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档案，我娘家人的命运

在中国，每个人都是有组织，有单位或者是有户口管理归属的，它的有形存在就是每一个成年人都有一份个人档案，它是你的人生名片，也是你的个人历史的影子，一辈子与你形影不离。无论你是升学，就业，求职，提拔，升迁还是被辞退，除名，处分，贬职，直至犯法被拘捕，判刑，入狱，吃枪子都要有档案，它记录了你经历一生，荣辱一世。有时甚至比你活生生的人更有价值，更有说服力。

 

历史上和现实中，在我们升学求职时，不都是档案先行，人见不见放一放再说，档案要先调出来审核审核。不是说个人的历史都是有个人书写的吗？那么个人档案也就是你个人肖像素描，画上的污点也好，亮点也罢都注定了我们一生的命运，更可悲的是在中国文革前那几十年，档案中有些圈圈点点的你本人根本就不知道，你的组织，你的管理者给你档案里记上一笔，够你背一辈子的，让你永世不得翻身，你蒙冤受屈几十年还不知档案里究竟有什么“黑材料”，档案玩了你一生，你也只能认命“时运不济，命运多舛”。

考上大学时，无意中我在中学和大学交接学生档案时，看见了我的个人档案。本以为自己一个单纯的中学生，在学校里属于那种默默无闻，碌碌无为的人，既没什么荣誉奖励，也没什么不良记录，应该没什么档案内容，除了成绩单以外，唯一有看头的文字记录可能只有家庭出生和社会关系。

可就在这个“社会关系”一栏，我清清楚楚，真真切切看到了白纸黑字写着“外公，XXX，有两个兄弟现在台湾，一个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在国民党xxx处任xxx职，一个是国民党中统特务，在国民党xxx处任xxx职。”当时就觉得这种东西记录在我的档案里真是荒诞至极，一是我外公解放前是个老实本分，清贫穷苦的小业主，哪里来的国民党中统军统兄弟，二是即便硬送给外公这两个“统战 ”兄弟，放在我的档案里这是哪儿跟哪儿啊？

那天回家后就问我母亲这事，母亲一脸茫然地说：“你真看清楚了？”我说：“这又不是数字，也不是正常的内容，那几行字简直太清晰刺眼了，我不可能看错。”母亲苦笑着说：“我自己父亲的家人我自己都不清楚，而要由组织来确定我的亲戚关系和身份，我们还得问问你外公”。

那个周末，母亲约了我两个阿姨和两个舅舅来到外婆家，我把我档案里的“军统中统特务”兄弟说给外公听，母亲和姨舅们迷惑地望着外公急切地等他答案。外公仔细看了看我写的两个名字，长叹一声说：“这两人是我小时候玩皮时学着桃园三结义，结的拜把兄弟，他们怎么后来参加了国民党，成了特务，我就不知道了，几十年的老黄历了，怎么到了你的档案里了？害人啊！”

我小舅按耐不住好奇调侃道：“爸，真有这样的兄弟在台湾，我们可以联系联系，说不定还沾上海外关系，我就能申请出国了。”而我母亲，我两个阿姨和大舅此时都沉默不语，从我的档案的暴露，他们顷刻间明白了自己为什么总是摆脱不了命运的束缚，长期莫名其妙地走背运，受欺负受压制，不被器重。他们的档案里有两个“国民党特务“叔叔在台湾，就凭有这种的亲戚关系，在文革年代，象他们这样为人正直老实，小心谨慎，工作积极勤恳，吃苦耐劳的小人物，要想有什么仕途好运，美好前程或个人工作事业顺利是不可能的，稍有出言不慎或个性彰显就会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成为专政对象。也许是外公小业主的职业身份，培育和造就了我娘家人诚实善良，谨小慎微的品性，虽无大劫大难，但是这个”子无虚有的“台湾特务叔叔”给他们这样的小老百姓也带来了许多不幸与苦痛，让他们一生与一切荣誉奖励和好运无缘。

