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光派别人的儿子去前线打仗

不能光派别人的儿子去前线打仗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毛主席与亲友谈抗美援朝战争。

七十多年前发生在鸭绿江彼岸的那场战争，曾经令世界为之深深震动，也对当时刚满周岁的新中国发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光阴荏苒，过去的对手不再是敌人，史家也在重新审视这场遥远的战争。作为那场战争中中方的最高统帅，毛泽东曾就此与王季范及早年同窗周世钊多次畅谈。

毛泽东：将有三把尖刀插在中国身上，不能“置之不理”

抗美援朝究竟有无取胜把握，在当时是颇受人们关注的问题，因为解放战争刚刚结束，经济遭受了重创，国家一穷二白，面对美帝的经济和军事优势，不少人对战争的前景心存疑虑，而且认为这会影响国家的和平建设，一时间意见很不统一。王季范和周世钊作为毛泽东的亲友，希望能就此事请教主席。一九五零年十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二老，针对王、周的疑虑作了分析。

毛泽东说道：“不错，我们急需和平建设，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出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的理由不能敌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现在美帝的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会有困难。

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还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国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从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从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个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可是党内有很多人不同意。”

听了毛泽东一席话，周世钊频频点头，但仍是信心不足，重覆提出了刚才的疑问：“是不是有胜利的把握呢？”

周世钊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众所周知，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除装备了大量的飞机、大炮、坦克、军舰外，它的武库中还有一张令人生畏的王牌──原子弹。面对美国的核讹诈，不少人对战争的前景忧心忡忡。

可毛泽东偏偏不信这个邪，他从容地分析道：“你们都知道，我是不打无把握的仗的。这次派志愿军出国，是有人不同意的，他们认为没有必胜的把握。我和中央一些同志经过周详的考虑研究制定了持久战的战略，胜利是有把握的。我们估计，美帝的军队有一长三短。它的钢铁多、飞机大炮多，是它唯一的优势。但它在世界上的军事基地多，到处树敌，到处设防，兵源不足，是一短；远隔重洋，是它的第二短；为侵略而战，师出无名，士气十分低落是它的致命伤。虽有一长，不能敌这三短。我们要进行持久战，一步一步消灭它的有生力量。使它每天都有伤亡，它一天不撤退，我们就打它一天，一年不撤退，就打它一年，十年不撤退，就打它们十年，这样一来，它们就伤亡多，受不了，到那时，它就只好心甘情愿地进行和平解决。只要它愿意和平解决，我们就可以结束战争，我们原来是要和平的。”

毛泽东：这仗我们有把握打好，不必苏联参加，看家法宝是要留著最後用的。

周世钊又提出一个问题：“假如它不在朝鲜战场上打而是派大军从我国海岸登陆，怎麽办？”

毛泽东说：“那它不敢。这样做，我们不怕它。并且我们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它如果向我国进攻，就会引起苏联的参与。苏联参与，不一定派兵来，它可以在几天之间用兵西向，席卷欧洲，欧洲是美国的必争之地，它们要照顾欧洲，自然也就无力入侵我国了。”

美国的空中优势是周世钊担心的另一个问题。朝鲜战争爆发後不久，美军飞机就曾轰炸过我国边境城镇，以新中国的空军实力而言，是难以阻止美军大规模轰炸的，故此，周世钊向毛泽东发问：“假如美军用飞机滥炸我国的重要都市呢？”

毛泽东不加思索地笑答说：“它不敢，因为这等同派兵登陆，同是侵略。”

岁月飞逝。随著时空的转换，以前不少似乎是金科玉律的理论和不容置疑的答案，都受到了人们的质疑；也有很多颇为权威的结论，正在社会上和学术上引起争鸣。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当年抗美援朝时，我国承担了本应由苏联承担的国际义务，而作为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的苏联却只提供了装备和技术的支持，这对中国是非常不公平的，我们吃了亏。毛泽东当年是怎样看这个问题的呢？

毛泽东说：“这个仗，我们有力量、有把握打好，不必要苏联参加。你们晓得玩扑克吗？『大鬼』、『小鬼』是留著保底的；你们看过剑侠小说吗？看家的法宝是要留著最後用的。我看美帝侵略，一定会要彻底失败。不管它怎样挣扎，终是黔驴技穷，在中朝人民共同抗击之下，他是一定不能得逞的。”毛泽东的一番话消除了两位老人心中的疑问，他们带著对战争的全新看法离开了中南海。

周世钊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同班同桌同学，情同手足。解放後，毛泽东曾多次接见周世钊，在谈话中数次涉及朝鲜战争。一次周去看毛泽东，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在朝鲜战场上的形势是越来越好，造成这种好的形势主要依靠我们志愿军的勇敢和机智。他们现在层层挖掘地道，这些坑道都在山底下，纵横沟通，随意出入，飞机炸不垮，大炮轰不坏，敌人不好攻，我们却可以出去，万一失了第一线，还有第二线、第三线。这都是志愿军指战员想出来的好办法。像我们在北京的人就不一定想得出这种好办法。一个美国记者说：『美国的军队再花二十年也打不到鸭绿江。』我看再打二百年，他们也没有希望打到鸭绿江。”毛泽东豪迈的语调，令周世钊倍感振奋。

毛泽东：光派别人的儿子去前线打仗，这还算什麽领导人呢？

朝鲜前线的战斗是空前残酷而惨烈的。无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保家卫国，血染三千里江山，这其中也包括毛泽东心爱的长子毛岸英。当这个不幸消息传到周世钊的耳朵里时，他感到非常震惊和悲痛。作为和毛泽东相交几十年的老朋友，他知道主席一家先後已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好几位亲人。现在革命刚刚胜利，正需要下一代去建设的时候，岸英却永远留在了朝鲜。白发人送黑发人，和毛泽东情同手足的周世钊，心里深深地体会到老同学那种难以言宣的悲凉和伤感，在後来他和毛泽东的一次闲聊中，周向毛泽东表达了这种想法。

那是在六十年代，谈话的主题是战争。在不知不觉中，话题转到了朝鲜战争和毛岸英。周世钊不无感慨地说：“岸英死得太早了，如果您不派岸英到朝鲜战场上，我看他是不会牺牲的。”

