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笔由墨
不想那玉堂金马登高第，只望能高山流水遇知音。
【尘封档案】系列之197：“一枝花”车祸之谜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24年第03期
作者：魏迟婴、东方明
一、甜爱路车祸
上海市虹口区有一条小马路，始建于1920年，最初是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部为巡捕训练射击而修建的虹口公园靶场内的一条小路，故称“公园靶子场路”。按照沪上习惯，居民将其作为一条弄堂看待。抗战胜利后，当时的市政管理部门对全市一些道路名称进行更改，因其与附近的千爱里相通，遂根据“千爱”的谐音，改称“甜爱路”。甜爱路南起四川北路，一直延伸至虹口公园东围墙边，长约八百米，是一条地处闹市却颇幽静的马路。本文说到的这起命案，就发生在四川北路和甜爱路交界处。
1952年10月18日，正逢周末。下午2点多钟，一辆黑色“雪铁龙”小轿车从外滩方向沿着四川北路行驶，继而拐上空旷幽静的甜爱路。司机是一个二十多岁的男青年，穿着打扮一看便是富家大户的纨绔子弟。事后知道，这个名叫关惕三的公子哥儿中午在外白渡桥畔的礼查饭店(后改称“浦江饭店”)为朋友庆生，喝了不少洋酒；当时尚未有禁止酒驾的规定，欢宴完毕，照旧驾车返回其位于虹口祥德路的住所。
可以想象，这样的主儿，以往肯定没少飙车。先前因为四川北路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飙不起来，现在轿车拐上了人车稀少的甜爱路，如果还不加速，那就对不起人生了。遂一脚踩下油门，开始了以往不知重复过多少次的酷爽体验。
哪知，“雪铁龙”的速度还没完全发挥出来，关惕三突然发现前面不知从哪儿冒出一个长波浪头发的女子，忙不及踩下刹车。可是，已经晚了。那个长波浪女子在刺耳的刹车声中被撞飞三四米开外，落下时脑袋正好磕在人行道外侧的消防柱上，一头浓黑的长发就像泡进了染缸，瞬间变成了红色！
四川北路路口那家专门出售洋礼品的“马可波罗礼品行”店员目睹了这起事故，随即往上海市北四川路公安分局和乍浦路桥堍北苏州路190号公济医院拨打了电话。一会儿，救护车一路铃声紧敲(新中国成立初期，救护车依然是由坐在副驾驶位置的人使用金属棒敲打挂在车外的铜铃示警)急急赶到。
随车医生下车检视倒地女子时，北四川路分局派出的三名交警也驾着一辆三轮摩托车到达现场了。见那女子的头部已经被撞成一个血葫芦，几人脸上均露出“完了”的无奈神情。那个医生站起身，一边脱下沾上鲜血的医用橡胶手套，一边下结论：“心跳、呼吸都没了！”转脸看看旁边的交警，“警察同志，我这就出具死亡证明单啦？”
三名交警均表示同意。医生便向助手做了个手势，后者从白大褂口袋里掏出一本银行支票簿模样、盖着公济医院业务章的空白册子，向四周围观者问了句：“现场有死者亲友吗？”无人应答，遂在死者姓名栏里写上“无名氏”，及性别、年龄(只是根据死者外表估计)、死因、死亡时间等信息，然后由交警过目签字，并撕下一式三份的前两页给交警备存。
一般说来，救护车医务人员的活儿到这儿就算是结束了，可以返回医院销差了。但这回却遇到了意外——有围观群众发现，那辆黑色“雪铁龙”轿车里的肇事司机已经昏迷在座位上了！
交警这时方才把注意力投向肇事司机，只见关惕三歪着脑袋斜倚在驾驶座的皮靠背上，似是失去了知觉，立刻叫住正准备离开的医生，接着上前拉开轿车的车门，连扶带扯地把这个青年弄下来。
医生在一旁指挥：“把他就地放平！”
这个医生看似不过二十出头，应该是刚从医学院毕业，处理此类情况却相当熟练——先解开衣领，伸手稍一搭脉，然后用听诊器听心跳，抬头对交警说：“没事，估计是吓着了。”
说着，医生从白大褂口袋里取出一个不知盛着什么药液的玻璃小喷壶，朝昏迷者鼻子下面喷了几下。一股刺鼻的气味弥散开来，离得最近的三个交警都没有戴口罩，忍不住接连打喷嚏。再看那青年，也醒过来了。
后来知道，这个名叫关惕三的青年患有晕血症，只要看到鲜血，立刻血压升高头晕目眩，情况严重时，不省人事也不稀奇，就如此刻一般。
今天他驾驶的轿车撞飞了人，眼睁睁看到那女子鲜血淋漓的惨状，顿时失去知觉。只因路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遇难女子身上，一时没有人留意到他。
这时，管段欧阳路派出所的民警赶来了。派出所不管交通事故，过来的四个民警是奉命前来协助交警处理现场的。他们抵达后，随即劝离群众，从一家水果店里借来草绳拉起警戒线，取了草包盖住死者遗体。交警见关惕三已经没事了，便将其带往他们开来的三轮摩托车那里，让他坐进车斗，二话不说先铐了副铐子，留下一个交警看守，其余二位负责勘查事故现场，无非是丈量距离拍摄照片之类的常规动作。
交警忙完，把处理遇难者遗体之事移交给派出所民警，再打电话通知分局交警队开来一辆吉普车，把关惕三押到分局办手续，羁押于分局看守所。
那时的交警队分外勤内勤，先前三个交警属于外勤，只负责处理街面上发生的交通事故。遇到今天这种人命车祸，是要扣留肇事者的，把人送进分局后就交由内勤处理了。其时新中国成立刚刚三年，还处于百废待兴阶段。公安机关警力紧张，受命处理该案的只有一个警察，名叫张伯仁，是个年逾五旬的留用旧警。
张伯仁早年在上海市警察局下设的警察训练所刑侦班受训，因成绩优秀，结业后被派至市警察局刑侦队当了一名见习刑警。见习期间参与侦查刑案立功，准予提前转正。1937 年初冬，上海沦陷，华界警局被日伪接管，张伯仁被调至北站伪警局，从事刑事情报工作，负责收集各类盗窃案件的线索。
之前张伯仁在国民党警局干的是对付江湖匪盗的一线，对于追踪、抓捕比较在行，现在让他改行搞情报，还得从头摸索。好在张伯仁是个肯动脑子的刑警，没多久就跟黑道混上了关系。抗战胜利后，日伪警局由国民党政权接收，他依旧被留用，调回上海市警察局。此时他已经算得上是收集情报方面的专家了，上边儿说你还是继续搞刑侦情报吧。如此又是三年多，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张伯仁并无历史罪行或民愤，第三次被留用。不过，刑警不能当了，被分派到北四川路分局干了交警。
北四川路公安分局的郁局长是南下干部，他对交警队长说，这个老张是干刑侦出身，据说拿得出些东西的，市局不知什么原因指定让他干交警，我寻思着领导不会浪费人才，说不定过一阵还是会把他调整到刑警队的。反正他在咱这儿也待不长，就没必要安排到街面上去了，让他干一阵子内勤吧。
根据惯例，今天这桩交通事故该由张伯仁负责处理。张伯仁跟出现场的交警办了交接手续，随口聊了几句，又去分局后院的看守所讯问关惕三。
关惕三这当儿已经从刚才浑浑噩噩的状态中走出来了。经过一番了解，张伯仁弄清了他的基本情况——
小伙子今年二十四岁，未婚，初中文化程度，职业是“升泰煤炭批发行”的庶务科员，其实是一年到头基本不上班的，“升泰”是他老爸关镜馨的产业。老关在沪上“煤炭八大行”中名列第四，从北洋时期一直到上海解放，即使在日伪统治期间，生意也做得顺顺当当。煤炭跟兵工、交通等战略命脉关系密切，日军得依靠其进货、运输渠道方面的人脉，虽然对“升泰”采取军管措施，但还是默许关老板有一些利润可赚的。
关镜馨是老江湖，抗战时期暗中向活跃在上海的国共情报机关(甚至包括外国情报机关)提供便利，战后没有被“党国”的接收大员列人惩治名单，照样做他的生意。到了上海解放，老关又抬出当年他跟新四军的关系，“升泰”的生意得以维持原状，老关的儿子关惕三也得以维持他富二代的优裕生活。
家里不差钱，他自小养成了大手大脚的习惯。“吃喝赌嫖”四大恶习，除了“赌”字因祖上传下的家规严令禁止，他不敢违背，其余三样都是乐此不疲。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对于禁毒(那时沿袭旧时说法，称“禁烟”)雷厉风行,但对于妓院并未马上取缔。据史籍记载，上海滩最后一家妓院直到1953年方才关闭。因此，关惕三还能时不时约几个哥们儿去行院喝花酒，用他的说法是“享受人生”。
不过，最近他已有两三个月没光顾烟花场所了，不是“三观”开始转变，而是防止患上性病的避孕套没了，这玩意儿当时国内没法生产，解放后市面上已经断档，只能靠不法分子从香港走私进来。其时朝鲜战场激战正酣，受战事影响，他的境外渠道断了，只好退而求次，靠吃吃喝喝来消磨时间。当然不是普通人下个小馆子那种吃喝，而是出入上海各大饭店“享受人生”。今天中午，他刚刚在外白渡桥堍的礼查饭店吃过西餐、喝了洋酒，自觉没喝多少，不料开车行至冷僻幽静的甜爱路时撞了人，而且一下子就把那个女子给撞进了阎王殿！
面对张伯仁的讯问，关惕三神情惴惴：“早知道这样，我今天不出门就好了。现在……警察同志，我这事儿要坐牢的吧？”
张伯仁说：“眼下你先别想这些，事故还没调查清楚呢。说说当时的情况吧。”
关惕三此刻脑子早就不晕乎了，当时的情况，他已经在心里来来回回复盘了好几遍：“我吃过老酒，觉得有点儿热，想吹吹风，可一路上来来往往车子很多，车速提不上去……好不容易拐上甜爱路，我就想加速。这条路我每天都开的，有时要经过三四趟，跑熟了，知道可以拉到五六十迈也没关系。哪知油门刚踩，忽然就发现车头前冒出一个人来。我吓了一跳，猛踩刹车，可来不及了，那个女人已经被撞飞出去了……就是这么一个经过。”
讯问完毕，张伯仁就去联系鉴定车辆和法医验尸了。鉴定那辆“雪铁龙”倒是便当，一个电话搞定。检验死者遗体有点儿麻烦，需要死者亲属前来辨认，确认死者身份，家属签字之后才能进行尸检。张伯仁把电话打到欧阳路派出所，派出所接听电话的老曹也是留用警员，跟张伯仁没少打过交道，经过一番调查之后，终于弄清了死者的情况。
这个女子名叫袁维珍，住甜爱路36号甲。那是一幢独门独户的平房，带院子，四周有高墙，原是一个何姓华侨资本家的产业，抗战中期，资本家前往海外定居，把房契转到了袁维珍名下。
上海解放后一周，6月3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挂牌，各分局也同时宣告成立，开始正常办公。派出所通知居民前往登记户口，以便领取新户口本。袁维珍去了派出所，不过没有登记，她带着旧警察局新城分局颁发的户口本，说她原先的户口上在新闸路，人却住在甜爱路，问民警她是把户口登记在甜爱路呢，还是新闸路。民警说按照规定，你应该把户口登记到新闸路，登记后如果你本人有在甜爱路这边落户的意愿，并符合落户条件，可以办理户口迁移手续。袁维珍遂去新城分局作了登记，事后还把新城分局的户口登记小票拿到派出所给民警看了。
这种情况，在初解放时的上海市区算不上新鲜。可能正是因为这种对象不少，稍后市局规定，“凡是户口在市区的居民，居住他区时不必向现居住地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只需作一次性报备即可”。因此，派出所并未去找过袁维珍，她在新城分局换领户口本后，曾去派出所出示过小票，这就算报备过了。
次日上午一上班，张伯仁即揣着介绍信前往新城分局，到户政股一查，确实有一个名叫袁维珍的在籍女子，出生日期是1924年4月21日，籍贯江苏泰州，家庭成份雇农，本人未婚无业，户籍登记地址在新闸路239号，实际居住地址则是甜爱路36号甲。
张伯仁把上述信息抄录下来，请经办警员小许盖了章，却没立刻离开，而是递过去一支香烟，给对方点燃。小许还没满二十岁，一看便知是解放后参加工作的公安学校速成班出身。按当时的规定，他属于国家干部身份，吃穿都是供给制，外有少量津贴。而老张这种留用人员则是按月发工资的，比全市劳动阶层的平均工资水平还要高一些，这从他们各自抽的香烟上就可以看出来。小许抽自卷的劣质烟，而老张却是抽“大前门”的。
张伯仁借着递烟跟小许搭话，三两句就扯到了本意上：“小哥，话说这个袁姓女子没有工作，又没结婚，那她靠什么过日子？”
小许摇头表示不清楚。
“我大老远来一趟不容易，能不能帮忙查一下抗战胜利后她在国民党警局登记时的户口底档，那里面应该有一张表格的。”
小许抽了他的香烟，不好意思拒绝，就去里间捧出了几本用蜡线装订的底卡册子。两人翻了一阵，终于找出了袁维珍当初填写的那张底卡，这女人原来是有职业的，工作场所在四马路的“逍遥阁”。
四马路就是福州路，旧时这条马路上妓院密集，坊间说到某人跟四马路有涉，大伙儿就心照不宣了。这个某人如果是女性，八成是职业妓女；如是男性，那就是嫖客了。小许一看也明白了：“‘逍遥阁’我听说过，四马路上有点儿名气的，在公安学校上课时，给我们讲社情的老师介绍过，‘逍遥阁’在四马路的妓院里属于档次比较高的。”
张伯仁问：“她在这边上户口的新闸路239号是什么样的房子？是她自己的吗？”
小许家就住在新闸路上，想了想说：“239号……那好像是一座石库门宅子吧？你稍等，我打个电话问派出所。”
派出所回复说，那是一个宁波老太太已故的老板丈夫留下的遗产，宅子很大，老太太自己住了两间，出售了其中的一部分，余下的出租，她是孤老，租金和售房款就是她的日常开销。袁维珍上户口的那间在前客堂二楼，大约二十来平方，是她向老太太买下的，时间是1944年。
张伯仁下意识地运用其刑警思维分析袁维珍的经济情况——这女子有钱啊，八年前她应该才二十岁，就能自己掏钱买房子，在烟花这一行里，可以算是凤毛麟角了。不过，他没有把这个想法向小许透露，又递了一支香烟，和对方客套几句，告辞而去。
从新城分局回北四川路分局，中间只需拐一下，就是福州路185号市公安局。张伯仁去市局弯了一趟，把小许出具的那纸关于袁维珍单身一人并无家眷或者亲友的盖了公章的说明交给法医室，这就算完成了法医尸检前的所有手续。
然后，张伯仁就应该回北四川路分局了，他也是这么打算的。骑着自行车经过外白渡桥时，他突然改了主意，调转车头前往区房管局，想了解一下甜爱路36号甲那套独门独户的平房的产权归属以及袁维珍的居住性质，老张做事细致，毕竟甜爱路36号甲那套房子的基本情况是他下里弄打听到的，严格说来并不作数，得向区房管局了解一下才是。
房管局的旧档案显示，甜爱路36号甲的产权果然属于袁维珍，具体过户时间是1943年1月。让张伯仁暗暗吃惊的是，这房子是通过交易达成过户的，足足三十八两黄金！老刑警就觉得不对头了：1943年时这个袁姓女子不过十九岁，哪来的这么大一笔黄金？如果她手头能拿出这么大一笔款子买房，这样的经济实力，即使不做任何工作也能过一份滋润日子，何必要去四马路做妓女呢？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
