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首相不承认习近平是和平使者

日首相不承认习近平是和平使者

 

 

毛泽东对待和平与战争的基本态度有三条：

第一，我们需要和平，不要战争。

第二，我们需要和平，但我们不惧怕战争。

第三，对战争要有准备，准备没坏处。

首先，我们需要和平，不要战争。这既是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的，也是新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新中国奉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实行“积极防御，绝不先发制人”的战略方针。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在不同的场合反复强调：“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第229页。)

习近平特色政府想扮演世界“和平“使者，恐处处受打受骂受霸凌。

岸田文雄：“中国目前的对外立场和军事行动对日本的和平与安全，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都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

岸田文雄：“在中国的挑战持续存在的同时，我们致力于维护以法治为基础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以及和平的承诺，将继续成为未来的主要议题。“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美国国会演讲全文》

尊敬的议长先生、尊敬的副总统女士、尊敬的美国国会议员、尊敬的嘉宾、女士们先生们，非常感谢大家。我从来没有在日本国会得到过如此热烈的掌声。

让我向大家介绍我的妻子Yuko，她就坐在观众席上。我与Yuko的婚姻应该让大家对我所做的所有决定都充满信心。

能够在这个民主的堡垒和美国人民的代表面前发表讲话，我感到无比荣幸。

九年前，我亲密的朋友、已故的安倍首相就站在这个地方发表了一篇题为《走向希望的联盟》的演讲。当时我是他内阁的外务大臣，目睹了我们两国之间的纽带，深受触动。

从小起，我就与美国有着一种联系，也许是因为我在纽约皇后区的20号和13号公立学校度过了三年的小学生活。虽然我是那里唯一的日本学生，但我的同学们友善地接受了我，并帮助我融入了一个新的文化。

我们是在1963年的秋天来到这里的，几年间，我家过着像美国人一样的生活。我父亲每天乘地铁去曼哈顿工作，担任一个贸易官员。我们为大都会队和洋基队加油，还在康尼岛吃热狗。放假时，我们会去尼亚加拉大瀑布或者华盛顿特区。

我还记得一些对一个小日本男孩来说有趣而又奇怪的事情，比如看弗林特斯通一家。我仍然怀念那个节目，虽然我从没能够理解“yabba dabba doo”的意思。

经过60年，我想对皇后区的友好人民传达一个信息。感谢你们让我的家人和我感到如此的欢迎。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点。

因此，今天我作为美国的长期亲密朋友向大家发表讲话。我了解到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正在对潮汐盆地进行一项修复项目。

作为友好的姿态，日本将提供250棵樱花树，将它们种植在那里，以迎接美国独立250周年的到来。

正如您可能还记得的，1964年的世界博览会就在皇后区举办。它的象征是一个巨大的环球雕塑，而博览会的主题是“通过理解实现和平”。然而，我们也知道，实现和平需要的不仅仅是理解，还需要决心。

美国通过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塑造了战后世界的国际秩序。它倡导自由和民主，鼓励各国的稳定与繁荣，包括日本在内。当必要时，美国也做出了崇高的牺牲，履行其对更美好世界的承诺。

美国的政策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人类不愿意生活在一个受到专制国家压迫的环境中，在这个环境中，你被追踪和监视，不能表达内心的想法。

您相信自由是人类的氧气。世界需要美国继续在国家事务中发挥这一关键作用。然而，当我们今天在这里会面时，我察觉到一些美国人对自己在世界上的角色产生了自我怀疑的潜流。

这种自我怀疑正出现在我们的世界正处于历史转折点的时刻。后冷战时代已经过去，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将定义人类历史下一个阶段的转折点。

美国为了建立国际秩序而付出了几代人的努力，但现在它面临着来自那些价值观和原则与我们大相径庭的人的新挑战。

自由和民主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威胁。气候变化已经导致全球范围内的自然灾害、贫困和人口流离失所。在新冠疫情中，全人类都遭受了苦难。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导致了一场关于人工智能灵魂的战争，这场战争在其希望和危险之间激烈进行着。经济权力的平衡正在转移。全球南方在应对挑战和机遇方面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并呼吁有更大的发言权。

回到日本的周边地区，中国目前的对外立场和军事行动对日本的和平与安全，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都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

在中国的挑战持续存在的同时，我们致力于维护以法治为基础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以及和平的承诺，将继续成为未来的主要议题。

作为广岛的出身，我致力于实现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多年来，我一直致力于振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体制，以便我们可以在追求这一愿景时获得动力。但在东亚地区存在着核武器扩散的严重危险。朝鲜的核导弹计划构成了直接威胁。朝鲜绑架问题仍然是一个重大问题。

朝鲜的挑衅行动对该地区产生了影响，它还向俄罗斯输出其弹道导弹，以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极大地增加了乌克兰人民的苦难。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无端、不公和残酷的侵略战争已进入第三个年头。正如我经常说的那样，今天的乌克兰可能成为明天的东亚。

此外，俄罗斯继续威胁使用核武器，这引发了全球关切，认为核武器的再次灾难可能是真实的。在这种现实中，日本和美国之间的密切协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以确保我们联盟提供的威慑力量保持可信和有弹性。

新形式的压迫正在加诸于世界。通过数字技术，自由正在受到压制。社交媒体受到审查、监控和控制。

经济胁迫和所谓的“债务陷阱外交”案例越来越多，这意味着国家的经济依赖被利用和武器化。

面对如此迅速变化的压力，我们如何继续捍卫我们共同的价值观呢？

在面对如今的挑战时，我们需要坚定地坚持和推动以下原则：

坚守自由和民主：自由和民主是我们共同的价值观，我们必须坚决捍卫它们。我们应该支持那些追求自由和民主的人们，并与他们合作，推动这些价值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尊重和实现。

加强国际合作：面对全球性的挑战，国际合作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我们应该加强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并致力于建立和加强合作伙伴关系，以应对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疫情等共同挑战。

维护法治和国际秩序：法治和国际秩序的维护是确保稳定和公正的基础。我们应该坚决反对任何违反国际法和侵犯主权的行为，并通过国际合作和外交手段解决争端。

推动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贫困和不平等等问题对全球稳定和繁荣构成威胁。我们应该致力于推动可持续发展，采取行动减少碳排放、保护环境、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

保护数字权益：在数字时代，保护个人的数字权益至关重要。我们应该努力确保数字技术的使用符合道德和法律准则，防止滥用和侵犯个人隐私的行为。

通过坚定地秉持这些原则，并与国际社会紧密合作，我们可以共同应对当前和未来的挑战，维护我们的共同价值观，并促进一个更加和平、繁荣和公正的世界。

我想向那些感受到孤独和疲惫的美国人传达一些话。作为一个几乎独自维护国际秩序的国家，你们肩上承载着沉重的希望，我理解这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尽管世界寄望于美国的领导，但不应该期望美国独自承担一切，没有援助和独自行动。

是的，美国的领导地位是不可或缺的。

没有美国的支持，乌克兰的希望会在莫斯科的冲击下多久才会崩溃？

没有美国的存在，印太地区将面临更加严峻的现实需要多久？

女士们先生们，作为美国最亲密的朋友和“朋友”的日本人，我们与你们并肩站在一起，为自由的生存保证。这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的人民，也是为了所有人民。

我并不是因为对美国的强烈依恋而说这些话。我既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捍卫自由、民主和法治是日本的国家利益。

日本人民完全致力于这些价值观。我不想给我们的孩子留下一个压制人权、否定政治自决、被数字技术监控生活的社会。我知道你们也不想。

维护这些价值观既是我们两国，也是未来世代全球的事业和利益。

现在，日本和美国的军人正肩并肩地工作，以遏制侵略并确保和平。

我钦佩他们，感谢他们，并且我知道当我说他们受到我们两国的感激之情时，我代表了我们所有人。

在名为“自由与民主”的宇宙飞船上，日本自豪地与你们并肩作战。我们在岗位上，我们在任务上。我们已经准备好做必要的事情。

世界民主国家必须共同努力。我在这里要说，日本已经与美国肩并肩站在一起。

日本在这些年来发生了变化。我们已经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败中恢复过来的缄默盟友，转变为一个自信的盟友，向外看向世界。

