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蒋介石国民党代表资本家的利益
蒋介石国民党代表地主资本家的利益, 而几千年以来历朝历代地主资本家屠杀打工人是任意的。蒋介石国民党为什么要对毛泽东共产党大屠杀呢? 因为毛泽东共产党代表了工人农民阶级的利益。当年蒋介石被张杨抓起来时, 毛泽东主张放蒋, 但工农红军官兵不答应。毛泽东说他的妻子弟妹都被杀害了, 要说个人恩怨早就想杀蒋了。但日本侵略大局面前要以民族利益为重。而蒋介石呢?
《安庆惨案》1927年3月20日，蒋介石在离开南昌奔赴上海途中，到达安徽省会安庆。其时，安徽军阀利用青红帮头子组织御用的“安徽省总工会”，与中华全国总工会派人组织的工会组织筹备处发生对抗。3月23日，蒋介石御用“安徽省总工会”经严密筹备，召开欢迎蒋介石的大会。会后，他们组织暴徒冲进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安庆市党部、安徽省总工会筹备处、安庆市总工会筹备处、安徽省农协筹备处等省市机关团体，砸碎门窗，抢劫捣毁用具，打伤多人，暴徒们还高呼“打倒赤化分子”等口号。当时在安庆力劝蒋介石派兵保护安庆国民党省市党部的郭沫若，于3月31日写下声讨蒋介石的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当时的郭沫若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招考委员会委员、政治教官、著名学者。1926年任广东大学文学院院长、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兼宣传科长，随军参加北伐战争，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主持军队宣传工作。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前的郭沫若是北伐军政治部主任，中将军衔，后来号称蒋介石五虎上将的陈诚、刘峙、卫立煌等人还是营连级军官，见了郭主任是要大老远的打敬礼的，排长张灵甫恐怕连给郭主任敬礼的资格都没有。蒋介石也是极力拉拢郭沫若的。蒋介石每次接见郭沫若都要起身相迎。在北伐中，短短几个月时间里，郭沫若由宣传科长、宣传处长、秘书长而升到政治部副主任，军衔也由中校晋升为中将。蒋介石的一系列举动意味着什么，除了傻瓜，都清楚什么意思。郭沫若自己更清楚。蒋介石秘密地委任郭沫若为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并一再表示：“你无论怎样要跟着我一道走，文字上的事体以后要多多仰仗你。”还说：“郭先生你不能走。你一定要跟我走，现在我要到南京，你过两天就跟我走。我把江浙拿下以后，长江六省的政权就请你负责。”郭沫若却不为所动，回答道：“我不！我搞政治是外行，我只能做做文章、搞搞宣传。”蒋介石依然不肯放松，“好嘛！跟我到了南京、上海，有多少宣言要仰仗你做啦！”后来得知，一系列大屠杀原来都是蒋介石一手策划的。真相大白以后，郭沫若决心摆脱蒋介石离开安庆，由水路转赴南昌，借住在二十军党代表朱德的家中。3月31日，为了揭露蒋介石的反动面目，他不顾个人安危写出《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
《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是郭沫若于1927年3月底在南昌朱德寓所写就的，声讨蒋介石反动政治的一篇散文。1927年4月9日发表于武汉《中央日报》。1927年5月武汉《中央日报》副刊作为16开单行本出版，现收于人民文学出版社《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3卷。1927年3月7日，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人陈赞贤被杀害。3月17日，暴徒在九江捣毁了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市党部和总工会，打死打伤数人。蒋介石到安徽安庆后，3月23日又发生了暴徒袭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和各合法民众团体的事件，打伤了六个人，剥去外衣，拖出来游街，说他们就是共产共妻的赤化分子的榜样。这些事件的发生，开始时郭沫若并不知真相，后来得知，原来都是蒋介石一手策划的。蒋介石公然破坏国共合作，刽子手的面目已彻底暴露。在此情况下，郭沫若决心脱离蒋介石，化名“高浩然”离开安庆，由水路转赴南昌，借住在二十军党代表朱德的家中。3月31日，为了揭露蒋介石的反动面目，他奋笔疾书，写成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
《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是郭沫若著名的散文作品。在这篇文章中，郭沫若以无比愤怒的心情，详尽而具体地揭露了蒋介石阴谋制造“赣州惨案”、“南浔事件”和“安庆惨案”的血腥罪行，撕下来蒋介石的种种伪装，将蒋介石的反动面目暴露在广大人民群众的面前。这篇文章写在“四·一二”政变以前，响亮提出来“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具有重大的革命意义，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就郭沫若个人来说，这篇在革命的黑暗时代公开讨伐蒋介石的文章，是他政治上成熟的标志，更代表了郭“旗帜鲜明”的革命态度。
《赣州惨案》赣州惨案，是蒋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制造的惨案之一。1927年初，蒋介石积极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派其亲信倪弼到江西赣州镇压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打击革命力量，1月26日到会赣州总工会，下令通缉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3月6日又将陈赞贤枪杀。陈遇害后，南昌工人罢工三天表示抗议，3月18日，南昌各界数万人举行追悼大会，反对蒋介石的叛变行为。
《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1927年4月12日，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中正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大屠杀事件。12日下午，共产党人领导下的闸北工人作出回应，从蒋中正领导的军队手里夺回了总工会会所，并宣布全市举行总罢工，于次日展开游行。他们的行为遭到上海当局的镇压。4月12日至15日，就有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继上海大屠杀之后，广州、北京等地的反共分子，也开始大肆镇压共产党人和親共人士。 同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正式作出关于“分共”的决定，提出“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随后不久，汪精卫的部下就和蒋中正一样对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实行大屠杀。
第一次国共内战期间，为彻底“消灭”中国工农红军，国军和蓝衣社别动队在苏区执行“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的“三光”烧杀政策，多次实施大规模报复性屠杀。一个叫大井村的小村子先后被焚烧九次。1933年，江西省人口数为1930万，到1936年只剩1370万[3]，扣除因战争死亡和跟随红军主力长征的30万人，被国军屠杀的中央苏区军民有数百万，福建省、湖北省苏区各有100多万。返乡的豪绅地主、流氓恶棍组织名目众多的民团，如“还乡团”、“铲共团”、“暗杀团”、“义勇队”、“挨户团”、“靖卫团”、“保安队”、“搜山队”等，疯狂报复苏区人民。国民政府的报告书称，在“清剿”区内，“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国军在苏区屠杀共产党人和普通民众的手段非常残忍，有挖心、剥皮、肢解、分尸、刀砍、碎割、悬梁、火烧、活埋、挖眼睛、割耳朵、穿铁丝、割舌头、破肚取肠、割乳挖胸、沉潭落井、打地雷公、钉丁字架、灌辣椒水等数十种酷刑。上至80岁老人，下至3岁儿童，均不能幸免，男女老弱皆被屠戮。有婴儿被国军士兵活活撕成两半；有群众被国军士兵用烧红的铁盒戴在头上活活烧死；有妇女被国军士兵轮奸割乳，然后杀死。
“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又被称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它是共产党对这一事件的定义，但在国民党的文件和历史叙事中被称为“清党”。所谓“清党”，是既清除共产党，也清除国民党左派。根据台湾李云汉著《从容共到清党》书中记载名录及次序 附通缉名单：鲍罗廷 陈独秀 谭平山 林祖涵 于树德 吴玉章 杨匏安 恽代英 毛泽东 许郠魂 夏曦 韩麟符 董用威 邓颖超 罗亦农 高语罕 江 浩 刘芬 邓中夏 许白昊 林育南 李汉俊 罗章龙 李硕勋 李囯瑄 李国珍 王基永 易礼容 戴晓云 郭 亮 谭影竹 熊亨瀚 李荣植 李立三 刘少奇 凌炳 罗驭雄 范鸿勂 范鸿勋 张国焘 赵 干 蔡和森 方志敏 彭述之 王景云 李伯云 汪寿华 侯绍裘 沈雁冰 瞿秋白 施存统 张泰来 林 钧 何 洛 张曙时 高尔柏 高尔松 王守谦 林剑臣 朱义权 刘端周 金泽宏 史鹏展 刘荣简 丁晓先 蘇兆徵 陈其瑷 周恩来 彭 湃 罗绮园 冯菊坡 彭汉垣 阮啸仙 谭植棠 杨章甫 江董琴 胡公冕 宣中华 杨贤江 潘枫涂 门启衷 丁济美 杨之华 余泽宏 熊 耀 潘谷公 徐 琛 萧楚女 漆树芬 高统勋 杨眉山 王贯三 汪志青 徐白民 黄 胤 唐公宪 胡浅因 宋敬卿 黄司葵 赵世炎 刘清扬 夏秀峯 何孟雄 于国祯 江少怀 郭沫若 韩寳华 查人伟 于方舟 查猛济 宋云肜 郑恻尘 黄侠生 刘尔崧 李花白 陆沉 李汨之 王 鲲 许广武 华 翀 王松寿 邱学训 宓维琮 马东林 裘 英 梁子光 陈 东 孙炳文 王平 顾顺章 章郁菴 王根英 徐 伟 王承纬 戴卓民 朱英如 王亚章 龙大道 钱介盟 耿 舟 李春涛 鲍慧僧 黎樾庭 宛希俨 彭泽湘 杨石魂 张馀生 陈 良 孔伟虎 林 铮 赵济猛 张德钟 李侠公 严绍彭 王若飞 谢强生 江佑群 周逸群 洪振九 张秋人 刘一清 孙靖华 周邦彩 金家济 林平海 孙道济 庄劲秋 戴国鹏 蘇眉如 何葆桢 陈国咏 王竞天 杨闇公 刘伯承 李筮乘 陈达三 季外方 季达方 陈志益 张国思 刘季良 罗贡华 邓希禹 徐 谦 邓演达 彭泽民 詹大悲 柳亚子章伯钧
被撤销通缉的8人名单：邓懋修 谢 晋 郭寿华 光明甫 陈启修 邓劼刚 江仕祥 梁治文
从4月12日到4月15日，上海工人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浙东警备司令王俊以“反革命”罪名，查封国民党宁波市党部机关报宁波《民国日报》并逮捕报社社长。随后又扣押市党部、市总工会领导人，拉开了浙江“清党”的序幕，到这一年结束，浙江共有1805人被捕，其中又有932人被杀。“最奇怪的是知识阶级的吴稚晖忽然会大发其杀人狂，而且也是知识阶级的蔡(蔡元培)、胡(适)诸君，身在上海又视若无睹，此种现象，除中国人特嗜杀人说外，别无方法可以说明”。孙常炜在“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中称蔡元培“与张人杰 (静江)、吴敬恒(稚晖)、李煜瀛(石曾)等朝夕与蒋总司令中正讨论清党大计”。
1927年6月，陈独秀之子，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因叛徒出卖在上海恒丰里104号召开的中共秘密会议场所被捕。中共党魁陈独秀的儿子、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江苏省委书记、上海共产党的头号负责人陈延年已被关进了蒋介石国民党的监狱。1927年7月4日，陈延年壮烈牺牲于上海龙华监狱，时年29岁，蒋介石下令不准收尸。陈延年的死状十分惨烈——被杨虎下令用乱刀砍死。还以“市政府组织人员中混有共产分子”为借口，下令封闭上海特别临时市政府。大批军警出动搜查和封闭了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上海特别市市党部、上海学生联合会、平民日报社等团体和机关。在此后的数天中，各革命的工会组织概被查封，工人集会和罢工概被以“反革命”论罪，凡佩戴上海总工会符号的工人随时被拘捕判罪。随即将市政府在场开会的执行委员10余人连同办事员、茶役等20余人，押乘汽车一并解往龙华司令部。上海区委领导人陈延年、赵世炎等都在此次政变不久后英勇牺牲。
国民党梧州当局出动大批军警，开始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大逮捕，共产党员钟云、陈漫远，共青团员李素秋、苏小芬，还有革命群众何俊民等25人被捕。9月，国民党当局再次捕捉100多名进步青年。10月至12月期间，国民党当局杀害了钟云、李素秋等45人。据统计在1927年4月至年底的“清党”行动期间被捕的广西进步青年人数众多，涉及面广。在南宁、柳州、桂林、玉林等地，数以千计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群众和国民党左派人士被捕或监禁，两千多人被杀。
