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章

计划股

 

回到支行上班，他被分到计划股。一进办公室，有人说“老魏（股长）的接班人来了”。他呛道：“你不要说怪话，我们这些人是好管好教的”。老魏的妻子原先在益门营业所工作，一双儿女跟妈住，老魏经常下来，彼此都很熟。他写毕业作业，老魏提供了不少资料，完稿后还征求了老魏的意见。说不定到计划股也是老魏要的。当时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股被认为是统筹全行信贷资金的中枢。上班不久，他搞了个“下半年资金情况预测”，企图从历史资料和县域经济发展中找出规律，还买来座标纸，画了趋势图。老魏虽然夸奖他，心中一定以为那是，事实证明也是----书生气。没有派上过任何用场。省银行学校在各行办函授中专，州银干校聘他作辅导老师。“哲学”、“货币流通管理”等等这一届剩下的课程，都由他“承包”，每节课一元五补贴，。写了篇报道投《凉山日报》，登出来的署名是“刘朗牛”。将错就错，先后发了四五篇，稿费五毛到一块五毛。聘他为“通讯员”后，他有点飘飘然，觉得吹牛捧场的报道没有意思，开始写諷刺性的文章投给该报的“星期刊”，再没有被用过，便断了“通讯”。《从会理县的农村金融态势看农行“七五”经营决策》写好后，分寄州长、中支行长、县委书记，没有起任何泡泡。

 

上面来文件，试行“专业职务聘任制”。别看现在什么“师”，一撮箕下去一大堆。那时可令人欣羡呢。开始他只敢报个助师，后来听说几个股长、主任报了中级职称，与他在天宝山搭档的王先生也是经济师（时任会东支行副行长），便硬着头皮申报经济师。支行评委以五票赞成，一票反对，一票弃权报上去，在中支就卡了壳。的确，会理支行只有老魏一个人评上，他口服心服。全州评上的大部分是科长、行长，位置无法比。有可能是老魏的力荐，到计划股一年后，给了他副股长的头衔。这不能再小的作业组长，却使他的职称柳岸花明。

过完国庆，行长突然通知他，中支同意他改报会计师，要他八号以前到西昌。他改写业务工作报告，熬了两夜。职改办主任翻看他的报告，“哼，二十八页，人家要求的不超过六千字。又是计划，又是会计？”被盆冷水浇头，乐观情绪一扫而空。赶紧找个会计师给参考参考。罗师诚恳地说：“以你这份材料，报会计师是绝对不行的，好些内容连评助师都困难”。建议他改报“业务综合”经济师，似乎还说得过去。他去请教担任中支评委的一个经济师，告诉他“业务综合是行长的材料，人家绝不会挖到你头上”。他踌躇半天，决定孤注一掷，去找职改办主任要求改报。鉴于会理是大行，只有一名中师，主任同意了。恰好老魏被抽调到西昌辅导和初审材料，都住在州委招待所，其它支行抽调来的跟他愈处愈熟。几个人精心指导，帮他完善材料。老魏请示支行领导同意后，在西昌给他写“组织考查”材料，笔下生花，尽量拔高，带回去盖章了事。加上他在几反几复中，密切联系领导，不同程度地改变了觉得他“傲”的印象。好几个原电大的辅导老师，这时任中支评委。在州内通过没有问题。尤其是有了“一官半职”，不会破例，在后面的三州评委和省分行审定中才没有被拿下。

聘任他为经济师以后，老魏被聘为行长室经济师，把计划股的琐事全丢给他，到州上开会亦让他去。与头头们接触多了，认为“刘某人还是好说好商量的”。他这号年纪的人，对工作本来就一丝不苟，也不乏提建议，出点子。一年后又给他“转正”。别看这一字之差，干活全无不同，待遇可不一样。年终的“幸苦费”起码多了几百元。而他此时的月薪不足百元。贷款单位拜年、项目评审之类，既杀伙食又拿红包也不会忘记他。

