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陈永贵不在了大寨造的梯田还在
1985年1月，陈永贵突然感到头痛、浑身乏力，去了北京医院检查后，医生说：“患的是肺癌，已经是晚期了"。
陈永贵当上了国务院副总理，按规定他是可以把农村户口迁到北京来的，也是应该拿国家工资的。但是他坚持不迁户口，也不拿国家工资。他吃的仍然是大寨分的口粮，挣的仍然是大寨的工分，每天1.5元。山西省委考虑到他经常到外地开会，光靠工分不够花，因此每月补助他100元。后来国务院考虑到他身为副总理，决定每天补助他1.2元。他接受了国务院的这点补助，同时却把大寨给他每天1.5元的工分钱退掉了。从此，他的生活费便是每月136元。1980年9月，在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上，陈永贵请求辞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大会同意了他的申请。陈永贵卸任之后，国家按照正式职工的标准，给他每月200元的生活费。
大寨，地处太行山腹地的一个小山村，位于山西省昔阳县境内。生活于斯、成名于斯的陈永贵，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担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当年被评为山西省劳动模范。1959年应邀赴京参加国庆10周年观礼。1960年山西省委发出向模范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学习的号召。1961年《山西日报》撰文称赞陈永贵所领导的大寨是太行山上的一面旗帜。1963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的浙江等7省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里表扬了陈永贵。
1963年8月的一场特大洪涝灾害。这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给大寨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造成山流地冲、房倒窑塌，百分之七十的农民无家可归。山西省委得知这一严重的灾害后，决定调拨一批救济粮和救济物资扶持大寨。陈永贵婉言拒绝。他以超乎常人的思维和勇气，领导大寨人同这场毁灭性打击抗衡。他没有怨天忧人，悲观泄气，而是坚定不移地把战胜灾害、克服困难的基点定在依靠群众、依靠集体力量上；他没有像其他社队那样因遭灾而向上、向外伸手，而是响亮地提出坚决实施“三不要”（不要国家救济粮、救济款、救济物资）、“三不少”（向国家卖粮不少、社员口粮不少、集体库存不少）的救灾方案；他没有在困难面前手忙脚乱、束手无策，而是运筹有方，辩证施治，先治坡后治窝，使大寨闯过了难关，奇迹般地夺取了当年的好收成。
1964年1月19日，陈永贵走出寨门，应邀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报告大寨抗灾救灾事迹。他头箍白毛巾，身着对襟衫，没用讲稿，以独特的风格，面对万余名各界人士侃侃而谈长达几个小时。他那朴实的语言和忠厚的形象，赢得了全场人员雷鸣般的掌声。陈永贵还未离京，报告会现场录音就已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传送到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1964年3月，毛泽东出京巡视。一天，他乘坐的专列停靠在邯郸车站。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当面向毛泽东汇报了大寨和陈永贵的先进事迹，毛泽东听后投以赞许的目光，又一次深深地记下了大寨和陈永贵的名字。尔后，火车继续南行。每到一地，毛泽东都兴致勃勃地宣传大寨和它的领路人陈永贵，毛泽东说：“大寨就是一面旗帜。你们学不学？农业要过关，没有大寨那种精神不行哪！”
当时，新中国正面临着被封锁、被孤立的国际形势，日子过得比较艰难。毛泽东在一份材料中写道：只要有利，向魔鬼借钱也愿意。但是，魔鬼不给我们贷款。我们要靠陈家庄的陈以梅，大寨的陈永贵。1964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一次扩大会议上说：“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靠自力更生。要多出几个大寨，多出几个陈永贵。”8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规划时又说：“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它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
从1968年冬季开始，在陈永贵的主持下，一个个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相继展开。据有关资料介绍，几年里共修筑了1000多公里大坝，垦整了6万多亩土地，这些至今仍成为昔阳人民受益不尽的财富。