日本已经转变了其国家安全战略。印太地区未来稳定性的不确定性促使我们改变了政策和思维方式。我本人一直站在加强我们双边联盟的前沿。

2022年，我们宣布到2027财年将把国防预算实现大幅增长，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拥有反击能力，并改善网络安全。如今，我们联盟提供的遏制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得到了美国对日本的延伸遏制的支持。

日本已经对俄罗斯的侵略采取了强硬的制裁措施。我们宣布向乌克兰提供超过120亿美元的援助，包括反无人机侦测系统。这是北约援助计划的一部分，是的，我们甚至在与我们相隔甚远的世界的另一边与北约合作。

我还要补充的是，今年二月份，为了帮助备受痛苦的乌克兰度过这些艰难时刻，我主持了一次关于乌克兰经济增长和重建的会议。日本将继续与乌克兰站在一起。

随着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和日本信心的增长，我们的视野超越了成为美国最亲密盟友的范畴。我们首先成为美国的地区伙伴，现在我们已经成为你们的全球伙伴。我们的关系从未如此密切，我们的愿景和方法如此一致。

如今，我们的合作已经超越了双边范畴。例如，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和菲律宾之间的三边和四边合作，以及通过G7和东盟的合作。去年夏天，美国、韩国和日本的三国领导人在戴维营召开会议，开启了我们合作的新时代。

从这些努力中，我们建立了一个多层次的区域框架，我们的联盟成为一个力量倍增器。与这些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我们努力实现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

在这个议会大厅，我们应该得到强有力的两党支持这些努力。

日本相信美国的领导，我们也相信美国的经济。日本是美国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国。日本企业在美国投资了约8000亿美元，创造了近百万个美国就业岗位。这些都是优质的工作岗位，仅制造业就创造了50万个工作岗位。

在国内，我正在推行一系列名为“新型资本主义”的举措，推动日本经济发展。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携手合作，将我们面临的社会挑战转化为增长引擎。工资增加、资本投资、股票价格——所有这些指标都达到了三十年来的新高。日本经济正在通过利用这些前所未有的重大变革迈进。一个以增长为导向的日本经济也应该促进对美国的更大投资。

然后，我们可以帮助推动全球经济，使其朝着未来几年的强劲增长轨迹前进。就在昨天，拜登总统和我展示了我们在新一代新兴技术发展方面的承诺，如人工智能、量子、半导体、生物技术和清洁能源。

我们的双边合作范围也扩展到了太空领域，为我们走向更加光明和充满希望的未来照明。我永远不会忘记1969年阿波罗11号登月的电视转播。今年一月，日本的月球着陆器任务实现了历史上第一次精确着陆。

昨天，拜登总统和我宣布，一位日本国籍的宇航员将成为未来“阿尔忒弥斯”任务上首位非美国宇航员登月。

让我用这最后的话来结束。我希望你们知道日本对自己作为美国最亲密盟友的角色是多么认真。

我们肩负着巨大的责任。我相信我们对于和平至关重要，对于自由至关重要，对于繁荣至关重要。

在我们共同的信念下紧密相连，我向你们承诺日本坚定的联盟和持久的友谊。

"未来的全球伙伴"——今天，我们是你们的全球伙伴，将来也将是你们的全球伙伴。

感谢你们邀请我，感谢你们的款待，感谢你们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

[yongbing1993]

共产党和国民党两种不同阶级观







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最高荣誉获得者几乎都是基层指战员。

与蒋介石国民党军队授勋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虽然在1955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条例》，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大批参加过抗日战争的指战员以一、二、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独立自由奖章”，但由于这种授勋是“普遍授予”，即达到一定职级并满足一定条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均按该条例授予相应的勋章或奖章，其主要属性是纪念性质，而不是因具体战功或典型事迹的记功性质。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武装中，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中，具有记功性质的最高荣誉，是授予英模称号。据《中国人民解放军英模辞典》记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工队和脱产的地方武装）抗战期间共授予183人英模称号，除营职2人、团职2人外，占97.81%的是基层指战员、民兵和普通老百姓。

与蒋介石国民党抗战象征最高荣誉的勋章多授予高级将领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共产党树立代表最高荣誉并广为宣传的抗战英雄模范有着鲜明的基层指战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抗战英模以基层指战员为主。在抗战期间我军授予的183名英模中，有150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正规部队的指战员，其中，连以下指战员146人，营职干部2人，团以上领导干部只有晋察冀军区组织部长王宗槐和冀中军区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2人。在普通士兵中，有“爆破大王”马立训，有掩护群众突围马石山的王殿元十烈士；在基层连队，有“刘老庄连”、“马定夫连”、“任常伦连”;在基层指挥员中，有港九大队短枪队神枪手刘黑仔，等等。

由此，昭示了国共两军依靠阶级基础的根本不同。

狼牙山五壮士幸存者宋学义、葛振林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大量表彰民兵和普通群众中的抗战英模。除了上述150名正规部队的指战员被授予英模称号外，还授予30名民兵和3 名普通群众以英模称号，这两项合计为33人，占抗战英模总人数的18%。这其中的民兵英雄有山东海阳县 “地雷大王”于化虎，“太行地雷大王”王来法，河北曲阳县“太行勇士”李殿冰，怀来县“夺枪英雄”师胜生，“首创赤身战术的民兵杀敌英雄”李金和及李新云，女民兵“神枪手”冯凤英；还有普通农民群众中的“子弟兵母亲”戎冠秀，“冀中子弟兵母亲”聂大省，等等。

仅此一条，中国人民解放军就开创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中国人民解放军子弟兵母亲戎冠秀。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抗战英模事迹类型覆盖面宽。不仅包括战场上的“侦察英雄”、“孤胆英雄”、“刺杀英雄”、“杀敌英雄”、“爆破英雄”、“爆炸模范”、“地雷大王”、“登城英雄”、“救护英雄”、“单臂英雄”、“单手战斗英雄”等，还包括反映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和根据地建设工作中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以及“模范共产党员”、“模范指导员”、“爱兵模范”、“模范学员”、“文化学习模范”、“青年英雄”、“劳动英雄”、“造纸英雄”、“生产模范”、“群众工作模范”、“模范医务工作者”、“战邮模范”、负伤致残回乡生产的“荣军旗帜”，等等。

这一切，不是人民军队是无法具有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草根”英模“草根”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有一整套政治工作制度，其中包括群众性的“立功运动”和“战评”制度，而“战评”制度的内容之一，就是组织广大指战员评选战斗功臣，并在功臣中进一步评选“英雄模范”。

1944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再次强调：“从军队中、农村中、工厂中及政府等机关中，用群众民主选举的方法，选出优秀分子，充当战斗英雄，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给予奖励与教育。经过他们去鼓励与团结广大的群众。这种制度，对于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提高农业及工业的生产力，提高政府机关及其他一切机关的工作能力，数年来的经验已经证明是极有效果的，各地应该普遍地推广这一运动。”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草根”英模占领舆论阵地。在毛泽东旗帜指引下，旧中国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英雄形象被彻底颠覆了，“草根”英模形象开天辟地占据了文学、文艺舞台。在那个劳苦大众翻身解放扬眉吐气的年代，普通战士“狼牙山五壮士”、河北省涞源县上庄村的“少年抗日英雄”王二小等“草根”英模，纷纷进入学校课本，致使他们的名气远远大于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绝大多数高级将领，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还有根据真实人物真实事迹改编的影剧《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小兵张嘎》《节振国》《八女投江》等，更是让毛泽东“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思想，深入民心。

有资料披露，解放初期中共中央曾有规定，宣传英雄人物原则上限制在连以下指战员。不论这条消息是否准确，但实际情况真是这样。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对“草根”英模备加关爱与精心培养。这其中的典型人物，是冀东军区所属开滦煤矿矿工特务大队大队长节振国。据《节振国传奇》作者、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王火先生回忆，原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当年赴延安时，曾经向毛泽东主席专门汇报过节振国的事迹。

