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孙中山四十三天蒋介石二十二年
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共四十三天。孙中山的《中华民国》己亡。取而代之的是袁世凯已改国号为《北洋政府》。
代表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和会的即是《北洋政府》。
《北洋政府》的国旗为红黄蓝白黑五色旗，象征五族共和之意。国歌为取自尚书大传虞舜篇的《卿云歌》，其中名句：“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北洋时代》《五色旗》从1912年到1928年。
蒋介石国民党的《中华民国》是从1928年到1949年亡国。在中国大陆蒋介石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共二十二年。
蒋介石国民党的《中华民国》的国旗是：青天白日满地红。至今。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国民党的《中华民国》的定南京为首都。
真正的《中华民国》的历史是：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职，定国号为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1912年为民国元年，以五色旗为国旗。
《中华民国》的国庆日：《双十节》是以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发动成功武昌起义，并在随后的两个多月带动中国各地的革命响应。
12月29日，清朝原有的22个行省中业已独立的17个省，派出代表，推选刚刚返国的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职，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正式成立。
1912年1月至3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临时宪法，南京为临时首都。
2月12日，在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等大臣的劝说下，宣统帝溥仪的兼祧母后（即溥仪的伯母）隆裕太后发布退位诏书，“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为一大中华民国”。
至此，《中华民国》正式取代与继承《大清帝国》。
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被迫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临时参议院选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首都迁至北京。孙中山的《中华民国》己亡。
此后至1928年间称为《北洋时期》，该时期的中华民国政府也称为《北洋政府》。孙中山的《中华民国》已改国号为《北洋政府》。
代表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和会的即是《北洋政府》。
《北洋政府》的国旗为红黄蓝白黑五色旗，象征五族共和之意。国歌为取自尚书大传虞舜篇的《卿云歌》，其中名句：“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北洋时代》《五色旗》从1912年到1928年。
南京临时政府正式迁京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政权建立起来。袁世凯对内镇压孙中山的国民党，对外出卖国家主权，孙中山号召武力讨袁，史称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发生了。由于孙中山的国民党力量涣散，北洋军力量强大，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很快失败。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开始了复辟帝制的活动。孙中山再次组织武力讨袁，孙中山的护国运动爆发，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在绝望中死去。
袁世凯死后，中国出现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徐州军阀张勋以调停“府院之争”为名，进北京拥戴溥仪复辟，史称"张勋复辟"。但复辟丑剧只持续了短短的12天。段祺瑞再次执政后，拒绝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召集国会。为维护共和制度，孙中山倡导了护法运动，但不久也失败了。
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反对封建军阀的统治，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了。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民主”和“科学”是新文化运动提出的口号。新文化运动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李大钊宣传十月革命，在中国第一次举起了社会主义的大旗，从而使新文化运动有了新的发展。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开来，成为新思潮的主流。一批先进分子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初步结合起来。1920年，共产主义小组在各地相继建立，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中国共产党诞生了。1922年，中共二大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孙中山的国民党和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联合进行北伐与统一中国。
1923年的“二七惨案”，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仅仅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可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为此，中国共产党决定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和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国民党在广州黄埔建立了陆军军官学校即黄浦军校，为建立国民革命军奠定了基础。
孙中山的国民党一大后，全国反帝反封建的国民大革命运动迅速开展起来，广东革命政府还创办了培养农民运动骨干的讲习所。两次东征陈炯明后，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统一。第一次东征后，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并将所属军队编为国民革命军。
为了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军阀统治，统一中国，国民政府于1926开始了北伐。北伐军胜利进军，不到半年打到长江流域。北伐战争得到了工农运动的大力支援。北伐战争的胜利又推动了工农运动的高涨。
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间，上海工人发动了三次武装起义，并取得了胜利。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加紧争夺革命领导权。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
这期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国民革命失败。
蒋介石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大屠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国民党在南京又重新建立的国民政府叫《中华民国》。
蒋介石国民党的《中华民国》是从1928年到1949年亡国。蒋介石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共二十二年。
蒋介石国民党的《中华民国》的国旗是：青天白日满地红。至今。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国民党的《中华民国》的定南京为首都。
1928年，蒋介石国民党的《中华民国》的国民政府举行“北伐”，占领北京，奉系军阀张作霖退到关外，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阴谋炸死。年底，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了全国。
蒋介石国民党的《中华民国》的国民政府占领北京后，将北京改为北平，置北平特别市。国民政府所用之“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取代北洋政府的五色国旗（其后东北易帜），并订于国府的《训政时期约法》中。“约法”相当于宪法。卿云歌亦停用，改以1924年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训典礼所撰训辞“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为国歌。
根据1924年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军政”时期在1928年北伐成功、全国统一后结束，“训政”时期开始。
由于国共内战继续，以及日本侵华，直到1946年方订定中华民国宪法并于1947年颁行，训政时期始告结束。
1936年5月拟定“五五宪草”预备正式立宪。后因中日战争爆发，立宪遂向后拖延。
当时国民政府主席为林森（1932年－1943年），行政院长为汪精卫（1932年－1935年），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为蒋介石（1932年－1946年） 。
