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新中国成立后的台湾该如何称谓
《涉台用语》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机构与新闻、媒体、出版、教育等非政府机构在涉及中华民国政府机构、人员身分、证件名称、法律法规等方面时所使用的系列术语 ，包括英文译名，以及其它禁止事项。 在宣传、新闻领域，或称为涉台宣传用语、涉台新闻用语。 此外，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某一领域所推动形成的产业术语。
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基于一个中国原则，不承认1949年10月1日之后《中华民国》的存在，并且《否认》现在位于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的合法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相关规定，中国大陆境内和国际活动时，使用涉及中华民国的用语时不承认中华民国为一个国家，不使中华民国政府相关机构、官员正式称呼以及特定名词，禁止出现中华民国纪年 和中华民国国家象征。
同时，不可以简单地用「台湾」、「台」取代中华民国，以避免符合台独势力去中国化的意图，以及赋予其主权国家（台湾国）的含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承认在1949年建国之前存在的中华民国，仍承认中华民国大陆时期，但主张在1949年后，中华民国已经消灭，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代表。 台湾时期的中华民国不是合法主权国家，只是地方政权。
涉台用语以「台湾地区领导人」或「台湾当局领导人」取代中华民国国家元首正式官衔－中华民国总统最为典型。 该称谓用「台湾地区」表示不承认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是「一个国家」，使用「台湾当局」表示不承认是政府，使用「领导人」表示不承认是总统或国家元首。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两岸就此产生事实分治的局面。 此前，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中国共产党政权和中华民国（中国国民党）政府就互相贬称为「匪」 。 除了蒋匪、共匪的贬称外，中华民国方面以中共称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则以国民党政府、台湾当局、蒋介石集团等称呼中华民国政府。
1950年代至1960年代，在厦门与中华民国国军对峙、从事台海心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地播音员，对国军称谓由「蒋匪军」过渡到「国民党军」、「蒋军」。
1979年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政治态度转变。 基层对台广播时，对国军称呼从蒋军转为国民党军。
1980年代初，邓颖超在厦门视察时曾鼓励基层人员，以「台湾同胞」取代「敌人」一词称呼。 两岸关系缓和、敌意减轻后，双方亦未互相承认。
1987年时，《新闻出版署关于转发外交部《关于国内出版物出现台湾伪称问题》来函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将“中华民国”之类的正式称谓称为“伪称”， 中华民国国旗称为「伪旗」。 认为此类情况，不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反对「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 因此「如果我出版物中确需刊登有『中华民国』称谓的内容，建议将伪称加引号。」新闻出版署在通知中明确支持外交部建议。 日后，该通知被视为涉台用语相关档案之一。
2002年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颁布了《关于正确使用涉台宣传用语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系涉及对中华民国政府的各机构以及 中华民国总统所称呼的规范，在中国大陆的媒体普遍使用。 这被认为是涉台用语的指导档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在2015年12月实施《两岸婚姻家庭服务术语》，以及《涉台婚姻登记机关服务规范》，试图设定两岸婚姻领域的产业术语。
2016年3月，中共中央台办、中国外交部、中共中央宣办对《关于正确使用涉台宣传用语的意见》进行了修订。 该份意见实质为对媒体及出版物报导及提及涉台相关内容的规定，由于当年蔡英文当选中华民国总统，两岸关系更加紧张，因此该意见的执行比以往 更加严格。 根据此意见，中华民国总统被称为「台湾地区领导人」、「台湾当局领导人」，且除了「陆委会」外，中国大陆媒体不直接使用中华民国以「国家」、「中央」、 「全国」名义设立的官方机构名称，对台湾的总统府、五院（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及其下属机构，如内政部、文化部等变通处理。 如对总统府，可称其为“台湾当局领导人幕僚机构”、“台湾当局领导人办公室”，对立法院可称其为“台湾地区立法机构”；对行政院可称其为“台湾地区行政 管理机构」；对行政院的各部会可称其为「台湾某某事务主管部门」、「台湾某某事务主管机关」，如文化部可称其为「台湾文化事务主管部门」，中央银行可 称为「台湾地区货币政策主管机关」，金管会可称其为「台湾地区金融监理机关」。
获准在中国大陆落地的境外电视台，如凤凰卫视，一般以「台湾领导人」的称谓来指称中华民国总统，而中国大陆媒体一般不称中华民国总统为「台湾省省长」，但是也有例外， 例如环球网曾将现任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称为「蔡省长」。 但若新闻中无法避免正式称谓，则需在其官衔或机构名称加上引号，如“中华民国总统”、“总统府”等，并且经常在引号前加上“所谓” 二字，或将出现 的中华民国国旗画面或总统字眼打上马赛克。 中国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CCTV-4）《海峡两岸》节目中如出现在台湾相关人士相关论述中出现台湾当局以「国家」、「中央」、「全国」名义设立的机构或其他相关用语时 ，会对后制的字幕中的相关用语进行修改，如「立法委员」在字幕中会改为「民意代表」。 福建广播电视台、观察者网在使用台湾网路图片或影片素材的时候，除了在电视节目主持人口播中会在引号之前加上「所谓」二字，还会将台湾方面来源的原素材图片 影片文字中「总统」「行政院」等相关字眼在后制中人为加上引号。 有时候由于后制痕迹不明显以至于看不出来，部分网友并未察觉到引号是大陆方面后期加上去的，实际上台湾方面来源的原素材并无引号。
有作者根据《意见》概括出三种涉台用语问题处理方法，一是，「变通回避法」；二是，「加引号直接使用法」；三是，「不加引号直接使用法」。 「不加引号直接使用法」主要用于「出现在文献中或随文注释中的资料名称，还有就是行文中的引文」。 该作者认为《意见》没有对这种情况明确规定，「只要不引起负面误会和不良反应，而且语境确有需要」，应该可以直接使用。
《意见》第一项第1条即规定，不使用「中华民国」一词，也一律不使用中华民国纪年。 使用自称时，不涉及台湾的宣传报导不以「大陆」、「中国大陆」取代中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亦不可取代「全国」。
台湾当局又称「台湾方面」、「台湾相关面向」，简称「台当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1949年10月1日之后管辖台澎金马的中华民国政府的称谓，而不使用「中华民国 政府”或“台湾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认为自1949年其政府成立以来，已取代中华民国政府成为唯一的中国政府，不承认1949年迁至台湾以来的中华民国政府。 亦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作者，依「台湾当局」一词及马英九政府时期两岸官员「定期会晤、互称官衔」，认为两岸政府「在一定行政层级、在一定领域范围内『预设』对方公权力 的『合法性』」。
1949年后，海峡两岸互不承认。 中华民国方面以中共称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则先后以国民党政府、蒋介石集团、台湾当局等称呼中华民国政府。
1987年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在官方档案中将「中华民国」之类的正式称谓视为「伪称」。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及新华社相关规定，对1949年以后迁往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不得直接称呼其名称。
国台办在回应香港部分历史教材把以往的「中华民国政府迁台」改为「中国国民党迁台」时表示「1949年国民党政权…退居台湾岛，从此丧失了代表全中国合法政府的地位 」。
台湾当局领导人或台湾地区领导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总统的正式称谓。 2002年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颁布《关于正确使用涉台宣传用语的意见》，规范涉台用语。 2016年3月，修订《正确使用涉台宣传用语的意见》。 第一项第一条，严禁用「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称呼台湾地区正（副）领导人，可称为「台湾当局领导人（副领导人）」、「台湾地区领导人（副 领导人）」。
