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司马清扬 欧阳龙门
文革中，林彪是否诬陷过刘少奇？
司马清扬 欧阳龙门
在１９８０年的「两案」审判中，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指控「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时称：「一九六六年八月刘少奇仍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并重新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的时候，林彪就指使叶群于八月十一日、十二日两次找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指使雷英夫写诬陷材料。八月十三日，林彪看了雷英夫写的诬陷材料。八月十四日，林彪在他的住处告诉雷英夫，用给林彪和毛泽东主席写信的形式，附上诬陷材料，由他批转毛泽东主席，并说『这样更政治化些』。当天，林彪就把雷英夫写的信和诬陷刘少奇的材料批送给江青『酌转』毛泽东主席」。特别法庭判决书亦确认：「一九六六年八月，林彪让叶群把他们捏造的诬陷刘少奇的材料口授给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指使雷英夫写了诬陷刘少奇的材料」。[i]
此材料主要指责刘少奇（１）大家应该学习王光美的经验，不应该学习毛主席的指示；（２）自以为可以和主席「平起平坐」，可以当最高领袖；（３）在历史上也犯过很多方向性的严重错误；（４）在组织路线方面也有很多错误；（５）思想作风恶劣；(６)攻击养病的老同志。[ii]
众所周知，自１９６２年以后，林彪基本上闭门不出，怎么会有揭发刘少奇的材料？叶群又是如何才能口授？事实上证明，林彪除了按照毛泽东的意思收集或者转送其手下将领对罗瑞卿等人的揭发材料之外，自己从未写过或者让叶群口述过对于被打倒的中共高级领导人的揭发材料。而且雷送刘少奇的材料是在８月１４日，为什么相距不到半个月，又因「８·２５事件」被林彪下令撤职查办呢？余汝信先生认为：让刘少奇靠边站，是毛泽东本人的「战略部署」。在雷英夫材料的上报过程中，林彪只不过扮演了一位中间人的角色。林彪将雷的材料送到毛处之时，八届十一中全会已经结束，刘的靠边站已属必然，雷的材料对此过程并不会起到什么大的作用，更多的只是成为林的一种政治表态。而「８·２５事件」突然发生，林彪一旦要在杨成武与王尚荣、雷英夫之间作出抉择，他无理由不支持前者而支持后者，不管他雷英夫是否在十多天前还有「功劳」。[iii]
「四人帮」倒台之后，雷英夫到处向人诉苦，当年的那份报告是被别人逼出来的。[iv]
１９８１年春，雷英夫经总政批准解除隔离。夏天，雷在青岛疗养后回京路过济南时，有人请他吃饭，雷说：「我是受冤枉的，军委要派人给我平反，我揭发刘少奇是周总理叫我揭发的」。还说：「现在院里将取消教育长，训练部设部长，回去要我当训练部长。」[v] 雷英夫还说：（当初的那个报告）毛主席批准了，总理和叶（剑英）副主席也知道。」[vi]
真相大白。以雷英夫的身份，既不是中央委员，当时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结果尚未透露，雷何来如此大胆，何来如此知情？背后有周恩来这颗大树，自然知晓一切。[vii]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周恩来对于文革的发动并非完全不知情。当然，毛也不会让他完全知情；他对毛主席发动这场「革命」的深层想法有可能不完全清楚，所以他要时时处处揣摩毛的意思；对「文化大革命」有可能缺乏某些思想准备，但周肯定不是被动地卷入这场运动之中的，他是利用各种机会不断地积极地向毛泽东表态，全力支持毛发动文化大革命。这种支持这种努力充分体现在号召「保持晚节」、做老干部的思想工作以及对新生事物的支持（红卫兵、中央文革小组以及后来的造反派等）上。但是周恩来的地位并不是稳固的，而是处于随时可倒的状态，直到陶铸倒台才站稳了脚。周恩来在这段时期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最得力的助手之一，也是不可或缺的文革依赖支柱之一。
摘自司马清扬 欧阳龙门《新发现的周恩来》
[i]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編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紀實》 法律出版社 １９８２年版 第５、４５頁
[ii] 圖們、孔弟 《共和國最大冤案》 法律出版社 １９９３年版 第２２－２５頁
[iii] 余汝信 《在雷英夫未被追究的背後》 見 《余汝信專欄》 林彪網站 www.linbiao.org 原載 《華夏文摘》 增刊 第４４４期 ２００５年７月６日出版
[iv] 司馬璐 《中共歷史的見證》 明鏡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版 第５６５－５６６頁
[v] 轉引自 余汝信 《在雷英夫未被追究的背後》見 《余汝信專欄》 林彪網站 www.linbiao.org 原載 《華夏文摘》 增刊 第４４４期 ２００５年７月６日出版 李汛山：《關於雷英夫誣陷國家主席劉少奇及其他中央領導同志至今不認罪和後勤學院領導對雷英夫的重用包庇以及雷英夫來後勤學院後的陰謀活動的情況》（１９８３．２．２２），原件底稿。
[vi] 舒雲 《林彪畫傳》 明鏡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版 第５９８頁
[vii] 知情人講述文革結束后主要是葉劒英對雷進行了關照。
