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思乱想
无意名利权色，只想弄明白些道道
1970年的冬天，父母亲把老屋拆卖了，到大路西边的农地里盖建5间新房。因为老屋实在没地方给叔叔做房间。没有房间，二十好几的叔叔就没法娶老婆成家。
可哪里有钱盖房子呢？没办法，父母只好东挪西借。没想到，开工后不是下雨就是下雪，加上材料准备不足，预计30天的工期，前前后后拖了两个多月还没盖好。房子盖到一半时，家里已经债台高筑，到了无米无菜无法开锅的地步了。
一个晚上，父母正在为一筹莫展而唉声叹气。有人黑夜来敲门。是村东汤家头的金川银川兄弟。他们抬着一缸还没开封的梅干菜，撩在门口，二话不说就走了。村里其他的亲朋好友，也都有钱借钱，有力出力，纷纷来帮忙。队里收工后，他们帮着干活，忙完了就悄悄回家，不在我家吃饭。大队里各个小队的队长也抽空轮流来帮忙。
那年我八岁。整个冬天，父母也顾不上我们小孩了。我和弟弟妹妹睡在堂叔家的侧屋，和猪羊鸡鸭为伴。外面太冷，我们白天也光着屁股懒在被窝里不肯起床。邻村五桂墩的川度伯伯是小队长，也是父亲最要好的朋友之一。他常常从工地上给我们带来个馒头什么的。我们就在床上蹦啊跳啊，对父母的烦恼一无所知。
后来，父母常常给我们讲村里这些好心人的事。一直到他们终老，金川和父亲始终是最好的朋友。他们之间，从来没有吃吃喝喝的喧闹，和互相利用的庸俗。只有彬彬有礼的问候，毫无保留的信任，和相互之间的尊重。君子之交淡如水，就是如此吧。
房子终于盖好了，父亲的麻烦也来了。“文革”进行得热火朝天，“夺权”成了潮流。父亲当时是大队长兼大队书记。父亲后来告诉我，当年我们大队的老书记和老大队长相争，老书记得胜把老大队长赶走了，老书记就让20岁不到的我父亲当大队长。等老书记退休时，又把书记的位置让我父亲兼着，以防止老大队长复辟。父亲的性格特别温和谦让，又风趣幽默，在大队里人缘极好。好像从来没有过对头一样。
但到了71年，突然冒出一股势力，要把我父亲赶下台来。这和镇上的老董大队长应该没有关系，因为他和父亲的关系不错。记得我小时候跟在父亲后面，去过他家几次。每次都挺客气的。不管什么原因，镇上一位在我们奔牛区当秘书的曹秘，领着工作组进驻了我们的大队。大字报，批斗会，父亲最后被关进了“学习班”。工作组要我父亲交代“非常严重的政治问题”。父亲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又无处申辩，只好听由他们折腾。村里同姓同门的一些人，也积极搀和到夺权的运动中。领头的是一位蒋XX老师。据说是解放前入党的老党员，比我父亲大近20来岁。他们写大字报，开批斗会，上蹿下跳，打架骂人。村里站在我们家这边的，也不甘示弱。于是，村里人分成两派，互相攻击，互相陷害。村里鸡飞狗跳，打斗辱骂不绝。一些父亲的好朋友，包括那位五桂墩的川度伯伯，开始纷纷和我父亲和我家划清了界线，不再和我家来往。
本来就争强好胜，性格急躁，但胆子很小的奶奶，哪见过这种场面？她急得一病不起，短短几个月就去世了。她才50刚出头。
折腾到最后，其它的事都查无实据。但大队里有二十多元钱对不上账。我母亲唯一的陪嫁，一个实木梳妆台，被“退赔”了（我母亲至今仍不能忘怀）。
父亲没事了。上面要父亲恢复工作。父亲已经心灰意冷，不愿再在大队工作。于是，公社里派他去负责我们公社在县化肥厂打工的临时工们。
过去的十多年来，和父亲在一起时，我经常问父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以下是根据我父亲生前的述说整理出来的。
