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笔下《母亲》连生八个女儿

莫言笔下《母亲》连生八个女儿

 

 

莫言笔下《母亲》连生八个女儿，《母亲》为夫家连生八个女儿。

生第九个的时候终于生了对龙凤胎，出了个儿子。这个儿子叫“金童“是否是作者本人。作者在书中说《“我”(金童)》。

最后那对龙凤胎（上官金童和上官玉女），是跟一个瑞士牧师生的。

《丰乳肥臀》书中还强调，只有这个洋人牧师给给她带来了“极致的愉悦”，一九三八年的初夏，在人迹罕至的槐树林里，《母亲》上官鲁氏和《瑞士牧师》马洛亚两人在一起了，在极致的愉悦中，上官鲁氏的眼睛里“溢出感恩戴德的泪”。

《母亲》有这么多儿女，没有一个是跟丈夫上官寿喜生的。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丰乳肥臀》写了什么吧：

这个故事讲了一位“伟大的女性”上官鲁氏，她为夫家连生八个女儿，直到最后第九个的时候终于生了对龙凤胎，出了个儿子。这么多儿女，没有一个是跟丈夫上官寿喜生的。

老大和老二是母亲和亲姑父生的，老三是和土匪生的，老四是和江湖郎中生的，老五是和一个未娶老婆的光棍生的，老六是和和尚生的，老七是被四个败兵强奸后生的，最后那对龙凤胎（上官金童和上官玉女），是跟一个瑞士牧师生的。书中还强调，只有这个洋人牧师给给她带来了“极致的愉悦”，一九三八年的初夏，在人迹罕至的槐树林里，上官鲁氏和马洛亚两人在一起了，在极致的愉悦中，上官鲁氏的眼睛里“溢出感恩戴德的泪”。

《丰乳肥臀》中第四章第七节，还叙述八路军的公安人员和民兵拷打“我”(金童)和他那“善良”、“伟大”的母亲(上官鲁氏)，逼迫她承认“长期窝藏高密东北乡头号反革命分子，血债累累的凶手，人民的公敌司马库”。

“黝黑的乡村夜晚，一所深宅大院尽头的阴暗破烂房间里，挂着几盏汽灯;摆着皮鞭、棍棒、藤条、铁索、麻绳、水桶、扫帚;一群捆人吊人的行家里手，把白发苍苍、脸肿得透明的老母亲和她的儿孙们，反剪着胳膊高高地吊在房梁上;他们难耐刺骨的疼痛，挣扎、哭嗦、哀鸣，汗水从他们身上涌出，杂乱的头发里蒸发着雪白的雾气，昏死了、瘫痪了，才被放下，用凉水泼醒……”

这段描写，不是日本人、还乡团在迫害老百姓，而是八路军在迫害老百姓。

司马库，是上官鲁氏的二女婿，国民党还乡团团长，司马亭和司马库带着还乡团赶走了共产党八路军，大栏镇“解放”了，群众欢天喜地，夹道欢迎还乡团，司马亭和司马库，为了庆祝抗战胜利和把铁路爆炸大队赶出大栏，就杀猪、杀牛煮成一盆一盆的猪牛肉，摆大村中间的一排桌子上，还从地里挖出好些大缸陈酒，放在摆肉的桌子旁边，叫人尽管喝酒，尽量吃肉，尽情欢乐!还乡团还把蛟龙河上的冰炸开许多大窟窿，让群众捕鱼改善生活.......

司马库赶走八路军的时候，是这样的——司马库笑得前仰后合，几乎从骆驼上歪下来。他拍打着驼峰上那撮毛，对着两侧的骡兵和他身前身后的众人说，“你们听到他在喷什么粪？根据地？做客？土骆驼，这里是老子的家，是老子的血地，我娘生我时流的血就在这大街上！你们这些臭虫，吸饱了我们高密东北乡的血，是时候了，你们该滚蛋了！滚回你们的兔子窝，把老子的家让出来。”

呼呼隆隆，连滚带爬，半河骚乱，一河浪花。司马支队的人毫不吝惜子弹，他们的汤姆枪和盒子炮把大量的子弹倾泻在河水中，打得河中像开了锅一样。如果他们要消灭爆炸大队，足可以杀个人芽不剩。但他们施行恐吓战术，仅仅打死打伤了爆炸大队十几个人。几年之后，当爆炸大队改编成一个独立团杀回来时，司马支队那些被枪毙的士兵和军官，无不感到委屈。

在莫言笔下，司马库是个英雄好汉，司马库夫妻打走了八路军来感谢母亲，在她“乳沟里洒上了法国巴黎生产的紫夜牌香水”，司马库还对她说：“老岳母，感谢您为司马家护住了这条根，从今以后，您就等着享福吧，高密东北乡是咱们的天下了。”

莫言描写国民党还乡团赶走八路军时，非常“温柔”，而等到八路军独立团打回来的时候，就是“杀全家”了。

很多人追捧莫言，其实就是在追捧他书中的价值观和立场，比如他描写的地主西门闹，“西门闹，并不坏，甚至说是个大善人，靠自己的双手发家致富，一大早就要去拾粪，“大老远就能闻到狗屎的气味。一个地主，如果对狗屎没有感情，算不上个好地主。”正是凭着这种对狗屎的感情，他成了地主。“高密东北乡的每个穷人，都吃过我施舍的善粮。我家粮囤里的每粒粮食上都沾着我的汗水”。他救了蓝脸的性命。这样的一个地主，就因为他有地，于是他就成了坏人，被枪毙......”

在莫言笔下，地主、还乡团、日本人都可以是好人，都可以拥有美德，都可以是有肝胆的英雄好汉，唯有共产党和八路军一定是负面形象，人民一定是愚昧麻木的形象。

问题来了，既然地主如此伟大，还乡团如此温柔，国民党如此了不起，八路军如此残暴不得人心，那么为什么地主、还乡团都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而国民党反动派则彻底成了历史的垃圾？

可惜，真正的地主不是这个样子，还乡团也不是这个样子，国民党更不是什么爱民如子的大善人。

我们祖祖辈辈都是受苦受难的农民。解放前，地主剥削我们，乡、保、甲长骑在我们的头上，祖传的几亩田地也被迫典当了，一家人少吃无穿，实在苦啊！一九四二年旱灾，我的几个儿子，都饿困在床上动也动不得。一九四九年二月，家里没有吃的东西，继光到河沟里捞虾子，碰着伪甲长的一条毛狗被人打死在河沟里。伪甲长不分青红皂白就一口咬定是继光打死的，叫他背死狗游街，还要我家给狗买棺材、做道场。那时，简直是没有我们穷人的活路啊！——《黄继光母亲的一封信》