《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广州共封闭工会和团体200多个，包括优秀的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李启汉在内的2000多名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或者失踪。据说当时广州城内在大街上凡是发现工人学生打扮的，不论分说就地杀死。在蒋介石上海发动四一二大屠杀后三天，作为蒋反共大屠杀核心成员的李济深在广州也开展了大屠杀行动，史称“四一五大屠杀”。广东的“清党”大屠杀重点和特点是黄埔军校。黄埔军校以校长蒋介石、党代表汪精卫的名义转发总司令部通令，称共产党为“少数奸徒，意存破坏”，要学生“不可受人挑拨”，对党国大事不可“妄有发言以及越轨行动”。宣布戒严期内，不许开会，令军校各级党部停开党员大会和小组会。“从严审查，如发现校中尚有共产党员，严为剔除。”自此，军校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或被杀害，或被逮捕，或被迫出走。整个事变，逮捕之共产分子，共400余人。黄埔学生被李济深捉去的有五六百人，枪毙的也很多。
毛泽东时代的工人不自由吗？
记者：小李
问：毛泽东时代宣称工人是工厂的主人，但是现在对这个提法很多主流学者都不认同。更多的主流学者认为这个口号只是工人阶级说说而已。不知师傅你们对这种质疑有什么看法呢？
周师傅在毛译东时代是技术人员，曾在市委、电力系统的领导岗位任职，改革后在电力部门某公司当总经理。周师傅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他先笑着问我：小李，要是现在你工作了，你说你们单位会不会对你关心得无微不至？
我：呵呵，估计不会吧。
周师傅：你这个话也对也不对。如果你只是一个工人，那肯定不会。但是如果你是领导那就不一样了，连泡澡洗脚的钱都可以给你报销，你说这是不是无微不至！
为什么现在的厂对领导关心得无微不至，这说明了个什么问题？这说明了现在的厂是领导的厂，不是你工人的厂。哪个人当干部，领导说了算；厂里面的经费怎么用，领导说了算，甚至连账目都不公开；你要是敢提意见，马上把你开除。换句话说，现在领导是工厂的主人。主人不是一句空话，哪个有权力哪个就是主人。当时为什么说工人是工厂的主人，因为工人有权力。
周师傅停了一下继续说：比如说人事权，这是一个工厂的核心权力。现在哪个人提干、哪个人下台是领导说了算，所以说现在的领导是工厂的主人。以前可不是这样哟，以前能不能提干那是要在群众这里过关的。
以前的干部产生是非常民主的。首先是在生产过程中发现苗子（工作积极、乐于奉献的人），然后政审。到了一定时候觉得可以了，就开始由组织部或是干部处（党政干部由组织部管，技术干部由干部处管）找群众座谈、了解当事人的情况，然后再把意见汇总讨论。三上三下之后，再决定这个人是否能提干。不要以为座谈是走过场哟，我举个例子来说。以前棉纺厂有个女同志，各方面都很能干，厂里面想给她提干，就找群众座谈了解情况。结果很多人反映这个女同志脾气大，说话的时候经常说脏话，最后就没提成。
这时，梁师傅突然插话：小李，这个事情值得你好好的体会一下。群众反映她说脏话，结果提干就没有提成。这说明当时选干部那是非常严格的，不是你哪个领导可以随便安插的，在群众这里过不了关，那就不得行。
周师傅：你可以想象，通过这种程序严格筛选出来的干部，那都是群众满意的干部，群众不满意的选不上去。这些干部大部分都是从工人里面提上来的，又是群众满意的干部，那他们肯定是把工人的利益装在心里面的。
罗师傅：××钢厂处级干部，80%都是从工人里面提上来的。当时提干是三上三下的群众意见调查，所以选出来的都是相当优秀的人。
贾师傅是老劳模，他说：当时的职工代表大会的主席团（职代会最关键的机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是从工人中产生的。所以当时的职代会能够真正的代表职工的利益。
问：很多人都说国企工人在毛时代不自由，不能自由流动，分配到哪里工作必须到哪里，没有选择。现在对从农村来的年轻工人宣传说，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制度”的限制，使过去的农民进不了城，当不了工人，今天总算有进城打工的自由了，城市工人也不再高人一等了，所以国企破产工人才能获得自由，这体现了时代的进步。现在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您觉得在毛时代工作时是否是自由的？
这个问题刚提出来，工人们一下子就炸锅了，大家愤慨的说：咋不自由？！我们根本不接受！国家分配，咋不自由？这就是对你们的灌输、说我们过去啥都不好！
稍稍平静下来后，老工人凌师傅先说道：过去在安排、调动工作时，是很尊重个人意见，要征求工人自己的意见才能安排。你有困难，提出请求，比如夫妻两地生活的就马上能把你们调到一起，咋不自由？你住东郊，工作在西郊，生活不方便，就把你调过去。
老工人刘师傅：我是普通工人，当时我爱人在二电机工作，每天要推着个小车一跑几十里，挺困难。我和厂里一说，为了方便职工，就把她调过来了。这和领导一说就可以，只要找一次，领导很主动的就给你解决了，根本不是啥困难。这都为了职工的方便，给职工解决困难。现在都给你调回家了，可自由了！
老工人赵师傅：调动需要服从一定的产业、计划安排，不能无组织纪律性，调动过程有手续。相比之下，同行业的调动更加容易，调动有点难是跨行业的那些，比如你从重工调到商业，跨行业的调动是有一点限制。因为粮食局、劳动局都要根据计划控制指标和人口，一期是有一期的计划的，而且工厂要保持一定相对稳定性，不能你想去哪就去哪，这哪叫自由啊？这都乱套了、生产不出问题？这是无政府主义。如果你是技术骨干，你要随便走了那工厂怎么办？啥叫自由啊？想睡就睡想吃就吃？这就个人主义。
毛泽东时代的工人不自由吗？毛泽东时代的工人
老工人王师傅：毛时代尽管不能想去哪就去哪，但工人调动确实是方便的。通过组织有计划安排，也只有通过组织才能调动——那时组织都是很积极地解决的，只要条件允许，就尽可能给你办好。
现在呢？屁大的事你要到处找人、托人，好几个月好几年都办不好。工人现在没有地位，在资本家的管理之下，你就没有任何权利，连基本生活都没有保证，叫你下岗你就得下岗，一句话就给你炒了。
凌师傅：有一个例子，拖电厂的钣金工自己到锅炉厂去了，他想转正。劳动局一查发现他是拖电厂的人，并没有法定手续离厂，让他回去补办手续，拖电厂还补了他三个月的工资。现在呢？你看李彦荣，老总说开就把她开了，这是啥事儿？劳动局都仲裁了、法院都判了，老总不让她上班儿她就不能上班，你说到底什么是自由？谁的自由？什么时候自由？
老工人陈师傅（女）：那时无论如何调动，工人的工资、福利都是有保证的，没有遇后顾之忧。你看我们厂，62、63年的时候效益出了问题，没有生产能力了，就把我们都借到其他单位去，阀门厂啊、针织厂啊都有，工资奖金照样拿。五六百人只剩下一百多。到67年文化大革命时，厂里的效益又转好了，就一边招工、一边把原来的工人叫回去，因为厂里是有专业技术、特殊工种的，一些车间还需要原来的老工人。但有些工人不愿意回去啊，比如阀门厂的20多个工人，还有针织厂的，因为搁那儿工作可习惯、可熟练，就不愿意回去了。所以劳资科就根据你个人的要求，重新安排人组织生产。
化肥厂杨师傅：我认为，在职业上“定终身”是有好处的，对企业有好处，对他自身的成长、学习也有好处。现在可以自由流动了，年轻人“跳槽”频繁，没有民族感，只有金钱感，一心追求享受，能有什么成就啊？
以前都是先国家、集体的利益，人民有民族感，国家有凝聚力，如今少数人财富增加了，整个社会倒退了，这是改革的成功吗？
问：在毛时代，存在一定程度的夫妻两地分居，因为工作调动比较困难，所以解决起来比较慢。改革后，有人说毛时代不人道。是这样的吗？当时夫妻分居数量有多大？
老工人林师傅当年管理过人事。林师傅说：当时我处理过夫妻两地分居的情况，调动是很方便的，都是照顾着工人的想法。只要符合条件、单位肯放你，一定会要。比如我们钢厂有个叫王玉的女技术员，她和她爱人原来是同学，毕业分配的时候还没谈恋爱，所以分配在两个地方，她爱人在广东，他们在那边结的婚。后来她爱人从部队转业到汕尾，两个人想在一起，王玉就给厂里打报告，组织部门汇报到党委、市组织部门，开封市政府就和汕尾相互联系。当时我亲自去把她爱人的档案调过来。两地分居的比例在我们这很小，1千多人的厂，就两个人有过这问题，一两个月就能解决。这是73、74年时候的事情。
电缆厂老工人丁师傅：有这样的情况，但尽量照顾，实在调不了的，有探亲假，除去路上的时间保证够18天。如果是厂里特别需要的人，这个问题解决得要快一些。企业照顾个人利益，但首先考虑的还是工作需要，厂里的问题比个人问题重要，哪个厂需多少人都是死数，有特殊情况可以调剂，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调走，必须还得有一个人来填补生产线上的空缺。
什么是人道？现在是可以自由流动，但对工人有什么好处呢？厂里的问题重要，工人集体的利益重要，还是你个别的问题重要？人道不是这么体现的。那个时候，工伤很少，厂里真正关心工人的生老病死，这才是真的以人为本。
问：那您对现在社会中“工人的自由”怎样理解的？
林师傅：说我们那时候不自由，是为市场经济开脱的一种说法，市场经济下可自由了，国企工人都下岗回家了——想干啥干啥是吧？
郭师傅：你们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懂那个时候的情况，工人那时候可没有感到不自由，都对自己的工厂恋恋不舍咧，从来没有想过“不自由”！现在那些人到处宣传歪理邪说，年轻人就相信了，有不少年轻的工人也相信那时候没自由。你看那些人不说毛时代稳定，偏要说没有自由。你说现在工人可自由——到处去找工作、哪儿都不要你！可自由了，这是出卖自己的自由！
林师傅：你提的这些问题啊，是一些搞自由主义的人弄出来蒙混人的说法，你们没有经历过毛时代，是有些问题挺可笑。还有人说过去工资低，那时候那么好的生产、福利，你说工资低、过不下去，怎么说得过去？你改革开放的基础，就是这些过去利税上亿的企业，你说人人是懒汉，那改革开放到哪里去弄？
几千年的中国都是地主资本家封建皇朝奴隶主掌权，唯一的《毛泽东时代》短短三十年后，又被地主资本家的代表走资派《救中国》了。当年孙中山的《救中国》应该不是为《救工人农民的中国》吧。如今频临灭亡的台湾国民党人己过气的马英九高呼《救中国》？要救哪个阶级的中国？大陆这个《中国》要救吗？习近平的中国要救吗？台湾民進党想《救中国》吗？马英九在台湾作得了主吗？误导学生。
《救中国》是救工人农民的中国。这个任务己由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在七十多年前完成了。毛泽东时代就是工人农民的新中国，近三十年的时间。被中国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们篡权复辟了。今天的中国是走资派的特色政府，走资派自称为“特色社会主义。也有称为“特色资本主义。现实社会中有资本家和穷人，有资本主义私有化社会里的一切元素。唯一没有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的元素。
频临灭亡的台湾国民党人己过气的马英九窜访到大陆，参观孙中山故居时，高叫“救中国”？拿什么“救中国”？推翻大陆走资派特色政府，建立《中华民国》？孙中山都没有成功，马英九靠呼口号能成功吗？
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创建《工人农民的中国》。
毛泽东如是说：《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
中国虽然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国家，虽然是一个地广人众、历史悠久而又富于革命传统和优秀遗产的国家；可是，中国自从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度以后，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就长期地陷在发展迟缓的状态中。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
自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16]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现在我们就来说明这种变化的过程。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30]、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至现在的抗日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
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
中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造成了中国农村中和城市中的广大的失业人群。在这个人群中，有许多人被迫到没有任何谋生的正当途径，不得不找寻不正当的职业过活，这就是土匪、流氓、乞丐、娼妓和许多迷信职业家的来源。这个阶层是动摇的阶层；其中一部分容易被反动势力所收买，其另一部分则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他们缺乏建设性，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在参加革命以后，就又成为革命队伍中流寇主义和无政府思想的来源。因此，应该善于改造他们，注意防止他们的破坏性。