毛泽东当即指示：“像这么好的工人游击队长，应该好好保护。冀东地区抗日斗争很残酷，不要让他牺牲了。”

遗憾的是，节振国此时刚刚牺牲，只不过日本鬼子和汉奸不敢相信，还在继续搜寻令他们胆寒的“白脸狼”冀东抗日英雄节振国。

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英模多为基层官兵和平民，并非共产党军队的将领中缺少英雄。恰恰相反，从整体上比较国共两军将领，论智、论勇、论德，中国人民解放军都远远在蒋介石国民党军队之上，且英杰辈出，将星璀璨。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之所以很少有人被授予英模称号，不是什么“谦虚”问题，完完全全是人民军队的性质及其“人民史观”决定的。有人考察过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立功条例，结果发现，对领导干部立功的约束条件，越往后，越严格。

两种英雄观和两条抗战路线的昭示。

中国广大民众受封建等级观念的愚弄，受等封建级秩序的压迫，有几千年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中国共产党宣传平民抗战英雄的做法，即便基于西方学者“人性论”的角度，也无可否认其解构旧中国等级秩序和等级观念方面的启蒙意义。

这，也是否定中国革命的走资派右派“公知”最不愿正视的基本史实。

解读蒋介石国民党军队抗战英雄精英主义特色的缘由，我们不妨借助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中华民国史》所引用的史料：

1944年10月，魏德迈将军最初担任蒋的参谋长职务时，他了解到士兵因太虚弱而不能行军，并且不可能有效地打仗，原因多半在于他们是半饥饿的。因为长官们习以为常地为自己“克扣”很大一部分。

据美军军事观察组军官罗曼努斯和森德兰著书记载，1945年在西南作战时，美国观察家发现第十三军甚至不能步行一小段距离，“一大批掉队，而有许多人因极端饥饿而濒于死亡”。美军包瑞德上校则报道说，看到国民党士兵们“行军不到一英里，就摇摇晃晃倒下来死了”。《大公报》的一位记者说：“军队开过以后，在路旁能发现死亡的士兵，一个接着一个”。

1941年蒋介石国民党在重庆抓壮丁入伍。

原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其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中更是愤慨：

“整个国民党的军事系统终于暴露了它亏待士兵的可怕后果。……抗日战争期间，军官们的贪污行为就已经十分猖獗。国家资源日益枯竭，前途已经无望时，这一现象依然如故。”

面对蒋介石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腐败行经，司徒雷登甚至“恶心透了”!

不难想象，在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当维持士兵生命的食品都要肆无忌惮地盘剥，代表国家“最高”和“次高”荣誉的勋章，又如何能拱手相送？

10年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期间，某报发表了关于“川人抗战”的一系列文章和讨论。其间，刊登了著名作家流沙河先生的慷慨陈辞：

“拉壮丁有没有呢?……也有，但是我告诉你，不到万分之一。”“中间也有逃兵，但都是个别的。”还乡团总是篡改历史美化蒋匪。

在包括一些主流网站在内的大量网站和论坛上广为转载、转贴的《流沙河的抗战回忆：百分之九十九的壮丁是自愿去的》中，流沙河甚至断言：《抓壮丁》“这个戏绝对不真实”，是“诽谤旧社会”！

针对流沙河的谬论，有作者曾专门撰写了《抗战壮丁非正常减员近千万——驳兵役科长之子流沙河的抗战回忆》予以批驳，用大量蒋介石国民党当局及军政要员、美国记者和美国国务院的公开史料，展示了蒋介石国民党军队欺压老百姓、残酷虐待士兵种种劣迹。

其中最骇人听闻的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公布抗战八年全国实征壮丁1405万人（注：抗战八年实征壮丁可能不止1405万人，因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六组少将组长唐纵1942年9月5日日记记载：“据兵役署报告，自抗战以至现在，共征兵一千零九十余万名。”抗战前5年实征壮丁年均200多万人，抗战最后三年实征壮丁年均才100多万人，这不合情理，因为大量基层的史实表明，抗战最后两三年征兵数量大幅度增加）。

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抗战期间出任红十字会会长，在视察役政情况后向蒋介石报告：“据红十字会医生经验，四壮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是为百分之二十五。”

某“统兵大员”（可能是陈诚）认为，合格入伍者不到十分之一。这说明，抗战壮丁非正常减员在一千万左右。

抗战时期担任美国《时代》周刊远东首席记者、普利策新闻奖金获得者白修德著书记载： “在许多区域里，最后能到达前线的壮丁还不及入伍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国民党的壮丁营如同纳粹集中营。

白修德甚至断定：被虐待致死的壮丁多于阵亡壮丁!

抗战期间美国新闻处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格兰姆·贝克著书强调：被国民党政府“浪费了生命的人却约计千万之上”。

蒋介石国民党的“精英主义”英雄观与中国共产党“民本主义”英雄观的立场分野，联想抗战期间蒋介石国民党统治区残酷虐待士兵的种种惨剧，不能不使人更深刻地体会到阶级压迫的残酷。

朱德在1945年4月25日在《论解放区战场》一文中，关于蒋介石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两条抗战路线区别的经典结论：从压迫人民、奴役士兵出发，从消极抗战以至观战、专靠外援出发，从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出发，从排除异己、破坏团结出发，就构成了一条反人民的失败主义的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这是国民党战场连战皆北的症结所在。

《这是国民党战场连战皆北的症结所在。》

而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全民总动员、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积极打击日寇出发，从团结军民、团结官兵出发，从团结一切友军出发，从积极打击敌人增强自己的战略战术出发，这样就构成了一条中国人民的抗日的军事路线，这是解放区战场获得胜利的关键。

《这是解放区战场获得胜利的关键。》

不难看出，两种英雄观代表了两条抗战路线，其背后的政治立场分野是鲜明的。否定这一点，不管其主观意图怎样，客观效果则是粉饰残酷的阶级压迫。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和基本依靠。”

在走资派篡权改革开放后，在《包身工》课文被删除的同时类似“窑奴”事件又不断出现在今天走资派的特色社会里，坚守民本主义英雄观的史学阵地和舆论阵地，对于坚持中国社会主义方向，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意义深远，且任重道远。

[yongbing1993]

蒋匪还乡团总是美化蒋介石国军





《还乡团》北大校长揭露：送到部队的壮丁只有四分之一？

时下的《还乡团》知识界，否定“抓壮丁”史实的不止流沙河一人。

在一部被大陆官方认可并获奖的叙述国民党军队抗战事迹的作品中，作者代“许多学者”宣称：《抓壮丁》“这部电影和后来一些以抓壮丁为题材的影视剧，不能反映四川人民在抗战中的主流，有以偏盖全丑化四川抗战形象之嫌。”

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抓壮丁”究竟是不是“主流”，我们可以用当年记载的数据说话。

被西方史学家称为“蒋介石的知己”蒋梦麟，早年为前清策论秀才，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校长、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等职。蒋梦麟于抗战期间出任红十字会会长时，视察役政情况有一段回忆：

在贵阳一个壮丁收容所里，我曾经和广州来的壮丁谈话。我问：“你们从哪里来?”他们说：“广东曲江来的。”“你们一共有多少人?”他们说：“我们从曲江动身的时候有七百人，可是现在只剩下十七个人了!”我说：“怎会只剩了十七个人呢?是不是在路上逃跑了?”他们说：“没有人逃跑啊!能逃跑到哪里去?路上好多地方荒凉极了，不但没有东西吃的，连喝的水都没有。我们沿途来，根本没有准备伙食，有的地方有得吃，吃一点;没有吃的，就只好挨饿，可是路却不能不走。而且好多地方的水啊，喝了之后，就拉肚子。拉肚子，患痢疾，又没有药，所以沿途大部分人都死了。”

我看到好多壮丁被绳子拴在营里，怕他们逃跑，简直没有丝毫行动的自由，动一动就得挨打了，至于吃的东西，更是少而粗粝，仅是维持活命，不令他们饿死而已。在这种残酷的待遇下，好多壮丁还没有到达前线就死亡了。

我在湘西、广西的路上，屡次看见野狗争食那些因死亡而被丢掉的壮丁尸体，有的似乎还在那边抽搐着，可能还没有完全死去，便给埋进去了!

