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没落消亡国民党马英九阿Q自嗨
1950年，蒋介石：“我们的中华民国到去年年终就随大陆沦陷而已经灭亡了。”
根据1950年10月台湾国防研究院出版的《蒋总统集》第二册（演讲），1950年三月十三日蒋介石在阳明山庄对国民党干部讲话原文是：“我自去年一月下野后，到年底止，为时不满一年，大陆各省已经全部沦陷，今天我们实已到了亡国的境地了……我们的中华民国到去年年终就随大陆沦陷而已经灭亡了。我们今天已成了亡国之民。”
1949年1月21日， 南京中央社播发了蒋介石声明：“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本人因故不能视事……决定身先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
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携蒋经国乘机直抵台湾。至此，号称拥有八百万军队和五百万党团员的国民党及其政府，土崩瓦解，彻底失败。
离开大陆前，蒋经国慨叹道：“大好河山，几无立锥之地！且溪口为祖宗庐墓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此一切，究竟谁为为之？孰令致之？”
到台湾后，蒋介石慨叹道：“我们的整个大陆都沦陷了，究竟我们大陆的这种悲剧，这种浩劫，是谁为为之？孰令致之？”
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首先责任在于“国人”。他说：“抗战以后，我确信可以在两年之内，平定战乱。不幸个人的主张，不能取信于国人。由此之故，在国内外种种阻力下，剿共军事受到了挫折。”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认为：“戡乱”以来，“军民风气嚣张，国家纪纲扫地，党不成其为党，军不成其为军，国民不成其为国民。”而“风气嚣张”的原因，又是因为学校教育不良，“教不成教，学不成学，师不成师，弟不成弟。所谓校风校规，扫地殆尽；师道人格，荡然无遗。卒致今日国破家亡。”
其次，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在于国民党本身的腐朽。
蒋介石说：“抗战胜利以来，我们一般同志精神堕落，气节丧失，把本党五十年的革命道德精神摧毁无余。甚至毁法乱纪，败德乱行，蒙上欺下，忍心害理。”
蒋介石说：“我们党和团的组织复杂、散漫、松懈、迟钝，党部成了衙门，党员成了官僚，在社会上不仅不能发生领导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讥笑侮辱的对象。”
蒋介石甚至气愤地说：“自抗战以来，本党在社会上的信誉一落千丈，我们的革命工作苟且因循，毫无进展。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淘汰了。”
再次，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是由于国军的作战不力。
蒋介石说：“目前我们部队的情形，各长官嫖赌吃喝，无所不为。尤其是赌博一项，相沿成风。共军的纪律那样严肃，而我们的军纪如此废弛，试问这样的军队，怎么能不被敌人所消灭？”
蒋介石说：“军民感情的隔膜，可以说恶劣到了极点。我们国民革命军原是以爱国救民为目的，而事实的表现，不仅不能爱民，而且处处扰民害民。”
可以看出蒋介石的沉痛之情与反省之意，蒋介石说：“中华民国到去年年终就随大陆沦陷而已经灭亡了。”
过气的马英九访问中国大陆。一路上高呼《中华民国》如何如何，又能如何呢？只是阿Q式自嗨而己。大陆走资派特色政府的官员也没有反对声，于是过气的马英九更是阿Q式自嗨了。国民党的徒子徒孙们也开始阿Q式自嗨了。且不去猜测大陆走资派特色政府的官员为什么不反对马英九如此高调高呼《中华民国》。只说结果：还是民进党上台执政了。国民党没戏。大陆走资派特色政府的官员又一次帮倒忙。还要高呼《中华民国万岁》吗？
阿Q能给国民党带来什么启示？阿Q向吴妈求婚，然后被赵家赶着出去，赔的只剩一件裤子了。阿Q的心境，没有衣服穿，所以觉得寒冷，寒冷这个东西是没法用精神胜利法驱逐的。女人们对他的态度都起了变化，他虽然用精神胜利法告诉自己，这些女人都学习了小姐模样，但是自己的性本能前不久才被唤起过，所以现在女人们像躲瘟神一样躲她，他还是会觉得很无奈。因为自己的生存条件变得恶劣了，没有办法恰饭了。没落消亡国民党马英九阿Q自嗨。
过气的马英九访问中国大陆。多次提到孙中山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的历史当从1905年成立的同盟会开始，到今天已有一百多年了。国民党成立的宗旨，是成为一个领导中国革命的先进政党。然而如何革命呢？孙中山最初手中并没有什么法宝，主要是利用私会党的力量进行单纯的军事冒险。孙中山在创立同盟会之前，曾于1894年在夏威夷组织了类似会党性质的兴中会，兴中会在发动武装斗争之前，注册会员只有100多人，并且接近半数是孙中山的同乡。会内财产少得可怜，与日后国民党庞大的党产不可同日而语。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将若干革命团体联合起来，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同盟会仍是一个普通会党的名称，这个选择反映出孙中山对会党的偏爱，同盟会甚至还沿用了三合会的暗号。
孙中山屡败屡战的血泪奋斗终于感动了“上帝”──中国民众。经武昌首义，庞大的清帝国像纸糊的房子一样颓然坍塌。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宣布与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统一共和党、共和实进党等小党联合，组成国民党，一时间声势大振，成为中国政坛第一大党。1913年11月，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后，下令解散国民党。1914年，孙中山召集国民党内激进力量成立中华革命党，树起反袁旗帜。1919年，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1927年北伐成功，南京政府建立后，中国国民党正式开始了它执政的历史。
国民党执政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孙中山1905年在《民报》发刊词中所阐述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正式确立三民主义为党的主义。同年6月孙中山对黄埔军校发布训词：“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这一训词于1928年被定为国民党党歌，1937年更被确定为中华民国的正式国歌，至今在台湾犹然，只不过民进党“总统”还认不认国民党的党歌为“国歌”，还是一个问题。党国不分，终究会出一些麻烦。
国民党是一个满口“革命”、满口“国家”的政党。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清楚地指出：“革命之目的，非仅仅在于颠覆满洲而已；乃在于满洲颠覆以后，得从事于改造中国。”
历史给了国民党机会来改造中国，国民党和它的主要领袖蒋介石在北伐胜利后以及抗战期间的威望，也数度达到顶峰。不过，这个党有一个不好的习惯，那就是视天下为党产，心胸狭窄，一味地排斥异己。一位外国学者发现，在国民党的特殊字典上，革命有一种确定的含义：谁反对在国民党内占优势地位集团的政策，他就是反革命。(易劳逸：《流产的革命：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
当时一位外国观察家批评说，奢侈与豪华似乎是国民党官员特有的生活方式，他们住在南京的漂亮住宅里，用轿车接送子女上学，银行里的存款绝大部分属于官吏们及其亲属。不少生活优裕的官僚嫌南京的娱乐生活死气沉沉，而定期到上海去享受舒适生活。贪污成了南京政府最显著的特征。有人甚至说，共产党的力量就来源于农民对政府腐败和弊政的痛恨。黄埔系将领中喊出： “此路走不通，去投毛泽东。此处无人要，延安去报到。”这个《中华民国》政权最终在1949年彻底崩溃，败退台湾。
今日国民党在台湾既失败又分裂一样，国民党在大陆时期也多次发生过分裂，国民党的分裂和失败一样值得探究。
国民党从同盟会时期起，就始终是一个缺乏党内民主而又派系林立的政党，而派系间的分歧常常演化成激烈的政争甚至军事冲突。国民党执政后，由于成为党内的主流派就意味着取得国家的控制权，派系斗争一度空前激烈，不惜生灵涂炭，而输了不过是下野、出国考察、回老家称病而已。
国民党在大陆时期的分裂，主要原因是政治权力的分配纠纷，与蒋介石具有同等资历和相近威望的国民党重要成员，窥视最高党政职务，揪住当政者的过失不放，或另组“改革力量”，或依附地方军事强人，向当权者发起了一次又一次挑战。蒋介石的三次下野(1927年8月、1931年12月、1949年1月)都暴露出国民党权力斗争的难以调和。而对失败者不取其性命，给予退路，是国民党党内斗争大体遵守的游戏规则，这主要是党内权力制衡的结果，必要时双方还可互相利用，共享权力。
国民党“革”了近百年的“命”，以民生为“革命”要旨之一，可是到头来自己却成了台湾最大的财团。今年年初台湾财讯月刊出版了《拍卖国民党──党产大清算》一书，指目前国民党主控的企业高达66家，转投资300多家，总资产逾新台币6000亿元，堪称全球最富有的政党。
国民党直接涉足商业，巧取豪夺，性喜金钱，必然会走到用金钱来玩政治、用政治来搞金钱的地步。收买选票、收受政治献金、与企业或黑道做权钱交易，“党库通国库”已是公开的秘密，并且为国际社会所诟病。而在党内，李登辉排斥异己的一言堂作风，也使得精英流失，民众侧目。
此次台湾领导人选举，两岸关系是最主要的现实课题，但不是唯一的现实课题。民主进步党正是死死揪住国民党的黑金政治不放，以“清流共治”争取民心；而人民对国民党彻底失望，也就甘冒风险让国民党下台一次。在民主进步党的竞选广告中，一位妇女说：“政党轮替好像家里大扫除，沙发不搬开，就不知里面藏了什么脏东西。”
国民党过去自称“革命党”，现在却被人称为“百年老店”。从“革命”到“开店”，金钱越来越多，前途越来越窄，输给民进党，也就不足为奇了。
美籍港人孙中山弃医闹革命，向清皇朝造反以武装推翻之，屡战屡败之后，联合清皇朝叛臣袁世凯，最后里应外合后成功。建立新政府。
《中华民国》：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定国号为中华民国，首都为南京，改用阳历。同时以1912年为民国元年，以五色旗为国旗。袁世凯不同意，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共四十三天。孙中山的《中华民国》己亡。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第二届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自镇压孙中山的第二次革命后，即迫使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后又解散国会。1914年﹐袁世凯召开约法会议，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制定《中华民国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大权独揽。随即废除国务院，改设政事堂，并设参政院代行立法权。
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被迫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临时参议院选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首都迁至北京。