中国革命的性质
我们已经明白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亦即中国的特殊的国情，这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根据。我们又明白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这些都是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质，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而发生的关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在明白了所有这些之后，那末，我们就可以明白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另一个基本问题，即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了。
现阶段的中国革命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革命呢？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呢？显然地，不是后者，而是前者。
既然中国社会还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既然中国革命的敌人主要的还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既然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为了推翻这两个主要敌人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而推翻这两个敌人的革命，有时还有资产阶级参加，即使大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而成了革命的敌人，革命的锋芒也不是向着一般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而是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既然如此，所以，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
但是，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即国际资本主义的。它在政治上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专政，反对把中国社会造成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它在经济上是把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同时保存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并不废除富农经济。因此，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中国现时的革命阶段，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的阶段，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过程。这个过程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发生的，在中国则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开始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国的社会必须经过这个革命，才能进一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去，否则是不可能的。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历史上欧美各国的民主革命大不相同，它不造成资产阶级专政，而造成各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专政。在抗日战争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起来的抗日民主政权，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它既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专政。只要是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不问属于何党何派，都有参加这个政权的资格。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也和社会主义的革命不相同，它只推翻帝国主义和汉奸反动派在中国的统治，而不破坏任何尚能参加反帝反封建的资本主义成分。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孙中山在一九二四年所主张的三民主义的革命在基本上是一致的。孙中山在这一年发表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上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又说：“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孙中山又在其遗嘱上指出“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关于内政外交的根本原则。所有这些，就把适应于旧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改造成了适应于新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发表宣言，声明“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就是指的这种三民主义，而不是任何别的三民主义。这种三民主义即是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在新的国际国内条件下，离开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就不是革命的三民主义。（关于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只是在基本的民主革命政纲上相同，而在其它一切方面则均不相同，这一问题，这里不来说它。）
这样，就使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论就其斗争阵线（统一战线）来说，就其国家组成来说，均不能忽视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它小资产阶级的地位。谁要是想撇开中国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它小资产阶级，就一定不能解决中华民族的命运，一定不能解决中国的任何问题。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所要造成的民主共和国，一定要是一个工人、农民和其它小资产阶级在其中占一定地位起一定作用的民主共和国。换言之，即是一个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它一切反帝反封建分子的革命联盟的民主共和国。这种共和国的彻底完成，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有可能。
中国革命的前途
在将现阶段上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和性质这些基本问题弄清楚了之后，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就是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中国革命的现在阶段和将来阶段的关系问题，也就容易明白了。
因为既然在现阶段上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一般的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而中国革命又是处在二十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的新的国际环境中，即处在社会主义向上高涨、资本主义向下低落的国际环境中，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革命的时代，那末，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也就没有疑义了。
没有问题，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既然是为了变更现在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即为了完成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而奋斗，那末，在革命胜利之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不足为怪的。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但这只是中国革命的一方面的结果，不是它的全部结果。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这种社会主义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的增长，就是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就是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所有这一切，都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加以国际环境的有利，便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可能性了。
中国革命的两重任务和中国共产党
总结本章各节所述，我们可以明白，整个中国革命是包含着两重任务的。这就是说，中国革命是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现在阶段的革命和将来阶段的革命这样两重任务的。而这两重革命任务的领导，都是担负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双肩之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
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伟大的全部革命任务。每个共产党员都应为此而奋斗，绝对不能半途而废。有些幼稚的共产党员，以为我们只有在现在阶段的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没有在将来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或者以为现在的革命或土地革命即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应该着重指出，这些观点是错误的。每个共产党员须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
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的。而中国共产党则从自己建党的一天起，就把这样的两重任务放在自己的双肩之上了，并且已经为此而艰苦奋斗了整整十八年。
这样的任务是非常光荣的，但同时也是非常艰巨的。没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因此，积极地建设这样一个共产党，乃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一是： 民族，最开始讲的是驱逐鞑虏，后来变成了五族共和，最后是放弃民族划分，建立统一认知的“中华民族”。
二是： 民权，五权分立。
三是： 民生，简而言之是，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使天下为公。
《没有行动证明，理论一文不值。》
《没有行动证明，理论一文不值。》
《没有行动证明，理论一文不值。》
因为没有军队，孙中山一直没有掌握任何一支军队……。
而且孙中山没事就爱跑国外，救外国援助。洋人不给面子。
《旧三民主义》本身倒没什么大问题，只是国民党中没人执行啊...