当天下午，张伯仁前往甜爱路走访车祸现场周边的居民，继续进行交通事故的调查工作，其间了解到的一个情况使他觉得袁维珍的死因似乎可疑，再三考虑后，他决定向领导报告，建议该案转分局刑队，启动刑事调查。
那么，老张了解到什么情况呢？
车祸现场附近弄堂口设摊的皮匠“老江北”目睹了袁维珍被那辆黑色小轿车撞死的全过程。据其反映，在出事前大约五六分钟，那女子就曾在对面的人行道上出现过，见到老皮匠，还过来跟他打招呼：“爷叔你今天出摊啦？已经有两天没见你出来摆摊头了。”还说她有一双皮鞋可能受了潮，穿着有些紧了，改天拿到摊头上来，请老皮匠给撑大一点儿。然后她就离开了。接着正好有人拿来鞋子请他钉掌，他只顾谈价钱，就没再留意这女子之后的去向。
这笔生意由于客户杀价过甚，黄了。这时，太阳光移过来了，老皮匠嫌热，就把摊头往旁边移了一点儿。刚摆稳坐下，对面人行道上袁维珍又出现了，在电线杆前驻步，看上面贴着的调房、出让家具、自荐家教之类的小广告。随着一声汽车喇叭响，那辆黑色“雪铁龙”从四川北路拐进甜爱路。袁维珍听见喇叭声，突然离开电线杆，快速来到马路一侧，迎着轿车就过去了。接下来的情形可以用疾如闪电来形容，刺耳的刹车声中，轿车把袁维珍直接撞飞。老皮匠看得惊心动魄，口中喊着“不得了”，急急穿过马路去查看袁维珍是死是活。
“老江北”反映的上述情况，再结合上午调查到的信息，张伯仁凭着一个老刑警的直觉，想来想去觉得可疑。这桩车祸有些蹊跷，不过，这不是交警的管辖范围。返回分局后，他向交警队长汇报了调查情况，也说了自己的怀疑。队长认为有理，随即向分局郁局长汇报。郁局长曾在解放区从事过公安工作，对刑事案件比较敏感，认为有必要对此进行调查，遂拍板把该案转到刑队。
二、白铜宝匣
北四川路分局刑队领导接受这项调查任务后，将其下达给第四组，组长裴云飞正在翻阅刚从分局旧资料库房里找到的一些原沪上租界巡捕房留下的内部报刊。接到任务后，把张伯仁叫到刑队了解情况。
听完介绍后，裴云飞说：“如此看来，您是对袁维珍生前拥有的房产来源存疑，才建议把案子移交刑队的？”
张伯仁点头称是。
裴云飞沉吟片刻：“这是我干刑警两年以来遇到的第一个非现行案件，死者的房产是解放前购买的，即使她那些钱钞是靠坑蒙拐骗弄来的，也应该是解放前的事了。您看我才二十出头，如果我们的怀疑成立的话，这个袁维珍犯案的时候我还没成年呢。而且她还是从事青楼行业的，那我更是一头雾水了。老张同志，可不可以请您临时过来帮咱四组一个忙？我早就听说了，您是老刑警，破案经验丰富，您过来帮忙的话，我心里就有底了。”
张伯仁听说让他干刑侦活儿，眼睛顿时一亮：“这当然好！不过得刑队这边去跟交警队协商一下。”
“这没问题，我请左指导员跟你们秦队长打个招呼就是。”
就这样，张伯仁被临时借调到刑队，与裴云飞搭档调查此案。当时他们根本想不到，这么一个小线头，竟然牵连出一桩大案，惊动了上海市公安局长扬帆乃至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潘汉年！
年龄相差超过一倍的两代刑警随即商议该怎样着手调查。张伯仁建议：“这位袁小姐住在甜爱路，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去那里看看？不过，死者随身携带的物品是随同遗体一起送到市局法医室的验尸房的，不知里面有没有钥匙；而且，这会儿人家已经下班了……要不，我去找一位锁匠师傅？”
裴云飞摆摆手：“不妨事，咱俩先去看看再说。"
张伯仁觉得这话不大符合逻辑——他不知道裴云飞是锁匠出身，却不敢表示异议。现在小裴是他的领导，领导说不妨事，那就跟着去吧。
两人骑着自行车来到甜爱路时，已是晚上7点多。甜爱路本就僻静，天黑之后，马路上几乎空无一人。来到36号甲门前，裴云飞一看门上的司必灵锁，就知道是荷兰“钢盾牌”。那是荷兰的一个老品牌，民间称为“红毛锁”，以安全牢固著称。张伯仁自然也认得出来，不由皱眉：“这家伙难对付，寻常街头修锁配钥匙的师傅恐怕还不行……广东路上有个梁老师傅，曾在公共租界‘银爵士五金洋行’执掌锁具柜台，已经退休了，住在二马路明德里。他应该是可以打开这种锁的，需不需要我去把他请过来，回头再向分局申请点儿费用作为酬金。”
裴云飞脸上露出不以为然的神情：“先让我试试看。”说着，掏出一串拴着二三十枚长短粗细不等钢丝钩的特制开锁工具。
张伯仁微微一愣，随即意识到这个年轻人多半接受过开锁训练。在老张看来，这属于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红毛锁”哪是那么容易就给你捅开的，人家百年老字号可不是白叫的。但老刑警懂规矩，不论裴云飞能不能打开那把锁，自己都不宜在一旁观看，遂退后两步，转身观望空旷的马路。也就是这挪步、转身短短数秒钟的工夫，他身后传来裴云飞的声音：“行了，咱们进去吧。”
张伯仁不由惊叹：“裴组长真是了得，这手开锁技艺，简直可与当年闻名遐迩的‘江南神锁’窦老大平起平坐了！”
“那是我的师父。”
老张恍然：“怪不得！”
说着话，两人入内，老张反手把门关上，裴云飞打开电灯，只见客厅里一片狼藉，橱柜和桌子的抽屉均被打开，连护墙板也给撬开了，想必其他房间也是如此。进去一看，果然。
两人不由面面相觑。看来是遭窃了，那就先简单勘查一下现场吧。张伯仁从事刑侦工作多年，这方面经验丰富；小裴虽然年轻，却是心思缜密，临出门时还顺手带上了勘查包，这会儿正好派上用场。两人配合默契，勘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入室者为一人，男性，根据其遗留下来的鞋印推断，身高在一米七五左右，偏瘦；门窗完好无损、院墙没有攀爬痕迹，估计此人应该是从大门进入现场的。裴云飞当场拆下司必灵锁进行检查，上面只留下了之前他开锁时的轻微划痕，也就是说，这家伙是使用原配钥匙开的门。
刑警不知道主人家里是否藏有钱财，故无法判断窃贼有没有收获。这主儿进门后进行破坏性搜索，不仅把客厅、主卧、客卧、书房等房间都翻腾了一遍，厨房和卫生间也没有放过，连厨房里那口盛放大米的青瓷坛子也弄了个底朝天，把大米全部倒出来了。另外，客厅外面屋檐下横搁着的四根晾衣竹竿也被取下，估计是怀疑主人把什么物品藏匿于竹竿里。离开时，他锁上了大门，由此推断，这应该是一个作案经验老到的积年老贼。
裴云飞干了两年刑警，没遇到过这种案子，一时不解，问张伯仁有什么看法。张伯仁说：“袁小姐前脚遭遇车祸，后脚屋子遭窃，我估计不是寻常盗窃案，多半跟袁小姐之死有点儿关联。您问为什么，因为这主儿是用钥匙开的门嘛。我这就给市局值班室打电话，让他们看看袁维珍的遗物里有没有钥匙。”
说罢，张伯仁就出了门，到附近一家糖果店借用电话。市局总机倒是一打就通，可法医室分机却无人接听，这个点儿早就下班了。只好请总机帮忙找人了解情况，这一来一去，足有半个小时，对方告知：死者遗物里没有钥匙。
看来刚才的分析靠谱，张伯仁寻思这个案子有搞头，而这位“锁王”出身的年轻领导也不是凡品，跟他搭档，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应该拿得下这个案子。结案后，自己应该就能如愿调到刑队干活了。
急匆匆赶回甜爱路36号甲，进门一看，老张吓了一跳，裴云飞不知从哪里找出了一把斧头，把客厅进门左侧的硬木衣帽架挪开，砸碎了下面的方砖，此刻，正用从厨房取来的铜勺一勺一勺地往外舀泥土。
“哎！裴组长这是怎么的？下面埋着东西？”裴云飞还没答话，手里的铜勺已经碰到了泥土里埋着的物件，听声音，应该是金属盒子一类。他放下勺子，用手扒开泥土，取出那物件一看，果然是一个长七寸、宽五寸、高一寸的白铜匣子，外面包裹的油纸尚未老化变脆，埋在地下的时间应该不会太久。
裴云飞为何会对衣帽架下面这块地砖产生兴趣呢？
刚才张伯仁出去后，他反复观察现场，寻思窃贼这等操作手法，不像是随机行窃，而是冲着某个目标来的。那么，他的目的是否达到了呢？目前难以确定，但不妨从窃贼没有收获这方面考虑。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何不试着找找看？
护墙板已经被窃贼撬开，橱柜抽屉之类也打开了，如果真有什么东西藏着，八成在地下。那就先从客厅找起吧。据张伯仁之前的了解，袁维珍是 1943年买下这座宅子的，再看地砖表面和接缝处的痕迹，至少是十年往上。袁小姐若要把什么宝贝藏在地砖下面，不大可能请匠人师傅把整个客厅重新铺一遍，而应根据藏匿物件的大小，在其中一两块地砖上做手脚。如果她是个有心人，这种活儿应该自己动手。
不管是请专业匠人师傅还是由袁维珍自己操作，地砖可以原封不动重新覆盖上去，但四周的接缝却很难保持原貌。那时用来填充地砖缝隙的灰浆是掺杂有糯米粉的黄泥，不同的营造行(旧时对建筑公司的称谓)使用的灰浆配方不同，考究一些的，甚至对糯米的品种产地都有讲究，因而竣工后地砖接缝的颜色也有细微区别。只要发现这种细微差别，那就意味着“苗头来了”。
可是，裴云飞把客厅所有地砖的缝隙都检查了一遍，却并无异样。毕竟隔行如隔山，也许是自己对泥水匠那一套活儿琢磨不够吧，即便有些细微差别，自己也发现不了。那就只好换一种方法了。
这个方法也简单他从厨房里找了一截木棍，逐块敲击地砖，指望哪块发出空空声，那就表明下面藏着东西。不过，如果当初藏匿物品时把活儿干得细致些，藏好东西后在周围填充泥土，再用榔头敲实，那裴云飞这种方法也是检查不出什么猫儿腻的。果然，一番操作下来，依然毫无发现。就在裴云飞准备放弃在客厅的寻找，转而检查卧室时，忽然注意到客厅进门左侧衣帽架下墙根踢脚线与地砖的交界处似有异样，当下心里一动：难道是玩了个花招，搞了个另辟蹊径？
所谓“另辟蹊径”是这样一种操作：不去动地砖，而是把护墙板下方踢脚线位置的那条木板卸下来，破坏墙脚表层的纸筋灰浆，凿掉几块砖头，使用适当的工具从这里入手，在紧挨着的地砖下面掏出一个可以藏匿物品的空间，藏好东西之后再填上土塞紧空隙，最后，补砌凿碎的砖头，抹上纸筋灰浆，再把拆下的木板复原，用腻子勾缝。
相比于单独拆下一块地砖而言，这番操作技术含量甚低，只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外行也能胜任。不过，跟在地砖上做手脚一样，容易露馅的位置还是接缝处，好在有衣帽架挡着，不易被注意到。裴云飞起初也忽略了，但他运气好，不经意地一瞥，发现衣帽架下面踢脚线处的木板接缝颜色与周围有异，拆开木板一看，墙上的那层纸筋灰浆明显是后补的。那就没什么说的了，也不必费劲从这里开挖，干脆砸地砖吧。
铆准位置，裴云飞从厨房找了把劈柴的斧头，对紧靠踢脚线的那块地砖下手。这一砸，就砸出了那个白铜匣子。
当下，裴云飞先给铜匣拍照，然后动手开匣。铜匣上有精巧的搭扣，上面挂着一把小锁。这对于裴云飞来说就是形同虚设了。原本以为里面藏着首饰珠宝之类，待揭开匣盖，两个刑警又是吃了一惊，金银首饰自是不少，此外还有一把崭新的袖珍勃朗宁手枪和三十发子弹，及一串特制的开锁工具。
稍后清点，铜匣内共有黄金、白金、珠宝首饰三十七件，按1952年的市价，少说上亿元(此系旧版人民币，与1955年发行的新版人民币的兑换比率是10000：1，下同)，若以当时中国人民银行收购黄金的价格，可折合黄金上百两。袁维珍一个青楼女子，拥有两处住所和如此数量的首饰已经是闻所未闻，何况还有手枪和子弹？
刑警的发现还不止于此。珠宝首饰下面，有一根长约两寸、大拇指粗，带螺旋纹盖子的黄铜管。旋开盖子，里面有一小卷丝绸。裴云飞用镊子小心翼翼地取出来，摊平在桌上。看得出丝绸原来应该是白色的，现在已经成了淡黄色，显然已经有些年头。上面从右到左竖写着几行毛笔字，书法不敢恭维，虽然不至于歪歪斜斜，但也好不到哪儿去，估计写字人的文化水平大致上处于开蒙教育阶段。
张伯仁一看右侧第一行开头的“三更迷魂香”五字，禁不住倒抽一口冷气。裴云飞注意到他的表情：“什么情况？”
张伯仁不吭声，拿起手枪检查枪号，又查看几件首饰上制造店商的铭印，这才开腔：“组长，这个被轿车撞死的女子是‘一枝花’啊……”
三、“无形一炷香”
大约二十五年前，江南黑道上突然冒出了一个行窃高手，自报匪号“无形一炷香”。自1926年到1942年这段时间里，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杭州这六个江南名城，每年都会发生一起盗窃重案。案件情节高度相似。作案目标必是高官或富商的宅邸；行窃的时间清一色是下半夜1点至4点。下手过程更是匪夷所思，连每年必定摊上一起案件的上述六个城市中刑侦力量最强的“首都警察厅”最有经验的老干探，也弄不清案犯是怎么进的现场，反正事后勘查时，门窗的锁具插销完好无损，围墙、房顶也未发现攀爬痕迹，至于足迹、指纹什么的，就更不用找了——人家号称“无形”，离开现场前肯定会把这些痕迹清理干净。
那么，遭窃对象难道没有任何察觉吗？是的。请注意人家报出的匪号，“无形”后面还有“一炷香”三字。在神不知鬼不觉潜入作案现场后，窃贼必会点上一支特制的迷魂香。这支香的长度和粗细也无人知晓，这些灰烬自然也不会留下。尽管如此，根据失主的描述，也可以想象到这位高人使用的王牌作案工具的厉害：下半夜所有失主都是沉沉睡去，什么动静也不知道，拂晓时分远近此起彼伏的公鸡啼鸣声根本吵不醒他们，待他们睁开眼睛,往往都日上三竿了。
1942年2月的最后一天，厄运落到南京水西门日籍华人富商王雨岩头上。王富商是江苏泰州人氏，其父做过清廷的官员，民国后家道败落。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还能去日本留学，学的是当时中国赴日留学生的冷门专业——贸易。王门祖上没人做过生意，可这王雨岩却不知怎么的，对贸易学特别有感觉，成绩优异就不必说了，难得的是，只要是与贸易相关的科目，他学起来一点儿不费劲儿，其超常的理解力和举一反三的水平，往往让那些挑剔的东洋教授都赞不绝口。
日本人精乖，王桑还没毕业，校方代表就找他谈话，请他签约留校担任助教。没毕业没关系，毕业证书的给！不想留校也可以，去经济省的干活，那边对你大大的欢迎！
王雨岩真的就去了经济省。那边二话不说，先让他加入了日本国籍，他自己起了个日本名字叫大本三郎。上司还给他说了一门亲事，女方是正宗日本人，当时还是大学生。王雨岩到经济省上班后，人家让他分管对外贸易中与中国经贸往来的指导工作，名曰“顾问”，只管指手画脚，实权寸无。好在收入不错，相对于国内同类职位算是高薪了，王雨岩很满足。