在贵阳城外，有一块壮丁经过的地方，因为弃尸太多，空气里充满了浓烈的臭气，令人窒息欲呕。

在云南一平浪，我看见一班办兵役的人，正在赌博，有一个垂死的壮丁在旁边，一再要求：“给我一点水喝，我口渴啊!”办兵役的人非但不理，反而怒声喝骂：“你滚开去，在这里闹什么?”

以我当时估计，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在少数。当然，曲江壮丁从七百人死剩十七个人，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可作为常例。当时我曾将估计的数字向军事高级长官们询问意见，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只会多不会少。”

我在赴滇缅路视察以前，曾飞往重庆一次。把预备好的一篇致军事最高当局的函稿，给陈诚将军看了。他长叹了一声说：“我把你的信递上去吧。”我说：“不要，我自己会递的，何必让你得罪人呢?”

据1941年7月蒋梦麟关于兵役状况视察报告记载：

战事起后数年中，据红十字会医生经验，四壮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是为百分之二十五。以询之统兵大员，咸谓大致如是。若以现在之例计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

蒋介石看了蒋梦麟的报告后，亦深感震惊，声称：“觉得无面目作人，觉得对不起我们民众”，并承认“兵役办理的不良，实在是我们军队纪律败坏，作战力量衰退的最大的原因”。

《剑桥中华民国史》记载：一半士兵开小差或非战斗死亡。

对于国民党政府、军队残酷虐待壮丁的史实，在大洋彼岸，我们也能找到确凿的证据。

抗战时期，美军驻华总部政治顾问谢伟思在写给华盛顿的一份报告中，讲述了“好几个可怕的故事”，其中提到：“一个外国人看到，因饥饿或疾病而快要死去的士兵被活活打死，这样，就可以免除背扛肩抬他们的麻烦了。”

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大量引用西方国家的文献及美国国务院档案资料后，如是记述了国民党军队的兵役工作：

有钱有势的人逃避征召，而无钱无势的国民被强征入伍。有些农民简直是在田里劳作的时候被抓去的;另有一些则是被捕去的，那些不能买通路子出来的人于是就被编入军队。

新兵常常被用绳索套在他们的颈子上缚到一起。夜里，他们可能被剥光衣服，以防他们私逃。就食物而言，他们只得到少量的米，因为征兵的军官们为了一己私利，惯常“克扣”给养。就水来说，新兵可能不得不从路边的泥水坑里饮水——这是引起腹泻的一个普通原因。疾病很快在应征新兵队中流行开来。

1944年10月，魏德迈将军最初担任蒋的参谋长职务时，他了解到士兵因太虚弱而不能行军，并且不可能有效地打仗，原因多半在于他们是半饥饿的。因为长官们习以为常地为自己“克扣”很大一部分。

据美军军事观察组军官罗曼努斯和森德兰著书记载，1945年在西南作战时，美国观察家发现第十三军甚至不能步行一小段距离，“一大批掉队，而有许多人因极端饥饿而濒于死亡”。美军包瑞德上校则报道说，看到国民党士兵们“行军不到一英里，就摇摇晃晃倒下来死了”。《大公报》的一位记者说：“军队开过以后，在路旁能发现死亡的士兵，一个接着一个”。

第十八军第十八师被视为一支较好的部队，1942年还驻在后方未参加战斗，却由于死亡或开小差，它的1.1万人中有6千人失踪了。高思大使评论道：类似的减员率在所有军区普遍存在。即使训练、给养和装备最好的胡宗南精锐部队，据说1943年需要补充的比率为一个一万人的师每月600人。

美国国务院档案中的《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闻》披露，官方的统计导致这样的结论：在800多万士兵中，大约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去向不明，大概不是开了小差，就是非战斗死亡。

流沙河家乡兵役科长交代：如是抓壮丁的。

流沙河以抗日战争兵役工作的见证人自居，其文章曾忽悠了不少生疏于抗战壮丁史的当代读者，然而，苍天有眼，流沙河先生的家乡却留下并出版了一系列驳斥流沙河的珍贵文史资料。

据流沙河先生家乡负责兵役工作的金堂县第三任军事科长邹浚哲撰文记载：

在征调壮丁方面，照法令是征召适龄中签壮丁，而实际上就不一定了，纯粹以权势来定，都是强征的无势无钱的贫苦百姓，或估拉过路苦力、小商和游劫散兵。配征兵额大了更会闹得“鸡飞狗跳”、路断人稀。一般青壮年都不敢外出上路，有的或逃奔外地藏匿，或依附于权势，保全自己去了。

在估拉的壮丁当中，在县境以内尚未送走以前，托有权势者说情，尚可用另外一人调换或雇人去掉。但在各方面说情都需要花费，如向保乡投道，对接兵连疏通，每名壮丁需黄谷十余石(约三千余斤)。如遇到彼此权势互不相让，发生争闹械斗的也在所难免。

办理较困难的是1943年的一甲一丁，因数额增大，办理更难。乡保人员迫于政令，无可奈何，强拉买卖壮丁成风，有把老年去掉胡须冒充年轻的;有强拉僧道(和尚道士)凑足数额的。其中费用弊端更多。在保甲当中每送一名壮丁，摊到各户应出的钱多少不一，如系估拉远方的人所耗费用可能少些，只给出手拉人的人一切费用;如系本保甲而又有家属的费用就要多些，每名大约需黄谷十余石。这其中又要以软硬来分，硬的闹得凶的家属费用多些，软的费用可能少些。中间经手人，保甲人员，从中贪污的又不知道多少。种种弊端纷至沓来，下级官吏理不胜理，听之任之，更有浑浊其中，大家伙到吃“人骨头钱”(估拉买卖壮丁钱)，只要对上能敷衍，对下能搁平，乃为能手，所取手段概不过问，哪管贫苦民众惨遭蹂躏无处哭诉。

流沙河先生称：“拉壮丁……不到万分之一。”可是，他家乡的《金堂县志》却记载：“(民国)28-34年，全县共征抓送丁15 763人，其中自愿参加远征军的青年学生50余人。”

即便在动员50余名学生“自愿参加远征军”的过程中，兵役机关也是“以出国留学或游历等花言巧语麻醉学生”的。流沙河先生的家乡甚至因役政腐败舞弊，于1941年夏激起民变。

兵役机关正式公文披露：如是“吃”壮丁的。

据查史料，民国28年2月14日至民国33年5月的“军政部训令”和“军政部代电”陆续记载：

各部队的接兵部队，多不依限到县，并且不携带服装、给养、药品;或将给养费转贩物品，希图渔利;到县以后，即向政府或管区商借费用，如不照借，即借口伙食不够，拒绝收兵;或则多方挑剔，遇事吹求，以图报复。至接收新兵之后，则视同囚犯，锁闭一室，饮食起居，漫不关心，疾病死亡，任其遗弃。各级干部任意行动，或则携带眷属，乐于逗留，或则吃喝嫖赌，胡作妄为。

接兵部队浮报接兵数目，提前呈报入营;侵吞草鞋、行军各费;侵吞(限制、掺杂、克扣)军食，任令士兵饥饿，不顾士兵致病;扣发薪饷，挪用经商;盗卖(欠发、调换)士兵被服，不顾士兵寒冷，任令由冷致病;侵吞医药费，不医不药，不顾士兵疾病卫生，任令由病致死;或是营舍简易，没有健康设备，不顾士兵睡眠;借故没收、出售入营新兵的财物，不顾士兵利益;侵吞士兵教育经费，不随收随训，即训即役;擅离队伍，私设厨房，不与士兵同甘共苦;奴役新兵，驱使抬轿及背担规定以外之物品;强迫病兵行军，鞭挞虐待;遗弃病兵，脱光衣服，甚至未死枪杀或予活埋;又有贿放壮丁，估拉沿途行客者。