起诉莫言的风波中，“好得很”和“糟得很”的声音都很强烈。真正的民意是什么，信仰和立场不同，站在不同的旗帜下面，意见一定会截然相反。要想终结争论，就一定要寻找到这场风波的源头。
莫言的小说一度被认定为是中国文学的一座丰碑，是一个时代的文学巅峰。不过那是一个中国社会陷入了文化上自我否定，活在了别人思维模式中的走资派时代;那是一个中国知识精英对美西方极度崇拜并视为文化和精神上宗主国的时代。
莫言今天从神坛上跌了下来，根本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时代变了。莫言风波本质上是西方话语霸权走入了黄昏，西方的道德形象开始碎裂，西方文化和价值观走下神坛的同时也把莫言扯下了神坛。只有读懂今日世界，才能读懂莫言风波和这场风波最终会走向哪里。
中国是低着头融入这个世界的。36年前的那个夏天，一曲“河殇”奏响了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的挽歌。从“河殇”流出的那一刻起，中华民族就面临着一场知识精英的集体背叛，就成了一个“在精神和文化上被美国占领的国家”。
莫言的小说就是“河殇”最好的文学注解，是这个古老民族背负着罪感和耻感文化走入历史虚无主义最值得夸耀的“河殇”文学。他的小说同所有领域的“河殇”汇聚到一起，一个全盘西化，最终被征服者在思想上控制和奴化的时代就诞生了。
“河殇”和莫言的小说，都是文化殖民化的产物，都是精神和文化被别国控制后的次生性文化。一个国家和民族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全面怀疑自己，就是给自己匹配了征服者的价值观。在摧毁中华民族的精神意识，道德根基，自尊自信方面，“河殇”和莫言可谓难分伯仲，异曲同工。
当一国知识分子全盘否定自己，甚至为自己是个中国人而自惭形秽的时候，这个国家的文明自信就彻底崩溃了。希拉里说过，“通过巧妙运用美国文化软实力，就可以轻松地控制中国”。当中国的知识精英和文化被美西方彻底收编之后，这话还真的不是危言耸听。
有过这样一个段子：“中美各驱逐了对方五家媒体，请问美国失去了多少媒体?答案是十家”。无论你把这个段子中的媒体换成作家、经济学家、教育家，还是法律专家，最后的答案都是一样的。这就使美国在中国形成了强势的话语权，通过经济买办和文化买办完成了中国经济和文化主权的悄然转移。
几十年来，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殖民地色彩无法视而不见。中国的人文和道德在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文化渗透面前已经是千疮百孔，中国社会的传统信仰和崇拜内容已经被彻底颠覆。在这方面，“河殇”和莫言功不可没。美西方颁奖给莫言，可谓是目光如炬，慧眼识人。
斯大林说过，当历史的火车头转向的时候，一定会有人被甩出去。今天这个世界正在发生巨变，在“东升西降”中西方霸权衰落的最重要特征就是文化的衰落，当西方的价值观无法再对新兴国家输出时，莫言跌落凡尘和“河殇”的干涸枯窘就顺理成章地发生了。
四年前马克龙在哀叹西方霸权走入终点的时候就说过，“当这些新型国家找到了自己的国家文化，并且开始坚信它时，他们就会逐渐摆脱西方霸权过去灌输给他们的哲学文化”。对于这一点，我们的很多人还真的没有这位颜值很高的“小马哥”看得清楚。
西方周期性危机正在让资本主义油尽灯枯，随着美式民主的黯然失色和价值观的完全破产，“河殇”和莫言的时代过去了。所有不甘心成为西方经济和精神奴隶的人们正在掀起一场公开的审判，为曾经遭受的经济和文化劫掠寻求一个公道，这才是莫言风波最真实的背景。
统治中国思想和文化界几十年的西方价值观正在走入末日时刻，犹太跨国资本正在引起全世界的愤怒，并且做好了和他们斗争的准备。莫言风波骨子里是一个时代的碰撞和觉醒，是一个5000年的民族正在剪掉心中那条粗大的美国辫子，正在反思和拷问自己的灵魂。
莫言风波最大的意义，就是让人们看清了那个庞大的，占据着有利位置，被赋予了道德优越感的“河殇派”来自哪里;看清楚了我们的经济，文化，教育，传媒，法律被深度渗透后的颜色;同时也看清楚了这些人让中华民族活在西方价值观当中有多么可怕。
正是这种觉醒，才能让横行无忌的“毒教材”“毒插图”“毒字典”“毒小说”多年后被一个个地扒了出来，放到了阳光下面。这不仅仅是社会性的应激反应，而是思想领域最珍贵的民族抵御力量，是21世纪中国摆脱精神压迫的一场文化解放运动，是国本国运国脉的觉醒。
被西方称为“良心之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在目睹苏联解体的悲惨之后痛彻心扉地说，“我的所作所为，对不住苏联和苏联人民，我的作品害了我的祖国”。索尔仁尼琴是一个有过错的人，但也是一个热爱自己祖国的人，是一个有良知的人。
中国的“河殇派”精英会有这样的反思吗，我估计不会。1945年日本战败后，朝鲜半岛上自杀“殉国”的朝鲜人比日本本土还要多。这就是奴隶的悲哀，他们的心灵脱离了主子已经无处安放，他们最大的解脱就是带着主子强行为自己注入的灵魂离开这个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成为人们对这个世界发展的主流认识。这个大变局不仅包括政治经济的巨变，同样也蕴含着丰沛的精神文化的变革冲动。今天中国的崛起已经不是钱的问题，甚至不是科技问题，而是文化问题。莫言走下了神坛，标志着中国文化进入一个拂晓时刻。
莫言不会有事情，他和柳传志方方一样都不会有事情。因为“河殇”时代还没有彻底结束，新的时代还没有完全到来。尽管他们像霜打了的茄子一样，但是距离彻底烂掉还需要时间。他们“过去30年所有启蒙的努力失败了”，他们和我们都要重新适应一个新的时代。
中国正在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文化和文学的脱胎换骨和真正繁荣同样需要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老百姓都能够接受和相信的有效意识形态。文化认同才是最深层次的国家认同，我们只有踏着“河殇”的尸骸才能走上一个新的起点。
今天中国正在经济上去依附，在文化上去殖民，正在逐渐远离几十年来依附型次生性的经济和文化结构。莫言风波正是这个过程中的一场文化和精神洗礼，只有搞清楚这一争论牵扯到的重大理论是非，才能同曾经像空气一样包裹着我们的“河殇”文化郑重地道别。
当然，只要“河殇派”仍然占据着优势地位，就不能医治中华民族文化上的创伤，也无法产生具有民族性和人民性的强势文化。中国文化也就无法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入主动，由自卑走向骄傲。莫言风波也许仅仅是一个前戏，文化革命的浪潮才更加值得期待。
思想文化从来都是经济结构的折射，中国正在纠正之前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乾坤旋转也必然会随之发生。中国要维护自身的纯洁性和正义性，就不能对西方的意识形态投降。这就使“河殇派”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精神亡国者，他们的溃败已经无法避免。
中美必有一战，这在美国已经成为共识。中国虽然没有亮明态度，但是也在积极准备。中美决胜的关键就在于谁的纠错能力更有效，在这些准备当中，文化准备是其中重要的内容。要摆脱来自西方的精神束缚，一团和气显然解决不了问题，一场冲突和对决已经开始热身。
今天的中国不但要进行经济建设，更要建构精神国力，积累文化软实力，形成具有世界性的文化影响力和精神感召力。“河殇”和莫言的时代结束了，中国走入了重建“道统”这个国家最高价值观的道路上，正在重建文化的人民性和自主性，正在夺回已经丧失的文化话语权。
莫言风波更像是一个探路者，是寻找新文化必然经历的一段路径。一个民族的文化信仰，决定这个民族的前途。只有充满文化自信的民族，才是拥有未来的民族，才能在21世纪傲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在百年大变局当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
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1928年12月张学良宣布改旗易帜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实现了表面上的中国的统一。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延续22年的蒋介石国民党反动统治，颇受文艺创作者的青睐，以这一时期为创作背景的文艺作品层出不穷。而在文学创作的影响下，不少网民对民国进行美化和浪漫主义描述，认为民国时期是一个崇尚民主、自由、知识的时代，认为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政治开明、经济繁荣、文化自由，更有甚者认为当前对蒋介石统治集团与国民党军队的种种负面评价是中国共产党的污蔑攻击。那蒋介石的民国是否真得像部分影视剧或文学作品中所说那么美好吗？
蒋介石专制独裁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实行的是代表地主阶级、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一党专政和军事独裁统治，通过建立庞大军队、推行特务统治、实行联保连坐等方式巩固专制统治，与民主政体背道而驰。
1929年3月，蒋介石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规定：“中华民国人民须服从拥护中国国民党，……始得享受中华民国国民之权利”；“对中华民国之政权治权”，要由蒋介石国民党“独负全责”。
1931年5月，蒋介石国民党主持的国民会议通过《训政时期约法》，第30条明确规定“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其职权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之”，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将权力集中于蒋介石个人。