今天，频临灭亡的台湾国民党人己过气的马英九窜访到大陆，参观孙中山故居时，高叫“救中国”？拿什么“救中国”？推翻大陆走资派特色政府，建立《中华民国》？
在蒋介石国民党在大陆执政时期内，蒋介石儿子蒋经国看到了苏共和中共在执行《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这一点时，也在蒋管区的赣南《试行土地改革》，竟然受到了蒋介石国民党内大佬们的攻击。蒋介石国民党的中央党部甚至说他《蒋经国》是苏俄的共产党！
一九四一年的蒋介石国民党内的党团之争中，蒋介石国民党的中央党部赢了，政学系赢了，孔宋的财团赢了，在旧中国《中华民国》的农村依然是不到百分之十的人掌握着百分之九十的土地，在城市依然是不到百分之一的人占据着百分之九十的资产。少数人的利益被蒋介石国民党的大佬们保住了，蒋介石国民党却被国民党内的大佬们一步一步地推向失败，推向灭亡！今天，台湾国民党内的大佬们都一样吗。
《谁能救中国？怎样救中国？》
作者：陈独秀（1932.11.17）
在国际帝国主义榨取束缚之下的中国经济，大工业之发展，赶不上农业及手工业破坏之速度，并且资本主义的大工业发展之本身也带有破坏农业及手工业的作用，这样的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之剪刀式的发展，便是农业国的中国农村破产及其影响到一般经济不安之根本原因。年来世界经济恐慌，空前大水灾，日本帝国主义武装蹂躏中国南北经济中心的区域，这三件事先后并发，更使整个的中国国民经济陷于空前大破产：不但农村并且城市，不但小城市并且大城市，最大城市如汉口，甚至全国经济中心的上海，都有朝不保夕之势，不但工人与贫农，即中等农民和城市中小商人，中小学教员，各机关小职员，这些占全国绝对最大多数的人民，都在破产，失业，借债，饥饿中度日。
谁都知道，不但是恢复并且要提高国民经济，中国才有救，因为只是经济恢复，或一时的部分的活跃，根本还并不能救中国。但谁来提高中国经济和怎样提高国民经济以救中国，乃是问题的中心所在。
由外国帝国主义来提高中国的经济吗？不用说这是使中国更直接的殖民地化，是救中国的反面。并且，由帝国主义势力来发展中国经济，其结果不是提高了中国国民经济，而是肥了外国的财政资本家和中国的少数买办及半买办的企业家，大多数人民仍泊陷于颠连困苦和饥饿，印度和朝鲜便是榜样。帝国主义间相互争夺战争更要变中国为废墟。
由中国人自己来提高中国之经济以复兴中国吗？“在资本主义关系统治着的社会，两个力量决定一切。”即是：或由资产阶级的革命来复兴中国（俄罗斯的道路）。更具体些说，或由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或由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共产党，来担负提高国民经济以复兴中国之伟大而艰难的责任。政党是代表阶级的意识与力量之最高表现，中国现时只有这两大政党，即将来也只会有这两大政党，别的党在政治上只能立在附属地位，并且有终于要融解于这两大政党之中，其中间作用与地位，只能是最短时期的，甚至只是名义上的。
代表资产阶级地主的国民党能否复兴中国呢？我们可以断然的回答一个“否”字。
提高国民经济以复兴中国，有三个根本的必要条件。
（一）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海关，银行，工厂，矿山，交通机关，商业机关等的经济命脉之榨制。因为这是中国经济自由发展的道路上唯一的最大障碍物。
（二）必须无条件的从不生产的地主手中，没收所有土地，交给生产劳动的农民，因为在生产技术落后的小农国家，如果大部分耕地所有权独占在不经营农业而出租土地的地主手中，他们用非资本主义的形态，榨取土地产物之大部分，就是说，他们不只是榨取了严格意义的地租即超过普通利润及工资以外的剩余，并且榨取了农民由劳动所应得的工资之一部分，其结果，农民把大地部分再生产所必需的费用（甚至农民一部分生活费也包含在内），都在非资本主义的租佃制度之下牺牲干净，这不但阻塞了农业经济发展的道路，而且因之农民贫困，农业衰退，土地荒芜，农村破产，都是相因必至的现象。
（三）必须实现合于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民主政治，使大多数人民都有自由，在生活的火焰中自动的创造经济，创造政治，方能根本肃清闻名世界的Mandarin（中国官僚）这一臭虫窝。
这三件事是提高国民经济以复兴中国的必要条件。
同时也是中国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条件，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为什么不为它的利益而办到这三件事呢？这是因为它的利益根本是与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地主利益相联的，它自身则是军阀官僚的集团，它不但不愿也决不能办到这三件事，所以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任务只有无产阶级来完成，这不仅仅是理论的推断，而已是众人目睹的事实。
国民党政府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及它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是怎样，当它宣布对俄绝交时，美报《密勒评论》曾有这样的描写：中国之封闭俄领署及要求俄员离境，此种姿势显然表示中国领袖今日之目光向于何方，诚如郭泰棋氏上星期在美国大学同学会席上所说，中国已决定于其将来发展中国追随"盎格鲁撤避之途径"，此其意味即彼愿与美英为友而接受彼等之赞助是也。
中国已利用苏俄之赞助而成其革命之主要部分即克服长江流域及传播国民党主义于全国是，但今以俄共党欲包搅中国之革命，中国之民族性及保守性遂大显其本能，而与俄人决裂。中国乃相信西方列强尤其英美已准备与中国讨论条约问题，假使列强于此，能急起应和，勿再断断于法律理由，稽延时日，则西方制度在中国之前途当颇为光明。但此种新局面必须以绝对平等给予中国为基础，质言之，必须修改条约，使中国满意，而放弃外人在中国领土即租借地之管理权是已，此乃中国抛弃共产主义应得之代价，若列强而果贤明者，应速承认之，勉力与国民党之中国结好，与之合作而造成一新中国。
但国民党政府之"目光向于何方"是充分表示了，而所得的代价，不是"修改条约"和"放弃外人在中国领土"，却是扩大不平等条约，扩大外人在中国的领土，扩大租界和租界管理权。在眼前的中日战争中，国民党的政府不但不曾援助向日本帝国主义长期抵抗的黑龙江、吉林军队及义勇军，不但不曾援助抗日的十九路军，而且密令"上海北平及全国各业之中国当局，解散一切反日抵货团体。并禁止检查日物。"（路透社五月六日北平电）并且造出"反日即是卖国"的妙论（最近蒋介石在南京军校论说）。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枪炮和飞机炸弹，不是用以抵抗侵占中国土地在中国杀人放火的帝国主义军队，而是用以屠杀中国农民的。它对于农民为饥饿而争取土地的要求，始终只以"派兵剿赤"答复之，它始终不曾考虑一下，在农民国而有了广泛的农民暴动，这决不是简单的什么赤化问题，在民主共和国而有要求土地的农民暴动，这不是拥护旧制度的农民暴动可比。至于国民党的军阀之横征暴敛和官僚之黑暗贪污，比之前清北洋时代更是肆无忌惮，这班飞蝗横行全国的国民党军阀官僚，不但以搜括行赌晏安淫靡，腐烂中国，而且公然奖励鸦片，以毒杀中国。
以这样的国民党来担负提高国民经济以复兴中国的大任务，就是他们当中稍有知觉的青年党员也不敢自信了。如果有人以"走资本主义的道路"非难国民党，这是一种大过奢侈的说法，其实国民党的罪恶，还不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反而正是它是投降帝国主义，镇压农民的土地斗争和军阀官僚之横行，破坏了提高中国经济的三个条件，阻塞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孙科、陈公博辈所谓发展国家资本主义，所谓四年计划，都等于伍廷芳之说鬼。在国际一般物价还正在向下低落的今天，在中国资产阶级政权也没有像一九二八—三O年相当统一与稳定的今天，连中国资产阶级企图利用外资以实现暂时的经济活跃，目前也还没有可能。
最近胡汉民发表关于国民党的问题之谈话，他认为：近顷"外交之丧权辱国，政治现象之日趋恶劣，国亡无日"，不能"归咎于党治"，"盖五年以来，所厉行不改且有加无已者，实为民国以来相承一贯的所谓军阀之治，而未尝有所谓党治。"试问国民党据政五年，还仍旧是军阀之治，它竟能容忍所谓"以军权而于一切之故，形成以军驭政，以政握党之现象。"这样吃饭睡觉不问事的党，它在政治上的作用已等于零，还有存在的价值吗？胡汉民并且公然承认以下的事变："自十七年后，各省北洋武力虽被打破，而人民仍被武力所统治则如故，二十年来所造成军阀政治之环境仍如故，即自袁世凯以来相承一贯之所谓军阀统治，亦遂继续如故。"党员"沉醉于'有枪斯有权'之谬说，甘心为军人之附属品。""人民自由权利横被摧残。""我人只见借党营私之个人，而不见有献身革命之同志，所谓党员者或一切取给于党，以党的寄生，或倚党而作恶行奸，于党为蟊贼狡黔之魁，正乐得此辈供其指使。"这样无恶不作的党，人民尚能容它存在吗？胡汉民为了一时快意，痛快淋滴的攻击蒋介石而不自觉的把整个的国民党之罪恶供认出来了。五年以来，在国民党党治之下所励行的一切摧残人民自由权利的法令，那一件不是胡汉民一派的立法院所制定？他有什么理由什么脸面可以反对蒋介石的"军阀之治"？
