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67年结婚的，68年7月，我迎来了第一个宝贝，我的大孩子出生了。 老婆怀老大时，脸上长了好多色斑，人家都说怀的是男孩，那个时候，产假只有35天，所以老婆挺着大肚子上班一直到临产。她的临产期估计在七月中旬。记得到七月十七日的时候，她还在上班，下班时她觉得肚子痛，告诉我后我有点紧张，就送她去医院。那时正当文革期间，厂里的汽车控制在联总手里，我是逍遥派，根本要不到厂里的汽车送，只好自己用自行车送。记得那是在傍晚，我骑着自行车，老婆挺着大肚子一下子就坐到我自行车的后座，那是相当有水平的。我们一路上颠簸着来到医院后，医生检查说宫门还没有开，但是松了，所以不能回电厂，得留在医院观察。那整晚整夜，仍旧是痛一阵好一阵，我也不敢回电厂，弄得大家都没有睡好。一直到天快亮，痛的更厉害了，我看她痛的拉着床沿蹲在床边，嘴里还不断地叫喊，那个难受劲真无法用言辞来表达。这时我想，女人生孩子真是磨难，而男人则也受够了焦熬，作人真是不容易。我们以为要生了，但是医生检查宫门才开一点，这样，一直熬到快八点了，医生才叫她进产房。我则在外面等，快十点时，只听到一声宏亮的哭声，我的宝贝出生了，护士出来告诉我，生了个胖小子。
老婆回产房不久，护士就抱着我的孩子到老婆床边，让我们父母看看自己的小孩。我们只见到我们的孩子又白又胖，乌黑的头发一直长到耳边，两只大眼睛黑亮黑亮的，十分有神，鼻子又高又直，小嘴巴红红的，没有人说不漂亮的。护士告诉我们，我们的孩子重七斤半，非常健康。同房的还有一位奶牛场的产妇看了我的孩子后，不断地赞美说，我还没有见过这样好看的孩子，说的我们心里乐滋滋的。孩子出生后，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取名，我当时觉得自己一生太软弱，希望孩子刚强一点，就取名叫刚。老婆说叫刚的人太多，还是叫钢吧。她说当年周总理给一名产妇的四个孩子取名为，钢，棉，油，粮。我们叫钢，粘点运气。
由于当时医院产房紧张，我们只在医院住了两天就出院了。我仍然用自行车驮老婆，老婆则用毛毯包好孩子后抱着坐到自行车的后座，车前把上还挂着住院时的用品，就这样一路骑回电厂，这在现在是矣非所想的，但是当时都是这样，也就不觉得稀奇。
老婆回家后，想不到不到几天后就得了一场大病（产褥热），为了送医院我又惹上一场生死的灾难，这一切我在“生死之间”这篇文章中已经有所描述，这里不再重复。好歹老天有眼，让我们平安渡过。由于当时的条件差，我的孩子经常得病，而且很不好带，白天睡觉晚上不睡，睡觉时还得我们抱着睡，不然就哭闹，弄得我们筋疲力尽。老婆由于产后得过大病，所以奶水就不够孩子吃，我得天天早上很早去离电厂六公里远的奶牛场打牛奶，回来后还得上班，长期如此也弄得我神魂颠倒。好歹那时我在外线班上班，班里的同事很照顾，迟到一点也不顾问。当我有困难时，例如老婆上夜班，白天要在家里睡觉，不能在家里带孩子，班头就按排我值班。值班就是在办公室听听电话，有事通知班长派人处理，没事可以在办公室带孩子，洗衣服等干家务。我就这样糊里糊涂混到我的孩子满周岁。在这之前老婆妹妹为了前途去了伊犁，老婆又怀上第二个孩子，我们心想，我们实在没有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再要一个孩子，所以就决定把这孩子刮掉，现在想起来也有点后悔，不知这刮掉的孩子是男是女。如果是女孩就可惜了，因为我以后生的孩子还是一个男孩。