对於周世钊的议论，毛泽东表示了不同的看法。毛泽东说：“不能这样说。岸英的牺牲，责任完全在美帝国主义身上。岸英是为保卫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利益，为保卫我们祖国的安全而出国作战的，他是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为保卫世界和平事业而牺牲的。当时我得到岸英在朝鲜战场上不幸牺牲的消息後，我的内心是很难过的。因为我很喜欢岸英这个孩子。岸英牺牲以後，当时有人提议要把他的尸体运回国来安葬，我没有同意。我说岸英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为保家卫国而死的，就把他安葬在朝鲜的国土上，让他显示中朝人民的友谊，让中朝人民的友谊万古常青。当然，你说如果我不派他到朝鲜战场上，他就不会牺牲，这是可能的，也是不错的。

但是，我是党中央的主席，在那种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我是极力主张发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後来得到党中央的赞成，作了出兵朝鲜的决定，并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抗美援朝的伟大运动。我作为党的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的儿子不派他去朝鲜，又派谁的儿子去呢？光派别人的儿子去前线打仗，这还算什麽领导人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岸英是个青年人，他从苏联留学回国後，到农村进行过劳动锻炼，但却没有正式上过!战场。青年人就是要到艰苦的环境中去锻炼，要在战斗中成长。基於这些原因，我才派他到朝鲜去的。”

对於发生在五十年前的那场战争，毛泽东曾有过许多论述，这里仅是他对自己的亲友的一些零散的议论。时光流逝，毛泽东主席和王季范、周世钊两位老人均已作古。然而，这些片段的，但却弥足珍贵的谈话，对於我们当前正确认识那场遥远的战争，不失为是一份重要的参考资料。

[yongbing1993]

反革命暴乱是坏事也可变成好事





“关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真相”的报告"

第一个问题，阶级敌人是如何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疯狂表演的。
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是一次地地道道的反革命暴乱，是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反革命狰狞面目的大暴露，是阶级敌人垂死挣扎的大表演。

这一事件是全国解放以来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最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其严重性在于：一是在首都．二是在天安门广场，三是又烧又打。阶级敌人在天安门广场的疯狂表演，采取了反革命的两手，从三月底开始，到四月五日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从发展的过程看，大体有三步：

第一步，三月三十日到四月二日，敌人进攻的方式是比较隐晦的。他们打着悼念周总理的幌子，含沙射影地诽谤中央领导同志，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三月三十日上午，北京市机械配件公司宣传干部曹志杰等人，盗用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的名义，精心策划，炮制了一份所谓“悼词”，别有用心地叫嚷要“披荆斩棘”，“血战到底”，实际上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些反革命分子如获至宝，用打电话、写信、传抄、围观等各种方式，大肆渲染，无耻吹捧。当天，还有一个坏家伙，采用念“悼词”的手法，当众造谣说“中央有人反对总理”，进行反革命煽动。接着，写影射攻击的“悼词”、“祭文”、“挽联”等情况大量出现。

四月二日上午，中国科学院109厂常存玉、宋胜均等人，到纪念碑送了四块近一尺宽、六尺高的反动大诗牌，用铁丝绑在纪念碑座的最高处。上面别有用心地写着：“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制造反革命舆论。这里需要说明一下，这首反动诗第三句中的“倘若”二字，原来写的是“既出”，他们觉得太露骨了，又把它改为“倘若”二字。这四块反动诗牌，在群众中引起极大的愤慨，当即有人质问：“你们写的是什么意思？！”他们作贼心虚，吱吱吾吾地回答：“这不好说，这不好说。”反革命分子对这四块反动诗牌也极力吹捧，有的还谱成歌曲，在广场教唱，大肆传播。

这四块反动诗牌在广场纪念碑一摆出来，什么“白骨精”、“闪鬼影”，“擒妖魔”、“斩鬼怪”、“挥刺刀”、“剑出鞘”之娄杀气腾腾的反动叫嚣，顿时增多。一篇署名“薛战”（实际是“血战”）的反动誓词中写道：“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准备好了，我们把刺刀给敌人准备好了，我们也把自己的头颅给敌人准备好了。我们是一定胜利的，等到胜利的那一天，我们再来到纪念碑前，用敌人的头来祭您。”听！这不是阶级敌人在磨刀霍霍吗？

那些舞文弄墨的反动文人，摇唇鼓舌的反动文人、跳梁小丑，也跑了出来，大加表演。什么“呜呼噫兮悲夫哀哉扫墓有感”啦，什么“野心家祸国殃民生不如死”啦，什么“有人阴谋杀害周总理，西伯利亚的严寒挣扎不了很久啦”等反动诗词，纷纷出笼。有个冒充“红卫兵”的反革命分子，写了一首打油诗，攻击什么“北大不大中华大，清华不清八亿清，斩尽妖魔祭英灵，自有革命后来人”。这首打油诗与悼念周总理毫不相干。谁都知道，清华、北大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毛主席亲手培养的光辉典型，他们攻击清华、北大，实际上就是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还有个反动家伙，在一篇所谓“墓前抒怀”的《七律》中，极力发泄反革命仇恨，写道：“忠魂一去歌似尽，春风不到紫禁城；夜半妖星寒气重，关山座座锁清明。”这首反动诗的矛头所向，不是也明明白白吗！

第二步，也就是四月三、四两日，阶级敌人感到再用隐晦的手法已经不够劲了，便抛去伪装，撕掉面纱，明目张胆地书写反革命诗词，张贴反革命标语，散发反革命传单，发表反革命演说，他们丧心病狂地叫嚣什么“秦皇的封建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极端恶毒地咒骂“善始无终君主多，伟业败绩一身合”。指名道姓地攻击中央领导同志是什么“阴谋家”、“野心家”，叫喊“骨灰未寒妖风起，吠日恶犬狂叫急”，“赫鬼再演红场戏，擒来奋斩祭周公”。反动气焰，令人发指。

同时，他们公然无耻吹捧走资派邓小平，为走资派邓小平涂脂抹粉，鸣冤叫屈。说邓小平上台后是什么“面貌大改观，领导下基层，抓纲又抓线，任务明确方向对，很短时间卫星上了天。”还说什么“老革命，老革命，可怜大权旁落去，到头来落得个走资派、牛鬼蛇神。”