纸房区李家营一村，即被活埋七十余人……铡刀铡和活埋已成为地主还乡团的普遍手段。有的先割耳、舌，而后活埋;有的妇女被拔去头发铡死;有的妇女被剥光衣服，绑在树上轮奸，并用烧红了的枪条插入阴户，活活戳死;有的被剥光衣服绑在树上用开水浇，把全身烫起水泡，再用竹扫帚扫，名为“扫八路毛”;有的用剪刀剪碎皮肉，名为“剪刺猬”;有的全身被刀子割开，丢在火红的锅里，叫做“穷小子翻身”。纸房东庄的还乡团在街口安下十二口铡刀，按户抓人铡死。邢家东庄一次被铡十二人，农会会长的一个四岁小孩，也被铡成三段。贫农韩在林兄弟三家十五口，有十四口被铡死，剩下一个老母苦苦哀求给她留下一个后代而不得，她看到自己的孙子全部被铡死，悲痛得自己也上吊而死。高里区清景村一次被杀被铡十二人，一个华野战士的军属母亲被地主用钳子拔去头发，又割开腿肚子，再加上盐，活活地折磨死。死难的村民，在临死时都殷切盼望为他们报仇，杀尽地主还乡团。高里区一个妇女会长，死时曾对大家说：“告诉共产党、解放军，一定为我们报仇!”。

可惜，若不是我们普通人还有点历史常识，明白国民党还乡团是个什么东西，还真叫他的春秋笔法给骗了。你都不需要读太多历史，你直接翻一翻美国记者写的《中国震撼世界》，翻一翻美国学者编的《剑桥民国史》，就能清楚，当年到底是谁在残害人民，又是谁得到了人民的支持。

难道你们“文坛”觉得——历史不如文学真实？

我懒得和你们谈什么唯物主义史观和阶级分析，因为你们这群冬烘脑袋封建余孽死都不肯学习新知识新文化的，继续圈地为牢近亲繁殖玩你们的屎尿屁去吧。

有人说，文学要让政治走开，这纯粹是双标放屁，一切文字，都与意识形态和政治有关，你输出的任何情绪和思想，都代表了你的立场.......你既然已经用文字表达了你的政治观点和阶级立场了，凭什么不让他人用政治观点评价你？

都是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难道只能你们文坛大师批评别人，别人不能批评你们吗？在21世纪，还想当地主老爷士大夫？

莫言说：文学不能唱赞歌，文学要揭露黑暗，要批判。

但是纵观他的小说，莫言批判什么了？他既不批判侵略者、帝国主义、国民党官僚，也不批判残酷压迫人民的地主、更不批判杀人如麻的还乡团......他一门心思批判人民和人民的子弟兵。

莫言是什么人，大概不需要我分析了。

至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荣誉，那是因为他的作品真的搔到了西方“政治正确”、“东方主义”的痒处，他笔下的中国，太符合西方对我们的臆想和期待了。

李敖说过：想得诺贝尔文学奖很容易，先卖国。

让-保罗-萨特说得更好：“诺贝尔奖在客观上表现为给予西方作家和东方叛逆者的一种荣誉。”

至于莫言的粉丝们，如果你只是喜欢看个下三路的荤段子，喜欢变态色情残忍，那无所谓，世界上总有一些变态的；如果你是纯粹的双标和坏，那也可以理解，世界上总有一些脚底流脓头顶生疮的坏X的.......但如果你内心真的信了莫言书中那一套，并且把他奉为什么“精神导师”的话，我建议你去看一看心理医生，早点治疗，以免将来精神分裂反人类。

[yongbing1993]

蒋介石发迹不能不涉及江浙财团







1928年12月14日，新年将近，胡适写了一篇《新年的好梦》。因为这是蒋介石在全国执政的第一年，胡适有时也不免做一些白日美梦。他梦想来年全国和平，没有一处刀兵，因而可以实现全国裁兵，将每月1800万的军费减去一大半。他梦想苛捐杂税可以完全取消。他梦想全国铁道全部收归国有。他梦想鸦片之祸永绝于中国。他梦想有一点点言论出版的自由，偶尔能给执政者指点出一两处错误。他梦想……好梦说的口角流涎，只不知几成有准。”

然而，跟胡适曾经同属《新青年》营垒的鲁迅则认为“做梦，是自由的，说梦就不自由。”“虽然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空头的梦，说了出来，也无非教人都进这空头的梦境里面去。”（鲁迅：《南腔北调集·听说梦》）

鲁迅的说法不幸而言中。

严酷的现实证明，到了1929年，胡适的梦想不但没有一件成真，而且因为提倡人权而与国民党当局处于剑拔弩张的紧张状况，跟蒋介石在谋面之前进行了一场间接交锋的迂回战。在介绍胡适跟蒋介石未曾谋面之前发生的这场交锋，有必要回顾一下蒋介石的发迹史以及1928年前胡适的经历。

蒋介石的发迹史

在中国现代政坛上，蒋介石（1887—1945）曾经是一个声名显赫、炙手可热的人物。他出生于浙江奉化县溪口镇的一个盐商家庭。母亲王彩玉石父亲蒋肇聪的填房。在奉化蒋氏家谱上，蒋介石的名字是蒋学泰，上学时的名字叫蒋志清。“介石”原是他1912年办刊物时使用的笔名。1918年到广东投奔孙中山后，他才正式启用蒋介石这个名字。“介石”，出自《易经·爻辞》：“介于石，不终日，贞吉”。

蒋介石童年性格顽劣，经常惹祸，所以自撰一副对联刻在母亲墓前，写的是：“祸及贤慈，当日顽梗悔已晚；愧为逆子，终身沉痛恨靡涯”。他9岁丧父，一门孤寡，常受吏胥势豪欺凌胁逼，荼毒之苦，难于言表。

青年时代的蒋介石主要是在私塾接受传统文化教育。1903年至1906年，他先后入县城凤麓学堂、宁波箭金学堂、奉化龙津中学，多少涉猎了一些新学。19岁那年，因身受土豪劣绅之害，萌发了学习军事的念头。

1906年4月首次东渡日本，因无清政府陆军部保送资格，未能进入军事学校，仅结识了陈其美等革命党人。

1907年夏考入“通国陆军速成中学堂”（即保定军校）。在这所中国最早的正规军校里，蒋介石主修炮科，同年冬经考试称为留日习武人选。

1908年3月，蒋介石进入日本东京的振武学堂——这是清政府为留日学军事的学生设立的陆军预备学校。同年夏，经陈其美介绍，蒋介石加入反清革命团体同盟会。

1910年11月下旬蒋介石以士官候补生的身份到日本陆军第13师团野炮兵第19联队学习，丰富了军队的生活、管理、训练知识。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前，蒋介石秘密回国参加起义，在杭州组织先锋敢死团，并于11月4日发动起义。11月7日杭州宣告光复，蒋介石升为沪军第5团团长，维持上海治安，成为立有战功的军事强人。“二次革命”失败后，蒋介石积极参与了反袁斗争，多次亡命日本。