到七零年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三点半，我的第二个孩子又在州医院出世了，生时重七斤二两，只比老大少三两。当护士把孩子抱给我们看时，我们满希望是女孩，但是护士告诉我们是男孩，但是长的很可爱，像女孩。我们一看，果然如此，两只眼睛也是大大的，脸型像我，只是皮肤没有老大白。我们心里想，我们没有女孩，就把他当女孩养吧！我们给他取名为强，就是要他自强不息的意思。因为我觉得我们这样的平民百姓，要得自己维持生存，就得靠自己的努力，得不断自强不息才能在社会上有立足之地。也许是因为第二胎的关系，老二生的倒比老大容易的多，从老婆肚子疼到出生，前后也不到十个小时，不同于老大，老婆整整受了一天罪。老二出生后我们就是四口之家，家务的负担也就越来越重。为了减轻我们的家务负担，同时也为了帮助老婆的二姐减轻负担，经她二姐要求，我们同意，到这年十月，我们把二姐的大女’华’接到新疆, 一方面在我们家帮助干家务，另方面是为她自己找出路。所以到新疆不到半年就急着要我们给她找对象出嫁。当时像她那样的条件在奎屯已经很难找合适的男人，我们就提出要她去伊犁我老婆妹妹处想想办法。她同意了，就在来新疆八个月后去了伊犁，后来在伊犁找了一位种田专业户，很有钱，她的后半生过的非常幸福。
‘华’去伊犁后，我们的家务就非常繁重，好歹老二比老大好带的多，他是白天玩的好，一到晚上睡觉的时间，他自己就会乖乖地爬上铺去睡觉。这时老大也大了，不仅自己能料理自己一般的事，还会帮助照顾弟弟。但是就是这样，也把我们俩忙的屁滚尿流。没有办法，老婆工资低，工作又辛苦，就只好她常常请假干家务，以维持家庭平静的生活。
岁月在不知不觉中渡过，那个时候，虽然家家不富裕，日子却过得实实在在。我们一日三餐，就是白菜萝卜加洋芋，一个月只有半斤油，少有吃肉。但是孩子们还好，在两岁以前，只要我肯出力气，跑奶牛场还可以买到牛奶，但是两岁后就是你再有钱，也不供应牛奶。我们那个时候生活条件差，尤其是在冬天，两个孩子整天闷在不通气的家里，空气极差，一到晚上，还有草蹩子咬人（一种寄生在鸡身上的虱子，晚上就爬到人身上吸血。由于我们家里冬天鸡也是养在家里的，否则不下蛋，所以冬天家里草蹩子特别多，为了消灭它们，我们经常半夜里起床打草蹩子）。因此，我的两个孩子小时候病多，老大会经常感冒发烧，一发烧就容易转成肺炎。多次住院，把医院小儿科的医生护士都熟悉了。我们每一次来，护士都会说又来了，但是每次都有惊无险，平安地回家。记得有一次在冬天，老大又发烧，我们俩抱着他去医院，因为怕他再受凉，出门时用毯子包的严严的，到了医院后，打开包他的小毯子，只见他满脸通红通红，叫喊着：“水，水！”我们急忙给他水，只见他一把把水夺过去，咕噜咕噜就喝完了。当时我们想，因为是在冬天，只怕他再受凉，所以把他包的严严的，没有想到他已经发烧，不能再受热，不应该包的过严。另外也是因为我们当时年轻，没有带过孩子，没有经验。后来孃孃（我朋友杨顺余的母亲）告诉我们，小孩子火气大，你们的孩子每次都是衣服穿的太多才感冒。从此以后，我们知道衣服不能穿的过多，感冒的情况也就少些。老大除得过几次肺炎外，还得过肝炎和腮腺炎，都是在托儿所传染的，所以我的老二就很少上托儿所，我们尽量自己带，也就少得传染病。老大一直到五岁后，才不怎么得病了。老二小时候由于少去托儿所，则少得感冒和传染病。但是头上经常生疮，还老流鼻血。有一次脚背被虫子叮了一下，从此脚背就经常生疮，还流脓，医生不管给什么药擦都不管用，它自生自灭。头上的疮也一样，自己发自己好，好了后一样长头发。头上的毛病一直到上中学后才完全好愈不再发。脚上的疮则到上大学后才完好。后来我们想，这可能是他小时候出痲疹时没有出好，导致体内的毒素没发完，体内的抗体就把毒素从头和脚俩处往外赶。这也是自身免疫功能的体现。