对入营之新兵任意克扣，上下分赃，而美其名曰：“挹注公费之不足。”新兵患病者亦不治疗，致饿兵瘦死者不知凡几!如新二十七军新兵办事处先后接收之新兵死亡者二、三千名。

据国军某团长云：……全团每日死亡，有时至二十余名。

国民党军队内部的贪污腐败风气及压迫士兵的种种暴行，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不争的事实。也正因如此，国民党政府的军令部长徐永昌在其日记中记载：“人人言，我国兵好，官不好。”

[yongbing1993]

马英九怎能懂《战争》《和平》





马英九的怪论：“战争没有赢家，和平没有输家。”

马英九的确“干错行了，马英九应该去演个电影或者做歌星都比较好，至少变个大色狼也比较好。“马英九怎能懂《战争》《和平》？

想搞政治，必须学习一下《战争》《和平》的关系。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和平》共存的历史。现眼前就摆着《战争》《和平》的选择。巴勒斯坦国人民不想《和平》吗？但有《和平》吗？发动《战争》的疯子，《谁》能阻止他的《战争》？靠“决议“？靠“和平“示威抗议？靠娘娘腔去游说：“战争没有赢家，和平没有输家。”

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 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 一六四页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 但是战争有其特殊性，在这点上说，战争不即等于一般的政治。“战争是政治 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 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障碍既除，政治的目的达到，战争结束。障 碍没有扫除得干净，战争仍须继续进行，以求贯彻。……因此可以说，政治是不流 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四六——四六九 页

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 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我们共产党人反对一切阻碍进步的 非正义的战争，但是不反对进步的正义的战争。对于后一类战争，我们共产党人不 但不反对，而且积极地参加。前一类战争，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双方都是为着帝 国主义利益而战，所以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坚决地反对那一次战争。反对的方法，在 战争未爆发前，极力阻止其爆发；既爆发后，只要有可能，就用战争反对战争，用 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四六五——四六六 页

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 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三二二页

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它不但将排除敌人的毒焰，也将清洗自己的污浊。凡 属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为改造事物开辟道 路。中日战争将改造中日两国；只要中国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就一定能把旧 日本化为新日本，把旧中国化为新中国，中日两国的人和物都将在这次战争中和战 争后获得改造。 《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四四七页

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三 五页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二 九页

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 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十八年来，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塞维 克化，是在革命战争中进行的，没有武装斗争，就不会有今天的共产党。这个拿血 换来的经验，全党同志都不要忘记。 《“共产党人”发刊词》（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零 零——六零一页

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有人笑我们是“战争万能论”， 对，我们是革命战争万能论者，这不是坏的，是好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共产 党的枪杆子造了一个社会主义。我们要造一个民主共和国。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 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 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 《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三 五页

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 《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五三 五页

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久要把它消灭的，而且 就在不远的将来会要把它消灭的。但是消灭它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 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 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人类社会进步到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国家，到了 那时，什么战争也没有了，反革命战争没有了，革命战争也没有了，非正义战争没 有了，正义战争也没有了，这就是人类的永久和平的时代。我们研究革命战争的规 律，出发于我们要求消灭一切战争的志愿，这是区别我们共产党人和一切剥削阶级 的界线。《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 一六七——一六八页

我国和各社会主义国家都需要和平，世界各国的人民也都需要和平。渴望战争， 不要和平的，仅仅是少数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某些依靠侵略发财的垄断资本集团。《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八页

为了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发展同社会主义阵营中各个兄弟 国家的友好合作，并且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加强团结。我们必须争取同一切愿意 和我们和平相处的国家，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外 交关系。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 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我们都必须给以积极的支持。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八页

至于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也要团结那里的人民，并且争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 做些生意，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但是决不可以对他们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娥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人民出版 社版第三八页

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 再建设。每天怕战争，战争来了你有什么办法呢？我先是说东风压倒西风，战争打 不起来，现在再就如果发生了战争的情况，作了这些补充的说明，这样两种可能性 都估计到了。 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一 九六三年九月一日《人民日报》《中国政府发言人声明》中的引语

现在世界各国的人们都在谈论着会不会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于这个问题，我 们也要有精神准备，也要有分析。我们是坚持和平反对战争的。但是，如果帝国主 义一定要发动战争，我们也不要害怕。

我们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同对待一切“乱 子”的态度一样，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 苏联，两亿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一共九亿人口。 如果帝国主义者一定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断定，其结果必定又要有多少亿 人口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帝国主义剩下的地盘就不多了，也有可能整个帝国主义制 度全部崩溃。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人民出版 社版第三五页

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 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 律。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 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

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 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俄国人民的革命曾 经是依照了这条定律，中国人民的革命也是依照这条定律。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九零——一四九一页

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们的疯狂的报复阴谋 的警惕性，谁要是放松这一项警惕性，谁就将在政治上解除武装，而使自己处于被 动的地位。 《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毛泽东选 集》第四卷第一四六九页

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对于他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失败，是不会甘 心的。他们还会要互相勾结在一起，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反对中国人民。例如，派 谴他们的走狗钻进中国内部来进行分化工作和捣乱工作。这是必然的，他们决不会 忘记这一项工作。例如，唆使中国反动派甚至加上他们自己的力量，封锁中国的海 港。只要还有可能，他们就会这样做，再则，假如他们还想冒险的话，派出一部分 兵力侵扰中国的边境，也不是不可能的。所有这些，我们都必须充分地估计到。 《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毛泽东选 集》第四卷第一四六九页

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我们 应当把世界进步的情况和光明的前途，常常向人民宣传，使人民建立起胜利的信心。 《关于重庆谈判》（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一六 二页

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绝对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任何松懈战斗意志的思想和轻敌的思想，都是错误的。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一九四九年三 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二五页

没有武昌起义，没有北伐战争，没有中原大战，能有中华民国吗？

没有抗日战争，中国能打败日本侵略者，赢得抗战胜利吗？

没有三年解放战争，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把伪政府中华民国驱出大陆到台湾吗？

没有一系列的殖民战争，英国能成“日不落帝国”吗？

没有二战胜利，美苏能成为超级强国吗？

这就是战争赢家们。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大都以战争取胜才能上台。

马英九为台湾反对大陆“武统”找借口。

马英九：战争没有赢家。要大陆要把刀枪入库，不要大兵压境，不要在台湾周边军机飞、军舰游。

马英九：“和平没有输家。”

因为马英九国民党只讲“和平”，不讲统一。两岸一直保持现状，永远”和平“分裂。然而一边一国拥抱台独，并在台独路上狂奔。

这种现象，永远存在，没有完成中国统一，《输家》就是习近平。当然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输家就是中华民族。赢家就是不支持统一、只要“和平“的马英九国民党，赢家就是搞台独赖清德民进党。

走资派习近平特色政府这邦《蒋介石国民党的还乡团》真要团灭中国共产党用生命和鲜血争取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yongbing1993]

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如此虐杀壮丁






老百姓亲眼目睹：如此虐、杀壮丁。

昆明市官渡区晓东村人高正中著文回忆：1942年8月间，晓东村来了一支来自四川师管区准备“补充抗日队伍”却又“交不了”的壮丁队。“自住进人家户后，一天也不见他们吃上一粒大米饭”。由于饥饿，村民家中的猪食都经常被饥饿难忍的壮丁争抢吃光。

半个月之后，这些新兵被饿得面黄肌瘦，走路是东歪西倒，跌跌撞撞，有的连爬也爬不起来了。他们大声小声呻吟着：“肚子饿，肚子饿!”喊得大声一点的，背枪的兵听到，还去打嘴巴子。