汪精卫因屡遭国民党内压力，后出亡河内，与日本接触，应允反共，停止抗日，于1940年在南京另组一个《汪伪国民政府》。该《汪伪国民政府》仅获教廷、意大利、纳粹德国、伪满洲国的承认。汪精卫于1944年病死东京。
抗日战争时期的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从东北地区开始了局部侵华。
1937年7月7日，日军中国驻屯军一部制造“卢沟桥事变”，中国军队奋起还击，全国抗日战争爆发。8月13日，日军在上海制造“虹桥机场事变”，蓄意扩大侵华战争规模，国民政府被迫对日作战，“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9月下旬，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全民族的抗战开始。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组织多次大规模战役，抗击日本侵略者，但实行的是一条片面抗战的路线，丧失了大片国土。
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是全面抗战的路线，执行持久抗战的方针，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开辟敌后战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与正面战场互相配合，抗击日军侵略，为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世界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44年，解放区军民开始局部反攻。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七大召开。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毛泽东发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号召，抗日战争进入大反攻。
1945年8月初，美国在日本广岛与长崎先后投下核武器，日本天皇于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帝国于9月2日向盟国签订投降书，接受《开罗宣言》及《波茨坦宣言》规定、归还占领之外国领土。遂即“伪满洲国”瓦解，汪精卫政府覆亡，台澎诸岛后由中华民国进行接收。
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有利于人民的决议，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国民党虽然也宣布批准政协决议，但提出许多保留条件。接着，在3月间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则公然不承认政协会议的约束力，继续鼓吹一党专政。同时对全国人民要求遵守政协决议和反对内战的活动横加破坏镇压，制造了“较场口事件”、“李闻血案”及“下关惨案”等流血事件。
1946年5月，国民政府从重庆还都南京，国共谈判也转到南京举行。蒋介石借口共产党拒绝从苏北、皖北等地撤退，公然调集二十万军队，于6月大举围攻以宣化店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令。 百万雄师强渡长江， 摧毁了国民党军的防线，于23日解放南京。
《中华民国》在大陆最后一届反动政府垮台，宣告国民党在大陆二十二年统治的结束。蒋介石的《中华民国》亡国。
接着，解放军攻占上海、 杭州、 南昌、武汉等城市，共歼灭国民党军四十三万余人，取得了渡江战役的胜利。残余的国民党军队纷纷退向两广、西南、西北及台湾等地。
蒋介石从幕后走到前台，在广州成立国民党非常委员会，直接掌握军政大权，后又退到四川，企图负隅顽抗。为了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人民解放军分路展开追歼战，席卷两广、福建、西南及西北地区。在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的形势下，绥远、新疆、湖南、云南等省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通电起义。蒋介石带领余部逃往台湾岛。
根据《关于正确使用涉台宣传用语的意见》对1949年10月1日之后的台湾地区政权，应称之为“台湾当局”或“台湾有关方面”、“台湾方面”，不使用《中华民国》，也一律不使用《中华民国》纪年。
《关于正确使用涉台宣传用语的意见》：
1．对1949年10月1日之后的台湾地区政权，应称之为“台湾当局”或“台湾有关方面”“台湾方面”，不使用“中华民国”，也一律不使用“中华民国”纪年。
2．不使用“台湾政府”一词。不直接使用台湾当局以所谓“国家”“中央”“全国”名义设立的官方机构名称，即台所谓“一府”（“总统府”）、“五院”（“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及其下属机构，如“内政部”“行政院新闻局”等，可用台湾“有关当局”、台湾当局“主管部门”“主管机关”代替。如对“台湾行政院”可称其为“台湾行政主管部门”或“台湾行政当局”，对“台湾各部”可称其为“台湾某某主管部门”，如“行政院新闻局”可称其为“台湾新闻主管部门”。特殊情况报道中不得不直接称呼上述机构时，必须加引号，我广播电视媒体口播时则需加“所谓”一词。
3．不直接使用台湾当局以所谓“国家”“中央”“全国”名义设立的官方机构中官员的职务名称，可称其为“台湾知名人士”“台湾政界人士”或“××先生（女士）”。台湾市级及市级以下（包括台北市、高雄市）的机构名称及人员职务，如市长、县长、议长、议员、乡长、镇长，县民政局、市教育局等，在相关新闻报道中，原则上可以直接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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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为有一点良心的中国人都可以读得出来，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给莫言的颁奖词，是一篇典型的反共、反华、反社会主义的“杰作”。
颁奖词露出反共反华的凶相，把“日本侵略”和“共产党的恐怖”混淆在一起，“从来没有见过毛泽东时代标准化的城乡、市民”，毛主席和共产党员领导下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一个崛起的新中国，在莫言和颁奖词笔下，英雄烈士的结果是死在糞坑里，中国人民过着“猪圈般的生活”，中国人“自我和贪婪”、“冷酷无情”，“20世纪中国”，是一个“没有真相、没有常识、更没有怜悯，那里的人们都鲁莽、无助和荒谬。”
他们为了污蔑和诋毁新中国前三十年，突出1958年代“大跃进和1960年代的大饥荒”以及反“右派分子”的斗争。
特别恶毒的污蔑“就是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的吃人肉的风俗。”中国人“吃人肉象征着毫无节制的消费、铺张、垃圾、肉欲和无法描述的欲望。”中国“最美味的佳肴是烤三岁童子肉。男童成为很难享受到的食品。而女童，因无人问津反而得以生存。”
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反思，你读到这些反毛、反华、反社会主义的论调，你接受得了吗?
中国人要告诉诺奖评委们：“共产党的恐怖”在中国是不存在的，是你们横加在中国共产党头上的莫须有罪名。
毛泽东时代，中华民族获得解放，中国人民当家作主，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过着芝麻开花节节高的幸福生活。毛泽东时代，创建了一个古今中外没有过的清廉政府，创建了一个团结和睦，朝气蓬勃的新社会，创建了一个没有剥削压迫、没有贫富两极分化的经济制度，等等。
有人觉得“恐怖”是自然的。觉得“恐怖”的是少数人，是帝国主义觉得恐怖，它们夹着尾巴逃跑了。是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觉得恐怖，它们跑到一群小岛上去了。是那些地、富、反、坏、右以及反乡团们觉得恐怖，无产阶级专政限制了它们的自由，只许它们老老实实，不许它们乱说乱动。毛泽东时代这种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人民民主专政是必要的，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大多数人民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莫言用小说反共、反华、反社会主义，出卖祖国有功，受到西方反华势力的青睐，2004年获法国法兰西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2005年获第30届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2006年获日本第17届福冈亚洲文化奖。
2012年莫言在斯德哥尔摩领取诺奖时，颁奖词通篇喷糞，充斥着对中国历史的肆意歪曲以及对中华民族的污蔑、诋毁，面对如此侮辱，任何有自尊心的中国人，都会拍案而起，拂袖而去。而莫言没有，他带着三生有幸的喜悦，深深鞠躬接过了他的奖状和奖金。
有人说：诺委会的颁奖词，就如同一份“DNA鉴定书”，DNA鉴定的是血缘关系，颁奖词鉴定的是政治立场。
莫言自己坦言：“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把自己当罪人写”。莫言的这句话才是“魔幻现实主义”的描写方法。
是莫言把历史颠倒了一个过儿，他的作品都是把“侵华日军”，“国民党及伪军”，“返乡团”，“汉奸”，他们所干的一切坏事，一股脑儿地安排在共产党员、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和土改工作队及英雄烈士的身上;反之，把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干出的好事，都变成了坏人的光环。喜欢读莫言小说的莫粉们，要牢记莫言的自我写照：他的笔法是颠倒着写的。
“把自己当罪人写”，我们怎么理解?笔者认为，莫言“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这样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用“魔幻主义”手法，抹黑毛主席、抹黑中国共产党、抹黑人民军队、抹黑英雄烈士，美化人民的敌人，给西方反华势力迭刀子，这就是罪人!
对莫言这样的“罪人”，为什么不能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英烈保护法》去起诉他??
