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 遗 弃 的 灵 魂

长篇小说被 遗 弃 的 灵 魂（本书故事情节纯属虚构） 陈善民 一个干瘪的躯体，裹着一个胆怯的灵魂，怎么能去迎接一个蓬勃的世界？！ —题记 1 猫儿山地处越城岭山脉的最南端。山没有明显的峰—到处几乎都处于同一高度，大约在海拔二千三百米上下延伸—由北往南。从远望去，那的确像躺着的一只大猫，身上长着墨绿色的毛，静卧在那里。只有她的头，微微的翘起，长时间地傲视着远方。走到头部趴着往下看，才知道她的下巴原来由巨石支撑着—这是山的极尽处，好像被天公用斧头劈过似的，垂直地插向谷底。 惟独离头顶约六十米处有一凹痕，确切地说，连凹痕也看不出来。因为两棵倒着长的树把它遮掩得严严实实。这两棵树，一棵杨梅，一棵樱桃，就像两名卫士，一动不动地驻守在那里。冯名家就住在猫儿山脚下的一个村里，离公社所在地很近。房子是独处的，大门就对着猫儿山那块被斧头劈过的石头。冯家是村里唯一的冯姓，也是村里唯一的最高成分—富农。一家七口人，奶奶，爸爸，妈妈，哥哥和两个妹妹。爷爷早就去世了。1966年冯名才五岁，哥哥七岁，两个妹妹一个三岁一个一岁。那时，凡是属于接受改造的四类分子都归公社民兵连管制和调配。爸爸冯有乡每天都在生产队里接受劳动改造，干的都是贫下中农不愿干的活。妈妈崔雨华则被民兵连派去给公社的粮管所洗麻袋，以顶队里的工。除此之外，爸妈每个月要到附近小学的操场上接受贫下中农批斗一次。哥哥冯柄只读了一年书就做了爸妈的助手，在家里照看弟妹，有时还干点家务活。由于成分关系，冯家几乎没有外人来往。实在有事要从冯家门前过路的人，也都是急匆匆地走过，生怕走慢了就会染上瘟疫似的。尽管冯家极为孤独，但他们也没有忘记寻找快乐。尤其是到了悬崖上的樱桃树开花的时节，那一家子就会端着饭碗坐在大门前，边吃着东西边欣赏着遥远的美丽。当然，没有人敢肯定那是樱桃花，因为距离太远无法分辨。公社的粮所靠近河边，离冯家约二百米。粮所里每年都有大量的麻袋，都是从外地调粮食进来时用来装粮的。这些麻袋经洗干净后，粮所又用它们装公粮往国家大粮库送。崔雨华的工作是每天上午八点钟和下午两点钟到粮所领麻袋，然后用粮所的手推车拉到河边去洗。每次洗完了，再用手推车把麻袋送回粮所，然后将它们晾晒在铁线绳上，管理员点完数就算完成任务。哥哥要在家照看小妹妹，同时还得做猪食，备午饭，冯名就常常带着大妹冯澜去河边看妈妈洗麻袋。说是洗麻袋，其实是将麻袋浸泡在水里，然后放到石头上用木棒捶打。打够以后，再把麻袋放回水里泡着。全部麻袋打完一遍后，就按先后顺序把它们捞出来拧干。用来垫打麻袋的石头很大，冯名总带着冯澜坐在妈妈的旁边，把水里的麻袋递给妈妈或把妈妈打好的麻袋放回水里。小冯名很聪明，懂得把打过的和没打过的分开放。他还懂得把打过的放在水流稍急的地方，这样麻袋很快就被漂洗干净。因为河水很浅，到处又有石头挡着，所以不用担心麻袋被水冲走。有个别麻袋破了洞，粮所就把它当垃圾处理了。凡遇这种情况，冯名就和妹妹把麻袋抬回家去，让妈妈拆了编草鞋。冯名妈妈那时才二十七岁，留着短发。虽然已有了四个小孩，可仍不乏姑娘的丰韵与秀丽。她原本是隔壁公社有名的美人，解放前读过几年私塾，解放后又读了高小，在当时来说可谓才貌双全。只因家庭出身也是富农，贫下中农的子弟不敢娶她，所以就嫁了个门当户对。粮所所长杨运是公社革委会主任的弟弟，二十九刚出头。他原先只是粮所的一名普通员工，还是通过哥哥的关系进来的。后来他带头造了老所长的反，自己坐上了所长交椅。虽说是小小的粮所，可他却掌管着公社四百多名干部的生死大权。那时的大米、面粉、挂面都是通过指标分配的，且有优劣之分。想要买点好的大米和面粉，就要先到杨所长那里办批条。挂面更是奇缺之物，只有和杨所长有私交的人才能享受。杨所长人不高，才一米六八，属当地戏称的半残废人。他不抽烟，每天晚上喜欢来碟炒黄豆配两杯米酒下肚。他有两个嗜好，一是喜欢用婴儿胎盘煲来吃，二是喜欢看点古文。虽说那时猪肉很少，但像他那样的人物，想弄点肉吃仍算小事一桩。可他偏对猪肉没兴趣。附近的村里人过年杀猪，请他去吃饭，他总设法推辞。可如果听说谁家生了小孩，不管公务多忙，他总是第一时间登门拜访。当地原本有一个习俗，小孩出生后通常是把胎盘挂到树上，并且认为人的胎盘是不能吃的，尤其不能给人吃，否则就是人吃人。但自从杨运当了所长以后，这个习俗就废除了，无论是远村还是近邻，大多村民都主动进贡。公社的卫生院偶尔也有婴儿出生，但这里的胎盘却轮不到杨运下手，因卫生院的大夫们个个深谙胎盘的妙用。再说，卫生院有卫生院的特权，谁想用公费医疗开点好药，那全看大夫的那支笔。所以杨运只好忍气吞声，把搜集胎盘的重点放到了农村。杨所长也是个有良心的人，他会根据胎盘的等级给予相应的回报。久而久之，大家都知道他的底价：第一胎 批四斤挂面第二胎 批两斤挂面 三胎以后 批一斤挂面 （注：买挂面钱自付）看来，杨所长很看重第一胎。为此，他曾拜访过许多中医，自己还写了本《胎盘补道》： …… 第一胎集少女之全气，集男人之刚烈，性盛而气足，气足则胎旺，是为大补也！胎增必性减，性减致气虚，气虚则胎衰，故值递减也！ …… 杨所长经常要出差，怕错过机会，就写好批条放在家里，把质量标准告诉家人，由家人代办。可这质量标准的掌握却有些让人伤脑筋。家里人不晓胎盘之道，偏偏有些远村人贪小便宜，尽管没有胆量拿猪肚当成小孩胎盘，却常常把四胎或七八胎的也说成是一胎，以为杨大人不可能为这点小事还来调查。一次， 杨所长从县里开会回来，一进家门就问老婆：“这几天有收获没有？” 杨夫人很有些得意地回答：“你去灶台上看看吧！” （那时没有冰箱，肉类的东西凡不是当天吃的，都先放到灶台上熏起来。）杨所长去厨房一看，屁股一拍：“我的妈呀！四大挂！”连忙又问：“都有些什么级的？” 杨夫人大声地答道：“全都是一级的！” 