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人民公社好不好农民最有发言权
揭开撤销人民公社“悬案”，这里给出最中肯的答案！
人民公社好不好，人民最有发言权！
今天还给新时代人民一个真正的人民公社真相！
农村人民公社是1958年从群众中产生的一种农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组织形式，也是党中央集体决议建立的。这种体制在新中国历史上存在了25年之久。它经过了各个时期的风雨考验，既适应了大搞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的60、70年代，又适应了改革开放的初期，正是它完成了中国农业落后生产条件的大规模改造，初步实现了水利化、机械化等历史任务，支持了社会主义农村20多年的创业发展，成为牢固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的基础，数亿人民群众生活在其中。
在25年的时间内没有任何人曾提出过用任何更好的模式取代它。这种体制将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与中国农村的社会实际恰当结合，堪称是社会主义史上的一次宝贵而伟大的创造。
然而，这种组织形式却在走资派特色政府改革之后的1983年被平白无故地取消了。为什么走资派特色政府撤销人民公社?对这个问题至今看不到党中央和国家领导人有过权威性的综合说明，称得上是一个历史的悬案!
是因为体制上有问题，或者没有优越性吗？
不是。众所周知，这种体制经过20多年的实践证明并无什么不适应。尤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还专门发出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重申“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切实保护”等。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80年代初，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都出现新的发展局面，人民公社制度更加稳定和完善，进一步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和生命力。
撤销农村人民公社，是因为公社的组织机构不适应、效率不高、行政腐败吗?
不是。农村人民公社既是经济组织，又是行政管理组织，这种政社合一的组织其实是与当时农村工作的实际需要相适应的，是实事求是的。它机构精简、人员少、效率高、干群关系密切。公社机关吃财政的一般不足20人，甚至只相当于目前乡镇的十分之一还不到。而且公社干部一律参加劳动，没有吃吃喝喝、跑关系等腐败风气，基本上是一种统一、精简、高效和勤政廉洁的组织机构。而正是在社改乡之后，乡镇机构迅速膨胀，亲属、关系的人员大量进入，办事效率低下、腐败丛生，干群关系逐步走向恶化。
是因为农民群众对公社体制不喜欢、不接受吗？
不是。几十年来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已经成为广大农民熟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成为一种常规和习惯。当时没有任何农村干部和社员发出要求改变公社组织形式的声音。直到改革以后的80年代初，党中央都一再强调巩固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例如，1980年9月中央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文件中明确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农村集体经济在多数地方已经得到巩固，农业集体化方向已为广大农民接受。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农业的生产力有了较大的提高……
在中国的条件下，不能设想可以在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起现代化的农业，可以实现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可以使农村根本摆脱贫困和达到共同富裕。因此，毫无疑问，农业集体化的方向是正确的，是必须坚持的。”(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43、544页)至少到1982年，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讲话和党报党刊上对人民公社一直是高度赞扬的。例如，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z阳在当年4月一次《关于我国的对外政策和国内形势》的谈话中就说：“这几年农村形势很好，主要是因为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我国农村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农民组织起来，都成为人民公社的社员，这条路是完全正确的，是必由之路”。(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60页)又如，1982年第二期《红旗》杂志在一篇《依靠集体经济建设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文章中，通过典型调查材料，说明了当时人民公社经济和社队工、副业的迅速发展，盛赞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等等。
然而，时隔几个月，到1983年1月，走资派特色政府中央就下达了关于撤销人民公社的通知。前面还说人民公社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是必由之路”、要“稳定不变”，而后面就决定撤销，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变化如此之大，令人匪夷所思。但直到这时，也没有任何文件说明公社体制有什么问题，它对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什么不适应。
1983年1月，走资派特色政府中央下达了一个《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通知》，其中提出了“人民公社体制改革”、实行“政社分设”的问题，即：公社和生产大队的行政管理职能单独设立，变成基层政权组织，分别改为“乡”、“村”。原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集体经济其名称、规模和管理机构的设置由群众民主决定。但在实际上，在各级党政的紧急要求下，全部一刀切地改变。到1984年“社改乡”的任务即在全国基本完成。这一发展了25年、并由宪法规定的公社体制，只依一纸“通知”就被全部废除。
按照中央当时的一种说法，无论是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实行“政社分设”，都属于管理形式的变化，都不改变集体经济的根本制度。直到多年后的今天，许多农民群众仍然把“乡”称作公社、把“村”称作大队，“村民”不叫村民而仍然称作“社员”。他们不愿考虑二者之间的实质性区别。
很长期间主流媒体一直宣称：自从撤销人民公社之后才带来农业的大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其实这种说法完全是对事实的歪曲。
事实是，自从上世纪60年代初的调整之后到整个70年代，中国农业就一直是持续发展的。尤其是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产量一直保持着稳定增长的势头，从未出现过波动。这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是给予明确肯定的。据国家统计部门的资料，仅从1965年至1978年，全国粮食产量就由19452万吨增至30475万吨，13年的时间内增长了56.7%，年均增幅达3.5%，尤其是1975年以后这种增长更出现加快的趋势。以1978年为例，就比1977年增长7.8%，1979年又比1978年增长了9%。我们说，粮食产量在十几年时间内一直保持稳定增长，没有出现一年滑坡的现象，这是迄今中国历史上，包括改革开放时期所从未有过的，是了不起的成就!1979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达684斤，当时中国从总体上告别了贫困，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就连D1982年也说：“建国以来，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基本上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粮食达到了自给。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旧中国长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D文选》、第二卷第405页)而这种稳定、快速的发展正是在被称为“一大二公”、“吃大锅饭”的人民公社时期实现的。
无疑，在1978年后至80年代初的改革中，中国农业出现了新的发展局面，群众生活进一步改善。这种发展其实正是70年代农业发展的继续，完全是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实现的，它与实行“分田到户”并不相干。相反由于“分田到户”拆散了集体资产、水利设施和大型生产工具，从集体的大片耕地划分成个体小块承包地致使大型机械设备无法利用，喊了多年的实现农业现代机械化成为泡影，造成生产手段不断降低，因此生产后劲很快消失。事实上这种增长到1984年就达到了高峰，到1985年就出现了粮食产量下降的局面，此后就进入长期徘徊状态。而这个时间也正是人民公社在全国范围被撤销之时。众所周知，人民公社是在1984年完成撤销的，而从1984年至2003年近20年时间里，全国粮食产量只增加了2338万吨，
即由40732万吨增至43070万吨，年均增长率只有0.4%。增长速度才只是人民公社时期的九分之一。2003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仅670斤，这比1979年还低，全国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2600多元。而这种情况恰恰发生在人民公社被撤销之后。
不仅粮食生产增长速度下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1985-1991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仅为3.7%，比1978年的6.7%相差很大)，而且农村安全状况和社会风气日益恶化，农村社会保障水平降低，社会不公现象大量出现，乡镇政府机构膨胀、人员十数倍地增加，乡村干部腐败风气盛行等，大量社会问题都是在农村改制之后产生的。谁能说出自从人民公社被撤销后农村究竟出现了哪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人与人关系和谐的新景象?