蒋介石国民党建立了庞大的军队，1929年3月官方材料披露，“全国军额达二百万”，还大力加强地方反动武装，将人民置于武装力量的严密控制和监视之下。
蒋介石扶植“CC”派和复兴社势力，建立庞大的特务组织，如隶属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隶属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以及“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大规模推行特务政治，以增强对各种政治力量及广大民众的有效控制。
蒋介石国民党大力推行保甲制，1934年12月经中政会第432次会议议决，行政院通令各省市普遍办理地方保甲，强制实行联保连坐，加强了对广大群众的控制束缚。《乡镇保甲长须知》中规定“各户户长应联络甲内全体户长共具联保连坐切结，声明结内各户互相劝勉监视，不为匪通匪纵匪，如有违反者，他户应即报明，倘瞻徇隐匿，联保各户实行连坐”。
蒋介石思想禁锢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大力推行文化专制，用封建法西斯主义对人民进行思想禁锢与精神控制，与思想自由背道而驰。《训政时期约法》虽规定了人民的结社集会之自由、发表言论及刊行著作之自由、请愿之权等，并强调“非依法律不得停止或限制之”，但为了控制舆论，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大肆剥夺人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从1929年起就相继颁布《宣传审查条例》《出版法》等严格限制书籍刊物的编辑、出版、发行，还设立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查禁具有进步倾向的文化作品，对进步作家进行监视、拘捕甚至枪杀。
1930年至1933年间，李伟森、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洪灵菲、潘漠华、应修人、宗晖等先后牺牲。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1936年制定的《取缔反动文艺书籍一览》《取缔社会科学反动书刊一览》，被查禁的文艺书籍和社会科学书刊就多达1040种。为了与敌人周旋，保存革命文化阵地，鲁迅这一时期使用过的笔名达70多个。
蒋介石公开鼓吹法西斯主义，在1931年5月国民会议开幕词中提到，法西斯蒂政治理论能保证“最有效能的统治权”，而且“合于大同原则”。此后，“CC”派和复兴社开展了宣传法西斯主义的竞赛，大力鼓吹“三民主义为体，法西斯主义为用”。蒋介石亲自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目的也在于禁锢人们的言行，正如他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中所说要“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礼义廉耻，也被蒋介石视为“根本剿灭土匪之最良武器”，用以加强全体民众的反共意识，使民众俯首帖耳地服从国民党反动统治。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官员上下贪污腐败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采取一系列有利于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的政策和措施，控制全国经济命脉，对广大群众进行超经济的榨取和掠夺，与为民谋利背道而驰。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中央和南京政府高级官员利用手中权力，通过公开勒索、贪污、投机倒把、借款、发行公债和增加税率等手段，把许多国家财产变成由他们任意支配的私产，形成了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一大批新的官僚兼买办的资本家。他们与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结合，成为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垄断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成立“四行联合办事总处”，控制了全国经济命脉，为滥发纸币、大规模发行公债打开了道路。
从1927年到1936年，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共发行26亿元公债。抗战期间，发行17种国内公债，共计法币151.92亿元，关金1亿金单位，英金2000万镑，美金2.1亿元。政府发行公债是以捐税作为担保，公债发行越多，人民承受的捐税负担就越重。
1934年，湖北省田赋附加税达61种，江苏省更是多达147种。而公债又由“四大家族”控制的银行以低价承购，通过高利率还本付息获取暴利。官僚资本集团通过资源委员会和工矿调整委员会对民族工业进行大规模掠夺和吞并，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官僚资本已占到整个工业资本的2/3。官僚资本不是在正常的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积累起来的，而是官僚资产阶级利用超经济的特权，主要在从事金融和商业投机的过程中，在充当外国帝国主义的买办的过程中，通过掠夺广大劳动人民和兼并民族工商业而发展起来的，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阻碍。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各级军政官员在收复区内进行掠夺性接收，以“接收”名义加以侵吞。以北平为例，被接收的日、伪物资，入库的数量不足五分之一，其余绝大部分被接收官吏据为己有。《大公报》于1945年9月27日发表的社评称：这种行为“几乎把京沪一带的人心丢光了”。
民不聊生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滥发纸币，使经济危机加剧，通货膨胀严重，贫富差距巨大，广大群众的生活陷入极度困境，与安居乐业背道而驰。
据江苏省民政厅统计，1928年至1934年间，省内拥有1000亩以上土地的大地主共374个，其中77个为国民党官吏，这就决定了国民党政府必然要维护封建土地占有关系和地租剥削制度。苛捐杂税众多，加之灾害频发，广大农民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
1937年出版的《中国救荒史》记载，从1928年到1930年，全国因受灾而死亡的人数达1000万，1931年受灾人数超过5000万。由于国民党政府到处抓兵拉夫、横征暴敛，造成田园荒芜，农民逃亡。
1946年，湖南、广东已有40%的耕地荒芜。国民党政府实施的币制改革，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发展，但也使官僚资本极大膨胀。为了应对猛增的军费开支，弥补财政赤字，国民党政府无限制地滥发纸币，更是造成了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急剧上涨，使百姓遭到洗劫，民族工商业走向破产。
1947年7月24日，美联社电讯发表一则材料，称法币100元可买的物品：1937年为两头牛，1938年为一头牛，1941年为一口猪，1943年为一只鸡，1945年为一只鱼，1946年为一个鸡蛋，1947年为三分之一盒火柴。
到1948年8月，法币发行额已比1937年全民族抗战前增发47万多倍，物价暴涨725万多倍。美国学者易劳逸曾评价道：贬值的货币就像染上白血病的血液在这个国家流淌，“使整个机体、军队、政府、经济和社会普遍虚弱”。
1947年，工业产量较1936年减少30%，农作物产量减少33%-40%，各地饥民达1亿人以上。1947年3月至7月，38个城市发生抢米风潮，17万城市贫民参与其中。
当时的报纸感慨道：“中国不亡于日本，如今却要亡于经济总崩溃”。严重的经济危机，给全国各阶层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也激起了广大人民的强烈不满，他们不得不团结起来，同国民党政府作你死我活的斗争。
四面楚歌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破坏团结抗战大局，大肆迫害爱国民主力量，镇压日益高涨的人民运动，将自己置于了人民的对立面，与民族大义背道而驰。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亲日派公开投降。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也表现出很大的妥协倒退倾向。
1939年1月蒋介石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溶共”“防共”“限共”方针。后国民党成立反共的“特别委员会”，陆续制定和秘密颁发《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文件，大肆进行反共宣传，设立集中营囚禁和杀害共产党员、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并且发动三次反共高潮，残酷镇压人民的抗日民主活动。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国民党统治集团公然违背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肆意破坏和撕毁政协协议，悍然发动全面内战。随着国民党统治区政治、经济危机不断加深，民众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