又是两三天过后，饥饿的呼喊声也听不到了，在死亡线上挣扎着的无辜的新兵停止了呼吸，一条条地睡着。人虽死了，而两只眼睛还在睁着，我去看了一眼，真够害怕。带兵的人，从新兵中还找不出几个能抬死人去埋的人，只好死在各家的由各家抬去埋。

更残酷的是，病饿的爬不起来的，也被抬去活埋。抬到坑边被推下去，病者也知是要埋他了，他不愿死，拼命的两只手往上抓，要活!可背枪的兵却狠心地用枪托把他推下坑埋掉了。

又据当年在四川黔江公路卫生站学医的杨增锡先生著文回忆：

1942年寒冬腊月，一天下午，有一接兵连从贵州接来一批壮丁，约二百人，从我们门前经过进驻南楼上。斯时也，天寒地冻，蓬断草枯。所有壮丁，其衣也，除下身穿著几块破布片聊以遮羞外，上身悉被以极其单薄的稻草蓑衣，既无鞋，更无袜，一概赤脚;其状也，皮包骨胳，瘦若枯材，如以“鹄形菜色”四字去形容，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俨若骷髅，活似鬼样;其色也，一身黝黑，难见其真正皮肤，惟有两个白眼仁在翻动;其行也，你拉着我，我扶着你，纵未用绳捆索穿，则天然连成一串，颤颤抖抖，蹀躞蹒跚而行。

……次日凌晨，接兵连押着壮丁往湖北方向开去，不久，黔江县商会会长李伯星、何学如等人来向卫生站联系说：“该接兵连在杉木垭一带地方，沿途活埋了二十七个壮丁，未壅头部，奄奄待毙，我们去挖起来集中在东门外陈仲云家的空房里，请你们去给药治疗一下，作点好事。”

四川剑阁团管区甚至接到了以陈诚名义发来的“代电”，称：

……新兵由摧残而冻馁，由冻馁而病死，随死随弃，极尽人间惨事。第九师收新兵一千九百名，行抵恩施，死亡者五百余名;余者大半无衣着，以稻草蔽体，鹄形垢面，奄奄一息，民众睹此，无不叹息……

国内外权威人士：壮丁非正常减员500-1000万人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兵役，被老百姓骂作“兵疫”。

在弥漫赤县神州整整8年的“兵疫”中，壮丁逃亡、非正常死亡、致病后被遗弃不知下落，以及被“吃空”的壮丁，究竟有多少，这里不妨比较一下按不同估算口径作的大概推断。

1、按照何应钦的口径，1939年至1943年5月，最高当局没有部署扩编，部队伤亡240万人，而同期却征出壮丁近1 200万人，不明下落的壮丁接近1 000万人。

2、《剑桥中华民国史》的估算口径有两个，一是“八年战争期间，这类死于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过一百万”;二是“在八百多万士兵中，大约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去向不明，大概不是开了小差，就是非战斗死亡”，即有四百万。两项合计五百万人。如果加上补入部队前的逃亡数，以及各级部队长官和各地兵役官员“吃空”的数额，与何应钦口径数，应该不会相距太远。

3、按照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先生的口径算账，“四壮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 在抗战八年征出的1 405万壮丁(官方公布数)中，补入部队的只有350万人，非正常减员上千万人，其中受虐待致死人数在300万以上。

据国民政府1947年10月公布的数据，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作战消耗合计3 227 926人，其中阵亡1 328 501人，负伤1 769 299人，失踪130 126人;因病消耗合计937 559人，其中死亡422 479人，残废191 644人，逃亡323 436人。两项合计为4 165 485人。如果考虑到伤员伤愈归队情况，并忽略“吃空”因素，蒋梦麟先生估算的补入部队的壮丁数，与抗战八年部队实际减员数，是比较接近的。

4、蒋介石“统兵大员”的估算。据蒋梦麟当年的兵役状况视察报告记载，当自己把上述估算告诉一位“统兵大员”时，这位“统兵大员”却认定：补入部队的壮丁数“若以现在之例计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据查，这位“统兵大员”很可能是时为陆军二级上将的陈诚。

十二、按国民政府公布数据计算：壮丁非正常减员801万人

上述对抗战八年壮丁非正常减员数在1 000万人左右的估算，我们可以依据国民党政府及其将领等公布的数字，予以验证。已知条件、验证公式及计算结果如下：

已知：

1、抗战八年壮丁征出总数为1 405万人;

2、抗战八年部队减员总数为417万人，含同期逃亡32万人;

3、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不含警察、军事机关、军事院校及非正规编制的保安部队，下同)人数为252万人;

4、抗战结束时国民党军队人数为422万人。

5、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成建制投降日寇后编为伪军(即所谓“曲线救国”)50万人。

计算结果如下：

1、部队正常减员数

=抗战八年部队减员总数-同期部队逃亡数

=417万人-32万人

=384万人

2、抗战期间部队扩编数

=抗战结束时国民党军队人数-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人数

=422万人-252万人

=170万人

3、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投降日寇后编为伪军人数

=50万人

4、抗战八年壮丁非正常减员数

=壮丁征出总数-部队正常减员数-部队扩编数-投降日寇后编为伪军人数

=1 405万人-384万人-170万人-50万人

=801万人

上述计算结果：抗战八年壮丁非正常减员801万人，占国民党政府公布的抗战八年壮丁征出总数1 405万人的57%。

十三、美国人判断：受虐待致死的壮丁多于阵亡士兵

上述计算结果虽然依据充分，但却非常保守，理由如下：

其一，在近177万名伤员中，多数伤愈后都要归队;

其二，因病死亡的42万人，多与受到虐待有关;

其三，由于“吃空”盛行，国民党军队的实力始终是一笔谁都说不清的“胡涂账”;

其四，国民党政府公布的1 405万实征壮丁数，很可能是被人为压减下来的，实际数远远不止。

如果依据蒋梦麟遇到的那位“统兵大员”的估算，抗战壮丁非正常减员数，很可能超过1 000万人。

以抗战八年实征1 405万壮丁计算，这个估算似乎离谱，但若考问抗战八年各年度的实征壮丁数，又不无道理。

根据何应钦和程泽润提供的数据，1939年至1943年5月征出壮丁近1 200万人，年均征出壮丁300万人。1943年5月以后两年多，准备实施战略反攻了，每年却只征出壮丁100万人左右，降幅高达三分之二。这不合战争动员的常理。

又据当年四川泸县国民兵团副团长李克猷回忆，该县征兵“过去每年配额是两千左右。一九四四年却增加到四千五百名左右，一九四五年加配到六千”，并在“一九四五年的夏天，出现了拉壮丁的高潮”。

如此，我们不能不推断：何应钦作为国民政府的军政部长，对“拉壮丁”数额之大，对壮丁命运之惨，对役政腐败之弊，心知肚明，怕日后有人跟他算“壮丁账”，有损于国民党政府的形象，把抗战八年壮丁征出总数，人为地压了下来。

上述推断还有一个旁证，就是《唐纵日记》。唐纵在大陆期间曾任蒋介石侍从室第6组组长兼军统局帮办、内政部政务次长、保密局副局长、警察总署署长等职，他在1942年9月5日的日记中记载：“据兵役署报告，自抗战以至现在，共征兵一千零九十余万名，但恐逃亡者在半数以上。”

假设国民党政府1937年7月至1938年底以及1943年6月至1945年8月这两个时间段的征兵，按照程泽润1943年5月报告陈述的1939年至1943年5月的征兵强度(即年均征兵300万人)不变，八年抗战，其征出壮丁总数应该接近2 000万人。

如果真是这样，按照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的关于死亡壮丁占壮丁总数四分之一的比例估算，其中被虐待致死的壮丁在数百万之众。

还真有敢说这话的。

1988年，新华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外国人看中国抗战”丛书，其中《中国的惊雷》，作者是抗战时期担任美国《时代》周刊远东首席记者白修德和该杂志政治记者的贾安娜。白修德后来成为普利策新闻奖金获得者。译者是曾担任过蒋介石私人顾问的澳大利亚籍新闻记者端纳。在这本书中，作者就断言：“死在路上，死在征兵过程中，死在野蛮的新兵训练处及长途行军中的人，要比进入军中后死的人还多。” 而据国民党官方公布的数据，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阵亡132.85万人，因病死亡42.25万人，进入军队后死亡人数总计为175.1万人。

