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用毛逼蒋抗日策略预防马英九脱变
作者：午夜星辰1968/应县章春成
11月6日，马英九出席由台湾《远见》杂志主办的“华人企业领袖高峰论坛”，台湾红十字会前总会长陈长文询问了马英九有关两岸关系的问题。
马英九在回答中没有提及有关 “统一”问题，只是表示，若他到大陆访问，就只有“中华民国总统”一个身份，“不可能是马教授或马主席”。
马英九的言论中虽然没有带半个“台独”字眼，但这是一个赤裸裸的台独宣言，已经很明白地表达了他决心要搞台独的立场。正如假佛教徒用“超度”称杀人一样。
请问马英九，你准备用“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访问什么国家？你以“中华民国总统”身份去访问一个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国家，以一个“中国”元首的身份去访问另一个“中国”，这与承认“两个中国”，直接宣布台独有什么不同？
但是国家相关部门对马英九这一言论没有作出任何反应。国家对这一言论保持沉默意图很明显，就是不愿意打乱两岸之间刚刚有点进展的关系。
但纵容是不利于两岸关系长远发展的。纵容必然会为的两岸关系埋下祸根，纵容极有可能让马英九蜕变为汉奸。
当前，马英九正在“民族大义”和帝国主义帮凶的十字路口徘徊，进一步就会走向民族大义这条正确的道路，成为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民族英雄；退一步就会走向帝国主义的帮凶的台独路线，变为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汉奸。
但如何让马英九“进一步”而不是“退一步”？我们有的人认为为了不让马英九退向帝国主义的怀抱，应当对马英九的一些错误做法采取纵容的态度。但纵容不仅不能让马英九更进一步，而且会使马英九失去方向，滑向罪恶的深渊。正如溺爱的孩子多不孝一样。正确的方法应当是：对马英九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维护中华民族统一方面所做的事情坚决给予支持，对马英九勾结外国势力出卖中华民族利益、与台独分子同流合污要坚决斗争，绝不妥协。
现在的马英九和抗日战争时期的蒋介石的是非常相似的。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也是在抗日和投降这个十字路口徘徊，是中国共产党人对蒋介石采用了既团结、又斗争的策略，让蒋介石走向抗日这条光明大道路，避免了蒋介石走向汉奸的这条不归之路的。
日本全面侵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主动放弃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之间的仇恨，向蒋介石和国民党发出团结抗日的呼吁。
１９３６年５月５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政府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８月２５日，中共中央致书国民党，再次呼吁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6年１２月１２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以德报怨，向西安派出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代表团。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张学良、杨虎城释放了蒋介石，为中国实现团结抗日奠定了基础。
为了能够实现与国民党团结抗日，中国共产党主动撤销了由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认蒋介石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在西安事变中，中国共产党派往西安的代表团，不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代表团的称谓，而用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称谓。
在民族大义面前，中国共产党不惜牺牲自己政党的利益，主动承认国民党政府为中央政府，将自己创建的政府降格为地方政府。这一点，与台湾马英九政府自私自利形成鲜明的对比。
但是，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投降倾向和搞摩擦打内战却毫不妥协，进行坚决的斗争，并没有因为要团结而妥协。
在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一直没有放弃和日本勾勾搭搭，投降这个念头一直盘旋在蒋介石的大脑里。下面是几个蒋介石集团企图投降日本的例子：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５日，日本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蒋介石递送了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其纲要是：“事实上承认‘满洲国’；缔结日华防共协定；停止反日；停止特殊贸易、自由飞行。”１２月２日，蒋召集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顾祝同等党政军首脑开会，全体一致认为，只要不再有其他条件，原则上同意以此为“和平谈判”的基础。
