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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里朋友转的刘阳年轻时的照片，当时正在讨论巨噬细胞和T细胞的相互作用
以色列科学家加入到与美国默克的竞争行列中，他们的EXO-24对新冠感染的治疗效果惊人。在一期临床试验中，他们给30位新冠病人使用了此药，29人在3-5天内痊愈，他们的给药途经是通过呼吸道吸入的。这几乎可以说是神药，但是这项成就无论是从基础原创还是转化医学探索都是美国华裔科学家完成的。
前段时间，刘阳和郑盼夫妇实验室的科研成果CD24Fc被默克以4亿美元买断。刘阳是武汉大学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校友，耶鲁博后；郑盼是北大、北京协和以及耶鲁博士校友，夫人无论是国内和国外的牌子都比丈夫响很多。现在默克作为世界头号疫苗制备商宣布放弃新冠疫苗的研发。在默克的新闻中透露，他们将主打以刘阳夫妇发明的CD24Fc的药物作为治疗新冠的药物。
我们可以想象，也被临床试验证实，这个药物通过抑制免疫损伤而对中重度病人特别有效。所以还是那句话，只要现在还有幸活着，医学的发展总会让我们战胜新冠，无论是通过疫苗还是有效的药物。
我们大家知道，新冠病人的死亡绝大多数不是因为病毒本身，而是因为免疫系统在遵命打击病毒时也严重攻击了自己。最为明显的例子是细胞因子风暴，失去控制的大量细胞因子的产生加重了炎症反应，从而对组织与器官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伤，最终导致病人死亡。检测很多死亡的病人，他们的新冠病毒早己转阴，但是人却没了。
刘阳夫妇发明的CD24Fc正好能够抑制新冠病人的细胞因子风暴，他们将Fc连接在CD24上，使CD24Fc能与很多细胞都表达的Fc受体结合，这样相当于将CD24放在了固定或移动的运载体上。
以色列人则另辟途经将CD24放到Exosome里面，Exosome是细胞外吞出来的胞外小体，称为外泌体。这些外泌体里面可以含有蛋白质或核酸并且拥有释放它们的功能，这些小体内的物质可能来自细胞内也可以含有膜成份。外泌体还能被细胞再吞噬，所以它们在抗原呈递甚至通讯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以色列人将CD24放进这种外泌体中或膜上，希望它们能够定向释放到细胞外的组织中，以达到抑制免疫反应的目的。刘阳的CD24Fc应该主要在细胞膜上，溶液里面有多少，我们不知道。
我们都在谈转化医学，刘阳夫妇的成功正是从基础研究的发现到临床应用的典范，他们也在中国苏州开公司。CD24早就被发现了，应该是至少在30多年前，那时刘阳还在求学阶段，所以不可能发现CD24, 但是刘阳和郑盼实验室发现了CD24拥有非常多样性的功能。
在这些功能中最具应用价值的是CD24的免疫抑制功能。他们实验室在肝损伤动物模型中发现CD24为负性免疫调节蛋白，也就是CD24拥有内在的免疫抑制功能。当小鼠没有CD24蛋白时，在它们体内所诱导的肝脏损伤会更加严重。这篇开创性论文于2009年发表在Science上，他们当时还发现了CD24与配体的相互作用机制，免疫沉淀实验做得非常漂亮，这里受体和配体都可能是药物治疗的靶点。
现在将CD24应用到新冠治疗就是沿的这条思路，他们做过一些诸如艾滋病毒感染或骨髓移植排斥反应的模型，但是我没有看见他们直接做呼吸道病毒感染的模型，应该与华大在这方面的杰出科学家Michael Holtzman联系。
难能可贵的是，如果刘阳夫妇不试不同的模型，他们就不可能获得这样的成功。他们在肝模型中的结果是与他们在多发性硬化症模型的结果是完全相反的，他们在2004年在JEM发表论文称CD24 KO老鼠完全不能诱导神经病变。也就是说CD24是成功的免疫介导的神经鞘损伤所必须的，原因可能是该模型是T细胞介导的，而CD24正好对T细胞增殖等功能都有作用。