杨所长一边咽着口水一边取下灶台钩上的几挂胎盘，仔细地端详起来。突然，只见他脸一沉，嚎叫道：“上当啦！上当啦！蠢货！” 杨夫人知道不妙，连忙瘸着腿走进厨房，只见杨运翻指着胎盘喊道：“你看这个，肉皱皱的，一点弹性也没有，起码是五胎以后的！再看看这个，虽然肉还饱满，但血丝少，说明小孩出生时没受多少劳累，肯定是二胎！其余两个也是三胎四胎的！” 杨夫人虽有些委屈，却也佩服丈夫的学问。杨所长接着道：“我绝不允许他们这样来欺骗国家干部！”想起那被骗的十来斤挂面，牙齿咬得嘎嘎响。杨所长说到做到，当即就派人到几个大队调查。很快就有了结果：全公社这几天共有六个小孩出生。经过杨夫人到场辨认，认出了三人，他们也都认了账。可还有一人无法确认，原因是其余三个小孩的家人根本没有人拿过胎盘去换挂面。调查人员就去查看挂胎盘的树，结果让人大吃一惊：有两个小孩的胎盘仍挂在树上，只有和平大队和品村谢家小孩的胎盘不见了，连包裹的棕叶也不见了！显然，有人偷了谢家小孩的胎盘去换挂面！这时有人举报：本村的五保户谢和贵前两天煮过挂面吃。调查员赶到谢和贵家，果然搜出三斤挂面，他承认已经吃掉了一斤。调查人员向杨所长作了汇报。杨所长当即作出处罚决定：剩下的挂面没收，当事人带到粮所反省三天！谢和贵由于还犯有盗窃罪，反省期满后再交派出所处理。骗取挂面事件发生后，杨所长就改变了策略：他有事出差时，留给家人的都是一斤挂面的批条，待他回来鉴定后再补发不足的批条。从此，再也没有出现以次充好的欺干之事。经过一年多的胎盘补养，杨所长的脸色的确红润了许多。更让他自己感到欣慰的，是那过早的阳痿症似乎消失了，好像又回到了十八九岁的年代。胎盘的这一功能，就连他的《胎盘补道》也没有记载。他赶忙取出书来，在其后作了一节附记：胎盘取于阴，而源于阳，尤具壮阳修痿之功效也！女人心细，杨夫人这段时间也感觉到丈夫的这种变化。夫妻之间已经有两三年没有发生过交流了，近段时间杨运却多次提出这种要求。可偏偏自己患了子宫瘤，三个月前才到县医院做过切除，医生说以后再也不适合房事。全靠夫妻俩几年前就解决了继承人问题，否则杨运就绝子绝孙了。女人不能尽到做妻子的责任，杨夫人确实感到愧对丈夫。经过几天的思想斗争，杨夫人终于在杨运再次提出要求时羞羞地向丈夫提出了一个建议：要杨运去找那洗麻袋的富农婆，自己可以视而不见。杨运原本就不是守妻如一之人，二十来岁时就有过许多风流韵事，自己患的阳痿病无不与过度放纵有关。这几年杨运确实老实了些，给人以正人君子之感，不过只有他自己才知道是怎回事。老婆提出的建议，正中杨运下怀，两只眼睛眯成了一条线，脸上泛出了红晕并轻微地闪过些许淫笑。当然天黑灯灭之中杨夫人是不会觉察到杨运内心的这种变化的。杨运顾忌老婆，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是因为老婆的堂兄邵春林在县革委会当副主任，直接掌握着他哥和他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当初哥哥强迫他与曾患过小儿麻痹症的她结婚，也是考虑她堂兄的作用。得到了老婆的准许，杨运就可以放开手脚了。可他还有顾虑，那就是富农婆的成分。要知道，跟一个富农婆搞两性关系，那可是阶级立场问题，弄得不好就会功毁一旦。最后还是老婆的话说服了他：“富农成分更好。第一，她本人不敢对你怎么样，更不敢公开承认你跟她有不正当关系；第二，别人也不敢说闲话，否则就给他戴个‘跟坏分子勾结坑害领导’的帽子，要他自己跳到河里洗都洗不清！”对老婆的良苦用心，杨运真是感激不尽，从心底发誓决不辜负老婆的教导和期望。此后的一段时间，杨所长的心情特别好，从不唱歌的他却隔几分钟就哼出一句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中的唱词：“浑身是胆雄赳赳……”不过，人们听到的也唯此一句。杨所长开始了自己的捕鱼行动。他很擅长捕鱼，曾对人说：“捕鱼要么予以诱饵，要么逼其至绝路，别无它法。”他决定先选择前者。这天下午崔雨华晾完麻袋，正要起身回家，突然杨所长叫住了她：“崔雨华，到我办公室来一趟！”第一次听到所长叫她，崔雨华心里有些紧张，担心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杨所长的办公室在二楼。这是一栋独立的两层砖瓦楼，上下各三间房。以前这栋楼专做行政办公用，所长只占二楼的两间，另一间是粮所综合办公室。楼下三间则供会计、出纳、仓管员用。两个月前，杨所长对办公室重新作了调配。综合办公室搬到楼下，面粉仓库隔出一间作仓管员办公室，楼上的三间全归己有。对楼上三间房他重新做过设计和装修：最里一间作休息室，居中一间作办公室，靠外一间作接待室。三间房房房相通，所有窗户都装了窗帘。同时，在进入二楼前设了一道铁门，想进入的人必须先按门铃，然后等待里面的主人开启。若主人认为没必要关门时，铁门就会敞开在那里。综合办公室靠近楼梯，杨夫人是办公室主任。外来人要找杨所长，必须先经得杨夫人同意。另外，杨所长还新颁了一道命令：所有需经他签署的文件和批条都必须在下午四点以前办妥，过时不受。崔雨华跟着杨所长上了二楼，铁门自动地关上了。杨所长把崔雨华带进了自己办公室，倒了一杯开水递过去，又拿了自己的水杯同崔雨华坐在同一张沙发上。 “崔雨华，你是接受改造的人，知道吗？”杨所长想先给对方一个下马威。 “知道，请所长以后多批评指正。”崔雨华战战兢兢地回答。 “接受改造的人应该尊重领导，一切听从领导指挥！”杨所长把“一切听从领导指挥”说得很重。崔雨华当然不明白杨所长这“指挥”的含义，除了指挥她做事，还能指挥什么呢？ “我一定尊重您，听您的话。”崔雨华搓着双手。 “那就对了。”杨所长抓过崔雨华的一只手，“只要你听话，我一定不会亏待你。” 崔雨华想抽回自己的手，可杨所长握得很紧。