到七五年和七七年，老大和老二相继开始上学。那时候工厂就是一个大社会，除了管生产外，还管职工的生活，从吃饭到小孩上学。所以工厂里还要办食堂，托儿所，学校。我的两个孩子就在电厂办的子女校上学。也是我们的机会好，我的两个孩子正赶上粉碎四人帮后，学校的教学比较正常，而电厂学校的教学质量还是比较好的。那时候校长是李克义，是上海知青，老高中毕业生，有相当水平。在教师中，能力比较强的有朱新伦和潘兰迪。朱是天津知青高中毕业，潘是湖南知青，也是高中毕业，这两位老师，一直教我的两个孩子。所以他俩在小学时学的比较扎实。我的两孩子上学从来不需要我们督促，他俩一般在学校已经完成作业，回家后就好玩，我记得冬天他俩最喜欢在雪地或者冰场玩滑爬犁，爬犁是我在钳工房做的，他俩坐在爬犁上，手中拿两根铁推杆使劲地往后推，那爬犁就飞快地往前滑。他们玩的满脸通红，非常高兴，还和其他小孩比赛。我们在旁边看着也满心欢喜。夏天的时候玩的种类就多了，什么兰球，足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不管什么球，只要孩子们喜欢我们都给他们买，所以我们家什么球都有。孩子们玩起来都很来劲。当时在电厂的孩子们中间，我的孩子玩具是最多的。他们俩除了玩球外，还喜欢玩打三角，滚铁环。滚铁环就是自己作一个铁圈，用一根铁钩推着它跑。孩子们玩的十分高兴，我也喜欢玩，因为那是自己做的，不费钱。我当时在钳工房，做这些东西很方便，我就做了两只，孩子们玩，我也玩。但是玩昏了也容易出事。记得有一次是星期天，我的两个孩子回家，满身湿漉漉的，也不啃不喊，满脸一付做错事的样子，我们就怀疑他们干了坏事。仔细追问后才知道，他们听了收音机里教解怎么样学游泳后，就自己两人跑到当时农科所鸡鸭场的水库去学游泳。但是他们丝毫不知水库水的深浅就冒然下水。结果那水非常凉，冻得两个孩子直发抖，老大下水不久脚就抽筋了，老二看见就吓呆了，不知所以然。好歹老大还算聪明，马上抓着岸边的一棵苇子，就算平安地爬上岸来。他们俩自己也吓得不行，就赶紧回家。我们得知后狠狠地教育了他们，并告诉他们，那个水库年年都淹死人。他们听了后，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去水库玩了。
转眼到了八一年，我调到城建局后分到房子，孩子们就需要转学到市中心的学校。老二很容易就转到了一小。但是那时老大念初中，在四中读书，却无论如何都转不到一中。奎屯初中是分区招生的，高中则是全奎屯统一招生。一中说我们住的地方不属于一中的招生范围，是属于三中队范围，老大只得去三中读书。但是我们听说二中比较好，虽然我们不属于二中的招生范围，但是二中我们有熟人，通过关系也就进去了。老大进去学了一个月，觉得还不如四中。我就去三中打听，我的一个要好朋友童耀南的女儿童卫也在三中念书，和我老大同年，我问童卫三中怎么样。童卫说：“我觉得三中很好，一点也不比一中差。尤其是我们班，我们班的班主任是上海知青，很有水平，我们全班同学都很喜欢他。他不仅课讲的好，而且很会作同学的思想工作。我们班在他的带领下，学习成绩一直领先其他班。”我听了后就去拜访她的班主任，因为我也是上海知青，我们立刻有共同语言。我问他能不能把我的儿子转到你的班上，他说：“当然可以，本来你儿子就应该在我的班上学，你自己把他转到二中去的，其实二中名义上是老二，教学质量一直很差，主要原因是它的生源不好，二中的生源主要是建筑公司的子弟，不像三中和四中，生源都是工厂职工子弟，家教比较严。”我听了后很高兴，当即就去二中办理老大的转学手续。老大去了三中以后，自己感觉比四中和二中好的多，这样，老大就在三中念完了初中。由于二中和三中离开我们家都有些路程，老大上学都是骑自行车的，这就落下一个慢性咽炎的毛病，多年不好，一直到出国，国外的空气质量好，而且身体也健壮些了，自己痊愈。