先后爆发“一二·一”运动、抗暴运动、“五二〇”运动、反美扶日大游行等，其中参加抗暴运动的学生总数达到50万人，“五二〇”运动则波及60多个大、中城市。仅1947年，参加罢工斗争的工人就达到320万以上，波及20多个大中城市，涉及50多个行业。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还对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充满敌意，不断进行残酷迫害。
1946年2月10日，制造“较场口事件”，在重庆举行的庆祝政协成功大会上打伤民主人士郭沫若、李公朴、施复量、章乃器等多人。
1946年7月11日和15日，国民党特务先后暗杀著名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李公朴和闻一多。
1947年10月7日，杀害民盟中央常委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
1947年10月27日，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民盟总部被迫解散，许多成员转入地下坚持斗争。在人民解放战争接近最后胜利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工农群众和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以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都团结在了中国共产党周围，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政治上完全孤立，已经处在了全民的包围中。
可以说，正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和腐败没落，促成了中国革命高潮的早日到来。
这样一个与民主政体、思想自由、为民谋利、安居乐业、民族大义背道而驰的政权，其灭亡是不可避免的。
丧尽民心的腐朽政权，最终只能被人民所抛弃。
一些文艺作品中对民国时期与国民政府的讴歌，只是对历史一厢情愿的想象。不能以精英阶层的幸福生活掩盖底层大众的种种苦难，因为创造和书写历史的正是广大群众。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是毛泽东的经典名句。这句话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来的呢？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1948年11月11日，毛泽东在西柏坡给东北野战军负责人和各中央局、各前委负责同志发出一封电报。
此时，辽沈战役刚刚结束，淮海战役正在进行，平津战役即将开始，人民解放军在各大战场的节节胜利使得原来预计需要5年的解放战争进程大为缩短，中国革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
毛泽东在电报中指出，再有一年左右时间即可从根本上打倒蒋介石国民党。
但毛泽东同时又告诫：“要全部解决蒋介石国民党并占领全国，则尚须要更多的时间。我党我军仍须稳步前进，不骄不躁，以求全胜。我们的口号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自进入1948年后，毛泽东一直在强调抓纪律建设。为什么在中国革命胜利在望的历史时刻，毛泽东如此强调加强纪律性呢？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向来是以严格的纪律著称的。随着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也随之发生三个重要转变，即战争形式由游击战转向正规战，工作由分散转向集中，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此时，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队伍自身思想状况与新形势、新阶段的工作要求不相适应，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一些违反政策、破坏纪律的现象。
这些违反政策、破坏纪律的行为，其危害是严重的，最可怕的是把民心推向中国共产党的对立面，造成中国共产党背离民心和政治孤立。毛泽东和党中央及时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问题的危害性和严重性。
毛泽东指出，进入1948年，国民党蒋介石在全国人民面前已经孤立起来。但是蒋介石孤立并不等于我们胜利。如果我们的政策不正确，比如侵犯了中农、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开明绅士、知识分子，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错误，那就还是不能胜利，蒋介石的孤立会变成国共两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欢蒋介石，也不喜欢共产党”。
毛泽东严正告诫全党：“全党同志须知，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具体说来，在战争、整党、土地改革、工商业和镇压反革命五个政策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犯了原则的错误，不加改正，我们就会失败。”
正是站在这样的政治高度，毛泽东强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
理论上清醒才有政治上的坚定。1948年，毛泽东下大气力抓党内军内纪律建设。建立报告制度，是毛泽东抓纪律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从1月至10月，为建立健全党内报告制度，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一系列党内文件和指示，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全党全军，包括《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补充指示》、《关于宣传工作中请示与报告制度的规定》、《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应向中央报告的事项》、《中共中央、军委关于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指示》，等等。
毛泽东不仅亲自起草制定制度，而且花了很大气力亲自推动督促制度的落实。对于报告制度执行好的，提出表扬。对于不重视、不遵守请示报告制度的行为，毛泽东提出严厉批评，责令改正。
1948年1月7日中央《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发出半年多后，林彪和东北局迟迟未向中央作综合报告，毛泽东几次去电对其严加督促和批评，直到8月13日东北局才给中央复电，强调了他们未作综合报告的原因。毛泽东对此复电很不满意，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封给林彪和东北局的长达两千多字的电报，严厉批评林彪的“敷衍态度”和“无纪律思想”，并指出所谓“常委各同志均极忙碌”，“对各部门的工作难求得全部了解，对作全貌的报告遂感困难”，“缺乏向中央作综合性报告的材料来源”等，“这些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收到毛泽东措辞严厉的批评电后，林彪在15日当天即向中央作了检讨，并送来综合报告。
1948年毛泽东和党中央抓纪律建设，有力制止了党内的无政府无纪律现象，保证了党中央领导的集中统一，不仅为争取即将到来的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于以后从严治党、从严治军，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红军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也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所在。
“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是1948年12月20日《中国青年》复刊之际发表的毛泽东的题词。这个题词，精炼概括了加强纪律性和革命胜利的关系。
此前，1948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时就指出，我们的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突出强调了加强纪律性的极端重要性。“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口号鲜明响亮、朗朗上口、深入人心，有力地凝聚起全党共识，很快化为各级党组织和党领导下的军队的行动。
“保护城市人民的生命财产；保护工厂、商店，禁止拆毁机件、搬取物资或私自没收强购……”开封博物馆收藏着一份解放战争时期的入城纪律守则。现在看来是泛黄发旧的一张纸，纸上的内容却是当时战士们严格遵守的铁律。
1948年6月，开封战役前，中央军委就颁发了入城纪律守则，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也向攻城部队颁布了政策和纪律，号召大家当执行党的城市政策和革命纪律的模范。在一次巷战中，某班同志进入一座漂亮的洋楼，屋子里一个人也没有，展现在眼前的是床上的红绸缎、绣花枕头皮和精致的被单。部队前进时，屋里一切东西都原封不动。野战军不“野”，每个同志都做到了秋毫无犯。
