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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之间最根本的区别是，前者注重如何管理平民百姓，后者则强调管理干部队伍。今天闲着抽空看了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的讲话视频算是彻底折服了那老哥了，这家伙不就是在直截了当而且毫不遮掩、毫不拐弯抹角地表演如何摆平老百姓吗？区别就是在这里了。上半年，广东的一把手汪洋和重庆的掌舵人薄熙来分别撰文讲述自己的执政理念。汪洋强调“把蛋糕做大”，即便是谋幸福要调动民众积极创造财富，但骨子里还是管理民众。薄熙来则提倡“先分好了蛋糕再做”，实际就是要管好自己人。而薄到重庆这些年的所做说为主要就是治理管理干部队伍。唱红歌无非就是唤起民众的主人意识，帮助监督干部队伍。什么“做官越来越难做”（郑雁雄语），其实中国老百姓是很讲理的，只要自身清白当官并不难。
中共执政队伍的能力不容质疑。这几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建设规模是在那里明摆着的。但是，其执政队伍内也鱼龙混杂，假公济私公饱私囊甚至鱼肉乡里为非作歹的的确不少。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怎样调动民众官员积极创造财富的能力，同时又要划清公私这根界限，其本身也是一个难题。所以官员腐败问题是中共长期执政的一个最大考验。因为腐败不除，民怨难疏。
为了清除官员腐败，那么是不是像一些精英人士所说的那样只有走民主选举之路才是治理官员腐败的灵丹妙药呢？其实这是错误的理解。
这里且不谈民主选举的弊端了（比如执政者无能和内消耗等）。单就民主选举和轮流执政的政治基础提出讨论。民主选举轮流执政是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即执政者在做“善”的同时也总是要做“恶”（或腐败）的。因为执政者迟早会做恶，当他们一旦做恶了民众就会起来将他们轮换下去。所以民主选举政治在一定程度上是承认和包容执政者做恶或腐败的（如小布什的伊拉克战争），腐败和做恶是常态，但只有当他们做恶达到一定的“临界点”后，民众才会起来将他们轮换下去。台湾的国民党民进党执政者如此（如陈水扁马英九），日本走马灯似的转换首相也如此，还有美国的政客们（近的如Newt Gingrich、Nancy Pelosi等）莫不如此。说白了，我替你们做事情，或者我们劳苦功高帮你选上了，总不能一点好处都不拿吧？
那么，中共长期执政的政治基础（“打天下”应该已经用完了）是什么呢？光是非我莫属（即别人办事我不放心，但我能把事情办好）是不够的。因为现今中国（各级）政府已经是按届换代的了，这跟西方的民主选举是一至了。那么长期执政的政治基础还应该就是“我不做恶和杜绝做恶”这一点。也就是说对腐败等应该是零容忍的！这样才有长期执政的民意和政治基础，如新加坡。（题外问题：毛泽东当年为什么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其斗争的对象主要是党内的当权派呢？）
这样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执政党应当逐渐的从“广东模式”向“重庆模式”靠拢，甚至还要超越“重庆模式”。努力管理好自己的执政队伍，不做恶，实行民主监督，对腐败“零容忍”，做好人民的公仆，为人民服务。这才是中国今后政治改革的正确方向。
民主集中制的好处是能制衡民众和资本的力量，坏处是无法制衡权利的独揽。改革的出路在于对权力的限制和分配。1959年，刘少奇成为第一线的领导人，1964年，刘少奇成为国家主席。1989年，江泽民担任国家主席，2002年胡锦涛成为国家主席。2012年，将是中国换届的年份。中国逐渐形成一套替换国家领导人的游戏规则。世界上这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的国家都是北欧的社会主义国家。
民主选取制的优点是能愚弄民众和制衡权利，无法解决的矛盾是无法制衡资本的力量。西方多次的经济危机均来自资本出了问题。现在还找不到解决的方法。因为，如果制衡了资本的力量，那就不叫资本主义社会了。
君主立宪制与君主集中制都是一种落后的体制，将来会被淘汰。
如果有一天，资本主义社会找到了一条即能制衡资本力量，又能制衡民众和权利的道路，我认为民主选取制优于民主集中制。
但，我认为今后各国会根据本国的情况制定出一种既不是完全的民主集中制也不是完全的民主选取制的新制度。
而汕尾市委书记郑阉党的表演正说明了不受监督不受制约的权力能让人荒唐到何种程度。
至于提到文革动机，楼主把腐败和毛斗当权派连到一起，那请问当权派腐败吗？请好好看看七千人大会和毛文革间的关系再来发表这种所谓文革反腐的“高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