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

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

韩毓海

    今天山西煤炭的问题、东北森林的问题，包括很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其实在实质上是同样的问题。山西挖煤当然不是为了自己用，而主要是为了供应东南沿海地区的出口加工企业。在当今中国，所谓利润在沿海，代价在内地，利润在国外，代价在国内，这当然是一个不平等的发展逻辑，这里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当然是全球性的供需关系，是全球性的生产关系，只要这个世界性的生产-消费结构不变，抡起板子玩命地打山西、内蒙、黑龙江，那是不解决问题的。

    I wonder why so many even "world" historians do not see that world history in history of the world——A.G.Frank

    山西是一个令人胸怀天下的所在

    从人文地理、经济地理的角度看，晋南与代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文明创生地，无论是北上塞外，还是南下中原，山西既是一个转折点，也是落脚点。多少伟大的帝国王朝在这里升起又衰落，山西是一个令人胸怀天下的所在。

    上党－长治地区不仅是赵树理的故乡，更是他毕生热爱的上党中路梆子的故乡——以此为核心，西有秦腔，东有河北和山东梆子，这里是中国北方歌唱的源头，也为北方方言奠定了基础。

    上党梆子这种艺术形式，源远流长，起码在明末时期就形成了，据说它是从沈宣王宫传出的，《明史》曾记载1549－1582年在藩的朱恬姣，说他“好学、工古文词、审音律”，而沈宣王朱恬姣驻在山西，与明朝对蒙古的制度有关。1387年（洪武二十年），明在今长治－上党地区设置大宁行都司，镇守喜峰口以外地区，其管辖范围，东连辽阳，西接大同，南屏北平。洪武时的大将冯胜征蒙古纳哈出部落，筑大宁城于此，1391年太祖封皇子朱权为宁王，镇大宁。此后，明朝更设立了由诸皇子镇守北部边疆的“宗王出镇”制度，继1391年封宁王朱权于大宁之后，再封代王镇大同，封庆王于宁夏，谷王于宣府、安王于平凉——加之秦王、晋王和燕王已经镇守西安、太原和北平，从而在中国北方构成了以山西为核心、由宗王们亲自挂帅镇守的针对蒙古北元政权的军事防线。

    实际上，自汉击匈奴以来，便已设立了朔方诸郡，而上党郡即其一也。东汉末年，匈奴来降者有五千部落，从此在此地与汉人杂处，其待遇与编户同，但不纳贡赋，可见政策起初是很宽松的。但是，随着中原地区豪族的土地兼并日趋严重，朔方诸郡宽松的土地和移民政策就终于不能持续下去了，汉人与胡人争夺耕地的现象不断发生，晋之后，江统的《徙戎论》就是针对这一地区的汉胡杂处的状态而发。所谓“徙戎论”的核心，就是夺胡人耕地为政府和汉人所有，也就是将中原地区的阶级矛盾转嫁到异民族身上，从而必然由阶级矛盾促发民族矛盾。而导致中国历史重大转折的“永嘉之变”，也即是在此地区发端。可见，自古以来，山西介于中原与北国之间，这里的文化不能不是多元交融的，这一点甚至从上党梆子嬗变的历史也可以看出来，它是蒙古与中原文化杂交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山西文化”，正如没有一个固定的“欧洲文化”、“蒙古文化”和“中国文化”一样，因为所有的文化都是彼此联系和互相渗透的历史产物，是“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产物。

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2）

    长治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同样具有重要地位，作为抗日战争的前线，1938－1940年间，八路军总部就设在长治的武乡县境内（仪门、砖壁和王家峪），“小米加步枪”、“我们在太行山上”、“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叫儿打东洋”的传奇，就是由这里走进中国历史的。长治不但是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她还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出发点，是新农村建设历史经验的宝库。建国以来，由于中苏、中蒙关系的重要及敏感性，山西的战略地位不断加强，山西所开创的农业集体化道路尤其影响深远。这里还是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韩丁的第二故乡，韩丁(WilliamHinton，1919－2004)的巨着《翻身》和《深翻》，写的就是现在已经属于长治市区的张庄，这两部书所探讨的，就是中国革命所造成的土地制度大变革，对于现代世界的重要意义。