抗战期间美国新闻处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格兰姆·贝克甚至认为：“因受困和国民党的腐化而被浪费了的生命，有的因受命反对自己的同胞，或出于谋略，削弱非中央嫡系军队的长官而战死。有的以同一原由在可怕的长途行军中拖死。还有的，则由于国民党政府故意不把应属他们的食物、药品交给他们而致死。……据信，被日本人杀害了的有三百万人之多。而那种浪费了生命的人却约计千万之上。”

如此一说，更让人不寒而栗。

[yongbing1993]

国民党军队内部残酷的阶级压迫






朱德的历史结论：国民党战场连战皆败的症结所在。

基于国民党军队普遍残酷虐待广大抗战壮丁的基本事实，朱德同志曾经严厉谴责：“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征兵人员贪污枉法，草菅人命;壮丁受着非人的待遇，捆绑、冻饿、囚禁、鞭挞，大小便都没有自由;死亡枕藉，或散而为匪，抓来之后能够送到部队去的壮丁只有百分之二十。”

不过，“壮丁账”算到这个程度，再继续算下去，除了数理考据外，实际意义已经不大了。因为不管是再多算二三百万，或少算二三百万，都不能改变旧中国、旧军队存在着残酷的阶级压迫这一基本史实。

对于国民党政府腐朽、残酷的役政，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严厉的批判态度，著名剧作家马健翎于1943年在延安创作了一部反映抓壮丁故事的秦腔剧《血泪仇》。据了解，因为贴近国民党士兵的亲身经历，这个剧目在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过程中，得到的反响，不比歌剧《白毛女》小。

也正是基于上述种种史实，1945年4月，朱德同志才作出历史结论：“从压迫人民、奴役士兵出发，从消极抗战以至观战、专靠外援出发，从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出发，从排除异己、破坏团结出发，就构成了一条反人民的失败主义的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这是国民党战场连战皆北的症结所在。”

无独有偶，美国作家布赖恩?克罗泽在说到国民党军队内部的阶级压迫时，断定：“即使把其它一千种原因都撇在一边，光这一点就能解释为什么共产党的军队能最后取胜。”

起义官兵的灵魂裂变：泪血大控诉

解放战争期间，我军共消化、改造国民党军起义、投诚部队188万人，其基本方法是开展以“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军队”为核心内容的政治整训。改造之初，起义官兵多有抵触，一经涕泗滂沱的“泪血大控诉”，几乎是瞬间，他们就与国民党反动派不共戴天!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第2工作团干部黄流、单俊峰所著文章等记载，在改造胡宗南嫡系部队第7兵团的政治整训中，控诉大会开得撕心裂肺、惊天动地，有的士兵哭得痛不欲生，有的士兵哭得口吐白沫死去活来。第472团2营召开控诉大会，第一次就哭昏倒了31人，第二次大会又昏倒了35人。

召开控诉大会之后，不少人哭得两三天吃不下去饭。第473团士兵何思勤控诉之后，甚至哭得精神失常，耳朵听不见了，饭也不吃了，谁劝他都不理睬。后来人们发现，何思勤在控诉大会后特别敬重毛主席，于是，到吃饭的时候，就给他写个纸条：“毛主席叫你吃饭!”到晚上睡觉时，他如果大吵大闹，就再写个纸条：“毛主席叫你睡觉。”只要看到是毛主席叫做的事情，何思勤非常听话。后来，何思勤在上级批准他参加人民解放军时，喜出望外，恢复了正常。

第351团机1连士兵温成碧家里有4个亲人被逼死，他本人在旧军队里又遭鸡奸，可是在诉苦之前他却不好好学习，还说：“你们说蒋介石坏，但我没见过他杀人。”就是这位一度非常落后的士兵，在诉苦大会上，竟然哭得昏死过去四五次。大会上诉苦完了还不够，一人来到会场，跪在毛主席像前继续诉苦。军代表来到他面前后，他紧紧拉住军代表的手，一边失声痛哭，一边追悔过去，痛骂自己，表示一定坚决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

诉苦大会之后是“公祭宣誓”活动，隆重集会祭奠该兵团起义官兵在旧社会、旧军队惨死的亲人。

“公祭宣誓”活动后，广大起义官兵纷纷要求参加人民解放军，“立功赎罪”。全兵团10 239名士兵中，有9 519人写了请求早日加入解放军的申请书，其中又有752人是用自己的鲜血写的血书，有4 546人在申请书按下自己的血手印或用鲜血签名。

叩问“许多学者”：何以死活不承认旧军队的阶级压迫。

面对半个多世纪前上千万抗战壮丁的血泪史，时下的情况真让人感觉滑稽万分：对于当年国民党军士兵受压迫、受残害的史实，当年的美国人有过记载，如今中国的“许多学者”却不认账;国民党将领多有揭露，却“伤害”了一些共产党干部的“感情”!

反思半个多世纪前泪血淋淋的抗战壮丁史，我们不否认广大国民党军官兵以血肉之躯抵御外侮殊死抗战的英勇事迹，但是，国民党军队实行抗战所基于的阶级基础，也同样不容否定。那些备受长官盘剥、欺压却又含垢忍辱并以冻馁之身为抗击日寇侵略流血牺牲的广大国民党士兵群众，才是最值得秉笔直书颂扬、纪念的抗战英雄。

当前，正确评价国民党军队实行抗战的阶级基础和历史作用，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因为认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历史，关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的道义根基。同理，揭示国民党军队内部残酷的阶级压迫，也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因为认知残酷的阶级压迫、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艰难的阶级解放这一20世纪中国革命史的主题，关系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国方向。

说到这里，我不能不对流沙河先生的论点、论据，再说上几句。

流沙河先生认为，“整个抗日战争十分严肃，不能像《抓壮丁》这样去丑化，丑化他们就是丑化我们中华民族”，是“糟蹋”“神圣的民族感情”。

这种定论是荒谬的。

电影《抓壮丁》是基于史实创作的，同样基于史实创作的现实批判主义文艺作品国内外还有不少，试问：

绍兴人对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兴师问罪了吗?

中国的老百姓对张乐平先生的《三毛流浪记》和《三毛从军记》，口诛笔伐过吗?

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莫泊桑的《羊脂球》和《项链》，“伤害”法兰西的“民族感情”了吗?

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丑化”西班牙民族了吗?

没有，从来没有过。

那么，自诩为“四川人”代言的“许多学者”，为什么却要对影剧《抓壮丁》耿耿于怀呢?

流沙河老先生固然有其坦诚、率真的性情，但在严肃的历史问题上，由着性子率真，必然要乱真。

如今，流沙河的诗《理想》已经成为人教版课标教材七年级(上)中的一篇“新课文”，他对当代青少年有着不可小视的影响力。据北京大学中文系赵祖谟的《〈理想〉的背后——诗人流沙河走过的路》，流沙河的父亲“余营成是一个小地主，曾在国民党金堂县政府任军事科长，土地改革时被判处死刑”。

县政府军事科，是1940年国民政府施行“新县制”后，由原来的兵役科更改名称的兵役机构。

由此，人们不能不问：

流沙河先生及持有相同政治立场和史学观点的“许多学者”，他们凭什么，暗暗地以“选择性失明”的治史手法，熟视无睹有关抗战壮丁受残酷虐待的浩瀚史料，并振振有辞地误导当代受众?他们凭什么，悄悄地以“选择性失聪”的论史口径，对当年劳苦大众凄苦悲怆的呼喊置若罔闻，毛遂自荐去“代表”受欺压、受残害的上千万抗战壮丁及其亲人?他们凭什么，冷冷地以“选择性失音”的著史笔法，竭尽全力去粉饰连蒋介石及其文武大员都不得不承认的历史罪恶，进而在客观上否定使广大劳苦大众翻身解放的伟大革命?

