帅哥也有更的时候

在我忧伤的时候,是你给我安慰; 在我欢乐的时候,你使我生活充满光辉。
个人资料
正文

记下一些

(2019-05-24 08:22:19) 下一个

霍福泰,霍庆云

 

除《宗谱》中记载的嫡妻费莫氏外,溥修还有一位侧室刘展如。这位姨太太没有生育过子女,并且在解放初期和溥修离婚,做了溥仪在伪满宫廷中的随侍霍福泰的外室。其后来的情况和卒年都难以考知了。

关于姨太太进入溥修家的情况,《李玉琴自述》中是这样说的:

……溥修这人满脑子封建道德观念,出口便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表面上与妻子费云章恩恩爱爱,相敬如宾,让人看起来道貌岸然,却悄悄地从妓院里接来一个16岁的小姑娘刘展如做姨太太,这位姨太太比溥修小20多岁,和他的大女儿年龄相仿,但他心安理得,一点儿都不感到难为情。姨太太长相很动人,皮肤略黑,一对大眼睛特别有神,美中不足的是有点口吃,因而得了个颇为不俗的绰名叫“哑美人”。后来她改得不错,不着急不口吃了。姨奶奶虽然年轻漂亮,但在正品太太面前也有主子和奴才之分,逢年过节都得给太太磕头。本来,满族嫡庶界限非常严格,姨奶奶在贵族家庭里是没有什么地位的;而在这个家里,情况有所不同,修二奶奶只顾自己打扮玩乐和往腰包里搂钱,竟把家交给了姨奶奶,于是这位姨奶奶成了当家人、管家婆。

从这段回忆可以得到几点重要信息。其一,刘展如比溥修小二十多岁,与溥修长女毓灵筠年龄相仿。根据《宗谱》的记载,溥修生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第九篇中我们提到过毓灵筠年龄与毓喦相仿,而毓喦生于民国七年(1918),确实是比溥修小二十多岁。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刘展如应生于10年代末。其二,刘展如出身青楼,16岁进入溥修家,则按前面推算的出生年份计算,应当是在30年代中期。其三,因为费莫氏不大过问家事,刘展如进入溥修家不久即掌握了家政大权,成为了实际上的当家人。

第九篇中提到,这位姨奶奶对家人照顾得无微不至,故而溥修的长子毓?与父母感情冷淡,却十分感念姨奶奶的恩情,在病重期间,也是这位姨奶奶一直伺候到最后。
解放初期,刘展如和溥修因财产纠纷离婚,又成了溥仪的随侍霍福泰的外室。《李玉琴自述》中对这场变故有详细的记述:
 
过了一年,溥修便把房子卖掉了,得款两万元,结果家庭为这笔款子闹开了矛盾。姨奶奶提出离婚,声言要5000元钱,开始溥修不同意,尤其是修二奶奶一听“哑美人”竟敢口出狂言,哪里会舍得!可这位姨奶奶也不是好欺侮的,又哭又闹,还要控告溥修夫妇给她气受,真把修二奶奶吓住了,只好答应给5000元。这位云章夫人只知打扮,对外边的事一点儿都不了解,结果没斗过姨奶奶,眼睁睁地看着哑美人带着大包小包离开了溥修的家。
 
溥修与姨奶奶闹离婚的时候,正好有溥仪原来的随侍霍福泰住在天津,……
再说办完了姨太太刘展如的离婚手续,溥修就让霍福泰把她送回沈阳娘家去。当时霍福泰还比较年轻,一表人才,刘展如便主动表示愿意给他当个外室,于是他俩就在沈阳安了一个新家。据我所知,霍福泰对住在北京的原配妻子颇有感情,也并非好色之徒,他同意纳刘展如为外室别有一番政治用心。当时他是穷困潦倒的,而刘展如刚得了一笔款子,他要利用这笔钱作为活动经费,寻找“皇上”的下落,而且真就寻风问底地找到抚顺去了,在那儿落了脚,专心等待溥仪出狱。……
 