我父亲：这些，都起因于蒋XX老师打的一个报告（我们那里把写检举信叫打报告）。蒋XX家因为房子的问题，在解放前和我的三个舅舅家闹过很大的矛盾。
我说，这个我大概知道。
父亲很吃惊，说，你怎么知道的？
我说，小时候，有一次我爬到我们家的楼板上，在一个纸箱里看到一些手写的报告，说是蒋XX老师家在解放前抢占汤家头的土地建房子，结果遭到汤家头人的反对。蒋XX老师家就请来国民党军队，架起机枪，硬是强占了汤家头的地，盖起了大瓦房 。
说来惭愧，可能是饿极了，我们兄妹小时候会把家里的衣柜床下甚至屋顶翻个遍，去“偷”父母东匿西藏的食物。每年过完春节，母亲会把剩下的馒头切成片，晒干。然后藏起来，以备青黄不接的农历三月里救急。可我们哪里等得及？有一次，母亲把馒头片放在一个蛇皮袋里，吊到最高的樑上。结果我和大弟弟沿着柱子，爬上离地有三四米高的横条上，把袋子里的馒头片偷吃一空。一天，那个横条突然断裂了。我和弟弟庆幸自己的运气。
一次我爬到用几块木板搭成的楼板上，没找到吃的。倒是在一个纸箱里发现一大推纸，读到那几页报告，和其它各种各样的检举信。当时没在意，父亲一说，我才记起。
汤家头占据了我们村的东南头。汤姓和蒋姓人家之间，虽然没有多少空地，但分隔还是很清晰的。唯独这蒋XX老师家，四间高大的瓦房位于汤家头的中心地带，被汤姓的房子围在中间。我父亲的三个汤姓舅舅家与其为邻。
父亲对我说的没置可否。也许是他不能肯定这写的是否属实。文革中，村里人互相攻击，互相陷害，已经司空见惯。邻里之间，新仇旧恨，常常为点小事儿互相掐架。也许蒋XX老师家觉得，我父亲是这几个汤家人的靠山，把我父亲赶下台来，就是报复了。
父亲接着说，蒋老师他们向上面打了个报告，说这位蒋老师的弟弟，蒋X斌，亲耳听见我父亲在私下里串通蒋百胜，要蒋百胜把手枪藏好，等待蒋介石反攻大陆。我父亲还和蒋百胜一起，偷听敌台。
蒋百胜身材魁梧，仪表堂堂。他解放前在上海住过，也当过村里的保长什么的。传说他那时腰挎两把驳壳枪，在村里耀武扬威。解放后在村里一直是批斗和专政的对象，但一直没找到他的枪。
在那个年代，这可是个足以让人家破人亡的罪名啊。
工作组把蒋百胜关起来，要他交代和父亲的关系和阴谋。无论工作组百般引诱，严刑逼供，蒋百胜不肯撒谎。因为他知道这是人命关天的事。
工作组一再要父亲交代，可父亲也不知道要交代什么啊。他只好混日子。
一天，父亲到大队部时，正好曹书记（大家都这么称呼他）领着一帮人在写父亲的大字报。边写，边往墙上贴。由于墨水还没来得及干，大字报上墨水流下来，把字给弄糊了。父亲看到，就笑着调侃说，书记啊，这大字报的墨水还没有干哪。
意思是让他们等墨水干了，再贴起来。
我父亲也是。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情去开玩笑。
曹书记白皙的脸红了起来。镜片后的眼里冒出白光。曹书记是我们那一带很少几个戴眼镜的。
我父亲不知道，他这句调侃的话，和当时“伟人”责难另一位“伟人”的话，“墨迹未干，就要翻案”，太相近了。这让曹书记很难堪，很不高兴。
这时，父亲小学时的老师已经调到县里当领导了。这位老师领导一直非常看重我父亲。父亲就去县城拜见他，想弄个明白。
见到父亲来了，这位领导把父亲领到一个偏僻角落，说给你看样东西，但看完后什么也不要说。父亲答应了。
领导把那封检举信给父亲看了一眼。父亲一看，浑身冒汗。这是要置人于死地啊。
父亲不言，忧心忡忡地回家了。只能寄希望于蒋百胜不说谎话了。
还好，蒋百胜是个正直的人。虽然自己被折磨得几乎残废，也不肯陷害人。工作组一番兴师动众以后，没有结果，只好撤了。