1917年7月，孙中山为了发动护法北伐，南下广州，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并于9月1日出任大元帅。蒋介石出谋划策，予以支持，先后呈递《对北军作战计划》《今后南北两军行动之判断》。这两份军事计划收到了孙中山的重视。1918年3月15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出任粤军总部作战科主任。

回顾蒋介石的政坛发迹史，不能不涉及江浙财团。

江浙财团以“南三行”（即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浙江实业银行）为核心，控制了江浙一带的工商业，其主要人物有张静江、虞洽卿等。张是浙江吴兴南浔镇的巨富，庾是浙江镇海龙山出生的买办。关于蒋介石与张、虞二人的交往以及他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活动，过去发表的回忆录和野史中多有涉及，但往往粗疏谬误，不足为信。据《孙文等上北京政府农商部呈文》（原件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创办上海交易所原是孙中山、虞洽卿、张静江、戴季陶等8人的倡议，表面陈述的理由是为大宗物产交易提供适中的价格标准，避免各业商人任意买卖，造成市场混乱，同时也防止外国经纪人自由操纵市场，“病商病国”，实际上是想以盈利所得资助革命活动。所申报的业务范围除证券交易之外，还有花纱、金银、中外布疋、油类、粮食。该交易所于1917年2月22日正式向北京政府农工商部提出申请。

1918年，今个及时奉孙中山之命与戴季陶、张静江等参与筹办，先后成立过友爱公司（资本由蒋介石垫付），茂新公司（由陈果夫、朱守梅出资），恒泰号（与张静江等17人合资），但经营大多亏本。1919年6月27日，农工商部准予吸收日资合办。1920年2月1日，交易所正式成立，公推虞洽卿为临时主席，蒋介石的同乡友人周骏彦为监察人，张静江为候补理事。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始营业后，半年内盈利50余万，鼎盛一时。1921年5月31日，张静江等人又合资创办利源号经纪人营业所，在30股中蒋介石占3股。蒋介石的个人证券活动大多以大亏本告终，因而是他认识到奸商心计险恶，同人利己忘义，民族资本困难重重。但在北伐和“四一二政变”中，蒋介石得到了江浙财团的资助；也可以说，蒋介石后来被江浙财团推向了政治中心。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他出任黄埔军校校长，立下了第二次东征大捷这样威名远扬的战功；1926年7月，又出任北伐军总司令。但他基于顽固的反共立场，不但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这样的阴谋事件，而且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大批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民众。他在南京执政的十年，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直到1937年卢沟桥事件之后，他才被迫置身于抗战阵营，成为反法西斯阵营中国战区的最高军事负责人。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第二次合作破裂，他终于在自己发动的内战中被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逐出中国大陆，1975年病逝于台湾。

蒋介石21岁加入同盟会，但直到27岁才被孙中山单独召见。40岁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二大才以高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当时在广州第一公园大门口曾出现一副对联，上联是“精卫填海”（指汪精卫），下联是“介石补天”（指蒋介石）。但后来这两位曾经辉煌过的历史人物都有负于国人的厚望，逐步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yongbing1993]

莫言是为走资派特色政府权贵的





走资派时代已经发展到了21世纪的20年代了!莫言是为走资派特色政府权贵的。

今天终于又出现了有普通网民敢于起诉莫言：通过文艺小说，诬蔑、丑化20世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劳动人民的、大名鼎鼎的、获得西方世界“诺贝尔文学奖”的大作家莫言。这一“大逆不道”的举动立即轰动了我们的文艺界、法律界、传媒界!他们纷纷出来声讨：说这是“文学界的悲哀”!

20世纪领导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打倒压在中国工农劳动者身上的三座大山，中国人民从此翻了身，做了国家主人，奋发图强建设祖国的历史。原是一贯的受到敌对势力的造谣、诬蔑、抹黑，这是不奇怪的。

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新中国，几十年来可以这样明目张胆地抹黑、无中生有地丑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的确是解放之后，新中国无产阶级专政下极不寻常的历史现象。人民对此看在眼里，怒在心上，居然想不出办法来改变这种反常的情况。

文艺批评不是没有，但是形不成声势，动不了他们的一根毫毛。

中国的革命人民对于这一大胆的起诉，当然是感到高兴而鼓舞的，颠倒的历史，终于有了拨乱反正的希望!

然而没有想到，40多年来，中国竟滋生出了这么些的“反动学术权威”，什么“《河南日报》顶端新闻”的惊呼、什么胡锡进的哀叹，......。不一而足，他们认为：“起诉莫言的罪名是莫须有的(但如何“莫须有”的，这篇文章并没有说)，是文学界的悲哀!”

这说明了他们的感情与我们是这样的不同，简直是完全相反。自从1840年中国遭受了世界帝国主义的欺凌。不甘当奴隶的中国人民，就一直起来反抗。特别是在苏联的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寻找强国之路的中国有志之士，才找到了自己翻身的道路。五四运动以来，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建立，随着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展开，革命的文学也就应运而生。最早牺牲的有胡也频、柔石、殷夫等五位年轻的作家。出现了鲁迅、矛盾、老舍、曹禺、郭沫若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作家。音乐界也有了聂耳、冼星海。到了抗日时期的延安，革命文艺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下，更是百花齐放。《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兄妹开荒》、《夫妻识字》还有京剧《将相和》、《三打祝家庄》，......。

同样写抗日时期的中国，以老舍的《四世同堂》与莫言的《红高粱家族》比较，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莫言拿得出手，只能说他勇气可嘉!我80年代看《红高粱》电影，感到与我在解放前1944年看的美国人写中国人抗日的电影(名字忘了，当时听大人说是赛珍珠的小说改编的)内容差不多。感觉不是中国人民写中国的抗战，这明显是一种倒退，而不是进步。

解放以来，毛泽东时代，只要有一部电影上演，都会受到大家的欢迎。电影的插曲大家立即就都会唱了。像1960年演的电影《五朵金花》，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是那样的贴近生活，那样的反映了知识分子的淳朴、憨厚和对生活中美的追求。而少数民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他们的生活又是多么幸福，多么的充满了浪漫的气息。还有《锦上添花》是一个喜剧。它写出了一个铁路小站员工的生活，都是那样的朝气蓬勃，幸福美满。与苏联1952年的电影《幸福的生活》写苏联集体农庄的生活，都显示了社会主义人民生活幸福的图画，是那样的真实。

社会主义的文艺，就是要真实地反映人民的生活。当时大家看了都很高兴。文艺来自生活，真实地反映生活，让人民看到自己生活的美好，受到鼓舞，更加热爱生活，是多么好啊!