崔雨华又怕惹得所长不高兴，就任凭他握着。 “雨华，其实我很喜欢你。”杨所长改了称呼，另一只手想去搂崔雨华的脖子。 “所长，万万使不得！万万使不得！您是革命干部，我是富农分子，这有损您的脸面的！”崔雨华也用另一只手抓住所长的另一只手。 “脸面？在这里谁敢损我的脸面！”杨所长收回手，站了起来。他知道，这种事不能急，刚才只不过想搞一下火力侦察而已。崔雨华此时才明白，杨所长不仅要指挥她做事，还有可能要指挥她脱裤子！但她更清楚，自己不是杨运的对手。 “所长，对不起，惹您生气了。”崔雨华略带愧疚地说道，像认罪，又像乞求。 “雨华，你以后每个星期的星期三、星期五下午四点钟到我办公室作思想汇报，除非我不在所里。” 崔雨华点了点头，像承诺，又像无奈。杨所长从柜子里拿出一个黑塑料袋，对崔雨华说：“这是两斤挂面，拿去吧。” 崔雨华怯怯地说：“所长，谢谢您，但我……不能……拿您的东西。” “领导叫你拿，你就不要拒绝！”杨所长脸一沉。崔雨华不敢再说什么，恍如抱着一个定时炸弹似的抱着那两斤挂面退出了杨所长的办公室。打这天以后，崔雨华言语更少了。她照样洗着麻袋，与以前有所不同的是星期三、星期五下午四点钟还得去杨所长那作思想汇报。说来也怪，连续的几个星期里崔雨华去了十几次，杨所长除了每次都给她倒杯开水，然后问一些与思想改造毫无关的事，并没有多余的动作。慢慢地，崔雨华没有了原先的紧张感和警惕性。当然，每次她走时还得拿两斤挂面。崔雨华每次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把挂面收好，以免家人看见。崔雨华家里人多，队里分的那点粮食根本不够吃。同时还因为富农成分的原因，尽管冯有乡和崔雨华干活是最多的，但得的工分是最少的。另外，冯有乡和崔雨华每个月都有四天是不计工分的，属接受劳动改造的义务工。那时队里的钱粮都是按工分分配，工分少，分得的钱粮也就少。又是一个歉收的年份。还没到过年，崔雨华家就揭不开锅了。到了过年那天，孩子们都嚷着做点好吃的，可家里除了一只下蛋的老母鸡和几个鸡蛋，什么都没有。崔雨华狠了狠心，拿出了三斤挂面和四个鸡蛋煮了。看着孩子们狼吞虎咽的样子，崔雨华笑了，没有想过自己将会遇到什么危险。只有丈夫问她，挂面是从哪里来的，她就说是给粮所洗麻袋，粮所看她表现好奖励给她的。过完年的第二个星期五中午，杨运特意要老婆煲了一个胎盘，又自斟了两杯米酒吃了，然后就回到了办公室。下午四点钟，崔雨华照例来向所长作思想汇报。杨所长像往常一样，递过一杯开水，又拿了自己的水杯，靠崔雨华坐下了。 “雨华，今天我心情特别好，咱们就以水当酒，干一杯吧！”杨所长提议道。崔雨华想，几个月来自己已欠了所长不少情，光挂面就拿了几十斤了。尤其是过年，家里全靠那些挂面才吃了顿年饭。她笑了笑，拿起水杯跟所长的水杯碰了一下就一饮而尽。杨所长也把水干了，肥胖的脸上堆砌起几圈阴阴的肉纹。然后他借故走开一会，要崔雨华在办公室等着。约过了二十来分钟，崔雨华感到头沉沉的。她侧过身来，把头靠在沙发背上。过了一会，杨所长回到办公室。 “雨华！”“雨华！”他连叫两声，没有响应。杨所长知道药已经完全起作用，就大胆地走过去把崔雨华抱到休息室的床上。杨夫人见崔雨华很久没有下楼，知道丈夫已经得手，就跑到冯家报了个信，说今晚粮所有重要任务需加班，家里人不要等。崔雨华醒来时，已是第二天早上六点多了，此时天已有些微亮。她觉得这里不像自己家的房子，床也不像自己家的床。再看看身边一丝不挂的男人，那哪是冯有乡！她仔细地回忆昨天的事情，终于完全清醒了。她把所长的手从身上移开，又找来自己的衣裤穿上，坐在床边哽咽着。杨所长也醒了。他穿上衣服坐到崔雨华身边，一只手搭在崔雨华肩上。 “雨华，你现在已经是我的人了，就认了吧。” 崔雨华站起身，理了理头发，擦了擦流出的眼泪，一声不吭地走出了休息室。杨所长原本不想使用安眠药，但通过第一次火力侦察，知道崔雨华决不是温顺的羔羊。他同时看到，每次给她倒的开水，她都没喝，说明她怀有戒心。于是他调整了自己的策略，决定先丧其志，再抽其筋。功夫不负有心人，杨所长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崔雨华并没有什么变化。除了洗麻袋，她照常按规定时间到所长那里作思想汇报。不过，她再也不喝所长倒的开水，再也不接受所长给的挂面，更不用说跟所长上床睡觉，无论所长的脸色是多么难看。据杨所长的经验，女人只要有了第一次，就不愁第二次、第三次……可崔雨华却不同，第一次似乎变成了最后一次。难道几十斤挂面上一次床就算结清账了？谁都知道挂面值钱，女人不值钱。还有一点不能让杨所长甘心的，就是崔雨华的确很美。他仔细察看过崔雨华的身子，玉白的肌肤，流畅的线条，比老婆要强一百倍、一千倍。倘若不是富农和农民，那一定是绝色佳人。杨所长认识到，对这种女人，必须施绝招。一个星期六下午，粮所的职工除了管麻袋的仓管员外都过周末去了，杨所长找来了公社民兵连连长贺光远。两人在办公室里谈了四个多小时，直到一起吃了晚饭才分手。过了几天，冯有乡被派去公社的水利工地。去修水利的人都是吃住在工地上，每人每个月可请一天假回家拿粮食，一般是头天下午回去第二上午返回工地。冯有乡去工地后一个月，照例也请了一天假。可就在冯有乡请假回家的那天晚上，工地上传出丢了修水利的炸药。指挥部叫民兵连派驻工地的人立即开始搜查，折腾到半夜也没有结果，因此指挥部决定第二天继续搜查，民兵连长贺光远也赶到了工地协助破案。第二天下午三点多钟，有民兵报告，说在冯有乡的床垫下找到了炸药。指挥部的人立即查看了现场，又把冯有乡叫来询问。冯有乡看到自己床垫下的炸药，矢口否认是自己干的。可有人指证冯有乡在回家的那天上午曾去库房取过炸药，肯定是趁机偷的。人证物证俱在，指挥部负责人认为可以定案。当晚，工地举行批斗大会，首先由冯有乡作交代，然后大家进行批斗。 