纪律就是形象，正是铁一般的纪律，让解放军深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正是有了人民群众这个后盾，才无往而不胜。
开封战役开始时，解放军某部进入离开封十余里的一个村庄，该村群众因受国民党谣言欺骗，大部分离开了。部队领导号召战士们为房东看好门，保存好东西，喂好牲畜。解放军到村外地里找老乡宣传，向他们揭穿国民党的谣言，说明解放军的政策，后来群众慢慢地回来了一些。房东大娘起先还很害怕，但刚一进门，战士就端开水给她喝，又看到她的牛已被战士们喂得肚子圆圆的，大娘可乐了。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全村群众很快都回来了。老乡们说：“解放军这样爱民，古今中外哪里去找这样的好队伍。”于是群众们纷纷磨面、蒸馍、绑担架，支援解放军解放开封……
朱德曾说，“我们既要会打仗，又要能执行政策，遵守纪律，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只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拥护，我们才能胜利。”无数事实也证明，严明的纪律是中国共产党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取得事业成功的重要保证。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中共中央在河北省西柏坡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会上，毛泽东预言，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为此，他提出了加强作风建设的要求，即要求全党同志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就是被我们党始终牢记和坚持的“两个务必”。
“一进城市，大家对居住、生活条件的要求就提高了，都爱从好的方面去布置。”“似乎大家都变了，要能维持简朴的作风，恐不容易。城市的引诱实在太大。”这是杨尚昆在1949年初写下的一则日记。杨尚昆时任中央秘书长兼军委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负责中央机关向北京转移的具体事宜。这则日记是他从西柏坡出发前往北京记录下的个别机关纪律松弛的现象。
杨尚昆所记载的事件并非个例。面对迅速到来的重大胜利和可喜局面，一些中国共产党员干部的精神开始懈怠起来，头脑中或多或少地产生了享乐思想。这些现象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我们难免有重蹈李自成覆辙的危险。
“两个务必”的提出恰如一针清醒剂，警示全党要防止出现、及时发现和纠正思想行为上的“病灶”。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勇于直面问题、常怀忧患意识的鲜明体现。
“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20个字成为中国共产党在相当长时间内的行动方针。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军，使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改变：人民解放军已经由127万人发展到280万人，其中野战军149万人，在装备上也有了很大改善，建立起了强大的炮兵和工兵，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和军事技术也进一步提高。
解放区相继连成一片，面积达到了235.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24.5%，人口1.68亿，占全国总人口的35.3%。
与此相反，国民党军队已经由430万人下降到365万人，可用于一线的仅有174万人，且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
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虽然统治着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和三分之二的人口，但是却遭到了广大人民的强烈反对，其统治正处于崩溃的边缘。
随着解放故争的顺利发展，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也日益发展壮大，到1948年，中国共产党已经拥有了300多万名党员。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迅速发展推动了党的发展，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问题，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在被敌人分制的战争环境下，为了发展革命曾经给了地方许多自主权，但是随之也产生了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和地方主义、游击主义倾向。这些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不仅会成为革命的障碍，而且有可能会对中国共产党即将在全国执掌政权产生不好影响。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做到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高度一致，成为摆在全党面前重要而迫切的任务。
一个没有铁的纪律的党是不可能有领导力的，一个没有铁的纪律的军队是不可能有战斗力的。加强纪律教育，严明纪律，无疑是夺取解放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
毛泽东、朱德在带领红军第四军自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发布的布告中就提出：“平买平卖，事实为证，乱烧乱杀，在所必禁。”他们为红军规定了三大纪律：(一)不拿工人、农民、小商人一点东西;(二)打土豪归公;(三)一切行动听指挥。毛泽东强调“严格地执行纪律，废止对纪律的敷衍现象”;指出：“红军纪律是一种对群众的实际宣传，现在的纪律比前松懈了，因此给了群众以不好的影响。”“上门板，捆禾草，扫地，讲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照还，赔偿损失，这些都是红军宣传工作的一种，现在也做得不充分”;重申“严格地执行三条纪律”。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严肃地指出：“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他还在会上说：“鉴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
毛泽东在延安领导的整风学习运动也与加强纪律性有关。整风学习运动分学习、改造学习、整风学习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的标志是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整顿就是用纪律来解决问题。当时，毛泽东说：“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都不可少。”《改造我们的学习》用的是劝导的方式，《整顿党的作风》用的是加强纪律的方式。这两种方式并用，对打败教条主义，坚定地走从实际出发的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产生了积极而重大的影响。
毛泽东认为军队要有统一领导和纪律，才能战胜敌人。党也需要统一领导和纪律。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说：“一个军队，要有统一纪律，要听号令：立正，稍息，向左看，向右看，开步走，瞄准放。不然敌人在前面，一个往东放，一个往西放，是要被敌人消灭的。党这个军队也是一样，没有统一纪律，没有民主集中制，没有民主或者没有集中都不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与纪律严明是密不可分的。
美籍港人孙中山弃医闹革命，向清皇朝造反以武装推翻之，屡战屡败之后，联合清皇朝叛臣袁世凯，最后里应外合后成功。建立新政府。
《中华民国》：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定国号为中华民国，首都为南京，改用阳历。同时以1912年为民国元年，以五色旗为国旗。袁世凯不同意，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共四十三天。孙中山的《中华民国》己亡。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第二届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自镇压孙中山的第二次革命后，即迫使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后又解散国会。1914年﹐袁世凯召开约法会议，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制定《中华民国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大权独揽。随即废除国务院，改设政事堂，并设参政院代行立法权。