总政管理局电工、反革命分子赵清芳，冒充清华工农兵学员，一手拿着白花，一手拿着反革命传单，造谣煽动说：“就是这样一朵小白花，他们也不让我们拿出校园，就是这朵小白花，也不让我们扎啊！我们只能到校外扎成这朵平常的、普通的白花，把我们全部的爱，金部的恨，全部的怀念之情，全部的愤怒之心，全扎在这朵白花之中”。请看，这个家伙多么卑鄙无耻，竟然栽赃诬陷，这哪里是在悼念周总理，分明是在搞反革命煽动。就是这个反动家伙，还在反动传单上连写三句“敬爱的周总理，您是能理解我们的”，简直是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极大侮辱，真是反动透顶。还有的反革命分子冒充“梁效”、“任明”等名义，写诗作词，甚至手捧所谓“血书”，声嘶力竭地进行反革命煽动。

有些反革命分子，混杂在人群当中，上窜下跳，鬼哭狼嚎。有的围着念反动诗词的家伙，拍手狂叫：“好！好！用记录速度，再来三遍！”有的狂叫：“谁反对周总理就把他们揪出来，在纪念碑前绞死他们！”“挖他的心，尝他的肉”。有的拿着录音机，进行录音。广播事业局有个家伙，连续四天去广场，专录反动演说，还挑选最反动的诗词，自念白录。还有些家伙，专门拍摄反革命的镜头。他们狂妄地说：要把这些所谓“史无前例的盛况”，作为“历史的一页”记载下来，以便扩大反革命影响。但是，今天已经变成了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有力罪证。

在这短短的几天中，出现在纪念碑周围的各种反革命毒草就有四百多起，其中有一半是四号一天抛出来的。这里面，有反动诗词、传单、标语，有反动散文、快板、顺口溜，有反动呼吁书、倡议书、誓词，有反动歌曲，还有反动政治笑话。真是形形色色，乌七八糟，无奇不有。突出的是书写反动诗词，占全部反革命毒草的百分之七十八。有旧体诗词，有新体诗，还有文字游戏的宝塔诗。旧体诗有四言、五言、七言；旧体词有《清平乐》、《满江红》、《忆秦娥》、《抛球乐》、《诉衷情》、《江城子》、《十六字令》、《西江月》、《卜算子》、《石州慢》等二十六个词牌。他们利用这些形式大作反革命文章，可算是用尽了反革命的心机，耍尽了反革命的伎俩。有个反革命分子，经过精心琢磨，炮制了所谓“四绝字头”的反动诗，共十六句，每一句的第一个字连起来念，就是：“怀念总理，良弓不离，誓除魔患，神州称奇。”真是绞尽了脑汁。

有些老奸巨猾的反革命分子，也把魔爪仲向天安门广场。他们炮制的反革命毒草，无论是含义情调、引用典故，还是表现手法，都是煞费苦心的。有个反革命分子用《石州慢》这个词牌作词，发泄反革命仇恨，恶毒攻击什么“朝堂尽鼠辈，奸权横操同室戈”。用《石州慢》这个词牌是什么意思呢７，这里边也大有文章。据说，北宋有个叫张元干的，作过朝廷命官，他因为秦桧当国，不愿和奸佞同朝，弃官而去。后来惯用《石州慢》这个词牌作词，发泄对当时的统治的悲愤。今天，反革命分子选用这个词牌作文章，显然是把自己比作张元干，借以发泄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刻骨仇根．，用心十分险恶。湖南省桃江县有个七十多岁的老家伙，挖空心思地用人物画组成一幅反动对联，让人专门带到北京，贴到天安门广场，蓄意诽谤中央领导同志，手段极其恶毒。

第三步，就是五号这—天，一小摄反革命分子，不但继续使用大造反革命舆论的这一手，叉施展了反革命暴力的一手。他们在三、四两日遭到打击之后，狗急跳墙，凶相毕露，又烧又打，又抢又砸，甚至冲击人民大会堂，威逼警卫战士降天安门广场的五星红旗，反革命气焰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就拿打来说，他们打工人民兵，打人民警察，打警卫战士，打革命群众，像地主“还乡团”一样，穷凶极恶。被他们打伤的，就有二百七十五人之多。有的被打得头破血流，遍体鳞伤，有的眼睛被打肿，腿被打骨折，鼻梁骨被打断，有的耳朵被撕裂。对交通广播车上的宣传员、救火的消防战士，他们也不放过，围攻殴打。过路的群众说了几句义愤的话，也惨遭毒手。他们不仅打中国人，还围攻殴打外国人，蓄意制造国际事端．被打的外国人就有五名之多。日本《朝日新闻》社记者田索竹彦，被他们打得满脸是血，两架照相机和钱包、证件都被抢走。在这些行凶作恶的亡命徒中，就有姚登山的儿子姚健，他也打着悼念周总理的幌子，怀里揣着反革命传单，窜到天安门广场，大打出手，煽动一伙人，殴打公安人员，狂叫“打便衣”，“打密探”，“打死他！打死他！”疯狂地进行阶级报复。

他们烧了一些什么呢？烧毁汽车四辆，砸毁宣传车、救火车各一辆，烧毁自行车近百辆。他们踩着警卫战士和人民警察的头冲进解放军营房放火，把营房里的大量家俱、衣物扔进火堆。甚至扬言要“火烧天安门城楼”。

这次反革命暴乱是坏事，但也变成了好事。暴露了敌人，教育了群众，使人们擦亮了眼睛，进一步认清了走资派邓小平的反动本质，彻底戳穿了敌人所谓“悼念总理”的大骗局。

[yongbing1993]

反击走资派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





姚文元在日记中记载说：

“下午二时，政治局紧急开会，人民（天安门）广场上发生了赤裸裸的反革命煽动，反革命暴动事件，打了解放军烧了汽车，打了民警，打了革命群众，并且冲到人民大会堂东门。

一批人在纪念碑进行反革命煽动，号召成立反革命组织，以“悼念”总理为名，猖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中央，提出要邓小平上台，喊“总理万岁！”

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阴谋越来越露骨。

其中提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小撮野心家”搞的，邓小平主持工作是他们“决定性胜利”。听了这个情况，我提出此事已带有反革命政变性质，要立即采取措施，开短会，不要多议。当即决定：由吴德发表讲话，指出这是反革命性质事件，号召群众离开广场，然后立即组织民兵进行包围、分割后拘留其骨干分子，予以有力打击。