冯有乡没有办法，他知道不作交代是过不了这一关的。于是他在批斗会上承认，自己由于资产阶级思想作怪，偷了工地的炸药，想拿回家到河里炸鱼。民兵连长贺光远登台揭发，冯有乡偷炸药根本就不是为了炸鱼，而是为了炸人。因为冯有乡一直对社会主义不满，对无产阶级专政不满，对革命干部不满。会场立刻紧张起来，有人振臂呼出了口号：“打倒反革命分子！”“打倒地富反坏右！”“无产阶级专政万岁！”问题变得十分严重，指挥部把情况向公社革委会作了汇报。公社革委会与上级通过电话后，决定将冯有乡押送县公安局审查。崔雨华听到此事后，知道肯定是有人栽赃。她跟丈夫生活了近十年了，知道丈夫的为人。丈夫平时连队里的一根草都不敢动，别说偷炸药了。她决心为丈夫讨回公道。 几天后的清晨，她早早地就来到公社办公楼门口，等了半个钟头，才等到上班时间。她来到办公室，说要找领导。办公室主任问她：有什么事？要找哪位领导？她就把自己丈夫的事说了一遍，并说要找最大的领导。她不知道公社里谁的官最大，也不知道公社里究竟有些什么官衔。办公室主任了解情况后，打了个电话，然后对崔雨华说：“你到二楼的205室找杨主任吧。” 杨主任就是杨运的哥哥杨雄，是公社的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当时应属公社里最大的领导。但杨雄喜欢别人叫他主任，因为那是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可以革任何人的命。杨主任一听是崔雨华，心里已经有了数。他曾听到过一些风声，还找过弟弟杨运了解过情况。今天他倒想看看崔雨华是何等人也，有什么魅力让弟弟神魂颠倒。崔雨华敲了门，进了杨主任办公室。杨主任的办公室有两间，里间做办公用，外间做接待用。杨主任听到敲门声走了出来，示意崔雨华坐下，两只眼睛早就把崔雨华从上到下扫了一遍：平肩的短发，方格粗布淡红色上衣，深蓝色裤子，一切都是那样匀称匹配。杨主任在心里嘀咕：这等美人怎么会是富农呢！是不是土地改革时把成分定错了？否则……他胡思乱想着，竟忘了与对方说话。 “杨主任，您要给咱讲句公道话，我丈夫是冤枉的！”还是崔雨华先开了腔。 “哦，哦，一定，一定。我们的原则是，既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杨主任心不在焉地回答，眼睛仍然盯着对方的胸脯。过了好一会，杨主任才接着说：“不过，如果调查属实，那他就是反革命罪，轻则十几年，重则死刑！” 崔雨华一听，扑通一声跪到了地上，连连地磕着头：“领导开恩！领导开恩！没有丈夫，我一个女人家怎么养活六口人啊！” “这事既然已经报到了上头，要完全免除罪行是不可能的。但是……”杨主任故意停顿了一下，眼睛瞟了瞟跪着的崔雨华，“如果你表现好的话，你丈夫少坐几年牢还是有可能的！” 崔雨华一听有道，连忙又磕头道：“领导开恩！领导开恩！只要能救丈夫，要我做牛做马我都愿意！” 片刻的沉默。杨主任显然在思考着怎样去帮助跪在地上的女人。 “那好吧，如果你真想帮你丈夫，你就今天晚上吃了饭以后到粮所的杨所长办公室等着我。”话说得很慢，像男人第一次追女人那般“害羞 ”。说完后，杨主任就进了里屋。崔雨华下了楼，蹒跚地往家走着。她知道官与官都是相通的，因而没去追索杨主任和杨所长之间是什么关系。只是要她晚上去杨所长办公室，难道……她不敢往下想，为了救丈夫，她豁出去了！杨主任回到里屋后，就给弟弟杨运打了个电话，把崔雨华找他的事说了，并说晚上要借用一下所长休息室。杨运原本只想逼一下崔雨华，让她心甘情愿地任自己享用，没想到这女人却直接找了兄长，眼睁睁地看着锅里的肉让兄长铲去一半，顿时感到心脏有些绞痛。可杨运是个聪明人，他懂得天下的女人多的是，但兄弟之情是不可再生的，更何况今后自己还得靠兄长庇护和栽培。晚上七点半，崔雨华来到杨所长办公室，见杨主任和杨所长已坐在沙发上。 “崔雨华，你如果真想帮你丈夫，那就要好好伺候我跟杨所长。”杨雄重复白天说过的话，只不过比白天说的更露骨一点。接着，他向杨运使了个眼色，杨运退出了办公室。崔雨华此时已非常明白，杨主任是要自己拿肉体作交换。她长嘘了一口气，倒佩服起杨主任的胆量来—他不像所长大人，先用药把自己药倒了才上床。尽管怒火在心底熊熊燃烧，尽管她想跟对方同归于尽，可当她一想起丈夫，想起孩子，还有那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她退让了。她突然记起出嫁前自己母亲说过的一句话：女人貌美就是祸。她真想毁容，可为时已太晚了。大约过了两个月，县里的判决下来了。冯有乡因思想反动，不服改造，企图报复革命干部而判入狱六年。送达判决书的那天晚上，杨雄又把崔雨华叫到杨运的办公室，对她说：“由于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对你丈夫的判决才这样轻。但你必须明白，刑期是可以随时增加的！” 不用杨主任提醒崔雨华心里也清楚，在他们玩腻自己之前，丈夫是不可能出狱的。不过这时的崔雨华也萌发了新的想法：与其这样被动让人糟蹋，还不如主动出击。她知道无法挽救自己，但必须挽救家人。于是，她当着杨主任和杨所长的面理直气壮地提出了几条要求：第一，每个月要求粮所补助二十斤大米、十斤挂面；第二，丈夫在监狱里不能受到虐待；第三，小孩必须和贫下中农子弟一样有书读；第四，要求在粮所找个临时工作。如果要求达不到，她将以死相搏。这几个要求在崔雨华看来似乎很难，但在杨主任和杨所长看来真可谓是鸡毛蒜皮。他们不仅不希望崔雨华死，而且还倒希望崔雨华长得更加漂亮更加健壮，不要过早凋零。只不过没想到面前的女人竟如此狗胆包天，毫无怯色，与两个月前那个细声细气的人相比简直就像是两个人。崔雨华的要求很快得到了同意。第二天，崔雨华作为临时工被招进了粮所，工作是负责麻袋进出登记。