改革开放至今，好的文艺作品还是不少的。我看过的连续剧80年代就至少有《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新时代以来更有《激情的岁月》、《红旗渠》、《花开山乡》、《最美的乡村》、《特赦1959》、《绝密使命》、《觉醒年代》、《跨过鸭绿江》、《奋进的旋律》、《国家的孩子》、......可惜宣传得不够......

但是文坛上，出现了莫言、方方这样一类开历史倒车的作家和他们的垃圾作品，才是文学界的最大悲哀。

这种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与80、90年代苏东红旗落地的历史背景分不开的。那时不仅世界上美国霸权一霸独大，而且在中国文艺界，也掀起了一股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恶浪。什么毛泽东文艺思想“过时论” “民粹主义论”......，他们否定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核心，文艺为广大人民群众、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反对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唯一源泉的科学原理;反对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反对党对文艺的领导等，不一而足。今天人民 起诉莫言，正是为了扭转这种“悲哀”的后果不再继续。

我们应当引导青年作家们走上一条毛泽东指引的、正确的文艺之路。鼓励作家们走与工农相结合的，写工农兵的文艺之路，这是为自己开辟一条真正光明的文艺之路，这也应是起诉莫言的目的之所在!

[yongbing1993]

诺奖得主对推动苏联解体起作用






以俄语世界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情况为中心谈一下这个奖项的时事政治性：

西方人自己认为，欧洲文学有三大高峰，第一个是传说中的希腊时代，其代表作是荷马史诗;第二个是文艺复兴时代，其代表作是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第三个是十九世纪，其代表作是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在诺贝尔奖设立的时候，托尔斯泰是公认的欧洲文坛的领袖。但是，其却连续多年一直到去世，都没有获得奖。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宣称，托尔斯泰虽然是公认的“文学比赛的桂冠”，但是其作品中“否定了一切形式的文明”，赞美了“原始的生活方式”，“提倡无政府主义思想”，“任意改写《圣经》”，“对于他那种罕见于一切文明样式的狭隘和敌意，我们觉得无法忍受”。也就是说，不给托尔斯泰诺贝尔文学奖，主要不是因为文学原因，而是因为政治原因。

其实，评奖委员会还有一个说不出口的理由是。当时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活动正在俄罗斯如火如荼地展开，托尔斯泰虽然并不赞成革命，但是其主要的谴责方面是反动派对于革命的镇压，因此如果是把奖金颁给托尔斯泰，其实也就是纵容了所谓的“对于西方现代文明的敌视”的革命活动。

俄语世界第一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在1933年，评奖委员会把它颁给了号称最坚决的反共分子，流亡的白俄作家伊凡·亚历克塞维奇·蒲宁。评奖委员会并没有掩饰自己的政治倾向，宣称蒲宁“虽然和前辈仍然有不小的差距，但是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正统”。也就是说，颁奖给蒲宁并不是出于文学上的考虑，而是出于政治上正统主义的考虑。但是这样一来又出现了一个自打耳光的现象，如果要说代表俄罗斯文学正统的话，难道托尔斯泰不是比蒲宁正统的多吗?如果要是仅仅出于正统主义来授予蒲宁诺贝尔文学奖，那么蒲宁的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是在二十年代初以前写的，为什么一直延续到1933年才给他奖呢?

事实上，这也是一种时事政治性的作用，1929-1933年，西方爆发了巨大的经济危机，到1933年时也就是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同一时期，苏联则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巨大的建设成就。两相对比之下，社会主义出现了难以遏制的感染力，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开始高涨，被人称之为“红色的三十年代”。在这种情况下，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白俄作家蒲宁，或多或少都可以冲抵现实中革命浪潮的兴起。

在后来的诺贝尔奖颁发过程中，这种时事政治性也是非常明显的。第二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俄语作家是帕斯捷尔纳克，其获奖时间是1958年。很多人仅仅看到了帕斯捷尔纳克的反共立场，然而忽略了一个问题是，反共的作家多的是，为什么到1958年的时候才授予帕斯捷尔纳克文学奖呢?其实如果要是带有一点时事政治敏感性的话，我们就会发现，1957年的时候，苏联人造卫星上天，对于西方世界起了一个巨大的冲击作用。当时毛泽东主席的访问莫斯科的时候表示，这是一个“东风压倒西风”的时代。甚至西方世界自己很多人也认为，西方在从东方的竞争中落后了。因此，为了弥补这种软实力的损失，重建西方的舆论优势，在1958年授予一个苏联反共的西方粉诺贝尔文学奖是非常必要的，至于是不是帕斯捷尔纳克，这个倒是无足轻重。

第三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俄语作家是肖洛霍夫，其获奖时间是1965年。如果要是稍微有一点历史常识的人就会知道。1964年，苏联又发生了一件大事，极力主张否定斯大林的赫鲁晓夫被赶下台，苏联又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究竟是为斯大林平反还是延续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路线，带有很多不确定性。而肖洛霍夫是紧跟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路线的代表人物，如果要是在这个时间颁发给他诺贝尔文学奖的话，可以为苏联的内部发展定下一定的调子。果然，苏联得到这个消息以后非常高兴，高度评价肖洛霍夫的文学成就，自然也就谈不上为斯大林平反的事了。于是，苏联解体的意识形态危机的种子便在这时候生根发芽了。

第四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俄语作家是索尔仁尼琴，其获奖时间是在1970年。如果要是对于历史有一点了解的话，那么我们就会知道在六十年代末的时候西方的形势非常不好，由于越战走向失败以及国内的社会矛盾激化，出现了大量的反战运动和民权运动。而1970年又是列宁诞辰100周年，世界范围内爆发了大规模的纪念列宁的活动，红色革命的幽灵在一次徘徊在西方世界的头上。因此，把一位攻击革命最尖锐的索尔仁尼琴树立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是非常适时和必要的。

第五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俄语作家是布罗茨基，此人的名言是如果俄罗斯成了瑞典的殖民地，就可以享受先进的西方文明。其获奖时间是1987年。众所周知，那个时候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倾向已经初露端倪，“回归文学”的浪潮也已经开始，但是苏联社会上拥护社会主义的力量仍然非常强大。在1987年这个十月革命七十周年之际，拥护社会主义的力量也对于文坛上的一些乱象进行了反击。在这种情况下，授予流亡美国的这位俄语作家，极度崇拜西方的布罗茨基诺贝尔文学奖，其实就是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特别是其文艺政策的最大支持。果然，布罗茨基刚刚得奖，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等人就支持文坛上的自由派刊物发表布罗茨基的作品。随后，苏联“回归文学”的浪潮从个别刊物席卷全国。这为苏联解体制造了很好的舆论环境。

第六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俄语作家是白俄罗斯的女作家阿列克西耶维奇，其获奖时间是2015年，距离上一次俄语世界获奖已经将近三十年了。为什么这么长的时间内没有颁发给俄语世界作家诺贝尔文学奖?恐怕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由于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没有必要通过颁布给俄语作家诺贝尔文学奖来引导俄罗斯的国内舆论了。而2014年至2015年，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在乌克兰与叙利亚等问题上与西方叫板，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大国雄风。在这种情况下，把诺贝尔文学奖授给一个靠丑化苏联与俄罗斯军队成名的女作家难道不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吗?