三时散会，我先到人民大会堂厅外，看见了广场全景，四大批人拥来拥去，两堆火还在历史博物馆外燃烧。我即请政治局同志都上来看一看，在江西厅，大家都来了。这是触目惊心的反革命事件，一场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前奏。碑前核心部分有一批坏蛋始终不动，谁去反对就打谁，另有一伙人进行反革命演说，送花圈、贴传单。外面有好几万人，流来流去。再外面有一批骑脚踏车的人飞快地来回巡逻，看来是通风报信的。还有不少小汽车，有不少是部队的。不一会，解放军营房的小楼着火了，又一辆车着火了，火光熊熊，黑烟冲天。于是，看见楼上把被子、床单、衣服、书箱、纸张一批一批地从窗口掷了出来，掷到火中去烧。救火车无法接近。

望远镜中，看见有一个家伙爬上纪念碑放了一个大花圈，用绳子把它围起来。政治局同志看到这一切，无不仇恨满腔，阶级斗争是这样尖锐，这已经是武装暴乱性质了！

大喇叭还不响，我们很急，一再查问。华国锋要求王洪文、张春桥、我留下来处理。我同意。终于，在六时二十五分，人民广场的大喇叭一响，立即看见广场上的大多数人潮水一样一批又一批向外退去，不到一小时，广场上人已大为减少，看热闹的走了，核心部分就越来越暴露在面前。

九点二十五分，民兵开始行动。

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无产阶级专政威力下迅速被击溃。带着棍子的民兵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进广场，从南北两方面加以包围，敌人彻底瓦解了。

晚，政治局开会听汇报。战果辉煌。抓住了二百多人，放了一些之外，还留下一百多人，突击审查。”晚上六点半由北京市革委主任吴德奉命发表广播讲话：

“近几天来，正当我们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抓革命、促生产之际，极少数别省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死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戮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

“全市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于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立即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令攻，发展大好形势。让我们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争取更大的胜利。

“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功，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

一小时后人潮散尽。九点半，一万名民兵、三千警察和五个营的卫戍部队，手持木棍、皮带清场，没有任何枪刀武器。现场被捕关押38人，整个事件前前后后总共被捕388人，没有一个死亡。

4月6日凌晨政治局听取了公安部、民兵、卫戍区的报告后，肯定了“昨天晚上的行动”，认为是“反革命暴乱事件”，“今天取得了胜利，但教训太深了”，应“提高警惕，准备应付更大的斗争”。会议提出要将这次事件“尽快通报全国”，并给予公开报道。毛远新于凌晨3时向毛泽东书面汇报，其中说：

“告类演说、诗词、悼词、小字报、传单、字条、口号都集中攻击毛主席，就是不批邓(有的公开拥护邓)”，“内容既恶毒又隐晦，是白头发的人编写的”。“再一个特点是法西斯，不顾后果，疯狂已极，杀人、放火无所不为(不是抢救得快，很多入会被打死)，连提出不同息见的看热闹的群众都往死打，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在天安门广场光天化日下群魔乱舞，是历史上没有的。

“估计敌人会准备明暗两手，要防止他们搞暗杀、破坏活动，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毛远新的报告结尾说：

“市委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工作，使全市人民知道天安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明天人民日报要发社论，组织全市人民学习，批邓，提高警惕，准备应付更大的斗争。

“国锋同志最后归纳了大家的意见，并建议由北京市立即把这两天的情况、性质、主要罪行、采取的措施写个材料，中央尽快通报全园，今天的事必然会传到全国，敌人会进一步造谣，制造混乱，挑起更大的事端，各省市不了解情况有所准备是不行的。“大家认为尽快向全国通报很有必要，起草后送主席。”毛泽东于11时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

下午，江青也到毛泽东住地，当面向他报告处理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经过。张玉凤回忆：“她走到主席床前，对主席说：‘我来这以前，特意到天安门广场绕了一圈，一路上硝烟弥漫，一伙人烧房子，烧汽车。这是以死人压活人，邓小平是他们的总后台，我要控诉。我建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主席看了看她，没有说话。”

4月6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的社论，坚持“批邓”运动，并再一次将毛择东不久前说的话“翻案不得人心”，以黑体字标出。

4月7日上午8：05，毛远新根据姚文元的“天安门事件现场报道”，向毛泽东汇报了“天安门事件”的进展情况和处理意见。“现场报道”说天安门事件“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毛泽东肯定了中央政治局对天安门广场事件所采取的措施。提议由政治局作出两项决议：一、任命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他主张公开发表这两项决议和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报道，表示：“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事，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提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九号文件）：“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十号文件）：“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叶剑英、邓小平、苏振华未参加会议。

当晚8点，广播电台全文播放中共中央“两个决议”、《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以及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在天安门广场的广播讲话。对邓小平的批判迅速升级，“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几乎冲击所有领域。

4月8日，北京举行超过百万人的庆祝粉碎四五反革命游行。同日，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信。在信中，他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表示：第一，拥护华国锋担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第二，对继续保留他的党籍表示感谢。

4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天文门广场事件说明了什么?》一文，把参加“四五”运动的群众说成“一群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称邓小平是“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总代表”、“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从清华少数人的诬告信，到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分政治事件，都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和阶级根源，其源盖出于邓小平”。

事实证明：走资派邓小平篡权成功后对四人帮和毛远新吴德等实行严酷的报复致四人帮于死地，毛远新被打残。又将《四五》翻案。充分说明走资派邓小平做贼心虚心狠手毒。

这就是阶级斗争。

[yongbing1993]

走资派流行洋奴病软骨病变态病

　　




现在这个古今中外独一无二的走资派特色社会流行洋奴病、软骨病、变态病，有人在一个流氓身上找到了优点，进而说蒋介石根本没有恶习，于是称流氓是反对流氓的人反倒成为恶棍，这就是他们的是非观，这就是走资派右派们膜拜的逻辑！

例如在走资派特色社会里，有残留在大陆的国民党及走资派右派们说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期间是“英勇抗战”的，是保卫了中华民国的国家和人民的，这是彻头彻尾的天大的笑话。