1969年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永贵被选为中央委员。这也许是毛泽东当时出于反修防修的考虑，在中央委员会里增加来自基层的工农兵代表。这一着，为他日后进入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打下了基础。要抓革命，促生产。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3至5年将昔阳建成大寨县。在昔阳逾千人的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上，他喊出“重新安排昔阳山河”的响亮口号。
1970年《人民日报》发表《农业学大寨》社论。此后，陈永贵在中央的授意下，主动出击，奔走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播撒大寨种子。学大寨运动以燎原之势，遍及神州。
在这种特定背景下，1973年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陈永贵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又当选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走入权力顶峰，大寨和学大寨也同时被推到了狂热的峰巅。国人当时猜测，陈永贵要担负起按照大寨经验解决几亿人吃饭问题的领导重担。陈永贵虽然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但却不脱农籍，不拿国家工资。既当副总理，又是农民身份，在中国，除他之外，没有第二人。
1975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上发出“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号召。以彻底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
据资料记载，经过学大寨，全国增加水浇地1.8亿亩，农田有效灌溉面积 每年递增110万公顷，农业机械化水平迅速提高。农业很快大幅度增产，第二年即取得粮食大丰收。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史，是一部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残酷剥削与压榨的历史，人民始终处于社会的底层，没有做人的权利和尊严。是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人民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道路，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让几千年来受尽苦难的劳苦大众扬眉吐气成为了国家的主人。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有烽烟滚滚的炮火轰鸣，有石油会战的壮观场面，有高峡平湖的丹青妙手，更有勒紧裤腰带，不惧“一万年太久”也要研制出“两弹一星”的壮志豪情，有“工业学大庆”到“农业学大寨”的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从而扼住了美苏的“核讹诈”，使中国人民真正意义上从容自信地站起来了。
毛泽东在哲学和政治上对于社会阶层的见解分析十分深刻，往往能一针见血，切中痛点。“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机构庞大，在一不死人二不废事的条件下，我建议党政机构进行大精简，切掉他三分之二"。毛泽东是新中国的创业者，毛泽东深知中国低层人民的疾苦，明白劳动人民才是社会变革的中坚力量和真正的英雄。“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中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弥补得起我们的理论"。
大寨当年苦干实干改造自然，吃冰碴饭，棒子面，冬天没蔬菜。大寨村处于石灰质的土石山区，土壤贫瘠，水源缺乏，自然条件很差。五、六十年代只有六、七十户人家的大寨村农民，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带领下，艰苦奋斗，修山改土。当年大寨的“铁姑娘队”的队长郭凤莲回忆说：“中国人都是很穷的，在那个‘一穷二白’的条件下，我们自己动手来改造大自然，那是很不容易的呀。回想起来当时吃不饱、穿不暖的，现在也不想多回忆了，因为太苦了"。“在我记忆的大寨，还是一个破破烂烂的大寨。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老一辈苦干实干，改造自然的那种精神。每天在地里吃两顿饭，中间为了修梯田，就在地里吃冰碴饭。当年的生活不怎么样，到冬季我们这儿几乎没有新鲜蔬菜，吃的就是棒子面"。