附一：反毛颁奖词
莫言是个诗人，他撕下了程式化的宣传海报，让个人在芸芸众生中凸显而出。莫言用讥讽和嘲弄的手法向历史及其谎言、向政治虚伪和被剥夺后的贫瘠发起攻击。他用戏弄和不加掩饰的快感，揭露了人类生活的最黑暗方面，在不经意间找到了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形象。
高密东北乡体现了中国的民间故事和历史。很少的旅程能超越这些故事和历史进入一个这样的国度，那里驴子和猪的叫嚣淹没了人的声音，爱与邪恶呈现了超自然的比例。莫言的幻想翱越了整个人类。他是了不起的自然描述者;他知道饥饿的所有含意。
20世纪中国的残酷无情从来没有像他笔下的英雄、情人、施暴者、强盗以及坚强、不屈不挠的母亲们那样得以如此赤裸裸地描述。他给我们展示的世界没有真相、没有常识、更没有怜悯，那里的人们都鲁莽、无助和荒谬。这一苦痛的证据就是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的吃人肉的风俗。在莫言的笔下，吃人肉象征着毫无节制的消费、铺张、垃圾、肉欲和无法描述的欲望。只有他能够跨越种种禁忌界限试图加以阐释。
莫言的小说《酒国》中，最美味的佳肴是烤三岁童子肉。男童成为很难享受到的食品。而女童，因无人问津反而得以生存。这一讥讽的对象正是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因为这一政策女婴被流产，规模之众多达天文数字：女孩子不够好，都没人愿意吃她们。莫言就此话题还写了一部完整的小说《蛙》。
莫言的故事都伪装成神话和寓言，将所有的价值观置于故事的主题中。在莫言笔下的中国，我们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理想具有合乎标准特征的公民。莫言描写的人物都充满了活力，不惜用非常规的步骤和方法来实现他们的人生理想，打破被命运和政治所规划的牢笼。莫言所描述的过去，不是共产主义宣传画中的快乐历史，而是他用夸张、模仿以及神话和民间故事的变体重现五十年的宣传，令人信服、深入细致。
在他最杰出的小说《丰乳肥臀》中，女性角度一直占据主导位置。莫言描述了大跃进和1960年代的大饥荒。他嘲笑试图用兔子精液让母羊受孕的伪科学革命派，他们把所有对此表示怀疑的人斥为右派分子。这部小说的结局是90年代的新资本主义，所有的骗子因为兜售美容产品而致富，仍在试图通过异体受精孵化出凤凰。
在莫言的作品中，一个被人遗忘的农民世界在我们的眼前崛起、生机勃勃，即便是最刺鼻的气体也让人心旷神怡，虽然是令人目瞪口呆的冷酷无情却充满了快乐的无私。他的笔下从来没有一刻枯燥乏味。这个作家知道所有的一切，并能描述所有的一切，各种手工艺、铁匠活、建筑、开沟、畜牧和土匪的花招诡计。他的笔尖附着了所有的人类生活。
他是继拉伯雷和斯威夫特之后，也是继我们这个时代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之后比很多人都更为滑稽和震撼人心的作家。他的辛辣是胡椒式的。在他描写中国最近一百年的宏大如挂毯的故事中，既没有跳舞的独角兽，也没有跳绳的少女。但他所描写的猪圈般的生活如此独特以致我们觉得已经在那里呆了太久。意识形态和改革运动来来去去，但是人类的自我中心和贪婪却永存。所以莫言为个体反抗所有的不公，无论是日本侵略还是毛主义的恐怖以及今天的狂热生产至上。
莫言的家乡是一个无数美德与最卑鄙冷酷交战的地方。那些敢于去的人，等待你们的将是一次踉跄的文学冒险。中国以及世界何曾被如此史诗般的春潮所吞噬?在莫言的作品中，世界文学发出的巨吼淹没了很多同代人的声音。
瑞典文学院祝贺你。请你从国王手中接过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
喊这个口号“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转战陕北途中的党中央和毛主席是在解放战争开始之后提出来的。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大屠杀之后的十年内战期间没有喊这个口号。进入抗日战争时期也没有喊这个口号。抗日战争胜利后还是没有喊这个口号。还在重庆谈判后签了一个“双十协定”。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对中原解放区发动疯狂进攻，全面内战爆发。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纠集大军进攻延安城的枪炮声，打破了王家坪的宁静。
1947年，中国命运的十字路口，转战陕北途中的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出战斗号召。“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从黄土沟壑中飞出的口号，道出了全国人民的心声，激励着军民斗志。一时间，“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军歌嘹亮，冲锋，冲锋！这响亮的口号伴随人民解放军挺进大别山、打过长江天险，覆灭蒋家王朝。
红旗漫卷，前进，前进！这有力口号宣告中国共产党从劣势转为优势，带领广大人民迎来新中国的诞生。
两座大山山脚下，坐落着延安王家坪。这里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驻地。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对中原解放区发动疯狂进攻，全面内战爆发。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纠集大军进攻延安城的枪炮声，打破了王家坪的宁静。
国民党军集中了34个旅（师），共23万余人，由胡宗南等率领，妄图一举占领延安；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陕甘宁边区的部队仅有不足3万人。一时间，“希望之城”延安圣地告急！（不是加沙告急。）
“面对国民党军的来势汹汹，延安有人表示要誓死保卫延安。
但毛泽东经过再三考虑之后，作出一个大胆的决定——主动撤离延安。好多人不理解，毛泽东就给大家做解释工作。毛泽东说：“留人失地，人地皆存；而留地失人，人地皆亡。我们要用一个延安来换取全中国，不要在乎这一城一池的得失。”
也有人出于对领导安全考虑，坚持要“中共中央离开陕北，东渡黄河到较安全的地方”。
而毛泽东再次站在全局的视角，明确指出自己不能走，并要求党中央也最好不要走，从而达到拖住胡宗南为其他地方争取有利条件的目的。最终，中共中央同意了毛泽东的建议，决定由毛泽东领导一部分中共中央机关人员继续留在陕北指挥作战。由刘少奇带一部分转移。
1947年3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就从王家坪出发，踏上转战陕北的征程。
1947年4月，转战中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在这里停留了58天。窑洞内的墙上，挂着毛泽东的题字——“光明在前”。
这是在王家湾停驻时，应任弼时女儿任远志的要求，毛泽东所题写的。转战之路险象环生，困难时刻，这题字却如此坚定，给人无限鼓舞。
从延安撤离，毛泽东便化名李德胜，取“离得胜”之谐音，也就是“离开以后取得胜利”的意思。周恩来化名“胡必成”，“胡”来自他那长长的黑胡子，战争岁月他实在无暇天天剃须，干脆让它长个够，而“必成”则是“必定成功”之意。
“从安塞到靖边，面对敌人四个半旅的追击，在小河几乎和敌人迎面相遇。在天赐湾，毛泽东按兵不动，唱了一出‘空城计’，让敌人顺沟过去。在佳县，敌人10万兵马南北扑来，大雨连绵，河水猛涨，面对渐渐逼近的敌兵，毛泽东毅然决定沿着葭芦河向黄河相反的方向翻山而去，脱离险境……尽管辗转劳顿、危险重重，但丝毫都不影响毛主席对前途的信念、对胜利的信心。”
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挥下，八路军运用“蘑菇战术”与敌巧妙周旋、牵制，并歼灭其有生力量，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转战中尽管有艰难、有危险，战士们有时会感到非常紧张，但他们从不曾感到消沉，从不曾产生过失望。
“在那段日子里，部队依然不断传出玩笑和嬉闹声。因为有毛主席在，有毛主席运筹帷幄，部队就会无往不胜。”战士们说。
对革命必胜的信念、对战争必胜的信心，时刻都在激荡着全体军民。正是有了这个信念，毛泽东等领导人虽处一隅，却始终放眼全国；虽居险难，却永远心向光明。
而转战陕北的结局也正印证了毛泽东的预言。仅仅一年多，敌人在损失兵力10万余人之后，不得不狼狈逃出陕北，落了个“人地皆失”的局面。
当地群众不管是汉人还是少数民族：有主动为解放军带路的老大爷，有赶着牲口給解放军送粮的村民小队，有运送一捆捆军鞋的女青年们……在黄河渡口，为了让解放军顺利渡河，老大爷甚至赶着牛车，送来了自己的棺材板当船用。
那时候解放军打仗粮食短缺，一天到晚人肚子都是饿的，有时候连野菜也吃不上。但村民们只要有点粮食，每家每户就会蒸馒头、烙成饼或者做成窝窝头，给路过的自己的解放军部队送去。
“自己的党、自己的部队”，每当解放军路过时，在当地老百姓的心中就是这样的认知，村民们倾其所有支持共产党和解放军。
1947年10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转战到佳县，与胡宗南部将展开一场恶战。“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佳县一带已被胡宗南部抢掠一空，解放军方粮草十分吃紧。毛泽东计算了一下，如果仗打三天，部队就需要12万斤粮食。
时任佳县县委书记张俊贤说：“把全县坚壁的粮食挖出来，够部队吃一天；把全县地里的青玉米和谷子收割了，还可以吃一天；剩下的一天，就把全县的羊和驴都杀了！”
