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百万人的《尘肺病》又一居冠

六百万人的《尘肺病》又一居冠

 

 

走资派特色时代有许多居冠。国际性工作者联盟（IUSW）公布最新报告指出，全球性工作者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以500多万人居冠。博士生有120多万居冠。六百万人的《尘肺病》又一居冠。

《600万人跪着忍受折磨：不可治愈的“穷人病”》文章来源: 悦尔像素 于 2024-05-05

在众多的尘肺病家庭中，有些家庭更加艰难，比如一个家族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全都是尘肺病患者。当夫妻中的一人离世，活着的人不仅要继续遭受疾病的折磨，还要偿还巨额债务以及承担照顾老人、孩子的义务。

面对无奈的现实，他们不得不考虑重组自己的生活。

黄玉连的姐姐上气不接下气，身旁呼吸机里水泡在剧烈翻滚。她用力睁开双眼，使出心肺最后一口气对丈夫说， “和妹妹照顾好爹娘，把娃拉扯大! ”话音刚落，便倒在丈夫怀里永远闭上了眼睛。这一天是2018年5月14日，姐姐38岁。

2018年1月22日，黄玉连抱着命在旦夕的姐姐。姐姐、姐夫，黄玉连和丈夫，以及姐夫的弟弟、弟媳，6人全都是尘肺病患者。

2006年春节，湖南省蓝山县田心乡可富村，黄玉连的姐姐黄竹连带回“喜讯”：广东四会玉器加工业火爆，只要能吃苦，就能挣到钱。消息很快在家族传开，兄弟姐妹，远亲近邻纷纷跑去“淘金”。

四会在当时堪称全球最大的玉器销售和生产基地，从业者多达数万人。玉连夫妇，姐姐、姐夫以及姐夫的弟弟、弟媳，三家年轻人拖儿带女都加入到这支淘金队伍，兄弟姐妹们在郊外合租了一层民房，每家投资七八百块购置了简易的玉器打磨机，家庭小作坊就这样正式开工了。在那大干快上的日子里，玉连住所周围多达数千家作坊，到处弥漫着粉尘，随处能听到机器的轰鸣，工作的时候，大家几乎都不做防护，越勤快的人，埋下灾难的种子越深。

2011年10月，黄玉连的丈夫胡汉清突然感到胸口疼痛，脸色苍白，夫妻俩来到广州职业病医院，检查结果是“尘肺病”。很快，黄玉连也确诊了。夫妻俩四处寻医，花光了家里的积蓄才知道尘肺病是不治之症，花再多的钱也无济于事。姐姐后悔当初带回“喜讯”，如今三家大人都患上了尘肺病。

2016年，黄玉连的丈夫、姐姐和弟媳三人同时在长沙住院，大夫劝姐夫兄弟俩也做个检查，3对夫妻无一幸免。一时间，三个普通农民家庭经历了塌方式灾难，每家都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为了救命，三个家庭共花去100多万治疗费，各自欠下十几万外债。

2017年6月1日，黄玉连丈夫胡汉清的病情已发展到晚期，他知道自己剩下的日子不多了。当时黄玉连为了养家仍在东莞打工，她咳嗽非常厉害，因为担心被老板炒鱿鱼，一直隐瞒病情。

2018年1月20日，黄玉连的丈夫在长沙职业病医院去世，当时正在东莞打工的玉莲因为买不到火车票迟到了一天，没能见到丈夫的最后一面。看到丈夫的遗体，她放声痛哭。不到半年，黄玉连的丈夫和姐姐都走了，她和母亲抱头痛哭。

姐姐去世后留下两个娃，黄玉连自己也带着两个娃，她和姐夫都成了单亲家庭，也都是尘肺病人，往后的路该咋走？除了治病，还要打工、照顾父母和四个娃。其实丈夫和姐姐临终前都希望玉连嫁给姐夫，两人共患难，也别在乎别人说些啥，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只要这家人能活下去就行。