又如宋庆龄骂倒了国民党中无论那一派，这当然等于骂倒了整个的国民党，她并且宜称不怀疑国民党已经给全国人民所唾弃，所蔑视，所憎恶，然而她同时却又说：“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就从来没有在那一天实行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能够救中国吗？孙中山以国际资本开发中国实业的计划，显然是主张由外国帝国全义来复兴中国经济，因为一直到现在，还只有帝国主义国家的国际而没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孙中山在世所领导的党，不只一次宣布他们的革命政府将遵守一切国际条约，决不侵犯列强在华权益；不只一次希求由列强承认他们的政府来打击北洋派，他并且公然替帝国主义威吓中国民族，说：“中国假若和日本绝交，日本在十天以内，便可以亡中国。”“中美绝交，在一个月之后，美国便可以亡中国。”“法国也和英国一样，最多不过两个月，便可以亡中国。”（民族主义第五讲），这就是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也就是今天的国民党政府向国际帝国主义投降，向日本帝国主义不抵抗之理论的根据。“四万万人都是像阿斗”，“这些阿斗当然应该欢迎诸葛亮来管理政事”。“人民都是不知不觉的多，我们先知先觉的人，便要为他们指导引他们上轨道。”“我们应该造成民权，交到人民。”（民权主义第五讲），把人民看做“是很庸愚的”阿斗，把国民党看做是“万能”的诸葛亮，把管理政事的“治权”交给先知先觉的国民党，把名义上的“政权”奉诸不知不觉的人民，把人民在政治上法律上的自由看成“放荡不羁”和“一盘散沙”而加以抨击，这就是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就是今天的国民党政府以军阀官僚的权威压倒民权摧残人民自由权利之理论的根据。“你们更要联络全体的农民来同政府合作，慢慢商量来解决农民同地主的办法，农民可以得到益，地主不致受损失，这种方法，可以说是和平解决。”（民国十三年八月二十日孙中劝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训词）宣布阶级和平，用不着阶级斗争，反对所谓"大贫"的工农，向所谓“小贫”的地主资本家斗争，教成千万成万万饥饿垂死的农民，等候着国民党政府和地主慢慢商量；等候着国民党政府规定地价几十年后把涨高的地价归公的办法，来平均地权（民生主义第二讲），这就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也就是今天的国民党政府镇压农民土地斗争之理论的根据。
这样的三民主义，谁要说广州政府，武汉政府，南京政府，不曾实行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谁就不曾认真研究过三民主义的内容究竟是什么。
这样的三民主义，这样的国民党，能够提高国民经济以救中国吗？
代表资产阶级及地主利益的国民党既不能够提高经济以复兴中国，别派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党派，其能力当更在国民党之下，那么，提高经济以救中国的责任，只有放在代表无产阶级及贫农利益的共产党双肩之上了。
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是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地主，军阀官僚，立在绝对相反的地位，它是在最近十余年来反军阀反帝国主义反资产阶级反地主之不断的流血斗争中生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之排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和没收地主的土地给农民，已经不是仅仅写在政纲上的白纸黑宇，已经在它所领导的农村苏维埃区域见诸实行，虽然还没有统一中国的苏维埃政权来解决整个的帝国主义及土地问题。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苏维埃政制，已经不是乌托邦而有了俄国的经验，他不但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保障，同时也是空前的最高度的民主主义政制，任何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权所不能召集的彻底民主的国民会议，只有它能够召集。苏维埃不仅是整个的无产阶级联合机关，而且是一种广大而富于伸缩性的组织形式，一切觉醒起来，反资产阶级反地主的城乡被榨取的劳苦民众，都能够参加进去。苏维埃政权不是由少数人在上面统治民众，而是由民众从下创设起来的政权，除了游手好闲靠榨取他人血汗以生活的社会寄生虫，都有参加这一政权的公民权利，它废除了立法权和执行权无益而有害的分立，它撤去了人民和政府间的障壁，它引进了广大民众直接参加国家的政治及经济之管理，它废除了以官吏为职业的特权阶层，它扫清了国会及地方议会等猪圈，它实现了直接选举一切公务人员和随时撤换的彻底民权。
在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之下，有充分的保证，能够实现提高国民经济以复兴中国的三个根本条件：推翻帝国主义之控制，解放农民和肃清官僚制度，所以只有她能担负得起复兴中国的大责任，所以苏联五年计划之初步的成功，已在事实上表示社会主义的经济方法之优点与伟大力量非资本主义所可企及。
我们这样的主张，并非根据党派的成见，而是根据理论与经验，而且还要诉诸被榨取的大众之政治好恶，必须由大众在实际的政治斗争中，特别是在民主的国民会议要求的斗争中，认识我们的主张之优点与需要，蜂起拥护我们的主张，这才谈得自下而上创设大多数民众直接参加的苏维埃政权。真正苏维埃政权，是大多数民众的政权，必须由大多数民众自己创造起来，决不能由少数人创成交给民众，少数人用民众的名义宣布的苏维埃政权，是经不起困苦艰难的斗争之试验的。
现时代表资产阶级及地主的国民党政权，它不但不能担负提高国民经济以复兴中国的大责，它还正在极力为帝国主义服务，为帝国主义剿灭能够复兴中国的共产党。日军从吴淞撤退时，日本军官举杯向中国接管人员演说："自此以后，愿中日两国共同合作，以扑灭共产党"。不几日，十九路军果然被调到福建"剿共"去了！这不但表示这一件事中日政府早有了秘密协定，并且是国民党政府向一切帝国主义表示其“目光向于何方”。
为帝国主义服务，为帝国主义屠杀工农民众屠杀共产党的国民党政权存在一天，它的政绩，只有破坏国民经济，扩大延长人民的饥饿，而不能提高经济。
中国的民众必须选择自己的道路，或株守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之下，走向破产，饥饿，灭亡的死巷，或与无产阶级的共产党革命合作，走向复兴中国的大道！别的道路是没有的了！
我们的道路上也有两个困难，这是不应该对民众掩蔽的。第一个困难而且是很大的困难，便是国际帝国主义向中国彻底反帝国主义的新政权之围攻。但我们只应以最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的力量以及全国广大的劳苦民众的力量，最后还要结合全世界革命的力量，以克服此困难，而不应企图避免此困难。因为这一困难的斗争，几乎是中国革命之全内容，也就是提高中国国民经济之根本的根本条件。国民党资产阶级，正因为企图避免此困难，而屠杀革命的工农和共产党，而对苏联绝交，而投降帝国主义，而背叛革命，而断送了复兴中国的机会。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领导者史大林派的错误政策足以延迟革命甚至绞杀革命，也和别国共产党中央史大林派一样，他们在中国所做的错误摆在眼前的如，用命令主义和玩弄政治总罢工，在客观上是不断的破坏了城市工人运动复兴的萌芽，过份的估量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企图以农民来代替工人的领导，并且连党自身也有农民意识化的危险，把发动民众引导民众到革命道路之彻底民主的国民会议斗争，看做是改良派的合法主义议会主义而加以鄙弃，党的这些错误政策，当然也是我们的道路上一个困难。但共产党是全无产阶级自己的先锋队，并且是全民族的领袖，革命的民众不应该因为党的领导者之错误而根本反对它，而是应该积极纠正党的领导机关之错误，甚至于改造党，以除我们道路上的困难，这正是我们左派反对派的立场。
1932年11月17日《先锋》第5期 署名：独秀
近日有网民收藏到一份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九月的一份《征送壮丁联合办理笔据》，里面充分反应了这一旧社会罪恶史实。网上有图。
释文:
立征送壯丁聯合辦理筆據人:葉樟潤、葉培壽、汪金根、葉培蓀、葉冬狗、葉金奕、葉正全。
兹因奉令征送壮丁叁名，催令紧急，現經商議決定聯合辦理，每家今派出叁拾元，七家共計弍佰壹拾元正，以抵代役壯丁叁名之數。今次抽阄抵役。葉樟潤、葉培壽、汪金根叁名當有收據為憑，日後如其再要奉令征送壯丁，當照此例辦理，不諭價目高低，均由七家攤派，決無異言。此係七家同意，協力同心，一致辦理，決無違拗，欲後有憑，立此聯合辦理筆據為証。
立:征送壯丁聯合辦理筆據人:葉樟潤 葉培壽 汪金根 葉培蓀 葉冬狗 葉金奕 葉正全。
証見人:保長葉啟垣 甲長葉林高 章雅來 葉樹勳 葉金淦 葉培基 葉悅喜 葉鶴年 葉盛奎 葉灶田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九月七日立
1962年12月由陈戈、沈剡执导的影片《抓壮丁》 正式上映。该片以讽刺手法刻画了国民政府军队及其地方政权“抓壮丁” 的丑陋行径，充分展现了民国抗战时期“抓壮丁” 的真实故事。