是血脉相连衍生的情感，还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聚合的立场?是家境变幻约束的政治视野，还是利益得失铸就的人生体验?是批判现实的情绪延伸，还是非黑即白二元分离机械的认知模式?

时代，需要“城市精神探踪”，也同样需要对“探踪”的轨迹进行探踪。

时下，对上述“探踪”轨迹的探踪，有利于校正是代表“许多学者”呼声还是代表以草根民众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这一“探踪”方向。

[yongbing1993]

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就是怕学生







一九六六年的十月一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人参加的隆重集会和游行。

毛泽东出席了庆祝活动。 林彪在庆祝大会的讲话中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 撮人，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这就决定了他们一定要失败。”

当天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烟火时同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希尔交谈。

毛泽东指着广场上的学生说：“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就是怕这些学生，我们有些干部也是怕他们。”

毛泽东又说：“你不要以为我们的环境那么好。我们有些干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员也有，政治局委员也有，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有。他们就是怕。他们要调动 军队来对付这些学生。解放军他们是调动不了的，他们就调动工人、农民来跟学生作对。”①（①毛泽东同希尔谈话记录，1966年10月1日。）

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十三期社论。 社论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任务，写道：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

“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 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

“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如果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重复压制群众的错误，继续挑动学生斗争学生，不解放过去受打击的革命群众，等等，那就是对抗和破坏十 六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正确地进行斗批改呢?”

“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②（②《红旗》杂志1966年 第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

这篇社论中第一次出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指明它的主要表现是“压制群众”，并且强调“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 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的，很复杂的”。 这就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放到继续推进“文化大革命”的关键地位，并且要扩大到地方和许多单位去。 这一来，对运动中出现的任何过激和不法行为都不能加以约束，否则就是“压制群众”，就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整个混乱局面就更难收拾了。

这篇社论的起草人之一王力，后来这样回忆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背景和过程：

“(那时)主席天天看红卫兵小报，江青又不断送材料给他，他就形成了一种认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九六六年八月到九月)，整个运动的 主流是向前的；但是，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特别是批判错误路线的严肃性、坚定性和彻底性。主席的这个认识要在国庆节的林彪讲话和《红旗》社论中表达出来。林彪讲话 主要起草人是陈伯达和张春桥，他们使用了'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提法。主席原来已同意定稿，后来陶铸提出'反革命'太重，就又改成'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主席同意 了，(林彪)在天安门上也讲了。当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集合准备乘车看烟火时，张春桥向主席提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从语法上讲不通'，建议还 要改回来。主席说：'不要改回来了，以后提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红旗》社论就按照主席的提法改了。有些'语录'把'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作为毛主席这一天发表的指示，是有根据的。毛主席在定这个口径时，总理不在他身边，不
知道。 ”①（①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7月29日。）

社论发表后，中央文革小组在《红旗》杂志社召开了一次座谈会。 发言的中心内容是：说刘、邓的影响还很大，又攻击周恩来是“和稀泥”、“折衷主义”。 会后，他们把记录送给了毛泽东。

十月五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这个《指示》根据林彪的意见，规定：“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中央在转发的批示中，又把这项规定适用的范围扩大了， 写道：“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同样应当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原原本本的宣读，坚决贯彻执行。”既然要“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 那就对群众运动没有任何约束和限制了。

几天后，中共中央从十月九日起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 会议由毛泽东主持，有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出席。 这次会议，是毛泽东提议召开的。 他在周恩来关于会期的请示报告上批道：“会期三天不够，需要七天。”①（①毛泽东对周恩来关于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问题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66年10月7日。）事实 上，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连续开了二十天，到二十八日才结束。

会议的主题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正遭受红卫兵猛烈冲击的各地、各部门负责人，大多思想不通，忧心忡忡。 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会议“头一个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 ②（②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25日。）

十月十六日，陈伯达向会议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长篇讲话，成为这次会议的主题报告。 他着重强调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 他说：“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的十六条，纠正了前一个阶段的错误路线，即资产阶级的路线。但是，错误的路线，还可以用另外一些形式出现。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 与资产阶级的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斗争一直围绕在群众的问题上。”“我们有些同志，是少数同志，以老革命自居，在解放后做官当 老爷，甚至把自己的革命历史忘记得一干二净。毛主席多年来批评的'官、暮、骄、娇'，他们全有，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不让群众去触动。”“ 有些地方，有些同志，在十一中全会之后，还用各种形式，在许多问题上，继续犯路线错误。”“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伯达 作了这样的归纳：“党内路线的斗争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刘、邓的错误路线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错误路线在党内。有一定市场，因为 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相当一批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的糊涂人。”①（①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16日。 ）他所说的“一小撮”，到各地和各部门便成了一大片。 这个讲话，经毛泽东批准后印发。

十月二十三日，刘少奇、邓小平在全体会议上作检讨，对派工作组等问题主动承担了责任。 他们的发言稿都先送给毛泽东看过，毛泽东表示欢迎。 对刘少奇的发言稿，他写道：“少奇同志：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 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②（②毛泽东对刘少奇发言稿的批语，手稿， 1966年9月14日。）对邓小平的发言稿，他写道：“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在第九页第一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 ，例如说，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改正的。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 就一蹶不振了吗?又，题目'初步'二字可以去掉。”①（①毛泽东对邓小平发言稿的批语，手稿，1966年10月22日。）

二十四日晚，毛泽东听取工作会议情况的汇报时作了不少插话，力图对各地、各部门的领导干部做点“政治思想工作”，解除他们的顾虑，推动他们以积极态度投身到“ 文化大革命”中去。 这是毛泽东召开此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目的所在。 他说：“这次会议是我提议要召集的。时间这么短，是否讲得通?可能比上次好。我没有料到聂元梓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全国大串连，搞 成这么大的事。”当东北负责人谈到他们向群众检查自己犯严重错误仍不能得到通过时，毛泽东说：“反党反社会主义决不能承认，承认了还能工作吗?”他又 向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说：“你们回去要振作精神，好好搞一下，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把中央局、省、市委都打倒，让他们学生来接班，行吗?不知 工农业，只读一点书，行吗?”他又讲到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不好，要准人家革命，不要不准人家革命， 叫学生们把鲁迅的《阿Q正传》看一看。”“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刘、邓要 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康生插话说：八大报告中有阶级斗争熄灭论。 毛泽东说：“报告我们都看了的，大会通过的，不能单要他们两人负责。”最后，他叮嘱与会人员：“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回去要把精神振作起来 ，没有哪个想打倒你!”②（②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的插话记录，1966年10月24日。）

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实际上是对这次会议总结。 他讲了两件事，第一件是回顾历史，讲一线、二线问题。 他说：

“十七年来，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识方面的事情。

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 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 ”

“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意思 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处理得不那么好。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
改变了。 但红卫兵还不知道已经改变了。 ”

“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的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出警告说，北京出 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去年九十月间
说的。 ”

“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

毛泽东讲的第二件事，是“文化大革命”问题。 他的态度比较温和，说：

“这个文化革命只有五个月，所以，不能要求同志们现在就那么理解了。”

“这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以前几个月，去年十一月、十二月，今年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虽然有那么多文章，中间，五月十六， 又发了一个'通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拿同志们的话来讲，叫'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 了'。那末，赶快总结经验吧。”

“为什么两个月以后，现在又来开这次工作会议呢?就是要总结一下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

“你们回去有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做。中央局、省一级、地一级、县一级，至少这四级要开一个十几天的会，真正把问题讲清楚。也不要企图所有 的干部统统弄得清楚，不可能，总有一些人不那么清楚，思想不通。”

“很多同志，过去尽搞经济工作，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或者做一些别的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就没有设想到搞这场文化大革命。现在学生不是冲得厉害吗，没有设想到的 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这一冲，我看有好处。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有想的事情，这一冲就要想一下了。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

“总而言之，这个运动才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那个时候还会有新的经验，还要总结。”

“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 犯错误也有原因。”①（①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