这一干，就是十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政府各部门要把开支压缩下来支援军队，最好的方式就是开革公务员。王桑虽是日本国籍，依然属于边缘人群，在首批开革之列。其时日本国民的战争狂热蔓延，王雨岩走到哪里，都是白眼相待，自感无趣。他婚后未有子女，两年前妻子患肺结核医治无效而殁，从此无牵无挂，遂有了回中国的想法。
就在这时，未婚的小姨子小田谷子突然提出要嫁给姐夫做填房，和他一起去中国定居。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王雨岩遂携新妻坐船出发，于上海沦陷后的第三天抵达，先在法租界混了半年，又去了南京。
这主儿的商业头脑实在不错，到南京后，用自己历年的积蓄加上小田谷子的私房钱开了一家门前高悬太阳旗的洋行，经营的产品只有一样——舶来品避孕套，而且只做批发生意，谢绝零售。南京地面上的老百姓都说这王汉奸疯了，什么生意不好做，竟挑这一门着手。王雨岩从前的中国朋友中也有些没民族气节的，上赶着过来巴结。提及避孕套生意，王雨岩说日本陆军部正在起草文件，要求在华部队必须“适当配备”避孕套，两个用项：防止性病以及特种军事用途。
前一项好理解，这后一项，那些老同学就不懂了，避孕套还有军事用途？王雨岩冷笑：“你们中国人这种脑子，只配做亡国奴。告诉你们，大日本皇军在中国征战，许多地区到处尘土飞扬，对于士兵枪支的保养徒增麻烦。因此，大日本陆军部的专家想出了一个简单有效而且经济的对策——行军时用避孕套罩住枪口，这不就把沙尘给挡住了？而且不妨碍紧急状况出现时的快速反应，要使用武器，顺手一撸不就给撸下来了。就算不撸也没啥，直接勾扳机就是，子弹照样出膛嘛。”稍后的情况还真如王雨岩所说，他这家洋行的避孕套批发生意特别兴隆，轻而易举就赚了个盆满钵溢。
王雨岩虽然在朋友面前趾高气扬，其实也有自知之明。他是日本国籍不假，但他心里清楚，在老百姓眼中，他依然是不折不扣的汉奸。像他这样的料，别说在战争期间了，就是中日战前，也是不受国人待见的对象。这当儿日本人在中国烧杀抢掠，还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但凡是个有点儿血性的中国人，都恨不得吃小日本的肉，喝小日本的血。尽管他自认为其所作所为并没有得罪到具体哪个人，只不过做个避孕套的生意嘛，但肯定有人对他的项上之物感兴趣，故而对自己的生命安全极为在意，不但把住所迁到了治安有基本保障的南京市区北侧，取名“静修阁”，还雇请了四名保镖，其中两人是日本人，家里的下人也是从泰州老家找来的。如此严密的保护措施，他的性命倒是无虞，却被江洋大盗盯上了。
却说1942年2月28日晚上，那个纵横江湖十六年一直毫发无损的“无形一炷香”采用开锁手段从后门进了“静修阁”。“静修阁”既有中外保镖，又有日本狼狗，外加触发式警报装置，戒备森严，“无形一炷香”不敢有半点儿疏忽，事前多次踩点，将其内部情况摸得八九不离十了，才制定了作案计划。
首先用毒饵解决了狼狗，继而用迷魂香熏倒了前院值班的两个中国保镖，想想还不放心，又潜入后院，在轮班休息的两个日本保镖的宿舍里点了支香，确认四人都失去了意识，这才潜入二楼王雨岩卧室，将王熏昏后下手行窃。据汪伪警察局办案刑警的统计，“无形一炷香”这次收获颇丰，窃得的金器、珠宝、美钞折合黄金在百两以上。
这也是“无形一炷香”此生的最后一案。说来难以置信，终结了这个黑道高手的竟然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东洋女子——由王雨岩的小姨子升级为填房的小田谷子。
王雨岩压根儿就不知道，他的第二任妻子竟然是日本特务。当初他在日本被经济省开革，被迫狼狈赴华，其实是日本特务机关一手策划的，为的是让小田谷子前往中国进行特务活动有一个令外界信服的理由。
说到小田谷子的具体任务，就不得不提到日本陆军部所辖的一个比较特殊的部门——“陆字05室”，该室的主要职能就是对日本陆军派遣在外的所有特务机关的活动进行秘密监察。
中学还没毕业，小田谷子就被军方物色作为特工培养，接受一系列正规特务训练后，先是被派遣到台湾，学习如何跟中国人打交道，后又被派遣到澳门、香港“实习”， 经考核成绩优秀，晋升为陆军少尉，然后就在特务机关的安排下嫁给王雨岩，随夫赴华进行秘密工作。小田谷子的这番经历，连其枕边人王雨岩都浑然不知，更何况“无形一炷香”，否则，也不敢去动王雨岩的脑筋了。
“无形一炷香”在“静修阁”搜刮了一番,照例消除了所有的痕迹，在客厅的墙上留下一行江南六城警方早已熟悉的墨迹“无形一炷香到此一游”之后从容而去。前脚刚离开，后脚小田谷子就回来了，这绝对是一个计划外事件，使得原本要到天亮后才被发现的盗窃案提前暴露，最终导致“无形一炷香”折戟沉沙。
事先小田谷子对丈夫说，她要外出参加一个夜宴活动，活动的举办者是日本华东派遣军第十三军师团参谋长松本少将，而松本少将的夫人是小田谷子的闺蜜。以往这种情况，小田谷子肯定要和闺蜜聊个通宵，当晚就住在闺蜜家，不料那天松本夫人突然身体不适，夜宴活动不得不提前结束。
小田谷子回家一看，自是震惊。也顾不上对丈夫等一干被熏昏者施救，先取出秘藏的无线电收发报机，向“陆字05室”驻上海的秘密据点拍发急电报告此事。这倒不是心疼自家遭窃，急着追回损失。小田谷子也算是资深特工了，面对这种情况，她首先想到的是：“此举是不是哪个特务机关所为？我的秘密身份是不是被人察觉了？”
那么，发过电报，就该去救治丈夫了吧？没有。如果她存着这份念头，就不会被“陆字05室”选中了。她在家里各处转了一圈，查看自己的秘密是否有暴露的可能。之前小田谷子在一些关键地方撒下了特工专用的细粉，一旦有人经过就会留下痕迹。“无形一炷香”再厉害，也斗不过职业特工。于是，十六年来一直未在现场留下过任何蛛丝马迹的江南黑道高手，终于遭遇了滑铁卢。
“陆字05室”把这些信息转给了军方，案发第二天，南京日军宪兵队特高课接管此案，“七十六号特工总部”和汪伪“首都警察厅”奉命协助。
一星期后，日伪特务和警探追踪到芜湖，在市郊一座尼姑庵里找到了在此带发修行的女居士穆夫人。不过，他们未能将其生擒活捉。这位江南黑道高人听见前院喧哗、尼姑庵四周犬吠频起，就意识到是怎么回事了，当场服毒自尽。待一干特务闯入后院，她已经气绝身亡.…
说了半天，江洋大盗“无形一炷香”和此刻裴云飞、张伯仁调查的案子有什么关系呢？关系还真不小。这起交通肇事案的死者袁维珍，就是“无形一炷香”的亲传弟子，此女真名殷千媚，师父还给她取了个匪号，曰“一枝花”。
四、漏网女弟子
这位神秘的穆夫人一共收了四个弟子，均为女性。她本人隐居芜湖尼姑庵，四个女弟子则分别居住于上海、杭州、南京和苏州。她每年分赴江南六城作案，女弟子们一般都要提供助力，诸如事前踩点，事后提供安全处所帮师父藏身之类。
穆夫人自尽后，日伪警特把尼姑庵挖地三尺，却没搜得任何财物。他们当然不会就此罢手。尼姑庵的住持说，穆夫人是两天前回来的，说是去上海探望亲友了。可她作为礼品送给住持的诸如枣泥麻饼、玫瑰酥糖和上好的碧螺春茶叶，却都是苏州特产，日伪警特遂把苏州纳入了侦查视线。
通过对那些出售土特产店铺的调查，日伪警特锁定了穆夫人在苏州落脚的旅店，继而从旅店方面获知，为穆夫人订房间的是一个何等长相的年轻女子，穆夫人在旅店居住期间，这个女子还多次来拜访。又费了一番功夫，终于把该女子抓获。她就是穆夫人的小弟子唐洁芳。
唐洁芳被捕后，供出了她的三个师姐——上海的大师姐“一枝花”殷千媚、杭州的二师姐康菊芯、南京的三师姐黎赛翠。康、黎两人随即落网，而“一枝花”殷千媚在上海的住址三个师妹均不知晓，故而未能顺藤摸瓜一并擒获。
日伪警特根据被捕三女的口供分析，穆夫人在南京实施对“静修阁”的作案后，应是先去了上海，在沪上盘桓了数日，又去了杭州，然后才到苏州。其南京弟子黎赛翠供述，师父以往赴南京，都下榻于她家，这次却并未提前知会，她根本不知道师父来南京了。听说“静修阁”遭“无形一炷香”光顾，她大吃一惊，不知师父这次为何不跟她联系。
康菊芯供称，穆夫人来杭州后，并未去她家，而是在外面给她打了个电话，约她在“奎元馆”见面。当晚，师徒俩在“奎元馆”的一间小包房里吃了顿饭。席间穆夫人说，这可能是师徒俩的最后一面了。康菊芯暗暗心惊，忙问何故。穆夫人告诉徒弟，近日她在南京干了一票，照例马到成功。但不知怎么，总觉得有点不对劲。
康菊芯心存侥幸，宽慰师父：“师父您吉人天相，不会有事的。”
穆夫人长叹：“有没有事，要看命数。我当时就卜了一卦，大凶……出道以来，从没有过这种卦象，看来这回是要翻船了。离开南京后，我去了上海你师姐千媚那里，刚才对你说的话，我也对她说了。我给你们师姐妹留下了一点儿东西，暂时放在千媚那里。无事便罢，一旦我出了什么事，她自会召集你们去上海，那些东西，你们姐妹分了，日后安身立命，都有个好归宿。”康菊芯当即哭拜，伏地三叩首。待她抬起头来，穆夫人已经飘然而去。
其后，穆夫人又去了苏州，对唐洁芳也作了一番类似的交代。她还告诉唐，在南京作案前，她就隐隐有不祥的预感，故而没有跟黎赛翠见面。此次来苏州，她没像以往那样住在唐洁芳家里，而是选择住旅店，也是这个缘故。
于是，日伪警特在上海全市布下天罗地网，搜捕殷千媚。其时已是1942年3月，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沪上租界，孤岛时期结束，整个上海都被日军控制。但上海毕竟是个国际大都市，想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一个行踪不定、无人了解其底细的江洋大盗的弟子，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伪警局奉命抽调精干刑警组建“专案协办组”，当时在刑侦大队当差的张伯仁也被选了进去。为抓捕殷千媚，沪、宁两地的日伪警特一共出动了上百人，从1942年3月中旬开始，一直忙活了四个多月，最后依然两手空空。
到了这年7月底，从南京那边过来侦办案件的警特撤回去了，上海伪警局的“专案协办组”也就地解散。从此，“无形一炷香”的这个漏网女弟子“一枝花”就再也没有音信了。不过，张伯仁等一干刑警闲来无事，喝酒饮茶瞎唠嗑时还经常提到她，都认为这个女盗应该还在上海，当然，肯定是改名换姓洗白身份了。手里的赃款赃物，够她花一辈子了，她若是识时务，应该再也不会露面了。
老刑警张伯仁说到这里，不由感慨：“都是定数啊，这个‘一枝花’竟然躲在甜爱路，就这么让一辆轿车给撞死了……”
裴云飞先前听张伯仁说到“一枝花”，就感觉有点儿耳熟，待对方说到“无形一炷香”，立刻想起自己的授业恩师“江南神锁”窦老大讲述江湖掌故时，曾提及这个名号。但窦师父感兴趣的是此人的开锁技艺，没交代这个江洋大盗的最后结局，甚至也没说明此人的性别。倒是说起过“无形一炷香”有四个弟子，其中大弟子“一枝花”是得其真传的。
另外，裴云飞记得师父还说过，“无形一炷香”的开锁技艺可能跟自己同出一脉，具有开锁速度快疾、手法干脆利落、工具五花八门的特点。怪不得当时看到白铜匣子里那套开锁工具，他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尤其是那串精钢钩子，不但跟窦师父传给自己的那套形制相似，而且还多出十几枚。
当然，这只是一闪而过的念头。裴云飞的思路很快回到案子上，他递给张伯仁一支香烟：“老张，你刚才说的这些，是从哪里得知的？”
张伯仁说：“我看过南京王宅案子的赃物清单，清单上列出的首饰，不少来自南京八大银楼之一‘梁永泉金店’。刚才那个铜匣里的金器，也有不少打着‘梁永泉’的印记。还有就是那支勃朗宁手枪，跟赃物清单上的枪号一模一样。所以我才推断，那个被轿车撞死的女子就是‘一枝花’。至于‘无形一炷香’那个案子的情况，都是该案撤销后跟刑队的弟兄闲聊时听说的。按咱们这行的规矩，敏感话题要么不谈，只要说了，应该都是实情。”
裴云飞觉得对方此言不谬：“这样看来，咱俩为调查袁维珍车祸致死案，误打误撞翻出了十年前的旧账。这事往下怎么办，还得请示领导。我在这里守着，辛苦你再跑一趟，往分局打个电话，要是刑队领导不在，就直接向郁局长汇报，请求派员过来保护现场，检点这些财物。”
可以想象，往下裴、张一老一少光是汇报情况，制作清单，起草带现场勘查图的书面报告就得忙一阵了。待完成这些工作走出分局大门时，外滩的海关大钟正好敲响十二下。
第二天上班后，郁局长把裴云飞叫到局务会议上，让他谈谈工作思路。裴云飞建议去南京老虎桥监狱外调，寻找穆夫人其余三个弟子的下落，让她们辨认照片，看袁维珍是不是她们的大师姐，如果是，可以向她们了解相关情况，从中寻找线索。与会领导均表示赞同，郁局长当场批了条子，让他去财务股领差旅费，和张伯仁一起前往南京。
五、“逍遥阁”的“清倌人”
裴云飞、张伯仁两人这趟差一出就是五天。他们认为，穆夫人那三个女弟子当初既然是被日伪南京警方逮捕的，也该由日伪南京地方法院审判。估计三女罪不该死，判处有期徒刑后押解南京当地唯一有女监的老虎桥监狱服刑。至今已时隔十年，如果她们还在服刑那最省事，若是被释放了，监狱方面也该知道她们的去向。来到老虎桥监狱一打听，得知这三个女贼是在1942年4月被日伪南京地方法院判的刑，二弟子康菊芯领刑十二年，三弟子黎赛翠十年，四弟子唐洁芳八年六个月。其中康菊芯在老虎桥监狱服刑两年多，于抗战胜利后被其家属托关系移押老家杭州的监狱服刑了；唐洁芳于1950年11月刑满回了苏州；南京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监狱系统，黎赛翠在老虎桥继续服刑，因表现较好，于去年9月23日提前获释。
两刑警根据老虎桥监狱提供的地址找到黎赛翠，拿出袁维珍的照片请她辨认。黎赛翠一眼认出，照片上的人就是殷千媚，还说这个大师姐长相甜美，江湖人称“一枝花”。至此，袁维珍就是“一枝花”的判断终于得到了证实。
但往下，这位师妹就提供不出什么有价值的情况了，不但不清楚她住在上海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她跟着穆夫人或单独作过些什么案子。穆夫人的反侦查意识非常到位，在四地各收一个徒弟，未经她的允许，师姐妹之间不能私自见面。即便是召集徒弟相聚，也尽量避开芜湖、上海、南京、杭州、苏州这几个城市，相聚的日期由其分别通知。有时师父不打招呼，突然出现在某个徒弟所在的城市，其目的或是带徒弟在当地作案，或是知会一些长三角地区警方的反盗动向之类的情况。