相反人们看到，当初有少数对“分田到户”持怀疑态度、顶着不办而一直坚持走集体道路的大队，如河南省的刘庄、南街村，江苏省的华西村，天津市的大邱庄，北京市的韩河村、窦店村，河北省的周家庄公社、半壁店，黑龙江省的兴十四村，湖北省的洪林村，大连市的后石村，广东省的崖口大队、容桂镇，浙江省的藤头村、望海岗，四川省“西部第一村”的宝山村，江西省进顺村、花园坪村，山东省西霞口村，南山村，西藏那曲地区嘎措乡人民公社等，全国大约有3000多个这样的集体，它们的经济发展反而更加迅速，率先进入共同富裕的先进行列。与大多数农村不同的是，他们那里没有贫穷、没有两极分化、没有大量社会矛盾，集体福利和保障健全，无一不是当地的最发达、和谐的社区。实践最有力地拆穿了所谓“集体道路不能使农民富裕”的谎言。
人民公社不是被广大农民群众抛弃的，而是被走资派邓小平们利用行政手段强令取消的，是典型的长官意志、以言代法的体现。在其背后显然是有一种Z治上的图谋!
在新闻《应试教育之外，谁来接纳那些“坏孩子”》文章来源: 青年志Youthology 中有一条评论：《有些人根本不配有后代》。
这《有些人》是指谁？谁《根本不配有后代》？谁配有后化？
看来那些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等都是忽悠的。口头上的。
文章中说的那些《坏孩子》是谁家的孩子？是农民工的孩子？
《有些人根本不配有后代》？是指几个亿的农民工《根本不配有后代》吗？
那些《坏孩子》是怎么形成的？
文章开篇就说：“中国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城市化的发展，让大量农村人口往城市迁移。那些被父母留在老家的，被称为“留守儿童”，被带到流入地的孩子，被叫做“流动儿童”。2020年，中国留守儿童6693万，流动儿童7109万，受到人口流动影响的儿童1.38亿，将近中国儿童总人口的一半。（《2020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
有的孩子在城里上了几年学，得回到户籍所在地考试、上课，成为了“回流儿童”，既被城市抛弃，又融入不了农村。有的孩子缺乏父母的照顾和关爱，或者遭受暴力无人诉说、或者自己变得暴力，成为“问题儿童”。
问题是，如何让那些幼小的孩子，免于被本就自顾不暇的打工父母家暴；如何让缺乏父母支持的孩子，获得平等的教育；如何让那些无法融入学校的孩子，“有一个学校之外的选项”。“
“中国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正是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后，“让大量农村人口往城市迁移。那些被父母留在老家的，被称为“留守儿童”，被带到流入地的孩子，被叫做“流动儿童”。“
有多少这样的儿童？“2020年，中国留守儿童6693万，流动儿童7109万，受到人口流动影响的儿童1.38亿，将近中国儿童总人口的一半。（《2020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
这么一个1.38亿的儿童，“不配有“吗？
以色列民选的强人总理，《内塔尼亚胡》。一个《独裁者》。奈何？
正四面楚歌，以色列人示威游行，要求他下台，对《内塔尼亚胡》进行审判。奈何？
以色列的反对党，奈何？
贪污腐败丑闻缠身的《内塔尼亚胡》，民选上台。上台易下台难。
3万多巴勒斯坦人被《内塔尼亚胡》杀，巴勒斯坦人，奈何？
100多记者被《内塔尼亚胡》杀，记者协会，奈何？
近200联合国员工被杀，联合国有制裁吗？奈何？
而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独裁者》有一个特点，就是《大多数政府》执政的党领容易得多。而《少数党政府》执政时想搞独裁，必须要同一个反对党结盟组织一个《大多数政府》。例如：现任加拿大联邦政府。这样可不用再次民选。臭味相投结盟后就可以《独裁者》四年或八年了。
而这些《独裁者》在决策这些大事时，大部分的《独裁者》对全人类没有造成巨大的危害，只是对本国的一部分人受到影响。因此也没有必要如同什么犯了大罪似的，也没有必要恶狠狠的骂人家是：《独裁者》。但如同以色列民选的强人总理，《内塔尼亚胡》，这样的《独裁者》对世界人类社会造成了伤害。然而也没有人恶狠狠的骂人家是：《独裁者》。而这些说中文的反共分子开口闭口必称的“民主“或“独裁者“只不过是看门犬或站街女，只会对着路人乱叫或呼叫男人。
其实《独裁》只是个词组，对一件事物的描述。作为领导者决策时，不是民主就是独裁。这是一个不同的方法和过程，不是决策的结果。所以一个领导者在执政期间对某一件大事的决策而己。《独裁者》也不是终身制。
有少数《独裁者》在执政期间对某一件大事的决策，对人类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虽说只是这个领导者人生中的一段时间，这样的《独裁者》独裁造成的恶果是不可原谅的。例如：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剿杀犹太人。例如：以色列民选的强人总理，《内塔尼亚胡》。
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中的德国己成“民主国家“了。所以称《独裁国家》或《民主国家》也是不合式的。一个国家存在己几十几百年，经历了无数的历史时代，替换了无数的领导人，能说这个国家是《民主国家》或《独裁国家》？！一个人没有《终生独裁》或《终生民主》。一个党也没有的所谓《民主》或《独裁》之分。说一个国家是《民主国家》或《独裁国家》是在胡说八道。
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美国有没有独裁者？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在轰炸中国驻南使馆就是一个独裁决策。造成中国人死伤，遇到中国走资派软柿子，忍了。敢炸俄罗斯驻外使馆吗？
以巴战争半年多，《独裁者》以色列民选的强人总理，《内塔尼亚胡》有样学样，《内塔尼亚胡》盯上了伊朗。
《内塔尼亚胡》故意轰炸伊朗大使馆，打死伊朗高级将领，展现以色列的强悍，震慑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但伊朗不是中国样软柿子，不会忍了的。伊朗肯定会发动报复。伊朗会对以色列报复，也不排除会对美国下手。将很快见识伊朗人的愤怒和报复。看到新的杀戮。
以色列制造了一起“炸馆事件”，出动战机轰炸了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炸死10多人，包括伊朗高级将领。伊朗很愤怒，发誓要报复。伊朗肯定也会报复。
毕竟，使馆是一个国家领土的延伸，“炸馆事件”是伊朗的奇耻大辱。
伊朗毕竟不是哈马斯。伊朗已明确发出威胁，要让以色列感到后悔。
以色列自然不敢懈怠，以军正高度戒备，以政府关闭了20多个驻外使领馆。
又如前美国总统小布什拿了一包洗衣粉说伊拉克有“大杀伤性武器“，就狂轰滥炸伊拉克，给伊拉克老百姓死伤无数。小布什的这个独裁决策造成了中东战乱几十年。给中东带去了“民主“吗？
前美国总统奥巴马独裁决策的全民医保似乎结束于川普。
前美国总统川普独裁决策在美墨边境修高围墙似乎随他的下台而停止了。发动美中贸易战也是川普的决策。但川普没有发动武装侵略，以及和朝鲜和谈等也是独裁决策。他想拿个和平奖。但没给他。
现任总统拜登独裁决策的事件多了。都看到了不说了。例如：支持乌克兰，支持以色列都是他的独裁之作。
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中的以色列的这个总理，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完美的独裁者了。当了三任，三上二下了，可与走资派邓小平有得一比了。前二任上独裁贪了不少财，遭到了反对党的揭发。三任上来迫不及待想修改法律，以逃脱法律制裁时，民众上街反抗修改法律轰轰烈烈时，找个借口宣战，狂轰乱炸加沙，造成无数妇女儿童伤亡。别说是以色列国民能“民主“一下，别狂轰乱炸加沙了。就是联合国，其他国家坚决反对强烈抗议下也不能阻止。这就是独裁者。
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中的加拿大小土豆，头四年《大多数政府》执政，独裁决策《大麻合法化》。当时民众反对，反对党不同意，但又有奈何？照样立法通过。第二个四年是《少数党政府》执政，就与新民主党结盟，四年之内推翻不了。好处是可以独裁。
独裁决策的作品是《全民牙医保健》。听起来很高大上，为“全民”，又是昂贵的牙医保健。不过，稍用一点脑子去研究一下加拿大目前的医疗制度的事实是：加拿大实行《全民免费医疗》以来，由于是在私有制下的医疗昂贵，支出巨大，占各种政府支出的过半以上，己经到了难于维持的程度，医护人员短缺，急诊室关闭，一直在缩小免费的项目，有政党一直在推医疗私有化。再加上疫情影响，政府财政赤字巨大，百姓因物价房租高涨之下，实行《全民牙医保健》可行吗？
更重要的是加拿大原有的牙医保健包括：有钱人自然有。有工会组织工作的不管是政府工作，还是私人公司工作，都有牙医保健，有的一人工作全家都有牙医保健。没钱的领福利金和残废金的都有牙医保健的，也是一人吃福利全家有牙医保健的。十八岁以下儿童有政府的牙医保健的。产妇有牙医保健的。六十五岁以上的有牙医保健的。剩下的人没有。有必要再搞一套《全民牙医保健》吗？这就是资本主义民选的独裁的恶果。还口口声声称“民主国家“？
