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校随笔》 5 龙须沟

5.  龙须沟

这里原有的各种生活设施基本齐全，抓家台周围，还有烤烟房，饭堂，几排平房，牛棚，猪圈，养鸡场，车库，晒麦场和仓库。可我们虽然说是“五七”干校，其实不光只是教师和干部，还有战略疏散的意义，老弱病残都有。三叔的老父亲，胶东人，已经是80多岁, 王老爷爷拄着手杖颤巍巍，也来到了抓家台。另外，还有襁褓中婴儿，都成了这支特殊队伍的成员，一下子就住得满满的。

初到干校，几十人住一个大筒仓，因为我们哥儿俩扁桃腺容易发炎，发烧出了名，受到照顾，睡在最里边的小间，相对风小一些。夜里父亲喊我们起夜，“欣欣向荣，蒸蒸日上”被上铺的王大爷听成了“星星月亮”。王大爷本不姓王，是蒙古族，姓孛尔只金，黄金家族，我心里叫他大王爷。王大爷的儿子小亚，和我一个班，跟他的母亲住女宿舍。多年以后，小王爷清华大学毕业，投笔从戎，是个带兵的巴图鲁。

周边是血吸虫发病区，河渠水和池塘水，都不可以沾。江汉油田当时叫“五七油田”，正在勘探开发，大庆油田调来很多钻井队参加会战，我们请来王铁人（1211）的兄弟1210队，打了口1000多米的深水井，彻底解决了吃水问题。

    很快，大家一齐动手，砸夯搬砖，又盖了几排宿舍，拥挤的情况才得到缓解。

宿舍盖好之后，还以大饭堂的名义，盖起来个大礼堂！一下子成为方圆数十里独一无二的设施，后来放内部电影，都是国外的，诸如《啊，海军》，《山本五十六》之类。要求必须封闭，关紧门窗之外，还要捂上毯子, 日夜不间断，通宵地放。其他干校都没有条件，只得步行数公里，来我们的大礼堂看。

    干校住宿改善，我们从大筒仓搬到新盖好的宿舍。宿舍门前，是一条臭水沟，我叫它龙须沟；沟对面，木跳板过去，是自来水龙头。

新宿舍是个里外屋。里边是半间小屋，睡三个人。开始，我们6个人睡外边的大屋。另外三个人，一个是小捷的父亲吴叔叔，负责夜里领着“黑儿”和“白儿”巡夜；他白天睡觉。王四叔是东北人，负责烧开水送到菜地，他是考古专业的，近视眼。四叔后来在西沙和南沙出土的文物和文献中，发现许多当时中央政府在那一区域的施政记载。施叔叔是福建人，毛笔字写得工整漂亮，抄写大字报是他下大田劳动之外的经常性任务。

后来，著名教授费老爷子从另一间宿舍搬来，开始住里边小屋，他主动找了军宣队，说杨老师带着两个孩子不容易，父子三人住里屋更合适，他自己主动要求调整到了外边的大屋。住小屋肯定比大屋舒服，住里屋的两个叔叔是费老爷子的学生，当然跟从，也搬了出来。我们父子三人搬进了里屋。休息时，费老爷子喜欢下围棋，对于来请教棋艺的年轻人，费老爷子无论是午休，或是洗衣服，总是立即放下手里的事，来者不拒，随时奉陪。老爷子下棋有一个特点，尊重对手，绝不手软! 别人找老爷子下棋都有所顾虑，怕影响他休息。周叔叔棋艺不错，颇有些才气，老爷子又出名的脾气好，就恍惚了一下，结果那一盘棋，他被费老爷子紧掉了最后的一口气！数格子，周叔叔简直像做错题的小学生，面对被拿走最后一颗黑子空空如也的棋盘，满脸通红。

1971年暑假，我回了趟北京，回到抓家台已是九月中旬，但天气仍然很热。晚上乘凉时，费老爷子问我，在北京的家属院有没有看到他的外孙女。乘凉的教授，讲师，坐成了一个圆圈儿。我起立，口齿伶俐：“费伯伯，我看到了。我看到小妹妹和奶奶，从和平楼出来，从文工楼前走过，手牵手去买菜。” 费教授满意地笑了，仿佛他的视线真的看到了远在北京的祖孙俩人。“你叫妹妹和奶奶没有错，可是奶奶是‘费伯伯’什么人？”还是父亲发现了问题，一圈子大学老师，对小学生的这个错误，哄场大笑，我窘迫无比。后来，我又经历过许多商务演讲和论文答辩，再没有犯过比这更低级的错误，也没有面对过比这行政级别更高的学术评委。

    1971年国庆节后不久，我们父子三人又搬了，这次是住半间的老房子，虽然隔壁墙只有半截两米来高，但是有单独出入的门，算是家属宿舍，不再是集体宿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