《大清帝国》：袁世凯复辟，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接受帝位，推翻共和，复辟帝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并下令废除民国纪元，改民国5年（1916年）为“洪宪元年”，史称“洪宪帝制”。
袁世凯接受帝位后，随即封官晋爵，改总统府为新华宫，并发行一种以他的头像和龙作图案的纪念金币和银币，准备于1916年元旦正式登基。袁帝制自为的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云南宣布独立》：反帝制运动在深入发展。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在云南宣布独立，讨伐袁世凯背叛共和，护国战争爆发。袁世凯放弃洪宪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年号，但仍然想当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并起用段祺瑞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企图依靠段团结北洋势力，压制南方起义力量，但起义各省没有停止军事行动。5月下旬袁世凯忧愤成疾，同年6月6日，因尿毒症不治而亡。
《北洋政府》：北洋政府（1912年~1928年），又称北京政府，是指北洋军阀在政治格局中占主导地位的中国中央政府。
《北洋政府》也是中国继清朝灭亡后第一个被国际承认的中国政府。
袁世凯死后，北洋各部分崩离析，皖系、直系两大派系先后控制中央政府，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北洋政府又被迅速壮大的奉系军阀控制。
《北洋政府军阀混战》：军阀是指由自成派系的军人组成军事集团，他们通过军事手段割据一方，并实际控制其割据地的行政、司法、教育、税务等政府事物，名义上，军阀服从国家政府，但实际上根本无视国家中央政府的存在，只服从于其军事首领，与国家中央政府各行其政甚至分庭抗礼。
北洋军阀的诞生，最早孕育于李鸿章的淮军。1895年袁世凯天津小站练兵，到1912年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奠定了北洋军阀的基本框架。1928年东北易帜，则标志着北洋军阀的衰亡。
袁世凯称帝失败身亡后，无人具有足够威望和能力统领全部北洋军队及政权，各大出身于北洋新军的军头以所帅军队为主要力量抢夺地盘建立势力范围。虽然名义上接受位于北京的中央政府的命令，但实际上各自格局，并抢夺、控制位于北京的中央政府政权，故这一时期称为北洋军阀时期，北京政府又有北洋军阀政府简称《北洋政府》。
北洋军阀分裂为皖系、直系、奉系三大派系。北洋军阀的特点是封建所有制的人身依附为属性，经济上依靠外国列强和大地主。
《皖系军阀》：因首领段祺瑞为安徽（简称皖）人而得名，是北洋军阀嫡系分支，袁世凯死后，迅速夺得北京政权。主要人物有徐树铮﹑靳云鹏﹑段芝贵﹑傅良佐﹑倪嗣冲、卢永祥等。皖系在日本的支持下，控制皖、浙、闽、鲁、陕等省。在北洋三大派系中，皖系最先兴盛，亦最早衰败。1920年7月直皖战争，皖系一败涂地，一蹶不振。1924年，皖系最后的军阀卢永祥为新直系齐燮元、孙传芳等击败，皖系势力从此在政治与军事方面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
《直系军阀》：直系军阀领袖大多出身直隶省，故称为“直系”，政治上亲英美，代表旧地主。主要代表人物有冯国璋、曹锟、吴佩孚等。
直系军阀在英美的支持下，控制长江中下游的苏、赣、鄂及直隶和西北等地。1926北伐战争中，吴佩孚孙传芳被北伐军击败，直系到此消亡，大部分在北伐战争中被收编或遣散。
《奉系军阀》：因首领张作霖出生在奉天故称奉系。奉系并非北洋军阀嫡系，其出身为清末招安组成的奉天巡防营。奉系军阀以日本为靠山，占踞东北三省。主要将领分两派，旧派包括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马占山等；新派以张学良为首，又分为以杨宇霆、姜登选为中坚的士官派和以郭松龄、李景林为首领的陆大派。此外，著名的“狗肉将军”张宗昌于1921年投靠奉系，属于奉系旁支。皇姑屯事件之后，统治中国东北的奉系军阀将领张学良，于1928年12月29日通电全国，宣布：东北从即日起遵守三民主义，服从果民政府，改变旗帜（将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换成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标志着北洋军阀时代的结束。
《其他派系军阀》：山西的晋系军阀阎锡山，徐州一带张勋的定武军，西南的滇系军阀唐继尧、桂系军阀陆荣廷等，都在外国列强操纵下，尔虞我诈，争斗不已，甚至于民国海军也曾割据福建部分地区。
《新军阀时期》：东北易帜标志着中国名义上的统一，但军阀实力一直存在，包括北洋时期的一些杂系力量，一直延续到1949。贯穿1911～1949整个时期。因占据中央名义的北洋军阀倒台。这段时期称为新军阀时期。相比于北洋政府的旧军阀时期，新军阀时期有了为形式上更为统一的中央政府，经济基础由传统列强和大地主转换为大买办和大地主阶级。同时，利益纠葛更为复杂，冲突战争战争更为激烈，其程度远超北洋军阀时期。
《滇系军阀》：1907年9月创办的云南陆军讲武堂，可以看做滇系军阀的根基。主要代表人物有：蔡锷、唐继尧、李烈钧、龙云、顾品珍等。辛亥革命爆发后，蔡锷将军出任云南督军，创立滇系军阀雏形，后由唐继尧继任督军。随着蔡锷逝世，唐继尧全面掌握滇军，并利用护国战争、护法运动，不断派兵进占贵州、四川等省，辖镇滇、黔两省，后向四川扩张。
《粤系军阀》：粤系军阀政治上大都亲孙中山，代表人物有陈炯明、许崇智、张发奎、李济深、陈济棠等。粤阀最早是由孙中山1917年7月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时组建。之前，广东为滇、桂系军阀和受北京北洋政府支持的本地势力角逐，并无统一的粤军。
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粤军总司令，扩编为2个军3个师共15个旅，陈炯明、许崇智分任军长。1922 年6月，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后，粤军分裂为两派。
后蒋介石联合李济深排挤许崇智，许崇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麾下部分武装力量后来演变成为中央军嫡系部队。
《桂系军阀》：桂系是指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先后以广西为统治基地，以广西籍军政人物为主要代表的军政集团。按代表人物来分，可以分为以陆荣廷为代表的“旧桂系”，以及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新桂系”。
《湘系军阀》：湘系军阀可追溯到曾国藩时期，主要代表人物有谭延闿、程潜、赵恒惕、唐生智、何健。湘系军阀在发展过程中，其主要将领和军队多依附中央政府，和粤系军阀一样，具有半中央化的特点。
《川系军阀》：1918年，以四川靖国军总司令名义摄行四川军民两政的熊克武，决定按各军驻防地区，划拨地方税款，由各军自行向各县征收局提用，作为粮饷之需。四川军阀防区制由此形成。因各军驻防日久，不仅在防区内提取粮饷，还干预政事，委任官吏，预征赋税，致使各防区成了军阀割据的“独立王国”。
《晋绥军阀》：晋绥军，又称晋军、阎军，主要活动在山西、绥远以及华北地区，核心割据地区为山西，其次绥远，故称晋绥军。
在新军阀时期，晋绥军因蒋介石政治手段，先后分离出商震、傅作义等部。1949年1月，傅作义将军促成北平和平解放，余部逐步改编，所部消亡。
《西北军》：历史上有两个西北军，一个是冯玉祥国民军；一个是杨虎城的17路军。
《黔系军阀》：黔系军阀也是西南军阀中一支重要的力量。
《马家军》：马家军，民国时期实际控制中国甘肃、宁夏、青海等地的地方军阀名称，合称为“西北三马”，即青海马步芳（青马），宁夏马鸿逵（宁马），甘肃马鸿宾（甘马）。
《新疆军阀》：新疆军阀按统治者顺序分为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三个时期。
《中华民国军政府》：孙中山于1917年9月在广州成立的政府。正式称中华民国军政府。1918年7月5日，改组后的军政府成立，实权落到桂系军阀手里。他们压制、排挤亲近孙中山的伍廷芳、唐绍仪。8月19日推岑春煊为总裁会议主席。军政府的大权被篡夺，孙中山护法运动告失败。此时，孙中山才认识到南北军阀犹如“一丘之貉”。它也可为谈论政体、制度，只看形式上的民主性而不察其实质者鉴。
《满洲国》：1932年满洲国成立，3400万其中汉族83%，蒙古和满族总共就15%。日本和朝鲜人2%，剩下就是其他民族。伪满洲国握着实权的是日本人。鸦片在满洲国也是相当重要的作物。除了无偿强迫满洲劳力劳动，在工矿企业中满洲当地员工的薪水与日本雇员相比也相当低。对比1931年抚顺煤矿职工工资水平可以发现，日本雇员的工资水平远高于满洲本地人。满洲国经济大多操控在日本资方手中，而工人则大多为非日裔平民。工人工作环境恶劣，薪资经常受到压榨，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矿难本溪湖煤矿爆炸就发生在满洲国时期。
日本731生生化武器部队的人体实验造成约58万人死亡，其中受害者以中国人为主。关押在战俘营的数以千计的男人、女人、儿童和婴儿接受了活体解剖，通常没有麻醉，通常以受害者的死亡告终。囚犯在感染各种疾病后对其进行活体解剖。研究人员对囚犯进行侵入性手术，摘除器官以研究疾病对人体的影响。
《汪伪国民政府》：汪伪国民政府（1940年3月30日—1945年8月16日），又称汪伪政权等，是抗日战争期间以汪精卫（本名汪兆铭）等投靠日本的中国国民党党员为首建立的政权，其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名，实际上则是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扶持的傀儡政权之一。
1938年12月8日，汪精卫托词到昆明进行演讲，按预先策划好的叛国降日路线，先飞到“云南王”龙云管辖的昆明，再转飞越南河内。12月18日，汪精卫夫妇和曾仲鸣﹑周佛海等逃离到越南河内后，发表降敌“艳电”。1939年4月，由日本特务秘密护送汪等进入上海。1940年3月30日，南京举行所谓“国民政府”还都仪式，正式成立傀儡政权，汪精卫担任该政权的“国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院长，周佛海、李士群为主要成员。“汪伪国民政府”一度遥奉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主席，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院长。1943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重庆车祸身亡后，渝方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担任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同时在南京"转正"。1944年汪精卫在日本病死，陈公博继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6日，伪“国民政府”宣告解散，以陈公博为首的一批汉奸头目先后被处决。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931年11月7日－1937年9月6日）是中国共产党在苏联和第三国际的支持下，于中华民国大陆时期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国家政体。先后辖有18省、4直辖县。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延安》：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中央苏区成立，主席毛泽东，定都瑞金（中央苏区-瑞金县），以中国工农红军作为国家的武装力量。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被迫放弃中央苏区，随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同月，组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统一领导中央苏区留守军民的斗争。