我在很早就预测到抗新冠病毒的中和抗体在治疗上的重要作用，陆续出来的再生元和礼来的治疗抗体验证了这点，但是这些治疗作用是与疫苗的作用重叠的，目的都是抗病毒。CD24涉及的治疗是瞄准的免疫系统，希望抑制它的过度活化，与类固醇激素相似，但是更特异些。这真是个出人意料的靶点，因为CD24的表达谱带太广泛了，在骨髓源性或非骨髓源的细胞中都拥有广泛的表达，包括B、T、中性粒、嗜酸、巨噬和树突状细胞，以及神经、皮肤、上皮和内皮细胞。
这里面总有一个平衡要掌控，正的或反的结果都有可能出现，治疗新冠炎症所期望的则是利用的CD24抑制免疫的功能。正是因为CD24拥有如此多样的功能，使用它导致的潜在副作用是不容忽视的，CD24还与细胞凋亡有关。我不相信现在说的完全没有副作用的宣传，还是必须通过严格的三期临床试验。
可进一步阅读我的前期博文：
默克斥亿元巨资收购武汉大学校友的新冠药物
雅美之途，2020-11-26 07:42:36
刘阳公司的一个产品CD24 Fc被默克以4亿多美元买了，应该是对抑制新冠后期的免疫炎症反应有效，他一直是做共刺激因子和肿瘤免疫的。他们在Nature和Science的文章中发现，CD24能与识别Patterns的受体结合从而抑制细胞因子等炎性反应，Fc融合进去则能使CD24通过Fc受体附在细胞膜上。我们暂时不谈太多的科学，只聊涉及这公司的一对华裔夫妇科学家：刘阳和Pan Zheng（郑盼)。
刘阳可不是一般的人物，武汉大学的本科生，北京协和顾方舟的硕士，大概是最早在美国做教授的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人之一。他大约在读大学或研究生期间就在《国外医学分子生物学分册》发表文章，所以担任该杂志主编的同济免疫学教授赵修竹应该对他印象深刻。刘阳从Yale的Charlie Janeway实验室出炉，Janeway 如果没有英年早逝肯定会因TLR获得诺贝尔奖，现在圣路易斯华大教授Ken Murphy主编的全球最好的免疫学教科书就是以Janeway冠名的，因为他是首任主编。刘阳能从澳大利亚竞争到Janeway实验室的位置，当年应该相当不容易。
刘阳去NYU面试教授时，别人当场给了他位置，他马上接受，没有任何讨价还价，他只觉得机会太难得，因为当时可能只有傅新元在美国做教授，华人很少有这么成功的。刘阳在NYU做到正教授，转到Ohio State, Ann Arbor, 和马里兰，长期与他的医生太太一起开实验室，现在似乎回苏州全日制做企业了。
武大出了一大批人才，病毒或免疫领域之外，武大校友有杜克的王小凡夫妇，UCSD的付向东和西南医学中心的李国民这些大牌生物教授。刚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的UCSF教授程亦凡也是武大的，在武大学物理，现在的结构生物学家。在那个年代的生物领域应该沒有任何国内大学可以与武大比肩，包括清华和北大，石正丽也是那个年代的武大人。现在的武大则被他们的奇葩院士和医学院那位让小学生做科研的院长，弄得乌烟瘴气。武大当年的领导，居然因为同济拒绝放弃同济牌子的要求而反对合并，短视到了难以复加的程度。
谈点武大的免疫学，邓宏槐去上二医学免疫，刘阳去北京基础所做病毒免疫，董晨在武汉生物所过渡后出国，因为那个年代武大几乎没有免疫学。武大当年的免疫学课程是我导师史良如教授去教的，每次生物派车送史老师去上课。武大是个神奇的地方，武大有细胞、生化或遗传等传统生物学专业，武大还有不信基因的米丘林学派信徒，还是武大才子。耶鲁博士高尚荫在那里把病毒弄得那么强，但是大量做昆虫病毒，几乎不涉及人体病原病毒，他们对机体抵抗病毒的免疫反应也没有兴趣，只玩病毒的分子生物学。
刘阳教授，博士，总裁，董事长，我都不知道怎么称呼他了。