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刘展如娘家在沈阳,离婚后离开天津回到了沈阳居住。李玉琴记述的溥修一家从天津迁居北京的时间在1951年初夏,而离婚的起因正是卖房所得的房款分配不均。从常理推断,买方已经支付了房款,溥修一家不可能继续住太长时间。故而推测离婚的时间也应发生在1951年上半年。按我们上文推算的出生年份看,刘展如这时应该是30出头的年纪。而她此后的情况不得而知。《李玉琴自述》中提到,李玉琴在1985年参加伪皇宫陈列馆的座谈会时见到过霍福泰,并且说霍福泰退休后回到北京,与原配妻子一起生活,但对刘展如的情况只字未提。因此,关于刘展如晚年的情况,本文只能付诸阙如了。
李玉琴(忆述)王庆祥(撰写)
这些年我也碰上一些当年伪满宫廷里的奴才,最后还想说说他们的命运。 
   
在伪皇宫陈列馆召集的恢复宫廷原貌座谈会上,我曾遇见过毓恩,他也是溥仪的侄辈,属于远支皇族。过去只知道溥仪讨厌他,向通化逃跑都不许他跟着。见面之下才知道,毓恩是个特别老实的人,那年已有70岁了,还是规规矩矩,少言寡语,就像在皇帝身边当差时一样小心谨慎。实在是一种职业病,至今不敢说溥仪一句坏话,叫人看着可怜! 
   
还有前两年才死去的严桐江,他从13岁进宫伺候溥仪,忠心耿耿地当奴才;在通化、临江还曾一度主事,总是念念不忘“上边”的恩典。解放后被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却仍是奉溥仪如神佛,甚至从来不敢对溥仪称名道姓,动辄“上边”如何。真遗憾,这“上边”特赦后竟连一封便信也没有寄来过,或许早把奴才忘了吧!严桐江在长春粮食部门以四类分子的政治身份工作多年,直到四人帮垮台才翻了身。 
   
我们同在一个市内,却一直没见面。因为都要注意“划清界限”,别闹个“臭味相投”、“一丘之貉”。党的三中全会以后我总想去看他,不知道住址竟耽误了。他不过是个高等奴才,却株连妻子、儿女吃了不少苦。他最了解溥仪生平以及伪宫历史,可惜不敢得罪“上边”,连一篇文史资料也没写出来。 
   
1982年我在北京见到了李国雄,就是《我的前半生》中提到的“大李”。他也是从小入宫给溥仪当奴才,日本投降后溥仪又“选中”他一起当上苏军俘虏,与其说他是苏军俘虏,不如说他仍是溥仪的奴才,在战俘营里照旧伺候溥仪。引渡回国后,战犯管理所不让他当奴才了,可溥仪还是叫他偷偷地当奴才。1957年2月受到免于起诉的处理释放回到北京,不久即赶上反右扩大化,找不到相当的职业。这些年他的妻子得不到丈夫的消息,以一个弱女子抚养四个孩子,生活之艰难是可以想象的。他开始反思历史,太无情了!溥仪特赦后大李再不愿去找他,他想把几十年的历史都忘掉,让妻子、孩子不再被恶魔般的阴影所遮蔽。 
   
1985年伪皇宫陈列馆为了复原工作,再度邀请知情人座谈,我又与霍福泰重逢。见到霍福泰,我自然而然想起那几年苦难的天津生活,因为就是他把我送到溥修家里。我却没有想到事隔40余年,这位溥仪的老仆仍以“贵人”待我,恭恭敬敬地行礼。 
   
“您在天津那个时期,固然不失为光荣历史。”他总算使用一个“您”字代替了“贵人”二字。 
   
“既然光荣,为什么溥仪的生身父、七叔以及弟妹等当时都不管我?他们并非没有力量呀!”我用事实驳斥他。 
   
“我考虑不周,让您受苦了!”霍福泰还使用着当奴才的遇事自责的口气。 
   
“过去的事情主要不怪你。总之我是个穷苦的汉人,贵族旗人能看得起我吗?所以才不能共处。” 
   
“我就知道上边喜欢您,别的不知道,所以才千方百计找了好几个地方,把您请回天津了。上边临走曾嘱咐我们一定要好好伺候您,不料让您受了苦,全是我不好……” 
   
说着,霍福泰再度行礼,大约是表示道歉的意思,可这是八十年代,我怎么受得了这个! 
   