    关于中国农村发展、中国现代土地制度的第一场党内争论，即1950年由长治地委书记王谦发起，并引发华北局、山西省，直到毛泽东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之间关于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道路的辩论，就发源在长治这块土地上。这场辩论对于新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影响是巨大的，众所周知，它也成为赵树理写作长篇小说《三里湾》（后来的电影《花好月圆》）的契机。60年风雨再回首，今天看来，王谦当年根据长治的经验所提出的：土地、劳动力入股分红，积累公积金，而公积金作为公共积累不参与分配，退社时不能带走的创举，是一种壮大农村经济、特别是壮大农村基层金融力量的制度创新，这种基层公共积累的制度创新是对历史上晋商经营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而且，1609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也是实行这样的入股分红、但公积金不分红的制度，我们今天绝不能忘记这种来自基层和人民群众中的制度创新。

    在漫长的历史上，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国家的税收来自土地税，贵族、士大夫和豪门地主的收入则来自于地租，这二者自然都压在农民身上。当着国家既要收税，又不能制止豪门地主兼并土地之时，那就会本末皆失，结果就是天下大乱。近代以来，由于国家既要赔款、又要自强，国家于税收方面更是空前加强，小农交租、自食后自然无力完此重税，于是只好向地主去借高利贷，如此又造成地主、富农也无意投资于土地和生产，而热衷于从事金融高利贷，这是因为放高利贷比其他投资——包括投资于土地、农业生产更加有利可图。于是，近代以来，地主就越来越不再是农业生产的促进力量，而成为农业生产的毁坏力量，这一点，陈翰笙先生在1930年代研究美国烟草公司在华进行资本、资源掠夺的名着中，早有清晰描述。而解放初华北、山西地区农村借贷利率之高，这在英国人柯鲁克夫妇的《十里店》这本书中也有很深切的描写，“一出《白毛女》，唱响新中国”，而《白毛女》中揭露最深的，也是华北农村高利贷之残酷。因此，认为地富阶级是中国农村恢复生产的主要动力，为了农村生产计，就不能触动他们的利益，这其实是没有看到近代以来农村地富的主要功能早已经不是发展生产，而是在农村实行金融借贷——或者说是美国学者杜赞奇所谓的“赢利型经济”。

    农村要发展、农业要振兴，首先需要的就是资金。而解放后国家在农村地区推行的"活跃借贷"（指贫困户在青黄不接时期向大户借贷生产、生活资料，待收获后加倍偿还）的号召之所以没有效果，就是由于它不以土地为抵押，故大户公开不从政令，而绝不愿借贷于小户，这就是因为借贷无从抵押之故；而如果一旦允许以土地为抵押，口子一开，则大规模的农民失地现象必然发生。195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决定要走农村集体化的道路，一方面是由于农业依旧是国家税收的来源，但另一方面，则更是由于只有这样做，才有利于国家对农民和农业的扶持。国家通过政策和贷款（主要是以供销合作社的形式）所扶持的只能是农村集体（至于“集体”之大小可以商议），当然不可能面对汪洋大海一样的小农个体去逐一扶持，因为任何国家（包括共产党领导的立足农村基层的国家）都不可能承担得起这样巨大的行政代价。而没有国家的扶持，全靠农民自发当然不能产生农村工业化和产业化，只能产生出剥削农村和农民的、非生产性的高利贷食利剥削阶层，这已经为历史反复证明。何况当时的中国，一没有资金二没有市场，从而无法以大规模转移农村人口的方式来进行工业化，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引进国外（以港台为中介）资金和面向海外市场的方式来解决的，但是，它依然要决定性地受制于海外的资本和市场，进一步使得中国经济受制于外国金融和市场垄断。今天国家免除了农业税，这当然是几千年没有的盛举，但这毕竟离把中国农村发展起来还有很大的距离。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强调“要把农村建设好，甚至建设得与城市一样好”，这在当年可能是高远的理想，但于我们今天而言，却是必须面对的实实在在的课题。