2018年10月24日，黄玉连和姐夫欧世华来到蓝山县婚姻登记处正式办理了结婚登记。这对尘肺病人的婚礼，听不到敲锣打鼓和鞭炮声，也没亲朋好友前来祝贺。但这毕竟是个大喜的日子，黄玉连在超市里花了216块钱买了一双情侣鞋作为结婚纪念，晚上和家人吃了个团圆饭，还买来一瓶饮料助兴。夜幕降临之时，山里这对尘肺病人共同举杯，开始了新的生活。黄玉连和姐夫的新婚之夜是在车上度过的，他们没有婚假，担心老板炒鱿鱼连夜赶回东莞。婚宴过后，天空下着蒙蒙细雨，母亲和孩子站在雨中和他们挥手告别。在长达五百多公里的旅途中，雨越下越大，黄玉连和姐夫没有甜言蜜语，车里只能听到噼里啪啦的雨点打在车窗上的声音。

2024年4月，黄玉连和欧世华还在东莞打工，为了便于互相照顾，他们在厂外租房。黄玉连的病情比较严重，经常要请假，她的两个孩子已经成年，也都在广东打工，儿子在东莞，女儿在广州。

关于尘肺病家庭的离婚率，虽然没有权威的统计数据，但是夫妻矛盾突出、妻子离家出走的事情屡见不鲜。曾经因“开胸验肺”轰动全国的尘肺病患者张海超在接受人民网访谈时说过，他曾经一天之内接到三个尘肺病家庭离婚的电话。

2024年3月3日，江西莲花县六市乡西坑村，朱爱萍只身一人站在屋外的空地里。丈夫因下井挖煤身患尘肺病，她离家出走，被人“骗走”感情、骗光多年打工的积蓄。在被丈夫接回家后的2年里，丈夫、公公、婆婆先后离世，家里只剩她一人。朱爱萍的丈夫陈会明很能吃苦，新婚后不久便去了离家40里外的小煤窑打工，那一年是1995年。朱爱萍劝他别下井，太危险，但陈会明执意要下，因为井下挣得多，等挣了钱就盖新房，让家人过上体面的日子。由于长期接触生产性粉尘，煤矿工人一直是尘肺病的高发人群。

2009年的夏天，陈会明经常感到胸闷气短，他怀疑自己得了尘肺病，但因为经常听说有尘肺病患者的媳妇抛弃丈夫跑了，于是他一直不敢对外声张，继续在井下挖煤，直到2012年因工伤回到家中。陈会明知道自己活不了太久，趁着还有把力气，仍在家乡打零工，并将多年的积蓄拿出来盖新房。新房盖到一半没钱了，至今还是个半拉子工程。

2019年5月23日，面对患有尘肺病的丈夫、半身不遂的公公、患有高血压的婆婆，42岁的朱爱萍不堪重负离家出走了。在外漂泊的朱爱萍不仅“感情”被骗，连辛苦打工攒下的18000元积蓄也被人骗光。一无所有的她深感内疚，两年后又回到了山里。回到丈夫家的朱爱萍，生活又回到原点：一个一贫如洗的家，三个重病的家人。丈夫、公公、婆婆相继去世后，她孑然一身。

《挖煤36年，只攒下1万元，剩下半条命》54岁的沈冬华挖了36年的煤。51岁那年确诊尘肺病，揣着仅有的1万元回到江西老家。老家只有一座建了18年仍然没有建好、墙体还已经开裂的半拉子“新房”。然而，与众多家破人亡的尘肺病人比，命运似乎对他又“网开一面”……

沈冬华在井下干了36年，家境也没好到哪去。2016年，沈冬华突然感冒，咳嗽还带有血块。当地志愿者了解情况后，免费给他做了体检，沈冬华这才知道自己得了尘肺病。一场大病过后，沈冬华彻底干不动了，只好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了老家。有人劝他去打官司，尘肺病是职业病，官司打赢了可获得一定补偿。但老实巴交的沈冬华却认为这是自己的命不好，“找老板干啥？如果人家不给我活干，咋能养家？应当感谢人家，这是命中注定的。”

