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唐年代荒唐事

作者：老游客

   “五一”长假的最后一天早上，在“猫眼”看到了“82岁湖南萧一湘”的《腐败见闻于改革开放前》一文，感慨连篇。

   不管作者写作此文意图如何，首先，作者以真名实姓、详实的资料，向人们揭露出大量的真实材料，说明了从五十年代初起，党内就出现了严重的腐败现象，让人耳目一新。

   但是，正是这些事实，让人们知道了为什么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伊始，毛泽东就不断地发动各种运动，企图通过民主的形式，消除干部队伍中的腐败现象。同时，也向大家揭示了，这些掌握了一定权力的腐败分子，在每一次的运动中，是怎样通过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把运动引向整治群众，将自己打扮成“反腐英雄” 从而保护自己，“将腐败进行到底”的。

   笔者今属“花甲之年”。五十年代，就读于小学、初中，对社会知之甚少，但是笔者在家中排行“老满”，哥哥姐姐的年龄基本与作者相差无几，都是经历那个年代的人，也经历过作者所写的那些事，对作者所写的这些事实，深有体会；进入六十年代，笔者就读与高中、大学，大学毕业后长期在边远小县的基层工作，对于这类问题，体会更深。现举几个笔者亲历的事例：

   1、在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六年间，为了配合当时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笔者曾经就读的小学教师们公演了一场话剧，剧名叫《激战前夜》。

   剧中描述了一个潜伏的特务组织，为配合国民党反攻大陆，搞了不少破坏活动。最后，在策划接应台湾国民党派遣人员登陆的前夜，这个特务组织被一网打尽，登陆的台湾国民党派遣人员也被全部消灭。

   按一个小学生的观点，故事情节很吸引人，演出的水平也还比较高，让笔者产生了极深的印象，很多剧情现在还历历在目。

   于是，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中，整个剧组全部被打成“特务”或者“右派”。

   语文老师在剧中扮演潜伏的特务组长（当时已经是五十多岁了）、体育老师、算术老师等，都被判了刑。体育老师更惨，连数年前他的妻子（学校教导主任）因病在医院去世，也认定是被他谋害而死的。

   所有这一切，“罪行”只有一条：“如果你们不是特务，怎么演得比真的特务还要象？！”

   2、到“四清运动”的时候，笔者已经在大学读书，能够比一般群众听到更多的中央文件，对“运动”也有了更多的认识了。

   针对这个运动，中央先发出一个“十条”文件，但是不多久，中央又发出一个“十条”文件。前一个“十条”，强调“运动的重点”是“清理干部队伍”，而后一个“十条”，则强调的是什么重新划定阶级成份，抓所谓的“新富农”。对比两个文件的内容，运动目的和性质竟然完全相反！让我们这些学生得出了“不管是什么运动，整来整去最后总是整的群众”这个印象。

   直到后来中央又出来一个“二十三条”，运动的性质才又强调是“清理干部队伍中已经蜕变的不良份子”。但是紧接着出来的“桃园经验”，发明了什么戴高帽、挂黑牌、坐飞机又发展到什么“喷气式”， “工作队进村，先把所有的干部都‘赶上楼’，再一个一个地‘解放’，恢复工作”， 将运动从“清理”提高到“打”的水平。这样一来，弄得干部人人自危，“工作队又不懂当地的生产情况，却下车伊始，胡乱指挥，这样怎么能够把生产搞得好（需要指明的一点，这种作风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初期，笔者作为县里派出的农村工作队成员进生产队的时候，看到的还是这种运动方式。笔者一进生产队，生产队长就撩了挑子，要笔者这个“连麦子跟韮菜都分不清”的“份子”给社员分配生产任务。这样的“瞎指挥”，生产队还能够指望来年能够得到什么“好收成”！）？而笔者也忙于这种“瞎指挥”，连自己进生产队的根本任务都顾不上了！

   3、笔者有一个姐夫，四十年代末湖南大学在校生，长沙和平解放之后，响应号召，投笔从戎，参加了清匪反霸、土地改革运动，在剿匪中荣立一等功。

   到五十年代末，任县水电局局长，于是为解决本县建设的能源需求（当时尚无全省大电网），筹划、组织修建了县内当时最大的水电站。到六十年代中，电站完工，正值“四清运动”，经过反复“清理”，最后被“打”成“三反份子”（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份子）。被撤职、降级，放到一个公社修另一个水电站去了。将他“打”成“三反份子”的罪行只有一条：修那么大一座水电站，就是“贪大求洋”！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因为其家庭出身地主，所以其子女在填写家庭成份的时候，被要求同样填写成地主，文化大革命中，享受“黑五类”（即地、富、反、坏、右）的“狗崽子”待遇！

   直到八十年代初，“三反份子”的冤案才得以平反。但是，在落实对他的知识份子政策的时候，要求他拿出湖南大学的毕业证书，由于他是在校读书时响应号召参加革命工作的，没有毕业证书。因而不能算是知识分子，不能落实政策。对此，有人还幸灾乐祸地说：“把你当知识分子整了几十年，结果你还不算是知识分子，这几十年算是白整你了！”

   4、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笔者正在大学读书。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是要求广大师生员工写大字报，向领导提意见。“提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而提不提可就是思想问题！”于是大字报铺天盖地，好一番热闹景象。细观大字报，其内容正如作者所写的，还是揭发有关领导的腐败问题为多。

   但是运动开始仅一个月，给领导提的意见还刚触及皮毛。却风云突变，变成了在学生中“反右”。将运动的矛头一下从“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转向了“在学生中间抓右派”。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的什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是毛主席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让我们顿开茅塞！原来，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有“两个司令部”存在！

   如果明确了“两个司令部”这条主线，一切问题就都明了了。

   五月十六日，特作此文。

[3722]

1964年“四清” (1962-1966)的时候，父亲正好是生产队队长.“四清”在当时是 一项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四清”工作组组长是邓质文，湖南双峰人。父亲他们在对家桥住了7天，封闭式开会，办学习班，家属送饭去吃。一天早晨，戴XX，戴顺X他们嚷着说“现在是贫下中农做主了，我们要杀猪打牙祭”。父亲说，现在工作组在这里，不能杀。可是他们坚持杀猪。父亲没有办法，只好杀了队里一头猪。父亲帮他们分了猪肉，自己一点也没有要。第二天一大早，父亲还在睡觉，邓质文让他的手下人来叫父亲去。一到他那里，他理也不理。父亲说，叫我有什么事？
__什么事？你自己还不明白吗？
__我不知道。
__谁让你杀猪的？
__贫下中农。
__贫下中农？你当队长，你还把责任推给贫下中农？
于是，他一巴掌拍在桌子上。说“你回去给我写检讨！”。父亲说还没有喊工呢。邓质文说你先去喊工，散了工再写。父亲说，我散了工还要吃饭呢。“啪”的又是一声，邓质文往桌子上又拍一巴掌。
__吃饭？你还要吃饭？！

（家父的一段回忆）

[xiangpi]

何止荒唐，就是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