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3）

    与当下中国的许多学者不同，韩丁为中国革命给中国农村带来的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兴奋，他也对中国农村发展中出现的曲折和问题直言不讳，尽管他总认为那是艰难探索中出现的问题。他对毛泽东的评价是很高的，因为他坚信毛主席的主张：农村基层组织的创新，农业的分工协作、统一经营，农村金融和集体积累机制的形成，这是农村接受并发展先进生产力的条件，而如果不重视这一点，听任掠夺性的资本大举进入乡村，肆意侵吞包括土地资源在内的农村剩余，必然会造成广大农民沦为工业化“先进生产力”的肥料。毛泽东去世后，抚今追昔，韩丁这样写道：

    毛泽东对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和实践的伟大贡献，照亮了我们这个时代前进的道路。毛泽东的中国在残酷的外国经济封锁条件下白手起家，最终建立了一个有实力与西方跨国公司进行平等贸易的经济——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方能主动地在经济交往中争取到对中国有利的条件，参加国际经济贸易规则的制定，从而不至于像新中国成立前那样沦为西方的新殖民地和债务奴隶。今天看来，如果毛最终成功了，我认为不但中国无疑会有一个欣欣向荣、广受人民崇信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经济的进展或许会比今天慢一点），而且，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的结构性危机就不会发展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特别是，对于当今世界所有生活极端贫困和遭受剥削的第三世界人民来说，他们不会走到今天这样彻底绝望的境地，因为对他们而言，中国道路将会是一个更为坚实而且更加有用的发展典范。

    重商主义摧毁了明清的治国方略

    “人说山西好风光”。据说“上党”的古意即“以上天为党”，借“上党”辽阔的视野，下面重点讲述1350－1850大约500年以降的世界历史脉络，以此开始一种不同的历史叙述，这就是历史学界所谓“漫长的16世纪”，它是“现代世界经济”形成的时期。我主要讨论的是：中国经济——主要是明清时代的中国经济在上述“现代世界经济”中起到的作用。

    今天的全球化是由西方的金融-军事扩张推动的，是西方世界长期“利用他人的资源和财富谋自身发展”的一贯政策的延续，而绝非市场自身扩张的结果。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对于广大非西方国家来说，所获至多不过是弗兰克所谓“无发展的增长”，即所谓GDP的增长无一例外地是以社会组织能力和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双下降”为代价获得的。古人说“兼听则明”，结合一下山西的历史，特别是：为什么成为“能源大省”之后，山西反倒失去了历史上曾经在中国经济中所扮演的核心地位？

    具体说来，历史上山西是非常富的，它有很辉煌的商业传统，明代以降，中国地面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70％以上都在山西，近代以来，山西衰落的过程恐怕也是毋庸讳言的。我想这个问题推而广之，其实是说：为什么随着中国近代以来现代化运动的展开，一些原来经济非常发达的地区，类似山西，它们原有的对外开放桥头堡的角色，以及在中国经济中所处的核心地位反而日益丧失了？

    我们凡研究社会发展问题，无论自觉与否，都需要一个空间和结构的视野，研究历史问题也是如此，这特别是说，历史研究必须是与地理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好比我们的古人说“天时”的问题必须结合“地利”的问题去考虑才行。更为重要的是，*主义告诉我们，研究生产力的问题一定必须结合生产关系的研究，正是从这个基本原理出发，我认为不同空间、不同地域之间的关系也是生产关系的重要构成部分，甚至是最基本的构成部分。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在特定的空间里展开的，经济活动更是如此，我个人认为，只有从这样一个角度，才能更好地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内涵，理解它真正的理论创新之处何在。

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4）

    古人说天时、地利、人和，这就是说一个地区在一个整体性的空间结构中的战略地位——即“地利”是非常重要的，不仅是对于国内这个结构，而且对于世界这个结构也是一样的，用上述弗兰克那个很直观的比喻来说就是：世界经济是一个运动着的、多边多角的“菱形结构”，从这个结构互动的角度形象地看，结构的一部分的扩张总是会伴随着结构的另一部分的收缩，一些经济区域的发展和崛起，甚至总是以另外一些地区的衰落为条件的，因为在一个历史时期，它会把收益集中在这个菱形结构的一角，而把代价扩散到周边。