有的朋友可能说，你想的是不是太多了?其实不光是俄语作家的情况，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也代表着一种鲜明的时事色彩。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80年波兰发生大动乱，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立竿见影的把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流亡美国的波兰反共作家米沃什。甚至就华人世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两位作家来说，也是有鲜明的时事政治色彩的。像1999年中国取缔邪教圈圈功，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马上就在2000年把奖金授予了内容主题全都是攻击中国“践踏宗教信仰自由”的作家高行健。而2012年十八大的时候，中国的前途还是有很大不确定性的，把奖金授予莫言，就好像1965年时把诺贝尔奖授予肖洛霍夫一样，可以起到强大的舆论引导作用。幸运的是，以习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没有上西方国家的当，相反，习总书记还在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上公开批判了追求在西方获奖的现象：

“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

因此，如果我们了解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这种时事政治性，就会明白让某些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绝对不只是一个简单地文学艺术性质的评价。

在当前世界大乱，而在中国国内，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日益显露的这种情况下，授予一个中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以引导中国国内舆论搞乱中国，是非常必要的。

就当前的形势来看，高行健一类的纯公知模式的作家不一定能够得到欣赏，如果要是给予一个体制内身居高位又激烈反共的作家，效果会大得多。

事实上，不仅仅是诺贝尔奖，西方控制的舆论机器还有很多。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89-1992年连续设了四个文化年：1989年是阿赫玛托娃年，1990年是帕斯捷尔纳克年，1991年是曼德尔施塔姆年，1992年是茨维塔耶娃年。这可以说是比诺贝尔文学奖还要高得多的荣誉称号，对推动苏联解体起了很大作用。这四个人也是越往后的越敌视十月革命。而影响要比他们大得多的马雅可夫斯基1993年诞辰100周年的时候，联合国却没有设文化年进行纪念，显然也是跟马雅可夫斯基的政治态度有很大关系。关于这些人在苏联时期受到所谓“残酷迫害”的真相，以及苏联文艺界和平演变的情况，咱们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yongbing1993]

贪官理应追讨，汉奸理当追杀!





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自从微博名"说真话的毛星火"指控莫言的作品涉嫌侮辱英雄先烈、美化日军侵华，各大平台皆蹦出来为莫言站岗的文章，文章标题五花八门，其观点却基本一致：文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文学作品允许虚构，对一个作家的文学作品吹毛求疵、上纲上线，这是文革思维、人生攻击，是对文学创作的扼杀。保护莫言，就是保护文学创作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文明底线。

对此，文学作品固然允许虚构，但既然选择历史题材，就应该、也必须尊重历史。

莫言的作品多以历史为题材，他是否尊重历史，我们今天不谈他的作品，来谈他的演讲。

自从张艺谋推出由中篇小说改编的电影《红高粱》，其原著作者莫言就名声大噪，先后被多所大学授予荣誉文学搏士。

2005年12月，莫言在香港公开大学接受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典礼上，作了口若悬河的演讲，大谈特谈其童年的贫穷和饥饿。

他说："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经常会死人，我们村里最高纪录是一天死了18个人。村周围是一片荒原……"

莫言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的童年也就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在演讲中所说的20世纪60年代，自然指的是1959年到1961年这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前些年，"三年饿死3000多万人"的谣言一度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这个谣言不是在三年自然灾害过后的1962年就出现的，而是在198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1949—1982历年人口统计数字表》之后才出现的，是有人把1959—1960年的死亡人口合计后，减去1958年的死亡人数得出3000多万人缺口的结果。

这种计算方法，显然犯了严重的教条错误。

那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人口数字，为何会有3000多万人的缺口呢?

有人口专家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终于找到了原因：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户籍制度并不完善，直到1958年才颁布《户口登记条例》。在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到1958年期间，由于户籍管理制度不严的原因，在我国农村地区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户籍漏报现象，其中涉及死亡漏报这部分的漏报率在15%——18%之间。由此可以推算出我国这一期间产生了死亡漏报人口约710万人左右。即人死了，户口没销。

二、1956年—1959年，由于工业化发展的需要，大批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工作，在这一过程中产生重报虚报户籍人口约1140万人。也就是说，这些进城工作的农村人口，在城市上了新户籍，却没有注销在农村的老户籍。

三、1960年前后，因自然灾害导致经济困难，城市开展大规模人口精简运动，不少城市居民被迁往农村生活。在这一运动中，约有1515万人的户籍在城市被注销，但他们之前没有农村户籍，在农村又没办理迁入手续，成为了没有户籍的人口。这就等于又有1515万人“人间蒸发”了。

综上所述，造成我国统计数据中三年困难时期的户籍统计人口数字合计减少了3366万人。国内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把这一人数的减少诬陷为3000多万人“饿死”，并以此为"核弹"对社会主义进行攻击。

戳破了"三年饿死3000多万人"的谣言，我们再来分析莫言的这段话。

按照莫言"经常死人，最高纪录一天死了18个人"的说法，他家乡平安村的人不出半年就该死绝了，而且的确是死绝了，"村周围是一片荒原"嘛。

莫言口中笔下对饥饿的演绎堪称登峰造极，又是"像狗一样逮着什么吃什么"，又是"亮晶晶的煤块越嚼越香"，又是"1960年春天，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草根，树皮，房檐上的草。村子里几乎天天死人。都是饿死的。"

可是，何以他莫言一家十几口人就没饿死一个呢?何以连他体弱多病的母亲都活到了70多岁呢?何以连他日夜劳累的父亲都活上了90多岁呢?何以按他口中和笔下的逻辑人口应该早已死绝的平安村反倒人丁兴旺呢?

显然，他在撒谎，而且还是谎话连篇。

有意思的是，对于莫言嘴上无时无刻、笔下无处不在的童年饥饿论，有好事者和较真者相约去了莫言的家乡，找他家乡的老人们求证，他们求证的结果是：山东高密曾经饥饿不假，但根本没有人饿死。

本来就是嘛，凭啥饿死的总是别人家的人啊?