小土豆的独裁多着呢？疯狂用高价采购来的新冠疫苗，最后送给一些穷国家还不要。最后过期作废了多少？还污染环境。浪费资源，财政赤字。谁来追责？一日民选，四年或八年独裁。八年之后轻松退下安享退体后的幸福生活。这就是被反共分子们鼓吹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独裁者的写照。
“我的一个本科生从陕西农村的一所希望小学支教回来。
在我的办公室，他痛哭流涕。他说：施老师，您知道吗，尽管是希望小学，那里的孩子，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都很瘦，一天只有两顿饭，早上十点一顿，下午四点一顿。
为啥？没钱！
他们没有肉吃，只能吃饱两顿饭；他们早上不能起得太早，晚上又要尽量早点睡，因为要节省能量，要把能量用在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之间上课的时间。“
转发《施一公：清华70%至80%的高考状元去哪》
当所有的精英都想干金融
如今我们的 GDP已经全球第二，但是看技术革新和基础研究的创新能力，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排在 20名开外。
有的人或许会怀疑，认为我说的不对，会说我们都上天揽月、下海捉鳖了，怎么可能创新不够，我们都高铁遍布祖国大地了，怎么可能科技实力排在 20名开外。
我想说的是，你看到的指标和现象，这是经济实力决定的，不是科技实力决定的。我们占的是什么优势，我们占的是经济体量的优势。
我在海外的时候，只要有人说我的祖国的坏话，我会拼命去争论，因为我觉得我很爱国。
四月份，我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年会上领奖，晚宴时，与一位瑞典的知名教授聊天，谈到中国的科技发展，他很不屑一顾，我觉得很委屈、很愤懑，但是我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不管怎么说，我们国家登月已经实现了，你们在哪儿？但他回敬了一句，让我说不出话。
他说：施教授，如果我们有你们中国的经济体量，我们能把五百个人送到月球上并安全回来。
在国内，我觉得自己是个批判者，因为我很难容忍我们自己不居安思危。我们对国家的科技实力和现状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怎么发展，怎么办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并形成一定的共识，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争论来争论去的层面。
施一公（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西湖大学校长，清华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院院长）
首先我想讲，大学是核心。我想讲的第一个观点就是，研究型大学从来不以就业为导向，从来不该在大学里谈就业。就业只是一个出口，大学办好了自然会就业，怎么能以就业为目的来办大学。
就业是一个经济问题，中国经济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提供多少就业，跟大学没有直接关系。
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就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是培养国家栋梁和国家领袖的地方。让学生进去后就想就业，会造成什么结果？就是大家拼命往挣钱多的领域去钻。
清华 70%至 80%的高考状元去哪儿了？去了经济管理学院。连我最好的学生，我最想培养的学生都告诉我说，老师我想去金融公司。
不是说金融不能创新，但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我认为出了大问题。
管理学在清华、在北大、在整个中国都很热，这是违背教育规律的一件事情。专科学校办学的理念，是培养专业人才，为行业输送螺丝钉，但大学是培养大家之才，培养国家各个行业精英和领袖的地方，不能混淆。
学不以致用。你们没听错，我们以前太强调学以致用。我上大学的时候都觉得，学某一门课没什么用，可以不用去上。其实在大学学习，尤其是本科的学习，从来就不是为了用。
但这并不意味着用不上，因为你无法预测将来，无论是科学发展还是技术革新，你都是无法预测的，这个无法预测永远先发生，你预测出来就不叫创新。
大学里的导向出了大问题，那么怎么办？其实很简单，大学多样化，不要一刀切，不要每个学校都就业引导，每个学校都用就业这个指标考核，这对大学有严重干扰。
我对基础研究也有一个看法。我们国家非常强调成果转化，现在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加强转化”。但我想问一句，转化从哪儿来？
我们的大学是因为有很多高新技术没有转化成生产力呢，还是我们根本就不存在这些高新技术？我认为是后者。我们的大学现在基础研究能力太差，转化不出来，不是缺乏转化，是没有可以转化的东西。
当一个大学教授有了一个成果，无论是多么基础的发明，只要有应用前景和产业转化的可能，就会有跨国公司蜂拥而来，我就是个例子。
我十四五年前，有个简单的、我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发现，就被一家公司盯上了，主动来找我。这些公司就像那些禁毒的狗一样不停在闻，在看，在听，他们非常敏感，不可能漏掉一个有意义的发现。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是鼓励科学家创办企业。大家没听错，今年在人大会议我听到这个话后觉得心情很沉重。
术业有专攻，我只懂我的基础研究，懂一点教育，你让我去做经营管理，办公司、当总裁，这是把我的才华和智慧用到了错误的地方。人不可能一边做大学教授，一边做公司的管理人员，一边还要管金融。
我们应该鼓励科技人员把成果和专利转让给企业，他们可以以咨询的方式、科学顾问的方式参与，但让他们自己出来做企业就本末倒置了。
我可以举个例子，Joseph Leonard Goldstein因为发现了调控血液和细胞内胆固醇代谢的LDL受体，获得 1985年的诺贝尔奖。他是美国很多大企业的幕后控制者，包括辉瑞，现在非常富有，应该说是最强调转化的一个人。
他两年之前在《科学》周刊上写了一篇文章，抨击特别强调转化。他说转化是来自于基础研究，当没有强大的基础研究的时候，如何能转化。
他说，当他意识到基础研究有多么重要的时候，他就只是去做基础研究，转化是水到渠成的，当研究成果有了，自然转化是非常快的，不需要拔苗助长。
他列举了他在美国国家健康研究中心，九位学医的学生做基础研究从而改变了美国医疗制药史的过程，很有意思。
我们一定要看看历史，不仅仅是中国现代史，也要去看科学发展史，看看各个国家强大的地方是如何起来的，而不是想当然地拔苗助长。
创新人才的培养，也与我们的文化氛围有关。当一个人想创新的时候，同样有这个问题。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做少数，就是有争议。
三年前，我获得以色列一个奖后应邀去以色列大使馆参加庆祝酒会，期间大使先生跟我大谈以色列人如何重视教育，我也跟他谈中国人也是如何重视教育。他笑眯眯地看着我说，你们的教育方式跟我们不一样。
他给我举了原以色列总理 Shimon Peres的例子，说他小学的时候，每天回家他的以色列母亲只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今天你在学校有没有问出一个问题老师回答不上来，第二个你今天有没有做一件事情让老师和同学们觉得印象深刻。
我听了以后叹了口气，说我不得不承认，我的两个孩子每天回来，我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今天有没有听老师的话？
但我想说我并不是悲观，其实我很乐观，我每天都在鼓励自己，我们的国家很有前途，尤其是过去两年，我真切地看到希望。
现在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教育领域深层次的思考和变革，这个大潮真正的开始了。
在这样的大潮中，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一件事就够了，实事求是的讲出自己的观点，在自己的领域内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贡献。这样，我们的国家就会大有前途。
我们缺什么？
我出生在河南郑州，但成长在河南省驻马店。为什么我要特别提驻马店呢？因为这个地方特别具有代表性。
驻马店相对于河南，就像河南相当于中国，就像中国相对于世界。从地理，从经济，从科技，从文化，都是这样。我恰好是在开始有记忆、对社会有感触的时候成长在驻马店。