    因此，如果只是抽象、空洞地讲发展不讲协调，只是空洞地讲生产力不讲生产关系，那只能造成一种危险的发展，或者错误的发展。比如说，由于近代西方列强扩张的据点是中国沿海，而近代中国国家为了富国强兵，同样也把沿海地区作为争夺的要害，于是先是近代中国从内部把历史上长期平衡南北的发展方式改变了，改成面对东南沿海了，继而把这个发展方向单一化了，最后是僵化了，最终东南西北之间结构的互动没有了，最终我们的发展不是内部区域间的互动，而是变成直线了，变成一根筋了。也就是说，近代以来——不仅仅是改革开放初期以来，中国就不得不放弃了重视南北协调的发展传统，甚至不得不放弃对于中国腹地的经营，一味要求腹地为注重沿海的现代化战略作贡献，或者干脆听凭腹地衰落。于是，当资本、劳动力和资源都涌向沿海之后，腹地就这样成了中国政治经济——特别是社会服务的软肋，这样的结果大家当然也都很清楚：由于中西部既得不到资金也得不到服务，长此以往，它就转而成为近代以来革命和*的摇篮。从李自成以来，从太平天国、义和团，到蒙古、新疆、西藏大大小小、林林总总等一系列最终几乎要了我们命的问题，不都是从我们今天所说的“中西部地区”搞起来的吗？这个过程表明：为了一时的发展、甚至短期的利益而忽视了南北平衡和协调，或者只是单纯讲发展而不讲协调，就会造成很大的问题甚至灾难，因为它使得一个区域间良性的互动，变成了恶性的区域冲突了。这是一条深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美国学者彭慕兰对这个问题有很好的论述，他认为如果鼓励一个地区大肆利用其它地方的剩余和资源谋发展，那么全球经济体当然就不是一个机会均等的市场，或者起点公平的赛场，而是一个不平等和不平衡的结构秩序，它所造成的也是萨米尔·阿明所谓“不平等的发展”。近代以来，这个不平等、不平衡的世界结构更被内化为中国自身的内部不平衡和不平等，而这其实是开始于1850年代中国的“国家重商主义”发展道路的奠定，这种发展道路，最终造成了中国内部的发展机遇和发展模式的“大分流”或者“大转型”：

    在中国许多地区，1850年以后国家政策向重商主义方向的转化，是一个比1911或者1928年那些变化更重要的政体转变。

    外国的冲击摧毁了明清治国方略的基本原则：特别是通常要求富裕的地区接济较为贫困的地区建设基础设施的社会重建信条。取而代之的是，外国的压迫有助于给一个正在奋力求存的国家带来一种类似于重商主义的逻辑，资源不得不被用在它要尽力保卫的地方——中国的东南沿海，那里是西方直接干涉的地方，也是偿还外债的开发区。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一部分 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5）

    但是，一旦我们把国家作为一个服务的提供者来观察它的新旧使命之间、核心区域与腹地之间的显着差异时——我的证据显示：国家对于腹地的更多的榨取，确实对核心区域的公共事业作出了重要的改善，但另一方面，腹地则越来越为国家所忽略，并越来越缺乏更大范围行政整合的机会，这些机会存在于那些核心地区，而腹地既承受更大的压榨和榨取（大部分来自传统权力的拥有者），又承受着剧烈的服务衰退之苦。

    彭慕兰所指出的19世纪以来中国的“国家重商主义”发展道路，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1850年以来中国的发展道路，一改历史上所谓“让富裕地区援助贫困地区”，而成为“劫贫济富”。而且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历来都是“重农抑商”的，为什么如此？最简单的原因就是商不事生产，尤其不能促进生产方式的转变。更具体地说，中国历史上的商是伴随着小农经济的发达而发达的，它有摧毁和破坏小农经济的作用，但是却没有突破小农经济、把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提升到新阶段的作用。中国历史上的商人，赚到了钱无非做两件事，一件是买地。土地本无绝对价值，而一旦与地租相联系就有了很大的价值，而商人们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土地兼并和国家土地税的减少，所以历代国家起码为国税考虑，也要抑商。另外一件则是放高利贷，放高利贷自古有之，近代尤甚，其结果我们前面已经大致说过了。