自清朝末年开始，清政府腐败无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到民国初年，军阀割据，更是生灵涂炭，全国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沉重的民族灾难导致国内人口骤减，各军阀为了扩充兵员，不得不以“抓壮丁”的形式来强迫青壮年男子从军。征兵本来应该是义务兵役制，但是由于常年战事不断，各地兵源紧张，使得无兵可征，才会导致要靠“抓”来填补兵员。也就是说，凡是自愿的、觉悟高的和想当兵混口饭吃的都征完了，剩下的靠常规手段就很难征了，只有靠“抓”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起初国民党军队的兵源，来自“招募”。军队每到一地，派出招兵小组，每组二、三人，其中一人手执三角白旗，旗上书“招兵”二字，愿意当兵的人，只要年龄、体格合格，随时可报名参加。俗话说“竖起招兵旗，不愁吃粮人”，指的就是这种事。
那时当兵虽苦，但能吃得饱，穿得暖，还可以领一点月饷，这对于一些无业游民或走投无路时，为了解决温饱，就选择当兵的道路。后因国民党发动内战，加上政治腐败，当官的克扣兵饷；摧残虐待士兵，加之军纪太差，骚扰百姓，声名狼籍，很多人宁愿饿死也不愿去国民党军队当兵，招兵的办法实在是行不通了。
为了补充兵源，在抗日战争初期，民国政府颁布一个《征兵暂行条例》，主要内容是：
“一、凡属中华民国年满十六周岁至四十五周岁的男性国民均有服兵役义务。
二、服役期限六年。期满复员。
三、征兵分两阶段：第一阶段三丁征一，五丁征二。第二阶段，二丁征一，四丁征二。一律以户籍册为准。
四、各保造具适龄青年应征花名册送乡公所，乡公所会同“乡代会”审核，然后按名册编号、制签；征兵时，以乡为单位，召集各保及乡属单位有关人员参加监证，当场抽签，中签者听候通知，按时入伍。
五，对徇私舞弊者和逃避兵役者，按情节轻重予以处分。”
“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这是民国时期流行的俗话，何况士兵的生活又最艰苦，所以，一般的人大多不愿当兵、豪门富户的子弟更不愿离开自己的安乐窝，去枪林弹雨中冒险，因此有钱的人都想方设法逃避兵役。他们知道最有效的方法是买通乡、保执政诸公。于是，请客、送礼、塞包袱、磕头求情、溜须拍马，无所不用其极，求得掌权者手下留情，在造应征花名册时将他们应征子弟名字“漏掉”。乡保长是一脉相通，同孔呼吸，狼狈为奸，勾结作弊。乡公所对各保报送的应征花名册一不查对，二不调查，由掌权者提笔写上“已核无误”，即按花名册编号、制签。塞了“包袱”的册上无名，当然不会中签。
到了抗日战争爆发，不但地方军阀到处抓壮丁，就连中央军也是由“征”兵变成了“抓”兵。还有一些军队把抓来的壮丁根本就不当“兵”待，被抓来的壮丁被虐致死事件屡见不鲜。有的甚至不仅仅是强制征兵，而是把征兵变成了屠杀。
坊间曾传一电报手稿，是民国二十七(1938)年7月14日，蒋介石针对四川壮丁大量非正常死亡的乱象，致电给重庆行营主任贺国光，指出壮丁待遇如入地狱，全文如下:
“重庆贺代主任:
行营派赴各地壮丁验编处上下人员及各队长对于壮丁不人道之待遇，使受验者如入地狱。每日只吃二粥，且关禁闭室，不发被服，潮湿满地。壮者不逃则病，病者必死。死者照相，徒为领埋葬之费，并将其衣裤脱光，用席包尸，弃遗于沟中，亦不埋葬。所有医药埋葬等费皆被中饱。而每月一兵六元之费何以只能每日二粥?行营对于各处新兵从不派员切实检查，更不敢对下查缉舞弊情事。此事川民众口一词，绝非冤枉，而以南充区为最。其他各地亦皆如此。我设行营是为救民救川，而兄等竟以中之名义害川害民，且使中央信用扫地。行营人员在川之嫖赌贪污，无所不为，不仅声名狼藉而已。国家危亡至此，行营责任重大，而乃骄奢淫佚，如此岂不恶贯满盈?何以对人，何以救国！中正罪恶实上通于天矣！不灭何待?以后究竟如何处事与兄等自处之道，盼祥以教我。
中正手启。寒申机鄂。”
1940年3月19日，蒋介石又致电四川省政府秘书长贺国光，讲述了其偶遇壮丁押运的故事，全文如下：
“成都，省政府贺秘书长，密。本月十七日下午五时，巴县第四区双河乡巡查队第七号余汉青者，仍用绳索捆绑曳带就征之壮丁经过清水溪，殊甚惊骇。巴县如此，其他各县更可知矣。余当时问之壮丁与其带壮丁之差役，为何要如此用绳索曳带壮丁？差役称恐其逃跑；而壮丁则称，我等并未有一人逃过。可知差役之狐假虎威，故意作恶，而使政府与人民隔离，下情不能上达。而各县县长与主持兵役之人员亦只知坐在衙门催逼各乡交解壮丁，而不到各处亲自视察征兵实情，与先切实告诫带领壮丁之差役，使差役明瞭征兵意义与尊敬爱护就征之壮丁，以及慰勉其家属，使之发生荣耀心。而反将壮丁拽捆载道，违反征兵之良法，殊为可痛。
余又见当时曳带壮丁之差役巡查队第七号余汉青者，手指上带着甚重之金戒指，更可知差役平时下乡之勒索贪污之实情。若不严加改革完办，则兵役必日加困难，而且使就征之壮丁不知为荣，反觉为辱。未犯罪恶而形同囚犯，其有人再愿就征而不逃避乎？此皆上下兵役人员与县长应负全责。以后应彻底革除用绳曳绑壮丁之恶弊，并认此为兵役人员作奸犯科、违背法令之莫大罪恶。一面由军管区司令部编定征兵宣传纲要及爱护就征壮丁；一面慰勉出征军人家属等之各办法，严令办理兵役之大小人员熟悉实行。
关于最下层征兵带兵之差役，尤应由县署之兵役科长与县长切实训练告诫，一面亲自督察探访，有否此等虐待壮丁，牵曳带壮丁之不法行为。如有犯者，应以作奸犯科论罪，就地惩治。又应严防差役下乡勒索拷诈等弊。否则惟兵役科人员以通同舞弊之罪是问。
此次除巴县县长与兵役科长各记大过一次，并将该巡查队刘队长与余汉青严加斥诫以外，而余汉清手上所带重戒指应由县长负责严审其所自来，切实详报。
特通令全省各专员、县长、全体办理兵役人员切实遵照施行。如有违者，必以作奸犯科、破坏兵役治罪不贷。
中正手令”
既然是委座指示，那下面肯定会贯彻执行了，然而到了民国三十三(1944)年以上优待壮丁政策依旧未能如愿，反而更加恶劣。以致于同年7月21日蒋介石在黄山整军预备会上痛批:
“现在兵役办理的不良，实在是我们军队纪律败坏，作战力量衰退的最大的原因，兵役署主管人员要知道不仅是你们失职无能，而且是我们军委会全部的耻辱，我对于新兵如何征集，如何待遇，如何接收，应该怎么样考核，应该怎么样改良，一切具体的办法和步骤，五年以来，不知说了多少次，而到如今还是这样腐败，还是一点没有改进！前几天我看到红十字会负责人送来的一个在贵州实地看到的报告，报告新兵输送的情形，真使我们无面目作人，真觉得我们对不起民众，对不起部下！据报告人亲眼看到的沿途新兵都是形同饿莩，瘦弱不堪，而且到处都是病兵，奄奄待毙，有的病兵走不动了，就被官长枪毙在路旁，估计起来，从福建征来的一千新兵，到贵州收不到一百人；这种情形，兵役署长知道不知道？现在军政部在贵州沿途都设有合作站，你们所派的站长干的什么事？这个责任究竟应归那一个机关来担负？可知我们现在一般机构真是有名无实，内部一天一天的空虚，一天一天的腐败，长此下去，我们国家只有灭亡。”
这份民国时期笔据，就是一段历史的缩影，充分反应了民国那段时期的种种黑暗。抓壮丁是战争时期强征兵役的一种通俗说法，这种行为不仅仅在以前的中国有，在国外也很常见，尤其是亚洲国家和非洲国家。今天我们已经看不到这种不人道的事物，但历史是不应该被我们遗忘的。
新中国农村人民公社里的一个妇女吕玉兰留给世人的，是一段段感人的事迹和那不灭的革命精神。不仅仅是她一个人的英雄业绩，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她的经历，是一个农民年轻女性在重重困境和挑战中，自我积极地把生命的全部热情和青春的力量，献给了新中国进步事业，极其生动的诠释了毛泽东时代的劳动模范所达到世界人类真善美的最高高度，正是有了像吕玉兰这样的人，毛泽东时代才更加丰富和多彩。她走了，给人们留下毛泽东时代一笔丰富的政治遗产和物质遗产，她头上裹着的白毛巾和朴实真诚的农民式微笑化为永恒。成为历史不可磨灭的红色记忆。
一个《农民》，吕玉兰是新中国最年轻的合作社社长。带着十几个姑娘改造村里的荒沙地。1958年入党; 1960年任本村党支部书记;她和陈永贵、王进喜一样，凭艰苦创业，成为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作为工农兵的代表进入“红色政权”，担任公社书记、县委书记，1969年她在村里广播中听到自己当选为“九大”代表，之后担任了河北省委书记。这是新中国第一位女省委书记(不拿工资，在村生产队记工分)，曾是党的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还作为青年、农民的代表出访朝鲜、阿尔巴尼亚……后来，她和那个时代的模范陈永贵、吴桂贤、郭凤莲等人的命运一样，失落在春天的故事里，她由省委书记降至正定县委副书记。但她能上能下，任劳任怨，住的是县委一间破旧的机关平房，吃的是从大食堂排队买的饭。这期间，与时任县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工作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93年3月31日，53岁的吕玉兰因病离世。这位11次受到毛主席接见的全国劳动模范，化作清风而去。
什么是英雄，英雄这个名词是文学分析与心理学常用的概念。民众对英雄的诠释是那些杰出的、作出重大贡献的人。从古至今，时势造英雄，江山代有英雄出，各个时代对英雄的解释不同，在人民当家做主人的毛泽东时代，是工农兵英雄辈出的时代，吕玉兰从农民中脱颖而出，是我们那一代人学习的英雄。
吕玉兰当年写的那篇《十个为什么?》今天读来，仍然振耳发愦，摘抄几句，温故而知新。摘抄如下：
我傻不傻呢?我不会损公肥私，不会投机取巧，不会打自己的小算盘，要说这就是“傻”。我就算“傻”。
脑子里“公”字挂帅，就是共产主义头脑。
送来送去，就把你的革命立场送掉了，礼没有白送的，送礼的人想的是送一个，得十个，受礼的人是没有不上当的。阶级敌人惯爱来这一套，我们要加倍警惕。
我常想雷锋说的这句话：我活着就是为了让多数人活得更美好。这话对，让绝大多数人幸福了，我自己也是最幸福的。
农业要上去，干部要下去。
参加劳动不能忘，艰苦朴素最高尚，全心全意为人民，保持本色第一桩。
无私才有公道，才有真理。
革命不是做买卖……
这是吕玉兰的立言，按照中国人古来立功、立德、立言的标准，能做到的少之又少，吕玉兰做到了，立了一个新中国农村人民公社里的如女又是农民的家国天下之大功。
