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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敬仰的一代大师、学者一个一个远去了。不久前是余英时，这一次是李泽厚。
相比余英时先生，李泽厚先生对我们那一代人更有启蒙的作用。他的《美的历程》许多人爱不释手，我也不例外。即使书中许多内容早已遗忘，但是那种荣获至宝的喜悦、振聋发聩的感觉记忆犹新。
下面一段取自我最新读到的他的大作《魏晋风度：人的主题》，以此作为对李泽厚先生的纪念——
“社会变迁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上的表现，是占据统治地位的两汉经学的崩溃。烦琐、迂腐、荒唐，既无学术效用又无理论价值的谶纬和经术，在时代动乱和农民革命”的冲击下，终于垮台。代之而兴的是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是一种新的观念体系。”
。。。。。。
“ 本书不同意时下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广泛流行的论调，把这种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作为它们理论形态的魏晋玄学，一概说成是腐朽反动的东西。实际上，魏晋恰好是一个哲学重解放、思想非常活跃、问题提出很多、收获甚为丰硕的时期。虽然在时间、广度、规模、流派上比不上先秦，但思辨哲学所达到的纯粹性和深度上，却是空前的。以天才少年王弼为代表的魏晋玄学，不但远超烦琐和迷信的汉儒，而且也胜过清醒和机械的王充。时代毕竟是前进的，这个时代是一个突破数百年的统治意识，重新寻找和建立理论思维的解放历程。
确乎有一个历程。它开始于东汉末年。埋没了一百多年的王充《论衡》被重视和流行，标志着理性的一次重新发现。与此同时和稍后，仲长统、王符、徐干的现实政论，曹操、诸葛亮的法家观念，刘劭的《人物志》，众多的佛经翻译……从各个方面都不同于两汉，是一股新颖先进的思潮。
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压抑了数百年的先秦的名、法、道诸家，重新为人们所着重探究。在没有过多的统制束缚、没有皇家钦定的标准下，当时文化思想领域比较自由而开放，议论争辩的风气相当盛行。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与颂功德、讲实用的两汉经学、文艺相区别，一种真正思辨的、理性的”纯”哲学产生了；一种真正抒情的、感性的”纯”文艺产生了。这二者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飞跃。哲学上的何晏王弼，文艺上的三曹、嵇、阮，书法上的钟、卫、二王，等等，便是体现这个飞跃、在意识形态各部门内开创真善美新时期的显赫代表。
那么，从东汉末年到魏晋，这种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新思潮即所谓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反映在文艺—美学上的同一思潮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 简单说来，这就是人的觉醒。它恰好成为从两汉时代逐渐脱身出来的一种历史前进的音响。在人的活动和观念完全屈从于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支配控制下的两汉时代，是不可能有这种觉醒的。但这种觉醒，却是通由种种迂回曲折错综复杂的途径而出发、前进和实现。文艺和审美心理比起其他领域，反映得更为敏感、直接和清晰一些。”
先生一路走好！
据说中国历史的划分还是经过斯大林确认的，
尤其是旧新民主义、新新民主义的划分。
玩弄这些个名词真是继承了古代的玄学花样。
早有胡适说少谈些主义多谈些问题；
后有邓小平说不懂什么是共产主义。
所以，看到中国学者研究古代的老古董，
贴上西方时髦的标签感觉不妥。
自秦以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政府和农民的矛盾。
中国的思想家、历史学家、文学家，这些“毛”
无一不是附在政府的“皮”上。
跟现代的世界差距不少。
——呵呵，乱说一通
————对李泽厚没印象，对国内1982年后的电影电视剧
及其导演演员也基本不知道。因为从1982年春大学毕业工作
开始，都是看港台电影电视韩流，1991年到了广东，
对中央电视台都是扫一眼。广东人都是这样不了解中央台
的节目。2010年左右，北方干部空降广东各市当书记，
剿灭广东方言、文化及官场气候，现在可能有变化。
不过广东人很聪明，早已明白怎么对付政府那一套。
我已经出国了
真是好奇怪各位对国内电影电视如数家珍，
你们都出国很多年了呀！呵呵
问好鹿葱，一起纪念！
李澤厚的《告別革命》就是說革命沒用。不曾想四十年后，中國還在歡實地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