    曾经做过国民党“文胆”的陶希圣先生曾经这样总结说：因为中国的商业支配着工业，所以中国就不能发生工业革命，何况中国的商人是在广阔的大陆上经营，市场广阔，“他们在现存的生产方法之下可以获得利润，他们不必去求生产方法的改良。中国因此不能像英吉利那样，开始工业革命”。这是很有意思的见解。在现代学术史上，陶先生曾是与郭沫若齐名的杰出历史学家，他在这个问题上是有洞见的，但也有不太高明之处，因为他没有看到：自1500年以降，欧洲有200个国家，彼此战乱不休，500年来一直在打仗，因此战争和战争融资是500年来欧洲政治经济的头等大事，从而近代欧洲几乎是很必然地发展出国债制度：一方面是国家要为战争融资，就必须向商人借钱，从而使得商人支配了国家和战争，并形成军商合一的体制；另一方面，它使得“负债经营”成为欧洲近代国家和企业之通例，这就促成了信用制度的发达和扩大。而为包括陶先生在内的近代以来的中国人所追求、羡慕的所谓的英国“工业革命”，在此意义上就并非平白发生的，因为要确立某种新的生产方式，即使单纯从经济上来很通俗地讲，第一需要有很廉价的资源，比如作为英国工业革命支柱之一的大规模机器生产棉布，仅靠机器节约劳动力成本其实是不行的，何况机器初期并不便宜，而没有美洲殖民地的棉花，没有美洲的棉布市场，——没有这些廉价的资源和武力“打出来的市场”，英国的纺织业是不能崛起的，新的生产方式也是不能确立的。

    而资源之外，更为重要而且关键的就是要有大规模的投资，没有投资，任何新的生产方式充其量也都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而欧洲在长期战争融资中发展起来的信用制度，却能够把信用转化为资本，从而把可预见的未来利润转化为资本投资，这样才解决了向新的生产方式（其实首先是先进武器的制造）大规模投资的问题。可见，如果脱离开欧洲军商合一的体制，如果不分析欧洲立足于应付大规模战争而形成的战争融资制度，而空谈“商人资本与工业资本的结合”，这也只能是脱离具体历史的书生之见。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一部分 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6）

    与1500年以来的欧洲完全不同，明清以降的中国在大约400年里是和平、统一的帝国，这期间大规模的战争也不是没有，但是战争绝没有欧洲400年那样如家常便饭之频繁，甚至可以说，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华帝国真正势均力敌的劲敌则可以说并不存在。于是，在中国是两个彼此接续的绵延帝国，在欧洲则是200多个势均力敌、彼此混战的国家，所谓中国和欧洲的客观环境、条件相差几何？在这样的条件下，所谓军商合一的体制，所谓立足于战争融资的国债制度，当然在中国是无从发生、发展的。

    因此，和平“大一统”的明、清帝国经常面临着的首要任务，与其说是战争，还不如说是救灾。我们知道，儒家讲“大一统”政治的合法性，是从“天人合一”这个角度来论证的，这就是对统治者来说，风调雨顺是上天的肯定和奖赏，而反过来，天灾则不仅仅是自然灾害，更被阐释为是“人祸”的结果，是上天对统治者的谴责和警醒。所以自董仲舒以来，儒家一直就颇有了些巫师的味道。比如《春秋繁露·第十三》说：

    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诗云：畏天之威，殆此谓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而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尚不知畏怖，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内以自省，宜有征于心；外观其事，宜有验于国。

    这是很着名的话。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历代国家都把救灾当作头等大事，因为儒家的“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附会说灾害是上天的警示，而倘若统治者面临警示还不全力救灾并且“罪己”，那就不仅是不仁不义，而且是拿“天命”开玩笑，于是合法性自然就成问题了。结果，如何处理灾害，就成为“大一统”合法性的保证，这就是为什么在彭慕兰看来，中国国家在漫长的历史中扮演了一个“服务的提供者”、区域的协调平衡者和救灾者的角色。但是，中国的这个漫长的“救灾”政治传统，到了近代之后就衰落了，因为近代的中国统治者忙于应付赔款、自强和发展这样的问题，无暇顾及救灾的问题——或者说“天命”的问题，甚至为了自强、为了发展，破坏环境和自然，引发自然灾害的事情总有发生，以至沦为“劫贫济富谋发展”的不堪和狼狈，而这是造成中国社会内部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

    “大一统”的另外一个基础就是一元论的宇宙观。所谓“纪元”、“开元”、“元年春王正月”这样的说法，说的都是政治的一元论。春秋“大一统”的真正目标，无非是打击诸侯、豪门贵族和地方势力。这是因为中国民族关系复杂，地域差别极大，各地经济的自足性强，分裂的危险始终是存在的，因此协调地方差距，反对分裂是中国政治的又一大传统。