沈冬华从矿上回来，身上只有1万块钱的积蓄。他去向村里养鱼的人请教，回家挖了一个一亩大的鱼塘。买不起水管，他上山砍来竹子，把总长2000多米的竹对接在一起，将山上的水源接到鱼塘。修鱼塘花去14000多块钱，不仅花光他36年挖煤攒下的所有积蓄，还欠了别人4000元。

尘肺家庭的孩子，大部分小朋友们的童年都被玩具、零食和父母的关爱包围，然而尘肺病人的孩子，小小年纪却要承担起家庭的重担。

他们过早地懂事，尽可能帮家里省下每一分钱，只为能帮父亲多买一盒药；一到寒暑假，就要想方设法挣钱贴补家用……

时过境迁，他们绝大多数人在有关部门和公益组织的帮助下得以继续读书，部分人现在也已经成年，但他们曾经度过的黯淡的童年，不该被社会忘却，他们是尘肺病的间接受害者。

2017年12月15日，云南龙陵县龙新乡茄子山村。9岁小彩香父亲患有严重的尘肺病，母亲离家出走，彩香利用暑期给别人带娃，挣了20块钱，给父亲买了三盒消炎药。

2018年6月23日，陕西山阳县石佛寺镇蛟沟村，6岁玲玲的父亲患有严重的尘肺病，她希望长大后当医生，治好爸爸的病。

2017年8月20日，江西信丰县小江镇下围村，10岁的赖玉婷和弟弟相依为命，他们的父亲患尘肺病去世，母亲精神失常不知去向。

2016年11月12日，湖北郧西县湖北口乡东川村，16岁的张荣海和9岁的弟弟是孤儿，父亲死于尘肺病，母亲死于癌症。因为兄弟俩还不会种地，这天家里仅剩15个土豆。

2018年7月22日，重庆酉阳县龙潭镇鹅塘村，44岁的尘肺病农民郑大章去世后，妻子撇下瘫痪的老人和三个幼小的孩子离家出走。

2019年6月21日，陕西柞水县杏坪镇中山村。37岁的杜万翠嫁给两个男人均死于尘肺病，撇下三个幼小的孩子。因为村里这个年龄段的男人大多是尘肺病。她说：“打死她都不改嫁了！”

2016年12月2日，湖北勋西县湖北口镇东川村，44岁的尘肺病农民米元宝面对女儿即将高考，家里连吃饭的钱都拿不出来，他觉得没尽到父亲的责任，无奈之下上吊自杀了。

2018年5月20日，陕西镇安县米粮镇江西村共查出80多名尘肺病患者，这群孩子的父亲全都是尘肺病患者。

渺茫的求生路。目前，尘肺病仍然是无法完全治愈的疾病，治疗仅能缓解患者痛苦，在特定时间内提升患者生存质量。现有的尘肺病治疗方案主要为保守的综合康复治疗，以及代价高、风险大的肺移植手术。然而肺移植在中国大部分省市未列入医保报销范围，常规开展 1 台肺移植手术至少需要 30～60 万元人民币。很多尘肺病人也试图与疾病抗争，但绝大多数患者面临的是一条渺茫的求生路。

2017年3月3日，辽宁葫芦岛市南票区缸窑岭镇古刹寺村，60岁的尘肺病人刘大恩在家中独坐，他于2019年12月24日平安夜去世。

2017年8月19日，江西信丰县小江镇下围村，51岁的尘肺病患者赖斯福骨瘦如柴，斜躺在床上。他兄弟6人全患有尘肺病，2年前大哥已去世，2年后赖斯福也病故。

2020年11月23日，陕西镇安县柴坪镇金虎村，49岁的薛殿友因患尘肺病至今未婚，他在庙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9年，于2021年除夕之夜去世。

2021年4月24日，江西信丰县小江镇下围村，50岁的尘肺病农民林英德上气不接下气地在“抖音”直播，希望得到粉丝打赏筹集医药费。开播半年多，粉丝只有28人，收到打赏3.85元。他于2022年4月16日凌晨去世。