战役打响了，佳县老百姓的支前队伍扛着拉着从各家各户凑来的粮食、驴和羊，解放军打到哪里他们就一步不离地跟到哪里。战斗胜利后，应张俊贤的请求，毛泽东在一块白布上挥笔写下“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这13个大字。
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的历程，就是一幅壮丽的人民战争画卷：前方人民解放军冲锋陷阵、奋勇杀敌，后方游击队紧密配合、神出鬼没、捣毁敌营，战,斗在各地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踊跃参加，用最高涨的革命热情支前、助战。
据清涧县统计，转战陕北之初，全县支前超过28万人次，出动牲口23万次，运送军粮10万多石，做军鞋2万多双，有2100名青年自觉主动参加了解放军。据绥德县统计，从1947年6月开始，全县应征公粮5.98万斤，超征6700斤；应征公草1100万斤，超征200万斤。
为什么陕北群众会如此拥护共产党？在杨晓红看来，这是因为共产党心中同样装着群众。
中国共产党的党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的10多年的时间里，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始终为老百姓谋福利。老百姓得了实惠、得了好处，自然觉得共产党好，自然心甘情愿听党的话、跟党走。”当地群众说，“真正赢得老百姓的，就是中国共产党恪守了自己的群众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为了群众，才可能一切依靠群众。”
转战陕北的过程中，每当遇到危险和困难，党的领导人总是惦记着群众。1947年6月7日中央撤离王家湾时，转移方向确定了，毛泽东对警卫人员说：“马上通知村干部，让乡亲们跟上部队撤离。”
有人担心这样会暴露中央机关的行踪，建议不要把部队的行动告诉老百姓。毛泽东严肃地批评了这种意见，他指出：“现在军民已凝成一体，我们应该对群众负责到底。一定要把我们的行动方向告诉村干部，让乡亲们跟上部队转移。”
共产党对人民群众的关心爱护赢得了陕北人民的真心拥护。在安塞王家湾村，村民们说：党中央从王家湾撤离之后，国民党进驻王家湾，老百姓坚壁清野之后，全部避到山上。毛泽东的房东薛老汉被抓住以后，被国民党剁掉手指，也没有说出毛泽东他们的去向。
在王家湾村民高庆凯的记忆中，完全没有父亲的身影。“父亲牺牲时，我才一岁。根本不记得他长什么样子。”高庆凯说。转战中，他的父亲志愿为部队抬担架，刚去了20多天，就牺牲在羊马河战役中。
在子长县余家坪乡羊马河战役烈士纪念碑上，记者找到了高庆凯父亲高焕明的名字。上面刻着：“高焕明，男，汉族，1917年出生，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坪桥镇王峁湾村人，担架队民工，1947年在子长县羊马河战役中抢救伤员牺牲。”羊马河战役中，解放军以伤亡479人的代价，毙伤俘敌4700余人。
高焕明的尸体被拉回到村子后，毛主席正在王家湾。村子里给高焕明开了追悼会，当时中央警备团、王家湾的官兵都参加了，毛主席也参加了高焕明的追悼会。在这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心中，群众是铜墙铁壁，人民就是江山。
疯狂反扑也未能挽救国民党在各个战场的溃败。从1947年下半年开始，再经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决定战争进程的主动权开始转入共产党人手中。
6月底，刘伯承邓小平12万大军一举强渡黄河天险，随后挥师千里进军大别山，由此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不久，陈赓谢富治大军挺进豫西，陈毅粟裕大军挥戈西进，三支大军与国民党军逐鹿中原，创建了江淮河汉之间新的中原解放区，完成了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战略任务。
1947年10月，在佳县神泉堡，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并于10月10日颁布，响亮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这个口号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得到了热烈的拥护和响应，对整个解放战争后来的迅速发展起了重大推动作用。
喊出这句口号5个多月后，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在陕北转战了一年的中央纵队，从吴堡县东渡黄河，前往河北西柏坡。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从陕西省榆林市吴堡县川口村渡口东渡黄河。历时1年零5天的转战陕北结束，中国革命进入新的篇章。在抵达东岸的山西后，毛主席下船回望对面苍茫的陕北大地，深情地说：“陕北是个好地方！”
黑白老照片定格的瞬间中，老船工薛海玉头上包着白羊肚手巾，手里拿着旱烟袋，如陕北大地一般沟壑纵横的脸上绽放着淳朴的笑容。73年前的料峭春寒中，薛海玉撑着木船将毛泽东摆渡过黄河。那天浑浊的黄河水比以往平缓，但依然夹杂着冰块撞击船身。薛海玉凭丰富的经验避开了漩涡和险滩，让木船顺利靠岸。
彼时的薛海玉没有意识到，自己亲身参与了中国革命的转折点。1935年10月落脚陕北时，中央红军仅剩7000余人；1948年3月党中央离开时，人民军队兵力已达280万，解放全中国胜利在望。
在宣言发出之时，解放军已着手进行战略反攻，历52天的辽沈战役，人民解放军以伤亡6.9万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精锐部队47.1万余人，取得决定性胜利。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基础。“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句口号也就随着三大战役的推进，从北到南，越喊越响亮，一路喊过长江、喊到南京。
这简洁有力、气势恢宏的口号，配合解放军的所向披靡、战无不胜，一路凯歌。这句口号成了解放军的精神旗帜，成了蒋家王朝的丧钟挽歌，真正声震全国、声震全世界。从此以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屹立在了世界东方。
美籍港人孙中山弃医闹革命，向清皇朝造反以武装推翻之，屡战屡败之后，联合清皇朝叛臣袁世凯，最后里应外合后成功。建立新政府。
《中华民国》：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定国号为中华民国，首都为南京，改用阳历。同时以1912年为民国元年，以五色旗为国旗。袁世凯不同意，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共四十三天。孙中山的《中华民国》己亡。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第二届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自镇压孙中山的第二次革命后，即迫使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后又解散国会。1914年﹐袁世凯召开约法会议，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制定《中华民国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大权独揽。随即废除国务院，改设政事堂，并设参政院代行立法权。
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被迫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临时参议院选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首都迁至北京。
《大清帝国》：袁世凯复辟，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接受帝位，推翻共和，复辟帝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并下令废除民国纪元，改民国5年（1916年）为“洪宪元年”，史称“洪宪帝制”。
袁世凯接受帝位后，随即封官晋爵，改总统府为新华宫，并发行一种以他的头像和龙作图案的纪念金币和银币，准备于1916年元旦正式登基。袁帝制自为的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云南宣布独立》：反帝制运动在深入发展。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在云南宣布独立，讨伐袁世凯背叛共和，护国战争爆发。袁世凯放弃洪宪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年号，但仍然想当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并起用段祺瑞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企图依靠段团结北洋势力，压制南方起义力量，但起义各省没有停止军事行动。5月下旬袁世凯忧愤成疾，同年6月6日，因尿毒症不治而亡。