    总之，注重农业和民生，积极抵抗灾害，坚决反对分裂而重区域协调，这是中国传统政治追求的主要目标。这个国家目标与近代西方军商合一的政治体制、负债经营的企业国家模式非常不同，中国政治传统和近代西方政治理念分别是在不同条件下、在处理不同的危机中确立和形成的。近代以来，中国以西方政治为范本进行改革，这种政治改革有成功之处、更有其不得不然之处，但是自然也有失败的地方，其最大的失败就是为了“发展”，而放弃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功能：重农、救灾和反分裂，而这就是彭慕兰所谓近代中国政治向“国家重商主义”转化的代价。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一部分 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7）

    明清以来，特别是1570年代以降，随着大陆贸易和海洋贸易的扩大，中国的商人资本迅速扩大，但是，由于明清两朝所遇到的最强劲的外敌，在鸦片之役之前，也不过就是北元蒙古，特别是西蒙古（涵盖今天之新疆、青藏高原和外蒙古），明清两朝与北方敌人的军事斗争，虽然自始至终得到了商人的帮助，但是国家形势，却远没有严峻到需要建立一个军商合一的体制，甚至是发行国家战争债券融资才能应付的地步，而中国的国家债务信用之不发展，追根溯源，很大程度上是与其面临的外部敌人相对弱小，因之不必确立近代西洋式“以战养战”的体制有关，对此我们于后将作更细致的分析。

    然而，历史发展的结果却是，鸦片之役以降，中国政治经济一下子就面临着严酷的两难困局或者陷入双重危机之中：一方面，国家要自强、要发展，最需要的当然就是钱（资本）；而另一方面，天文数字的赔款不但耗尽了国家的财力，西方对中国市场的垄断，进一步使得中国财源日益凋敝。与此同时，国家衰亡，战乱频仍，社会动荡，此时再发行国家债券，力图运用国家信用的力量，振兴产业，这无异于最没有信用者发行信用，其命运自然可想而知。①所以，近代中国唯一的融资渠道也只好就是“外资”，这从而使得中国经济不得不依赖于西方的金融垄断。

    于是，近代以来，中国一变“重农抑商”而为“国家重商主义”，但这里所谓的商，又是指外商，所谓的融资，主要是指外资和外债，这就不能不因此养成一个不事生产的买办资产阶级，而它们的力量就主要分布在中国的沿海地区。一个把中国的可怜“剩余”一并掠走的半殖民地机制由此铸成。近代以来的仁人志士们，也正是基于此才共同认识到，中华民族要生存下去，就必须首先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夺回国内市场，铲除买办资产阶级——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政治才由宗法的时代，进入到了近代以来的民族革命、国民革命、社会革命的新时代。

    区域和空间协调是和谐的前提

    1850年以来的国家重商主义趋势，客观上将中国纳入到帝国主义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中，从而形成了僵化的、一根筋式的发展模式。近代中国之所以被肢解，中国之所以近代以来一直面临着分裂的可能，一个基本原因，就如彭慕兰所说，是因为近代以来，它内部的发展不协调、不平衡了。比如说，如果没有英国的问题，没有沙俄的问题，当然也就不会有近代以来的西藏、蒙古、新疆问题。中国近代以来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四分五裂，国家解体，这个问题当然不是个“发展”的问题，自然更不是一个简单地“通过发展和改革就能解决的问题”。这期间中国当然不能说没有一点生产的发展甚至增长，按照杉原薰的精确统计，英国工业革命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国的经济一直在增长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经济亦有增长，但这些增长所伴随的，却是中国社会瓦解，国家分裂，这是典型的“没有发展的增长”。

    因此，从这样的角度理解科学发展观，就要把它理解为对近代以来“革命的思想”和“革命的学说”的继承和发展，把它理解为近代以来中国革命思想的延续。学习科学发展观，我们起码要重视以下几个问题：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一部分 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8）