1935年5月，中共西北特委组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治体制演变为联邦制。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抵达陕甘苏区。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变更对外名义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12月，中华苏维埃政权改国名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宣布迁都延安。
《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是孙文（即孙中山）任期：1912年1月1日——1912年2月13日。共43天。
《中华民国》最后一任代总统是李宗仁。任期：1949年1月21日-1950年3月1日。共一年多。
中华民国《次任临时大总统》是袁世凯（任期：1912年3月10日——1913年10月6日）。1914年颁布《中华民国约法》，1915年12月宣布自称皇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建元洪宪，史称“洪宪帝制”。此举遭到各方反对，引发护国运动，袁世凯不得不在做了83天皇帝之后宣布取消帝制。1916年6月6日因尿毒症不治而亡，归葬于河南安阳。不过这时的《中华民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北洋政府》。
《中华民国》大总统是公元1912年—1928年北洋政府时期中国国家元首的称呼。
初属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也是首任临时大总统为孙中山。
民国元年（1912），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次年（1913年）10月10日后，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
民国5年（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猝逝后，《中华民国约法》被废止，恢复责任内阁制，大总统为不负实际行政责任的国家元首，此制
一直延续到民国13年（1924年）11月24日段祺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时为止。
中国国民党政府北伐后中华民国大总统一职被国民政府主席取代。
完整的《中华民国》最后一任代总统是李宗仁。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布元旦文告。1月4日，蒋介石到傅厚岗拜访李宗仁，询问对时局之处置意见，要求李出面主持与中共谈判，表示自己五年内不干预政治。1月11日，张群同白崇禧在汉口继续会谈，张群称：“总裁强调这样一种见解，就是今日之事，可和而不可降，能战而后能和。”1月19日，蒋约见李商谈时局，表示引退。
1949年1月21日，李宣布就代总统职，声明愿就毛泽东所提八项条件即行开始商谈；旋即下令撤销总动员令，停止戒严法之实施，改各剿匪总司令部为长官公署，并释放政治犯。
1月24日，李表示：“决促进和平实现。”李又飭令行政院长孙科办理“七大和平措施”：一，将各地“剿匪总司令部”一律改为“军政长官公署”。二，取消全国戒严令，接近前线者，俟双方下令停止军事行动后再行取消。三，裁撤“戡乱建国总队”。四，释放政治犯，五，启封一切在戡乱期间因抵触戡乱法令被封之报馆、杂志。六，撤销特种刑事法庭，废止刑事条例。七，通令停止特务活动，对人民非依法不能逮捕。
1月27日，李宗仁亲电毛泽东，“促其迅速指定和谈代表与谈判地点”。并谓南京“政府业已承认，以贵方所提的‘八项条件’作为和谈的基础。”
同日，李宗仁和白崇禧之私人代表刘仲华、黄启汉在北平颐和园向中共代表叶剑英转达李、白之秘密口信，表示愿以和平方式加快胜利进程；首先实现局部和平，及与中共并肩作战。切实在八项条件下里应外合，推动全面和平。
《中华民国》和《北洋政府》历任总统（元首）列表：
1912年1月1日-1912年2月13日， 孙文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第1任 中国同盟会。
1912年3月10日-1913年10月10日 袁世凯 不是《中华民国》而是《北洋政府》临时大总统 第2任 北洋政府，共和党。
1913年10月10日-1916年1月1日 袁世凯 不是《中华民国》而是《北洋政府》大总统 第1任 北洋政府，进步党。
1916年1月1日-1916年3月22日 袁世凯 皇帝 这里也不是《中华民国》，而是 《中华帝国》，进步党。
1916年3月22日-1916年6月6日 袁世凯 不是《中华民国》而是《北洋政府》大总统 再任 北洋政府，进步党。
1916年6月7日-1917年7月1日 黎元洪 不是《中华民国》而是《北洋政府》大总统 继任 北洋政府，进步党。
1917年7月6日-1918年10月10日 冯国璋 不是《中华民国》而是《北洋政府》大总统 代理 北洋政府（直系）。
1918年10月10日-1922年6月2日 徐世昌 不是《中华民国》而是《北洋政府》大总统 第2任 北洋政府（皖系）。
1922年6月2日-1922年6月11日 周自齐 不是《中华民国》而是《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署任大总统 署任 北洋政府，交通系。
1922年6月11日-1923年6月13日 黎元洪 不是《中华民国》而是《北洋政府》大总统 复任 北洋政府，研究系。
1923年6月14日-1923年10月10日 高凌霨 不是《中华民国》而是《北洋政府》代总理署任大总统 署任 北洋政府。
1923年10月10日-1924年10月30日 曹锟 不是《中华民国》而是《北洋政府》大总统 第3任 北洋政府（直系），津保派。
1924年11月2日-1924年11月24日 黄郛 不是《中华民国》而是《北洋政府》代总理署任大总统 署任 北洋政府。
1924年11月24日-1926年4月20日 段祺瑞 不是《中华民国》而是《北洋政府》临时执政 第1任 北洋政府（皖系）。
1926年4月20日-1926年5月13日 胡惟德 不是《中华民国》而是《北洋政府》代总理署任临时执政 署任 北洋政府。
1926年5月13日-1926年6月22日 颜惠庆 不是《中华民国》而是《北洋政府》总理署任大总统 署任 北洋政府
1926年6月22日-1926年10月1日 杜钖圭 不是《中华民国》而是《北洋政府》代总理署任大总统 署任 北洋政府（直系）
1926年10月1日-1927年6月16日 顾维钧 不是《中华民国》而是《北洋政府》代总理署任大总统 署任 北洋政府
1927年6月18日-1928年6月3日 张作霖 不是《中华民国》而是《北洋政府》陆海军大元帅 第1任 北洋政府（奉系）
1928年2月7日-1928年10月10日 谭延闿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 第1任 南京政府，中国国民党
1928年10月10日-1931年12月15日 蒋中正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 第2任 南京政府，中国国民党
1931年12月15日-1932年1月1日 林森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 代理 南京政府，中国国民党
1932年1月1日-1943年8月1日 林森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 第3任 南京政府，中国国民党
1943年8月1日-1943年10月10日 蒋中正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 代理 南京政府，中国国民党
1943年10月10日-1948年5月20日 蒋中正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 第4任 南京政府，中国国民党
1948年5月20日-1949年1月21日 蒋中正 《中华民国》总统 第1任 南京政府，中国国民党
1949年1月21日-1950年3月1日 李宗仁 《中华民国》代理总统 代理 南京-台北，中国国民党
《中华民国》，1912年—1949年，简称“民国”。
《中华民国》，位于亚洲东部、东临太平洋，是从清朝灭亡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期间中国的国家名称和年号。《中华民国》是辛亥革命即旧民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后建立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在南京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各省代表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月中华民国在南京正式建立 。随后临时政府迁京，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政权建立 。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推动孙中山于1924年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新三民主义的三大政策，进行北伐战争，推翻北洋军阀统治。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全国性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逃亡重庆为陪都。1946年5月，国民政府从重庆还都南京，随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
1949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继1901年元旦孙中山向东京学界及国际社会宣布“中华民国”为革命成功之后的国号后，1906年同盟会开会追认，获一致通过。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不久宣布成立“中华民国”。