此时距穆夫人自裁已有十年，黎赛翠提及这个黑道师父时，语气仍旧恭恭敬敬，由此可见这个“无形一炷香”的厉害。
裴云飞、张伯仁商量了一下，认为有必要去南京市公安局调阅日伪“首都警察厅”留下的关于王雨岩宅被盗案的刑事档案，也许能够获得些许线索。可他们的指望落空了，日伪旧档案中有关此案的记录没有超出张伯仁了解的范围，至于其他鸡毛蒜皮的细节，也跟他们要调查的“一枝花”不沾边。
隔天，两人去苏州，接着又赶到杭州，见到了唐洁芳、康菊芯。这二位，前者嫁给了一个开茶叶店的老板，已经生了孩子，后者则在杭州郊外的一个尼姑庵里出家了。考虑到保护她们的隐私，两刑警是在当地公安局的安排下和她们秘密见的面。此举让她们颇为感动，都愿意为刑警的调查提供协助，可她们所说的情况跟黎赛翠一般无二。当然，这两位女性都保持着职业黑道超强的眼力,尽管时隔十年，还是在第一时间准确无误地认出了照片上的大师姐。
返沪途中，裴云飞、张伯仁对面临的情况进行了分析，既然袁维珍的三位师妹提供不出有价值的线索，那就必须重新开辟一条调查之路。裴云飞提议：“要不咱们去袁维珍生前的‘工作单位’了解一下情况？”
回到上海已过中午，两人直接去分局销差，在单位食堂对付了几口冷菜残羹，便直奔四马路的“逍遥阁”。
让两位刑警庆幸的是，这趟终于没有白跑。
“逍遥阁”是四马路上一家论经营时间可以进入前六名的老字号。
1900 年闹义和团那会儿，从京城逃出来的难民中有一个出身于没落旗人家庭的中年女子关氏。她带着八岁女儿一路南下，辗转一个多月才来到上海。原本打算投靠一个早年来沪上跟洋人合伙做生意的亲戚，不想母女俩千辛万苦找到其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寓所时，这位亲戚刚刚因病医治无效咽气了。好在这个发迹买办不是忘恩负义之徒，直到临终前还在念叨着关氏已故丈夫生前对他们全家的关照，向私人律师口授遗嘱，命全体在场家眷签字，自己挣扎着在上面按了一枚指印，给关氏留下了一笔银洋。
关氏的已故丈夫曾在北京入股与人合伙开过妓院，虽然并不直接参与经营，但关氏整日价听到的都是这类话题，对于行院多少是有些了解的。她在上海落脚后，就用买办亲戚给她留下的这笔赠款和另外一个逃难旗人合伙开了“逍遥阁”。
关氏人很聪明，情商也不低，而且出身武官家庭，丈夫也当过清军的下级军官，因而自带一股豪迈气质。几年下来，她把上海滩那些地痞流氓、租界巡捕笼络得很是到位，“逍遥阁”的生意说不上多好，但也能经营下去，在同行业中处于中等水平。一晃儿二十年过去，关氏走完了她的人生之路，把已经独资的“逍遥阁”留给了女儿富翠儿——关氏的夫家是富察氏，待清帝退位、民国成立，遂改姓富。
富翠儿十八岁上嫁了个工厂小开，小两口原本过得不错，不料结婚才两年多，丈夫遭遇横祸，租界流氓打群架时他正好路过，避让不及，竟在混乱中让人给砍死了。夫家原本就对这个儿媳的家庭出身不满，只因那小开恋着人家要死要活非富翠儿不娶，才勉强同意了这门亲事，如今小开一死，夫家便将其扫地出门。
富翠儿回到母亲身边，不想参与行院管理，就去公共租界的一家洋行找了份打杂的工作。富翠儿长得有几分姿色，待人接物懂得进退，处事周全得当。时间稍长，被经常来洋行的老板小舅子、供职于巡捕房的英国技术警官威廉看中，娶其为妻。可惜好景不长，威廉奉派出差，不幸感染霍乱，救治无效，一命呜呼。
富翠儿人生中第二次以寡妇身份回到了“逍遥阁”，其时她只有二十六岁。这回她认命了，断了再嫁的念头，跟母亲学习打理行院。其母病逝后，富翠儿接手“逍遥阁”，打出了一套令沪上烟花行业大跌眼镜的组合拳——
先是裁减人员，不管以前在其母手里立下的是死契还是活契(死契系妓女人院时买断终身，生死由命，打死勿论，如要从良嫁人，须向老鸨交纳一笔钱钞；活契类似雇佣合同，老鸨不得随意打骂，但可以按照行规予以经济制裁，若要提前离开，那就得承担“违约责任”)，只要想离开的，可以任意走路，无须承担所谓的“违约金”。
再是把“逍遥阁”的所有男性从业人员即北方称为“大茶壶”的杂役兼保镖以及厨子全部辞退，改聘女性。那么，如果有人来“逍遥阁”闹事该怎么办？这个，富翠儿袖中另有乾坤：她有母亲及第二任丈夫生前留下的巡捕房和帮会人脉，而且她聘任的女性员工，不但具有帮会背景，体格也类似北地著名的“三河老妈子”，还都会些三脚猫拳脚功夫。
还有第三，就是将“逍遥阁”提高档次，扩大经营范围，登报招聘“清倌人”。所谓“清倌人”，就是指只卖艺、不卖身的青楼从业女子，不但相貌清丽脱俗，还精通吟诗作对、琴棋书画等才艺。
富翠儿的这套组合拳打出来，一时间，“逍遥阁”顾客盈门，预约不断，有的甚至要等到一个月之后。加之富翠儿跟警方和帮会的关系，给人一种安全感，沪上甚至外埠一些“清倌人”纷纷跳槽“逍遥阁”，投到富翠儿门下。不仅如此，还有不少并非职业“清倌人”，但由于各种原因愿意从事这个行业的女性前来应聘，已经易名袁维珍的殷千媚就是其中之一。
不过，上海解放后，“逍遥阁”的生意就一落千丈了。裴云飞、张伯仁前去调查时，“逍遥阁”尚未关闭，但已经是门可罗雀。该行院于本案发生后的次年关门歇业，富翠儿之后创办了一家私立幼儿园，1958年幼儿园转为公办，富氏退休，返回北方原籍地，不知所终。
富翠儿告诉前来调查的刑警，袁维珍未曾报名预约，而是在一个狂风暴雨之夜突然登门求见。当时她自报二十岁，南京人氏，以前未曾从事过青楼行业，对其也不了解，因家中发生变故，不得已离家出走来到上海。赴沪途中，买了份《申报》消磨时间，在报上看到了“逍遥阁”的广告，对“清倌人”职业产生了兴趣，比照广告所列条件，自认为合适，就有了登门造访之念。
以富翠儿的江湖经验，马上意识到这姑娘不是寻常女子，从其表现出的那份明显超出年龄的从容老到，即使以“不寻常”的标准来衡量，也绝非凡品。富翠儿估计，这女子多半是道上角色，是个有故事的人。
富翠儿的性格跟其母相似，骨子里具有“冒险基因”，如果搁在当今，没准儿就是“翼装飞行”、“低空跳伞”等生命极限运动的热衷参与者。体现在这件事上，就是迅速作出决定：啥都别问，先把她收下再说！如此，袁维珍这个正被日伪警方通缉的黑道美女，就成为“逍遥阁”的一名“清倌人”，殷千媚这个名字以及当初师父穆夫人给她取的“一枝花”匪号，从此彻底湮灭了。
一段时间下来，富翠儿觉得自己的眼光不错。袁维珍虽然从未接触过“清倌人”这门职业，但她非常聪明，“清倌人”的诸般应知应会，跟她一说就明白。吟诗唱曲、弹奏乐器她原本就在行，舞蹈绘画没接触过，不过，经富翠儿请来的师傅调教，由于其超常的悟性加上肯下功夫，进展惊人。
本来照这势头，袁维珍成为“逍遥阁”的翘楚不成问题，毕竟“清倌人”的才艺仅仅是吸引客人的手段，并不需要达到专业艺术标准。可袁维珍自己却并不愿意出名，当然，她从来不曾跟富翠儿当面表示过。
袁维珍每当发现自己即将进入“逍遥阁”预约榜前三名时，就向老板富翠儿请假，时间有长有短，少则三天，多则七八天，最长时有过半个月的。至于影响收入，袁维珍根本不在乎。
时间一长，富翠儿更加怀疑袁维珍系警方通缉对象，就产生了弄个明白的念头。倒并非故意跟袁小姐过不去，也不是担心万一被捕牵连“逍遥阁”，凭她跟警方的关系，这点儿小事还是能摆平的。
富翠儿的第二任丈夫，也即那个巡捕房的英籍警官生前有个要好的同事，上海沦陷后转而为日伪警察局效力。大约在1944年春，富翠儿请其相帮打听最近几年(重点是1942年前后)外埠警方通缉的有可能潜藏在上海的女性逃犯的情况。此人的办事效率相当高，也就不过三天时间，富翠儿就拿到了六份外埠警方发至日伪上海警察局的协查通报，其中五份有照片，一看就知不是袁维珍；还有一份由日伪南京“首都警察厅”发出的协查通报没有照片，但其文字描述与袁维珍酷似。
富翠儿恍然，原来这位袁小姐乃是曾在江南黑道上赫赫有名的大盗“无形一炷香”穆夫人的弟子“一枝花”，不由暗自庆幸没亏待过人家，否则像袁小姐这样的角色，哪天要想跟她富老板过不去的话，对“逍遥阁”来个放火投毒，抑或施展本门手段将贵重细软席卷而空，那还不是轻而易举？从此，富翠儿与袁维珍心照不宣，相安无事地维持东伙关系，彻底断了靠袁小姐让“逍遥阁”在沪上青楼行院扬名立万的念头。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新政权提倡新风气，“逍遥阁”的生意逐渐清淡，登门来会“清倌人”的主顾更是日渐减少。1950年初秋，袁维珍向富翠儿提出离开“逍遥阁”。怕富翠儿误会，她特意说明，并非是想另谋高就，而是不打算再从事“清倌人”这份职业了。好聚好散，富翠儿自不会难为她，更不提什么“违约金”。袁维珍也很领情，在四川北路“泰山饭馆”请富翠儿吃了一顿分手饭。饭后，又邀富翠儿去附近她的住所喝咖啡。直到这时，富翠儿才知道袁维珍住在甜爱路。此后，富翠儿再也没跟袁维珍见过面，也没有通过其他方式联系过。
尽管富翠儿和袁维珍打了多年交道，对她的了解其实有限得很，甚至提供不出和袁维珍交往稍微密切些的同事或顾客，裴云飞多少有点儿失望。张伯仁却正相反，毕竟是老刑警，经验丰富，这时他已经有了点儿想法。他向富翠儿打听：“你那次去甜爱路袁小姐府上，在她家里见过什么值钱又便于隐蔽携带的财物吗？”
富翠儿说：“像袁小姐这样的人，金银珠宝自然少不了的，但她不可能拿出来给我看……哦，我想起来了，要说值钱的东西，她有一架德国蔡司照相机！当时她还说，这相机有自拍功能，要和我拍一张合影，好留个念想。可是，相机里的胶卷用光了，那就拍不成了。她说改日备好新胶卷，就去‘逍遥阁’找我。想来只是一句客套话吧，反正她后来再也没去过‘逍遥阁’……”
两个刑警对视一眼：在查看袁维珍甜爱路的住所时，并没有发现这样一架照相机。是袁维珍生前处理掉了，还是被潜入其住所的不速之客给顺走了？
蔡司照相机是德国名牌，哪怕是多年前的旧货，也能卖出相当高的价格。裴云飞、张伯仁商议片刻，决定去中央商场碰碰运气，打听一下这几天是否有人出手这么一架照相机。说不定，这架蔡司照相机可以成为此案的突破口呢？
六、赌神“小王爷”
位于外滩附近中央路(今沙市一路)上的中央商场出现于抗战胜利伊始。当时根据中美双方的协议，大批美国战舰向华运送战略物资。不料，当这些战舰抵达中国时，日本已经投降。是原路返回还是把这些物资卸下来?高层还没个说法，遂停泊在上海外滩黄浦江江面上等候进一步的命令。
美国大兵自由散漫，让他们长时间窝在军舰上欣赏黄浦江江景，显然没这个耐性。既然来到这个全球闻名的国际大都市，那就上岸去寻求人生快乐吧。当然，这是要花钱的，当兵虽然也发饷，但这点儿钱拿来寻欢作乐是不够的。那怎么办?好办，他们偷偷撬开货仓，顺一些奶粉、军毯、军用夹克、香烟、五金器具等，借上岸游玩的机会向上海市民廉价销售。
大兵们是小打小闹，军官们就是监守自盗，发展到后来，甚至舰长都明目张胆组织下属成批抛售。这等规模的交易，就没法在外滩一带的马路边进行了。于是，上海官方就以中央路为中心辟出一块空地作为交易市场，这就是中央商场的雏形。
待美国军舰离开，又轮到国民党政府的那些“劫收大员”登场了，他们假公济私，公然把接收的各类敌产弄到中央商场削价出售。中央商场遂发展为上海最大的旧货市场，同时，也是盗贼销赃的首选。如此，也就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都有化装成顾客的便衣混迹其中，或走访摊商，或蹲守嫌疑人。
由于职业原因，裴云飞、张伯仁对中央商场的摊位分布非常熟悉。进商场后，两人直奔专门出售舶来品照相机、望远镜、显微镜的“老解舶来行”。这家摊商的老板名叫解达，照相师出身，几年前见中央商场生意做得红火，干脆从著名的“王开照相馆”辞职，利用自己的优势，来中央商场开设了这么一个摊位。裴云飞、张伯仁以前为调查案件，没少来“老解舶来行”走访，跟老解都熟悉。裴云飞开腔道明了来意，没想到竞撞上了好运，他刚说完，老解已进入店堂，从里侧靠墙的大橱里拿出了一架带皮套的物件。打开皮套，正是一架德国“蔡司”相机。
老解说，这是三天前有人来卖掉的。来人是一个三十来岁形貌猥琐的瘦高个儿男子，后面跟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老解看了看照相机，认为不错，双方谈了一个合适的交易价格。老解跟对方说，如今是新社会了，人民政府有规定，卖旧货要凭工作证、户口簿或者派出所证明。那男子说“我知道”，转脸对那少年说:“阿五头，把户口簿拿给老板登记。”
说着，老解从柜台里拿出登记册，翻到那一页。两刑警定睛一看，上面登记的出售人名址是:闸北区鸿兴路79号，户主柳仁道。
张伯仁对上海的街巷里弄分布了如指掌，知道鸿兴路79号属于闸北分局宝山路派出所的管段。两人遂前往宝山路派出所，跟户籍警小周一说要找鸿兴路79号柳仁道，小周一脸惊诧:“老柳头儿上半年中风了，卧床不起，他应该不会犯啥事儿吧?况且人家解放前是在码头上扛大包的，正宗产业工人，无产阶级啊!”
裴云飞问:“他家有没有一个被称为阿五头的少年，十五六岁的样子?”
“那是他儿子。”
“行，就找这小子啦!”前往鸿兴路途中，小周介绍，阿五头大名柳五福，是该户七个子女中的老五，现年十五岁，没读过书，终日游手好闲，跟一帮小太保鬼混，经常闯祸，是派出所的常客。
听小周这么一说，两刑警不免担心，这小子脚头这么散，不一定老老实实在家里待着，今天只怕要白跑一趟了。还好，到鸿兴路79号时，正是晚饭时分，阿五头在家里吃晚饭。见户籍警登门，这小子二话不说，放下饭碗就朝后院跑，被小周三步两步追上去老鹰抓小鸡似的一把薅住。就地讯问，阿五头承认是他偷拿了家里的户口簿，陪后弄堂爷叔去中央商场卖掉了那架照相机，一共卖了两百万元(此系旧版人民币，与1955年发行的新版人民币的兑换比率是10000:1，下同)，他得了两万元，已经花光了。
所谓“后弄堂爷叔”的身份也很快弄清楚了。那是个二十八岁的青年，名叫寿生根，小业主出身，其父是箍桶匠。本人原是船厂杂工，因偷窃厂里的铜料被船厂开革。这人结过婚，妻子是苏北逃荒来的一个寡妇，不料婚后数月，竟卷了寿家的细软来了个不辞而别。那时还是旧社会，寿家也没去警局报案，报也是白报，这种事根本没人管。其后寿生根破罐子破摔，偷船厂铜料的事就是老婆离开后发生的。那时上海刚解放，寿生根被抓了个现行，蹲了三个月的看守所。获释后，寿生根没正事可做，又学会了赌博，终日跟一帮赌徒混在一起，最近如何，户籍警小周就不清楚了。
刑警在寿家没见到这主儿的影儿，据其家人说，寿生根昨天傍晚出去，到现在还没回来。裴云飞和张伯仁听着心里都是一紧，这主儿别是卷入了案子，让人家给灭口了?正要离开，寿生根却回来了。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跟咱们走趟派出所吧!