    第一，所谓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就在于它不仅仅是就生产力谈生产力，而是把重点放在生产关系的调整，包括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区域之间关系的调整，从最浅层次上讲，如果没有一个良性的环境、没有一个好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区域协调，如果是东边点火西边冒烟，两极分化社会对立，那就谈不上发展。而在更深的层次上讲，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是*主义的社会观，它总的精神是社会结构革命的学说，它的根本目标是“改造中国与世界”，从世界的视野出发，改造不平衡的发展模式、不平等的发展道路，这是与近代以来的中国改革和革命的学说一以贯之的，而不仅仅是简单地立足于执政和应付眼下的危机。

    我举个例子，我们山西煤炭资源极其丰富，大家也知道黑龙江北部地区森林资源比较丰富，而这两个地区最近又都很倒霉，成为国内外媒体异口同声斥责的焦点地区，对山西来说，就是指责山西矿难和污染，而对黑龙江北部地区来说就是指责那里滥砍滥伐，破坏森林资源。而问题的关键是：这些灾难难道仅仅是山西和黑龙江造成的吗？当然不是。外国的媒体也有好的、分析性的文章，不是像国内的某些媒体，鼠目寸光、流于义正词严地打便宜拳，比如美国的一份很着名的杂志《纽约客》（NewYorker），最近就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深入地讲黑龙江中俄边疆地区大规模的林木盗窃问题，题目就叫《盗林》（TheStolenForests）。文章的作者作了大量的调查，发现林木盗窃其实是一个在跨国资本的驱动下环环相扣的贸易链，因为他们调查发现：那些从中俄边境盗窃的木材制成的产品，是直接提供给美国的跨国公司沃尔玛的。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木材制品消费国，它同时还为其消费的木材制品制定了相应的标准，比如中国可以用秸秆和废纤维造纸，但是，美国却只接受以原木（还不是一般的木材）为原料的纸张，结果就是，中俄边境的滥砍滥伐行为，其实是为了供应美国市场而不是中国国内市场，因此，可以说造成中俄边疆地区森林锐减的真正罪魁祸首是美国的消费市场，特别是沃尔玛这样的跨国企业。

    加拿大学者马耀邦曾分析过沃尔玛的发家史，他说：甚至连沃尔玛的创始人萨姆·沃尔顿本人也无法想象，他1962年开在阿肯色州罗杰斯的小店会扩张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商之一，正如他无法想象一个靠近香港的中国小镇——深圳，会成为其零售帝国的采购总部。沃尔玛每年100亿美元的纯利润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来自中国，这足够令人吃惊，但是，沃尔玛迅速崛起为美国第一大进口商，还不仅仅是摧毁了中国溃不成军的零售业，它的崛起给中国造成的代价，在R·格林瓦尔德着名的记录片《沃尔玛——高成本低价格》中体现为——一个中国农民工面对镜头这样说：沃尔玛的顾客，当你穿着高档服装，当你的小孩玩着高贵的玩具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我们中国工人是在什么条件下干活的。而另一位女工则说：你们赚取的利润，你们的好日子，来自中国人民的汗水、泪水和超时的工作。

    今天山西煤炭的问题、东北森林的问题，包括很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其实在实质上是同样的问题。山西挖煤当然不是为了自己用，而主要是为了供应东南沿海地区的出口加工企业。在当今中国，所谓利润在沿海，代价在内地，利润在国外，代价在国内，这当然是一个不平等的发展逻辑，这里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当然是全球性的供需关系，是全球性的生产关系，只要这个世界性的生产-消费结构不变，抡起板子玩命地打山西、内蒙、黑龙江，那是不解决问题的。

五百年来谁著史 第一部分 为什么山西失去了曾经的核心地位（9）

    第二，必须坚持全面的改革开放，不能南边开放，北边闭关自守。今天我们讲的“大一统”，是在全国共同市场的背景下讲的，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讲的，不是像历史上只是单纯地讲“文化上的大一统”。而要形成广泛的、统一的市场，就要反对片面的发展观、开放观，比如说发展山西，一个方略是逐步打开和恢复北方通往外部世界的通道，包括重建由山西通向外蒙古地区的通道，重建北方的、跨区域的、世界性的商业贸易网络。东路、西路，关键尤其在于中路，中路是枢纽，是落脚点也是出发点，好像大门的轴一样，抓住轴线，解决好中部地区的发展问题，是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不协调的根本。

