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创新能力欠佳？

依据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要理解当代的社会现象，一定要了解历史，一定要实事求是。

中国曾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了解旧社会国情的、或看过茅盾《子夜》的同胞，都知道在这样的一个落后社会里，民族资本家敌不过买办资本家。吴荪甫再努力抗争，终究要败给买办资本家赵伯韬。强者为王，所以中国政府的心态，历来便常常反映买办资本家的心态。

然而买办资本家的信条，却是“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在这样的信条指引下，如果想造出一艘与众不同而且销量极好的船，实在是难上加难。

也许有人会批评我说：你这是啥时候的老黄历了。“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在文革中就已经被彻底批判。没看过于洋主演的《火红的年代》吗？自力更生，回击“帝修反”的封锁，炼出“争气钢”，早就是我国政府的主旋律了。到中国来看看，还有几个白显舟，还有谁在说“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

我是经常回国的。国内的白显舟太多了，而且白显舟们的所作所为，只要看看国家篮球队和足球队就一目了然。

培养本国的队员不如买一个外国的队员。但是买来的队员会老，所以买外国队员不如租外国队员。

也许有同胞会说，外国的球队不是早就在租借球员吗？美国足球队不是也想租借梅西吗？现在是全球化的时代。雇个球员或租一艘船正是全球化的优势所在。球员是哪个国家的或船是哪国造的已经无关紧要。由此看来，“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信条，不但没错，而且代表全球化的先进思维。经商的唯一标准就是赚钱。如果租船比造船更能多快好省赚大钱，何乐而不为呢？何必拘泥它是哪国造的呢？如果一个租船专业户在五年中可以赚五亿元，而一个造船专业户在五年中只能赚五万元，显然前者远优于后者。

所以造船的是傻瓜，租船的是高手。

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理性的全球化社会里，造船专业户或许会联合起来，通过提高买船和租船的价格而增加造船的利润。

然而我们所在的世界却并不理性。在这个非理性的世界里，造船专业户联合起来，宁愿自己的利润减少也不让别人买船或租船。理由是要保护它们中长期投资的知识产权。

于是租船专业户忽然发现自己在未来的五年中不但不能赚五亿元，而且赚五百元都有问题。于是投资者认识到中长期投资的重要性，开始砸钱造船，要做中长期投资。

可是中国有中长期投资的环境吗？

马克思又说了：要解答当代的问题，需要先回顾历史。

改革开发之初，伤痕文学盛行，批评共产党否定毛泽东很时髦。其时有民谣说：

共产党，像月亮，
初一十五不一样、、、

如果一个执政党反复无常，宪法说改就改，其政策初一十五不一样，你还敢做中长期投资吗？最聪明的做法，就是赚点快钱，然后润到国外去。

这样的社会环境，如能租船，就千万别造船。

造船是如此，造芯片又何尝不是如此！

然而这样的结论，却又太肤浅，太不严谨。

“初一十五不一样”本身并不是灾难的根源。世界在变，初一十五的变化，正是自然规律。因时制宜，与时俱进，是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态度。既然如此，为什么“初一十五不一样”会影响中长期投资，会不利于造船造芯片呢？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轮流执政，似乎才是真正的初一十五。中国的一党专政正是为了政策的延续，避免初一十五反复出现。难道不是吗？文艺复兴时，世风大变，天翻地覆。和之前的中世纪相比，是货真价实的“初一十五”,为什么文艺复兴时会有那么多的科技创新？会出现那么多的达芬奇式的人物？可见“初一十五不一样”并没有抑制创新。

还是应该分析一个具体的“初一十五不一样”的例子。

毛主席在文革之初说林彪好，而且一句顶一万句，一锤定音，所有人都要说林彪好。毛主席在文革后期说林彪坏，也是一句顶一万句，一锤定音，全国所有人都要说林彪坏。

难道全国人民不能有自己的主见吗？不能有自己的判断吗？领袖犯了错，全国人民就必须跟着错。领袖指鹿为马，全国人民就都得指鹿为马。为了附和领袖，北大清华就得争相成立指鹿为马研究所。

如此过了若干年，领袖忽然辞世，新的领袖觉得指鹿为马不对，于是指鹿为马研究所里的专家学者哀叹”积重难返“，于是大家歌颂新的领袖力挽狂澜，拨乱反正，歌颂党的自我纠错的伟大。

科学领域也是如此。党中央说李森科正确，摩尔根错误，于是整个生物学界都得吹捧李森科，痛斥摩尔根。胡先骕略有微词，就得接受批判。过一会儿党中央说李森科错了，于是整个生物学界都得来个180度大转弯。历史再次证明党的自我纠错的伟大。

惟有这样的初一十五，才会抑制科技创新。指鹿为马研究所里或许可以创造亩产万斤的奇迹，但却难有科技创新。

美国两党轮流执政，但保护人民自由的宪法没有变。在一党专政的国家，保护人民自由的宪法可以随意修改，而对某个人，某个政党或某一宗教的盲目崇拜则丝毫不变。不该变的变了，该变的岿然不动。

如今人心思变。人民渴望“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国内学习马克思，却不学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任凭当局迫害，同行讨伐，马克思却处之泰然。那些润到国外开始批判马克思的，却不知道他们批判的，正是一个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精灵。

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言：如资产阶级不制约其贪婪，和无产阶级妥协，就必然爆发他们不想看到的暴力革命。有的马克思主义者认定资产阶级无法改变其贪婪本性，即使某个资本家想妥协，但他必然在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中被淘汰，所以暴力革命必然发生。他们没想到西方社会里会出现资产阶级民主。资本家聚在一起，对彼此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得有道理，恩格斯对曼切斯特的阶级矛盾的描述，列宁对伦敦的阶级矛盾的描述，都是我们亲眼目睹，也都实实在在地反映在狄更斯的小说里，我们做得太过分，应该和无产阶级妥协，避免暴力革命。于是西方避免了破坏力极大的暴力革命。

俄罗斯的相对弱小的资产阶级没有读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预言，于是爆发十月革命。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把一个恩格斯的雕像扔在垃圾堆里，英国人花了千辛万苦把雕像运到恩格斯长期工作过的曼切斯特，竖立在市中心附近的一个广场。这个雕塑，体现英国人民的文化自信。你听起来觉得是毒蛇猛兽的恐怖预言，或许正是一声难得的警钟。主席也曾经发出”过七八年再来一次“的恐怖预言，幸而因为主席的去世而没有兑现。

我们也曾经有过文化自信。人民可以表达与领袖不同的观点。伤痕文学的作家们成为探索言论自由的先锋。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日新月异，天翻地覆。人民生活蒸蒸日上，有目共睹。各行各业，都已经开始从租船进入造船的轨道，而且已经初见成效。

忽然出现许多似曾相识的禁区。不能怀疑党的领导，不能怀疑党的核心的正确，不能妄议国家的大政方针，不能肯定西方的自由民主，等等。众多的禁区，构成一个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像浓云迷雾般遮住阳光。于是所有姹紫嫣红，霎时间黯然失色。

崽买爷田心不痛，可怜爷田剩几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