记得艾跃进教授生前在一次演讲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认为党和政府应该实行两追，一是追讨贪官，一是追杀汉奸。某些人为什么能在西方获奖?不就是靠骂社会主义获得西方反华势力美国干爹的青睐吗……"

艾公此言，赞：贪官理应追讨，汉奸理当追杀!

[yongbing1993]

日本人为什么喜欢莫言丰乳肥臀






莫言在《丰乳肥臀》中从根本上修正了当年日本侵略者侵占中国的性质和目的。所表现的日军从高密县城到乡下不是去“扫荡”，去烧杀掠夺的，而是下乡做好事，开展亲善活动的。

其指挥官和军医都像菩萨一样，热心救活了上官鲁氏(即所谓母亲)一家的三条人命。

其军队也是纪律严明、秋毫不犯，既未掠夺老百姓的财产，也并不强奸妇女，即使对上官鲁氏家那几个美若天仙般的姑娘，日军也未动淫念。

你反倒是大写了八路军的一个班长孙不言强奸了上官家的一个姑娘，又写了抗日打鬼子的黑驴鸟枪队的几个战士，在教堂里轮奸了上官鲁氏。

当然了，为了掩盖过分美化日军的嫌疑，也虚晃一枪提到了日军第二次到东北乡时，杀了司马库家十几个人。因为司马库不肯做亡国奴，率人炸毁了日军控制的一处铁路桥梁，日军迫不得已，也就杀人有理了。

《丰乳肥臀》书中还通篇着力表现了被日军救了命的上官鲁氏和两个子女上官金童、上官玉女，在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后，一直过着悲惨的“猪圈一般的生活”(诺奖《授奖词》之语)。

玉女饥饿难忍，又无援无助，只得投河自尽。

金童上小学五年级时，因撞坏校园内一棵小树苗而被开除了。青年时期的金童则被诬陷为强奸犯而入狱劳改15年，出狱后又被关进精神病院二年。改革开放期间金童办起了一个乳罩公司，结果被别人骗得倾家荡产，流浪失所。年老的上官鲁氏则靠着拣破烂艰难度日，死时连一只骨灰盒也买不起，而且无葬身之地，因为所有土地都是共产党政府的。

瞧，被日军友善救活的上官鲁氏母子三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却没有活路，只能惨死而终。莫言在颂扬和美化谁，在仇恨和反对谁，谁会看不明白呢!日本人看后必定会大加喝彩，而且也同样会给颁一个高档次奖项。如果说现在还会出现犯罪的汉奸文学的话，那就是非你莫言之作品莫属了!

再譬如，莫言“攻击”和“修正”历史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亵渎、辱骂毛泽东。这是被国内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拍手叫好，啧啧称道的。

莫言几十年前就已打了头阵，叫嚷着要打倒毛泽东这个人间的神。还在《丰》书中特意描绘了一位女大学生胸前戴着一枚毛泽东头像的纪念章，说这位女大学生的乳房像死面饽饽一样坚硬，可以砸破狗头。所谓的“狗头”，一般读者是不会加以琢磨和留意的，莫言却是蓄意而写，指向明确，痛快地报了当年跪在毛泽东像前请罪的深仇大恨。

莫言在另一部自称是“巨大的寓言”式的小说《檀香刑》中，还借古讽今，将清朝末年“首席刽子手”赵甲，与新中国的第一号人物毛泽东联系在一起，比喻毛泽东也杀人不眨眼，杀人取乐。又写到赵甲的儿子赵小甲为了看清人的本相(隐喻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就四处寻找什么神奇的“虎须”(隐喻马克思主义)，后来终于找到了一根“虎须”，赵小甲就把这根“虎须”含在嘴里，于是就观察到了人的各种面目。为此，莫言自夸说，这是你首先发出的独特的声音。

　　何止于此呢!

莫言自诩为最完美也是最值得你骄傲的小说《酒国》。这个叫酒国市的城市，党、政领导干部已经腐败透顶了，竟发展到烹食活婴儿，享受婴儿宴和活婴儿制成的补品。党、政大权也落到一个名叫余一尺的侏儒大老板手中了。为了调查和解决酒国市的严重问题，上级检察机关便委派了一位名叫丁钩儿的特级侦察员前往酒国市巡视案情。

在这里，莫言是这样巧妙地借检察机关所谓同行们的嘴来恶意诽谤公检法执法人员的，说丁钩儿是“用鸡巴破案”，是乘机来酒国市“放纵一下”的。你接着便表现了丁钩儿到酒国市后首先就和腐败官员的代表人物市委宣传部付部长金刚钻的妻子勾搭成奸了。随后，丁钩儿也像先前到酒国市视察或办案的人一样，一步步陷进了权力、女人和美酒的泥坑，最后竟然醉死在茅厕坑里。

显而易见，莫言是在说：反腐败的人同样是腐败的，再怎么反腐败也挽救不了自己必将灭亡的命运，而且灭亡在茅厕坑里——遗臭万年呢!这就是你莫言所揭示的当今这个人吃人(共产党领导干部吃活婴儿)可怕社会的“奥秘”哟!

这还不算，莫言还把丁钩儿和风骚女人胡搞乱淫的过程，比做“男人和女人漫长的历史，实际上就是类似阶级斗争的历史，有时男人胜利，有时女人胜利，但胜利者也就是失败者”。

莫言无疑是在告诉人们：丁钩儿的下场，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结局。可见，你创作《酒国》貌似反腐败，实则是打着反腐败旗号，有恃无恐地攻击中国共产党，诋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莫言还有一部长篇叫《红松林》，有人读过，读后一针见血地指出：这部小说比《金瓶梅》还金瓶梅!这或许是莫言擅长在文学作品中向美国人学习性描写的代表作吧。

从上述所解读的几部作品中足以看出，莫言在政治倾向上，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在现实生活和人物形象的表述上，所竭力宣扬的都是些什么货色了，哪里还有什么正能量可谈呀!你因此而得到了诺奖评委的高度赞赏，获得了诺奖，完全是有理有据，修行成正果的事情哩!