2015年11月19日，陕西山阳县石佛寺镇蛟沟村，57岁的尘肺病农民魏立炎多次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为省下棺材钱，他想死在别人找不到的地方，可他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有一天他找来麻绳拴在房梁上，被赶回家的女儿及时发现，送往医院抢救了过来。2017年大年初一早上，这个尘肺病农民断了气。

谢富余44岁，陕西镇安县柴坪镇金虎村人，2019年9月27日去世。

赵辉强47岁，陕西镇安县米粮镇江西村人，2018年7月10日（农历）去世，去世前一年，他为自己准备好了棺材。

刘明顺50岁，陕西省山阳县石佛寺镇蛟沟村人，2022年4月8日去世。

2018年5月21日，陕西镇安县米粮镇界河村，68岁的邱关莲两个儿子均死于尘肺病，面对“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老人精神失常，满山遍野呼喊儿子的乳名。

[yongbing1993]

邓小平重新工作后百倍疯狂复仇




第四个问题，为什么说邓小平是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挂帅人物？

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生死搏斗的突出表现，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修正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疯狂反扑。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就是这一事件的罪魁祸首，是挂帅人物。一小撮阶级敌人胆敢在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在举世瞩目的天安门广场制造反草命暴乱，就是因为有邓小平在那里挂帅，给他们撑腰。

大量事实充分证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完金是邓小平一手挑起来的。邓小平重新工作不久，一旦大权在握，就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施展全部反革命政治斗争经验，有纲领、有舆论、有组织、有部署地向党发起全面进攻，拚命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刮右倾翻案妖风，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

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黑旗一举，天安门广场的这伙反革命就纷纷聚集在这面黑旗下，亦步亦趋，紧密呼应。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天安门广场的这伙反革命就手舞足蹈，欣喜若狂，叫嚷什么：“春天来了，空气新鲜，精神爽快”，把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说成是“光明路线”，争当吹鼓手、马前卒。

邓小平大造反革命舆论，争夺“思想阵地”，带头制造政治谣言；天安门广场的这伙反革命就拼命摇旗呐喊，为其篡党夺权做舆论准备。邓小平大叫“各方面，问题都很严重”，“积重难返”，一再部署要“全面整顿”；天安门广场这伙反革命就鹦鹉学舌，大肆叫嚷各方面问题“日久积年”，“不下重药，恐难收效”，必须“大刀阔斧”，“改弦更张”。

邓小平篡改党的基本路线，提出“一切为了四个现代化”的修正主义口号；天安门广场这伙反革命就狂叫“四个现代化日，我们一定设酒重祭”。邓小平恶毒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胡说什么“有大野心家、小野心家”；天安门广场这伙反革命就狂叫要“真正的马列主义”，“要打倒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

所有这些，都清清楚楚地表明，这次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暴乱，完全是邓小平煽动起来的，是邓小平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刮右倾翻案风的必然恶果。

大量事实还充分证明，邓小平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集中地代表了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和复辟愿望；在天安门广场进行暴乱的这伙反革命分子，就是邓小平反革命复辟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让我们剖析一下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暴乱中，被抓获的都是些什么人物，就看的更清楚了。

一种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怀有刻骨仇恨的人。他们对文化大革命耿耿于怀，切齿痛恨。邓小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们兴高采烈，得意忘形。

邓小平受到批判，他们兔死狐悲，狂叫要“豁出去”，要用“希特勒的胆量和冒险精神”，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

有一个老子在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错误的人，在这次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中，几乎全家出动，东窜西跳：这个家伙拿着半导体喇叭，站在广场纪念碑的台阶上，声嘶力竭地朗读他自己写的反动诗，他妹妹、未婚妹夫和姐夫在一旁观战，他哥哥在一旁给他拍照、打气，不断叫好，煽动他“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再如，搞反革命组织的齐国治，文化大革命中是混进群众组织的坏头头，因思想反动，搞打砸抢，被拘留审查近两年，一直怀恨在心。这次跑到天安门广场进行反革命串连，妄图成立“全国罢工委员会”，狂叫要“占领电台”，“左右中央”，“把邓小平抬出来”。