到得宝山路派出所一审，寿生根交代得倒也爽快，说那架照相机是他四天前晚上赌博赢来的，对方作价五十万元，他就拿到中央商场卖给了“老解舶来行”。他是识货的，知道这是德国“蔡司”，世界名牌，两百万出手都便宜了。可自己留着也没用，他不会照相，更没兴趣折腾此类玩意儿。
“那么，是谁输给你的呢?”
“那人我还是第一次见面，不过据说他在道上有点儿名气，大家都叫他老郝，是不是真姓郝我就不清楚了。”
“当时怎么个情况，你详细说说。咱们先把话撂在前头:老实交代，若有半句虚言，对你的处理尺寸可就不一样了。”
寿生根遂作了如下交代。此前他盗窃船厂的铜料被扭送公安局，因涉案价值不算大，而且是第一次，再加上家庭出身是劳动人民这在当时是有讲究的，所以分局没让他签“逮票”(即逮捕证)，以收容审查方式关了他三个月。
他在看守所关押期间，同监房有一名在押人犯，在长三角道上“江南八大博戏高手”(博戏，即赌博)中排名第二。此人名叫单超，一张蜡黄脸，让人一看就能联想到肝病晚期。听同监房的犯人议论，此人是涉嫌特务活动被抓进来的，具体案情谁也说不清楚。
如此，犯人们就心知肚明了，这类角色多半是要押赴刑场的。单超自己大约也明白这一点，一进监房就哀叹“看来是不可能活着出去了”。同监人犯知道此人是博戏高手，按照黑道规矩，对他尊重有加，称其“单爷”，还有些人犯趁机向其讨教博戏诀窍。单超闲得无聊，有时也跟他们聊聊这方面的趣闻。寿生根在旁边多少蹭到了一些，当时没当回事。获释后面临失业的困境，回忆起“单爷”心里一动:我何不照着试试?
老话说，赌场无常胜。如果忽然出了一个常胜将军，那此公必是出千老手。所谓“江南博戏八大高手”，其实就是江南八个超级老千，单超是其中一个。这人被华东公安部认定为“长期向国民党反动政权特务机关提供技术服务，从事反革命活动”的特务分子，于三个多月后被押上全市公审大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个“技术”，就是博戏。一个赌徒能够把赌技上升到为特务组织提供“技术服务”，其水平之高可想而知。寿生根并未正儿八经向单超学过赌博，只是以旁听生的身份有一句没一句蹭了点儿皮毛，这会儿试着跟人玩了几手，竟然非常有效。于是，他就改行做了赌徒。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上海滩，同样是财产型犯罪，赌博比抢劫、偷窃、诈骗更容易在道上成名——上海解放后，公安机关加大了对偷抢骗等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和防范宣传力度，官方打击与民间预防相结合，产生了自上海开埠以来最好的效果。案子发得少了，从前黑道上对偷抢骗案件津津乐道的热度也降了温，可那些主儿每天三五成群凑在一起吃吃喝喝，总要唠点儿什么，遂把赌博推上了头条。故而寿生根这种原本不入流的角色竟然也有了名气，被吹嘘成“江南博戏八大高手”之一单超的入室弟子，还送了他一个名号，曰“博戏小王爷”。
出名也不见得是好事，尤其是对寿生根这种半吊子而言。打自有了“小王爷”这个名号，虽然一班街头混混儿见之都点头哈腰，但每天的赌博日程也被道上朋友排得满满的不得空闲。他的赌博技艺其实只能算是“三脚猫”，可人家不管，不断有人约他“玩一把”，其实就是挑战。挑战者中，甚至还有杭州、苏州、南京等地闻名而来的职业赌徒。
寿生根哪敢接受挑战？道上规矩，赌博时哪位爷如果出千作弊当场被人识穿，轻者逐出赌博圈子，发誓永远不碰骰子;重则当场剁手指没商量。这个规矩在解放后继续存在，直到“文革”期间，沪上坊间还不时冒出某人被剁手指的传闻，甚至发生过命案。无奈，寿生根只好东躲西藏，对外放风说自己患了肝炎，反正手头暂时不缺钱钞，可以对付一阵子。
其实“成名”之后，反倒不需要他自己掏钱消费了，自有一班小混混儿以认识“小王爷”为荣，动不动请他下馆子。所以，上海滩虽然大，只要有心，还是能够找到他的。
那天，寿生根刚和几个认识不久的小混混儿在“老半斋”吃过饭出来，沿着马路往外滩方向散步想消消食，便被两个青年当道堵住，其中一个绰号“三寸头”的不久前曾和他一起玩过牌，被他小施手段就掏空了口袋，赢了三百多万。两人客客气气打招呼，邀请他去附近“福州旅社”喝茶。寿生根还没祭出“传染病”的法宝，对方已经开口:“小王爷，您可千万别抬出什么毛病吓唬咱们，即使您真有什么毛病，哪怕是肺结核，咱也不在乎。”
那就没法推托了。赌场有言，输家不开口，赢家不许走。而且赢家不能拒绝输家的约局，否则犯了众怒，后果很严重。当下，他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到了旅社才知道，“三寸头”并不参赌，只是旁观者，参赌的除了拦路邀约的另一个青年，还有两个年岁跟寿生根相差无几的男子。按照规矩，赌场上是不必作自我介绍的，四人一桌，以所坐位置临时称为“阿东”、“阿南”、“阿西”、“阿北”。寿生根这天坐的是“阿南”，他先前在“老半斋”喝了酒，有点儿兴奋，寻思既然坐下了，那就让他们领教领教我“小王爷”的手段，把他们的口袋全掏空!
这场赌局历时六个小时，寿生根离开时，不但掏空了那三位的口袋，其中梳大背头的“阿西”还将其挎包里的照相机押上企图作最后一搏，但他的水平纯属菜鸟，在赌场新秀“小王爷”面前，只有做输家的份儿。输给寿生根的那架照相机，就是甜爱路36号甲袁维珍住所失窃的“蔡司”。赌场上以实物充赌资，作价比典当行还低，这架名牌舶来品照相机只折价五十万元。寿生根猜到十有八九是赃物，寻思留在手里不妥当，还是拿到中央商场出手算数。他家的户口簿被老娘锁在五斗柜里拿不出来，他就想起了前弄堂的阿五头，这小子是自己的粉丝，哄他偷偷把自家的户口簿顺出来用一下，到时照相机卖掉了，给他一点儿小钱就是了。
如此，“阿西”成为裴云飞和张伯仁下一个关注目标。盯着寿生根反复盘问下来，得知那个“阿西”和寿生根一样，并非“福州旅社”的订房者，至于房间是“阿东”还是“阿北”出面租订的，他也不清楚。查到这一步，那就必须去“福州旅社”走一趟了。
到“福州旅社”一问，“东南西北”四个赌客谁也不是订房者，这个房间这天无人租用，是临时让“东南西北”使用一下的。“福州旅社”是私有产业，老板姓丁，系那个曾输在寿生根手里的“三寸头”的姐夫。“三寸头”有时见旅社有空房，就会跟姐夫做个小交易，临时作为赌场挣点儿外快，回头他给姐夫送两瓶老酒或者香烟。
这种动作每月总有那么三四次，倒是从未出过事，这回可把丁老板吓得不轻。解放后旅馆业是被公安局列入“特种行业”的，经营者每个星期都要去派出所参加学习会，由治安民警告诉他们什么好做什么不好做;有时，还有工商所干部到场宣讲违反政府规定的案例处理，吊销执照算轻的，重的折进局子没商量!丁老板连夜跑到徐家汇敲开岳丈家门，把小舅子“三寸头”拉到旅社交给刑警。
裴云飞、张伯仁就地讯问，“三寸头”告诉刑警，那个“阿西”真名叫什么他不清楚，他是在不久前去南市文庙赌博时跟对方遇上的，听赌友叫他“一掘头”。凭着那份在黑道混了些年头练就的眼力，他觉得对方的道行远超自己，便对人家比较尊重，也有着以后能得到对方提携的心思，临分手时说自己的姐夫是“福州旅社”的老板，有啥事儿需要自己效力的，尽管开口。
这是三个星期前的事。日前，有个自称“一掘头”的男子往旅社打电话，说他是“三寸头”的朋友，托丁老板转告，中午请“三寸头”去附近的“春秋馆”吃个便饭。“三寸头”如约前往。原以为“一掘头”可能会带一两个小混混儿充当跟班，到了饭馆一看，只有他一个人。两人要了酒菜，吃喝闲聊。赌徒相聚，自是三句话不离本行，聊着聊着，就说到了沪上赌界新秀“小王爷”。“三寸头”提及“小王爷”语气恭敬，“一掘头”却不把此人放在眼里:“我老早就想会会这家伙了，可找来找去，总是“只闻其名，不见其人’。老弟，你有法子找到他吗?”
“三寸头”说:“我曾经跟‘小王爷’玩过几次，算是脸熟，可以试试。如果找到，怎么通知您?”
“一掘头”留下一个电话号码，还叮嘱:“打通后不必传呼人来接听，只消请电话亭爷叔转告46号的阿云，说‘信已寄出’就是了。”
“三寸头”在道上属于小角色，不过小角色有小角色的优势——整天四处转悠，消息灵通。他只用了一天时间就打听到，其结拜弟兄之一小肖将在“老半斋”请“小王爷”寿生根喝酒，于是立刻通知“一掘头”。双方商定，就在“老半斋”外面候着，把“小王爷”请至“福州旅社”玩一场。这一赌，“一掘头”输得抬不起头，差点儿把身上的西装脱下来抵赌债。
讯问结束，张伯仁分析那个“一掘头”可能是个盗墓贼，要不怎么把挖掘工具作为江湖名号呢？裴云飞判断:“这主儿是个贼应该没错，不过不大可能是干盗墓的，大概率是个登堂入室的惯窃。所谓‘一掘头’，指的不是挖掘工具镢头，而是掘壁洞的‘掘’，意思是这家伙对墙壁建材质地非常在行，可以快疾无声地开掘出一个洞孔以实施盗窃。咱俩先去趟电话局，查明‘三寸头’交代的这个电话号码对应的地址，再通过管段派出所了解一下46号阿云的情况。到这一步，要逮住‘一掘头’应该没啥悬念。”这话说得很有预见性，次日中午,“一掘头”落网!
七、“开路先锋”和帅哥特工
“一掘头”真名叫尹关先，乃是盗贼界颇有名气的掘壁洞专家。掘壁洞这活儿说来简单，其实学问不小。旧时以掘壁洞为作案手段的盗贼，各有心得技巧，按照地域有派别之分。能不能博采众家之长？肯定有人这么想过，但实施起来不容易。如果真有人这样做了，多半会引起道上同行之间的矛盾，甚至发生你死我活的流血事件，比如，不是该派别的人却使用该派别的技术作案，那不是相当于嫁祸他人?
可“一掘头”这厮却不管不顾，在各个派别之间不断跳槽，学习到技术精髓之后就不告而别，集诸派别技术之长，成为江南黑道上的一个颇有名气的独行大盗。
抗日战争期间，“一掘头”尹关先被“军统”上海站看中，指派特务与其秘密联络，以“钟点工”形式多次有偿执行需要通过掘壁洞潜入现场进行的暗杀、爆炸、纵火、偷窃情报、营救同伙等行动。上海站头目戏称他是“开路先锋”，许诺发给他“免死金牌”，如若战后他作案落到警方手里，可以不追究。抗战胜利后，“军统”没有食言，还真的给南北各大城市警方打过招呼。不过，他却没机会享受这份特权。
并非这主儿突然良心发现改邪归正了，而是从1945年底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这段时间，他运气不佳，先是患上了急性肝炎，又遭遇车祸，身体元气大伤，而掘壁洞既是技术活儿，又是体力活儿，两样缺一不可。尹关先的技术还在，但体力跟不上，干不动以往那种特殊的土木工作业了，遂改行玩起了赌博。
问题是隔行如隔山，他在掘壁洞方面的灵性对其赌博没有丝毫帮助，十赌九输，有时实在手气不佳输得债台高筑，也会接受新手掘壁洞爱好者的邀约，向他们提供有偿技术指导。他还发明了一种药水，专门用来对付特殊材料砌造的牢固砖墙。这种药水灌到玻璃瓶里，瓶口上装一个喷嘴，往墙缝一喷，不管砌墙的灰浆是用水泥黄沙还是糯米粉黄泥，都会变成豆腐渣。
尹关先搞这个发明原本是想自己使用，藉以弥补体力不足，谁知产品出笼后道上朋友纷纷抢购，他就彻底打消了重操旧业的念头，靠兜售独家配方的药水挣钱钞。尹关先还会研判政治形势，认为新中国不会任由流氓盗贼横行，于是打定主意，准备开家杂货店铺做个小生意，娶妻生子太太平平过日子算了。
如若不是屠世臻的出现，尹关先或许真的就退出江湖安安分分做良民了。可惜命不由人，尹关先的“良民梦”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屠世臻早先是“军统”上海站的情报特工，上尉军衔。此人在业界小有名气，一方面是因他的个人能力，另一方面也是靠天赋——他是个名副其实的大帅哥。当初他被“军统”招募后，教官们一致认为，此人适合做专门对付女性对手的情报特工，应当注重这方面的培养。屠世臻不负上司所望，从特务班毕业后很快干出了成绩，其美男子相貌把日本女特务都迷倒过。
前面说过,“一掘头”被“军统”上海站看中，经常干些“开路先锋”的活儿。而屠世臻就是“一掘头”和“军统”之间最初的牵线人。
那么，屠世臻又是怎么跟尹关先结识的呢?他俩相识于四马路，那是屠世臻开展情报工作的一块重要地盘，又是上海全市沦陷后他的一个安全藏身处所。其时尹关先盗窃作案频频得手，手头钱钞多得花不掉，就去逛妓院、吃花酒。双方就这么认识了。要说尹关先的眼光还是比较毒的，觉得屠世臻“不同凡响”，怀疑对方有可能是“地下工作者”，便想试探一下。如若确实，不妨跟对方结交，万一哪天作案失风，逃到国统区可以有个靠山。正好这时有个江湖朋友托他弄支手枪，他就试着向屠世臻开口。
屠世臻是受过正规训练的特工，那份眼力自是厉害，跟尹关先甫一接触，就感受到了这人的异样气质。一般说来，这种角色不是江湖黑道，就是日伪特务。两人总是在青楼碰面，为了安全起见，屠世臻也要设法盘对方的底。这种操作，用不到他本人出面，只消跟同僚打个招呼即可。对于“军统”上海站来说，要查尹关先这么一个对象的底细简直易如反掌，也就不过两三天，“一掘头”的大致情况就摸清了。
正好这时“一掘头”期期艾艾向他开口，询问是否可以帮助买一支手枪。屠世臻呵呵一笑:“包在我身上，不过，我也想请兄台帮个小忙。”
说是帮忙，其实就是试试“一掘头”的身手，看是否如江湖传言般神乎其神。屠世臻请“一掘头”施展手段，帮自己掘洞“开路”，盗窃一个洋人的住所。登堂入室并非为了情报，目标是外国人的高级化妆品(战争期间市面上根本搞不到)，屠世臻开展桃色攻势，少不了这类玩意儿讨工作对象的欢心。
事后，屠世臻对尹关先的掘壁洞技术佩服之至，说这种快速无声的操作简直就是一门艺术。遂正式向上司打了一份报告，认为这人身怀绝技，可以为“军统”的地下活动所用，建议将其发展为外围成员，不久便被批准。
从此，尹关先就成了“军统”临时工，采用单线联系方式，其上线就是屠世臻，两人的交往一度非常密切。待抗战胜利，美男特工屠世臻因精通英语，被派往海外。临行前，两人喝了一顿酒，屠世臻交给尹关先一枚刻有戴笠亲笔英文签名的铜质证章——也就是江湖上所谓的“军统免死牌”。他叮嘱尹关先:“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不能让它膨胀，否则，‘免死牌’也救不了你!”