由于蒋介石的国民党的民国政府，在抗日战争中进行了一部分的抗战，蒋介石也没有如汪精卫一样公开向日本投降，所以有一些走资派右派们不断列举出一大堆的蒋介石的“了不起的战绩”？事实上是有一大批的国军将领和士兵有抗日精神，却窝窝囊囊被蒋介石作了“撑死老母猪的豆腐渣”的抗日军人，如今拿来说明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是如何了不起，而受了“不公正“对待。但是面对事实，综观全局，这个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在抗战中，仅仅做了他们该做的十之二三，做了他们不该做的十之七八，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这是一个腐败、反动、无能、罪恶，根本不能保卫国家和人民的政府。

现在这个古今中外独一无二的走资派特色社会流行洋奴病、软骨病、变态病，有人在一个流氓身上找到了优点，进而说蒋介石根本没有恶习，于是称流氓是反对流氓的人反倒成为恶棍，这就是他们的是非观，这就是走资派右派们膜拜的逻辑！

前几年，走资派特色社会中有人说解放前上海外滩那个“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是解放后中国共产党为教育人民编造的，连“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发生地的上海《报刊文摘》都登了！一时间，许多人善良的人民陷入怀疑，然而事实终究是事实，当年亲眼所见的历史见证人站出来揭穿了这个谎言。这件事从另一面说明，真正编造的谎言的家伙已经无知、无耻、无赖到什么程度，《报刊文摘》发稿的那个家伙糊涂到什么程度！

日本入侵是中华民族面临的最深重的危机和灾难。当时的中国的最高领袖蒋介石在军事上消极避战，一次次下令不抵抗，贻误时机。战术上无能、愚蠢，没有任何有效的战术可言，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政府抗战中从头到尾的军事行动，只有令人愤怒和伤心的两个字“会战”，拼光、耗光算数，几乎没有取得过任何战略上的主动。在军事力量处于劣势、战斗力不如敌人的情况下，一而再，再而三只会“会战”，日寇真是求之不得。 战争前没有准备和防备，开战后没有能力御敌。一个堂堂的中华国民，东北成立满洲国，华北自治，全部沿海让敌人占据了，敌寇深入到湖南、湖北、云南、山西那样的腹地。如果不是世界形势的变化，重庆失陷那是迟早的事，日本将继续攻陷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人民活在刀山火海、水深火热之中，任何人间惨剧都在中国老百姓身上发生着。

蒋介石在政治上根本谈不上发动人民，依靠人民，维护人民。一个抗战却要靠“抓壮丁”来征集兵员的政府不知道它为谁去抗战，抗战又为了什么？在这个“抓壮丁”过程中，国民政府虐杀过多少壮丁，又有多少个家庭遭受比鬼子加害更大的苦痛！ 花园口黄河决堤放水，南京不适当抵抗后又仓促弃城，长沙放火烧城阻敌，一件件，一桩桩，根本不考虑战争是否一定需要，根本不顾及人民的死活，带给人民的痛苦比日寇尤甚，这样抗战有什么意义可言，充分说明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的凶残、流氓、愚蠢本性。还有，中国在有蒋介石的年代，兵和匪到底有什么区别，中国的人民是分不清楚的吗？

蒋介石虽然没有投降应该肯定，但他绝不是一个誓死捍卫国家的人，蒋会不会成为第二个汪精卫，当时始终让人担心。蒋介石说，“宁让国于日本人，也不能让国于共产党。让国于日本，我们还能活；让国于共产党，只能死无葬身之地”（大意）。

日本对付开展敌后游击战的中国共产党（他们只有那么大本钱）是“烧光、杀光、抢光”政策，从反面说明共产党抗战的坚决和顽强，鬼子“扫荡”从来都是集中大量兵力对方区区几个游击队，而和国民政府的正规军“会战”，一般用兵都明显少于对手。

中国共产党游击区发生的是殊死拼杀，鬼子没有一天安宁，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抗战要么望风而逃，实在没办法也是打一仗、拼一下完事，不管是胜是败，打完那里就是日寇的天下，留下的１００多万国民党军队全部成为“和平军”、“皇协军”、日伪军之类的汉奸部队。

日本鬼子战败，日本、蒋介石都不怎么把中国共产党放在眼里的，但是中国的共产党做了与他们的能力相称，甚至远远超过他们能力的事。中国共产党没有枪、没有炮，在日本、汉奸、蒋介石的四面包围中，在几乎没有任何外来援助下，在穷乡僻壤顽强地进行了他们无愧与民族的战斗，在华70%以上的鬼子居然是在和共产党作战！

中国共产党此后的抗美援朝战争，同样是为了抵抗外敌，不过这次毛泽东不等对手打过来，已经主动先拔出了拳头。

美国人终于知道，原来日本兵的战斗力比起志愿军来，算不了什么，中国人并不全部是豆腐渣。

而中国抗战中，区区几个日本兵，就会使一大群蒋介石的中国国民党的军队惊慌失措。（迟浩田老家那个县，不过一个班的鬼子，一挺机关枪，全县官兵、百姓惊恐万状大逃难）。

同时也使日本明白，如果当年指挥全中国抗战的是毛泽东，而不是蒋介石，他们会是什么样的下场！

抗美援朝战争是蒋介石的镜子，和蒋介石比起来，毛泽东和对手的差距不知更要差多少？？

毛泽东面对的是最不可一世的美国！

蒋介石当年有个援缅抗日远征军，“号称机械化”，当初好不威武，但是落花流水、丧师辱国收场（所以戴安澜悲壮倒是悲壮，包括张自忠，是够窝囊的！）。

抗美援朝战争是毛泽东的远征军，结果是蒋介石做梦也不敢想到的！

毛泽东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御敌于国门之外。

新中国不可能一夜之间成为强国，但是任何强敌有谁胆敢象对待蒋介石一样对待新中国？

越南战争期间，中国警告美国，你们不能越过北纬17度线，这上一个弱国对于强国的警告，美国人敢了吗？

伟大的毛泽东深知，一个仍处于弱小地位的国家，和平绝对不是委曲求全得来的，毛泽东的口号和行动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当年身为中国画家第一人的徐悲鸿，伟大的爱国者，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他用自己画笔表达对祖国的无限深情，但是坚决不给蒋委员长大人画半张像，他画的《田横五百士》、《愚公移山》、无拘无束的《马》，那是亢奋而痛苦的。新中国一成立，他多次主动为毛泽东画像，这绝不是偶然的。 张乐平作为漫画家，拿起自己的画笔参加国军抗战，一路上画抗战宣传画，但是他到头来画出了《三毛从军记》，无情讽刺、挖苦国军抗战，后来更画什么《三毛流浪记》，极端和蒋委员长以及他代表的那个政府过不去！ 徐悲鸿、张乐平难道仅仅是代表了他们个人？