一九五八年八月，毛泽东在全国“大跃进”高潮中先后视察河北、山东、河南等省的一些农村，在与山东当地负责人谈话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新华社发表了这一谈话，于是全国各地相继出现成立“人民公社”的热潮。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日《人民日报》报道；全国农村基本实现人民公社化。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逝世，大寨人的命运随着“农业学大寨”毛泽东的逝世而发生了重大转变。中国大陆农民和其他各阶层尤其是低层人民的命运也随着毛泽东的逝世而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搞改革开放农村包产到户, 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走资派万里支持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并波及全省农村的包产到户。据目前已披露的材料来看，走资派万里是第一个向“农业学大寨”运动发起攻击抹黑的中共高级官员。1978年春，他在安徽省委党校工作会议上说：什么这个学大寨学歪了，那个学大寨学错了，大寨本身就不正。农业学大寨到底学什么，这个问题多年来并没有解决。很多地方是学表面，学形式，搞极“左”路线，造成了严重后果，甚至给农业和农村带来了破坏。走资派万里在省委郑重宣布，今后安徽不组织去大寨参观，也不去学大寨那一套。紧接着，1979年走资派控制的新华社内部刊物先后刊载了几篇揭露大寨、昔阳情况的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山西日报》也相继刊发了文章，揭发、批判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极“左”错误，在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这样，便汇成了巨大的历史潮流，使大寨、昔阳的声誉开始下降，“大寨红旗”在人们心目中大打折扣。
然而大寨村1952建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陈永贵出任党支部书记，带领58名男劳力在白驼沟打坝24道，造地5亩。1953年在后底沟打坝25道，造地25亩。1954年在小背峪沟造地8亩。1955年起先后三次在狼窝掌打坝180多道，总长7.5公里，把300亩坡地改造成水平梯田。1956年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后，依靠农民的生产热情和集体经济力量，持续挖山填沟，修造梯田，改造耕地，连年取得丰收，使粮食亩产量由1952年65公斤增长到385公斤，不仅村民自给有余，还上交国家公购粮。
1963年夏季，大寨遭遇特大洪灾，农民房屋被冲毁113孔窑、77间房，70%的农民无家可归。陈永贵带领大寨农民辛辛苦苦干了10多年才修好的梯田与100多条大坝，全部被洪水冲垮，庄稼和土壤全部被大水冲走，180亩耕地颗粒无收，严重自然灾害给大寨造成毁灭性打击。山西省委决定从国库中调出一批救济粮和救济物资，从地方财政上再拨一些救济款，扶持大寨救灾度荒。大寨党支部却决定：“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国家救济款，不要国家救济物资；保证农民口粮不少，农民收入不少，上交国家的统购粮不少。”当时，山西省和晋中地区很多干部不相信大寨能做到这“三不要、三不少”，有些干部认为陈永贵是吹牛皮。
1963年下半年，大寨群众在陈永贵带领下，以无比高涨的干劲，白天抢修梯田、抢种庄稼，晚上重建房屋，经过几个月苦干实干，大灾之年夺得大丰收。当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大幅度增产，亩产量平均达到７００多斤，总产量达到２０多万斤，不仅群众口粮充足，还上交给国家１２万斤。被大水冲毁的房屋重建得整齐划一，更加牢固，确确实实创造出了人间神话。
那几年，大寨的事迹确实对中国几亿农民起到了榜样引领作用。农民群众普遍认识到：大寨人苦干实干，改造农业生产条件，夺取好收成，真正值得学习。学大寨运动很快就在全国铺开，全国各地都产生了一批学大寨的先进典型。
从1968年冬季开始，在陈永贵的主持下，一个个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相继展开。据有关资料介绍，几年里共修筑了1000多公里大坝，垦整了6万多亩土地，这些至今仍成为昔阳人民受益不尽的财富。
据资料记载，经过学大寨，全国增加水浇地1.8亿亩，农田有效灌溉面积 每年递增110万公顷，农业机械化水平迅速提高。农业很快大幅度增产，第二年即取得粮食大丰收。
陈永贵不在了, 但大寨造的梯田还在, 修筑了1000多公里的大坝还在, 垦整了6万多亩的土地还在, 曾经有过的全国增加水浇地1.8亿亩，农田有效灌溉面积 每年递增110万公顷，农业机械化水平迅速提高。农业很快大幅度增产，取得粮食大丰收。尤其是留给昔阳人民子孙后代受益不尽的精神和土地财富永存。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地处太行山区黄土高坡，植被稀缺，水土流失严重。耕地主要集中在虎头山一侧的“七沟八梁一面坡”上。村域面积2平方公里，800亩耕地零零星星散布成4700多块，每块耕地的面积平均不足0.18亩，可想而知地块有多小。这些山坡小地缺边少堰，三天不下雨禾苗就发黄，一旦下点急雨就会把地全都冲毁。耕地面积零散而又贫瘠，粮食产量一向处于低水平徘徊。》