以前做学术时可从文章中看到刘阳夫妇共同署名的科学论文。他太太名为Pan Zheng, 北京协和毕业，耶鲁博士，NYU住院医。猜测他们两人在北京协和认识（也可能在耶鲁），除了刘阳的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外，随后他们的经历完全重复，看来找对人很重要。
既然默克花重金买，美国政府应该对他沒有问题，他们确实是应用的美国实验室的技术。白宫的主人快要走人了，寒冬终会过去，春天不远了，谢天谢地。刘阳似乎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千人，出去做就是挣大钱的项目，老婆是Chief Medical Office。
他们实验室是早期的老中风格，基本上就是一个Chinatown，雇大量老中博后或访问学者。刘阳在做教授的早期在T细胞辅助刺激信号的研究上有所贡献，但是也没有发现PD-1L这么接近的蛋白。一般来说，从大学去企业的很多人都看到了学术的尽头，去公司当SVP, 华大神经系主任刚走。但是他们夫妇似乎在马里兰大学的实验室还在，那个研究所是为艾滋病毒发现人之一的Bob Gallo专门办的，现在他们夫妇在那里当家。
现在出来的华裔教授则完全不一样了，这是华大世界顶级分子微生物系（Charlie Rice做出诺贝尔工作的地方）新雇华裔助理教授在自己网页中喊出的政治口号，BLM与女权和移民全有，与美国名牌大学相当接执，因为他是耶鲁博士，斯坦福博后。
“武大出了一大批人才，病毒或免疫领域之外，武大校友有杜克的王小凡夫妇，UCSD的付向东和西南医学中心的李国民这些大牌生物教授。刚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的UCSF教授程亦凡也是武大的，在武大学物理，现在的结构生物学家。在那个年代的生物领域应该沒有任何国内大学可以与武大比肩，包括清华和北大，石正丽也是那个年代的武大人。现在的武大则被他们的奇葩院士和医学院那位让小学生做科研的院长，弄得乌烟瘴气。武大当年的领导，居然因为同济拒绝放弃同济牌子的要求而反对合并，短视到了难以复加的程度”。
我在这里仅是指的武大生物学科里面涌现的人才，那个阶段指的是80年代那十年的毕业生，不是说武汉与北京上海的整体学术水准，后者的差距我们熟知。这些是星光灿烂的武大生物的80年代毕业生的名字：王小凡、董欣年、邓宏槐、刘阳、董晨、李国民、程亦凡、付向东和石正丽。我不是武大校友，应该还有漏网的。如果你能指出在那个年代任何中国大学的生物系培养了这么多人才，我愿意洗耳恭听，在我视野范围内沒有。应该指出这里包括二位美国NAS院士、二位中国院士、一位Cell编委、一位亿万富翁和一位因新冠突破性研究的潜在诺贝尔奖竞争者。还有一位需要说明的是，同济校友向我透露：Paul Modrich的诺贝尔奖含有李国民在冷冻室里的贡献。
经我这番解释，你应该说我的评论是公平的，我也是那个时代的人，也对中科院系熟悉。现在应该反问：北京和上海当年拥有那么多资源，为什么人才培养不如武大？
在医学院系统，我从来不认为同济比上海二医差，我们当年只输北京协和、北医和上海一医。
同济协和，无法与上海一医和二医系统的中山、华山，瑞金等相比。复旦遗传所的谈家桢先生和刘祖洞先生，还有薛京伦老师等等。
我有亲戚曾经是同济医院院领导。他活着的时候，也没敢如此说过，是极为尊重瑞金医院的。裘法祖先生评为学部委员时，因为什么工作合作原因，我的亲戚第一时间告诉我，那时北京，上海多少学部委员手刀老院士？武汉病毒研究所的高尚荫有一个弟子曾与我同事，不敢恭维。我也认识不少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的朋友。至于今天的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