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被迫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临时参议院选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首都迁至北京。
《大清帝国》：袁世凯复辟，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接受帝位，推翻共和，复辟帝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并下令废除民国纪元，改民国5年（1916年）为“洪宪元年”，史称“洪宪帝制”。
袁世凯接受帝位后，随即封官晋爵，改总统府为新华宫，并发行一种以他的头像和龙作图案的纪念金币和银币，准备于1916年元旦正式登基。袁帝制自为的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云南宣布独立》：反帝制运动在深入发展。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在云南宣布独立，讨伐袁世凯背叛共和，护国战争爆发。袁世凯放弃洪宪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年号，但仍然想当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并起用段祺瑞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企图依靠段团结北洋势力，压制南方起义力量，但起义各省没有停止军事行动。5月下旬袁世凯忧愤成疾，同年6月6日，因尿毒症不治而亡。
《北洋政府》：北洋政府（1912年~1928年），又称北京政府，是指北洋军阀在政治格局中占主导地位的中国中央政府。
《北洋政府》也是中国继清朝灭亡后第一个被国际承认的中国政府。
袁世凯死后，北洋各部分崩离析，皖系、直系两大派系先后控制中央政府，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北洋政府又被迅速壮大的奉系军阀控制。
《北洋政府军阀混战》：军阀是指由自成派系的军人组成军事集团，他们通过军事手段割据一方，并实际控制其割据地的行政、司法、教育、税务等政府事物，名义上，军阀服从国家政府，但实际上根本无视国家中央政府的存在，只服从于其军事首领，与国家中央政府各行其政甚至分庭抗礼。
北洋军阀的诞生，最早孕育于李鸿章的淮军。1895年袁世凯天津小站练兵，到1912年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奠定了北洋军阀的基本框架。1928年东北易帜，则标志着北洋军阀的衰亡。
袁世凯称帝失败身亡后，无人具有足够威望和能力统领全部北洋军队及政权，各大出身于北洋新军的军头以所帅军队为主要力量抢夺地盘建立势力范围。虽然名义上接受位于北京的中央政府的命令，但实际上各自格局，并抢夺、控制位于北京的中央政府政权，故这一时期称为北洋军阀时期，北京政府又有北洋军阀政府简称《北洋政府》。
北洋军阀分裂为皖系、直系、奉系三大派系。北洋军阀的特点是封建所有制的人身依附为属性，经济上依靠外国列强和大地主。
《皖系军阀》：因首领段祺瑞为安徽（简称皖）人而得名，是北洋军阀嫡系分支，袁世凯死后，迅速夺得北京政权。主要人物有徐树铮﹑靳云鹏﹑段芝贵﹑傅良佐﹑倪嗣冲、卢永祥等。皖系在日本的支持下，控制皖、浙、闽、鲁、陕等省。在北洋三大派系中，皖系最先兴盛，亦最早衰败。1920年7月直皖战争，皖系一败涂地，一蹶不振。1924年，皖系最后的军阀卢永祥为新直系齐燮元、孙传芳等击败，皖系势力从此在政治与军事方面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
《直系军阀》：直系军阀领袖大多出身直隶省，故称为“直系”，政治上亲英美，代表旧地主。主要代表人物有冯国璋、曹锟、吴佩孚等。
直系军阀在英美的支持下，控制长江中下游的苏、赣、鄂及直隶和西北等地。1926北伐战争中，吴佩孚孙传芳被北伐军击败，直系到此消亡，大部分在北伐战争中被收编或遣散。
《奉系军阀》：因首领张作霖出生在奉天故称奉系。奉系并非北洋军阀嫡系，其出身为清末招安组成的奉天巡防营。奉系军阀以日本为靠山，占踞东北三省。主要将领分两派，旧派包括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马占山等；新派以张学良为首，又分为以杨宇霆、姜登选为中坚的士官派和以郭松龄、李景林为首领的陆大派。此外，著名的“狗肉将军”张宗昌于1921年投靠奉系，属于奉系旁支。皇姑屯事件之后，统治中国东北的奉系军阀将领张学良，于1928年12月29日通电全国，宣布：东北从即日起遵守三民主义，服从果民政府，改变旗帜（将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换成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标志着北洋军阀时代的结束。
《其他派系军阀》：山西的晋系军阀阎锡山，徐州一带张勋的定武军，西南的滇系军阀唐继尧、桂系军阀陆荣廷等，都在外国列强操纵下，尔虞我诈，争斗不已，甚至于民国海军也曾割据福建部分地区。
《新军阀时期》：东北易帜标志着中国名义上的统一，但军阀实力一直存在，包括北洋时期的一些杂系力量，一直延续到1949。贯穿1911～1949整个时期。因占据中央名义的北洋军阀倒台。这段时期称为新军阀时期。相比于北洋政府的旧军阀时期，新军阀时期有了为形式上更为统一的中央政府，经济基础由传统列强和大地主转换为大买办和大地主阶级。同时，利益纠葛更为复杂，冲突战争战争更为激烈，其程度远超北洋军阀时期。
《滇系军阀》：1907年9月创办的云南陆军讲武堂，可以看做滇系军阀的根基。主要代表人物有：蔡锷、唐继尧、李烈钧、龙云、顾品珍等。辛亥革命爆发后，蔡锷将军出任云南督军，创立滇系军阀雏形，后由唐继尧继任督军。随着蔡锷逝世，唐继尧全面掌握滇军，并利用护国战争、护法运动，不断派兵进占贵州、四川等省，辖镇滇、黔两省，后向四川扩张。
《粤系军阀》：粤系军阀政治上大都亲孙中山，代表人物有陈炯明、许崇智、张发奎、李济深、陈济棠等。粤阀最早是由孙中山1917年7月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时组建。之前，广东为滇、桂系军阀和受北京北洋政府支持的本地势力角逐，并无统一的粤军。
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粤军总司令，扩编为2个军3个师共15个旅，陈炯明、许崇智分任军长。1922 年6月，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后，粤军分裂为两派。
后蒋介石联合李济深排挤许崇智，许崇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麾下部分武装力量后来演变成为中央军嫡系部队。
《桂系军阀》：桂系是指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先后以广西为统治基地，以广西籍军政人物为主要代表的军政集团。按代表人物来分，可以分为以陆荣廷为代表的“旧桂系”，以及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新桂系”。
《湘系军阀》：湘系军阀可追溯到曾国藩时期，主要代表人物有谭延闿、程潜、赵恒惕、唐生智、何健。湘系军阀在发展过程中，其主要将领和军队多依附中央政府，和粤系军阀一样，具有半中央化的特点。
《川系军阀》：1918年，以四川靖国军总司令名义摄行四川军民两政的熊克武，决定按各军驻防地区，划拨地方税款，由各军自行向各县征收局提用，作为粮饷之需。四川军阀防区制由此形成。因各军驻防日久，不仅在防区内提取粮饷，还干预政事，委任官吏，预征赋税，致使各防区成了军阀割据的“独立王国”。
《晋绥军阀》：晋绥军，又称晋军、阎军，主要活动在山西、绥远以及华北地区，核心割据地区为山西，其次绥远，故称晋绥军。
在新军阀时期，晋绥军因蒋介石政治手段，先后分离出商震、傅作义等部。1949年1月，傅作义将军促成北平和平解放，余部逐步改编，所部消亡。
《西北军》：历史上有两个西北军，一个是冯玉祥国民军；一个是杨虎城的17路军。
《黔系军阀》：黔系军阀也是西南军阀中一支重要的力量。
《马家军》：马家军，民国时期实际控制中国甘肃、宁夏、青海等地的地方军阀名称，合称为“西北三马”，即青海马步芳（青马），宁夏马鸿逵（宁马），甘肃马鸿宾（甘马）。
《新疆军阀》：新疆军阀按统治者顺序分为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三个时期。
《中华民国军政府》：孙中山于1917年9月在广州成立的政府。正式称中华民国军政府。1918年7月5日，改组后的军政府成立，实权落到桂系军阀手里。他们压制、排挤亲近孙中山的伍廷芳、唐绍仪。8月19日推岑春煊为总裁会议主席。军政府的大权被篡夺，孙中山护法运动告失败。此时，孙中山才认识到南北军阀犹如“一丘之貉”。它也可为谈论政体、制度，只看形式上的民主性而不察其实质者鉴。
《满洲国》：1932年满洲国成立，3400万其中汉族83%，蒙古和满族总共就15%。日本和朝鲜人2%，剩下就是其他民族。伪满洲国握着实权的是日本人。鸦片在满洲国也是相当重要的作物。除了无偿强迫满洲劳力劳动，在工矿企业中满洲当地员工的薪水与日本雇员相比也相当低。对比1931年抚顺煤矿职工工资水平可以发现，日本雇员的工资水平远高于满洲本地人。满洲国经济大多操控在日本资方手中，而工人则大多为非日裔平民。工人工作环境恶劣，薪资经常受到压榨，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矿难本溪湖煤矿爆炸就发生在满洲国时期。
日本731生生化武器部队的人体实验造成约58万人死亡，其中受害者以中国人为主。关押在战俘营的数以千计的男人、女人、儿童和婴儿接受了活体解剖，通常没有麻醉，通常以受害者的死亡告终。囚犯在感染各种疾病后对其进行活体解剖。研究人员对囚犯进行侵入性手术，摘除器官以研究疾病对人体的影响。