吕玉兰立了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之大德。
吕玉兰立了《十个为什么?》之大言。吕玉兰虽不是理论家，但她讲的自己在实践中得出的经验胜过许多理论家的洋洋万言，多少的演讲和文章如大风刮过，痕亦无痕，人们不知所云。
而吕玉兰的《十个为什么?》做为红色经典发表58年后仍被人们清晰地记住，我们今天还在讨论它在新时代的含意，足见其立言的价值。
吕玉兰，她与山西的陈永贵，河北的王国藩、耿长锁，山东的李田英等农民带头人，积极地探索新中国农业发展之路，率领群众战天斗地，誓把山河重安排，他们在基层、田间、工厂、地头、炕头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唠嗑,把共产主义理想的种子埋进群众心田生根开花结果。今日尝来，这是没转基因的精神食粮让人回味无穷。
今天重读吕玉兰的《十个为什么?》，为今天互联网上不绝于耳的千万个为什么有着醒脑开窍的现实意义。为找到《十个为什么?》的全文，要在走资派特式政府的官方媒体的网站上都己搜不到，只有在乌有之乡，昆仑策、民族复兴等红色网站上找到的，是吕玉兰爱人江山在一篇文章中一字不漏地列出来，所幸这一灿烂星火依然闪烁。
江山最近发表的《毛泽东思想哺育吕玉兰茁壮成长》一文，读者无不为之感动。《十个为什么?》，在洗尽铅华之后，留在中国人民记忆中的依然鲜活。吕玉兰所代表的是不掺半点假的真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是纯红色文化中一种超越时空的力量。
所有的时代都需要英雄，不同时代造就不同的英雄。
走资派的改革开放换了人间，40多年来，再也没有出现吕玉兰、陈永贵这样的劳动本色的榜样。
看这些冒出来的“领跑时代杰出党员”、“全国劳动模范”、“改革先锋”们应运而生，纷纷登场，他们大多住的是豪宅、坐的是豪车，上下车有人给开门，还有专给拎包的，办公室有人打扫卫生端茶倒水，下雨有人打伞，前呼后拥，美女如云，花天酒地。这是资本家的榜样。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资本家的榜样发作起来有时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上海交大王德峰教授最近很火的一段视频讲道：“今日之中国，纵欲汹汹，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华民族形成了一个这样的民风，各施其能，各谋其利，纷争付之于法律，前途交给了偶然，当然无可厚非。
但是，如果这个民族伴随着重功利、轻道义，这个民族将内不能安，外不能立。一个民族，不可能以谁拥有的货币，作为这个民族安身立命之根本。
如今走资派时代的信任危机，并不是三年疫情造成的，而是四十多年的历史遗留下来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滴水石穿非一日之功，如今想当好人也会被社会一次又一次地“毒打”，当信任被一次又一次的削弱消耗了，未来的中华民族该何去何从呢?”
真正的英雄应该是普适于所有的时代，可当今走资派特色政府所树立的标杆大多立不住，如许加印被捧上天后还是摔下来了。另一个柳传志已被千夫所指口诛笔伐。
走资派特色政府在各行各业立树立的大大小小的典型虽然都是大资本家头面人物，却没有毛泽东时代的典型那么的受大多数人的尊重，那么的让大多数人能口服心服。有的甚至反遭唾骂，群众渴望的时代英难不是皮带哥、教父、马爸爸。这些人不配英雄模范的称号，因为他们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而是重新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资本老爷官老爷。他们把曾是国家主人的工人和农民变成他们的雇用劳动力。用住房、医疗、教育等各种巧立名目的改革，侵吞国有资产，榨取老百姓血汗钱。制做弹衣炮弹腐蚀干部，用离岸的高招把不义之财一笔笔地转移到国外。中国人民为之奋斗的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目标被就这样被他们给颠复了! 这些造改革开放时势的“英雄”们，造成了中国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给大多数人民造出太多的痛苦和灾难。
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国家不能没有模范，很长时间没有见到吕玉兰、陈永贵、雷锋、焦裕禄式的英雄了，人们越来越怀念他们，怀念那个革命熔炉火最红，人人争做英雄的毛泽东时代。中华民族需要如吕玉兰、陈永贵、雷锋、焦裕禄式的英雄。只有资产阶级才需要教父、马爸爸式的“英雄“。
陈永贵在临终前叹道：“我这一辈子能够和毛主席连在一起，也算是不枉活了一场了。人是注定要死的，我没有给毛主席丢脸。我作为一个农民，成为党中央的政治局委员，谁能想到呢? 我敢说，我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农民。”吕玉兰没留下遗言，无声胜有声。我采访过南街村的王宏斌，大寨的郭凤莲，他们对陈永贵、吕玉兰念念不忘的深情，让我看到了毛泽东时代好干部的影子。我一直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打交道最多的是石油工人和冀中的农民，我们老百姓深感今天的时代比以往任何时代都需要吕玉兰这样不脱离群众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谋幸福生活的真英雄。
《前无古人又后无来者的几个农民》。
清明节，在吕玉兰的忌日走进吕玉兰纪念馆，犹回到心灵漂泊已久的精神家园。
清明节，祭电影《英雄儿女》王芳原型之一解秀梅。
清明节，祭“为大多数人谋幸福”慷慨就义的李大钊。
清明节，祭高喊“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的抗日女英雄赵一曼。
清明节，祭“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的江姐。
清明节，祭当年几千万中华儿女热血豪雨历经九死一生的苦难如此的壮烈。
清明节，祭陈永贵、吕玉兰等英雄模范。
在为争取中国的和平年代竟如此不易，如此的艰辛之下，这些走到群众前面的共产党人，十分明确自己所为何事，所为何人。目的就是要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就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翻身解放和谋取幸福。所以，人民群众把他们看作属于自己的代表，他们无愧于带动群众创造历史的人民的英雄。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风吹浪打淘出真假英雄，假英雄泥沙俱下，真英雄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吕玉兰逝世三十多年后，人们更清楚地认识了这位毛泽东时代的真英雄，千秋青史垂功业，万代玉兰留芳名。吕玉兰的一生就如同她的名字玉兰一样的美丽，玉兰花在初春还没长绿叶时就最早开花，最先花落。给人们与梅同致之感叹!虽然短暂，但已把足压群芳的极致美丽献给了人间。
东留善固为拥有吕玉兰这样一个慷慨悲歌的共产主义女英雄是何其的荣耀，她曾高举起手中的共产主义火炬，燃得十分光明灿烂，那一代人正在消失。
蒋介石国民党中华民国时代抓壮丁。
蒋介石国民党的中华民国时代，国内外权威人士估算：国军中被抓壮丁后的二十多年中，非正常减员500万至1000万人。
在中华民国时代国民党统治时期，兵役，被老百姓骂作“兵疫”。
在弥漫赤县神州整整8年的“兵疫”中，壮丁逃亡、非正常死亡、致病后被遗弃不知下落，以及被“吃空”的壮丁究竟有多少，这里不妨比较一下按不同估算口径作的大概推断。
甲、按照何应钦的口径，1939年至1943年5月4年期间，最高当局没有部署扩编，部队伤亡240万人，而同期却征出壮丁近1200万人，不明下落的壮丁接近1000万人。
乙、《剑桥中华民国史》的估算口径有两个，一是“八年战争期间，这类死于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过100万”；二是“在800多万士兵中，大约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去向不明，大概不是开了小差，就是非战斗死亡”，即有400万。两项合计500万人。如果加上补入部队前的逃亡数，以及各级部队长官和各地兵役官员“吃空”的数额，与何应钦口径数，应该不会相距太远。
丙、按照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先生的口径，“四壮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在1937年至1945年征出的1405万壮丁（官方公布数）中，补入部队的只有350万人，非正常减员上千万人。
据国民政府1947年10月公布的数据，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作战消耗合计3227926人，其中阵亡1328501人，负伤1769299人，失踪130126人；因病消耗合计937559人，其中死亡422479人，残废191644人，逃亡323436人。两项合计为4165485人。如果考虑到伤员伤逾归队情况，并忽略“吃空”因素，蒋梦麟先生估算的补入部队的壮丁数，与1937年至1945年部队实际减员数是比较接近的。
丁、蒋介石“统兵大员”的估算。据蒋梦麟当年的兵役状况视察报告记载，当自己把上述估算告诉一位“统兵大员”时，这位“统兵大员”却认定：补入部队的壮丁数“若以现在之例计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据查，这位“统兵大员”很可能是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陈诚。