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正式宣布使用“中华民国”之国号。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创立，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明确表示：中华民国
“民国者，民之国也。为民而设，由民而治者也。”
表明中华民国政府之设立，完全是为了代表全国各族人民管理国家，中华民国的国家主权应该属于全体国民。
孙中山在1916年作过全面阐述：中华民国
“何以不曰中华共和国，而必曰中华民国？此民字之意义，为仆研究十余年之结果而得之者。欧美之共和国，创建远在吾国之前，二十世纪之国民，当含有创制之精神，不当自谓能效法于十八九世纪成法而引为自足。……国民者，民国之天子也。”
“民国”与“共和国”的本质是一致的。孙中山心目中的共和国与欧美并不完全相同，他认为应该创造性地学习西方，要避免欧美诸国的弊端，而在国号之中以“民”字直接表示民权，比“共和”之意义更为积极和鲜明。
中华民国的建立不同于此前中国的君主王朝，它是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斗争而建立的共和国家。
19世纪末年，由于清朝腐败不堪和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深入，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陷入严重的民族危机。先进的中国人纷纷探求救亡图存的办法。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和西方政治思想学说的传播，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开始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
以孙中山为首的一批志士仁人首先选择革命救国的道路。
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组成兴中会，提出推翻清王朝，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兴中会的活动一开始便和传统的王朝更替模式区别开来，而具有新时代的特点。但孙中山的创举当时还不能为广大群众所理解，追随他的志士，只有百余人。
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维新变法的失败和随之发生的义和团运动以及八国联军的入侵，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社会各阶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推翻清政府。于是，孙中山倡导的反清革命迅速地发展成为广泛的社会运动。
20世纪初年，一批公开或秘密反清的革命小团体在国内出现。湖南有黄兴组织的华兴会，江浙地区有以蔡元培为会长的光复会，湖北有科学补习所，四川有公强会，安徽有岳王会，广东有群智社等。包括兴中会在内的这些小团体，在组织形式上大都受传统秘密结社的影响，彼此缺少联系。它们发动的反清起义或斗争相继失败，其领导人纷纷逃往国外。
革命的挫折并没有使领导人沮丧，相反却给了他们反思、改组和大联合的机会。
由于孙中山和黄兴的联合倡导，流亡到日本的革命党人于1905年8月20日在东京成立了同盟会。会员包括十余省的革命党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政党。孙中山当选为总理，黄兴负责执行部。仿照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建立起来的同盟会，以激进的民主主义纲领把小团体参差不齐的政治水平提到新的高度。这个纲领就是孙中山提出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后来由此进一步阐发为以《民族、民权、民生》为内容的旧三民主义。
同盟会还宣布在未来的民国：“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个共和国的蓝图，对长期受封建君主专制压迫的中国人民有巨大的吸引力。
同盟会成立后，发行《民报》等多种书刊报纸，揭露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祸国殃民的罪行，抨击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宣扬的君主立宪主张，鼓动人民加入革命行列。经过与康、梁论战，反清革命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与此同时，同盟会在南方一些省区不断组织会党和新军起义。以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是同盟会推进革命运动的基本战略。
从1906年萍浏醴起义至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革命党人前仆后继，共发动十余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给清王朝一次次打击，显示出资产阶级革命派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由于起义有脱离广大群众的单纯军事冒险倾向，没能从根本上威胁清政府的统治。而起义的连续失败，却使一些革命党人产生消极情绪，成为此后同盟会上层涣散的重要原因。
回看1993到1994年间发生的所谓“人文精神大讨论”，其实质是一场政治大讨论，不过是为了呼应1992年的南巡讲话精神。
从鸳鸯蝴蝶派到张恨水，从还珠楼主到港台新武侠，笼子彻底被打开的同时，也造就了一个不争的后果：市场经济风潮里的文学环境，人民大众彻底失语，农民彻底失语，工人彻底失语。
渐渐垄断了创作权的，是拔地而起的两类人：
一、市场中奉行小资产阶级路线的青春派写手们;
二、 捧着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先锋文学的通行证，重新端坐体制内高位——尤以各地作家协会和所谓文学研究会为主要阵地的“官帽文人”们，吸食着百姓的血汗纳税，却处处脱离群众的腥臭作态。
除却作协，包括今天的书协、艺协等官办协会在内，享用着顶级的皇粮、生产着低劣的作品、摆弄着高傲的做派、筑固着淫腥的圈子……
台上道貌岸然，床上男盗女娼，百姓对此早已见怪不怪。
更有甚者，吃皇粮而反皇粮、扛着红旗骂红旗，此等油腻之尊都大有人在。
作协的乌纱帽下，孵化出了如武汉大妈、莫言等反共文人。市场经济的报摊亭里，以郭比特人为代表，更是孕育出了如今连同人文、人兽文都大行其道的文学局面。
在失去合理的文化利益分配的底层面前，这两大群体可谓高高在上的两座大山，仿若随性两三笔，即成挥斥方遒指点江山的大作。
文艺的台上是牛鬼蛇神，那么牛鬼蛇神的背后——文艺的幕后呢?
已然太多年，张斌、赵忠祥、周玄毅、方方……以及文艺界、知识界、媒体界、高校界数不胜数的“叫兽”“老湿”、“大湿”们………
这三四十年来，还少吗?
和他们比，吴x凡、李x迪、王x宏、x爽、x冰冰、陈x华、史x……似乎也可以“理解”。
管虎电影《金刚川》暗辱毛主席、岸英同志。
曾经文艺人士、知识分子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今天的文艺人士，或早就在群众头上作威作福。
还记得前两年红极一时的贾浅浅吗? 以屎为墨，以尿为酒，执器官之笔，道闲诗之咸湿。
这就是当今体制内顶层文坛的大家闺秀，为人民群众打造的诗歌生态：遍地荤臭，肛腥横流。
但是作者却淡定不乱，她甚至会骄傲地捋捋头发：“这是现代派诗歌艺术，你们这等土老帽不懂!”
贾浅浅其人，头衔的多得吓死人，恐怕唯有勃列日涅夫同志胸前的勋章可以一比：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现当代在读博士，鲁迅文学院32届高研班学员，第35届青春诗会参与人，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副主席，《诗刊》《作家》《十月》《钟山》《星星》《山花》等期刊作品的作者，诗集《第一百个夜晚》《行走的海》的作者，第八次全国青创会的出席人，第二届陕西青年文学奖获得者……
以及一个最重要的身份：贾平凹的女儿。
某种程度上，这位“贾诗人”其让人作呕的“下半身文学、屎尿屁诗歌”的创作及展示，完全是在进行权力的炫耀。
这根本不是一个艺术动作，而是一个政治动作，是一种让人非常不适的、来自精英阶层的傲慢。
正如所扬言：“我就是胡乱写点‘拉屎放屁’，敲几下回车键，也能成为大作家、受到各路场合的褒奖——就问你们羡慕不羡慕?”
酒饱思淫欲，写点屎尿屁;
路有冻死骨，还得把掌鼓……
如何评价? 如何根解?
依我看，还是得去1942年5月的延安寻找答案，寻找毛主席给出的那个至今仍颠簸不破的答案：
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
所以我们的文艺，
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
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
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
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
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
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他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面。
这就是为什么毛主席会对“老爷”“官僚”们恨之入骨：
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的对象，革命的对象。
毛主席当年会不断追问有没有“睡在自己身边的赫鲁晓夫”，因为苏联文艺界的乱象他看的一清二楚，擅于随风舞动的苏联“艺术家”、“知识分子”们不要太多：
比如在1950年写出中篇小说《大学生》歌颂斯大林、又在1976年将其改写(主角与反派全数调个)为《滨河街公寓》的特里丰诺夫;
比如在卫国战争期间大写各种抒情诗赞美斯大林和苏联红军、又在斯大林逝世后担任《新世界》杂志主编时大骂斯大林的特瓦尔多夫斯基;
比如一边自称“列宁同志是我的全部生活准则”，一边又在小说中大骂列宁与十月革命的田德里亚科夫;
比如一边在苏联国营电影制片厂中领巨额公务薪金，一边又大骂苏共“残酷迫害”的维索斯基………
文艺是一柄利器，西方世界和苏修当局都输门清儿。
而文学家、艺术家们的创作更是舆论战中或雷霆万钧、或润物无声的重弹。
他们向来都是「无冕之王」。
纵使是以“屎”为落笔喻物，谈话行文向来不拘一格的毛主席，同样使用过，且用得生动明快、一针见血：
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1962年12月12日，毛主席在给彭真、刘仁的批示中曾这样说：
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两年后的6月27日，主席又对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作出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
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都说老人家早看了五十年，事实上又何止五十年。
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艺术”?