《汪伪国民政府》：汪伪国民政府（1940年3月30日—1945年8月16日），又称汪伪政权等，是抗日战争期间以汪精卫（本名汪兆铭）等投靠日本的中国国民党党员为首建立的政权，其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名，实际上则是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扶持的傀儡政权之一。
1938年12月8日，汪精卫托词到昆明进行演讲，按预先策划好的叛国降日路线，先飞到“云南王”龙云管辖的昆明，再转飞越南河内。12月18日，汪精卫夫妇和曾仲鸣﹑周佛海等逃离到越南河内后，发表降敌“艳电”。1939年4月，由日本特务秘密护送汪等进入上海。1940年3月30日，南京举行所谓“国民政府”还都仪式，正式成立傀儡政权，汪精卫担任该政权的“国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院长，周佛海、李士群为主要成员。“汪伪国民政府”一度遥奉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主席，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院长。1943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重庆车祸身亡后，渝方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担任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同时在南京"转正"。1944年汪精卫在日本病死，陈公博继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6日，伪“国民政府”宣告解散，以陈公博为首的一批汉奸头目先后被处决。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931年11月7日－1937年9月6日）是中国共产党在苏联和第三国际的支持下，于中华民国大陆时期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国家政体。先后辖有18省、4直辖县。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延安》：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中央苏区成立，主席毛泽东，定都瑞金（中央苏区-瑞金县），以中国工农红军作为国家的武装力量。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被迫放弃中央苏区，随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同月，组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统一领导中央苏区留守军民的斗争。
1935年5月，中共西北特委组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治体制演变为联邦制。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抵达陕甘苏区。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变更对外名义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12月，中华苏维埃政权改国名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宣布迁都延安。
《中华民国》时代中的苦难中国，处在一个中央政府名不副实，国家实际四分五裂的战争状态。内部的主要原因，是辛亥革命打碎了旧的封建王朝，但却没能凝聚成统一的主权国家，沦为军阀割据的局面。外部列强的干涉不仅非常严重，而且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而演变，致使中国大地成了世界强国的利益竞技场。
此时的世界仍然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调整期。企图为一战后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巴黎和平会议，“和平”效果却非常糟糕。德国被大大惩罚但没有被彻底削弱，反倒引起了德国民众的强烈不满，为日后的战争报复埋下了种子。意大利虽为战胜国，但其诉求被忽视，间接催生了法西斯主义从该国萌发。苏俄不仅被排斥在巴黎和会之外，而且会议决定对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经济封锁。中国以战胜国之一的身份，却被会议裁定，战前德国侵占的山东胶州湾的领土，以及那里的铁路、矿产、海底电缆等，统统归日本所有，结果直接点燃了“五四运动”的怒火。
即使在该和会上获益最大的英国、美国、日本，也为下一场大战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海军军备竞赛。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任何国家，仰仗它急速膨胀的工业和金融实力，向世界头号海军强国英国发出了挑战。美国海军部长丹尼尔斯宣称，将在5年内建造 137艘军舰，“建设一支世界上最强大、最优秀的海军”。英国不甘示弱，首相劳合·乔治表示：“大不列颠宁愿花尽最后一分钱，也要保持海军对美国或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优势。”日本为了与美英一争高下，雄心勃勃地制定了“八八舰队”计划，即拥有两支强大的舰队，每支舰队有主力舰8艘，每8年更新一次。紧接着，法国和意大利也兴冲冲地加入了这场不见硝烟的军备大战。
但随着一艘艘战舰的下水，军费开支陡然大增，各国财政纷纷捉襟见肘。列强们开始尝到了军备竞赛的苦头，各国人民要求裁军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在这一背景下，美国总统沃伦·加梅利尔·哈定倡议召开限制海军军备的会议，得到了各国的响应，这就是影响深远的“华盛顿会议”的由来。
由于巴黎和会的失败，世界格局中的重要议题不仅仅是海军军备问题，还有很多影响和平的问题，尤其是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特别是在中国的利益冲突。于是，出席华盛顿会议的扩大为9个国家：美国、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葡萄牙和中国。
中国北京政府即北洋政府派出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为全权代表，余日章、蒋梦麟为国民代表，朱佛定为秘书，共130多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出席。原计划还有广州国民政府外交次长伍朝枢为代表，但是孙中山不承认北京政府，要求自派代表团，不被各国接受，伍朝枢遂未赴会。
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上述9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了国际会议。议程主要有两项：一是限制海军军备问题；二是太平洋和远东问题。为此组成两个委员会：“限制军备委员会”由英、美、日、法、意5个海军大国参加；“太平洋及远东问题委员会”则由9国代表都参加。两个委员会分别进行讨论。
实际会议的过程中，各国的发言权是严重不平等的。美国、英国、日本处于第一等级，参与决定所有重大问题；法国其次，有时被前述3国置之不理；意大利还不如法国，在一些议题上被排除；比利时、荷兰、葡萄牙重在参与，满足于分得一小杯羹；中国则处于最下一级，完全为维护自己被侵犯的权益而来，对其他议题没有什么影响。
会议经过长时间激烈交锋，各与会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协定和决议案。其中对世界均势影响最大的是《五国海军条约》，它规定五国主力舰总吨位限额为：美、英各52.5万吨，日本31.5万吨，法、意各17.5万吨。条约还严格限制了主力舰和航空母舰的吨位和建造，对于其他舰船也有相应的规定。
中国为自己达成了两项成果：一是中日双方签署的《解决山东悬案条约》；二是《九国关于中国事件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通常简称为《九国公约》。
《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在法律形式上结束了日本对山东的军事占领和政治控制，中国收回了部分丧失的主权。但中国也为此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不仅要偿付高额的铁路赎金等，更为重要的是日本通过安插日本人任车务长及会计长，仍然牢牢控制着胶济铁路。
《九国公约》表示，尊重中国的主权与独立，领土与行政的完整，确立各国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原则。有关条文规定，九国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专门研究中国的关税政策。实际上使中国恢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
这次华盛顿会议，中国成功收回山东权益，是近代中国在没有武力后盾的情况下，外争国权的第一次重大成就。但是，由于中国政府在解决山东问题时仰赖美、英的帮助，因而作为妥协，未能在取消治外法权、撤退外国军警、恢复关税自主权、取消势力范围等方面取得实质性成果。