一眨眼就到了上高中的年纪，我的两个孩子都考上了奎屯重点中学一中。在高中阶段，是我两个孩子学识和才能飞速成长的时期。他们俩都非常热爱学习，自觉地贪婪地吸取知识。老大特别喜欢数学，自己到书店和读书馆去买或者去借有关数学方面的书，自己学完了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考题，在高二时代表学校参加全国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并且得到全国优秀奖。（也是新疆自治区内多年来唯一得奖的参赛学生。）同时他的语文写作能力也特别强，自从小学开始，他的作文经常得到老师和学校的表彰，发表在校刊上。甚至连我们电厂的党委书记李文合，也有一次在全厂职工大会上，朗读老大一篇描写电厂工人生活的文章，得以电厂为骄傲。以此推之，他的英文也比较强；老二则比较喜欢物理和艺术，他从小写字就写的很好，多次参加学校的书法比赛得奖，他又喜欢自己拿泥土捏成各种各样动物或者人物，非常像会事。又喜欢拿雕刀雕刻，刻成各种各样人物或者山水风景。在物理课学习上，他也一直领先同学，以致在高二时，自治区举行一次中学生航模比赛，一中派出了五名代表中有老二一名，结果老二做的航模子自治区的比赛中得奖。而且那时一次自治区高中物理竞赛，老二也代表一中参赛得奖。我现在有点遗憾，如果我在老二高考时选专业选北航而不是华东化工，不知现在有什么样的结果。总之，我现在想，我的俩孩子，各有所长。老大逻辑思维推理能力较长，表现在他的数学能力超人一等，也表现在他在为人处世上很得人缘；老二则在形象思维能力较强，表现在他的艺术才能和动手能力上。
不知不觉老大到了考大学的时候，老大预考的成绩是全校第一，到了正式考试时，由于在他擅长的数学考试中，漏了试卷背后还有一道题，只得总分608分，变成全校第二。（第一是他同班同学高峰）但是在全自治区理科考生中他仍然排名第三名（第一名是他同班同学高峰，第二名是乌鲁木齐的考生，他们的考分都是只差一分）。按照他这样的成绩全国随便什么学校都可以录取。但是全国重点大学在新疆的招生专业都不理想。他原先是考虑上海复旦大学的，原因是我来自上海，他的一个表哥也在复旦大学读书，对他有影响。但是复旦大学在新疆招生的专业都是纯理科，我们希望是考理工科，这样今后就业的出路要好一点，工资水平也要高一点。复旦大学考不成，就考北京的大学，首先考虑的也是清华和北大，但是清华和北大在新疆的招生专业也是一点也不理想，这时我们发现中国人民大学有一个很好的专业在新疆招收两名学生，这个专业就是经济信息管理专业。我们一般认为，中国人民大学是纯文科大学，但是这个专业却是理工科。我们研究了这个专业的就业前景，发现它的就业前景非常好，我们就敲定了这个专业。为了防备万一失手，我们还填写了人民大学另一专业，也是属于理工科的图书馆信息管理专业。虽然我们对考取这个专业有一定的把握，但是在还没有得到录取通知书以前，我们还是不敢大意的。在等待录取通知书的过程中，我们也是忧心如焚，提心吊胆的。我几乎天天在招生办公室前等候消息，还跑到招办主任那里打听情况，尽管他们都安慰我们，让我们放心，我们还是忐忑不安。一直到录取通知书送到了我们的手里，才放下心来。现在来体念当时的情景，也是几分欢喜几分愁的。