“都什么年月啦,你还来这个?” 
   
“行礼是应该的,应该的。” 
   
我邀请霍福泰到我家做客,想让他看到这样的事实:我再不是什么“福贵人”了,有了属于自己的新时代的新家庭。他真去了两次,并且见到了老黄和焕新。他说:“我放心了,因为您生活得很幸福。”似乎还在替溥仪尽责。后来听说他对别人讲:“贵人有福哇,得了一个好儿子!”霍福泰退休后回到北京,和原配妻子住在一起,还有个孝顺的女儿在身边照顾。女儿是工程师,连外孙也大学毕业了。我见过霍福泰的女儿,我们很谈得来。 
   
霍福泰有位大师兄叫霍庆云,就是原伪皇宫护军拳师霍殿阁的高徒,论起来他们都是我国武术大师霍元甲的本家,有家传的武术功底,所以成为溥仪的保镖人员。伪满期间日本人找茬制造大同公园殴斗事件,解散了溥仪的护军,溥仪便把他们中间的几人留在内廷当随侍,按清朝制度等于殿上侍卫,也是很有身份的人。所以他们对溥仪都很忠诚,溥仪被俘虏到伯力后曾来信指示霍庆云,让他负责焚化停灵般若寺的谭玉龄尸骨,并潜送北京族人手中。霍庆云闻命立即动身,从大栗子偷偷返回长春处理了这件事情,行动利索而且十分谨慎。 
   
一天,霍福泰对我说,他大师兄霍庆云在家设宴请我临席。约定时间,说是有车接我。届时果然有位30多岁中年女子领车来到我家,经介绍才知道原来是霍庆云的儿媳,她叫大新,性格开朗,显然是位活动家。相见之下她很大方地说:“我年轻,不懂过去的礼节,今天来接您到家吃顿便饭,请赏光!” 
   
“过去的旧礼节早就不实行了,还是按同志、朋友的关系相处好!” 
   
“那咱俩的观点就一致了!” 
   
车行一路,我们已经成了朋友。她介绍说,公公已经80岁了,前几年在宽城区某处挂起“精武门”的牌子,广收弟子教授武术。这两年身体欠佳,因饮酒过度而患脑血栓病不能说话了,武术馆由儿子继续任教。 
   
说时已经到了,霍庆云一看见我立即起身似欲施礼,我赶忙走过去扶住他老人家,只见他“啊啊”地说不出话来,但心里很明白,扑簌簌地掉了眼泪。我说,现在是新社会了,比旧社会好得多,你再也不是奴才了,儿孙满堂多幸福哇!好好养病吧!霍庆云点点头。 
   
宴会够丰盛的,专门请了一位擅长烹调的朋友掌勺,他在文艺界也是武门师兄弟。还有一位陪客是某中学的校长,当然也是武林同仁。受过高等教育的霍庆云的儿子是宴会场上的活跃人物,他现在某单位任工程师,业余教授武术。他感慨地说:“目前中国对传统武功尚重视不够,外国人倒热心。一些日本人特地前来习武,我就教过好几个日本弟子!”宴毕,他们全家送我到门口。这位当年的护军由靠溥仪吃饭,现在变成了新社会的主人。我们还一起合影,照了好几张相。 
 