文革中，林彪是否诬陷过刘少奇？
司马清扬 欧阳龙门
在１９８０年的「两案」审判中，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指控「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时称：「一九六六年八月刘少奇仍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并重新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的时候，林彪就指使叶群于八月十一日、十二日两次找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指使雷英夫写诬陷材料。八月十三日，林彪看了雷英夫写的诬陷材料。八月十四日，林彪在他的住处告诉雷英夫，用给林彪和毛泽东主席写信的形式，附上诬陷材料，由他批转毛泽东主席，并说『这样更政治化些』。当天，林彪就把雷英夫写的信和诬陷刘少奇的材料批送给江青『酌转』毛泽东主席」。特别法庭判决书亦确认：「一九六六年八月，林彪让叶群把他们捏造的诬陷刘少奇的材料口授给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指使雷英夫写了诬陷刘少奇的材料」。[i]
此材料主要指责刘少奇（１）大家应该学习王光美的经验，不应该学习毛主席的指示；（２）自以为可以和主席「平起平坐」，可以当最高领袖；（３）在历史上也犯过很多方向性的严重错误；（４）在组织路线方面也有很多错误；（５）思想作风恶劣；(６)攻击养病的老同志。[ii]
众所周知，自１９６２年以后，林彪基本上闭门不出，怎么会有揭发刘少奇的材料？叶群又是如何才能口授？事实上证明，林彪除了按照毛泽东的意思收集或者转送其手下将领对罗瑞卿等人的揭发材料之外，自己从未写过或者让叶群口述过对于被打倒的中共高级领导人的揭发材料。而且雷送刘少奇的材料是在８月１４日，为什么相距不到半个月，又因「８·２５事件」被林彪下令撤职查办呢？余汝信先生认为：让刘少奇靠边站，是毛泽东本人的「战略部署」。在雷英夫材料的上报过程中，林彪只不过扮演了一位中间人的角色。林彪将雷的材料送到毛处之时，八届十一中全会已经结束，刘的靠边站已属必然，雷的材料对此过程并不会起到什么大的作用，更多的只是成为林的一种政治表态。而「８·２５事件」突然发生，林彪一旦要在杨成武与王尚荣、雷英夫之间作出抉择，他无理由不支持前者而支持后者，不管他雷英夫是否在十多天前还有「功劳」。[iii]
「四人帮」倒台之后，雷英夫到处向人诉苦，当年的那份报告是被别人逼出来的。[iv]
１９８１年春，雷英夫经总政批准解除隔离。夏天，雷在青岛疗养后回京路过济南时，有人请他吃饭，雷说：「我是受冤枉的，军委要派人给我平反，我揭发刘少奇是周总理叫我揭发的」。还说：「现在院里将取消教育长，训练部设部长，回去要我当训练部长。」[v] 雷英夫还说：（当初的那个报告）毛主席批准了，总理和叶（剑英）副主席也知道。」[vi]
真相大白。以雷英夫的身份，既不是中央委员，当时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结果尚未透露，雷何来如此大胆，何来如此知情？背后有周恩来这颗大树，自然知晓一切。[vii]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周恩来对于文革的发动并非完全不知情。当然，毛也不会让他完全知情；他对毛主席发动这场「革命」的深层想法有可能不完全清楚，所以他要时时处处揣摩毛的意思；对「文化大革命」有可能缺乏某些思想准备，但周肯定不是被动地卷入这场运动之中的，他是利用各种机会不断地积极地向毛泽东表态，全力支持毛发动文化大革命。这种支持这种努力充分体现在号召「保持晚节」、做老干部的思想工作以及对新生事物的支持（红卫兵、中央文革小组以及后来的造反派等）上。但是周恩来的地位并不是稳固的，而是处于随时可倒的状态，直到陶铸倒台才站稳了脚。周恩来在这段时期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最得力的助手之一，也是不可或缺的文革依赖支柱之一。
摘自司马清扬 欧阳龙门《新发现的周恩来》
[i]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編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紀實》 法律出版社 １９８２年版 第５、４５頁
[ii] 圖們、孔弟 《共和國最大冤案》 法律出版社 １９９３年版 第２２－２５頁
[iii] 余汝信 《在雷英夫未被追究的背後》 見 《余汝信專欄》 林彪網站 www.linbiao.org 原載 《華夏文摘》 增刊 第４４４期 ２００５年７月６日出版
[iv] 司馬璐 《中共歷史的見證》 明鏡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版 第５６５－５６６頁
[v] 轉引自 余汝信 《在雷英夫未被追究的背後》見 《余汝信專欄》 林彪網站 www.linbiao.org 原載 《華夏文摘》 增刊 第４４４期 ２００５年７月６日出版 李汛山：《關於雷英夫誣陷國家主席劉少奇及其他中央領導同志至今不認罪和後勤學院領導對雷英夫的重用包庇以及雷英夫來後勤學院後的陰謀活動的情況》（１９８３．２．２２），原件底稿。
[vi] 舒雲 《林彪畫傳》 明鏡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版 第５９８頁
[vii] 知情人講述文革結束后主要是葉劒英對雷進行了關照。
评论
目前还没有任何评论
登录后才可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