老大顺利地考取了全国名牌大学的信息立刻传开了。在我们这个小城市，能考上全国名牌大学都是一件不容易也是非常光彩的事情，所以很多亲朋好友都来祝福，连我们局机关党委书记也对我们表示祝福，我们也确实高兴了很久，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兴奋也渐渐平淡了。老大只身动身去北京，那时火车还没有修到奎屯，老大必须先坐汽车到乌鲁木齐，然后再转火车去北京。没有像现在的孩子上大学时父母陪着孩子大包小包地送到学校。我们那时都很忙，没有时间去送，也觉得没有必要送。老大是和他的同学童卫一起走的，童卫考上天津南开大学，她需要经过北京再转车到天津。经过四天四夜的旅途辛苦，终于到达目的地北京。我们虽然没有送他，心里也是很放不下的，因为终究是孩子第一次只身远赴他乡。所以在没有接到孩子平安到达的电话以前，我和老婆也是吃不香睡不好，在焦熬中度过日子，一直到接到孩子平安到达的电话后才放下心来。
两年以后，同样的焦熬又落到我们头上，因为我的二儿子也要考大学了。老二总的学习成绩要比老大差一个等级（就是高考成绩差20分左右），不过在学校里也属于上层水平，在大学预考中，他的成绩是568分，为上中，够得上全国重点大学历年的录取分数线（480分）但是还不能随心所欲地填报志愿。好歹是老二有很大的潜力，在预考后，他发现自己的差距，预考后他相当努力，在正式考试中，他的成绩一下子提高了一个挡次，达到590分，进入全校200多名考生中的前七名，也进入全自治区理科考生中的前三十名。（我们奎屯一中向来在新疆历届高考中都是名列前茅的）。这样我们在填报志愿时就有了一定的廻旋空间。这次我和老二商量，一定要考上海的学校，他自己也有这个愿望。他要替父亲打回老家去，也要实现老大没有实现的愿望回父亲老家上海。另一个原因是他们俩曾经多次去过上海，对上海已经有一定的感情。但是上海的学校没有北京多，填报志愿有一定的局限。考虑到今后的职业出路，根据上海学校在新疆招生的专业，我们只能填报高分子化工。因为高分子材料专业在今后的发展中也是前景美好的。这样就避开了老二原来的强项物理落到化工上。我们第一志愿报的是上海交大高分子化工专业，这个专业上海交大在新疆只招两名，我们没有绝对把握。第二志愿就报上海华东化工学院（现在的华东理工大学），也是高分子化工专业。华东化工学院这个专业在新疆招的名额较多，有三十多名，因为新疆独山子要新建一座年产三十万顿乙烯的大型工程，需要大批这方面的人才，我们估计有把握，而且工作也没有问题，大不了分回新疆也是在我们家门口。（独山子离奎屯只有19公里，有车的话每天都可以回家）。就这样定下来了，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老二的第一志愿上海交大只差一分被淘汰没有录取，就落到第二志愿上海华东化工学院去了。好歹所录取的专业还是我们理想的高分子材料专业。但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华化的全部录取生都是新疆乙烯工程的委培生，毕业后都要回新疆工作，这给我后来为老二留上海增加了很多困难。但是当时是没有想到的，我们也就兴高采烈地送他上学。他和老大一样，也是自己独个离家，不过那时候铁路已经修到奎屯，他不需要先坐汽车到乌鲁木齐，然后在乌鲁木齐再换火车去上海，而是在奎屯直接坐火车到上海，他的命运比老大好多了。因为一起去上海的同学比较多，不像老大只有一个同伴童卫。老二走后，我们家就空荡荡的，只有我们俩老，我们的家也就成了空巢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