尹关先从未动用过这块他渴望多年的“免死牌”。倒不是他谨遵“听人劝吃饱饭”的宗旨，从此谨言慎行，而是接连而来的肝病加车祸，让他没机会像以前那样作案，国民党警方自然也不会关注他。
“军统”有纪律，屠世臻去海外后，不能与国内亲友联系，尹关先不过是一个工作中的过时伙计，一般说来，即使“军统”没有这方面的规定，两人也不会产生任何交集了。这一点，尹关先当然清楚。因此，他以为与屠世臻这一别，此生就没有见面的机会了。待上海解放，他甚至刻意提醒自己，应当把屠世臻忘个干净。不过，那枚“免死牌”他还珍藏着，尽管这时签发者坟头上的草都已经长得老高了。
尹关先安安稳稳过了三年，到1952年10月18日，他的好日子到头了。那天晚上，他前往“新都溜冰场”溜冰，散场后在马路边等出租车时，一个男子经过他身边，撞了一下他的肩膀。四目相对，尹关先简直难以置信，这不是屠世臻吗?他怎么回来了?
两人进了附近的咖啡馆坐定，尹关先才得以仔细打量屠世臻。算起来已经分别七个年头了，对方的容貌几乎没有变化，还是那副潇洒风流的美男子模样。
“你怎么回……”
“来”字还没出口，尹关先往下的话就硬生生被对方一道犀利的眼神逼回了喉咙。屠世臻眨眼间又恢复常态:“此番来沪，是想请老弟帮个忙。有言在先啊，不管你是否愿意帮这个忙，我都可以为你提供一个随我去香港的机会，半个月内我就要动身;至于到了香港之后你是选择定居还是另去其他地方，听凭阁下意愿，如果需要兄弟我提供助力，只要我做得到，自当竭力成全。”
尹关先喜出望外，马上表示愿意效力，当然也非常想去香港。
“那咱俩就算说好了。这事有点儿着急，今晚就要办妥，不过没什么难度，对老兄你来说是小菜一碟。”说着，屠世臻把一枚钥匙放在尹关先面前，“这回不用你施展‘一掘头’的看家本领，只需拿着这把钥匙，去甜爱路36号甲走一趟，那屋里今晚没人。目标是一个中号‘百雀羚’盒子，盒盖是被胶水封住的，不用打开，完好无损地交给我就是。那屋子的主人是有些财物的，看中什么尽管取了就是。”
尹关先瞥了一眼墙上的时钟，9点40分。这种活儿一般得下半夜动手，他寻思可以先回去睡一会儿，养养精神。于是，伸手拿过钥匙:“拿到那个‘百雀羚’盒子后，几时交给你?在哪里见面?”
屠世臻说:“你先把盒子藏好，等我给你打传呼电话，还是在这个咖啡馆见面。”
就这样，尹关先在下半夜潜人甜爱路36号甲，一通翻箱倒柜，窃得首饰现金若干，以及那架“蔡司”照相机，却没找到屠世臻所说的“百雀羚”盒子。这是他事先没料到的结果，心中不免惴惴。
次日下午2点多，尹关先听见弄堂口传呼电话亭的爷叔喊他，估计是屠世臻来电话了，立刻三步并作两步跑出去接听。哪知来电话的是个女子，听嗓音有三十多岁，粗声粗气说了句“现在有空吗，到老地方来一趟”，没等他吭声就把电话挂断了。
尹关先不敢怠慢，连忙骑了辆自行车直奔咖啡馆。跟屠世臻一见面，对方先说话了:“东西没拿到?”
尹关先:“没找到那个盒子，那去香港的事……”
屠世臻打断他的话:“放心!讲好跟我一起出去的，我说话算数，你等我消息就是，不出半个月，我们肯定离沪。另外，你可以先做些准备，比如把手头钞票换成‘黄白绿’之类。”
尹关先依言行事。他手头的人民币不多，也就不必去黑市兑换了。从甜爱路36号甲窃得的财物多是珠宝首饰，直接带上出境就是，需要处理的，就是那架德国照相机了。他寻思不如把手头的人民币和这架照相机作为赌资去赌一把，能赢最好，输了亦不足惜。道上新近冒出来的那个“小王爷”风头正盛，他一直想会会，就去找了“三寸头”，委托他邀约成局。
他是有输个精光的思想准备的，并不心疼，没想到“小王爷”没妥善处理好那架德国相机，让警方顺着线头追了过来。这下，不但海外去不成了，“提篮桥”恐怕也躲不掉了。
应该说，尹关先对前景的估计还是过于乐观了。经调查，抗战期间他为“军统”上海站提供的“开路先锋”有偿工作，虽然大多数的目标是日伪方面，但也不乏针对中共地下组织以及共产国际在沪秘密机关的，而且造成了实质性损害。如今他又参与台湾特务机关在沪的活动，这些账一笔笔跟他算下来，最终的结果是押赴刑场没商量!
八、“百雀羚”的秘密
提审过尹关先，获知了上述情况，裴云飞和张伯仁一老一少两刑警都有一种意想不到的震惊:从一宗交通事故发现疑点，现在竟然成了政治案件!而且来头不小，尹关先交代的那个屠世臻，看来是台湾“保密局”派遣到大陆的特务嘛!
回到分局，裴云飞先向刑队指导员汇报。指导员只听了个开头，马上抄起内线电话接通局长办公室，郁局长刚听到“敌特”二字，立刻打断:“啥都别说了，叫小裴这就过来当面汇报!”
郁局长听了裴云飞的汇报，马上召来分局政保科长常兴坤:“老常，你这就派三位同志去分局看守所，把刚被刑队关进去的那个叫尹关先的人犯单独看押，没有我的命令，不准任何人接近，更不许提审!”常兴坤领命而去，郁局长又拨通了市局扬帆局长的电话，说有疑似敌特案情，需要当面汇报。
去市局时，他把裴云飞也带上了。扬帆局长听过汇报，随即拍板，这个线头上交市局，由市局政保处成立专案组，具体负责人是政保处特侦二科科长卢禄定，裴云飞和张伯仁调入专案组。
这个以袁维珍死亡日期为代号的“10·18”专案组一共有七名成员，由卢禄定任组长，荣仁万担任副组长，组员除裴云飞、张伯仁外，还有凌亚敏、丁金刚、牛振光三位侦查员。
当天晚上，专案组举行首次案情分析会。这个会一直开到次日凌晨3点多方才结束，大伙儿对案情作了如下的梳理：
其一，从已被捕的“一掘头”尹关先交代的内容看来，那个被称为“美男特工”的屠世臻，极有可能是台湾“保密局”派遣来沪进行某项特务活动的。以屠世臻参加“军统”的年头推算，目前应该已经是校级军衔了，其执行的任务估计也是有一定等级的。
其二，尹关先最初跟屠世臻相遇，是在四马路的妓院。那时还是抗战期间，活跃在上海滩的国民党“军统”、“中统”以及“军委会二厅”(“国防部二厅”的前身)等情报机关的特工，都把妓院、特别是租界内的妓院作为开展工作的理想场所。而10月18日甜爱路车祸中的死者袁维珍，就曾是四马路“逍遥阁”的一名“清倌人”。由此推测，袁维珍可能与屠世臻相识，屠世臻持有甜爱路36号甲的钥匙就是佐证。况且，抗战期间屠世臻执行任务的目标多是女性，“美男特工”略微施展手段，勾引个把“清倌人”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那么，屠世臻会不会把袁维珍发展为“军统”抑或“保密局”的特务呢?不排除这种可能，但多数专案组侦查员认为可能性不大。特务组织也不是动不动就拉人上贼船的，比如“一掘头”尹关先，他给“军统”提供了那么多次掘壁洞的服务，依然是外围人员。袁维珍之所以跟屠世臻有瓜葛，多半是感情原因。这种感情在抗战期间就已存在，抗战胜利后屠世臻被派往海外，两人的联系中断。此次屠被派遣来沪执行某项任务，就顺理成章地续上了旧情。
其三，尹关先交代，屠世臻指使他潜入袁维珍住所行窃，目标是一个“百雀羚”盒子。“百雀羚”是一款上海滩乃至江南地区家喻户晓的化妆品品牌，于1931年问世，创始人是时年二十八岁的沪郊嘉定黄渡人顾植民。该款产品甫一推出，就受到上海市民的热捧，电影明星阮玲玉、周璇、胡蝶等均对其推崇备至。“百雀羚”的包装朴素大方，多为扁圆形的金属盒子，分大中小三种规格，屠世臻让“一掘头”寻找的，是一个中号盒子。
这盒“百雀羚”有什么秘密呢?众人分析，有可能其中藏匿着某件对于屠世臻乃至“保密局”来说意义重大的物品，屠世臻潜入上海后，觉得随身带着不方便，就将其藏于一盒“百雀羚”之内，存放在袁维珍的住所。
不知屠世臻和袁维珍之间发生了什么，影响了两人的继续交往，袁维珍有意或无意扣下了那个“百雀羚”盒子，让屠世臻非常紧张，千方百计要把这个盒子弄到手。接着，10月18日，袁维珍遭遇车祸，当天晚上，尹关先受屠世臻唆使，潜入甜爱路36号甲，却没能达到目的。不过，目前并无证据支持导致袁维珍死亡的那场车祸跟屠世臻有关。根据交警方面对肇事司机关惕三的讯问以及围绕此人展开的调查，无法认定是他故意撞死了袁维珍。
专案组讨论到这里，副组长荣仁万提出了一个设想:法医的尸检结果表明，袁维珍生前喝过酒。另据车祸的目击者反映，袁维珍是朝着那辆肇事汽车扑上去的，这与司机的说法吻合。会不会是袁维珍生前喝下的酒里掺有某种可以导致人产生幻觉的药物?荣仁万的这个设想引起了众人的共鸣，卢禄定随即给市局法医室打电话询问。法医回复，死者的血液中确有酒精成分，但未检出包括海洛因在内的麻醉或致幻药物。不过，没检出不等于没有，比如某些毒素可能导致产生幻觉，而常规的检测手段是化验不出来的，法医建议专案组查一下死者最后那顿饭究竟吃了些什么。
专案组长卢禄定拍板，就从袁维珍生前的最后一顿午餐着手调查!
九、最后的午餐
调查袁维珍10月18日那天的午餐在哪里吃的倒是不难。首先，侦查员排除了袁维珍在其甜爱路36号甲自己住所用餐的可能。车祸发生后，张伯仁向附近居民了解情况时，至少有七八人都说中午那段时间袁小姐曾在甜爱路上出现过，其住所斜对面弄堂口的皮匠“老江北”则看见袁维珍于午前11时许从住所出来，往北朝虹口公园方向去了。侦查员推测，袁维珍的最后一顿午餐是在住所附近的某家馆子吃的。
众人分头走访，10月27日中午，侦查员凌亚敏在甜爱路北侧靠近虹口公园的一家只有一个门面的“小四川菜馆”访查到了相关信息。
这是一家沪上市民称为“夫妻店”的小馆子，店主叫周游，他告诉凌亚敏，那位袁小姐是他这家小馆子的常客，多年来每周至少一次过来用餐，基本都是独来独往，进门坐在店堂里侧那副双人座头面朝门口的座位上，点两个菜，要一瓶“小炮仗”(当时沪上的一种烧酒，一瓶二两半，因瓶子形状与爆竹相似，故而有此称谓)，从容不迫，边吃边喝边看报纸。喝完酒，招呼上一小碗米饭，把剩菜拌在饭里吃了。
有时她也会带其他人来用餐，但从来都是只带一人，还是坐在那副座头上。同来者多是与其年岁相仿的女性，跟她一样打扮得时尚靓丽。一般情况下，带别人来用餐，都是袁维珍掏钱请客。当然也有例外，少有的几次，她和一个长相英俊的青年男子过来用餐，那就是对方请客了。那男子出手很大方，买酒的找头都给周游当小费了。店主夫妇还注意到，每当与那英俊男子一起来用餐时，袁维珍都是刻意打扮过的，看着那男子的目光里，爱意毫不掩饰。
凌亚敏断定，那个男子应该就是“军统”的“美男特工”屠世臻了。再问这个男子出现的时间，也对得上号。在周游的印象中，那男人最早出现在他的餐馆是1943年夏秋之交，到抗战胜利就不再见其踪影了;然后，大约两个星期前，那男子又和袁维珍过来用餐了。看样子两人亲密依旧，不过点酒菜、会钞都是袁维珍操办，而不是由那男子出面。
一个星期前，也即10月18日，袁维珍又来了。这次就有点儿一反常态了。以往袁维珍都是过来吃晚饭，这次来的时候却是中午11点多。而且她也没有像往常一样化妆打扮，素面常装，手里拿着一瓶酒。神态倒是与平时无异，不久那个英俊男子也进门了，穿着一身崭新的藏青色中山装，足蹬白色牛皮运动鞋，也是崭新的。他手里提着一个彩色小竹兜，里面装了什么看不真切，因为上面压着一份《解放日报》。两人在店堂里侧的老位置落座，还是由袁维珍点了菜。事后，周游回想起来，这次点菜有个跟往常不同之处。不知是什么缘故，袁小姐用餐从来不点汤，那个男子也从没提过要汤;可这次待袁小姐点过菜，男子却问周游店里有些什么汤，还征求袁维珍意见:“咱们是不是点个五味覃菇汤?”
袁维珍表示赞同。男子又问:“老板，贵号这道汤是用哪里出产的覃菇烹饪的?”
周游说:“一般是川西野生覃菇，有时也用青海的。”
男子从竹兜里取出一小包干覃菇:“这是我一个云南朋友捎来的大红菌干，老板你用这覃菇给我们煮汤吧。”
周游双手接过，仔细端详，赞不绝口:“哎呀先生，大红菌可是罕见的云南特产，我做了二十多年厨子，也只是听说，从未见过。听说这种覃菇不但鲜甜嫩滑，还有安神补血的奇效，特别适合贫血的人食用。”
覃菇汤熬好时，酒已经下去了一半，看两人状况，聊兴正浓。周游把汤端上去，砂锅盖一揭开，一股香气弥散开来，袁维珍情不自禁说了声“真香啊”，男子便拿起汤勺给她舀了一碗，接着又给自己盛汤。周游离开时，身后传来袁维珍的赞叹:“我长这么大，还从没喝过这么可口的汤呢!”
这天生意不错，店堂里座无虚席，之后那副座头上的情形，因为店家夫妻只顾忙碌，没去留意。大约1点钟，两人吃喝结束，已有几分醉意的袁维珍招呼周游会钞。周游去后厨结算账单，再出来时，那个男的已经不在了。
听周游一五一十说完上述情况，凌亚敏问:“那锅汤喝完了吗?”
“喝完啦!覃菇一片不剩，汤汁也没留一滴!袁小姐还反复嘟哝，说这大红菌确实名不虚传，熬的汤实在太好吃了!”
“你觉得当时袁小姐的神态举止是否正常?”
“袁小姐那天喝得有点儿多，说话舌头都大了，不过神志还是清醒的。她掏钱会钞时，随口算出了八千四百元的找头，说就当是小费了。以往她偶尔也给小费，不过要算那天给得最多了。”
“结账时那个男子不在店堂，是先走了还是怎么的?”
“我估摸是去对面弄堂上厕所了吧。我这店地方实在太小，没设卫生间，吃喝时间长的顾客都是去对面弄堂上厕所的。”
凌亚敏又去对面弄堂口，向常年设摊加工爆米花的老头儿打听。老头儿告诉他:“那天中午1点出头，确实有这么一个男子进了弄堂，是不是上厕所我就不知道了。”
凌亚敏就不解了，时隔九天，老头儿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对方解释:“后来听说，那位小姐前脚从‘小四川’出来，还没进家门就被汽车轧死了，所以我就记牢了。”老头儿还给侦查员分析，他觉得那位小姐被汽车轧死，肯定跟她喝多了老酒有关系。“那天下午我没有生意，坐在小凳子上抽着香烟望野眼(沪语，意即闲瞅街景)。那位小姐从对面饭馆出来的时候，走路就有点儿晃悠，穿过马路，就在我摊头前面停下了，随后那个男子从弄堂里出来了。正好有辆空三轮车路过，被那男子招停，两人上车走了，是朝四川北路方向去的……”
“留心三轮车的牌号了吗?”话一出口，凌亚敏就意识到这是白问，一个爆米花的小贩怎么会有这种“下意识”呢?