上下关系和谐，他的事愈来愈多，一天忙这忙那，习惯的日记也经常付之阙如。从电大毕业才两年，就被州银干校聘为八六级电大毕业生的毕业作业指导和答辩教师。后来又任了一届。县上办在总工会的电大班请他去辅导“货币银行学”、“审计学”两门课程，时薪四元。给《凉山经济》、《凉山金融》的投稿均被采用。八九年省分行“企业化管理研讨会”在西昌召开，他以《对农业银行承包经营的反思》与会，并收入《困惑与出路》一书。（若干年后他女儿无事中在网上搜索老头的名字，词条下发现这篇文章，载《西南金融》1989年12期。作者工作单位“农行会理县支行”，知道是他的无疑。他根本不知道有这个刊物，更别说向它投稿）州“农村金融协会”成立，他被任理事。全州银行第一个获高级职称的胡高师，很受哈布行长的倚重。承蒙胡高师提携，约稿，每一期的《凉山农村金融》都有他的文章。职称扩容，县支行一级领导班子成员几乎都是中级职称，老一点的一班干部也有评上的。他被抽调到西昌“指导”中级职称申报材料的写作。亲手制造的中师不下三个。假到找出登过他文章的期刊，用白纸盖住他的名字，改为别人的，复印后装入那人的申报材料，冒充其发表文章。

 

中心支行的高师愈来愈多，西昌市支行也评上了两个（当然是行长），受几位老师的鼓动，他到省分行参加高级经济师考试。州上推荐去的两人，只考两科，他有一科不及格，灰溜溜地回来。谁知一个月后邓行长通知他，说州上来了电话，要他到昆明参加总行的“高师考核班”。原来那次考试的成绩普遍不好，他在几十名报考者中并不落后。省分行评审时，胡高师介绍完他的情况，主持会议的刘行长说，一个基层的同志，能这样也难得了，还要求人家怎样。一锤定音，得以推荐到总行。他到云南省分行报到，第二天坐大巴被拉到路南县的省分行培训中心。该中心离石林风景区只有两里多，每天晚饭后都可以去逛逛，门票也才二元。这是总行的一个片区考核班，包括云贵川（那时重庆市尚未从四川分出去），两广和海南。四川去了十人，有省分行的办公室主任，宜宾中支的信托公司经理，绵阳中支计划科长，德阳某支行的行长，其余五人都是市地中支副行长。给他们分配五个标准间，四对自由组合好了，剩下他和达县中支的黄副行长没人组合，住到一间。原来此公鼾声如雷，第一晚上他根本无法入睡，服了几次安定才勉强管了三四个小时。好在黄喜欢看电视，那时电视机还不普及，房间里没有，那栋楼的过厅才有个大彩电，正在热播连续劇《渴望》，每晚几集。乘那人去专注荧屏，他早早地服药上床。等雷声大作时，已经睡深，或者说习惯成自然，影响小一些罢了。他是十人中年纪次大，职务最低的，整天埋在学习上，除隔壁那个信托公司经理（大他一两岁）不时跟他探讨些问题外，无人与他交流。倒是广东南海的计划科长主动给他名片，要他到广东一定去会面，还向他索要名片。他尴尬地笑笑，他们那里连行长也没有名片，自己更没有。伙食倒不错，早上中西餐齐全，中午、晚餐十多个菜，十天中几乎没有重过，这在他又是一生未有的享受。考了一次试，没公布成绩。面试答辩，他作了充分准备，安排在上午，他是最后一个。“老师”用奇怪的眼神看他，草草地问了一个问题就结束。许是十二点过肚子饿吧。有一天安排他们游石林。夜幕降临后，专门为他们表演射灯直照“阿诗玛”石型的梦幻彩景。据说只有外宾和首长来了才开放。白天四川的走在一起，同行拎着像机，十人合影。分别合影时，他见无人邀请，天真地对那个年轻的县支行行长说，我们两个基层的来一张。那人愣了一下，不情愿地站过来。数月后胡高师从省分行给他带来的照片中，果然没有这张。谢天谢地。

回来之后，几个亲密的朋友把“老?”，改称“刘高师”。封赠太早，预后不佳，他亦料到。次年，省民族地区农村金融研讨会在潜江召开，哈布行长亲自带队，通知他和中支参会的同志坐小车到成都与哈布会合。中途碰到从成都回来的胡高师，把他拦回西昌，要他赶紧完善业务工作报告，再次到省分行考高级经济师。考是考了，听说成绩也不错，还是石沉大海。

 

民族地区农村金融研讨会被称为“转转席”。每年轮流在甘、阿、凉和潜江召开。事前通知，他都提交了论文。第一次在西昌开的年会，只安排了到卫星发射基地参观，一人送箱苹果，一个火箭射星模型，还只来宾才有，本行参加者不发。第二年甘孜行主办，地点在雅垄江畔的泸定，每天的主菜是四十元一斤的“雅江鱼”。讨论了两个半天。一天参观“飞夺泸定了桥”、牦牛绒厂和康定毛纺厂。每人送床牦牛绒被。以一百元的特价供应一床六斤重的，当时走俏的“嗊嘎山”牌毛毯。一天游康定附近的“木格措”。晚秋的景色真是迷人。可惜他在山上既饱眼福，又头脑胀痛。喝口主人家预备的啤酒，吃了两片卤牛肉几乎要吐。赶紧舍去那一大堆美食，独自一人下山。走到海拔三千五以下的停车场才缓解下来。

