒙拐骗，阴损毒辣，吃喝嫖赌盛行的世风，如今这些祸国殃民的混蛋真是赶上好年头了，而严打时那些冤屈只能白冤了，蹲大牢的也只能白蹲了，他们是小偷流氓，不是右派，哪有日后的摘帽，平反，翻案？此一时彼一时啊！想想当时的一些做法是很极端，竟然制定实施过严打指标，要求各级执法部门力争完成或超额完成严打指标。只当是生产犯人那，真能搞。“严打“分为几个战役，我只是参加了最紧张，战果最辉煌的第一战役，做了一回40多天的便衣警察，短暂而精彩，也为我的人生经历点染了一笔彩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