我在驻马店小学升初中的时候，当时的小学常识老师对我说了一句话：施一公啊，你长大了一定得给咱驻马店人争光！
大家可能想不到，这句很简单的话我刻骨铭心记忆至今。从那以后，每次得到任何荣誉，我都会在心里觉得是在为驻马店人争光。
今天，我同样想说：老师您好！我还在为咱驻马店争光。我中学去了郑州，大学到了清华大学。我常常很想家、也很想驻马店的父老乡亲，止不住地想：我的父老乡亲在过什么样的生活？过什么样的日子？
1987年的一件事对我冲击非常大，把我的生活和世界观几乎全部打乱了。在此之前，虽然我受到了传统教育，虽然我的父亲告诉我要做一个科学家、工程师，其实我心里并不知道自己将来想干什么、能干什么。
1987年 9月 21日，我的父亲被疲劳驾驶的出租车在自行车道上撞倒，当司机把我父亲送到河南省人民医院的时候，他还在昏迷中，心跳每分钟 62次，血压 130/80 。
但是他在医院的急救室里躺了整整四个半小时，没有得到任何施救，因为医院说，需要先交钱，再救人。
待肇事司机筹了 500块钱回来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没有血压，也没有心跳了，没有得到任何救治地死在了医院的急救室。这件事对我影响极大，直到现在，夜深人静时我还是抑制不住对父亲的思念。
这件事让我对社会的看法产生了根本的变化，我曾经怨恨过，曾经想报复这家医院和见死不救的那位急救室当值医生：为什么不救我父亲？
但是后来想通了，我真的想通了：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不知道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在经历着像我父亲一样的悲剧。如果我真有抱负、真有担当，那就应该去改变社会、让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让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
2012年的清明节，我回驻马店参加小学同学聚会，很感慨。同班同学中两个已经不在了，一个患心血管疾病，另一个是癌症。当时还有一位同学在接受癌症晚期的化疗，现在也不在了。
我常常想：同样是人，我真幸运，不愁吃、不愁穿，受过高等教育、出过国、留过学，拥有一份钟爱的工作；可是我们中国有很多人没有我这么幸运。
我的父老乡亲和他们的孩子也没有我这么幸运。尽管他们不像我这么幸运，他们却一直很为我自豪，他们为我鼓劲。
我有些地方和很多执着的科学家们不一样。哪点不一样？他们因为兴趣驱使在做科学研究。我有兴趣，但最初并没有那么强烈的兴趣做研究，我的兴趣是很晚才培养起来的，驱使我的更多的是责任和义务。
我成长于驻马店，是地地道道的驻马店人，那里的邻里乡亲也从没有把我当外人，这种亲情常常让我感动；我想用自己的努力和创造回报我的父老乡亲，哪怕是取得成绩让他们为我骄傲呢。这是我从小受到的教育，我真的很感恩、想回报。
不知不觉间，我的观念似乎很落伍了。我想不明白当今的社会为什么会变得这样物欲横流，为什么这么多人会一致向钱看。
人不是商品，人活一口气。当大学毕业生以收入为唯一衡量、把自己作价、选择出价稍微多一点的公司就业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不理解，身边的世界变得陌生。
我有时候想，是不是世界变化太快，我老了、真的跟不上趟儿了。我怎么就不理解，连我身边的人，连我一些同事、同学、朋友我都理解不了，我不知道这个社会怎么了，我们关注点太不可思议的狭窄了！
中国真的有很多很多人不像我们一样幸运，他们很需要我们的帮助，需要每一个幸运的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需要我们今天在座的人一起努力。
我不希望自己的学生做形式化的社会实践，但很支持他们选择中国欠发达的地区去看看、去体验，比如去支教。
在这儿我举一个支教的例子。2008年我全职在清华工作，我的一个本科生从陕西农村的一所希望小学支教回来。
在我的办公室，他痛哭流涕。他说：施老师，您知道吗，尽管是希望小学，那里的孩子，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都很瘦，一天只有两顿饭，早上十点一顿，下午四点一顿。
为啥？没钱！
他们没有肉吃，只能吃饱两顿饭；他们早上不能起得太早，晚上又要尽量早点睡，因为要节省能量，要把能量用在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之间上课的时间。
但他们都很满足、很开心……
我不晓得，我们做基础研究的，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改变什么。我受中国传统教育很深，作为一个敢担当的读书人，不仅应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也需要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只可惜自己的时间精力实在太有限，总想找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做点事情，总想有机会回家乡给父老乡亲做点什么。我挺惭愧的，其实我既没有照顾好我的母亲，也没有照顾好妻子和孩子。
我们缺什么？我们缺这份对社会的责任感，我们缺这份回报父老乡亲的行动。
在清华大学，我每次给生命科学学院的新生做入学教育的时候，我都告诉他们：你千万不要忘了，你来到清华，你不止代表自己，不止代表你个人，你也同时代表一个村，一个县，一个地区，一群人，一个民族。你千万不要忘了，你肩上承担了这份责任。
我真的希望，不管是我自己，我的学生，还是我的同道，我们每个人真的要承担一点社会责任，为那些不像我们一样幸运的人们和乡亲尽一点义务。
这是我除了对科学本身兴趣之外的所有动力，也是我今后往前走最重要的一点支撑。
“我的一个本科生从陕西农村的一所希望小学支教回来。
在我的办公室，他痛哭流涕。他说：施老师，您知道吗，尽管是希望小学，那里的孩子，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都很瘦，一天只有两顿饭，早上十点一顿，下午四点一顿。
为啥？没钱！
他们没有肉吃，只能吃饱两顿饭；他们早上不能起得太早，晚上又要尽量早点睡，因为要节省能量，要把能量用在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之间上课的时间。“
转发《施一公：清华70%至80%的高考状元去哪》
当所有的精英都想干金融
如今我们的 GDP已经全球第二，但是看技术革新和基础研究的创新能力，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排在 20名开外。
有的人或许会怀疑，认为我说的不对，会说我们都上天揽月、下海捉鳖了，怎么可能创新不够，我们都高铁遍布祖国大地了，怎么可能科技实力排在 20名开外。
我想说的是，你看到的指标和现象，这是经济实力决定的，不是科技实力决定的。我们占的是什么优势，我们占的是经济体量的优势。
我在海外的时候，只要有人说我的祖国的坏话，我会拼命去争论，因为我觉得我很爱国。
四月份，我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年会上领奖，晚宴时，与一位瑞典的知名教授聊天，谈到中国的科技发展，他很不屑一顾，我觉得很委屈、很愤懑，但是我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不管怎么说，我们国家登月已经实现了，你们在哪儿？但他回敬了一句，让我说不出话。
他说：施教授，如果我们有你们中国的经济体量，我们能把五百个人送到月球上并安全回来。
在国内，我觉得自己是个批判者，因为我很难容忍我们自己不居安思危。我们对国家的科技实力和现状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怎么发展，怎么办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并形成一定的共识，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争论来争论去的层面。
施一公（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西湖大学校长，清华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院院长）
首先我想讲，大学是核心。我想讲的第一个观点就是，研究型大学从来不以就业为导向，从来不该在大学里谈就业。就业只是一个出口，大学办好了自然会就业，怎么能以就业为目的来办大学。
就业是一个经济问题，中国经济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提供多少就业，跟大学没有直接关系。
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就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是培养国家栋梁和国家领袖的地方。让学生进去后就想就业，会造成什么结果？就是大家拼命往挣钱多的领域去钻。