九四年轮到阿坝。从西昌坐“沙漠王”一天半到蓉。州分行（中支更名）办公室史主任带队，第二天游都江堰、二郎庙等后歇汶川。三州农行的行长各有美称，甘孜叫彭老总（背后称彭霸天），阿坝叫汤司令，凉山叫哈大爷。汤司令从成都赶到，带领他们到理县洗温泉，一路款待到马尔康。小车翻越鹧鸪山时，他又高山反应，下到海拔低些才好。会议头天安排到个好大的蒙古包（也许应该叫藏包）里品酥油茶。然后去打靶，每人三发子弹。他第一次摸着真枪，趴下，瞄准，头一发打飞，二、三发五环、八环。比凉山同去的两人还好。转业兵驾驶员说看他不出。会议上午开幕式，下午闭幕式。开幕辞，闭幕辞，常务副州长等领导讲话之后，哪有时间讨论。一人发个礼品袋。内装标价500元的石英护眼镜，一盒十五枚的虫草，两包沙棘冲饮颗粒，两包红原奶粉。会后三州一地四辆越野车，经过万里无垠的草地，先到红原。支行的领导早已在寒风中等候，又是献哈达，又是酒宴、牦牛肉干。到松潘参观红军长征纪念塔。住九寨沟口的二星级酒店。那是当地最高级别的酒店，论环境不低于现在好些四星甚至五星酒店，可能是服务没跟上。游九寨沟，据说管理处也是农行“支持”的，南屏县支行的小车领头，他们几辆车都被放行，直进景区。爬黄龙，上下五六个钟头，在那空灵、冷凛的仙景里，虽然海拔四千米也没有高山饭应。你说怪不怪？阿坝分行的同志一直把他们送到四川与甘肃交界的文县。彭老总带着三车人到达广元已经天黑。广元分行设宴洗尘，安排住处。第二天游古栈道、皇泽寺、千佛崖、剑门关、翠云廊。末了才是正式的晚宴，好几桌，甲鱼、螃蟹等等应有尽有。东道主行长来敬酒，他知道是昆明考核班那个副行长，年前才转正，问其认不认识，同桌吃过十天的饭呀。那行长茫然地看着他，似乎记不得。他没有进一步提醒，只怪自己莽撞，迷信自己有记号，别人肯定忘不了。同行者一定认为他想高攀。沿路又游了几处景点，在德阳过夜。照例是行长亲自接待晚宴。史主任说，好久追随哈大爷吃遍全川那才更爽呢。

这是他坐汽车最长的旅行，行程三千余公里，来去研讨十六天。

那几年，他发表的论文确实不少。最高级别是《四川金融》、《四川农村金融》。每发一篇，除稿费外，还寄本当期刊物。单九三年，包括论文在研讨会获奖，秃笔即为他挣了805元。比如“全州借款合同研讨会”，他提交一篇依法收贷的文章，被评为“十佳”。说好的奖金200元，只给了30。外加上下两大本装帧精美，2194页，订价168元的《市场经济百科全书》。该书的主编是省分行管人事的常务副行长，其在西南财大念书的儿子是编辑和撰稿之一。各市地州行行长任副主编。凉山农行副主编行长承诺200套的发行任务，省分行运来400套。除奖品，研讨会送来宾和给全州各法院（州法院挂名研讨会承办单位）一套外，全州各县市大行10套，小行5套。自动运抵，公款划帐。他翻了一下金玉其外的全书，似曾相识。放在书架上的确显眼。不知道多少人翻过。有道是“天下文章大家抄，抄去抄来有提高”。

 