至于你二十多年来在国内外的一系列演讲(包括先后几次在中日韩文学论坛上的发言)，所大力鼓吹的各种谬论，如深入生活无济于事论、创作灵感是一种技巧论、写作可以撒谎论、做为老百姓写作从自我出发写自我论、文学游戏论、文学越超政治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害人论、文艺政策是清规戒律论，作家要蔑视左右党论、建立文学共和国论、政治和政治家虚伪论、中国众多作家连做人都不行论、性欲失控而犯罪论、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是贫富与欲望论、欲望失控酿成战争论、战争克制论、科技发展进步是人类瞎折腾论、文学拯救地球、拯救人类论及其在这些方面突出表现出来的抹黑中国、颠覆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也必须加以清除和批判。瞧，你那首《檀香刑》开卷诗的48个字，甚至猖狂凶狠地要把整个中国踏在你的脚下，把中国人民丑化和讽刺挖苦到了极点!难道广大人民群众能容忍下去，不管不问吗?这里，我有必要将这48个字抄录于此，向社会公众曝曝光：

　　中国什么都落后

　　但是刑法是最先进的

　　中国人在这方面有特别的天才

　　让人忍受了最大痛苦死去

　　这就是中国的艺术

针对莫言的5行短诗，我也写了5行，回敬你，反击你：

　　《檀香刑》字字句句血淋淋

　　低俗暴力歪曲历史抹黑中国人

　　莫言在这方面有特别的天才

　　让人读他的书既恶心又气愤

　　这就是莫言的艺术

　　信写到这里，似乎没必要再写下去了。那就打住吧。

　　祝愿

　　安康愉快!

　　革命烈士子弟、离休老干部、山东莱西人氏

[yongbing1993]

民国农村妇女睡过中外八个男人






民国农村妇女睡过中外八个男人？有吗？多吗？

民国时代的山东农村高密东北乡的妇女睡过中外八个男人？有吗？多吗？有！在莫言的《丰乳肥臀》中。

这个故事讲了一位“伟大的女性”上官鲁氏。

她为夫家连生八个女儿。

直到最后第九个的时候终于生了对龙凤胎，出了个儿子。

这么多儿女，没有一个是跟丈夫上官寿喜生的。

老大和老二是母亲和亲姑父生的。

老三是和土匪生的。

老四是和江湖郎中生的。

老五是和一个未娶老婆的光棍生的。

老六是和和尚生的。

老七是被四个败兵(八路军）强奸后生的。

最后那对龙凤胎（上官金童和上官玉女），是跟一个瑞士牧师生的。

书中还强调，只有这个洋人牧师给给她带来了“极致的愉悦”。

一九三八年的初夏，在人迹罕至的槐树林里，上官鲁氏和马洛亚两人在一起了。

中国特色：《一九三八年的初》。《在人迹罕至的槐树林里》。《和一个洋人瑞士牧师马洛亚两人在一起了》。《两人在一起了》，听起来多么象如今的年轻人说的，一对上眼我们就在一起了。民国时代的中国农村妇女们也如此开放。

在极致的愉悦中，上官鲁氏的眼睛里“溢出感恩戴德的泪”。

民国时代的山东农村高密东北乡的妇女睡过中外八个男人？

即使有，是个别还是多数？作者能说明吗？有多少有证据吗？.

如是少数，也属中国在这方面的“阴暗面“。

有人说了，文艺就是要暴露“阴暗面“。

要暴露这样的“阴暗面“，为了什么？

告诉全世界，中国的“母亲“是：睡过中外八个男人吗？

请问中国的“母亲“们会认同这个说法吗？莫言的母亲会同意这个说法吗？习近平的母亲会同意这个说法吗？

要说在走资派时代的当下，中国有极少数妇女或是有意，或是生活所迫睡过中外八个男人，甚至更多。但那是妓女。

一个在民国时代的农村妇女，在本地农村以“母亲“的身份，“她为夫家连生八个女儿，直到最后第九个的时候终于生了对龙凤胎，出了个儿子。这么多儿女，没有一个是跟丈夫上官寿喜生的。“

“老大和老二是母亲和亲姑父生的，老三是和土匪生的，老四是和江湖郎中生的，老五是和一个未娶老婆的光棍生的，老六是和和尚生的，老七是被四个败兵强奸后生的，最后那对龙凤胎（上官金童和上官玉女），是跟一个瑞士牧师生的。书中还强调，只有这个洋人牧师给给她带来了“极致的愉悦”，一九三八年的初夏，在人迹罕至的槐树林里，上官鲁氏和马洛亚两人在一起了，在极致的愉悦中，上官鲁氏的眼睛里“溢出感恩戴德的泪”。

而且还是“一位“伟大的女性”上官鲁氏“也。

没有原型的文艺，凭容臆想的谎言文艺，是在误导后人，伤害中国农村的母亲们。也是抹黑中国妇女们。

在全世界宣扬的中国妇女，尤其是母亲们，更是农村的母亲们，会是这样的吗？

莫言的书己成中小学教材的内容。中国有孩子的妇女，尤其是母亲们，更是农村的母亲们会买莫言的书来教育孩子吗？

文艺作品可以夸张，可以暴露“阴暗面“。但夸张到不是或没有的“阴暗面“，非要用谎言臆想来造假制造出一些“阴暗面“来，抹黑中国和中国的妇女又或是中国的母亲们，意欲何为？为私利，为出名，为赚钱，为得奖，为讨好外国人？就可以出卖中国的母亲们的名誉？

[yongbing1993]

王沪宁是一个修正主义的理论家






共产党内最可怕的人是修正主义“理论家”。修正主义“理论家”是以马克思主义面貌出现，说了许多马列的话，但是转身就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原则，把革命队伍引导到错误路线上去。因为走资派也说了许多马列毛泽东的话，善良的人们会相信他，跟着他走，所以危害极大。陈独秀、王明、邓小平等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

王沪宁因为没有名正言顺掌握共产党的领导权，故改革开放错误路线的责任主要不能算在他头上，但是他肯定有相当的责任，因为他是邓江胡习的“核心谋士”。特别是多维网的右派说：“王沪宁是政治局委员，只担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说明该机构责任重大。他常伴习近平外访，深受习器重，得习首肯。说明习不但提倡实施‘八二宪法’，早已经着力重新制订新的‘宪法’或说修改宪法，我们理应积极拥护和支持。”（《王沪宁：政改要从反思文革开始起步》，老蜗牛，多维博客，2013-04-09 02:24:41）王沪宁是一个修正主义的理论家。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理论则是政治斗争的刀刃。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是不言而喻的真理。财富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但是劳动人民却一直生活在社会最低层，当牛作马，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竟然成为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虽然无产阶级为了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进行过无数次斗争，但是都失败了，因为没有革命理论的指导，不能形成自觉的阶级斗争，是自发的一盘散沙的斗争而不是自觉的团结一致的有效斗争。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改变了这种情况，成立了共产党，宣布：“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从此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开始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1864年成立了第一国际，无产阶级解放运动掀起了第一次高潮。

但是“一从大地起风雷 便有精生白骨堆”，第一国际存在的期间仍然一直有思想路线斗争，后来在巴黎公社失败后，革命处于低潮，又因为统一全世界无产阶级行动的条件已不复存在，经马克思提议，第一国际代表会议通过，在1876年7月15日的费城会议上宣布第一国际解散。