杨主任又把在另一个村接受改造的右派老头丘国内调来洗麻袋。由于粮所没办法解决住房，就叫丘国内住进了崔雨华家。崔雨华现在每个月能领到二十元钱，加上粮所给的补助，一家人的生活比起那些很革命的贫下中农来要好很多。有些贫雇农看到崔雨华家吃挂面就跑到公社去告状，说富农分子怎么比贫雇农吃得还好？杨主任当场就把这些贫雇农训了一通：“谁规定的富农不能比贫雇农吃得好？崔雨华家吃挂面是因为崔雨华工作表现好，有特长！” 杨主任跟杨所长也作了分工，两人约定：崔雨华星期三向主任汇报，星期五向所长汇报。因此，崔雨华一个星期有两天晚上要在粮所加班。不过，崔雨华已是粮所临时工，加班是顺理成章之事，没人敢说闲话，更何况粮所的人大多是杨运的亲信。除了伺候两位杨大人，崔雨华有时还得搞点额外接待，所接待的人都是二杨的顶头上司。一次，杨夫人的堂兄邵春林到公社来视察工作，二杨特意给他安排了一次特殊“视察”，崔雨华则成了“视察”对象。不过兄弟俩没想到的是，邵春林尝到了第一次视察的甜头后，以后便成了粮所的常客。 1969年6月，崔雨华知道自己已有了四个月的身孕。经过长时间接触，她已明白杨主任和杨所长是兄弟俩。她不知道肚里的孩子是谁的，但肯定是那位首长（崔雨华并不知道邵春林的名字，首长则是从二杨那里听来的）和他们兄弟俩三者其中之一的。她把怀孕的事告诉了主任和所长。论当时的形势，除了批斗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打胎就是最好的新闻。杨雄、杨运兄弟自然明白“人言可畏”，于是他们决定不管是谁的小孩，都不能让崔雨华去打胎。他们最后商定，让崔雨华回娘家生，小孩由娘家抚养。因为崔雨华娘家在另一个公社，没人去探讨她是怎么怀孕的。他们给了崔雨华七个月的假，对外就说到县城学习去了。崔雨华交代了一下工作，又把家委托给丘国内看管。临走前，杨所长又跑来交代一件事，要她记得生完小孩后一定把胎盘给他带回来。几个月后，崔雨华又回到粮所上班，当然也没忘记给杨所长带礼物。再说丘国内，他本是上海一所名牌大学数学系的教授，近五十岁，患有心脏病。据说他被打成右派是因为一首打油诗。下放到地方的右派分子与地富分子相同的是都必须接受劳动改造和民兵的监督，不同的是地富分子靠劳动获得报酬，而外地下放来的右派分子的报酬是由财政拨给，但远远低于其原先标准。丘国内被打成右派时，给他定的标准是每月四级大米三十斤，生活费十五元。丘国内住进崔雨华家后，两家共的一个火炉做饭。开始时，丘国内总是等崔雨华一家吃完饭后才做饭，做好了再拿回房间吃。后来在崔雨华再三要求下才同意让冯柄给做饭菜。崔雨华之所以这样做，是她看出丘国内有和自己一样的不幸。虽说丘国内是来接受劳动改造的，可崔雨华怎么也不让他在自己家里也接受劳动改造。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崔雨华更知道丘国内是个非常有学问的人。她希望孩子们能跟丘国内学知识，早日长大成材。崔雨华尊敬老人，把丘国内当作自己的父亲一样，要孩子们叫丘爷爷。一次丘国内得了重病，由于他是右派，公社卫生院把他当成了麻风病人，说没有条件接待。崔雨华跑了三十几里地，到自己老家找了一位老中医开了药，丘国内才得以脱险。丘国内患病时不能自理，屎尿都是在床上。崔雨华就叫老大冯柄寸步不离地守候着老人。丘国内身体虚弱，不适于长时间浸泡在水里，崔雨华就叫冯柄每天先去帮爷爷洗麻袋，洗完麻袋才回家做家务。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崔雨华多次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保护了丘国内。记得在一个寒风刺骨的夜晚，天空中飘舞着雪花，丘国内患重感冒躺在床上，连晚饭都没吃，突然民兵连来人通知，要丘国内晚上八点钟到小学的操场上接受批斗。崔雨华听到后立即找到杨主任，使丘国内得以躲过这场灾难。民兵连和红卫兵几次想揪斗丘国内都未能成功，知道有人护着，以后也就不再把他列为批斗对象。为了报答崔雨华，丘国内决定把自己的平生所学传授给冯氏兄妹。他来接受改造时曾带了一箱书，其中有自己念的中学和大学课本。几次民兵要没收他的书，他就骗他们，说这是上面规定他在改造期间必须读完的马列著作，还要写心得体会，千万没收不得。那些民兵翻开几本看了看，除了认识几个字，根本搞不懂上面写的是什么，末尾说了声“马列著作真难懂”就扬长而去。丘国内根据冯氏兄妹各自的年龄，编写了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等教材，其程度达到或超过了文革前同等学龄课本。同时，他又拿出自己中学时读的历史地理课本让孩子们看，并且规定每周星期六、星期日上一次历史地理集体课，几个孩子一起听。崔雨华曾向杨主任和杨所长提出的条件之一，就是小孩要有书读。冯柄已废了学业，加上冯有乡坐牢去了，他就更不可能读书了。但崔雨华设法让冯名、冯澜和冯音都上了学校。崔雨华朴素地认为只要上了学就能学到东西，就会成为人才,也许有朝一日能出人头地。其实那时读书和不读书差别不是太大，最多是读书的人多认得几个字而已。冯氏四兄妹接受能力很强，加上学习刻苦，进步都很快。冯柄虽然没能进学校，但他每天都跟在丘爷爷身边，学的就更多更快。有时洗麻袋洗累了，中途休息一会，丘国内就拿红石子在石板上给冯柄讲起了数学课。有人发现他们常在石头上写写画画，以为是在写反动标语，就向民兵连作了报告。民兵连即刻叫了派出所的人一起去察看，他们瞅了半天也搞不懂那些微积分符号是什么东西，就回去向领导汇了报，说石头上画的都是蚯蚓，老头可能有点精神病。也许冯柄天生就是读书的料，他只用了四年时间就学完了中小学课程和大学数学系的基础课程—数学分析、高等代数和解析几何。见到自己的弟子获得如此骄人的业绩，丘国内自到农村接受改造以来第一次开心地笑了。