山东曲阜县陈家庄大队党支部书记陈以梅，还是中共济宁地委委员、县革委会副主任、公社党委副书记。可是，他当“官”没有官气，还是一副庄稼人本色。他身穿粗布衣，脚登庄户鞋，手上有老茧，身上有泥巴。一年四季，他风里来，雨里去，和社员一起战斗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岗位上。陈家庄大队在沙滩上打大机井。在井筒子里掏沙挖泥，又脏又累，还很危险。干这个活，别说上了年岁的人，就是小伙子也有点打怵。可是，五十多岁的陈以梅，每天总是第一个抢着下井，最后一个上来。有一天，他的胃病发作了，社员们都劝他不要下井了。群众的关怀，使陈以梅心里觉得热乎乎的。他向群众风趣地说：“只有冻死的苍蝇，没有累死的蜜蜂。劳动能壮筋骨。”说着挽起裤腿，象往常一样，又第一个下井了。十冬腊月，水凉刺骨。他双腿泡在水里，挥动着大锨，一个劲地干。突然，井上传来了喊声：“东南角裂缝了！”陈以梅知道，这是塌方的苗头，就招呼大家赶快躲开。他自己却冒着危险，抠着井帮爬到危险区，用石头和身体顶住塌方，排除了险情。社员们感动地说：“以梅真是铁打的，累不垮，难不倒。”
陈家庄有一个党员，由于在工作中栽了两个跟头，就产生了消极情绪，“看到重担不上肩，碰到问题不发言”。党支部的几个同志找他谈话，都碰了“软钉子”。一天夜里，党支部开完会后，陈以梅躺在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他想，怎样才能帮助这个同志解开思想上的疙瘩呢？他细细地琢磨了好几个来回，主意终于出来了：同他一块到挖河工地上去劳动，在劳动中帮助他解开思想疙瘩。第二天，鸡刚叫头遍，陈以梅就起来。他安排了一下队里的工作，就往挖河工地上去。在工地上，他一连干了四十八天。白天和那个党员摽着膀子干活，晚上经常一起忆苦思甜，促膝谈心。陈以梅的忘我劳动精神、火热的阶级感情，使那个同志很受教育。那个同志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自觉检查了自己的错误想法。打那以后，他工作积极，精神振奋，受到了群众的好评。
陈以梅就是这样把劳动和工作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社员群众赞扬说：“老支书办公没有固定的窝，陈家庄七百亩粮田，五百亩果园，四百亩河滩，都是他办公的地点。”
陈以梅时刻关心着社员群众，谁家的房屋该修了，谁家的子女该上学了，他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陈以梅在坡里育稻苗，看到贫农社员陈庆南的孩子没有上学，整天在队里干活，心里挺纳闷。一打听，才知道陈庆南因为家庭劳动力少，才叫儿子退学。他想，贫下中农的子女能够上学，是党和毛主席对劳动人民的关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决不能让孩子中途退学。陈庆南家有困难，集体应该帮助他解决。于是，陈以梅几次去陈庆南家走访，讲送子女上学的好处，帮助陈庆南的老伴安排家务。为了使陈庆南家增加经济收入，陈以梅一方面和队里研究多给他安排些零活，另一方面帮助他家订了一个“多养猪多积肥”的计划，还亲自给他家买了两个小猪崽。这样一打算，陈庆南的孩子上学不但没困难，还增加了家庭经济收入。陈庆南感激地说：“老支书替俺想得真周到啊！”
陈以梅的心贴着群众，群众心里有话，也愿意对他讲。一九六八年，有人打着宣传陈家庄的旗号，要陈家庄花两万三千元钱建造一个展览馆。对这件事，大队革委会成员意见有分歧。多数同志不同意；但有的同志却说：“有粉谁都愿意往脸上搽。陈家庄是毛主席批示过的红旗单位，建展览馆花个三万两万的没什么。”群众到底同意不同意呢？
一天，陈以梅和社员一块锄玉米。休息时，他问老贫农陈庆木：“花两万三千元钱建展览馆，你说行不行？”陈庆木说：“两万三千元，就是二十多万斤粮食啊！咱庄户人过日子，一分钱掰成两半花。花两万多元搞展览馆，我看不是宣传红旗，是往咱红旗上抹黑。坚决不能办！”老贫农的一席话，使陈以梅心里更有了底。他利用这件事组织全体社员进行了一场大辩论，教育了那些主张建大型展览馆的干部。干群一条心，顶住了那股讲排场、铺张浪费的资产阶级邪风。
多少年来，陈以梅同志不仅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带动其他干部，他还一直把教育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看成是对干部的爱护，是防修的一件根本性大事。青年党员选进党支部，陈以梅就手把手地教他们劳动，叮嘱他们一定要过好劳动“关”。他发现那个干部劳动少了，就及时提醒。有的干部因为工作忙，挤不出时间参加劳动，陈以梅就想方设法减轻他们的工作，给他们腾出参加劳动的时间。在陈以梅同志的带动影响下，陈家庄大队的干部参加劳动蔚然成风。去年，全大队二十名干部，每人平均劳动三百二十多天。贫下中农赞扬说：“俺大队的干部，都和老支书一个样，两手茧子一身泥。”
梯田太美了
在世界上不受人欺负，才能体会到当时是如何依靠人民一步步由弱变强走过来的。
算了算，作者也是快80岁了吧，是不是老糊涂了?
奇怪的是至今还有人捧汉奸的臭脚，也不要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