1948年，抗战刚刚结束的时候，国民政府自己的电影，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他们拍摄的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曾经是中国上座率最高的电影----前方吃紧，伤师失地，后方紧吃，醉生梦死，那就是国民政府抗战的真实写照。为什么当时的电影院无数的人失声痛哭，难道仅仅为孤儿寡母流泪，可怜我中华那么多热血儿女！

如果中国再遭遇强敌入侵，如果还是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那样的“英勇抗战”，那中华民族真是遇到了“万年大幸”。全世界的人中，到时强盗分外高兴；全体中国人中，到时只有汉奸们高兴！

[yongbing1993]

六百万人的《尘肺病》又一居冠






走资派特色时代有许多居冠。国际性工作者联盟（IUSW）公布最新报告指出，全球性工作者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以500多万人居冠。博士生有120多万居冠。六百万人的《尘肺病》又一居冠。

《600万人跪着忍受折磨：不可治愈的“穷人病”》文章来源: 悦尔像素 于 2024-05-05

在众多的尘肺病家庭中，有些家庭更加艰难，比如一个家族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全都是尘肺病患者。当夫妻中的一人离世，活着的人不仅要继续遭受疾病的折磨，还要偿还巨额债务以及承担照顾老人、孩子的义务。

面对无奈的现实，他们不得不考虑重组自己的生活。

黄玉连的姐姐上气不接下气，身旁呼吸机里水泡在剧烈翻滚。她用力睁开双眼，使出心肺最后一口气对丈夫说， “和妹妹照顾好爹娘，把娃拉扯大! ”话音刚落，便倒在丈夫怀里永远闭上了眼睛。这一天是2018年5月14日，姐姐38岁。

2018年1月22日，黄玉连抱着命在旦夕的姐姐。姐姐、姐夫，黄玉连和丈夫，以及姐夫的弟弟、弟媳，6人全都是尘肺病患者。

2006年春节，湖南省蓝山县田心乡可富村，黄玉连的姐姐黄竹连带回“喜讯”：广东四会玉器加工业火爆，只要能吃苦，就能挣到钱。消息很快在家族传开，兄弟姐妹，远亲近邻纷纷跑去“淘金”。

四会在当时堪称全球最大的玉器销售和生产基地，从业者多达数万人。玉连夫妇，姐姐、姐夫以及姐夫的弟弟、弟媳，三家年轻人拖儿带女都加入到这支淘金队伍，兄弟姐妹们在郊外合租了一层民房，每家投资七八百块购置了简易的玉器打磨机，家庭小作坊就这样正式开工了。在那大干快上的日子里，玉连住所周围多达数千家作坊，到处弥漫着粉尘，随处能听到机器的轰鸣，工作的时候，大家几乎都不做防护，越勤快的人，埋下灾难的种子越深。

2011年10月，黄玉连的丈夫胡汉清突然感到胸口疼痛，脸色苍白，夫妻俩来到广州职业病医院，检查结果是“尘肺病”。很快，黄玉连也确诊了。夫妻俩四处寻医，花光了家里的积蓄才知道尘肺病是不治之症，花再多的钱也无济于事。姐姐后悔当初带回“喜讯”，如今三家大人都患上了尘肺病。

2016年，黄玉连的丈夫、姐姐和弟媳三人同时在长沙住院，大夫劝姐夫兄弟俩也做个检查，3对夫妻无一幸免。一时间，三个普通农民家庭经历了塌方式灾难，每家都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为了救命，三个家庭共花去100多万治疗费，各自欠下十几万外债。

2017年6月1日，黄玉连丈夫胡汉清的病情已发展到晚期，他知道自己剩下的日子不多了。当时黄玉连为了养家仍在东莞打工，她咳嗽非常厉害，因为担心被老板炒鱿鱼，一直隐瞒病情。

2018年1月20日，黄玉连的丈夫在长沙职业病医院去世，当时正在东莞打工的玉莲因为买不到火车票迟到了一天，没能见到丈夫的最后一面。看到丈夫的遗体，她放声痛哭。不到半年，黄玉连的丈夫和姐姐都走了，她和母亲抱头痛哭。

姐姐去世后留下两个娃，黄玉连自己也带着两个娃，她和姐夫都成了单亲家庭，也都是尘肺病人，往后的路该咋走？除了治病，还要打工、照顾父母和四个娃。其实丈夫和姐姐临终前都希望玉连嫁给姐夫，两人共患难，也别在乎别人说些啥，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只要这家人能活下去就行。

2018年10月24日，黄玉连和姐夫欧世华来到蓝山县婚姻登记处正式办理了结婚登记。这对尘肺病人的婚礼，听不到敲锣打鼓和鞭炮声，也没亲朋好友前来祝贺。但这毕竟是个大喜的日子，黄玉连在超市里花了216块钱买了一双情侣鞋作为结婚纪念，晚上和家人吃了个团圆饭，还买来一瓶饮料助兴。夜幕降临之时，山里这对尘肺病人共同举杯，开始了新的生活。黄玉连和姐夫的新婚之夜是在车上度过的，他们没有婚假，担心老板炒鱿鱼连夜赶回东莞。婚宴过后，天空下着蒙蒙细雨，母亲和孩子站在雨中和他们挥手告别。在长达五百多公里的旅途中，雨越下越大，黄玉连和姐夫没有甜言蜜语，车里只能听到噼里啪啦的雨点打在车窗上的声音。

2024年4月，黄玉连和欧世华还在东莞打工，为了便于互相照顾，他们在厂外租房。黄玉连的病情比较严重，经常要请假，她的两个孩子已经成年，也都在广东打工，儿子在东莞，女儿在广州。