果然，对方摇头。凌亚敏还没来得及失望，老头儿接下来说的话却又给了他一个“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欣喜——老头儿竟然跟那个葛姓三轮车夫熟识。当下，凌亚敏踩着自行车直奔四川路桥公济医院。找车夫为何去医院呢?老头儿告诉他，老葛的老婆大前天患了急性阑尾炎，这会儿葛师傅肯定在病房陪老婆呢。
凌亚敏从老葛那里了解到以下情况——
当时三轮车沿着甜爱路朝四川北路方向缓缓而去，不久女子就睡着了。老葛继续往前蹬了没多久，男子忽然轻声招呼“停车”。老葛刚把三轮车刹停，他就敏捷地下了车，双脚落地的同时，已把一张一万元钞票塞到老葛手里:“把她送到前面36号甲，叫她下车就是。”
男子给的车费超过正常价格两三倍，老葛觉得意外，心里有些吃不准:“这……先生，她喝醉了……”
“没事，36号甲就是她的家。她姓袁，到时你唤她‘袁小姐’就是，如果她问到我，你就说我去买点儿东西，一会儿就去她家。”
男子出手大方，说话语气又有亲和力，老葛觉得不像骗人;再说了，即使人家说谎话，跟他这个车夫也没关系，是他叫的车，自然听他的。
男子下车后，匆匆穿过马路，去了哪里，老葛没留意。往下也就不过两三分钟，袁小姐醒了，见身边没人了，急叫“停车”。待老葛把三轮车停在马路边，女子急煎煎问道:“屠……哦，倪先生人呢?”老葛说了情况，女子又问倪先生往哪里走的，老葛说不曾留心，女子随即下车走了。
专案组随即对上述情况作了研析，一致认为根据袁维珍脱口而出的“屠”字以及“小四川菜馆”店主夫妇对那个英俊男子的年龄、外貌、口音的描述，此人应该就是“保密局”特工屠世臻。而屠世臻带着大红菌干菇请店家烹饪之举，更是疑点重重大红菌系无毒覃菇，而屠带去的恐怕是某种食用后能导致人产生幻觉的毒覃菇。
袁维珍下三轮车后，毒性发作，神志失常，恐怕连自己家住哪里都想不起来了。一脚高一脚低晃悠到甜爱路和四川北路交界处，正好遇到富二代关惕三驾着黑色“雪铁龙”迎面而来，于是悲剧发生了。
以上整个事件应该和“百雀羚”盒子有关，屠世臻和袁维珍并排坐在三轮车后座上的时候，袁神志不清，屠世臻可以轻松获取她身上的住所钥匙。
专案组长卢禄定对只用了一天时间就查到了上述情况感到非常满意，对侦查员凌亚敏大加赞扬，说破案后要给他请功。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赶紧查摸到屠世臻的踪迹，尽快将其缉拿归案。他安排裴云飞和老张再去会会尹关先，看能否有新的收获。
十、青楼女特工
尹关先落网后，因涉及特务案件，先是被北四川路公安分局郁局长下令单独关押，当天晚些时候，分局奉命将该案移交市局政保处，尹关先也被移押至市局看守所。他是被作为敌特要犯对待的，有专人负责看押。面对裴云飞、张伯仁的二次提审，状态还是比较放松的。
裴云飞对此感到不解:“见到我们你好像还挺高兴，怎么想的?”
尹关先呵呵一笑:“不瞒二位，我以前跟警察局打过不少交道，东洋人的宪兵队我也进去过，知道办案的规矩:被抓之后，如果承办警员调换，那就意味着情况不妙，要往严里整了;承办员还是原来的，那就好，说明案情不重。您二位这是第二次审我了，没换别人，那说明我的案子还算轻的。”裴云飞心里嘀咕，这可大错特错了，不过既然他有这样的想法，也好，就顺着这家伙的思路跟他聊吧。
“老尹，我们两个今天过来，严格点儿说，也算不上提审，你看我们连笔录都没做，是不是?不过，这也并不是说你老尹的案子就不严重。就拿你过去的那些事儿来说吧，既是盗窃惯犯，又跟国民党特务有勾结，真要严办，判你十年八年算客气的。但话又说回来，那都是解放前的历史问题，我们没发现你在解放后作过什么案子，除了这次被特务分子利用，潜入甜爱路36号甲。公安机关的政策你肯定听说过: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们可以给你提供一个减轻处罚的机会……”
说到这儿，裴云飞故意停顿下来，引得尹关先一对眼珠子滴溜溜乱转，两片嘴唇微微嚅动，忍了又忍，终于把“是什么机会”的话头咽了回去。张伯仁适时掏出香烟，先给裴云飞递了一支，两人点燃香烟抽了两口，老张这才像是突然想起似的，又点了一支送到尹关先嘴里。尹关先贪婪地连吸数口，壮起胆子:“报告政府，敝人愿意用实际行动争取减轻处罚!让我做什么，请尽管赏示，纵然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那好，我们跟看守所说一下，给你纸笔，你写一份决心书，先表示个愿意改造的态度。你可要认真对待，这是要放入卷宗的，是结案时对你从宽处理的依据之一。”
“我一定认真写……”
裴云飞、张伯仁装模作样站起来准备离开，张伯仁忽然“想起”一件事，对裴云飞说:“上次那份笔录送上去后，领导说那个传呼电话的事还不够清楚，既然过来了，要不要顺便问一下?”
“对啊，你不说我还差点儿给忘了。”裴云飞重又坐下，“老尹，上次提审时你说的那个‘军统’特务屠世臻。和你见过两次面，一次是10月18日晚上在‘新都溜冰场’门口，然后你们俩去了旁边的咖啡馆。另一次是第二天下午，一个女子打了你家弄堂口的传呼电话，通知你去头天那个咖啡馆和屠世臻见面，是这样吗?”
昨晚专案组分析案情，都认为查清屠世臻打电话的位置是关键。麻烦的是，解放前上海市的电话公司，有原公共租界的英商、美商电话公司，原法租界的法商电话公司，也有民国政府开办的国资电话公司。上海解放后，这些电话公司逐步由新政权接管，到本案发生时，已成立上海市电话局(如今上海电信的前身)，但使用的设备还是原来的。这些设备分别是英、美、法、德、日五个国家生产的，由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实施经济和技术封锁，这些不同国家生产的设备无法整合成一个通信网，这就导致了一个难题——无法追查主叫号码的位置，哪怕是市电话局对此也束手无策。裴云飞、张伯仁前来提审尹关先，目的就是想从该犯口中得知更多的细节，指望能发现蛛丝马迹，顺藤摸瓜找到屠世臻的藏身处。于是，一老一少两个侦查员就合演了这么一出戏。
尹关先脑子里只想着如何能够获得从宽处理:“您二位问的是屠世臻给我打传呼电话的事儿?让我想想………”
尹关先这一想，还真想起了一个细节——那天他原以为打来电话的是屠世臻，谁知对方是个听上去三十多岁粗声粗气的女声，对方打电话的环境也有些嘈杂，隐约能分辨出“削刀磨剪刀”的吆喝声。说了上述这个细节后，自觉于警方寻找屠世臻的踪迹没什么帮助，心里还有一种“过意不去”的歉意，苦思冥想一番又补充说:“那磨刀师傅是一副公鸭嗓子，不知对你们是否有用?”
一声“削刀磨剪刀”的吆喝，对于寻常案件的调查不会有什么帮助。单凭这一声吆喝在全市上千个传呼电话亭周边查摸线索，那要耗费多少人力物力?通常领导也不会同意这么干。但对于一起涉敌特案件就不同了，这种耗费肯定是值得的，而且是必须的。
当天下午，专案组以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处的名义向全市二十个公安分局发出指令，要求迅即布置各分局下辖的派出所对各自管段内的传呼电话亭进行秘密查访，寻找一个沿街招揽活儿的公鸭嗓磨刀匠。
这一步走对了。当晚7点多，访查结果陆续反馈回来:全市共有三个符合排查条件的目标，这三人都是苏北扬州人，平时穿街走巷途经的传呼电话亭有十三处。
划定了范围，接下来的工作就需要专案组自己做了。这最后一步调查，耗费了三天时间，至10月31日傍晚，终于确定了那个主叫电话的位置。该电话亭位于长宁路一个名叫“一如里”的弄堂口，在上海市电话局的传呼电话分布图上，它的标号为“0171”。据电话亭老爷叔回忆，那个电话是一个名叫王桂花的无业女子前来拨打的。
时隔十三天，来打电话的人不计其数，老爷叔怎么记得这么清楚?这其中是有缘由的——王桂花还真是一个让邻里过目难忘的女子。
王桂花时年三十岁，浙江嘉兴人氏，幼年时就被带到沪上一个经营南货店的人家做童养媳。“八一三”淞沪抗战时，她正要与南货店老板的儿子成婚，战事突然爆发，夫家决定推迟婚期。本以为这场战事时间不会太长，哪知到11月中旬，日军在金山卫登陆，国民党军队败退。为配合陆军扩大战果，日军战机纷纷出动，飞临上海华界上空投掷炸弹，机枪扫射。王桂花夫家的南货店被一颗炸弹砸个正着，顿时成为一片火海，全家人只有奉婆婆指派去米店籴米的王桂花幸免于难。
命保住了，可赖以生存的南货店却没了。随着日军长驱直入，华界全部沦陷。王桂花逃入法租界，身无分文，只有行乞为生，待交通恢复后再回嘉兴乡下娘家。叫花子做了没几天，一个不慎，着了人贩子的道儿，被卖到四马路一家妓院做了妓女。
王桂花说话粗声粗气，长得倒还是有几分江南女子的俏丽相的。她是被人贩子卖到妓院的，所以是“死契”，没少挨过老鸨的打骂。不过，两三年后老鸨就不敢碰她了——她结识了一个“七十六号”的汉奸特务。这个特务绰号“歪鼻头”，战前是青帮分子，十六铺的职业流氓。这种双料角色，老鸨当然是得罪不起的，王桂花被“歪鼻头”看中后，不用人家发声，老鸨就不敢为难她了。
前面说过，当时活跃于沪上的各路国民党特工是把青楼行院作为理想活动场所的。王桂花跟“歪鼻头”有了交往，“军统”方面即将其列为发展对象，以便通过王桂花从“歪鼻头”那里刺探情报。王桂花的想法很简单，民族大义什么的她根本不在乎，她关心的一是保全自己的性命，二是尽可能多地获得钱财，为自己赎身。如此，“军统”那边没费多大力气，就把她发展为临时工。
王桂花从“歪鼻头”那里获得了不少情报，终于引起了对方的怀疑。好在“军统”认为留着王桂花还有用，“歪鼻头”还没来得及跟王桂花摊牌，就被“军统”行动特工在外滩击毙了。
王桂花得以继续为“军统”效力，她的临时工组织关系转到了美男特工屠世臻手里，接受屠世臻的领导。这妇人天资一般，严格说并不是干特工的料，即使是让她干临时工也有点儿勉为其难。但王桂花有一个优势，她知道自己脑子笨，也从不自作聪明，屠世臻让她干什么就干什么，让怎么干就怎么干，从来没有“我想”、“我以为”之类的念头，这让屠世臻比较满意。
抗战胜利后，屠世臻离开上海前往海外前夕，向上级递交的工作汇报中特意提到了王桂花，建议可以根据这个女人的性格特点安排一些活儿，相信她能胜任她非常听话，只要指示准确得当，就不会发生意外。这在特工术语中被称为“行为可靠”，相比于“信仰可靠”、“思想可靠”、“性格可靠”、“技能可靠”等，这类特务适宜从事最低级的活动。别小看这种“低级”，有些时候，所谓的“高级”特工还干不了这些“低级”的活儿，比如常年累月化装乞丐、囚犯 ，当然也包括妓女，进行没有期限的枯燥潜伏之类。
屠世臻是实战经验丰富的资深特工，他的建议，上级自然要认真考虑。不久，上级派员在王桂花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其进行了一番秘密考察，认为基本合格，遂以已去海外的屠世臻的名义每月给她一份津贴，却从来不给她派活儿，留待需要的时候再动用。
王桂花拿着“军统”(稍后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的津贴，继续从事其青楼行院的第一职业，过着与其他烟花女子相同的日子。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着手对妓院的改造，打击了一批勾结国民党特务、日伪汉奸从事反革命活动，以及剥削欺压残害妓女的恶霸老鸨，废除“卖身契”，允许妓女从良。1951年春，王桂花离开妓院，经居委会牵线，嫁给了一个名叫宫平道的男子。
宫平道的老爸是英商电话公司的高级工程师兼股东，可想而知是一个知识分子，娶的妻子也是知识分子，在法租界广慈医院从事化验工作。两人成婚后，生了三个子女，两女一男。两个女儿大学毕业后嫁给了洋人，小儿子宫平道却让父母头痛。
这位富家公子的长相没得说，集中了父母的优点，一米七五的身高，不胖不瘦的身材，相貌看着也顺眼。如果评选美男子，遇到类似屠世臻那样的对手，当然是要落选的，但拿个提名奖应该没有悬念。遗憾的是，宫公子的脑子似乎有问题，坊间老百姓的说法就是“脑子里少一根筋”。
单单少一根筋倒还好，这个宫平道还有“花痴”倾向。每当春天来临，郊野四下里油菜花盛放，春色盎然花香扑鼻时，四邻八舍就该提防宫家那个“阿三头”了，不但少女少妇要严加提防，即便中年妇女也不敢大意，唯恐遭受“阿三头”的骚扰。也有防不胜防的时候，那宫家就只有花钱来摆平了。
这样到了解放后，劳动人民翻身了，对宫家的态度就强硬起来。派出所民警登门警示，跟宫平道本人当然是说不通的，白费口舌，就把责任压到父母头上。父母商量下来，没奈何，还是掏钱吧。不过，现在是新社会了，过去那一套出事后花钱弥补的老办法行不通了，这钱钞得用在未雨绸缪方面，每年4、5两个月，雇两个身强力壮的闲汉到家里来日夜看着儿子。
这样做也只是权宜之计。宫公子脑子有毛病，身体可壮实着呢，平时感冒发烧都少见，估计寿命长着哩!一劳永逸的法子倒是也有，那就是替他娶个媳妇。可宫平道的名声不佳，父母托人物色了好几个对象，人家都不干。此时新中国的婚姻法已经颁布实施，不能像旧社会那样掏钱买个媳妇进门了。老宫夫妇正头痛的当儿，居委会工作人员上门来说媒了。她们受上级指派，要求动员起来，为从良妓女解决择偶问题。
老宫夫妇在政治方面比较敏锐，对解放以来新政权的治国路数已经明了，知道凡事都应响应政府号召，不能有顶风逆流之心，更不能挑三拣四，干脆给儿子物色一个“受苦姐妹”(当时社会上对妓女的称谓)进门算了。
就这样，王桂花成了宫家的儿媳妇。她也识相，知道新社会新风气，旧时彩礼那一套就免了，但结婚不能没房子。她只提出了一个要求:宫家必须提供一套产权属于宫平道和王桂花共有的独门独户的房子作为两人的新居。
这个要求对于宫家来说不算苛刻，老宫夫妇把一如里之前出租的上下六间带天井的一座小楼给他们作为婚房，配置了全新的家具和生活用品，还给了两人一千二百万现钞。以1951年的物价，这绝对是大手笔。二人成婚那天，王桂花乘坐宫家从“强生出租车公司”租来的婚车前往一如里，在民政局工作人员的见证下过门，成为坊间的一个重大新闻，不仅一如里，甚至长宁路部分路段都是观者如云。王桂花由此在这一带出了名。
宫平道娶了王桂花之后，“花痴”症状果然到此为止。不过，智商依旧。父母听说中医或许有法子对付，就访到了一个老中医，老中医建议除了吃药，还可以通过气功、太极拳、钓鱼等活动静心养性。老宫夫妇认为钓鱼可以一试，遂给儿子买了钓具。没想到的是，儿子竟然从此喜欢上了钓鱼，还交了几个钓友，每次出去垂钓还都有收获。
三个月前，宫平道与钓友去浦东唐家湾钓鱼时突遭暴雨，几人躲进河边一个牛车棚。雨停后，鱼儿浮游水面，正是钓鱼的好机会。几个钓友纷纷行动，宫平道那边很快就有鱼儿上钩。这条鱼还不小，被宫平道用钓竿拽到岸边，正待俯身去捉，脚下一滑，身子没稳住，一头栽到河里。这条河不算宽，但很深，正是涨潮，水流湍急。宫平道不会游泳，众人眼睁睁地看着他冒了三次头，就再也没能浮上来。
现在，王桂花被专案组盯上了。组长卢禄定带着三名侦查员来到派出所了解王桂花的基本情况，上述她跟国民党特务之间的瓜葛，是后来才知道的。
侦查员认为，王桂花目前独居，且其居所位置处于一如里这条“死弄堂”(沪上坊间把只有一个出入口的弄堂称为“死弄堂”或者“断头弄”)的最后一家，打开后门就是另一条马路，这种条件，容易被屠世臻这样的资深特务作为栖身处。长宁路派出所的林所长遂派户籍警前往一如里，悄然把居委会主任和治保委员请来，了解王桂花最近的活动情况，以及家里是否有外人出入。
两个居委会干部都说，近日没见王桂花家里有陌生人出入。不过，这并不能排除她在家中留宿外人的可能性。王家后门那条小马路有数十米长，两侧都是工厂或仓库的围墙，既无商铺也无住家，倘若从后门出入，恐怕不会有人留意到。那么，该如何弄清楚其家中的情况呢?待居委会干部离开，老卢对三个侦查员凌亚敏、丁金刚、裴云飞说:“你们都有什么想法?”