清华 70%至 80%的高考状元去哪儿了？去了经济管理学院。连我最好的学生，我最想培养的学生都告诉我说，老师我想去金融公司。
不是说金融不能创新，但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我认为出了大问题。
管理学在清华、在北大、在整个中国都很热，这是违背教育规律的一件事情。专科学校办学的理念，是培养专业人才，为行业输送螺丝钉，但大学是培养大家之才，培养国家各个行业精英和领袖的地方，不能混淆。
学不以致用。你们没听错，我们以前太强调学以致用。我上大学的时候都觉得，学某一门课没什么用，可以不用去上。其实在大学学习，尤其是本科的学习，从来就不是为了用。
但这并不意味着用不上，因为你无法预测将来，无论是科学发展还是技术革新，你都是无法预测的，这个无法预测永远先发生，你预测出来就不叫创新。
大学里的导向出了大问题，那么怎么办？其实很简单，大学多样化，不要一刀切，不要每个学校都就业引导，每个学校都用就业这个指标考核，这对大学有严重干扰。
我对基础研究也有一个看法。我们国家非常强调成果转化，现在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加强转化”。但我想问一句，转化从哪儿来？
我们的大学是因为有很多高新技术没有转化成生产力呢，还是我们根本就不存在这些高新技术？我认为是后者。我们的大学现在基础研究能力太差，转化不出来，不是缺乏转化，是没有可以转化的东西。
当一个大学教授有了一个成果，无论是多么基础的发明，只要有应用前景和产业转化的可能，就会有跨国公司蜂拥而来，我就是个例子。
我十四五年前，有个简单的、我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发现，就被一家公司盯上了，主动来找我。这些公司就像那些禁毒的狗一样不停在闻，在看，在听，他们非常敏感，不可能漏掉一个有意义的发现。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是鼓励科学家创办企业。大家没听错，今年在人大会议我听到这个话后觉得心情很沉重。
术业有专攻，我只懂我的基础研究，懂一点教育，你让我去做经营管理，办公司、当总裁，这是把我的才华和智慧用到了错误的地方。人不可能一边做大学教授，一边做公司的管理人员，一边还要管金融。
我们应该鼓励科技人员把成果和专利转让给企业，他们可以以咨询的方式、科学顾问的方式参与，但让他们自己出来做企业就本末倒置了。
我可以举个例子，Joseph Leonard Goldstein因为发现了调控血液和细胞内胆固醇代谢的LDL受体，获得 1985年的诺贝尔奖。他是美国很多大企业的幕后控制者，包括辉瑞，现在非常富有，应该说是最强调转化的一个人。
他两年之前在《科学》周刊上写了一篇文章，抨击特别强调转化。他说转化是来自于基础研究，当没有强大的基础研究的时候，如何能转化。
他说，当他意识到基础研究有多么重要的时候，他就只是去做基础研究，转化是水到渠成的，当研究成果有了，自然转化是非常快的，不需要拔苗助长。
他列举了他在美国国家健康研究中心，九位学医的学生做基础研究从而改变了美国医疗制药史的过程，很有意思。
我们一定要看看历史，不仅仅是中国现代史，也要去看科学发展史，看看各个国家强大的地方是如何起来的，而不是想当然地拔苗助长。
创新人才的培养，也与我们的文化氛围有关。当一个人想创新的时候，同样有这个问题。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做少数，就是有争议。
三年前，我获得以色列一个奖后应邀去以色列大使馆参加庆祝酒会，期间大使先生跟我大谈以色列人如何重视教育，我也跟他谈中国人也是如何重视教育。他笑眯眯地看着我说，你们的教育方式跟我们不一样。
他给我举了原以色列总理 Shimon Peres的例子，说他小学的时候，每天回家他的以色列母亲只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今天你在学校有没有问出一个问题老师回答不上来，第二个你今天有没有做一件事情让老师和同学们觉得印象深刻。
我听了以后叹了口气，说我不得不承认，我的两个孩子每天回来，我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今天有没有听老师的话？
但我想说我并不是悲观，其实我很乐观，我每天都在鼓励自己，我们的国家很有前途，尤其是过去两年，我真切地看到希望。
现在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教育领域深层次的思考和变革，这个大潮真正的开始了。
在这样的大潮中，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一件事就够了，实事求是的讲出自己的观点，在自己的领域内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贡献。这样，我们的国家就会大有前途。
我们缺什么？
我出生在河南郑州，但成长在河南省驻马店。为什么我要特别提驻马店呢？因为这个地方特别具有代表性。
驻马店相对于河南，就像河南相当于中国，就像中国相对于世界。从地理，从经济，从科技，从文化，都是这样。我恰好是在开始有记忆、对社会有感触的时候成长在驻马店。
我在驻马店小学升初中的时候，当时的小学常识老师对我说了一句话：施一公啊，你长大了一定得给咱驻马店人争光！
大家可能想不到，这句很简单的话我刻骨铭心记忆至今。从那以后，每次得到任何荣誉，我都会在心里觉得是在为驻马店人争光。
今天，我同样想说：老师您好！我还在为咱驻马店争光。我中学去了郑州，大学到了清华大学。我常常很想家、也很想驻马店的父老乡亲，止不住地想：我的父老乡亲在过什么样的生活？过什么样的日子？
1987年的一件事对我冲击非常大，把我的生活和世界观几乎全部打乱了。在此之前，虽然我受到了传统教育，虽然我的父亲告诉我要做一个科学家、工程师，其实我心里并不知道自己将来想干什么、能干什么。
1987年 9月 21日，我的父亲被疲劳驾驶的出租车在自行车道上撞倒，当司机把我父亲送到河南省人民医院的时候，他还在昏迷中，心跳每分钟 62次，血压 130/80 。
但是他在医院的急救室里躺了整整四个半小时，没有得到任何施救，因为医院说，需要先交钱，再救人。
待肇事司机筹了 500块钱回来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没有血压，也没有心跳了，没有得到任何救治地死在了医院的急救室。这件事对我影响极大，直到现在，夜深人静时我还是抑制不住对父亲的思念。
这件事让我对社会的看法产生了根本的变化，我曾经怨恨过，曾经想报复这家医院和见死不救的那位急救室当值医生：为什么不救我父亲？
但是后来想通了，我真的想通了：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不知道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在经历着像我父亲一样的悲剧。如果我真有抱负、真有担当，那就应该去改变社会、让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让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
2012年的清明节，我回驻马店参加小学同学聚会，很感慨。同班同学中两个已经不在了，一个患心血管疾病，另一个是癌症。当时还有一位同学在接受癌症晚期的化疗，现在也不在了。
我常常想：同样是人，我真幸运，不愁吃、不愁穿，受过高等教育、出过国、留过学，拥有一份钟爱的工作；可是我们中国有很多人没有我这么幸运。
我的父老乡亲和他们的孩子也没有我这么幸运。尽管他们不像我这么幸运，他们却一直很为我自豪，他们为我鼓劲。
我有些地方和很多执着的科学家们不一样。哪点不一样？他们因为兴趣驱使在做科学研究。我有兴趣，但最初并没有那么强烈的兴趣做研究，我的兴趣是很晚才培养起来的，驱使我的更多的是责任和义务。
我成长于驻马店，是地地道道的驻马店人，那里的邻里乡亲也从没有把我当外人，这种亲情常常让我感动；我想用自己的努力和创造回报我的父老乡亲，哪怕是取得成绩让他们为我骄傲呢。这是我从小受到的教育，我真的很感恩、想回报。
不知不觉间，我的观念似乎很落伍了。我想不明白当今的社会为什么会变得这样物欲横流，为什么这么多人会一致向钱看。
人不是商品，人活一口气。当大学毕业生以收入为唯一衡量、把自己作价、选择出价稍微多一点的公司就业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不理解，身边的世界变得陌生。
我有时候想，是不是世界变化太快，我老了、真的跟不上趟儿了。我怎么就不理解，连我身边的人，连我一些同事、同学、朋友我都理解不了，我不知道这个社会怎么了，我们关注点太不可思议的狭窄了！
中国真的有很多很多人不像我们一样幸运，他们很需要我们的帮助，需要每一个幸运的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需要我们今天在座的人一起努力。
我不希望自己的学生做形式化的社会实践，但很支持他们选择中国欠发达的地区去看看、去体验，比如去支教。
在这儿我举一个支教的例子。2008年我全职在清华工作，我的一个本科生从陕西农村的一所希望小学支教回来。