关于尘肺病家庭的离婚率，虽然没有权威的统计数据，但是夫妻矛盾突出、妻子离家出走的事情屡见不鲜。曾经因“开胸验肺”轰动全国的尘肺病患者张海超在接受人民网访谈时说过，他曾经一天之内接到三个尘肺病家庭离婚的电话。

2024年3月3日，江西莲花县六市乡西坑村，朱爱萍只身一人站在屋外的空地里。丈夫因下井挖煤身患尘肺病，她离家出走，被人“骗走”感情、骗光多年打工的积蓄。在被丈夫接回家后的2年里，丈夫、公公、婆婆先后离世，家里只剩她一人。朱爱萍的丈夫陈会明很能吃苦，新婚后不久便去了离家40里外的小煤窑打工，那一年是1995年。朱爱萍劝他别下井，太危险，但陈会明执意要下，因为井下挣得多，等挣了钱就盖新房，让家人过上体面的日子。由于长期接触生产性粉尘，煤矿工人一直是尘肺病的高发人群。

2009年的夏天，陈会明经常感到胸闷气短，他怀疑自己得了尘肺病，但因为经常听说有尘肺病患者的媳妇抛弃丈夫跑了，于是他一直不敢对外声张，继续在井下挖煤，直到2012年因工伤回到家中。陈会明知道自己活不了太久，趁着还有把力气，仍在家乡打零工，并将多年的积蓄拿出来盖新房。新房盖到一半没钱了，至今还是个半拉子工程。

2019年5月23日，面对患有尘肺病的丈夫、半身不遂的公公、患有高血压的婆婆，42岁的朱爱萍不堪重负离家出走了。在外漂泊的朱爱萍不仅“感情”被骗，连辛苦打工攒下的18000元积蓄也被人骗光。一无所有的她深感内疚，两年后又回到了山里。回到丈夫家的朱爱萍，生活又回到原点：一个一贫如洗的家，三个重病的家人。丈夫、公公、婆婆相继去世后，她孑然一身。

《挖煤36年，只攒下1万元，剩下半条命》54岁的沈冬华挖了36年的煤。51岁那年确诊尘肺病，揣着仅有的1万元回到江西老家。老家只有一座建了18年仍然没有建好、墙体还已经开裂的半拉子“新房”。然而，与众多家破人亡的尘肺病人比，命运似乎对他又“网开一面”……

沈冬华在井下干了36年，家境也没好到哪去。2016年，沈冬华突然感冒，咳嗽还带有血块。当地志愿者了解情况后，免费给他做了体检，沈冬华这才知道自己得了尘肺病。一场大病过后，沈冬华彻底干不动了，只好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了老家。有人劝他去打官司，尘肺病是职业病，官司打赢了可获得一定补偿。但老实巴交的沈冬华却认为这是自己的命不好，“找老板干啥？如果人家不给我活干，咋能养家？应当感谢人家，这是命中注定的。”

沈冬华从矿上回来，身上只有1万块钱的积蓄。他去向村里养鱼的人请教，回家挖了一个一亩大的鱼塘。买不起水管，他上山砍来竹子，把总长2000多米的竹对接在一起，将山上的水源接到鱼塘。修鱼塘花去14000多块钱，不仅花光他36年挖煤攒下的所有积蓄，还欠了别人4000元。

尘肺家庭的孩子，大部分小朋友们的童年都被玩具、零食和父母的关爱包围，然而尘肺病人的孩子，小小年纪却要承担起家庭的重担。

他们过早地懂事，尽可能帮家里省下每一分钱，只为能帮父亲多买一盒药；一到寒暑假，就要想方设法挣钱贴补家用……

时过境迁，他们绝大多数人在有关部门和公益组织的帮助下得以继续读书，部分人现在也已经成年，但他们曾经度过的黯淡的童年，不该被社会忘却，他们是尘肺病的间接受害者。

2017年12月15日，云南龙陵县龙新乡茄子山村。9岁小彩香父亲患有严重的尘肺病，母亲离家出走，彩香利用暑期给别人带娃，挣了20块钱，给父亲买了三盒消炎药。

2018年6月23日，陕西山阳县石佛寺镇蛟沟村，6岁玲玲的父亲患有严重的尘肺病，她希望长大后当医生，治好爸爸的病。

2017年8月20日，江西信丰县小江镇下围村，10岁的赖玉婷和弟弟相依为命，他们的父亲患尘肺病去世，母亲精神失常不知去向。

2016年11月12日，湖北郧西县湖北口乡东川村，16岁的张荣海和9岁的弟弟是孤儿，父亲死于尘肺病，母亲死于癌症。因为兄弟俩还不会种地，这天家里仅剩15个土豆。

2018年7月22日，重庆酉阳县龙潭镇鹅塘村，44岁的尘肺病农民郑大章去世后，妻子撇下瘫痪的老人和三个幼小的孩子离家出走。

2019年6月21日，陕西柞水县杏坪镇中山村。37岁的杜万翠嫁给两个男人均死于尘肺病，撇下三个幼小的孩子。因为村里这个年龄段的男人大多是尘肺病。她说：“打死她都不改嫁了！”

2016年12月2日，湖北勋西县湖北口镇东川村，44岁的尘肺病农民米元宝面对女儿即将高考，家里连吃饭的钱都拿不出来，他觉得没尽到父亲的责任，无奈之下上吊自杀了。

2018年5月20日，陕西镇安县米粮镇江西村共查出80多名尘肺病患者，这群孩子的父亲全都是尘肺病患者。

渺茫的求生路。目前，尘肺病仍然是无法完全治愈的疾病，治疗仅能缓解患者痛苦，在特定时间内提升患者生存质量。现有的尘肺病治疗方案主要为保守的综合康复治疗，以及代价高、风险大的肺移植手术。然而肺移植在中国大部分省市未列入医保报销范围，常规开展 1 台肺移植手术至少需要 30～60 万元人民币。很多尘肺病人也试图与疾病抗争，但绝大多数患者面临的是一条渺茫的求生路。