几人你一言我一语正商量着，林所长带着那二位居委会干部之一刘阿姨去而复归。老卢立刻意识到有新情况了。
果然，那位刘阿姨说，刚才和居委会主任出了派出所，两人分别走了两个方向回家。刘阿姨穿过马路，正好遇见从菜场买菜出来的居民章婶。她心里一动:章婶就住在王桂花家对面，不知她是否看到过什么情况。
遂驻步招呼对方，先扯了几句闲话，临时编造的说法是有人托她问问王桂花是否有意再嫁。章婶说:“我看她是打算再嫁的，不止是打算，没准儿已经有对象了。”
刘阿姨忙问何故。章婶说，最近一段时间她在夜深人静时起来给豆芽浇水(章家男主人是经营绿豆芽、黄豆芽的小贩，发豆芽过程中，晚上要定时浇水)，经常听见王桂花家里有动静，有时还传出很轻的男子说话声。就在刚才，章婶出门买菜，还听见王桂花在里面说话，说的什么没在意，好像称对方“李先生”。刘阿姨寻思这个情况得赶紧报告派出所，遂转身回来了。
卢禄定听到“李先生”三字，立刻想起那个姓葛的三轮车夫提到过，酒醉加药性发作的袁维珍以“倪先生”称呼屠世臻，沪语中“李”、“倪”二字发音相近，王桂花所称的“李先生”，多半就是“倪先生”!当下二话不说，抬手按了按怀里的手枪:“那就立刻行动!林所长，你这边能否找几个人手，最好是有实战经验的，带上武器，帮我们守住弄堂口?”
“没问题!”
四名侦查员随即离开派出所，直扑一如里王桂花的家。到得门前，也不叩门，精谙格斗的彪形大汉丁金刚二话不说一脚踹开。侦查员穿过天井，冲进客堂。定睛一看，八仙桌一侧坐着一个正在斟酒的男子恰好王桂花端着热气腾腾的砂锅从厨房出来，见状一个激灵，砂锅落地，四分五裂，沸汤乱淌。
该男子正是屠世臻，他是老特务，估计以前也曾遇到过此类情况，当下一跃而起，身形移动之间，手里已经握了一支手枪。可他还没来得及瞄准，已被旋风般冲到跟前的丁金刚一掌劈在手腕上。手枪顿时被砸飞，屠世臻惨叫一声，左手捂住右手手腕，疼得脸色煞白，事后才知道，老丁这一掌竟然将其腕骨劈了个骨折!
十一、“刺猬方案”
屠世臻、王桂花落网后，随即被押解市局。卢禄定主持了对屠世臻的讯问，获得以下情况。
抗战胜利后，屠世臻被派赴海外从事情报活动，1950年因贪污特费事发，调回台北关押数月后降级使用。1951年得以重新启用，派至“保密局”香港站任外勤组长。也许是流年不利，在抓捕一名越南“工作对象”时，不知怎么地认错了目标。更糟糕的是，那个被认错的对象拒捕，在打斗中挨了一枪，送医院抢救不及，一命呜呼。很快弄清楚，死者竟然是香港警队的一名便衣!紧接着，他这个小组连他在内的五名特务被香港警方逮捕。
这次事故动静很大，港方把五名特务送上法庭，审理下来，为首的屠世臻获刑七个月，这已经是考虑到台湾方面的面子了。
1952年3月，屠世臻刑满释放返回台北。一下飞机就被等待在机场的“保密局”特务带走，按照规矩又是一通审查，折腾了三个月，最后的处理结果是:念其系“军统”时期的资深同志，且已在香港蹲了七个月监狱，不再给予降级处分，但记过一次，存入档案。
屠世臻被搞得灰头土脸，寻思留在台北估计没有翻身之日，遂要求再去香港站，“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好歹也要立下功勋，挣回面子。上峰答应可以考虑。他想想不稳当，又备了一份重礼，送给人事处长。
这下算是定心了，等了个把月，人事处的通知下来了，命其以“保密局”联络副官的身份潜赴上海，执行一项名谓“刺猬方案”的绝密任务。屠世臻本想去香港，结果却被派往上海，虽是百般不愿意，也无可奈何了，只能在心里把人事处长一家骂了个遍。
其时朝鲜战争打得正酣，台湾方面一直想利用“韩战”对大陆做些动作，什么“反攻”、“光复”之类纯属做梦，但趁机多发展一些特务，建立若干秘密潜伏组织之类的“小目标”还是可行的。于是，“保密局”派人前往上海进行特务活动。
当年“军统”在上海组建了“军统”上海区，其下辖的上海站、苏州站、杭州站，除了有编制的正式特工，还有若干类似临时工或钟点工的编外成员，比如前面说过的“一枝花”袁维珍、“一掘头”尹关先就是这类角色。编外成员中不乏江湖成名人物、身怀绝技的黑道高手，也有身居重要岗位者，比如电话局技工、铁路局调度员、银行金库保安等，他们是由在编特工一对一发展的，其中有些曾协助“军统”执行过一些特殊任务，有的则尚未动用过，处于隐身状态，等候着“组织”的召唤，直到上海解放也没参与过任何特务活动。
此次“保密局”制订的“刺猬方案”，就是要从原“军统”人事密档中调出这些人的材料，从中遴选若干人作为首批激活或发展对象。之所以将屠世臻派遣上海执行这项任务，是因为屠世臻在抗战期间一直在沪上活动，熟悉环境，还跟部分“暗棋”或准“暗棋”打过交道，甚至指挥他们从事特务活动，比如袁维珍、尹关先和王桂花。
袁维珍和尹关先是江湖黑道上的成名角色，名列首批发展对象之中。至于王桂花，原本是入不了具体制订“刺猬方案”的“保密局”特工专家的法眼的，屠世臻了解到任务的具体内容后，认为王桂花的住所可以作为自己的安全栖身处，遂向上峰提出，将王桂花纳人名单。“保密局”通过上海的潜伏特务组织对王桂花进行了一番秘密考察，方才批准了屠世臻的请求。
考虑到屠世臻潜入沪上后可能会遭遇的“万一”,“保密局”对方案的细节进行了精心策划，比如被列入首批名单的十七名成员，除了王桂花、袁维珍、尹关先等屠世臻原先就打过交道的，其他成员的姓名住址联系方式，屠世臻在出发前并不知情。待其安全抵沪，再通过事先约定的方式在指定的地点与其进行交接。至此，屠世臻才拿到了那份完整的名单，当然，是使用密写药水书写的。屠世臻把名单上的内容默记于心(这是作为一个特工必备的素质)，随即销毁。
根据计划，屠世臻与这十七名成员面对面拍板敲定后，要起草一份密电放在约定地点，由其他潜伏特务组织拍发台北。而拍发这份密电所需的密码本，就藏在那个“百雀羚”盒子里。
至此，我们终于知道那个神秘的“百雀羚”盒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了，那是一份关系到“刺猬方案”最终成败的生死符。屠世臻抵达上海后，先是在王桂花的住所栖身，就把这份“生死符”藏匿于王家的某个隐蔽角落，女主人并不知晓。稍后，他又跟袁维珍接上头，发现这个“清倌人”竟然对自己感情依旧。
如果让屠世臻在十七名成员中选出一个他最信任的人，他无疑会把票投给袁维珍。那个“百雀羚”盒子，自然也就从王桂花家转移到袁维珍的住所。他把盒子直接交到情人手里，千叮万嘱:“这盒子里放着回头我们一起去海外的‘钥匙’，务必藏好!”
袁维珍的住所位于冷僻的甜爱路，屠世臻认为这里的安全系数要比王桂花那里高。应该说，这个判断没啥问题。但袁维珍得变化，却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
怎么说呢?那个年代有个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说法:“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袁维珍的变化就是真实写照。这个江洋大盗出身的青楼女子，尽管抗战期间做过“军统”的临时工，但其实她对政治从来不曾关心过;解放前是这样，解放后也是如此。可是，中共领导下的新社会就是有那种让人意想不到的神奇魔力，袁维珍不关心政治，政治却来关心她了。
其时上海已经解放三年多，无处不在的新气象新思想，就像一阵阵无孔不入的清风，润物无声地影响着社会上的每个人。袁维珍对于周围的变化也不是完全无感，但并未与自己联系起来。当她决定跟随梦中情人潜赴海外去过她向往已久的幸福生活时，忽然对解放后身边发生的一切产生了强烈的留恋之情。这种情感就像打开了一道闸门，三年多来从没有刻意去记忆的新社会的一幕幕浮现眼前。历经三天三夜的反复思虑，她作出了决定:不去海外了!不但自己不去，还要劝屠世臻也留下。他是特务不假，可政府有家喻户晓的坦白从宽政策，我要动员他向政府自首，坦白检举，立功赎罪!
袁维珍是江洋大盗出身，对黑道规矩了如指掌，对于特务这一行的思维模式却完全摸不着边。当晚，她就把自己的心思向屠世臻和盘托出。可以想象，屠世臻闻听此言时该是何等震惊。缓过神来，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将袁维珍灭口，但马上强迫自己按下了刹车键:不能啊!“生死符”还在她手里，不知她藏在哪个旮旯!如果现在就向她索要，肯定会引起怀疑，得先哄着她把“百雀羚”盒子交出来再灭口。屠世臻故意沉吟半晌，才提出让他考虑两天。
这天是10月16 日。次日上午，屠世臻仍然像往常那样外出，联系名单上的其他成员。袁维珍不知道他究竟去干些什么，也不多问。
屠世臻既然已经动了杀机，就开始考虑怎样不留痕迹地结束袁维珍的性命。他以前参与过一些暗杀行动，对杀人并不陌生，但仓促之间要他不留痕迹地处理掉一个大活人，手头又没有相应的药物或器械方面的准备，还真是有点儿犯愁。这天他跟两个名单上的成员见面，下午见第二个成员老苗时，终于在脑子里生成了一个主意。
老苗并不姓苗，之所以有这个绰号，是因为他是苗族人。老苗于1935年来到上海，在南市老城隍庙摆地摊卖草药。他有一门祖传独家本领，擅长配制各种各样的毒药，在云贵川一带是个颇有名气的“毒药专家”。如此，就难免跟江湖黑道扯上关系，被官府盯上，不得已才逃到上海以卖药为生。当然不敢给别人有偿配制毒药了，老老实实卖草药。
抗战爆发后，信息灵通的“军统”特工闻知老城隍庙还藏着这么一个特殊人才，就打算把他发展为外围成员。也不知“军统”是怎么做他思想工作的，反正老苗答应必要时可提供协助。待抗战胜利，“军统”搞复员，像老苗这样的自然无人搭理，遂与“军统”中断了关系。
现在，屠世臻又找上了他。据“保密局”在沪上的潜伏小组调查，解放后老苗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不仅是他“毒药专家”的身份，而且公家人认为他历史不清，为此，还把他收容审查了三个月。最近又有新动向，云贵川方面频频有公家人来沪找他外调，老苗焦头烂额，担心政府翻旧账，那他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因此，听屠世臻说明来意，老苗马上表示愿意随其一起去台北，为“保密局”效力。
谈完了正事，屠世臻把话题转到对方的专业上，“随口”聊起如何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要人的命，还查不出真正的死因。老苗已把屠世臻作为上司看待，有问必答，当下呵呵一笑:“这还不是小菜一碟?”说着，拿了个纸袋装了些覃菇干递给屠世臻，告诉他只消如此这般就解决问题了。
当晚，屠世臻宿于甜爱路。袁维珍见他并未像断线风筝一般一去不返，更是相信他没有欺骗自己。屠世臻正盘算怎样套问那个“百雀羚”盒子藏于何处，袁维珍主动开腔了，问那个盒子里有什么秘密。屠世臻如实相告，但这只是个铺垫，往下才是重点:“既然你不打算跟我去台湾，我一个人去也没什么意思，这个盒子里的东西也就没用了。不过，你还是要收藏好，如果我决定去自首，那是要交给政府干部的。”
袁维珍听屠世臻话里话外透露出愿意自首的倾向，高兴还来不及，哪里还作他想?随即拿出钥匙打开床头柜:“我把它藏在这里了。”
看到“百雀灵”盒子，屠世臻终于放心。晚餐时，屠世臻就想拿出覃菇干煮汤，又担心袁维珍毒性发作癫狂起来惊动邻居，到时自己不好脱身，就没有行动。
10月18日，屠世臻出门较早，临行前提议中午碰头，两人一起去“小四川”吃饭。就这样，毫无提防的袁维珍着了屠世臻的道。
接下来，就是取回那个“百雀羚”盒子了。屠世臻生怕警方对袁维珍之死生疑，不敢自己去，遂想到了“一掘头”尹关先。反正尹关先是他下一个要接触的对象，干脆让他把这事办了吧。哪知尹关先去搜查了一遍，却没发现那个“百雀羚”盒子的踪影。
不得已，屠世臻只有自己出马了。第二天晚上，他冒险前往甜爱路。刚到袁维珍住处门口，就听见里面传来锤子敲击的声音--其时裴云飞正在用斧头砸客厅的地砖。他意识到可能穿帮了，当即转身离开，不敢再动去袁宅搜寻那个盒子的念头。
此后，屠世臻又回到长宁路一如里王桂花家避风头。名单上的十七名成员，他已经联系上了十五人(包括已经死去的袁维珍)，剩下两个缓一缓也不妨事。既然密码丢失，暂时跟台北联系不上，只有等台北方面派遣潜伏特务联系自己了一册上峰知道他藏身王桂花家，自己这边长时间没动静，自是要设法弄清楚发生了什么状况。
讯问结束，卢禄定向上海市公安局扬帆局长汇报了一应情况。扬帆局长当即下令，出动上百军警，分头将名单上的十四名成员抓捕归案其中袁维珍已死，尹关先、王桂花已落网，还有两个屠世臻没来得及联系的，警方帮他“联系”上了。
但这个案子破得还不算圆满，因为尚未找到那个“百雀羚”盒子。当天下半夜，专案组全体出动，还请来了市局技术人员，对甜爱路36号甲进行了一番彻底搜查，就差把房子给拆了，依然没发现那个盒子的踪迹。
裴云飞想到了一种可能性--袁维珍对情郎抱有很大期待，会不会打算吃饭时继续劝说屠世臻自首，来个速战速决，饭后就陪着屠一起自首，因而干脆把“百雀羚”盒子带在身上了?而屠世臻压根儿没想到这一层，两人坐三轮车返回时，他窃取了袁维珍的家门钥匙，却没留意那个盒子也在袁的身上。结果袁维珍毒性发作，被汽车撞飞，那个盒子从身上掉落，比如，滚到附近的下水道里去了?
专案组根据这个思路，终于在甜爱路与四川北路交界处的一处窨井里找到了那个“百雀羚”盒子。
1953年1月中旬，屠世臻、尹关先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余王桂花、阮顺七(老苗)等案犯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不等。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