还原最真实的历史:
蒋介石国民党的中华民国时代按国民政府公布数据计算：
壮丁非正常减员801万人
上述对1937年至1945年壮丁非正常减员数在1000万人左右的估算，我们可以依据国民党政府及其将领等公布的数字，予以验证。已知条件、验证公式及计算结果如下：
已知：
①1937年至1945年壮丁征出总数为1405万人；
②1937年至1945年部队减员总数为417万人，含同期逃亡32万人；
③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不含警察、军事机关、军事院校及非正规编制的保安部队，下同）人数为252万人（1937年上半年中国陆军有步、骑兵师192个，独立旅65个，独立团79个，总兵力为202万人，预备役50万人）。
④抗战结束时国民党军队人数为422万人（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1945年7月陆军整理计划，日本投降前夕，国民党拥有步兵、骑兵280个师，炮兵32个团，工兵、辎汽兵、通讯兵、宪兵等特种兵共81个团又50个营，连同挺进部队在内，共有兵力422万人）。
⑤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成建制投降日寇后编为伪军（即所谓“曲线救国”）50万人。
∵1937年至1945年壮丁非正常减员数（含死亡、逃亡、因病被遗弃不明下落的，下同）=壮丁征出总数-部队正常减员数-部队扩编数-投降日寇后编为伪军人数。
∵部队正常减员数=1937年至1945年部队减员总数-同期部队逃亡数=417万人-32万人=384万人。
∵抗战期间部队扩编数=抗战结束时国民党军队人数-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人数=422万人-252万人=170万人。
∵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投降日寇后编为伪军人数=50万人。
∴1937年至1945年壮丁非正常减员数=壮丁征出总数-部队正常减员数-部队扩编数-投降日寇后编为伪军人数=1405万人-384万人-170万人-50万人=801万人。
上述计算结果：1937年至1945年壮丁非正常减员801万人，占国民党政府公布的1937年至1945年壮丁征出总数1405万人的57%。
美国人判断：受虐待致死的壮丁多于阵亡士兵。
上述计算结果虽然依据充分，但却非常保守，理由如下：
其一，在近177万名伤员中，多数伤愈后都要归队；
其二，因病死亡的42万人，多与受到虐待有关；
其三，由于“吃空”盛行，国民党军队实力始终是一笔谁都说不清的“糊涂账”；
其四，国民党政府公布的1405万实征壮丁数，很可能是被人为压减下来的，实际数远远不止。
如果依据蒋梦麟遇到的那位“统兵大员”（很可能是陈诚）的估算，抗战壮丁非正常减员数，很可能超过一千万人。
以1937年至1945年实征1405万壮丁计算，这个估算似乎离谱，但若考问1937年至1945年各年度的实征壮丁数，又不无道理。
根据何应钦和程泽润提供的数据，1939年至1943年5月征出壮丁近1200万人，年均征出壮丁300万人。1943年5月以后两年多，准备实施战略反攻了，每年却只征出壮丁100万人左右，降幅高达三分之二。这不合战争动员的常理。
又据当年四川泸县国民兵团副团长李克猷回忆，该县征兵“过去每年配额是两千左右。一九四四年却增加到四千五百名左右，一九四五年加配到六千”，并在“一九四五年的夏天，出现了拉壮丁的高潮”。[xxii]
如此，我们不能不推断：作为国民政府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对“拉壮丁”数额之大，对壮丁命运之惨，对役政腐败之弊，心知肚明，怕日后有人跟他算“壮丁账”，有损于国民党政府的形象，把1937年至1945年壮丁征出总数，人为地压了下来。
上述推断还有一个旁证，就是《唐纵日记》。唐纵在大陆期间曾任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兼军统局帮办、内政部政务次长、保密局副局长、警察总署署长等职，他在1942年9月5日的日记中记载：“据兵役署报告，自抗战以至现在，共征兵一千零九十余万名，但恐逃亡者在半数以上。”
假设国民党政府1937年7月至1938年底以及1943年6月至1945年8月这两个时间段的征兵，按照程泽润1943年5月报告陈述的1939年至1943年5月的征兵强度（即年均征兵300万人）不变，8年抗战，其征出壮丁总数应该接近2000万人。
如果真是这样，按照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的关于死亡壮丁占壮丁总数四分之一的比例估算，其中被虐待致死的壮丁将达数百万之众。
还真有敢说这话的。
格兰姆·贝克在《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一书中，就判断：“死在路上，死在征兵过程中，死在野蛮的新兵训练处及长途行军中的人，要比进入军中后死的人还多。”
如此一说，更让人不寒而栗。
还原最真实的历史:
蒋介石国民党的中华民国时代起义官兵的灵魂裂变：泪血大控诉
解放战争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消化、改造国民党军起义投诚188万人，其主要方法就是开展以“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军队”为核心内容的政治整训。改造之初，起义官兵多有抵触，一经涕泗滂沱的“泪血大控诉”，几乎是瞬间，他们就与国民党反动派不共戴天！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第二工作团干部黄流、单俊峰著文等记载，在改造胡宗南嫡系部队第7兵团政治整训中，控诉大会开得撕心裂肺、惊天动地，有的士兵哭得痛不欲生，有的士兵哭得口吐白沫死去活来。第472团2营召开控诉大会，第一次就哭昏倒了31人，第二次大会又昏倒了35人。
召开控诉大会之后，不少人哭得两三天吃不下去饭。第473团士兵何思勤控诉之后，甚至哭得精神失常，耳朵听不见了，饭也不吃了，谁劝他都不理睬。后来人们发现，何思勤在控诉大会后特别敬重毛主席，于是，到吃饭的时候，就给他写个纸条：“毛主席叫你吃饭！”到晚上睡觉时，他如果大吵大闹，就再写个纸条：“毛主席叫你睡觉。”只要看到是毛主席叫做的事情，何思勤非常听话。后来，何思勤在上级批准他参加人民解放军时，喜出望外，恢复了正常。
第351团机1连士兵温成碧家里有4个亲人被逼死，他本人在旧军队里又遭鸡奸，可是在诉苦之前他却不好好学习，还说：“你们说蒋介石坏，但我没见过他杀人。”就是这位一度非常落后的士兵，在诉苦大会上，竟然哭得昏死过去四五次。大会上诉苦完了还不够，一人来到会场，跪在毛主席像前继续诉苦。军代表来到他面前后，他紧紧拉住军代表的手，一边失声痛哭，一边追悔过去，痛骂自己“没有良心”“忘了本”，表示一定坚决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
诉苦大会之后是“公祭宣誓”活动，隆重集会祭奠该兵团起义官兵在旧社会、旧军队惨死的亲人。
“公祭宣誓”活动后，广大起义官兵纷纷要求参加人民解放军，“立功赎罪”。全兵团10239名士兵中，有9519人写了请求早日加入解放军的申请书，其中又有752人是用自己的鲜血写的血书，有4546人在申请书盖上了自己的血手印或用鲜血签名。
蒋介石国民党的中华民国时代老百姓亲眼目睹：如此虐、杀壮丁。
昆明市官渡区晓东村人高正中著文回忆：1942年8月间，晓东村来了一支来自四川师管区准备“补充抗日队伍”却又“交不了”的壮丁队。“自住进人家户后，一天也不见他们吃上一粒大米饭”。由于饥饿，村民家中的猪食都经常被饥饿难忍的壮丁争抢吃光。
半个月之后，这些新兵被饿得面黄肌瘦，走路是东歪西倒，跌跌撞撞，有的连爬也爬不起来了。他们大声小声呻吟着：“肚子饿，肚子饿！”喊得大声一点的，背枪的兵听到，还去打嘴巴子。
又是两三天过后，饥饿的呼喊声也听不到了，在死亡线上挣扎着的无辜的新兵停止了呼吸，一条条地睡着。人虽死了，而两只眼睛还在睁着，我去看了一眼，真够害怕。带兵的人，从新兵中还找不出几个能抬死人去埋的人，只好死在各家的由各家抬去埋。
更残酷的是，病饿的爬不起来的，也被抬去活埋。抬到坑边被推下去，病者也知是要埋他了，他不愿死，拼命的两只手往上抓，要活！可背枪的兵却狠心地用枪托把他推下坑埋掉了。
又据当年在四川黔江公路卫生站学医的杨增锡先生著文回忆：
一九四二年寒冬腊月，一天下午，有一接兵连从贵州接来一批壮丁，约二百人，从我们门前经过进驻南楼上。斯时也，天寒地冻，蓬断草枯。所有壮丁，其衣也，除下身穿着几块破布片聊以遮羞外，上身悉被以极其单薄的稻草蓑衣，既无鞋，更无袜，一概赤脚；其状也，皮包骨骼，瘦若枯材，如以“鹄形菜色”四字去形容，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俨若骷髅，活似鬼样；其色也，一身黝黑，难见其真正皮肤，惟有两个白眼仁在翻动；其行也，你拉着我，我扶着你，纵未用绳捆索穿，则天然连成一串，颤颤抖抖，蹀躞蹒跚而行。
……次日凌晨，接兵连押着壮丁往湖北方向开去，不久，黔江县商会会长李伯星、何学如等人来向卫生站联系说：“该接兵连在杉木垭一带地方，沿途活埋了二十七个壮丁，未壅头部，奄奄待毙，我们去挖起来集中在东门外陈仲云家的空房里，请你们去给药治疗一下，作点好事。”
四川剑阁团管区甚至接到了以陈诚名义发来的“代电”，称：…新兵由摧残而冻馁，由冻馁而病死，随死随弃，极尽人间惨事。第九师收新兵一千九百名，行抵恩施，死亡者五百余名；余者大半无衣着，以稻草蔽体，鹄形垢面，奄奄一息，民众睹此，无不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