在我的办公室，他痛哭流涕。他说：施老师，您知道吗，尽管是希望小学，那里的孩子，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都很瘦，一天只有两顿饭，早上十点一顿，下午四点一顿。
为啥？没钱！
他们没有肉吃，只能吃饱两顿饭；他们早上不能起得太早，晚上又要尽量早点睡，因为要节省能量，要把能量用在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之间上课的时间。
但他们都很满足、很开心……
我不晓得，我们做基础研究的，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改变什么。我受中国传统教育很深，作为一个敢担当的读书人，不仅应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也需要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只可惜自己的时间精力实在太有限，总想找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做点事情，总想有机会回家乡给父老乡亲做点什么。我挺惭愧的，其实我既没有照顾好我的母亲，也没有照顾好妻子和孩子。
我们缺什么？我们缺这份对社会的责任感，我们缺这份回报父老乡亲的行动。
在清华大学，我每次给生命科学学院的新生做入学教育的时候，我都告诉他们：你千万不要忘了，你来到清华，你不止代表自己，不止代表你个人，你也同时代表一个村，一个县，一个地区，一群人，一个民族。你千万不要忘了，你肩上承担了这份责任。
我真的希望，不管是我自己，我的学生，还是我的同道，我们每个人真的要承担一点社会责任，为那些不像我们一样幸运的人们和乡亲尽一点义务。
这是我除了对科学本身兴趣之外的所有动力，也是我今后往前走最重要的一点支撑。
农村人民公社是1958年从群众中产生的一种农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组织形式，也是党中央集体决议建立的。这种体制在新中国历史上存在了25年之久。它经过了各个时期的风雨考验，既适应了大搞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的60、70年代，又适应了改革开放的初期，正是它完成了中国农业落后生产条件的大规模改造，初步实现了水利化、机械化等历史任务，支持了社会主义农村20多年的创业发展，成为牢固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的基础，数亿人民群众生活在其中。
在25年的时间内没有任何人曾提出过用任何更好的模式取代它。这种体制将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与中国农村的社会实际恰当结合，堪称是社会主义史上的一次宝贵而伟大的创造。
然而，这种组织形式却在改革之后的1983年被平白无故地取消了。为什么撤销人民公社?对这个问题至今看不到党中央和国家领导人有过权威性的综合说明，称得上是一个历史的悬案!
是因为体制上有问题，或者没有优越性吗？
不是。众所周知，这种体制经过20多年的实践证明并无什么不适应。尤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还专门发出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重申“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切实保护”等。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80年代初，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都出现新的发展局面，人民公社制度更加稳定和完善，进一步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和生命力。
撤销人民公社，是因为公社的组织机构不适应、效率不高、行政腐败吗?
不是。人民公社既是经济组织，又是行政管理组织，这种政社合一的组织其实是与当时农村工作的实际需要相适应的，是实事求是的。它机构精简、人员少、效率高、干群关系密切。公社机关吃财政的一般不足20人，甚至只相当于目前乡镇的十分之一还不到。而且公社干部一律参加劳动，没有吃吃喝喝、跑关系等腐败风气，基本上是一种统一、精简、高效和勤政廉洁的组织机构。而正是在社改乡之后，乡镇机构迅速膨胀，亲属、关系的人员大量进入，办事效率低下、腐败丛生，干群关系逐步走向恶化。
是因为农民群众对公社体制不喜欢、不接受吗？
不是。几十年来公社制度已经成为广大农民熟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成为一种常规和习惯。当时没有任何农村干部和社员发出要求改变公社组织形式的声音。直到改革以后的80年代初，党中央都一再强调巩固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例如，1980年9月中央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文件中明确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农村集体经济在多数地方已经得到巩固，农业集体化方向已为广大农民接受。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农业的生产力有了较大的提高，……。
在我国的条件下，不能设想可以在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起现代化的农业，可以实现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可以使农村根本摆脱贫困和达到共同富裕。因此，毫无疑问，农业集体化的方向是正确的，是必须坚持的。 ”(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43、544页)至少到1982年，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讲话和党报党刊上对人民公社一直是高度赞扬的。例如，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在当年4月一次《关于我国的对外政策和国内形势》的谈话中就说：“这几年农村形势很好，主要是因为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我国农村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农民组织起来，都成为人民公社的社员，这条路是完全正确的，是必由之路”。(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60页)又如，1982年第二期《红旗》杂志在一篇《依靠集体经济建设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文章中，通过典型调查材料，说明了当时人民公社经济和社队工、副业的迅速发展，盛赞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等等。
然而，时隔几个月，到1983年1月，中央就下达了关于撤销人民公社的通知。前面还说人民公社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是必由之路”、要“稳定不变”，而后面就决定撤销，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变化如此之大，令人匪夷所思。但直到这时，也没有任何文件说明公社体制有什么问题，它对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什么不适应。
1983年1月，中央下达了一个《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通知》，其中提出了“人民公社体制改革”、实行“政社分设”的问题，即：公社和生产大队的行政管理职能单独设立，变成基层政权组织，分别改为“乡”、“村”。原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集体经济其名称、规模和管理机构的设置由群众民主决定。但在实际上，在各级党政的紧急要求下，全部一刀切地改变。到1984年“社改乡”的任务即在全国基本完成。这一发展了25年、并由宪法规定的公社体制，只依一纸“通知”就被全部废除。
按照中央当时的一种说法，无论是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实行“政社分设”，都属于管理形式的变化，都不改变集体经济的根本制度。直到多年后的今天，许多农民群众仍然把“乡”称作公社、把“村”称作大队，“村民”不叫村民而仍然称作“社员”。他们不愿考虑二者之间的实质性区别。