他忘记了自己是一名右派分子，却庆幸自己有机会来农村接受劳动改造，更庆幸自己写了那首打油诗。否则，一位数学天才可能就会永远被埋在这山沟里。“戎马一生又如何，满腹经纶当草箩。天生我才必有用，街头卖报赚钱多。”他竟在光天化日之下高声哼起那首打油诗来。冯名也很喜欢数学，读五年级时就跟丘爷爷学了中学几何。他常常把几何题带到学校去做。一次被政治课老师看见了，被点名批评。老师说他不务正业，有课不听，成天在下面画图玩。不过，冯名对历史地理更感兴趣，《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中国地理》、《世界地理》早就看得滚瓜烂熟。崔雨华只是每天看到孩子们跟丘爷爷写来写去的，除了语文和冯澜、冯音学的加减乘除还能听懂一些外，其余的一概不明白。她从来也没想过，自己对丘国内的滴水之恩会给冯家带来永泉相报。有一件事一直让崔雨华感到愧疚的，是几年了都没去看过丈夫冯有乡。虽说丈夫每次来信都说很好，叫她不要惦念，可不去看一看，心里总不塌实。冯有乡在临桂监狱服刑，从家要坐两天的车才能到。那时从林水到县城，从县城到桂林都是每天一个班次，车票十分紧张，所以加上在县城等车的时间，来回就要一个星期。崔雨华去看望丈夫，不仅要得到杨主任和杨所长的批准，还要得到民兵连的同意。当然，如果过了杨主任那关，其余的也就不成问题了。可崔雨华几次向杨主任提起此事，杨主任总说冯有乡是反革命犯，家属是不让探望的。崔雨华思夫心切，常常吃晚饭时独自抱了饭碗走出屋去，对着星星或对着乌云，又像对着冯有乡，默默地叨念道：有乡您怎样了呢？您会回来吗？直到1973年4月的一天，公社突然接到一封电报，内容是通知崔雨华火速赶到临桂监狱。难道冯有乡可以出狱了？还是……崔雨华来不及想那么多，拿了点钱和几件衣服就上了汽车。想到很快就会见到丈夫，崔雨华心里像打了五味瓶。作为妻子，她恨不得立即站在丈夫身边；而作为别人的泄欲工具，她却无颜以对。崔雨华到监狱办公室报了到，并递上公社的介绍信。看管人员把她带到戒备森严的监狱医疗所。过了两道有人站岗的铁门，来到写有“304”的房前，房门口仍有人站着岗。看管人员要她在门口等着，自己进屋看了看，然后叫崔雨华进去。一位医生模样的人听了听床上病人的心脏，然后稍侧了一下身，对崔雨华说：“你丈夫已到了肝病晚期，最多能过今天晚上。”医生说完，就和看管人员走出了房间。崔雨华连连叫了几声：“有乡！有乡！我是雨华！我是雨华！我看你来了！” 没有一点响应。她扑到冯有乡身上，失声痛哭起来，两手使劲地摇晃着冯有乡那已有些僵硬的身子。这时，站岗的人喊了起来：“这里不允许大声哭叫！”崔雨华止住哭声，改为低沉的抽噎。大约晚上十点钟，冯有乡睁了睁眼，看了看崔雨华，吃力地用手指了指所穿衣服的内侧，就永远停止了呼吸。崔雨华吻了吻冯有乡的觜唇，给丈夫换了一件从家里带的干净衣服，然后就默坐在床边，当作为丈夫守灵。第二天凌晨五点，来了两个戴着口罩的军人，用床单把冯有乡的尸体裹了裹，抬走了。站岗的人又把崔雨华带回到监狱办公室。有人拿出一张表，指着一个地方叫崔雨华签字，然后又要崔雨华交十元钱。待崔雨华签完字交完钱，那人拿出一个包裹交给崔雨华道：“这是你丈夫的遗物。你可以走了。” 崔雨华走出监狱大门，回头望了望仍被夜幕笼罩的监狱大院，鞠了三鞠躬，算是告别了丈夫的英魂。回到家，崔雨华觉得整个人都要崩溃似的，跟丘国内打了个招呼，就进了自己的房间放声大哭起来。这是自己的家，自己的屋，没有人站岗，几天来压在心底的悲伤与痛苦，毫无顾忌地奔泻而出。几年来，她都为一个梦活着。为实现这个梦，她牺牲了自己。可现在，梦却破碎了—丈夫始终没能活着回来。冯有乡的母亲闻知儿子死去，整天以泪洗面，过了二十几天也去世了。不到一个月，走了两位亲人，崔雨华欲哭无泪。看到崔雨华憔悴的面容，丘国内决心帮助她拯救这个家庭。他走到崔雨华身边，一字一句地说：“雨华，我们不仅要为死人活着，更要为活人活着。”很多年来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劝慰自己，崔雨华好感激地抬起头望着老人。“我敢肯定，你那几个小孩将来一定会有出息。所以你一定要振作精神，让孩子们从你身上得到生活的勇气！”丘国内继续说道，眼睛充满了期待。崔雨华咬咬牙，坚定地点了点头。 1974年10月，杨雄调到了县里接替了邵春林的位置，杨所长则调到县粮食局当局长。所长夫人的堂兄邵春林已坐上了地委副书记兼革委会常务副主任的交椅。民兵连长贺光远几个月前被突击提干，现在接替杨雄当上了林水公社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民兵连长的职务照样兼着。公社粮所所长由杨夫人接任。杨雄和杨运去县里上任之前，找崔雨华作了一次长谈。 “希望你保守我们之间的秘密。”杨雄先说。崔雨华没有吭声。 “如果你敢对外透露半个字，你知道会有什么结果！”杨运添了一句。崔雨华点了一下头又像是磕了一下头。 “只要你遵守诺言，你可以继续在粮所工作。”杨雄停了片刻，又说道：“当然，我们要是来这里出差，你还得像从前那样接待我们！” 会谈结束后，杨雄兄弟俩要求崔雨华陪他们一起住一个晚上。杨雄、杨运使出了浑身解数，把个崔雨华折磨得死去活来。此番情景很让人想起国民党撤退前对大陆作的一次毁灭性摧残。崔雨华突然看到了丈夫，他说他厌倦了人间生活，想去另外一个世界。说完，他纵身一跳，变成了一朵白云，向空中飘去。崔雨华惊叫一声，从恶梦中醒过，额头上冒着汗珠。再睁开眼睛，看到一缕阳光从窗帘的交缝处漏了进来。她如释重负似的在三间空空荡荡的屋里来回跑动，仿佛自己就是这里的主人。此时已是九点多钟，粮所的人都在上班。突然大家看到一位披头散发的女人在院子跑来跑去，只见她逢人便说：“狼就是狗，狗就是狼；狼变好了就是狗，狗变坏了就是狼。” “崔雨华疯了！