多年以后，这蒋X斌常常来我家串门，和父亲很要好的样子。父亲也装着不知道他写检举信的事，从来不怒。直到蒋X斌临死前，才对父亲说，很对不起，那检举信，是他的哥哥，蒋老老师，让他编造，他哥哥写的。他一开始也很反抗。父亲也只是一笑，说早知道了。你连字都不识，写什么检举信啊。
蒋老老师退休后拿着老革命的工资，在村里养尊处优。我父亲退休后跟村里几个人一起学会了钓鱼。这蒋老老师就来缠着父亲他们要学钓鱼。村里其他人都讨厌他，因为他不讲钓鱼的规矩。他看到别人的钓鱼点有鱼，就会厚着脸皮靠上去，说我也来碰碰运气。或者第二天早早去把别人的点占了。父亲还是那个性格，只要有求，他就帮蒋老老师穿鱼线，教他钓鱼。只是在背后，也跟我抱怨说，这人没礼貌，大家都不愿意与他一起。这似乎是唯一一位我父亲抱怨过的人。
曹书记退休后回到了我们街镇上。十几年前，大队里决定翻修纪念堂，需要募捐。当时大队的书记是蒋X峰，小时候常常跟着我出去割猪草。但村民们不信任他，要求我父亲出来主持。我父亲就拉上曹书记来一起负责。因为曹书记一直在外地工作，在镇上没有人脉。于是，整个项目，尤其是募捐的事，就落到我父亲头上。曹书记也常常来和父亲商量项目的事。父亲领着他到上海南京去拜访老乡们老领导们，向他们募捐。他们两个合作得很好，好像文革期间他们两人之间根本没发生过什么事。纪念堂项目非常成功。今天，父亲就住在他倾心建造的纪念堂里。
我知道，父亲对那些当年要置他于死地的人，那些害死我奶奶的人，一定愤恨过，但他始终不发作出来。奶奶是父亲最敬重和爱戴的人。因为爷爷早逝，是奶奶，一个大字不识，毫无心机，只知道拼命干活的童养媳，一手把我父亲，叔叔，和姑妈拉扯大的。却不料一封无中生有的检举信，把她给毁了。
我父亲像大海般宽广。但在这一点上，我却和父亲完全不一样。
那时，十二三岁的我并不清楚文革中曹书记和父亲之间的细节。但我知道，他是整我父亲的领头人，是我父亲的对头。他也就是我的仇人。
一年的夏末，曹书记来我们村“蹲队”指导。区里的书记，在村里是不小的官啦。一天，我带着两个弟弟和一帮小伙伴去生产队里的地里割猪草。割着割着，曹书记来了。他穿着中山装，脚着黑皮鞋，戴着黑边金丝眼镜。他看到我们在生产队的地里割草，就大声喊叫起来，训斥起来，加快脚步冲过来。小孩们一看，大官来了，跑吧。大家就跑散了。
我一看是曹书记，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我领着弟弟，退到地边上，就冲着他大骂：你狐假虎威，狗仗人势（咱从小就知道很多成语的）。
我想的是，你这么威风，不就是借着你是区里的书记这个官衔吗？
曹书记听明白了。他脸上一阵青一阵白的，他也大喊，我知道你是谁。边喊，边卷起袖子，想从地里冲过来。
我也不示弱，对着他喊道，知道了又怎么样？我也不怕你。
刚下过雨，地里的土很湿很粘。曹书记一脚下去，皮鞋就粘住了。他站在地的那边，我和弟弟在地的这边，中间相隔有30多米。曹书记进退不得，口中还在咋咋呼呼。我领着弟弟走了。
从那以后，我见着这曹书记，总是把头一扬，也不打招呼，也不给他一个笑脸，走我的路。前些年他来我家和父亲商量事情时，或在路上碰到了，我也还是老样子。一见他，我仰头就走。不愿理他。
至于那位蒋老老师，我回老家时，也常常在路上或父亲钓鱼的地方碰到他。我懒得搭理他。
这世上，好人都招呼不过来。像他们这种一心想整人害人的，我不想在他们身上浪费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