《北洋政府》：北洋政府（1912年~1928年），又称北京政府，是指北洋军阀在政治格局中占主导地位的中国中央政府。
《北洋政府》也是中国继清朝灭亡后第一个被国际承认的中国政府。
袁世凯死后，北洋各部分崩离析，皖系、直系两大派系先后控制中央政府，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北洋政府又被迅速壮大的奉系军阀控制。
《北洋政府军阀混战》：军阀是指由自成派系的军人组成军事集团，他们通过军事手段割据一方，并实际控制其割据地的行政、司法、教育、税务等政府事物，名义上，军阀服从国家政府，但实际上根本无视国家中央政府的存在，只服从于其军事首领，与国家中央政府各行其政甚至分庭抗礼。
北洋军阀的诞生，最早孕育于李鸿章的淮军。1895年袁世凯天津小站练兵，到1912年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奠定了北洋军阀的基本框架。1928年东北易帜，则标志着北洋军阀的衰亡。
袁世凯称帝失败身亡后，无人具有足够威望和能力统领全部北洋军队及政权，各大出身于北洋新军的军头以所帅军队为主要力量抢夺地盘建立势力范围。虽然名义上接受位于北京的中央政府的命令，但实际上各自格局，并抢夺、控制位于北京的中央政府政权，故这一时期称为北洋军阀时期，北京政府又有北洋军阀政府简称《北洋政府》。
北洋军阀分裂为皖系、直系、奉系三大派系。北洋军阀的特点是封建所有制的人身依附为属性，经济上依靠外国列强和大地主。
《皖系军阀》：因首领段祺瑞为安徽（简称皖）人而得名，是北洋军阀嫡系分支，袁世凯死后，迅速夺得北京政权。主要人物有徐树铮﹑靳云鹏﹑段芝贵﹑傅良佐﹑倪嗣冲、卢永祥等。皖系在日本的支持下，控制皖、浙、闽、鲁、陕等省。在北洋三大派系中，皖系最先兴盛，亦最早衰败。1920年7月直皖战争，皖系一败涂地，一蹶不振。1924年，皖系最后的军阀卢永祥为新直系齐燮元、孙传芳等击败，皖系势力从此在政治与军事方面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
《直系军阀》：直系军阀领袖大多出身直隶省，故称为“直系”，政治上亲英美，代表旧地主。主要代表人物有冯国璋、曹锟、吴佩孚等。
直系军阀在英美的支持下，控制长江中下游的苏、赣、鄂及直隶和西北等地。1926北伐战争中，吴佩孚孙传芳被北伐军击败，直系到此消亡，大部分在北伐战争中被收编或遣散。
《奉系军阀》：因首领张作霖出生在奉天故称奉系。奉系并非北洋军阀嫡系，其出身为清末招安组成的奉天巡防营。奉系军阀以日本为靠山，占踞东北三省。主要将领分两派，旧派包括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马占山等；新派以张学良为首，又分为以杨宇霆、姜登选为中坚的士官派和以郭松龄、李景林为首领的陆大派。此外，著名的“狗肉将军”张宗昌于1921年投靠奉系，属于奉系旁支。皇姑屯事件之后，统治中国东北的奉系军阀将领张学良，于1928年12月29日通电全国，宣布：东北从即日起遵守三民主义，服从果民政府，改变旗帜（将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换成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标志着北洋军阀时代的结束。
《其他派系军阀》：山西的晋系军阀阎锡山，徐州一带张勋的定武军，西南的滇系军阀唐继尧、桂系军阀陆荣廷等，都在外国列强操纵下，尔虞我诈，争斗不已，甚至于民国海军也曾割据福建部分地区。
《新军阀时期》：东北易帜标志着中国名义上的统一，但军阀实力一直存在，包括北洋时期的一些杂系力量，一直延续到1949。贯穿1911～1949整个时期。因占据中央名义的北洋军阀倒台。这段时期称为新军阀时期。相比于北洋政府的旧军阀时期，新军阀时期有了为形式上更为统一的中央政府，经济基础由传统列强和大地主转换为大买办和大地主阶级。同时，利益纠葛更为复杂，冲突战争战争更为激烈，其程度远超北洋军阀时期。
《滇系军阀》：1907年9月创办的云南陆军讲武堂，可以看做滇系军阀的根基。主要代表人物有：蔡锷、唐继尧、李烈钧、龙云、顾品珍等。辛亥革命爆发后，蔡锷将军出任云南督军，创立滇系军阀雏形，后由唐继尧继任督军。随着蔡锷逝世，唐继尧全面掌握滇军，并利用护国战争、护法运动，不断派兵进占贵州、四川等省，辖镇滇、黔两省，后向四川扩张。
《粤系军阀》：粤系军阀政治上大都亲孙中山，代表人物有陈炯明、许崇智、张发奎、李济深、陈济棠等。粤阀最早是由孙中山1917年7月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时组建。之前，广东为滇、桂系军阀和受北京北洋政府支持的本地势力角逐，并无统一的粤军。
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粤军总司令，扩编为2个军3个师共15个旅，陈炯明、许崇智分任军长。1922 年6月，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后，粤军分裂为两派。
后蒋介石联合李济深排挤许崇智，许崇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麾下部分武装力量后来演变成为中央军嫡系部队。
《桂系军阀》：桂系是指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先后以广西为统治基地，以广西籍军政人物为主要代表的军政集团。按代表人物来分，可以分为以陆荣廷为代表的“旧桂系”，以及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新桂系”。
《湘系军阀》：湘系军阀可追溯到曾国藩时期，主要代表人物有谭延闿、程潜、赵恒惕、唐生智、何健。湘系军阀在发展过程中，其主要将领和军队多依附中央政府，和粤系军阀一样，具有半中央化的特点。
《川系军阀》：1918年，以四川靖国军总司令名义摄行四川军民两政的熊克武，决定按各军驻防地区，划拨地方税款，由各军自行向各县征收局提用，作为粮饷之需。四川军阀防区制由此形成。因各军驻防日久，不仅在防区内提取粮饷，还干预政事，委任官吏，预征赋税，致使各防区成了军阀割据的“独立王国”。
《晋绥军阀》：晋绥军，又称晋军、阎军，主要活动在山西、绥远以及华北地区，核心割据地区为山西，其次绥远，故称晋绥军。
在新军阀时期，晋绥军因蒋介石政治手段，先后分离出商震、傅作义等部。1949年1月，傅作义将军促成北平和平解放，余部逐步改编，所部消亡。
《西北军》：历史上有两个西北军，一个是冯玉祥国民军；一个是杨虎城的17路军。
《黔系军阀》：黔系军阀也是西南军阀中一支重要的力量。
《马家军》：马家军，民国时期实际控制中国甘肃、宁夏、青海等地的地方军阀名称，合称为“西北三马”，即青海马步芳（青马），宁夏马鸿逵（宁马），甘肃马鸿宾（甘马）。
《新疆军阀》：新疆军阀按统治者顺序分为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三个时期。
《中华民国军政府》：孙中山于1917年9月在广州成立的政府。正式称中华民国军政府。1918年7月5日，改组后的军政府成立，实权落到桂系军阀手里。他们压制、排挤亲近孙中山的伍廷芳、唐绍仪。8月19日推岑春煊为总裁会议主席。军政府的大权被篡夺，孙中山护法运动告失败。此时，孙中山才认识到南北军阀犹如“一丘之貉”。它也可为谈论政体、制度，只看形式上的民主性而不察其实质者鉴。
《满洲国》：1932年满洲国成立，3400万其中汉族83%，蒙古和满族总共就15%。日本和朝鲜人2%，剩下就是其他民族。伪满洲国握着实权的是日本人。鸦片在满洲国也是相当重要的作物。除了无偿强迫满洲劳力劳动，在工矿企业中满洲当地员工的薪水与日本雇员相比也相当低。对比1931年抚顺煤矿职工工资水平可以发现，日本雇员的工资水平远高于满洲本地人。满洲国经济大多操控在日本资方手中，而工人则大多为非日裔平民。工人工作环境恶劣，薪资经常受到压榨，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矿难本溪湖煤矿爆炸就发生在满洲国时期。
日本731生生化武器部队的人体实验造成约58万人死亡，其中受害者以中国人为主。关押在战俘营的数以千计的男人、女人、儿童和婴儿接受了活体解剖，通常没有麻醉，通常以受害者的死亡告终。囚犯在感染各种疾病后对其进行活体解剖。研究人员对囚犯进行侵入性手术，摘除器官以研究疾病对人体的影响。
《汪伪国民政府》：汪伪国民政府（1940年3月30日—1945年8月16日），又称汪伪政权等，是抗日战争期间以汪精卫（本名汪兆铭）等投靠日本的中国国民党党员为首建立的政权，其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名，实际上则是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扶持的傀儡政权之一。