很简单，就是人民大众喜闻乐见、引导群众积极向上的对社会建设和精神文明都有助推作用的文艺作品。
比如40年代活跃于延安解放区的作家丁玲，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作品描绘了一幅幅专注于农民个体和革命生产面貌的马克思主义文学，这就是典型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性质的文学”。
在丁玲笔下，不论是被困于男性单向欲望和男权主义世界里的梦珂，还是对社会现状具有极度反思渴望的莎菲，亦或是标志“告别‘莎菲’而走向革命、放弃女性立场”的韦护，无一不鼓舞了最广大的底层工农阶级。
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
这是毛主席半个多世纪前的隐忧。
那么今天呢，老人家当年是多虑吗?
与“社会主义的艺术”反着来的是什么?那就是资产阶级的艺术。
它需要特殊的观摩框架以欣赏，需要特殊的权力渠道以推广，需要特殊的歪曲视角以解读，需要特殊的制度平台以保护。
总之，资产阶级的艺术意味着一切都是特殊化的，它必须脱离群众，使自己“曲高和寡”，方能在高度的特殊化之中实现对艺术高度的垄断——垄断创作权、垄断解释权、垄断宣传权。
过去，文学等艺术的一系列权力属于人民，为人民书写篇章的人被称为“人民艺术家”。
因为创作的原动力不是为了去分离集体、把自己摘出来，而是要服务和讴歌集体、将自己放进去。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经过《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学术思想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批判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在学术思想领域“资产阶级唯心论”已经受到削弱，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初步占领了主导地位。
不过，这种地位依旧不够巩固，需要进一步加强。
毛主席认为，意识领域的美与丑的斗争、善与恶的斗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香花与毒草的斗争，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毛主席说：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
一年后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毛主席更是深刻点明：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
他们知道，共产党在这些方面不如他们，情况也正是如此。
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
改革开放后的砖家叫兽们高呼：《文革》结束了，如果仅仅只是结束阶级斗争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我们还要追求从冷漠的政治社会回到人性的身体社会，因为只有身体社会才是适合于人生活的。
进入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的“春天”之后，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掌控的90年代中后期，随着文学创作中的“欲望化”叙事逐渐成为新风尚，文人们开始迫切追求利用人体器官、失序伦理、泄淫纵情来表现自己的卓尔不群。
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本是个个自称文学家的人，通通成了生物老师性学砖家，性学叫兽，性学导屎，又是现代社会“文明“的象征、开化的代表。公开传扬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性的“杯水主义“。
莫言作品《丰乳肥臀》产生了。一个在民国时代的农村妇女，在本地农村以“母亲“的身份，“她为夫家连生八个女儿，直到最后第九个的时候终于生了对龙凤胎，出了个儿子。这么多儿女，没有一个是跟丈夫上官寿喜生的。“《没有一个是跟丈夫上官寿喜生的。》
“老大和老二是母亲和亲姑父生的，老三是和土匪生的，老四是和江湖郎中生的，老五是和一个未娶老婆的光棍生的，老六是和和尚生的，老七是被四个败兵强奸后生的，最后那对龙凤胎（上官金童和上官玉女），是跟一个瑞士牧师生的。书中还强调，只有这个洋人牧师给给她带来了“极致的愉悦”，一九三八年的初夏，在人迹罕至的槐树林里，上官鲁氏和马洛亚两人在一起了，在极致的愉悦中，上官鲁氏的眼睛里“溢出感恩戴德的泪”。
“将绵羊精子射入兔子或强迫某人吃被雕刻成“假驴鸡巴”的萝卜。“
“一个中国妇女脱光了衣服分开双腿等待日军人来操......。“
《丰乳肥臀》不仅政治上近乎反动，而且道德上也近乎反人伦。书中关于男女淫乱关系的描写，不仅触目皆是，而且到了反常的程度。
其中有姑姑怂恿自己的丈夫与侄女通奸的。
有侄女向姑父“借种”、向姑父说“肥水不落外人田”的。
有来弟因汉奸丈夫死后为消除性饥渴而戏弄七岁弟弟金童的;有金童受不住诱惑抓住自己六姐乳房加以搓揉的。
有舅舅硬要摸外甥女乳房的。
有母亲为女儿偷情发出浪叫而在门外放哨、敲盆加以掩护的;有母亲为儿子拉皮条的。
有沙枣花脱下衣裙赤条条仰面朝天躺在地毯上大叫表哥来试试她是不是处女的。
还有更糟污的描写：领弟被哑巴强奸后，部队要枪毙哑巴时，她竟然跑去“握住了哑巴双腿间那个造了孽的家伙，对众人哧哧地笑起来”，“厚唇上浮着贪婪的，但极其自然健康的欲望。”
“躯体语言”书写和“下半身”写作在90年代末的兴起，使得一部分人关于人性的解读，走向了一种极端。
《2000年中国新诗年鉴》曾刊载一奇文《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宣称：我们的身体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传统、文化、知识等外在之物异化了，污染了，已经不纯粹了。太多的人，他们没有肉体，只有一具绵软的文化躯体，他们没有作为动物性存在的下半身，只有一具可怜的叫做‘人’的东西的上半身。我们只要下半身，它真实、具体、可把握、有意思、野蛮、性感、无遮拦。只有肉体本身，只有下半身，才能给予诗歌乃至所有艺术以第一次的推动。这种推动是惟一的、最后的、永远崭新的、不会重复和陈旧的。因为它干脆回到了本质。
这在当时被一帮早就憋着淫欲的臭笔杆，欣喜若狂地奉为圭臬：这是21世纪实际中国民间文学的‘启蒙宣言’!
同年7月，这篇文章的作者沈浩波创办《下半身》诗刊，并收录了那篇惊为天人的《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
一年后，谢有顺在《花城》杂志中发表的文章《文学身体学》，则表达的更加赤裸裸：《文革》结束，如果仅仅只是结束阶级斗争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我们还要追求从冷漠的政治社会回到人性的身体社会，因为只有身体社会是适合于人生活的。
以前的作品写的可能是政治人，集体人，概念人，工人农民士兵。现在作品写的可能是文化人，社会人，历史人，才子佳人，资本家官员权贵们，后者无疑是一种进步，但和前者一样，都还是在同一个文化视野的序列中。那么要继续追问的是，那个卑微的、个性的、生理意义上的有物质外壳的人，以及他的身体究竟在哪里?……没有身体的解放就没有人的解放，没有与身体细节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的全面恢复，也就没有真正的人性基础和真正的文学表达。
这是在谈文学吗? 这是十足的政治。强调结束阶级斗争这是文艺吗？
当《私欲》《性欲》的闸门被放开，饥渴难耐的“文学家”们就立刻撒开了欢，“三陪”题材日渐火热，如巴乔《一起走过的日子》、张者《朝着鲜花去》等。
个个饥渴难耐的“文学家”们张着血盆大口、流着瘟臭的哈喇子，用键盘飞速敲击着对“下半身”极其病态的描摹与欣赏。
在当时《性高潮》中你敢对这样的作品评论一句“恶心”? 马上就有乌央乌央的“学者”、“文学专家”们蜂拥而至，一边擦着口水，一边怒目圆睁得诘难你是“土掉渣”、“老保守”、“不开化”、“不懂潮流与艺术”………
任何消费作为欲望的的表达和满足，无疑没有身体本身的表达来得直接而彻底。这是2003年《河南大学学报》第3期的文章《无法深化的自我与现实》的文字。
一句“消费欲望”就解构了卖淫嫖娼的全部社会意义：这是人性的解放。
不到十年后，2014年东莞扫黄风波爆发，“知名性学家”李银河当众大放厥词，认为：卖淫嫖娼应该非罪化，性服务完全是个人行为，政府不用管，相互之间是否给钱也是出于自愿，这实际上最符合人类性活动的基本逻辑!
伴着这位性学老妪的呐喊逻辑，《钱江晚报》亦公然发表所谓《钱江晚报时评》，大喊：东莞挺住!
同时还在《钱报网》2014-02-11 19:38 刊登了源于《新闻晨报》的文章，引用东莞出租车司机采访，称不觉得“小姐”被逼无奈，因为她们对司机小哥出手阔绰……
随后，走资派地方广东省政府官方微博账号更是雷霆发博：力挺东莞!