再一种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一步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阻碍了这些人升宫发财、成名成家的道路，他们恨之入骨。

有的就直言不讳地说，邓小平搞物质刺激，白专道路，扩大三大差别，“能给自己的家庭和个人带来好处”，可以“住上好房子，找个好工作”，在城市“过上舒舒服服的生活”。反革命分子周忠铉，早就幻想成名成家，一心盼着邓小平当权，说，“只有邓小平上台，才有出头之日”，还说什么“不管什么路线，只要能提高工资，提高生活水平，能成名成家就行”。

对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他十分反感。他除了进行反革命串连外，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中，还连夜书写五首题为《清明有感》的反动诗，到天安门广场张贴，公然写出“东风无力”，“坑灰未冷”，“煎豆相煎“，“王莽篡权”的反动词句，恶毒地进行攻击。

还有一个参加冲人民大会堂和解放军营房的坏家伙，认为只有邓小平才重用象他父亲那样的“技术干部”，邓小平不垮台，他父亲“还有提拔的希望”，“自己也有出头之日”，因而希望天安门广场事件闹得越大越好。

还有一种是受过打击，仇视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有的本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有的是多次被关押的罪犯。他们唯恐无产阶级的天下不乱，早就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又苦又涩”，“简直无法忍受”，“咬着牙根活着”。

邓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他们本能地感到给自己带来了希望。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在邓小平的身上，疼在他们心上。这些家伙反革命本性大发作，也跑到天安门广场推波助澜，趁火打劫。

前边说的吉林的李广德，就是一个典型。这个家伙四十岁，十三岁就开始犯罪，曾被判刑两次，加刑一次，劳动教养一次，现在还戴着坏分子帽子。就是这样一个坏分子，也跑到北京来搞反革命串连，在天安门广场“大显身手”。

再如，被开除党籍的蜕化变质分子姬传贤，四月四日纠集几个人到中山公园，策划成立什么“工农兵反修红旗兵团”，公然提出“取消阶级，不要成分，放出罪犯”的反革命口号。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一切反动阶级要实行复辟，总要推举他们的政治代表，作为他们的领袖和靠山。而反动阶级的代袭人物，必然要提出和推行一整套反动纲领和路线，作为“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把一切反动势力集合在这面黑旗之下。这次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在这次事件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就是按照邓小平的煽动，跟地主“还乡团”一样，又烧又打，疯狂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有的还直接向邓小平“上书”，献计献策，说什么“君若姑息，身必自危”，要邓小平“奋袂而起，登高而呼”，“组织起自己的人和他们干”。

有的甚至狂叫“干柴已备，待点燃者。”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把自己比作“干柴”，把邓小平当作反革命邪火的“点燃者”，这就再清楚不过地说出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的后台和打手、主帅与喽罗的密切关系。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显，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这次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充分证明了毛主席这一科学论断，无比英明，无比正确。也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头等大事，必须进行到底。

[yongbing1993]

邓小平刮起右倾翻案风谣言四起






第三个问题，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是怎样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地搞起来的？

第一，大造反革命舆论，是这次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思想基础。早在去年七、八、九月，邓小平刮起右倾翻案风，社会上谣言四起时，这伙反革命就与邓小平一唱一合，紧密呼应，煽阴风、点鬼火，大造反革命舆论。他们丧心病狂地把矛头直接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中央领导同志，造谣诽谤中央有什么“老派”、“新派”，“温和派”、“激进派”。

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和周总理逝世后，他们又制造所谓“总理遗言”，胡说什么“批邓就是反周总理”，妄图制造混乱，扭转批邓的大方向。在天安门广场活动最猖狂的，就是那些散布谣言最凶的家伙。反革命政治谣言泛滥的单位，群众思想混乱，批邓就批不起来，坏人活动嚣张，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中也跳得最高，干得最凶。