听我妈妈讲，我的大舅儿时天庭饱满，资质聪明，因属龙，排行老二，在外婆家的城南老房子的进院中，大家都叫他“二龙”，是出了名的机灵鬼，聪慧顽皮但不惹事生非。文革前高中毕业时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当时还在北京的中国科技大。可是等到所有录取工作都结束，所有考的不如他的同学都拿到录取通知书时，他还没接到中科大的通知书，到学校去问才知道政审不合格被下投到苏北的一个师专去了，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的厄运。毕业后分到苏北农村一个小学当数学老师，后来因为他能干，有真才实学又调到镇上的一个中学，一做就是20年。

大舅在苏北农村的前十几年，生活非常艰苦，那里没电没水，每次寒暑假回省城来就象走出地狱般，尽情享受城里的优越，尽管当时的城里也是计划经济，外婆家的生活条件也不富裕。每次回来外婆总是早早就安排好相亲见面，可是城里的姑娘一听他在那个穷地方就没下文了。家里人也不知想过多少办法，托过多少人力图把他调回来，哪怕是改行当工人都成，可是都没能够着说话管用的，大舅就一直在苏北扎根落户了，后来找了一个本地姑娘凑合了一生。改革开放后大舅被调到当地一个建筑工程学校任校长，一辈子都没受过任何嘉奖的大舅，还得到许多头衔和奖励，领导要发展他为党员，多次崔他写入党申请书。大舅总算入了党，有了点职权，负责学生分配，还有地方建筑业的拉拉扯扯供需关系，的日子才开始好起来，虽然只是一个小校长，在苏北那个执政缺乏民主文明，百姓缺乏觉悟智慧的地方，一个小芝麻官可以过的非常实惠滋润，他那时已经不想调回省城了。大舅最终还是为了孩子回了省城，在一个国营企业干宣传直到退休。试想假如他当年进了中国科技大，那完全是另一种人生，都是档案里那两个“特务叔叔”作的孽。

再说我母亲，沉静内敛，仁慈善良，在部队医院工作了10年。早年在军区疗养院工作，有很多机会接触到部队首长，母亲天性质朴率直，也不会来事，从来不会利用这个便利为自己晋升立功忽悠领导，反而在这个岗位上付出更多的心血，60年代来部队疗养院的首长大多是战争中留下枪伤和其它后遗症的或有战功的伤残军人，需要特殊照顾，护理要求很高，要值很多的夜班，那时我和弟弟才一两岁，母亲尽力克服家庭困难，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做好本职工作，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那时在部队工作入党也不是特别难的事，医院多次向上级申报母亲入党，都没能批下来，医院领导只是告诉母亲有家庭历史问题，可家庭不就是一个“小业主”出生吗？那时也有出生地主，富农的军人不也入党了吗？母亲到了转业时都没想得通为什么能当先进，而不能入党。这又是那两个“特务叔叔”使的坏，害的要强母亲因没能在部队入党而遗憾终生。

 

我的小阿姨也在一家医院里工作，每天路上要近两个小时的路程去医院上下班，工作认真努力，长年值夜班，多年来从未出过医疗差错，很快升任了护士长，可那仅仅是多担了分责任，没有给她带来任何实际利益。十几来一直想换一家离家近一点的医院，接受单位都找好了，可是她的医院就是扣着档案不放人。长期辛劳工作加上两个孩子还小，家庭生活的压力也很大，不到四十岁就患了癌症，而那时医院同意放人，放档案了，可还有哪家医院愿意接收一个癌患员工呢？那时已经改革开放了，共产党讲究统战了，我小阿姨病休在家，居然当选为政协委员，参加市政协会议，吃了几天政协会议大餐，这是我娘家人享受的最高荣誉和待遇。可笑的是我们都不明白小阿姨是怎么会当选为政协委员的，这又是档案里那两位“特务叔叔”的贵人相助。

那年我回国，听说我小舅（也在医院工作）也加入了九三学社，代表文教卫系统经常参加一些会议，活动，也可以发表一些和共产党不同声的言论。娘家人又多了一名民主党派，统战人士，不知有没有那两位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叔叔在台湾，那可是高级统战对象。承蒙他们的无形照应，让我的母亲，姨舅们这样的小百姓不用操控自己的命运，党和社会为他们安排了如此异彩非常的人生，老来时留下无尽的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