这在当时被外界认为是公开反击中央扫黄的叫板动作……
在微博中，走资派粵府大力为东莞“鼓劲”，称：东莞你好，不要害怕嘲笑…不要害怕质疑…不要害怕污蔑…不要害怕批判…不要害怕轻视…
最后一句最受关注、引人遐想：东莞你好，不要害怕诋毁。请告诉他，因为挚爱，我们不会出卖灵魂。
根据走资派粵府设置，那条微博彼时不允许回复和评论。
这样的《扫黄》有结果吗？走资派特色政府的官员享受着免费性吸务的同时，一手收税，一手出动警力扫黄做样子。剥削欺压的是那些卖身的妓女们。
必须看到，四十余年的历程，从文学变迁的角度，这是一场制度性的文化滑坡。
2018年11月30日，在“价值重建论坛暨《文化纵横》杂志创刊十周年”活动上，韩少功先生在演讲中曾有过精准而辛辣的评述：
从全球范围来看，文学正遭受以市场化为主的制度性冲击，还有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性冲击，正在进入重组和再生的艰难过程。与此同时，思想动力不足，也明显成为当下文学发展的一大制约。
‘文青’及高龄‘文青’那种自恋、自闭、自大的文字，无论是幽闭式的、狗血式的、还是杂耍炫技式的，无论是沉默的(布朗肖语)、零度的(罗曼﹒罗兰语)、还是无意义的(昆德拉语)写作，都让文学中的‘自我’越来越面目雷同，离个性更远，离复制和流行倒是更近，很快成为另一款神话，另一种心理传染病。
以至'文青’‘文艺腔’‘文科生’‘中文系的’这些词，眼下早已在互联网上声名狼藉，总是成为舆论场上嘲讽和同情的对象。
近四十年，文字工作者逐步在创作过程中追求脱离底层的生活，同时谋求内容与词藻的无限精致化，这种个体的演变显然是宥于大环境、大时代的震荡。
左翼运动的消沉，导致了左翼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跌沦。
中国作为由无产阶级专政而竖旗政权的国家，从现实的表象上看，并未充当“挽救者”或“托底者”的角色，这是非常遗憾的。
相反，中国的主流文学似乎还在靡靡之音中接纳并顺应了这股“世界潮流”，并以“融入世界”为傲。
从而，或主动或被动地驱逐了曾经是文学舞台主角的“人民文学”、“革命文学”与“解放区文学”。
苏联短短七十年的国家历史，诞生了五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分别是：蒲宁、帕斯捷尔纳克、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
但是苏联解体后，号称“文学解冻”、“政治解禁”、“管制解体”的新俄罗斯，再也没有一位作家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赏赐。
因为已经不需要再用诺奖去诱降一个已经失败并死去的对手了。
以2012年12月10日诺贝尔奖文学委员会主席帕·瓦斯特伯格的颁奖词作为本文结尾吧：
莫言是个诗人，他撕下了程式化的宣传海报，让个人在芸芸众生中凸显而出。莫言用讥讽和嘲弄的手法向历史及其谎言、向政治虚伪和被剥夺后的贫瘠发起攻击。他用戏弄和不加掩饰的快感，揭露了人类生活的最黑暗方面，在不经意间找到了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形象。
高密东北乡体现了中国的民间故事和历史。很少的旅程能超越这些故事和历史进入一个这样的国度，那里驴子和猪的叫嚣淹没了人的声音，爱与邪恶呈现了超自然的比例。
莫言的幻想翱越了整个人类。他是了不起的自然描述者;他知道饥饿的所有含意。20世纪中国的残酷无情从来没有像他笔下的英雄、情人、施暴者、强盗以及坚强、不屈不挠的母亲们那样得以如此赤裸裸地描述。他给我们展示的世界没有真相、没有常识、更没有怜悯，那里的人们都鲁莽、无助和荒谬。
这一苦痛的证据就是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的吃人肉的风俗。
在莫言的笔下，吃人肉象征着毫无节制的消费、铺张、垃圾、肉欲和无法描述的欲望。只有他能够跨越种种禁忌界限试图加以阐释。
莫言的小说《酒国》中，最美味的佳肴是烤三岁童子肉。男童成为很难享受到的食品。而女童，因无人问津反而得以生存。这一讥讽的对象正是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因为这一政策女婴被流产，规模之众多达天文数字：女孩子不够好，都没人愿意吃她们。莫言就此话题还写了一部完整的小说《蛙》。
莫言的故事都伪装成神话和寓言，将所有的价值观置于故事的主题中。
在莫言笔下的中国，我们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理想具有合乎标准特征的公民。莫言描写的人物都充满了活力，不惜用非常规的步骤和方法来实现他们的人生理想，打破被命运和政治所规划的牢笼。
莫言所描述的过去，不是共产主义宣传画中的快乐历史，而是他用夸张、模仿以及神话和民间故事的变体重现五十年的宣传，令人信服、深入细致。
在他最杰出的小说《丰乳肥臀》中，女性角度一直占据主导位置。莫言描述了大跃进和1960年代的大饥荒。他嘲笑试图用兔子精液让母羊受孕的伪科学革命派，他们把所有对此表示怀疑的人斥为右派分子。这部小说的结局是90年代的新资本主义，所有的骗子因为兜售美容产品而致富，仍在试图通过异体受精孵化出凤凰。
在莫言的作品中，一个被人遗忘的农民世界在我们的眼前崛起、生机勃勃，即便是最刺鼻的气体也让人心旷神怡，虽然是令人目瞪口呆的冷酷无情却充满了快乐的无私。他的笔下从来没有一刻枯燥乏味。这个作家知道所有的一切，并能描述所有的一切，各种手工艺、铁匠活、建筑、开沟、畜牧和土匪的花招诡计。他的笔尖附着了所有的人类生活。
他是继拉伯雷和斯威夫特之后，也是继我们这个时代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之后比很多人都更为滑稽和震撼人心的作家。
他的辛辣是胡椒式的。在他描写中国最近一百年的宏大如挂毯的故事中，既没有跳舞的独角兽，也没有跳绳的少女。但他所描写的猪圈般的生活如此独特以致我们觉得已经在那里呆了太久。
意识形态和改革运动来来去去，但是人类的自我中心和贪婪却永存。
所以莫言为个体反抗所有的不公，无论是日本侵略还是毛主义的恐怖以及今天的狂热生产至上。
莫言的家乡是一个无数美德与最卑鄙冷酷交战的地方。那些敢于去的人，等待你们的将是一次踉跄的文学冒险。中国以及世界何曾被如此史诗般的春潮所吞噬?在莫言的作品中，世界文学发出的巨吼淹没了很多同代人的声音。
瑞典文学院祝贺你。
请你从国王手中接过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
蒋介石败走台湾：中华民国早就灭亡了。
台湾民主进步党籍立法委员郭正亮日前表示，蒋介石1950年的确曾说过“中华民国到去年年终就随大陆沦陷而已经灭亡了。”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宣布恢复“总统”职位。
郭正亮表示，根据1950年10月台湾国防研究院出版的《蒋总统集》第二册（演讲），1950年三月十三日蒋介石在阳明山庄对国民党干部讲话原文是：“我自去年一月下野后，到年底止，为时不满一年，大陆各省已经全部沦陷，今天我们实已到了亡国的境地了……我们的中华民国到去年年终就随大陆沦陷而已经灭亡了。我们今天已成了亡国之民。”
蒋介石：“我们的中华民国到去年年终，就随大陆沦陷，而几乎已等于灭亡了。”
1949年－1950年蒋介石的经历。
蒋介石宣布“引退” 李宗仁任代理总统
1949年1月21日， 南京中央社播发了蒋介石声明：“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本人因故不能视事……决定身先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
蒋介石下野是由国际国内环境造成的。
1948年底，东北、华北全境以及华中、华东的长江以北地区均为解放军夺取。于是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表示“欲实现国共和议，非蒋介石去职不可”。
1948年12月24日，拥兵五十万的“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在武汉通电提出“国共双方立即会议上军事行动”和蒋介石下野等要求。紧接着李宗仁等又提出五项和议主张，把蒋下野作为第一项主张。豫、湘、鄂、桂四省也相继通电主和并要求蒋下野。
除夕日，蒋介石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征询意见，除谷正纲等少数人外，其他委员一致认为蒋是和谈的主要障碍，应当去职。
1月1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八项条件作为和谈基础。
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
声明主要内容如下：
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
（一）惩办战争罪犯；
（二）废除伪宪法；
（三）废除伪法统；
（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
（五）没收官僚资本；
（六）改革土地制度；
（七）废除卖国条约；
（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中国共产党认为，上述各项条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公意，只有在上述各项条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
——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1949年1月14日）
19日，蒋介石在最后一次会议上说：“局面发展到此地步，个人引退已无遗憾，”并说：“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的某一派系。”
蒋介石败走台湾
据人民网刊载汪幸福的文章，1月21日，蒋介石带着儿子及少数随从离开南京，22日回到奉化老家。蒋介石初回奉化时，表面上不问政事，但暗中仍以总裁的身份操控国民党政府的大小事情。对此，李宗仁颇为恼火。
于是，李宗仁通过多种渠道，劝蒋介石再不要干预政事，最好能出洋。他还要行政院副院长兼外长吴铁城到奉化去向蒋介石转告他的意见。吴铁城不好在蒋介石面前开口，便派李惟果去谈此事。蒋介石听后，大骂李宗仁不讲情义，逼人太甚。
此时，中共中央得知蒋介石将上海的大批金银、外汇和文物运往台湾，判断蒋介石残余分子有可能要逃往台湾，并将台湾作为反共基地。
3月15日，中共的广播播发了新华社的时评《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时评中说，中国人民将绝对不能容忍美帝国主义对台湾或任何其他中国领土的非法侵犯，同样地亦绝对不能容忍国民党反动派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