１９３９年春到１９４０年冬之间，日、蒋接触、会谈极为频繁，其规模最大的是１９３９年底的所谓“桐工作”计划。日方的首席代表是今井武夫，中方首席代表是重庆行营参谋处中将副处长陈超霖。日、蒋代表先后在香港、澳门举行了１５次会谈，形成了“意见书”，并整理了“备忘录”，其要点是：中国以承认“满洲国”为原则，日本对中国尊重主权独立及领土完整；中国立即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在停战同时发表声明；日华两国缔结防共协定……；日本于恢复和平之同时，尽可能迅速撤兵等。
每当蒋介石和日本达成妥协的时刻，蒋介石便放弃联合抗日，暴露出积极反共的本来面目。自1939年4月开始，山东、河北、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先后千余名共产党军队人员被国民党军队残杀，各解放区也遭到了来自国民党军队的直接军事进攻。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新四军大约九千多人被国民党屠杀。
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中国共产党多次发表声明，严厉批评了国民党这种破坏联合抗日的行为。中共中央先后几次发文指出“在有理又有利的条件下坚决反抗之”。中国共产党一次又一次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进攻。对蒋介石的投降行为，中国共产党更是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坚决斗争。蒋介石的投降和发动内战的行为，受到了全国爱国人民的严厉谴责，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蒋介石集团在政治上陷入了空前的孤立，蒋介石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放弃投降和发动全面内战的念头，重新走向联合抗日的道路。
蒋介石终于没有走上汉奸之路，这个与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坚持斗争是分不开的。如果按照王明等人的意见，无条件接受蒋介石命令，对蒋介石的投降和反共行为无条件妥协，那蒋介石就会走向投降日寇的汉奸之路。
当前，马英九也在民族大义和帝国主义帮凶十字路口徘徊，党和政府要向毛泽东等老一辈领导人学习，拿出老一辈领导人处理与蒋介石国民党联合抗日问题的智慧。既要适当作出让步，也要为维护基本原则而进行坚决斗争，决不能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妥协。
只有这样，马英九才不至于脱变成为帝国主义的帮凶，台湾才不至于走向台独，台湾问题才可能和平解决。单纯的妥协会让马英九脱变了台独分子，单纯的妥协还会助长台独的嚣张气焰，就会让台湾在和平统一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午夜星辰1968/应县章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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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6日，马英九出席由台湾《远见》杂志主办的“华人企业领袖高峰论坛”，台湾红十字会前总会长陈长文询问了马英九有关两岸关系的问题。
马英九在回答中没有提及有关 “统一”问题，只是表示，若他到大陆访问，就只有“中华民国总统”一个身份，“不可能是马教授或马主席”。
马英九的言论中虽然没有带半个“台独”字眼，但这是一个赤裸裸的台独宣言，已经很明白地表达了他决心要搞台独的立场。正如假佛教徒用“超度”称杀人一样。
请问马英九，你准备用“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访问什么国家？你以“中华民国总统”身份去访问一个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国家，以一个“中国”元首的身份去访问另一个“中国”，这与承认“两个中国”，直接宣布台独有什么不同？
但是国家相关部门对马英九这一言论没有作出任何反应。国家对这一言论保持沉默意图很明显，就是不愿意打乱两岸之间刚刚有点进展的关系。
但纵容是不利于两岸关系长远发展的。纵容必然会为的两岸关系埋下祸根，纵容极有可能让马英九蜕变为汉奸。
当前，马英九正在“民族大义”和帝国主义帮凶的十字路口徘徊，进一步就会走向民族大义这条正确的道路，成为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民族英雄；退一步就会走向帝国主义的帮凶的台独路线，变为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汉奸。
但如何让马英九“进一步”而不是“退一步”？我们有的人认为为了不让马英九退向帝国主义的怀抱，应当对马英九的一些错误做法采取纵容的态度。但纵容不仅不能让马英九更进一步，而且会使马英九失去方向，滑向罪恶的深渊。正如溺爱的孩子多不孝一样。正确的方法应当是：对马英九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维护中华民族统一方面所做的事情坚决给予支持，对马英九勾结外国势力出卖中华民族利益、与台独分子同流合污要坚决斗争，绝不妥协。
现在的马英九和抗日战争时期的蒋介石的是非常相似的。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也是在抗日和投降这个十字路口徘徊，是中国共产党人对蒋介石采用了既团结、又斗争的策略，让蒋介石走向抗日这条光明大道路，避免了蒋介石走向汉奸的这条不归之路的。
日本全面侵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主动放弃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之间的仇恨，向蒋介石和国民党发出团结抗日的呼吁。