1938年12月8日，汪精卫托词到昆明进行演讲，按预先策划好的叛国降日路线，先飞到“云南王”龙云管辖的昆明，再转飞越南河内。12月18日，汪精卫夫妇和曾仲鸣﹑周佛海等逃离到越南河内后，发表降敌“艳电”。1939年4月，由日本特务秘密护送汪等进入上海。1940年3月30日，南京举行所谓“国民政府”还都仪式，正式成立傀儡政权，汪精卫担任该政权的“国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院长，周佛海、李士群为主要成员。“汪伪国民政府”一度遥奉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主席，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院长。1943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重庆车祸身亡后，渝方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担任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同时在南京"转正"。1944年汪精卫在日本病死，陈公博继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6日，伪“国民政府”宣告解散，以陈公博为首的一批汉奸头目先后被处决。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931年11月7日－1937年9月6日）是中国共产党在苏联和第三国际的支持下，于中华民国大陆时期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国家政体。先后辖有18省、4直辖县。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延安》：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中央苏区成立，主席毛泽东，定都瑞金（中央苏区-瑞金县），以中国工农红军作为国家的武装力量。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被迫放弃中央苏区，随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同月，组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统一领导中央苏区留守军民的斗争。
1935年5月，中共西北特委组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治体制演变为联邦制。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抵达陕甘苏区。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变更对外名义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12月，中华苏维埃政权改国名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宣布迁都延安。
《中华民国》时代中的苦难中国，处在一个中央政府名不副实，国家实际四分五裂的战争状态。内部的主要原因，是辛亥革命打碎了旧的封建王朝，但却没能凝聚成统一的主权国家，沦为军阀割据的局面。外部列强的干涉不仅非常严重，而且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而演变，致使中国大地成了世界强国的利益竞技场。
此时的世界仍然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调整期。企图为一战后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巴黎和平会议，“和平”效果却非常糟糕。德国被大大惩罚但没有被彻底削弱，反倒引起了德国民众的强烈不满，为日后的战争报复埋下了种子。意大利虽为战胜国，但其诉求被忽视，间接催生了法西斯主义从该国萌发。苏俄不仅被排斥在巴黎和会之外，而且会议决定对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经济封锁。中国以战胜国之一的身份，却被会议裁定，战前德国侵占的山东胶州湾的领土，以及那里的铁路、矿产、海底电缆等，统统归日本所有，结果直接点燃了“五四运动”的怒火。
即使在该和会上获益最大的英国、美国、日本，也为下一场大战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海军军备竞赛。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任何国家，仰仗它急速膨胀的工业和金融实力，向世界头号海军强国英国发出了挑战。美国海军部长丹尼尔斯宣称，将在5年内建造 137艘军舰，“建设一支世界上最强大、最优秀的海军”。英国不甘示弱，首相劳合·乔治表示：“大不列颠宁愿花尽最后一分钱，也要保持海军对美国或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优势。”日本为了与美英一争高下，雄心勃勃地制定了“八八舰队”计划，即拥有两支强大的舰队，每支舰队有主力舰8艘，每8年更新一次。紧接着，法国和意大利也兴冲冲地加入了这场不见硝烟的军备大战。
但随着一艘艘战舰的下水，军费开支陡然大增，各国财政纷纷捉襟见肘。列强们开始尝到了军备竞赛的苦头，各国人民要求裁军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在这一背景下，美国总统沃伦·加梅利尔·哈定倡议召开限制海军军备的会议，得到了各国的响应，这就是影响深远的“华盛顿会议”的由来。
由于巴黎和会的失败，世界格局中的重要议题不仅仅是海军军备问题，还有很多影响和平的问题，尤其是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特别是在中国的利益冲突。于是，出席华盛顿会议的扩大为9个国家：美国、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葡萄牙和中国。
中国北京政府即北洋政府派出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为全权代表，余日章、蒋梦麟为国民代表，朱佛定为秘书，共130多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出席。原计划还有广州国民政府外交次长伍朝枢为代表，但是孙中山不承认北京政府，要求自派代表团，不被各国接受，伍朝枢遂未赴会。
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上述9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了国际会议。议程主要有两项：一是限制海军军备问题；二是太平洋和远东问题。为此组成两个委员会：“限制军备委员会”由英、美、日、法、意5个海军大国参加；“太平洋及远东问题委员会”则由9国代表都参加。两个委员会分别进行讨论。
实际会议的过程中，各国的发言权是严重不平等的。美国、英国、日本处于第一等级，参与决定所有重大问题；法国其次，有时被前述3国置之不理；意大利还不如法国，在一些议题上被排除；比利时、荷兰、葡萄牙重在参与，满足于分得一小杯羹；中国则处于最下一级，完全为维护自己被侵犯的权益而来，对其他议题没有什么影响。
会议经过长时间激烈交锋，各与会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协定和决议案。其中对世界均势影响最大的是《五国海军条约》，它规定五国主力舰总吨位限额为：美、英各52.5万吨，日本31.5万吨，法、意各17.5万吨。条约还严格限制了主力舰和航空母舰的吨位和建造，对于其他舰船也有相应的规定。
中国为自己达成了两项成果：一是中日双方签署的《解决山东悬案条约》；二是《九国关于中国事件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通常简称为《九国公约》。
《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在法律形式上结束了日本对山东的军事占领和政治控制，中国收回了部分丧失的主权。但中国也为此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不仅要偿付高额的铁路赎金等，更为重要的是日本通过安插日本人任车务长及会计长，仍然牢牢控制着胶济铁路。
《九国公约》表示，尊重中国的主权与独立，领土与行政的完整，确立各国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原则。有关条文规定，九国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专门研究中国的关税政策。实际上使中国恢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
这次华盛顿会议，中国成功收回山东权益，是近代中国在没有武力后盾的情况下，外争国权的第一次重大成就。但是，由于中国政府在解决山东问题时仰赖美、英的帮助，因而作为妥协，未能在取消治外法权、撤退外国军警、恢复关税自主权、取消势力范围等方面取得实质性成果。
华盛顿会议后，日本在山东的利益受到抑制，遂转为重点扶持东北的奉系军阀。从地缘政治上，东北直接与日本统治下的朝鲜接壤，又是与宿敌苏俄利益交叉的地区，所以成了日本扩张势力的不二之选。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为了争胜中原，也需要靠上一个帝国主义后台。因此日本与奉系一拍即合。在这种有利条件下，奉系通过战争的胜利，已经雄霸东北和华北，把持了北京政府，成为中国最强大的一支军阀。另外，盘踞在山西的阎锡山也跟日本往来密切。
英国主要凭借两次鸦片战争的胜利获得了在华最大的势力范围，以不平等条约开放的商埠（经济发达城市）来计算，甚至比第二和第三位的日本和俄国加起来都多。由于其大多数条约商埠都在长江流域以南，所以扶持南方的军阀更能保护它的利益。于是，英国联合美国，支持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前者掌握着湖南、湖北、河南以及河北、陕西的部分地区，后者控制着富庶的东南五省。