附：《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五日新华社时评)
美国帝国主义正在进行侵占中国的领土台湾省的活动。去年十二月间，当国民党卖国反动政府在军事上遭受决定性的惨败的时候，美国的合众社就传出了美国准备直接攫取台湾的阴谋。该通讯社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已向杜鲁门建议，“必须以一切代价在台湾和海南岛建设防务。”自此以后，美国帝国主义侵略台湾的活动，即以军事、政治、经济、外交和特务等各种形式更加加紧地进行。美国经济合作署在台湾的侵略计划已经扩大，美国记者且已传出美国不久就要把台湾经济“合并”于日本经济的消息。美国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于本月初曾到达台湾，“巡视”高雄、基隆等海空军侵华基地。美国驻日占领军统帅麦克阿瑟最近经过台湾省汉奸美国奴才廖文毅之流发出了所谓要求“台湾独立”的狂吠，并正酝酿将所谓台湾“独立”问题提交联合国讨论，首先是打算准许廖文毅以所谓台人代表的资格出席远东委员会提出同样的问题。不仅如此，麦克阿瑟且已公然发出“在对日和约签订之前台湾仍属于盟军总部”的荒谬声明。美国帝国主义这一切阴谋活动的目的，就是妄图吞并台湾。美国帝国主义经由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的殖民地统治很快就要灭亡了，因此它急欲直接攫取中国的一块领土——台湾作为将来对中国大陆发动侵略战争的跳板。与此同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也梦想托庇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军事保护下，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台湾省伪主席陈诚在蒋匪“引退”后且曾表示，在必要时将宣布台湾“独立”，就是说，将使台湾在实际上合并于美国殖民帝国主义。
但是美国帝国主义者打算像日本在一八九五年那样来强占台湾，不过是在做梦。今天的中国，不是五十四年前的中国了。今天的台湾人民，也不是五十四年前的台湾人民了。就在从前，在日本占领时期，台湾人民也曾举行过几十次武装反抗。而自从台湾重回祖国版图以后，台湾人民所自由表示的意志，更和美国奴才廖文毅和美国的其他走狗要把台湾省从中国分立出去并合并于美国的叫喊完全相反。台湾人民曾进行了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政府奴役统治的伟大英勇斗争。为了抗议美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一九四七年一月九日，台北万余学生曾举行过雄壮的游行示威，高呼“美军滚出中国去”。为了反对美国傀儡国民党的暴政，两年以前台省人民曾进行了“二·二八”运动，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全台湾的武装起义。台湾人民的这种斗争和中国其他各省人民求解放斗争的目标是完全相同的，这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对于中国人民的奴役统治，建立一个独立的统一的人民民主的新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所谓“台湾独立运动”，乃是对于台湾人民的绝端侮辱。
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将绝对不能容忍美国帝国主义对台湾或任何其他中国领土的非法侵犯，同样地亦绝对不能容忍国民党反动派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任务就是解放全中国，直到解放台湾、海南岛和属于中国的最后—寸土地为止。由于中国形势已发生巨大变化，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胜利一定要在不久的时间内全部实现。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一定要解放全中国。
根据1949年8月16日《新华社电讯稿》刊印。
蒋介石听后感觉，自己在奉化老家也呆不了多久了，于是考虑自己将来的落脚问题。最终，蒋介石还是选择了台湾。
蒋介石兵败台湾后的反省。
据牛钊的《蒋介石兵败台湾后的全面反省》记载，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携蒋经国乘机直抵台湾。至此，号称拥有八百万军队和五百万党团员的国民党及其政府，土崩瓦解，彻底失败。
离开大陆前，蒋经国慨叹道：“大好河山，几无立锥之地！且溪口为祖宗庐墓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此一切，究竟谁为为之？孰令致之？”到台湾后，蒋介石慨叹道：“我们的整个大陆都沦陷了，究竟我们大陆的这种悲剧，这种浩劫，是谁为为之？孰令致之？”
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首先责任在于“国人”。他说：“抗战以后，我确信可以在两年之内，平定战乱。不幸个人的主张，不能取信于国人。由此之故，在国内外种种阻力下，剿共军事受到了挫折。”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认为：“戡乱”以来，“军民风气嚣张，国家纪纲扫地，党不成其为党，军不成其为军，国民不成其为国民。”而“风气嚣张”的原因，又是因为学校教育不良，“教不成教，学不成学，师不成师，弟不成弟。所谓校风校规，扫地殆尽；师道人格，荡然无遗。卒致今日国破家亡。”
其次，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在于国民党本身的腐朽。他说：“抗战胜利以来，我们一般同志精神堕落，气节丧失，把本党五十年的革命道德精神摧毁无余。甚至毁法乱纪，败德乱行，蒙上欺下，忍心害理。”他说：“我们党和团的组织复杂、散漫、松懈、迟钝，党部成了衙门，党员成了官僚，在社会上不仅不能发生领导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讥笑侮辱的对象。”他甚至气愤地说：“自抗战以来，本党在社会上的信誉一落千丈，我们的革命工作苟且因循，毫无进展。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淘汰了。”
再次，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是由于国军的作战不力。他说：“目前我们部队的情形，各长官嫖赌吃喝，无所不为。尤其是赌博一项，相沿成风。共军的纪律那样严肃，而我们的军纪如此废弛，试问这样的军队，怎么能不被敌人所消灭？”他说：“军民感情的隔膜，可以说恶劣到了极点。我们国民革命军原是以爱国救民为目的，而事实的表现，不仅不能爱民，而且处处扰民害民。”
据此可以看出蒋介石的沉痛之情与反省之意，即使说出“中华民国到去年年终就随大陆沦陷而已经灭亡了。”也不足为奇。
《中华民国》的蒋介石说了，“中华民国到去年年终就随大陆沦陷而已经灭亡了。
批判莫言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清算诞生「莫言文学」的时代。
针对莫言作品的剖析已有很多网民详细写过，其实回溯《莫言文学》生涯的起步、发展、开花、结果，一个回避不掉的事实是：并不是莫言自己推动了什么、改变了什么、塑造了什么，而是《莫言所处的时代诞生了莫言》，以及那一堆由莫言污构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与新中国建设史的“文学作品”——如：
1986年《透明的萝卜》，1988年《红高粱家族》，1989年《十三步》，1993年《酒国》，1995年《白狗秋千架》，1995年《食草家族》，1996年《丰乳肥臀》，1998年《会唱歌的墙》……莫言只是迎合了那个时代的需要而己。之后又被外国资本的利用来攻击中国。
一切始于80年代，一切育于80年代。
如果说莫言文学的政治内涵是在于否定一段革命的历程，那么80年代一夜之间所谓“万物春来”其席卷社会的合法性，本就是建立在《否定》的基础上。
因而诞生了莫言，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1978年11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完整准确地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这篇文章是根据一位大人物在中组部落实干部政策座谈会上的讲话写的。这位大人物就是胡耀邦任中宣部长期间。
胡耀邦在这次讲话中系统地谈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问题，谈到“团结、教育、改造”方针形成的历史原因，谈到知识分子经历的历史变化，最后说明：
胡耀邦认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已经不再适用于新情况下的知识分子，而应该采取‘信任、依靠、放手使用’的方针。《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种想法就是《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体现。而事实如何呢？四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了吗？在《知识分子》中有工人阶级的朋友，也有工人阶级的敌人。这是客观事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不到两年后的1980年2月，胡耀邦出席首都出版界迎春茶话会，有同志提出请他讲讲国家形势，于是他从当年2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大有希望的八十年代》讲起。
那篇文章的结尾引用了辛弃疾《汉宫春·立春日》中的个别句子形容当时局势，但他觉得不够完整，因此即兴现场发挥，将这首词重新编排组合，以新词来道形势。
辛弃疾的名作《汉宫春·立春日》原词是：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幡。无端风雨，未肯收尽余寒。年时燕子，料今宵、梦到西园。浑未办、黄柑荐酒，更传青韭堆盘?却笑东风从此，便薰梅染柳，更没些闲。闲时又来镜里，转变朱颜。清愁不断，问何人、会解连环?生怕见、花开花落，朝来塞雁先还。
该词以立春为题，虽是写春已归来的欢乐时节，但通篇更多流露的是岁月易逝英雄无用的悲凉愁绪。
而八百年后，这位并非诗人的大人物胡耀邦将辛弃疾的原词改编，其意境、格调“焕然一新”：春已归来，东风从此，染柳薰梅。年时燕子，料今宵、梦到西园。无端风雨，未肯收尽余寒。欲问清愁客，何时学会解连环?