前排左一霍祥老师老师  左二张旭初老师,后排从左排序:魏长明、李启润
霍祥(霍福泰)是霍殿阁之侄,随叔叔霍殿阁到了宫内府,并以霍家弟子为骨干组成“护军”,保卫溥仪的安全。作为御前贴身侍卫,皇上的起居由他照料,饭菜都由有他先来尝。霍祥与张旭初老师同为一代,均为八极拳的第八代传人,(这个第八代是按照《民国沧县志》“武术传”的传续:癞位一世;癖、吴钟为二世焉。独生女吴荣三世;李大中四世、张克明。五世张景星、黄四海;  六世李书文;七世霍殿阁。张立堂与霍殿阁是师兄弟同为一代。因此霍祥与张旭初同为第八代,我要说明的是这个《民国沧县志》的第八代,起始点是“癞先师”,而有的“谱系”排序的起始点是吴钟,因此以吴钟为第一代排序的第七代,应与以“癞先师”为起始点排序的第八代为同一代)我在《我有幸结识的两位师父(上)》介绍到:“溥仪对张旭初老师----练得的八极拳是十分认可的”,“由于溥仪的引荐,“长春的霍庆云老人与我师父有了联系”,而这位霍殿阁的另一位之侄霍祥也与我师父张旭初有了联系,这位老人多次来京与我师父进行交流。据当年陪我师父张旭初老师一起接待的段俊师兄回忆:“霍祥讲:当年皇帝溥仪为何在众多武术高手如林之中独选八极拳作为学习的拳种呢?除了霍殿阁以精湛的武技艺压群雄之外,还有一层。那就是当年溥仪在大戏台观看高手们精彩表演时说:八卦掌不错,但我不愿转圈;太极拳也不错,但我觉得太慢,地躺拳也很好,但在地上打滚弄得很脏,这些拳种都不适合我,唯独八极拳有股霸气。强国必须强种,强种必须强身,八极拳能打出中国人气势来,我就学八极拳了” ! 又据段俊师兄回忆:“霍祥说:当年听到溥仪关在抚顺监狱,他就将全家搬到抚顺,就是为了能每周一次的探监,就是为见到溥仪。他说我们霍家深受皇恩,绝不能忘怀,我一定尽我的全力照顾他,帮助他。文革结束以后他任沈阳故宫博物院馆长,为恢复其原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作为一个实战武术爱好者,在过去几十年,武术给了我自信,我将站到我将站到我个人经历,结合我过去的实战经验和总结感悟,在武术中武德和技击法是相矛盾的,但又必须把它们合二为一。在技击训练时强调:肯、忍、狠、谨、稳、准六字诀。招法中含有笑里藏刀的阴险,杀人不见血的无情,声东击西的狡诈。心里要有无所畏惧的胆略,无坚不摧的信心,超越生死的勇气。这样的训练如让无德人掌握了是社会的危害,任何习武者首先必须修心养德。

武术的第一基本功是放松,不是压腿、拉筋 、翻跟头。放松是训练出来的,桩法就是放松训练,这种松是相对的松而不懈、紧而不僵,找到身体上下左右前后六向的临界点,就是身体力量归零,怡神达意、舒适自然。所以站桩不但不累还是一种休息。

中国武术在国内的没落,在于官方所制订的武术标准,"高难美新"套路技术的规范设计,是违背武术本质的。王芗斋先生论述:人造之拳架子,为一般门外汉、当差表演、拳混子谋生工具,毫无用处且对神经肢体脑力诸多妨碍,损害一切良能,故习此者难有智识。

武术功法是蓄养能量,反对挑战极限,高难度的花架子即没用又不能养生,初学进入者要选择真正功夫,会真功夫的老师。

穷文富武,真正传统武术家都和宗教、帮会、官僚、商人有着密切关系。一九四九年以后历次政治运动,很多武术家被作为反革命、牛鬼蛇神、封建会道门成员镇压迫害下放,境遇非常悲惨。同时把打把式、卖艺的花拳秀腿表演套路扶植了起来,因为这些武术中看不中用对社会构不成威胁。从而造成真正能实战的传统武术大量失传,把武术导向了套路表演。