后来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许多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成立，又需要统一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行动了，所以在1889年成立了以恩格斯为导师的第二国际。

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并没有能够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其主要历史贡献是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即毛主席总结的不能分割的三部分：“马列主义应包含三部分：一、马列主义的哲学，这是理论基础。二、马列主义的经济学，这是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考察经济现象的学说。三、马列主义的革命学说，比如关于阶级斗争、政党、无产阶级专政等的学说。这三部分不能分割，而应视为马列主义的三个有机联系的组成部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个别结论可以改变》，1959年2月14日，毛泽东同智利《最后一点钟》报社社长阿图罗?马特?阿历山德里谈话）

虽然马克思主义迅速传播，但是真正有悟性理解马克思主义精髓的革命者非常罕见。

在恩格斯1895年逝世后第二国际被考茨基等缺德少才的修正主义者把持，失去了革命的作用。

这种群龙无首、思想混乱的情况直到十月革命胜利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里新旗手列宁诞生并且被公认才结束。

1919年3月2日列宁在莫斯科发起召开第三国际成立大会。30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左派组织代表出席会议，通过《共产国际宣言》、《共产国际行动纲领》等文件。规定其最高权力机关是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为执行委员会。总部设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是它的支部。共57个支部。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并成为它的支部。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第三国际曾给予过帮助和支持；同时也因策略和指示的严重偏差，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不良后果。于1943年6月被解散。

为什么第二国际领导权会被机会主义者篡夺（虽然是合法的领导，但是因为路线背叛了无产阶级的利益，所以本质上仍然是“篡夺”）？因为时代出现了新的问题，而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没有及时回答好这些问题，导致思想极度混乱，不能形成战斗力。

例如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断：“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21页）到底对不对？不对则应该说明为什么不对和出路究竟在哪里等。这些问题是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的列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了，所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才进入第二个里程碑，列宁主义新时代。所以“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理论则是政治斗争的刀刃”，理论正确与否极端重要。

列宁没有来得及研究完善无产阶级宪政制度的历史课题。任何制度都是统治阶级的制度，任何制度想长期存在都必须解决接班人问题。培养合格的无产阶级接班人等是完善无产阶级宪政制度的重大历史课题，但是列宁因为去世太早，没有来得及从理论上研究解决。

但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还是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留下许多宝贵思想，例如让工人代表参加党中央和靠工农来监督党中央的高瞻远瞩的思想。

“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人，主要的不应该是来自那些做过长期苏维埃工作的工人，因为在这些工人中间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传统和一定的成见。这种传统和成见正是应该反对的。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人，主要应当是这样的工人，他们低于最近五年内被我们提拔为苏维埃职员的人，他们要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没有成为直接或间接的剥削者的农民。”（《列宁全集》，第36卷，第619页）

为了使党中央不脱离工人农民，列宁还想从工人农民中选优秀分子参加中央监察委员会。他说：“我建议代表大会从工人和农民中选出七十五个至一百人新的中央监察委员。当选者也象一般中央委员一样，应当经过党的审查，因为他们也将享有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利。”（《列宁选集》，第四卷，第694页）

列宁还说：“中央监察委员必须在自己主席团的领导下，有系统地审查政治局的一切文件。”“……这种工作，不客气地说，虽然不是捉拿骗子，但也是诸如此类的事情……”（《列宁选集》，第四卷，第704页）。

列宁接着说：“我们的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了还不很久，而已经积了这样一大堆形形色色的渣滓，未必会有人一想到要用某些巧计、有时要用寻根究源或迂回曲折的侦察方法来挖掘这些渣滓就恼怒起来，假如有，那也可以确信，我们都会大笑这种人的。”他还特别强调说：“……官僚不仅在苏维埃机关有，而且在党的机关里也有。”（《列宁选集》，第四卷，第705页）

这些思想与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里让工农兵代表进入党中央的实际做法如出一辙。但是如何从制度上解决无产阶级宪政制度的不完善，因为历史条件毛主席没有明确提出和实际解决。

斯大林因为理论基础和悟性不如列宁，虽然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创建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显示出社会主义巨大优越性，使苏联成为世界第二强国，战胜了德国法西斯，把社会主义阵营连成一大片等，历史功劳巨大，但是不可否认也留下了修正主义上台的隐患。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不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这两种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

“斯大林同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以斯大林从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其他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要有一点强过于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这种情况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想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事实证明列宁的担心后来变成了现实。为什么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双雄不能共存？因为无产阶级宪政制度不完善。这种不完善把正常认识分歧的路线斗争变成了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生死搏斗。传统社会主义从斯大林开始，迄今为止一直是如此，最新的薄熙来事件同样是如此。

共产党内斗争你死我活、无比残酷的情况在斯大林时代表现非常典型，当时可能避免吗？ 基本不能避免，有历史必然性，这从我国非法逮捕和审判四人帮就可以证明。完善了无产阶级宪政制度后，有一线、二线和革命委员会这样的完善结构才可以避免。

因为无产阶级宪政制度不完善，没有解决接班人问题等，使得缺德少才的赫鲁晓夫篡夺了无产阶级政权。

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不是一点道理没有，但是有小道理，没有大道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从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了，当然不可能不分裂，因为修正主义者不代表无产阶级利益。

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使毛主席成为继列宁之后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继续革命的第三个里程碑，人类脱离弱肉强食苦海只差最后一步。

毛主席明确提出了接班人问题，搞了企图教育人民捍卫自己利益和解决接班人问题的文化大革命，总结了历史教训，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等。毛主席总结自己的一生时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因为历史原因，毛主席没有试图通过完善无产阶级宪政制度来解决接班人问题，在文化大革命里又没有及时纠正林彪四人帮“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从而物极必反，后来让修正主义者篡夺了领导权；同样因为无产阶级宪政制度的不完善，共产党至今不能纠正错误路线，随时可能亡党亡国。

缺德少才者在传统社会主义制度遭受严重挫折之际失去斗志，垂头丧气，对内屈服于资产阶级，对外屈服于帝国主义。他们没有正确的历史观，思想深处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错误地以为资本主义制度稳定而优越，所以就走资本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接轨了。

因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掌权阶级不同，运行原理和目的完全不同，是水火不相容的社会制度，所以走资本主义道路必然导致亡党亡国。搞资本主义要共产党干什么？资本主义发展从来不需要共产党，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应该是埋葬资本主义，而不是发展资本主义。所以一旦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意味着共产党的领袖已经背叛了无产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不管他们自己是否意识到，他们实际上已经成为叛徒内奸卖国贼了。但是除了确有证据的叛徒内奸卖国贼外，思想意识上的问题仍然应该批评教育，不能阶级斗争扩大化，要牢记历史证明了的“左”倾机会主义与右倾机会主义同样危害革命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