很长期间主流媒体一直宣称：自从撤销人民公社之后才带来农业的大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其实这种说法完全是对事实的歪曲。
事实是，自从上世纪60年代初的调整之后到整个70年代，中国农业就一直是持续发展的。尤其是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产量一直保持着稳定增长的势头，从未出现过波动。这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是给予明确肯定的。据国家统计部门的资料，仅从1965年至1978年，全国粮食产量就由19452万吨增至30475万吨，13年的时间内增长了56.7%，年均增幅达3.5%，尤其是1975年以后这种增长更出现加快的趋势。以1978年为例，就比1977年增长7.8%，1979年又比1978年增长了9%。我们说，粮食产量在十几年时间内一直保持稳定增长，没有出现一年滑坡的现象，这是迄今中国历史上，包括改革开放时期所从未有过的，是了不起的成就!1979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达684斤，当时中国从总体上告别了贫困，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邓小平在1982年也说：“建国以来，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基本上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粮食达到了自给。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旧中国长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05页)而这种稳定、快速的发展正是在被称为“一大二公”、“吃大锅饭”的人民公社时期实现的。
无疑，在1978年后至80年代初的改革中，中国农业出现了新的发展局面，群众生活进一步改善。这种发展其实正是70年代农业发展的继续，完全是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实现的，它与实行“分田到户”并不相干。相反由于“分田到户”拆散了集体资产、水利设施和大型生产工具，从集体的大片耕地划分成个体小块承包地致使大型机械设备无法利用，喊了多年的实现农业现代机械化成为泡影，造成生产手段不断降低，因此生产后劲很快消失。事实上这种增长到1984年就达到了高峰，到1985年就出现了粮食产量下降的局面，此后就进入长期徘徊状态。而这个时间也正是人民公社在全国范围被撤销之时。众所周知，人民公社是在1984年完成撤销的，而从1984年至2003年近20年时间里，全国粮食产量只增加了2338万吨，即由40732万吨增至43070万吨，年均增长率只有0.4%。增长速度才只是人民公社时期的九分之一。 2003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仅670斤，这比1979年还低，全国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2600多元。而这种情况恰恰发生在人民公社被撤销之后。
不仅粮食生产增长速度下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1985-1991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仅为3.7%，比1978年的6.7%相差很大)，而且农村安全状况和社会风气日益恶化，农村社会保障水平降低，社会不公现像大量出现，乡镇政府机构膨胀、人员十数倍地增加，乡村干部腐败风气盛行等，大量社会问题都是在农村改制之后产生的。谁能说出自从人民公社被撤销后农村究竟出现了哪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人与人关系和谐的新景象?
相反人们看到，当初有少数对“分田到户”持怀疑态度、顶着不办而一直坚持走集体道路的大队，如河南省的刘庄、南街村，江苏省的华西村，天津市的大邱庄，北京市的韩河村、窦店村，河北省的周家庄公社、半壁店，黑龙江省的兴十四村，湖北省的洪林村，大连市的后石村，广东省的崖口大队、容桂镇，浙江省的藤头村、望海岗，四川省“西部第一村”的宝山村，江西省进顺村、花园坪村，山东省西霞口村，南山村，西藏那曲地区嘎措乡人民公社等，全国大约有3000多个这样的集体，它们的经济发展反而更加迅速，率先进入共同富裕的先进行列。与大多数农村不同的是，他们那里没有贫穷、没有两极分化、没有大量社会矛盾，集体福利和保障健全，无一不是当地的最发达、和谐的社区。实践最有力地拆穿了所谓“集体道路不能使农民富裕”的谎言。
人民公社不是被广大农民群众抛弃的，而是被有人利用行政手段强令取消的，是典型的长官意志、以言代法的体现。在其背后显然是有一种政治上的图谋!
(作者：燕凌斯。激流网选自《澄清史实——对新中国前三十年若干问题的研讨》)
燕凌斯：人民公社为什么被撤销？
附文：大寨与小岗村现状对比，惊呆国人！
前不久，有记者到小岗村采访，村民对记者说：“我们是一步越过温饱线，20年未进富裕门。”记者看到，还有一些农民至今仍住在茅草房里，冰箱、彩电等生活用品在农舍里难得一见。
为庆祝改开20周年而修建的友谊大道、小学校舍、村委会办公楼以及开通的程控电话等，都是政府和社会赞助出资兴建的，没有一项是小岗村人自筹资金建起的。
而被精英们嘲笑的毛泽东时代农村典型大寨，却靠着集体经济的发展，在2000年以前让农民生活实现了三有三不。
三有是：
小有教（从幼儿到小学免费上学）；
老有靠（实行了养老保险金制度，从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月可领到60元，70岁以上月领100元，共产党员月领150元，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三战的月领120元）；
考有奖（凡考入大学、大专、中专的学生集体年发给奖学金，本科大学生年1000元；专科大学生年800元；中专生年500元）。
“三不"是：
吃水不用吊（自来水）；
运输不用挑（汽车、拖拉机）；
看病不用跑（村办医疗保健站服务上门）。
大寨人不仅在生活上得到了改善，而且设施和建设环境方面的改造是同步进行的，93年投资80多万元建起了三层楼的新办学校，改变了教学环境。
94年投资120万元修筑了3.8华里的盘山公路，硬化了路面街道。
96年投资160万元打深井引水，井深742米，从根本上解决了人吃淡水的问题。
95年开始建设大寨森林公园共投资1000多万元，内有周恩来纪念亭、郭沫若墓碑、展览馆、农民文化艺术馆、陈永贵墓地等景点，植树造林，种植花卉1000多亩，不仅发展了旅游事业，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大寨的生态环境。
2000年投资207万元，修筑了一座能蓄水6万方的水库，可灌溉大寨的600亩良田。
被鼓吹的农村典型小岗村虽然花了大量纳税人的钱至今还是穷，而被精英们嘲笑的大寨不仅不花一分纳税人的钱，相反在2000年时上缴国家税收就实现了350万元，上交提留资金年300多万元，人均上交国家1万多元。
驳毛泽东时代是“普遍贫穷”说
所谓“吃不饱饭”、“普遍贫困” 、“挨饿”之类，完全是改革开放以来一些精英公知杜撰出来的，把只在“三年困难时期”才有的事情推论到整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时代，从生产力发展上说，正是中国动员大量资源投入工业、科技建设，独立自主地实现工业化的时代。有人存心积虑地否定那个时代，所抓住的一个主要理由，就是所谓的“吃不饱饭”丶“挨饿”、“普遍贫穷” 。怨妇似的装腔作势，真是煞有介事！如此丑化老一代劳动创业者、抹黑新中国的历史，令人不齿！
这里首先要澄清的一个问题是：新中国初的贫穷是如何产生的？是农业集体化道路造成的吗？绝不是。
历史清楚地告诉人们，它是旧中国近百年的封建制度、殖民地历史，即帝国主义侵略和“三座大山”的压迫所造成的。所谓“东亚病夫”的称号早就闻名于世。连美国国务卿艾奇逊都承认：中国历代政府都没有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贫困，成为广大老百姓起来闹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解放前中国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75%以上，文盲占95%以上。农民吃糠咽菜、逃荒要饭、甚至卖儿鬻女是一种极其普遍的现家。这种沉重的历史积垫，在任何社会里也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解决！
毛泽东时代就是一个创业、治穷的历史。从“一穷二白”基础上开始，经过了近30年的建设，就己经成为一个具有比较雄厚物质基础的工业国家，从而屹立于世界。它决不是一个“穷”字所能概括的。