崔雨华疯了！”大家死劲呼号着，奔走相告着…… 过了大约两个小时，有两位民兵带了枪，挟持崔雨华回了家。是什么摧毁了崔雨华的意志？又是什么使崔雨华忘却了自己曾许过的诺言？丘国内一边晾着麻袋一边在寻思。忽然一个约六岁左右的小男孩跑了过来，问道：“老爷爷，我妈说有一个好消息，一个比打胎还好听的好消息，您知道吗？” 丘国内吃惊地摇了摇头，仰天长叹了一声。 2新所长杨夫人原本也是女人，可此时她更像残废人。她没有忘记，正是自己的床头进言摧毁了崔雨华的一生。杨运这次进了县城当了局长却没带夫人走，完全是基于两点考虑：一是自己当了局长，身边老跟着个残废女人有失脸面；二是公社粮所还没有合适人选。提升老婆作了所长，乃是一举两得。老婆升了官自然高兴，其堂兄的那条线绑得就更结实，同时这样做本身也是为了报答邵春林对自己哥俩的恩情。杨夫人第一天上任，心情自然像少女首次破身时的那种愉悦。她瘸着腿一步一跪地上了二楼—她已经有好几年没有上过这层楼了，像参观博物馆似的东摸摸西瞧瞧，生怕漏了一丝痕迹。当走进所长休息室时，看到那张一米五宽的大床，杨夫人蹲下身子，用指头把那些似毛发般的东西拈进自己特备的笔记本里，犹如一位生物学家在采集动物标本。她掀开被子，想收集更多有价值的物证，猛然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一团起码有大碗口那么大的血污还没来得及干，在微光的照耀下如死人未闭上的眼睛，放着愤怒的光芒。杨夫人失魂落魄，慌慌张张地跑出门外大声呼喊起来：“不好啦！不好啦！出了人命案啦！”凭她的推想，这么多的血，不是杀了猪，就是杀了人。粮所的人蜂拥而上，更有人立即打了电话给了公社和派出所。约莫二十多分钟，公社贺书记和派出所谢所长一起十几个人赶到现场，一见是原杨所长的休息室，不敢妄动。贺书记忙给杨局长打了个电话，询问是怎回事。杨局长一听是老婆惹的祸，即刻暴跳如雷：“你就说是我昨天晚上喝多了酒导致胃出血，吐的！”又要贺书记叫了老婆听电话。“你这个蠢猪！你就不知道这是崔雨华的血？！亏得你自己是个女人，好像从未出过血似的！”杨运真像屠桌上的猪一样嚎叫着。杨夫人还没来得及解释，对方已搁了电话。被丈夫骂了一通，她清醒了许多。她恨自己也不动动脑子，怎么就不想想这是丈夫跟崔雨华留下的。她也明白要不了多久，此事就会家喻户晓。要不是上下有人压着，后果真不堪设想！不过她心里也纳闷，崔雨华又不是处女，都生了四五胎了，竟然还有大红喜？她根本想不到这是杨雄、杨运兄弟一起干的好事！自那天以后，杨夫人每天晚上一闭上眼睛就梦见床上那堆污血，梦见血中的那双眼睛。她好几次从梦中惊醒，害怕得不敢闭灯。她总觉得那楼上死了人，叫了个小工把被褥洗了，然后就把二楼当作博物馆上了锁。公社上下的人这几天都放下了手里的活，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议论着公社历史以来的头遭特大新闻。尤其是女人，都怀春般地嬉笑着。“照我看，准是杨所长干了那种事！要不然崔雨华在粮所上班好好的，怎么会疯？”一个女人道。“听我说，说不定是杨所长把人家的肚子搞大了，怕别人说闲话又不敢到医院打胎，就私自用手拽出来了，所以才弄得大出血！”另一位个头较矮的女人颇有些把握道。“对！对！”大家附和着，觉得矮女人的话最符合逻辑。杨夫人听了，心里像刀绞一般，恨不得钻到地洞里去。好几天，她都不敢上街。突然，杨夫人怪罪起崔雨华来。要不是这个女人，自己就不会挨丈夫的骂，也不会遭遇此种窘境。因此她暗暗发誓，要给那个疯女人施以打击。她找了贺光远，两人商量要民兵连揪着崔雨华游行示众。第二天早上九点半钟，门市部都已开门，来赶集的人熙熙攘攘地占了整条街道。忽然一阵锣声打断了人们的喧闹。人们驻足观望，只见几个民兵押着一个满头散发的女人走过来。其中一个民兵拿着喇叭高声喊道：“快看呀！这就是不要脸的疯女人崔雨华！”大家这才看到女人胸前挂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崔雨华”三个字，三个字的上面又打了把红叉。杨夫人挤在人群当中，想亲眼看看疯女人被人们羞辱的场面。“崔雨华？就是那个被杨所长霸占的崔雨华？”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大声问道。“你怎么知道是杨所长霸占了她？”另一个声音问道。“你真是孤陋寡闻！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崔雨华吃的挂面全是那姓杨的给的！”人群中顿时发出一阵“嘘嘘”声。“哎，也怪可怜的！听说那姓杨的不是个东西，搞得人家打了胎又把人家甩了！”声音越来越刺耳。可以肯定地说，那些吃了豹子胆的人都是些一穷二白的贫雇农。崔雨华倒若无其事，不断地向两旁的人讲着同一句话：“狼就是狗，狗就是狼；狼变好了就是狗，狗变坏了就是狼。”人群里不知谁骤然吆喝了一句：“喂！你说的狼是不是那个杨所长？”崔雨华似乎神志清醒，扭头朝吆喝的方向望了望。恰巧杨雄要到另一个公社办事路过这里，看到此种情形，脸上火辣辣的。他感觉崔雨华说的狼就是自己，连忙叫司机把车开到公社，要贺光远赶快停止揪游崔雨华的行动。杨夫人更是恨得咬牙切齿，跑回家号啕大哭了一场。可她没忘记自己是个所长，没忘记可倚靠的权利。按杨运的旨意，崔雨华仍可在粮所做临时工，每个月能领到二十元钱、二十斤大米和十斤挂面。崔雨华疯了以后，粮所没有取消她的待遇。杨夫人哭完后，即刻写了一道指令，通知各部门从第二天开始停发崔雨华的所有粮饷。这等于要了崔雨华一家的命！因为冯有乡坐牢以后，全家人就靠崔雨华的收入及少许自留地种的红薯和马铃薯生活。杨夫人觉得还不够味，又找了贺光远和公社负责教育的头，把崔雨华的三个小孩赶出了学校大门。