    这就要求我们逐步地、系统地纠正把发展压在东南沿海这一个点上的片面的发展观，这种观点不但是非历史的，即使放在今天也是成问题的。我们看看我们今天周边的形势：中亚、东北亚地区特别是朝鲜、蒙古地区始终是当前国际博弈的热点，它更涉及到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少数民族地区，历史告诉我们，只要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它就一定会闹分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1979年以来已经7次应邀访问蒙古。2004年，俄罗斯迫于其境内的蒙古自治共和国的压力，给*颁发了访俄的签证。2008年，*在访问了英法之后，将会再次窜访俄罗斯的蒙古自治共和国。当然，除了历史上藏传佛教与蒙古地区的精神联系之外，*集团之所以要处心积虑，其目的就是要形成一个所谓的“泛蒙古主义”支配下的“大蒙古国”，这个所谓的“大蒙古国”将包括中国的西藏、青海、新疆、内蒙和俄罗斯的几个蒙古自治共和国，那样我们的北方边疆就再也不得安宁了。对中国来说，我们必须看到：*不是单纯的西藏问题，它必然会引发、联系到蒙古的问题——这也就是我们的前人康熙、雍正告诉我们的：一旦西藏、新疆一部闹分裂，就会导致蒙古全部、乃至西藏、新疆分裂，反之亦然，从历史上看，*总是与蒙独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不能忘记这个历史的常识。

    而我下面要讲到：山西是唯一的一个与蒙古有着漫长的商业贸易交往的区域，是历史上从南北方向上联系中国，联系中国与外部世界的重要通道，认识到这一点非常关键，今天从经济战略的角度恢复这种通道和联系也非常重要。因为加强北方的经济和政治建设，是我们未来发展的迫切课题，也是稳定边疆的迫切课题。我们虽然有了上海五国的合作组织，但是如果日本、美国把蒙古拉了去，那“上合组织”的威力就要大打折扣了。近代以来，日本一直积极插手蒙古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日本是一百年来长抓不懈的，日本长期培养了大批蒙古留学生，拥有大量的世界一流的蒙古学人才。今天的世界列强，也都以积极援助蒙古的方式，实际上却从根本上切断了蒙古自主发展自己独立工商业的可能性。通过将蒙古“养起来”的方式，使得蒙古的经济完全依附于西方国家，这就是为什么，所谓的“大蒙古国”的背后，许多强国都在插手。台湾问题固然重要，但如果让人家像明朝后期那样，把陆地与海洋的反对势力联系起来，再从咱们中间插上一竿子，那样我们就会很被动。大家只要看看从蒙古到北京的距离就明白这个问题的严峻程度，而要面对这个重大课题，我们首先就要从历史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的启示中去重建我们的大视野。

    第三，我们一定要知道：所谓发展，兼有兴起和摧毁双面的效应，摧毁和重建往往是这同一个过程的两面。从摧毁的意义上说，经济发展也是一个破坏的过程，所谓科学发展，就是强调要看到这两面，应对这两面，特别是要注意到发展与保护的辩证关系，因而要具备保护意识：环境的、社会的、产业的、文化的。在科学发展的意义上，不能保护，也就不能发展。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不仅仅是波音为了保护自己的市场就摧毁了中国的大飞机项目，而按照高盛发表的报告，大众汽车在中国的销售额不足其总销售量的10％，但中国市场的利润却占了公司总利润的80％，这显然不利于保护中国自主的汽车产业；农业方面，仅2002年，西方主要工业国的农业补贴是3000亿美元，其中以美日的农业保护为最，但他们却逼迫中国全面开放农业市场，目的在迫使中国农民破产，至于在零售业、食品、医药和生物工程方面那就更不用说了，因此，如果说我们目前与西方国家的主要差距在哪里，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我认为就是自我保护能力上的差距。如果一方面连自己最起码的权利都不能争取、都不会保护，而另一方面却有那么多枪口只对内部的“维权组织”，那么，恰恰是从西方的“国际法”视野看，这是极大的“政治不成熟”。

    最终，发展生产力的前提，是要创造一个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而空间关系，或者地域之间的关系，则是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和空间关系的协调，因而是发展生产力的基本前提。这就是“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思想的*主义理论基础，也是我们今天观察问题的一个重要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