真正的传统实战武术很不具观赏性,一般只有一个回合,伸手见高低,拳打两不知。如何区分表演和实战武术,很简单两只手合在中线上护住从鼻尖至心窝一线的为实战,两手分开敞开中线摆泡斯的为表演武术。你不会看到任何食肉动物,在攻击猎物时把两只前爪打开。

武术是上天赐给中国人特殊的礼物,是智者的修为。真正的(非表演)武术动作朴实而简单,运动中所包含着东方人体学、宗教修持法与人文关怀,是一个以身体运动为载体的大文化,从中获得难以言表的身心愉悦。

从中国武术运动养生理论的角度,绝大部分奥林匹克的运动都是毁坏人类健康的运动。挑战极限使肢体内藏承受超负荷的压力。争强好斗培养出贪婪功利的心理意识。金牌奖金都是牺牲健康去换取的。我们看看那些无论获冠军的还是没拿过奖的退役运动员有几个是健康的。工作事业和他们年轻时的付出也不成正比。而中国武术家运动寿命很长,到老年身体非常好,是平时注重练功的蓄养。

功和拳实际是不能完全分开的,有些拳法是偏重功法.,有些偏重打法。一般所指的功都是注重呼吸的基础功法,蓄力不发,反复梳理筋骨,使之通达安徐,身心得到合谐律动,并能瞬间调动一切能量。

只练功不练拳,不能使功力得到调动发挥是死功,最后不会应用,就象天龙八部电影里小和尚被强迫注入了北冥神功,但不懂拳法不会使用。

武术是具体的操作,必然以技术形式完成,不能有一点虚的东西,江湖骗子会把它神秘化,艺术作品会把它夸张化,院校学者会把它高深化。虽然武术最终追求的是道,但没有一个拳种是有道无术的。在具体的技术中达到高境界,体悟道的智慧。

空手道、跆拳道的普及是有政府背景的文化扩张,而且有一套完整的商业运作体系。而中国官方不但推广假武术,而且没有任何意识来抵抗外来文化的侵略,拿自己的文化不当回事。另外从事中国武术的人缺乏现代商业意识,守着江湖门派当老大相互排挤更缺乏整体的民族意识。

日本的空手道就是唐手,我们的祖先在琉球一带传播又称琉球唐手。日本人用四百年的时间才学习演化成今天的样子。十九世纪初以空手道命名,后发展为四大流派。是当今武术各种类在世界上推广最成功的,已经形成了从形式规则到经营运作一套完整的运动文化体系。

几年前我提出武术时尚化,不要总用神秘莫测的之乎者也来阐述本来就传统的文化,要把博大精深变得浅显易懂,时尚化首先要简单化。

一九四九年以后就没有发展实战武术,直到散打的出现才填补了中国实战武术的空白。但散打离中国武术本质甚远,需要加入传统武术技术理念改造进一步完善。

中国传统实战武术近现代历史不得不提武术家孙禄堂,他把形意、八卦、太极融为一体。孙禄堂晚年正值国力衰败,外国列强肆意欺侮的民族危亡之时,他年近半百击昏挑战的俄国著名格斗家彼得洛夫。年逾花甲力挫日本天皇钦命大武士板垣一雄。古稀之年一举击败日本五名空手道高手的联合挑战。只有中国传统武术的训练方式,才能在古稀之年仍然雄风不减。他还写了很多拳学著作。

但凡称为“博大精深”的事物,都难以把握全面的精准。所以中国武术绝不是标准化的体育项目,而是一个庞大的身体运动的文化载体。传统武术在当今是一个百废待兴的行业,大部分武者不是在公园小树林教拳,就是在娱乐界做武替,生活其乐融融。但是我们发现有一批执着于传统武术传承的人,坚守着这一片小小的阵地,靠的是一种超越金钱名利的尚武精神,随着文化的回归,相信真正传统武术会有其应有的地位。