美国是帝国主义列强中的后起之秀，因此早期在华势力范围还不及法国。美国意图限制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张，所以与英国联手支持直系军阀，包括吹捧吴佩孚，派遣顾问，派军舰掩护，等等。但是，美国人信奉实用主义，更重视商业实利，同时向直系和奉系两边都卖武器，大发战争之财。
从1946年7月到1949年1月，在仅仅两年半的时间里，蒋介石用以发动全面内战的国民党军队主力已基本被全部歼灭，蒋介石已走向穷途末路。在人民解放战争迅速胜利发展的形势下，1949年元旦，蒋介石不得不假意求和，发表了向中国共产党求和的声明。
针对蒋介石的假和平攻势，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达到真正和平的八项条件。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政府及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这一声明获得了全国人民及各民主党派的一致赞同和拥护。
已经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人物及其他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5人，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于1月22日联合发表声明《对时局的意见》，明确表示对于召开新政协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他们“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一致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
1949年1月1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指出：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和伪法统、改编一切反动军队等八项条件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
从1946年7月到1949年1月，在仅仅两年半的时间里，蒋介石用以发动全面内战的国民党军队主力已基本被全部歼灭，蒋介石已走向穷途末路。在人民解放战争迅速胜利发展的形势下，1949年元旦，蒋介石不得不假意求和，发出了元旦文告，列举了向中国共产党“求和”的条件：保留伪宪法、保留伪法统、保留反动军队等五项条件。
针对蒋介石的假和平攻势，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1月14日发表了著名的时局声明，声明中提出了达到真正和平的八项条件。
声明主要内容如下：
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
（一）惩办战争罪犯；
（二）废除伪宪法；
（三）废除伪法统；
（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
（五）没收官僚资本；
（六）改革土地制度；
（七）废除卖国条约；
（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中国共产党认为，上述各项条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公意，只有在上述各项条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
——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1949年1月14日）
1949年1月15日，人民日报刊发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毛泽东主席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
声明发布后，全国人民及各民主党派一致响应，表示赞同和拥护。1月22日，已经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人物及其他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5人联合发表声明，表示坚决拥护毛泽东主席的八项和平条件，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假和平阴谋。
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发表《对时局的意见》。
从1946年7月到1949年1月，在仅仅两年半的时间里，蒋介石用以发动全面内战的国民党军队主力已基本被全部歼灭，蒋介石已走向穷途末路。在人民解放战争迅速胜利发展的形势下，1949年元旦，蒋介石不得不假意求和，发表了向中国共产党求和的声明。针对蒋介石的假和平攻势，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达到真正和平的八项条件。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政府及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这一声明获得了全国人民及各民主党派的一致赞同和拥护。
已经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人物及其他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5人，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于1月22日联合发表声明《对时局的意见》，明确表示对于召开新政协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他们“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一致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
他们还深刻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假和平攻势，指出国民党反动派快要土崩瓦解了，其“军事挣扎既已绝望，乃改变花样，企图以政治阴谋苟延残喘”，企图“争取时间，让反革命残余势力在大江以南或边远省份作最后挣扎”。
他们强调说“革命必须贯彻到底，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绝无妥协与调和之可能”，并表示完全支持中共领袖毛泽东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
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发表《对时局的意见》，支持和鼓舞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为人民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9年1月6日《中国致公党最近对时局之声明》发布。
1949年元旦，毛泽东在新年献词中提出“将革命进行到底”。1949年1月6日，致公党发表《中国致公党最近对时局之声明》，表示：“中国当前正是民主势力与反民主势力决斗的阶段，也就是革命势力要彻底消灭反革命势力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决没有中间路线和妥协的余地。”
1949年1月14日，针对国民党政府的“和平攻势”，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名义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宣布八项和平条件，号召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为实现真正的和平而奋斗。毛泽东主席的声明，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的热烈拥护。
1949年1月22日，已经到达解放区的致公党和各民主党派共55人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表示完全赞同毛泽东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郑重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贯彻始终；认为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绝无妥协与调和之可能，人民民主阵线之内，绝无反动派立足之地，亦绝不允许有所谓中间路线之存在。
《涉台用语》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机构与新闻、媒体、出版、教育等非政府机构在涉及中华民国政府机构、人员身分、证件名称、法律法规等方面时所使用的系列术语 ，包括英文译名，以及其它禁止事项。 在宣传、新闻领域，或称为涉台宣传用语、涉台新闻用语。 此外，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某一领域所推动形成的产业术语。