胡耀邦所改编的新词第一句是“春已归来”，与辛词无异，但其所写的“春天”，显然是指那个阶段力推的所谓“意识形态领域解冻”的象征。所谓“意识形态领域解冻”即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了。
第二句是“东风从此，染柳薰梅”，他随即解释道：春天回来以后，东风吹得柳树绿油油的，吹得梅花开放起来，香香地扑鼻，东风从此把祖国的山河好好地打扮起来。《把祖国的山河好好地打扮起来》后成了资本家走資派和知识分子先富起来。工人下岗工人阶级解散了。
第三句是“年时燕子，料今宵、梦到西园”，这是直接引用了辛词，他说：春天到来以前，料想那个经历了风风雨雨的燕子，在立春这天晚上，连做梦都梦到百花盛开的园林里去了。我们在座的同志，也是经过多少风雨的燕子啊，我们这些同人民、同党共命运同患难的时代的燕子，在立春那天，做梦也梦到我们国家的‘四化’建设，进入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的境界里面去了。现在的走资派特色社会还是社会主义强国吗？走资派特色社会里的资本家走資派和知识分子先富起来还为工人农民服务吗？
胡妖帮把上面三句作为上阕，而下面两句是下阕。第一句是“无端风雨，未肯收尽余寒”，他解读：引到我们的形势上面来说就是，现在还有消极因素干扰着我们，这也是一种无端风雨，一种干扰破坏的因素。‘未肯收尽余寒’，即还有‘XX帮’的余毒，也就是邓副主席讲的‘XX帮’在组织上、思想上的残余，余毒也是一种余寒嘛。
随后《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便引用此句大声疾呼：我们还要继续克服干扰四化建设的消极因素，如极左思潮之类。
最后一句是“欲问清愁客，何时学会解连环?”这是化用了辛词，“解连环”典故出自《战国策·齐策》：“秦昭王尝遣使者遗君王后玉连环，曰：‘齐多智，而解此环否?’君王后以示群臣，群臣不知解，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谢秦使曰：‘谨以解矣!’”秦国用玉连环向齐国示威，齐王后一锤砸碎破解了玉连环，向秦国暗示齐国不会示弱。辛弃疾以玉连环比喻忧愁难解。
但是这位大人物胡乱邦则不同，胡乱邦从君王后解连环的故事隐喻所谓“打破教条束缚，推进改革开放”，他说：我们解连环的办法很多，君王后的魄力是值得学习的，方法不一定好，不一定都用砸的办法，要因事而异，实事求是。辛幼安是爱国诗人，因为有余寒，有些信心不足了，他发出感慨：‘清愁不断，问何人会解连环?’君王后已经学会解连环，就是把它砸开嘛!辛幼安为什么还要问，何人会解连环呢?我们绝大多数同志，没有什么‘清愁不断’。我不知在座的同志对国家的形势，有没有清愁不断、忧心忡忡的人，我看，可能有。全国可能有一点，也不会太多。
所以胡乱邦把辛词改为“欲问清愁客，何时学会解连环?”认为这么一改就“把忧虑解除了，解放掉了”……
莫言公开发表作品是在80年代中叶，而那正是一个巨大转折的节点。
1985年，刘宾雁在《开拓》创刊号上发表了报告文学《第二种忠诚》，同年在《文汇月刊》上发表了著名的《我的日记》，算是拉开了《伤痕文学》的序幕。《伤痕文学》是以控诉共产党和文革为主攻的。遵照走资派邓小平的话，用尽一切宣传工具搞臭文革。
同年，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三人合作出品的论文《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被发表。随后，他们围绕这一问题又进行了六次对谈，并在《读书》杂志上连刊。
最后，结集成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出版社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时间则为1988年。
1988这一年，《红旗》杂志宣告休刊，某部纪录片粉墨登台，一切都在呼应着。
同在这一年，王晓明与陈思和在《上海文论》上主持了“重写文学史”专栏，提出：要重新研究、评估中国新文学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学思潮、现象……冲击那些似乎已成定论的文学史结论。
这无异于一种对历史的颠覆和起义。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毛泽东时代以及文革的颠覆和起义。
从1988年第四期一直持续到1989年第六期，一年半的时间里，该专栏发表了一大批带有强烈“重写”色彩的论文。
一切都要“重写”，仿佛一切都要重来。
饭要重新吃一遍，书要重新念一遍，衣服也要重新穿一遍。
气宇轩昂，进入90年代。
90年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学景象? 无论是马克斯·韦伯鼓吹的“学术作为一种职业”被突然传播， 还是陈寅恪被推崇为“文化英雄”，都昭示了一种以学者自持立场为政治本位的新社会认同方式。
用许多人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从80年代末之后，知识分子与国家宣布了分手。
但这其中有一个被掩藏的问题：“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其本身的门槛早已经在80年代被磨平剁碎。
进入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的“春天”之后，想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已然不需要像80年代之前那般会造桥修路、通渠灌溉、医治百病，更不需要去过问什么核弹卫星、潜艇大炮——你只需要会摆弄摆弄笔头子、扯几句淫语再高亢地呻吟，你就是知识分子了。
正是在此时，出现了一本叫做《再解读》的书，它生动地反映了那一时期的某种氛围，一种强烈对峙的氛围：
① 40-70年代文学与所谓“新时期文学”的对峙。
② 五四文学与所谓“大众文学”的对峙。
争锋最激烈时，一度被理解为“现代”与“传统”的对峙、“文学”与“政治”的对峙、“文明”与“愚昧”的对峙。
拿笔杆子的人们，不论水平如何，终于宣示了和过往的决裂、也是同底层群众的决裂。
1955年2月17日出生的莫言，1966年，辍学回乡放牧牛羊 。1973年8月，作为农民合同工到高密县第五棉油厂工作 。1976年2月参军，曾任战士、班长、教员、干事等职 。1978年，开始进行文学创作。
《莫言》1955年生，1966年，辍学回乡放牧牛羊 。小学没学完辍学回乡放牧牛羊 。11岁开始放牧牛羊 ，至1973年，作为农民合同工到高密县第五棉油厂工作 。18发开始工作，至1976年参军，时年21岁。
就像席卷90年代的一部小说《人啊，人》后记中的一段话：我走出角色，发现了自己。原来，我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憎，有七情六欲和思维能力的人。我应该有自己的人的价值，而不应该被贬抑为或自甘堕落为‘驯服的工具’。
从那时起，一大批自诩为“启蒙导师”的人，开始从人民的共同体里跳跃出来，旋即回身，冷眼俯瞰着亿万双群众眼睛和耳朵——这在他们看来都是自己的读者听众、都要接受自己的启蒙与教化。
这部分文人，后被称为《河殇一代》。
到2012年之前，他们肆无忌惮得狂跳了足足三十年。到今天他们肆无忌惮得狂跳了足足四十多年。
中国共产党上台，最大的合法性，就是”人民解放“，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
在解放前，贫苦的，受压迫的人民，解放后翻身当了主人。
莫言的言论，完全抹杀了中国共产党对普通劳苦大众的解放这个巨大的公积。把中国共产党等同于历史上的王朝变更。
如果说莫言文学的政治内涵是在于告别一段革命的历程，那么改开以来的1980年代一夜之间所谓“万物春来”其席卷社会的合法性，本就是建立在“告别革命”的基础上。那么就不必自称共产党社会主义了。然而走资派还自称共产党社会主义。而莫言还是共产党员。
1978年11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完整准确地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这篇文章是根据胡耀邦在中组部落实干部政策座谈会上的讲话写的：据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杨哲宇主编《改革忆事》中，保育钧撰文回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这篇署名为“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就是我根据当时胡耀邦的两次发言整理而成的。此后，全国开始了规模浩大的为知识分子正名的浪潮，大批知识分子得以重用”。
“从80年代末之后，知识分子与国家宣布了分手”，其实这句话并不准确，应该是“从80年代末之后，持无产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国家宣布了分手”。30年前的那场“人文精神大讨论”其实就是从文学上呼应“九二南巡”的讲话精神。
于是，以作协为代表的学界等成为了一个享用一级皇粮、生产着低劣作品、摆弄着高傲姿态、散发着淫腥的腐臭圈子。“前三十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者、知识分子会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在走资派改革开放后的文艺人士，早就骑在群众头上作威作福了。
毛主席说过，“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学术思想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批判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在学术思想领域“资产阶级唯心论”逐渐受到削弱，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初步占领了主导地位。意识领域的美与丑的斗争、善与恶的斗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香花与毒草的斗争，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