贺光远曾把杨夫人的所作所为向县粮食局杨局长作过汇报，杨局长知道老婆的脾气，更不敢得罪她，就由她去。一天，丘国内见冯柄做饭时煮的全都是马铃薯和野菜，就问为什么不加点米。冯柄见瞒不过，就照实说了。丘国内立即跑回屋里，把自己的米拿出来，对冯柄说：“以后不要单独给我做饭，我跟你们一起吃。”冯柄怎么也不肯。丘国内生气了：“你妈妈的身体很虚弱，急需补养。如果你还想跟我学数学，你就得听我的话！”冯柄犟不过爷爷，只好照做了。从此，丘国内每个月的钱米都交给了冯柄，两家人变成了一家人。至于冯家四兄妹都在家呆着，丘国内倒认为这是好事。以前冯名、冯澜和冯音只能用晚上的时间学习自己的课，进度大受影响，如今他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图来实施教学计划。由于丘国内白天要洗麻袋，他就用晚上的时间讲课，白天就要孩子们做作业。冯柄已经作了丘国内的助教了，弟妹的作业批改和难题解答都由他负责。崔雨华出了家门是个疯子，但在家里却晓明事理。她并没有给家庭带来什么麻烦，只是很少说话。她每天都帮做一些家务和自留地的活，剩下的时间才到粮所附近的桥上不厌其烦地向行人推销她的顺口溜：“狼就是狗，狗就是狼；狼变好了就是狗，狗变坏了就是狼。”若是碰了杨夫人，不免要遭到几句恶言：“臭婊子！回家养你的狼和狗去吧！”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熬着。丘国内和崔雨华一家共六口人每天才一斤四级大米，大多吃的是马铃薯和野菜。生产队有位李姓人家有时悄悄地送些红薯过来帮支撑一下，但文革时各家自留地都很少，绝大部分家庭都是半饿着肚子过日，李家自身都难保，哪有多少东西拿出来给崔雨华家呢？真正帮忙的是丘国内那十几元钱的生活费，有时用它买点高价杂粮作为补充。丘国内救助崔雨华一家的事让杨夫人知道了。杨夫人立刻找到贺光远，要公社把丘国内的钱粮给扣压起来，贺光远只得照着办了。断了钱粮，丘国内和崔雨华一家在死亡线上挣扎着。但他们没有屈服，照样上课，照样学习，甚至还搞研究。就连那崔雨华，仍然在不知疲倦地讲授她的狼狗理论。丘国内带着四个小孩搞起了自救活动。中午，他们去河里捕鱼、捉螃蟹、捞泥鳅；下午洗完麻袋后去山上挖葛根、蕨根。遇到收获颇丰时，他们还兴高采烈地唱起了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真让人难以想象，在这样一个失去理性的年代，在这样一个充满仇恨的空间，却顽强地存留着这么一小片踩不碎、撕不烂的令人迷恋的天地。也许苍天有眼，就在公社断了丘国内钱粮的第六个月，“四人帮”倒台了，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在“四人帮”倒台的这天，丘国内换了身干净衣服，又去理发店剪了个头。他预感到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即将到来。很快，公社把扣压的钱粮补发给了他，每个月他又能领到三十斤四级大米和十五元生活费。1977年8月，丘国内接到学校的复职通知，这年他刚好五十九岁。他那饱经沧桑的脸上刻着黄铜色的皱纹，像在诉说着一位知识分子的人生惨途。他去公社办理了手续，又整理了自己下放以来写成的两本专著以及和冯柄一起完成的两篇用英文写成的拓扑学论文，准备第二天起程。临走前，他把崔雨华家的事一一作了安排。他要冯柄、冯名参加十月的全区统一考试，并认真作好准备。这是停了十年的高考，他知道会有一番激烈的竞争。他又叫来冯澜、冯音姐妹，要她们好好读书，照顾好妈妈。接着，他掏出身上所有的钱，自己只留了二十元作路费，余下的全都交给了冯柄。吃晚饭时，崔雨华一边吃一边在拭眼泪。她知道丘国内明天就要走了，也许这是一次永别。吃完饭，她拿出家里仅存的四个鸡蛋带壳煮了，又从柜子里翻出一双自己亲手做的布鞋，叫丘国内一起带上。丘国内眼里闪着泪花，面对这个多次救过自己生命而自己却又无能保护对方的女人，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接过鸡蛋和鞋放好了，转过身紧紧握着崔雨华的手，好半天才吐出几个字：“你一定要好好活着！”崔雨华深情地点点头，没有一点疯的心迹。这是一个不眠之夜。除了冯澜和冯音，其余四个人都坐在屋外的草坪上，相视无语。碰巧这天正是农历十五，挂在天空的月亮好圆好圆……丘国内看到大家毫无睡意，就提议道：“咱们去河边的石头上坐坐吧！”他们来到洗麻袋的大石头上。丘国内和崔雨华用手轻轻抚摩着曾被自己用木棒敲打过的石面，企图抹平各自心灵的创伤。但对丘国内和冯柄来说，这块石头又是课本、是黑板、是讲堂。就在这块石头上，他们曾演算过上千上万道数学题。在月光的反照下，那些用红石子写的笔迹依然清晰可见。石头与笔迹融合为一体，犹如一块平放的石碑，记载着两位乱世才子的奋斗历程。“爷爷，如果哪天我有了钱，我真想叫人在这块石头上刻上几道数学题，然后刻上您和我的名字，好让人们知道我们曾一起在这块石头上生活和战斗过。”冯柄还是那样充满着幻想。“孩子，就把它们刻在咱们心坎里吧。我真不希望它成为一块丰碑，而是成为历史，希望后人不要再重复这样的历史。”丘国内举头望着明月和繁星，仿佛在为人们祈祷。冯柄明白了爷爷的意思，拣起一颗写剩的石子扔向河里，水面顿时溅起了一朵小小的浪花。鸡已经叫过第二遍了，月亮和星光开始转淡。“我们该回家了，爷爷七点的班车呢！”冯名说道。于是，四个人—冯名扶着妈妈的腰，冯柄拉着爷爷的手，离开了那块浸透血与泪、爱与恨的青石板。七点整，班车准时到达，在不耐烦地鸣过几声之后，又徐徐开走了。丘国内铭记着崔雨华一家人的祝福、微笑与挥手踏上了新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