１９３６年５月５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政府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８月２５日，中共中央致书国民党，再次呼吁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6年１２月１２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以德报怨，向西安派出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代表团。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张学良、杨虎城释放了蒋介石，为中国实现团结抗日奠定了基础。
为了能够实现与国民党团结抗日，中国共产党主动撤销了由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认蒋介石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在西安事变中，中国共产党派往西安的代表团，不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代表团的称谓，而用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称谓。
在民族大义面前，中国共产党不惜牺牲自己政党的利益，主动承认国民党政府为中央政府，将自己创建的政府降格为地方政府。这一点，与台湾马英九政府自私自利形成鲜明的对比。
但是，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投降倾向和搞摩擦打内战却毫不妥协，进行坚决的斗争，并没有因为要团结而妥协。
在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一直没有放弃和日本勾勾搭搭，投降这个念头一直盘旋在蒋介石的大脑里。下面是几个蒋介石集团企图投降日本的例子：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５日，日本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蒋介石递送了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其纲要是：“事实上承认‘满洲国’；缔结日华防共协定；停止反日；停止特殊贸易、自由飞行。”１２月２日，蒋召集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顾祝同等党政军首脑开会，全体一致认为，只要不再有其他条件，原则上同意以此为“和平谈判”的基础。
１９３９年春到１９４０年冬之间，日、蒋接触、会谈极为频繁，其规模最大的是１９３９年底的所谓“桐工作”计划。日方的首席代表是今井武夫，中方首席代表是重庆行营参谋处中将副处长陈超霖。日、蒋代表先后在香港、澳门举行了１５次会谈，形成了“意见书”，并整理了“备忘录”，其要点是：中国以承认“满洲国”为原则，日本对中国尊重主权独立及领土完整；中国立即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在停战同时发表声明；日华两国缔结防共协定……；日本于恢复和平之同时，尽可能迅速撤兵等。
每当蒋介石和日本达成妥协的时刻，蒋介石便放弃联合抗日，暴露出积极反共的本来面目。自1939年4月开始，山东、河北、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先后千余名共产党军队人员被国民党军队残杀，各解放区也遭到了来自国民党军队的直接军事进攻。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新四军大约九千多人被国民党屠杀。
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中国共产党多次发表声明，严厉批评了国民党这种破坏联合抗日的行为。中共中央先后几次发文指出“在有理又有利的条件下坚决反抗之”。中国共产党一次又一次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进攻。对蒋介石的投降行为，中国共产党更是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坚决斗争。蒋介石的投降和发动内战的行为，受到了全国爱国人民的严厉谴责，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蒋介石集团在政治上陷入了空前的孤立，蒋介石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放弃投降和发动全面内战的念头，重新走向联合抗日的道路。
蒋介石终于没有走上汉奸之路，这个与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坚持斗争是分不开的。如果按照王明等人的意见，无条件接受蒋介石命令，对蒋介石的投降和反共行为无条件妥协，那蒋介石就会走向投降日寇的汉奸之路。
当前，马英九也在民族大义和帝国主义帮凶十字路口徘徊，党和政府要向毛泽东等老一辈领导人学习，拿出老一辈领导人处理与蒋介石国民党联合抗日问题的智慧。既要适当作出让步，也要为维护基本原则而进行坚决斗争，决不能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妥协。
只有这样，马英九才不至于脱变成为帝国主义的帮凶，台湾才不至于走向台独，台湾问题才可能和平解决。单纯的妥协会让马英九脱变了台独分子，单纯的妥协还会助长台独的嚣张气焰，就会让台湾在和平统一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午夜星辰1968/应县章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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