九一年县支行领导班子调整，风传他要当副行长。哈布来开全行职工大会，新班子没有他。他暗自庆幸，不是当官的料，假若当了，一定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再坚持原则，上上下下都得罪完了。晚上哈布来到家中，像要安慰几句，说考虑过调他到中支计划科，（张科长即将退休）但他爱人的工作不好安排，人说调动老婆比找个老婆还难，不知道他想不想去。他依然表明自己有老人要照顾，哪里也不想去。见他对上午的宣布没有任何情绪，似乎放下心来。几个月后，王先生（时任西昌市支行副行长）透露，中支讨论的领导班子的确有他，原先的邓行长也力荐他当副行长。但是上面征求拟任行长的副行长小王意见，回答是“有他无我”。王先生问他哪里得罪了小王。他觉得两人平时工作配合不错，王看上去很尊重他，口口声声刘师。仔细回忆了一下，只可能是一件事。有次行务会前，大家闲谈，说起包括银行在内的各单位都实行“顶替”，即妈老汉退休，招录孩子。他说这是近亲繁殖，连动物交配都影响后代，社会也一样，对工作很不利。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几双眼睛看向小王，王的脸似乎红了一下。他莫名其妙。下来才打听到，原来王读省银行学校时与个渡口的女同学恋爱。女孩很漂亮，两人一起分来会理，快顺理成章了。谁知冕宁农村的家长坚决反对。因为小王有个青梅竹马的表妹，自小就在其家出入、帮忙。其母早就把亲姪女当儿媳。听说小王要抛弃表妹，小的要拿刀自尽，老妈说要死给儿子。小王只好就范，回去结婚，并把妻子带来单位。王当行长后，对他依然尊重，私下说：“老刘这个人襟怀坦白”，而且是在两人发生不愉快之后。

那是1993年，国民经济状况不好，物价飞涨，银行存款滑坡。四月间，会理县政府以高出银行近一倍的利率集资，抽走农行300万元存款，计划股调度资金捉襟见肘。行领导却决定从信用联社划35万，银行自身14万到广东购日产“公爵王”轿车。他十分气愤，当着来办业务的县财办主任，在办公楼吵开。说当下的春耕生产贷款、烤烟生产贷款、农副产品收购贷款都全部停止，无钱承担，而买小车又有钱。行长在工作如此繁忙的情况下，还用公款到驾校学开车。职工们议论纷纷，“该要有人出来说句话了”。晚上，王行长到家里来，承认买车的事考虑欠周，“现已决定不买”。他很感动，心想头头们毕竟听取意见，勇于承认错误，也对自己上午的冲动向行长道歉。殊不知第二天晚上王又来“沟通”。说是州行领导布置，好几个行都要买，“过了此村便没有这个店”，表明非买不可，明天开党组会统一认识。他要王权衡一下党组的形象，“不坐这个车屁儿会痛吗？”还找党组四个成员中的另外两人谈了自己的看法。几反几复，“统一”后的决定仍然是“买”。他打出最后一张王牌：“你们一定要买，我只能站在会理人民的立场，把这事捅到人大常委会”。纪检组长告诉他，研究再三，终于不买。三个月之后，资金状况并未缓解，一辆“三菱”越野车开进支行，据说是家企业垫钱给银行买的。办公室的专职驾驶员下车，特别对他怪笑怪笑。

 

八年股长抗战。上面要求机构改革，压缩机关人员。规定会理支行从原来的14个股室缩编为九个，人员控制在40以内，限期完成。头头们最伤脑筋的是干部问题。因为既得利益，干群矛盾尖锐，弄不好会出乱子，捅刀子。上个月县印刷厂就因奖金分配的积怨，一个工人杀死颇有威望的技术副厂长，砍伤车间主任。凶手到公安局自首，坦然地说早几年就想杀，考虑到女儿太小，今年女儿高中毕业，“长大了”。又说之前心中好像有块石头压着，寝食不安，杀人后一身轻松，好过了。行务会上，王行长说，股室减少，把牌子换了就是；机关人多，把名字挂到处所，也容易；难办的是中层干部控制在12人以内，要下三分之一。去年聘书写的是三年，本想现有的股长干到明年再说，如今州分行来硬的，不好办。他提议把五十岁以上的一刀切不就完了。王假猩猩地说“没有这个政策”，心中肯定早有这唯一的打算，会上说说，无非是探探口风。他确实不恋栈，早有心理准备。几天后王行长找他谈话，“你喜欢看书，写文章，就到行办室给我们当当参谋”。正式发文，调他任“行长办公室经济师”，享受副股级待遇，列席行务会。随即要他搬入钉着“党组办公室”的屋子，与卸任五年的邓行长面对面。几个小青年喊他“刘书记”，还不时上门“汇报思想。公家为邓行长订了《四川日报》等七种报纸，他自订了一种，老胡订的三种由他转交，加上杂志，硬是看不过来。到人大开两三天会，门口就丢它一大堆。不久邓行长退休，他独占“党组”多年。报纸虽然少了几份，也够他豫养天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