华盛顿会议后，日本在山东的利益受到抑制，遂转为重点扶持东北的奉系军阀。从地缘政治上，东北直接与日本统治下的朝鲜接壤，又是与宿敌苏俄利益交叉的地区，所以成了日本扩张势力的不二之选。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为了争胜中原，也需要靠上一个帝国主义后台。因此日本与奉系一拍即合。在这种有利条件下，奉系通过战争的胜利，已经雄霸东北和华北，把持了北京政府，成为中国最强大的一支军阀。另外，盘踞在山西的阎锡山也跟日本往来密切。
英国主要凭借两次鸦片战争的胜利获得了在华最大的势力范围，以不平等条约开放的商埠（经济发达城市）来计算，甚至比第二和第三位的日本和俄国加起来都多。由于其大多数条约商埠都在长江流域以南，所以扶持南方的军阀更能保护它的利益。于是，英国联合美国，支持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前者掌握着湖南、湖北、河南以及河北、陕西的部分地区，后者控制着富庶的东南五省。
美国是帝国主义列强中的后起之秀，因此早期在华势力范围还不及法国。美国意图限制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张，所以与英国联手支持直系军阀，包括吹捧吴佩孚，派遣顾问，派军舰掩护，等等。但是，美国人信奉实用主义，更重视商业实利，同时向直系和奉系两边都卖武器，大发战争之财。
从1946年7月到1949年1月，在仅仅两年半的时间里，蒋介石用以发动全面内战的国民党军队主力已基本被全部歼灭，蒋介石已走向穷途末路。在人民解放战争迅速胜利发展的形势下，1949年元旦，蒋介石不得不假意求和，发表了向中国共产党求和的声明。
针对蒋介石的假和平攻势，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达到真正和平的八项条件。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政府及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这一声明获得了全国人民及各民主党派的一致赞同和拥护。
已经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人物及其他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5人，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于1月22日联合发表声明《对时局的意见》，明确表示对于召开新政协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他们“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一致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
1949年1月1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指出：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和伪法统、改编一切反动军队等八项条件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
从1946年7月到1949年1月，在仅仅两年半的时间里，蒋介石用以发动全面内战的国民党军队主力已基本被全部歼灭，蒋介石已走向穷途末路。在人民解放战争迅速胜利发展的形势下，1949年元旦，蒋介石不得不假意求和，发出了元旦文告，列举了向中国共产党“求和”的条件：保留伪宪法、保留伪法统、保留反动军队等五项条件。
针对蒋介石的假和平攻势，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1月14日发表了著名的时局声明，声明中提出了达到真正和平的八项条件。
声明主要内容如下：
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
（一）惩办战争罪犯；
（二）废除伪宪法；
（三）废除伪法统；
（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
（五）没收官僚资本；
（六）改革土地制度；
（七）废除卖国条约；
（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中国共产党认为，上述各项条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公意，只有在上述各项条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
——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1949年1月14日）
1949年1月15日，人民日报刊发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毛泽东主席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
声明发布后，全国人民及各民主党派一致响应，表示赞同和拥护。1月22日，已经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人物及其他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5人联合发表声明，表示坚决拥护毛泽东主席的八项和平条件，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假和平阴谋。
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发表《对时局的意见》。
从1946年7月到1949年1月，在仅仅两年半的时间里，蒋介石用以发动全面内战的国民党军队主力已基本被全部歼灭，蒋介石已走向穷途末路。在人民解放战争迅速胜利发展的形势下，1949年元旦，蒋介石不得不假意求和，发表了向中国共产党求和的声明。针对蒋介石的假和平攻势，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达到真正和平的八项条件。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政府及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这一声明获得了全国人民及各民主党派的一致赞同和拥护。
已经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人物及其他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5人，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于1月22日联合发表声明《对时局的意见》，明确表示对于召开新政协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他们“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一致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
他们还深刻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假和平攻势，指出国民党反动派快要土崩瓦解了，其“军事挣扎既已绝望，乃改变花样，企图以政治阴谋苟延残喘”，企图“争取时间，让反革命残余势力在大江以南或边远省份作最后挣扎”。
他们强调说“革命必须贯彻到底，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绝无妥协与调和之可能”，并表示完全支持中共领袖毛泽东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
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发表《对时局的意见》，支持和鼓舞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为人民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9年1月6日《中国致公党最近对时局之声明》发布。
1949年元旦，毛泽东在新年献词中提出“将革命进行到底”。1949年1月6日，致公党发表《中国致公党最近对时局之声明》，表示：“中国当前正是民主势力与反民主势力决斗的阶段，也就是革命势力要彻底消灭反革命势力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决没有中间路线和妥协的余地。”
1949年1月14日，针对国民党政府的“和平攻势”，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名义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宣布八项和平条件，号召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为实现真正的和平而奋斗。毛泽东主席的声明，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的热烈拥护。
1949年1月22日，已经到达解放区的致公党和各民主党派共55人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表示完全赞同毛泽东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郑重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贯彻始终；认为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绝无妥协与调和之可能，人民民主阵线之内，绝无反动派立足之地，亦绝不允许有所谓中间路线之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