2017年3月3日，辽宁葫芦岛市南票区缸窑岭镇古刹寺村，60岁的尘肺病人刘大恩在家中独坐，他于2019年12月24日平安夜去世。

2017年8月19日，江西信丰县小江镇下围村，51岁的尘肺病患者赖斯福骨瘦如柴，斜躺在床上。他兄弟6人全患有尘肺病，2年前大哥已去世，2年后赖斯福也病故。

2020年11月23日，陕西镇安县柴坪镇金虎村，49岁的薛殿友因患尘肺病至今未婚，他在庙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9年，于2021年除夕之夜去世。

2021年4月24日，江西信丰县小江镇下围村，50岁的尘肺病农民林英德上气不接下气地在“抖音”直播，希望得到粉丝打赏筹集医药费。开播半年多，粉丝只有28人，收到打赏3.85元。他于2022年4月16日凌晨去世。

2015年11月19日，陕西山阳县石佛寺镇蛟沟村，57岁的尘肺病农民魏立炎多次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为省下棺材钱，他想死在别人找不到的地方，可他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有一天他找来麻绳拴在房梁上，被赶回家的女儿及时发现，送往医院抢救了过来。2017年大年初一早上，这个尘肺病农民断了气。

谢富余44岁，陕西镇安县柴坪镇金虎村人，2019年9月27日去世。

赵辉强47岁，陕西镇安县米粮镇江西村人，2018年7月10日（农历）去世，去世前一年，他为自己准备好了棺材。

刘明顺50岁，陕西省山阳县石佛寺镇蛟沟村人，2022年4月8日去世。

2018年5月21日，陕西镇安县米粮镇界河村，68岁的邱关莲两个儿子均死于尘肺病，面对“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老人精神失常，满山遍野呼喊儿子的乳名。

[yongbing1993]

毛泽东是共产党邓小平是走资派







毛泽东与邓小平之间的差异是：毛泽东是共产党邓小平是走资派。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是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而走资派是为资本家服务的，为人民币服务的，为资本服务的，是走资本主义私有化道路的，对内剥削压迫镇压工农百姓的，对外投降帝国主义的。

毛泽东与邓小平之间的差异，正象一首民谣中唱的：“毛主席象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邓小平象黑夜，初一十五不一样。”

毛主席为什么是红太阳？因为毛主席用一个伟大的理想实理了中国工人农民当家作主，把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在这样一个伟大的理想的鼓舞下，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赶走了小日本，打垮了蒋委员长，建立了新中国，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向着共产主义前进、前进、再前进！

当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为了这样一个理想而斗争的时候，而是成了真实的历史运动，是一种创造历史的运动。因此，在为理想而奋斗的过程中，当然会有高歌猛进，也会遭遇走资派们的篡权。重要的是，不要丧失了那个伟大的理想。

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此，人是有理想的，人并且通过理想来确立自己的价值，为理想而斗争，通过把理想变成现实来创造着人的历史，人的历史就是从虚无到实有的过程。

严格地说，毛泽东与邓小平之间并没有可比性，毛泽东是太阳，毛泽东更多地是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浪漫主义者，是一个统辖全局的领袖。而邓小平则更多地是一个现实机会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别说邓小平就什么也不是，不过是一只能抓老鼠的猫。就是中国共产党也一样，不会成功建立新中国的。

毛泽东与邓小平之间的差异归根到底是精神境界的差异，毛泽东的精神境界通达于大公无私之高处，而邓小平则没有境界可言，只是一个精致的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者。正是由于这种根本性的差异，毛泽东的伟大与豪迈，可能恰恰不适合世俗和无明的人，并且必然要遭致人的不理解、曲解和误解。而邓小平的投机取巧两面派嘴脸谎话连篇忽悠说左行右，则可能比较容易得到骗取人们的一时。但，邓小平的造谣谎言却更可能把人们引入一个泥潭欺骗不了人们的一世。因为失去了理想的务实，拘泥于自私自利中的蝇营狗苟，必然要遮蔽共产党人的根本的价值，在修正主义魔鬼的诱惑下堕入泥坑。

所以，不能把邓小平与毛泽东相提并论，更不能把邓小平凌驾与毛泽东之上。否则就从根本上颠倒了共产党的理想与现实走资派的自私自利的关系，也必然会导致一个荒唐的不三不四的假共产党结果。

在毛泽东逝世后不久中国人及世界的人都看到，走资派邓小平推倒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路线，改而用世俗的、实际的、现实的资本主义的自私自利的利益来诱导中国人。其结果是：共产党革命的理想丧失了，人伦道德崩溃了，贪官污吏横行九州，卖淫嫖娼席卷中华，犯罪现象四处蔓延，妖魔鬼怪空前泛滥。显然，这些都是在走资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之后所发生的这些黑暗现象，这些黑暗现象恰恰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所必然地产生的丑陋现象。。

走资派邓小平用两面三刀的修正主义来否定共产党革命的理想，来嘲笑为理想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在建设第一次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所必然出现的失误，把机会主义凌驾于共产党革命理想之上，想用毛泽东时代几亿劳动人民积累的共同国营财富来买通少数人心，让少数人先富成为资本家，其结果必然是对几亿劳动人民来讲是悲哀的。走資派邓小平把人当作了动物，以为碗里有几块肉就可以打发了，结果“少数人先富“的资本家碗里有了肉，而少数人先富成为资本家的占了便宜照样骂娘，而且骂得更凶，更可悲的是这些先富的带着财富出国定居了。到了国外还不忘反中反华反共产党。

由于走资派邓小平的眼光短浅，为了追求短期的经济利益，结果却造成了中国及中国人民和子孙后代们长期的痛苦，必然要由后代中国人付出惨重的代价。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路线所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

今天的中国特色走资派政府，已经不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的中国了，可以说已经进入到一个后社会主义社会即走资派的特色资本主义，又或是特色社会主义时代。而共产党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完整性被解构了，如今特色社会中信仰危机、邪教丛生、道德沦丧，中华几千年的文明正在被毁灭。在经济方面，中国已经丧失了独立性，被纳入到国际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特色中国正在成为国际资本主义的牛马奴才奴隶。在政治方面，当然也就丧失了中国人的尊严，特色中国正在可怜地沦落为一个马崽国家，成为帝国主义的文化和经济的殖民地。

当然，共产党不是说要简单地回到毛泽东的时代，中国人民已经不可能回到那个毛泽东时代了。今天的国际国内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中国人民应当从这段历史中汲取足够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