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基于一个中国原则，不承认1949年10月1日之后《中华民国》的存在，并且《否认》现在位于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的合法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相关规定，中国大陆境内和国际活动时，使用涉及中华民国的用语时不承认中华民国为一个国家，不使中华民国政府相关机构、官员正式称呼以及特定名词，禁止出现中华民国纪年 和中华民国国家象征。
同时，不可以简单地用「台湾」、「台」取代中华民国，以避免符合台独势力去中国化的意图，以及赋予其主权国家（台湾国）的含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承认在1949年建国之前存在的中华民国，仍承认中华民国大陆时期，但主张在1949年后，中华民国已经消灭，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代表。 台湾时期的中华民国不是合法主权国家，只是地方政权。
涉台用语以「台湾地区领导人」或「台湾当局领导人」取代中华民国国家元首正式官衔－中华民国总统最为典型。 该称谓用「台湾地区」表示不承认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是「一个国家」，使用「台湾当局」表示不承认是政府，使用「领导人」表示不承认是总统或国家元首。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两岸就此产生事实分治的局面。 此前，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中国共产党政权和中华民国（中国国民党）政府就互相贬称为「匪」 。 除了蒋匪、共匪的贬称外，中华民国方面以中共称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则以国民党政府、台湾当局、蒋介石集团等称呼中华民国政府。
1950年代至1960年代，在厦门与中华民国国军对峙、从事台海心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地播音员，对国军称谓由「蒋匪军」过渡到「国民党军」、「蒋军」。
1979年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政治态度转变。 基层对台广播时，对国军称呼从蒋军转为国民党军。
1980年代初，邓颖超在厦门视察时曾鼓励基层人员，以「台湾同胞」取代「敌人」一词称呼。 两岸关系缓和、敌意减轻后，双方亦未互相承认。
1987年时，《新闻出版署关于转发外交部《关于国内出版物出现台湾伪称问题》来函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将“中华民国”之类的正式称谓称为“伪称”， 中华民国国旗称为「伪旗」。 认为此类情况，不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反对「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 因此「如果我出版物中确需刊登有『中华民国』称谓的内容，建议将伪称加引号。」新闻出版署在通知中明确支持外交部建议。 日后，该通知被视为涉台用语相关档案之一。
2002年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颁布了《关于正确使用涉台宣传用语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系涉及对中华民国政府的各机构以及 中华民国总统所称呼的规范，在中国大陆的媒体普遍使用。 这被认为是涉台用语的指导档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在2015年12月实施《两岸婚姻家庭服务术语》，以及《涉台婚姻登记机关服务规范》，试图设定两岸婚姻领域的产业术语。
2016年3月，中共中央台办、中国外交部、中共中央宣办对《关于正确使用涉台宣传用语的意见》进行了修订。 该份意见实质为对媒体及出版物报导及提及涉台相关内容的规定，由于当年蔡英文当选中华民国总统，两岸关系更加紧张，因此该意见的执行比以往 更加严格。 根据此意见，中华民国总统被称为「台湾地区领导人」、「台湾当局领导人」，且除了「陆委会」外，中国大陆媒体不直接使用中华民国以「国家」、「中央」、 「全国」名义设立的官方机构名称，对台湾的总统府、五院（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及其下属机构，如内政部、文化部等变通处理。 如对总统府，可称其为“台湾当局领导人幕僚机构”、“台湾当局领导人办公室”，对立法院可称其为“台湾地区立法机构”；对行政院可称其为“台湾地区行政 管理机构」；对行政院的各部会可称其为「台湾某某事务主管部门」、「台湾某某事务主管机关」，如文化部可称其为「台湾文化事务主管部门」，中央银行可 称为「台湾地区货币政策主管机关」，金管会可称其为「台湾地区金融监理机关」。
获准在中国大陆落地的境外电视台，如凤凰卫视，一般以「台湾领导人」的称谓来指称中华民国总统，而中国大陆媒体一般不称中华民国总统为「台湾省省长」，但是也有例外， 例如环球网曾将现任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称为「蔡省长」。 但若新闻中无法避免正式称谓，则需在其官衔或机构名称加上引号，如“中华民国总统”、“总统府”等，并且经常在引号前加上“所谓” 二字，或将出现 的中华民国国旗画面或总统字眼打上马赛克。 中国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CCTV-4）《海峡两岸》节目中如出现在台湾相关人士相关论述中出现台湾当局以「国家」、「中央」、「全国」名义设立的机构或其他相关用语时 ，会对后制的字幕中的相关用语进行修改，如「立法委员」在字幕中会改为「民意代表」。 福建广播电视台、观察者网在使用台湾网路图片或影片素材的时候，除了在电视节目主持人口播中会在引号之前加上「所谓」二字，还会将台湾方面来源的原素材图片 影片文字中「总统」「行政院」等相关字眼在后制中人为加上引号。 有时候由于后制痕迹不明显以至于看不出来，部分网友并未察觉到引号是大陆方面后期加上去的，实际上台湾方面来源的原素材并无引号。
有作者根据《意见》概括出三种涉台用语问题处理方法，一是，「变通回避法」；二是，「加引号直接使用法」；三是，「不加引号直接使用法」。 「不加引号直接使用法」主要用于「出现在文献中或随文注释中的资料名称，还有就是行文中的引文」。 该作者认为《意见》没有对这种情况明确规定，「只要不引起负面误会和不良反应，而且语境确有需要」，应该可以直接使用。
《意见》第一项第1条即规定，不使用「中华民国」一词，也一律不使用中华民国纪年。 使用自称时，不涉及台湾的宣传报导不以「大陆」、「中国大陆」取代中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亦不可取代「全国」。
台湾当局又称「台湾方面」、「台湾相关面向」，简称「台当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1949年10月1日之后管辖台澎金马的中华民国政府的称谓，而不使用「中华民国 政府”或“台湾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认为自1949年其政府成立以来，已取代中华民国政府成为唯一的中国政府，不承认1949年迁至台湾以来的中华民国政府。 亦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作者，依「台湾当局」一词及马英九政府时期两岸官员「定期会晤、互称官衔」，认为两岸政府「在一定行政层级、在一定领域范围内『预设』对方公权力 的『合法性』」。
1949年后，海峡两岸互不承认。 中华民国方面以中共称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则先后以国民党政府、蒋介石集团、台湾当局等称呼中华民国政府。
1987年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在官方档案中将「中华民国」之类的正式称谓视为「伪称」。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及新华社相关规定，对1949年以后迁往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不得直接称呼其名称。
国台办在回应香港部分历史教材把以往的「中华民国政府迁台」改为「中国国民党迁台」时表示「1949年国民党政权…退居台湾岛，从此丧失了代表全中国合法政府的地位 」。
台湾当局领导人或台湾地区领导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总统的正式称谓。 2002年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颁布《关于正确使用涉台宣传用语的意见》，规范涉台用语。 2016年3月，修订《正确使用涉台宣传用语的意见》。 第一项第一条，严禁用「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称呼台湾地区正（副）领导人，可称为「台湾当局领导人（副领导人）」、「台湾地区领导人（副 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