很多从事传统文化的人对时尚都不屑一顾,认为浮浅,是外国人和年轻人的东西,比不了国粹有深度。但为什么国粹都要振兴?时尚的东西浮浅却有这么多人热捧?时尚就是生命力创造了这个时代的文化。要振兴就是要陶汰其糟粕,想保留就要用时尚化的形式改造它,没有割裂传统的绝对时尚,也没有不可改造的传统文化。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0月16日10:04 今晚报
 

 

  一代爱国武术家霍元甲是家乡人的骄傲。

  在以霍元甲为主人公创作的文艺作品中,似乎都有意“为尊者讳”,回避了霍元甲从静海小南河来到天津后,和他进入农劲荪的药栈前,曾在东门官脚行做过把头的历史。

  脚行曾是被社会帮会势力用野蛮手段争夺过的一个行业。但是,究其实,不过和把厨师行业称为“勤行”是一样的,脚行是对搬运、装卸、吊装等行业的一个通称。至于原始的脚行之间的争夺,就和原来缺水干旱地区的农民为了争夺水源也会发生互相火拼一样,是为了生存对有限的供给资源不得不去进行争夺。天津自明代后期开始,商业活动日益发展,而随着水陆交通条件和技术的进步,官方的庞大运军在不断削减,这就迫使他们上岸寻求生路,再加上军人的退伍,家眷的繁衍,农民向城镇逃荒,出卖体力的脚行工作既适应他们,又变得竞争格外激烈。行帮的势力在其间就发挥了互相协调,乃至出面争斗的作用。至于恶霸把头的形成,那是封建社会制度决定的,是封建社会的罪恶,而不是脚行这个行业的罪恶。

  天津在明弘治(1488至1435年)年间,就在老城里的中心和四门形成了“五集一市”的交易社区。因为这些地方是脚行生意兴隆的市场,为了维护市场秩序,早在清代康熙年间,就在这里设立了由兵备道管理的东西南北四个城门的“四口官脚行”,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四口货运公司”。因为东门面临海河码头,货运数量数倍于其他三口“官脚行”,这里特设一名没有品级的“白顶子”官方管理人员,统领“四口官脚行”的管理职责。而且,经“东门官脚行”准许运送的货物,可以持有“货签”,一站送达,不受其他脚行划定的“业务范围”的限制。并且在东门里边的靠城墙处修有简陋的“官脚行”办公场所和提供给脚夫们休息的“棚铺”,而其他地区的脚行,则由官府划定界限,颁发“龙票”(特许营业执照)。自清代乾隆年间,原始而又野蛮的“争脚行”活动就成为明令禁止的犯罪活动。

  霍元甲刚到天津,因为他的武术功夫和人品,就半任命半推举地做了“东门官脚行”的“把头”,也就是“生产主任”。

  在天津,有着霍元甲怒打官船上欺负海河边卖大碗茶小贩的“皇差”,力举有人挑衅当门搬来城门石狮子等情节的生动传说。依据传说中的情节描述的地理位置和场景,可以估计出这些故事是发生在东门里和东门外的海河边码头。还可以估计出,这些故事可能就发生于霍元甲在“东门官脚行”做“把头”期间。因为,他进入农劲荪的怀庆药栈以后,半为储运事务的管事人,半为农劲荪的客人,不会轻易为农劲荪去惹事。而打“皇差”(实际是官方货船的兵丁),举起有人挑衅移来的石狮,不仅符合他身为“东门官脚行”负责人的场合和身分,也更衬托出他见义勇为的人品,甚至可以看出野蛮的“争脚行”劣俗在清末的残留。因为,“争脚行”在天津,只是到了日伪时期,受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扶植,以袁文会为代表的帮会汉奸黑社会势力,才敢于否定清代以来对脚行相约俗成的管理规定和行业约定,又使这种野蛮行径死灰复燃。

  可以想像,天津老城里留有一代武术名家霍元甲的行踪,这才留下关于他神奇的武术功力和正直人品的传说。

 

[ 打印 ]
阅读 ()评论 (0)
评论
目前还没有任何评论
登录后才可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