究竟什么是真正的贫穷？比如一个家庭，全家省吃俭用，集一切财力、物力，建造了新房，置办了车马、生产工具等，即使生活上苦一些，但那叫贫穷吗？同样的道理，一个国家创建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建设积累了那样多的物质基础和家产，创造了那样多的尖端工业和科技成就，那叫贫穷吗？就只说毛泽东时代创建的核武库、“两弹一星”、核潜艇等技术系统就值多少财富？还有当时建造的一系例大型工业基地、水利工程，全国农田基本建设等，将相当于多少经济实力？据有人推算，中国在1949—1979年三十年间的基本建设总投入（资金和劳动力价值）若按目前的价格指数计算就达3636万亿元 ，这么大的价值都作为固定资产存在着。这相当于2007年GDP（24.66万亿元）的147倍。这难道不是社会的物质财富吗？如果老一代建设者当时不搞那些建设和积累、统统吃光分净，无疑能改善生活，但还有国家的强大和后来发展的基础吗！
在当时“备战备荒”的形势下，国家每年的生产积累率都保持在30%以上。在毛主席逝世时, 即无内债、外债，又无通货膨胀。国库里的黄金储备达1280万盎司。全国粮库充满，存粮5000多亿斤。(1978至1980年全国人民吃了三年陈粮),还有500多万吨棉花, 20多亿美元。 1974年，陈云向李先念建议，购进了600吨黄金等。这些实物就相当于现在几万亿。那么多的积累和财富在当时决没有任何挥霍、浪费，它最终还是用在了改善人民生活上。在新的领导人上台不久，1977年即给全国60%多的职工增加了工资。还用大量外汇进口粮食和成套轻工设备，1978年一次就引进22个大型化工和钢铁项目，使用外汇超过1950—1977年引进使用外汇的总和。1979年大幅度提高了国家收购农产品的价格，并逐步放开了生活品供应，大量增加对农业的补偿和支援等。这些都直接促成了城乡居民生活的改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人们清楚地看出，这些惠施完全是用的上一代创业者们“革命加拼命”生产而又“勒紧裤腰带”生活所留下的积累，而决非来自改革的成果。然而，一些既得利益者在饱食公共资产后，却翻过来指责毛泽东时代“发展缓慢”、“没有改善生活”。世上竟有如此卑劣的行径 ！
有些人所谓毛泽东时代的“普遍贫穷”或许只是指生活方面的，但那也只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及其六十年代初才有过的现象，而决不能概括整个六、七十年代的人民生活状况。
事实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之后党中央更加重视农业发展，号召全国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改土造田等，从而根本改变了农业生产的条件，人民生活也逐渐好转起来。突出的变化体现在粮食产量上，从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十七、八年的时间内全国粮食产量一直是持续增长。根据国家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仅1965年至1979年，全国粮食产量就由19452万吨增至33212万吨，14年间增长了71%，年均增长率达3.5% 。连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承认：即使在“文革”时期，全国粮食生产也“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 “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六、七十年代经济发展的评价尽管是低调的，但这里仍然使人们知道：粮食产量在十几年间一直保持稳定、大幅度增长，无一年滑坡，这在迄今中国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完全称得上是一种奇迹！在人口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1975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307.9公斤，1979年升至342公斤。当年全国猪牛羊肉总产量是1062.4万吨，人均10.89公斤。按照国际上划分居民生活水平的标准，当时中国的人均主食数量已大大超过贫困和饥饿阶段，从总体上达到温饱。说明从此中国的粮食安全、吃饭问题历史地得到解决。
据国际组织关于世界各国人均食品消费量统计所提供的数据，1979年中国人均实际消费的粮食、猪肉数量分别是185公斤、10公斤，而当时居于亚洲富国行列的日本这两项消费数量分别是126公斤、13公斤，韩国分别是206公斤、7公斤，菲律宾分别是122公斤、7公斤等。从这种比较中明显看出，七十年代末中国在基本食品消费量上已与日、韩两国相差不大，（差别在生活质量上）在亚洲处于前列；而明显高出当时的印度（人均粮食消费153公斤）等国。
邓小平在1982年讲：“建国以来，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基本上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粮食达到了自给。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旧中国长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05页。）他这里所讲的显然是农村改革之前的状况。新中国仅以三十年的时间, 就在一个有十亿人口的大国里“基本上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全国人均占有粮食达684斤，这种成就在全世界来说也是少有的。
众说周知，自七十年代我国杂交水稻、玉米、小麦等农作物新品种已经普遍推广，亩产都比六十年代初增加了一倍以上。水稻亩产达到1000斤以上，玉米、小麦亩产达到了四五百斤（季），全国粮食并不短缺。生产队除分配社员口粮外，在毛主席当时“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下，集体都有库存蓄备。不说集体的分配，就只说社员每户自留地上的产品也够大半年的生活所需，哪有什么“吃不饱饭”问题！对于困难地区的社队，国家每年的救济粮、救济款、救济布等发放量也都很大，大家都在集体中，哪有看着有人挨饿、受冻而无人管的事情！至今有人关于七十年代中国还有“挨饿”现象的说法根本是没有事实的！
事实是，中国在七十年代末进入工业社会之后，从总体上说也告别了生活贫困，大多数人到达了温饱。如里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下去，其实离共同富裕就不远了。在工业化实现之后再反哺农业、扩大消费品生产、提高人民的生活和福利水平，这本是工业化国家的普遍发展规律。事实上，在当时中国有些条件好的农村社队就己经开始向富裕水平发展了。
例如，江苏省华西大队，在1978年粮食亩产就达到2720斤。工业和副业产值达100多万元，占到全大队总产值的78% 。每个工业劳动力每年创造产值5100多元。就己经踏进共同富裕的门坎。（《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4日《江苏省江阴县华西大队调查》。）
又如河南省的刘庄村，在七十年代就发展起大队机械厂、食品加工厂、造纸厂、淀粉厂等企业。到1977年，其工副业收入占年收入总量的比重就上升到64.4％ 。到1980年，刘庄已拥有造纸、食品、机械、化工等13个工厂，工副业产值就占生产总值的80％ ，第二、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已经占到全村劳动力的三分之二。全大队总收入达到300多万元，人均年收入超过2000元，成为中原第一个小康村。其实，在七十年代后期，全国各地初步实现脱贫至富的社队并不少。
当然从总体上实现了温饱，并不意味没有了贫困人口。由于各地区、各社队之间发展不平衡，农村还有相当数量的贫困人口。按照七十年代末的标准，当时全国贫困人口约有2.5亿。而70%的人口基本上实现了温饱。虽然农村生活质量较差，都是以吃粗粮为主。但却消除了挨饿受冻现象。对于广大贫下中农说这已是很大知足了。——应该知道，常年中吃白麵细粮的生活即使旧社会的地主富农家庭也从未有实现过。——尤其是到了在七十年代，城乡群众生活就已经是一个供应保证、衣食无忧的景象了。所缺乏的只不过是当时只有富裕家庭才有的自行车、缝纫机、电视机之类的东西了。就连当时来中国采访的西方记者在报道中也盛赞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是令人惊奇的。”（英、马克斯韦尔《中国怎样解决了粮食问题》1974年12月）联合国大会文件中更把中国称着解决人民吃饭问题的榜样。当时，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根本没有所谓中国“吃不饱饭”“普遍贫困”这个概念。所谓“吃不饱饭”、“普遍贫困” 、“挨饿”之类，完全是改革开放以来一些精英公知杜撰出来的，把只在“三年困难时期”才有的事情推论到整个“六七十年代”。暴露了翻案派抹黑、否定毛泽东时代，企图变天复辟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