他们无耻地吹捧邓小平，为把邓小平抬出来当中国的纳吉，大造舆论准备。当去年邓小平大刮吉倾翻案风时，这些家伙就给他吹喇叭、抬轿子，认为只有邓小平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说出他们的心里话。胡说什么、“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他们预感到末日来临，拼命顽抗，诬蔑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是什么“天骤变，乌云布，起阴风”、“突如其来”，“争权夺利”；攻击批邓是什么“无端弄笔出诽言”，“用反复辟的口号搞复辟，以反倒退的名义搞倒退”，“是把老干部打下去的信号”等等。

他们竭力为邓小平辩护，胡说什么“搞阶级斗争阻碍生产的发展”，“抓不住老鼠的猫能是好猫吗？”说邓小平被批判是“遭了暗算”、“坐以待毙”。有个反革命分子竟疯狂叫嚣说，他要是邓小平的秘书，就要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下毒手。周总理逝世后，他们又散布邓小平是什么“党政军全拿得起来的唯一的人”，“当然的接班人”，还造谣说，邓是周总理“提议的总理接班人”。直到天安门广场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妄想“对中央施加压力”，“把邓小平抬出来”当中国的纳吉。

他们恶毒攻击大好形势，制造混乱，以便混水摸鱼。用林贼《“５７１工程”纪要》中的恶毒语言，攻击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是什么“政局不稳”，“经济搞得乱七八糟”。还诬蔑现在是什么“山河变色，虎狼猖獗”，“五洲峰峦暗，环宇竟哀鸣”，是什么“风雨飘摇水火深，四方黎民不安生”。煽动“有志不如趁势”，要“在这急风暴雨到来的时刻”充当“英雄”，要“不怕风险，不怕杀头”，用“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亡命精神”，“大干一场”。

他们还为在天安门广场搞反革命暴乱直接制造舆论，别有用心地进行反革命煽动。散布什么“周总理逝世时悼念活动受到了限制，群众的意志没表达出来”。公然叫嚣到清明节“要用花圈表达出人民的意志，有热闹可看”。在清明节前夕，他们大肆传播所谓“总理遗言”，故意歪曲南京事件真相，造谣说“南京有几十万人上街示威”，“全国已经乱起来了”，胡说中央对南京事件“态度很软”。还造谣广州有人在大街上召开会议，指名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公安局也不敢抓人等等，为制造反革命事件大造舆论。

第二，组织上早就互相串联，结成了帮伙。

在天安门广场跳得最高，干得最凶的，台前幕后都有一帮子人，已经查明的就有几十伙，少者四、五人，多者几十人。从初步调查的情况看，他们搞组织串联，大体有以下集中情况：

一是策划于秘室，搞“裴多芬俱乐部”，早已结成反革命集团。反革命分子徐漓，在去年就与本单位的一些人结成同伙，经常在一起传播反革命政治谣言。从三月三十一到四月四日，他们一起到天安门广场进行反革命宣传，并精心策划在厂内贴出十八条反动标语，恶毒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叫嚣什么“誓与党内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血战到底”，策应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活动。他们还供认，阴谋搞四○火箭筒，伏击红旗牌轿车，对中央负责同志下毒手。

一种是早就纠集一伙人，在天安门广场又乘机扩充或建立新的反革命组织，打出所谓“首都人民悼念周总理委员会”“全国罢工委员会”“临时造反委员会”“杀妖战斗队”等旗号，发表《告全国人民书》，网罗党羽。反革命分子侯玉良，从今年一月开始，就搞反革命串联，组织反革命小集团，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暴乱中又积极物色对象，发展反革命组织，采取特务手段，规定联络暗语，建立单线联系，炮制反动地下刊物《大众报》。先后网罗几十人像林彪的小舰队一样，开列了名单，划分为骨干、可靠和不可靠三类。

四月五日早晨，侯玉良一伙在纪念碑周围贴出“首都人民悼念周总理委员会通知”，发表反革命演讲，用半导体话筒声嘶力竭地叫嚷“火烧得越旺越好”，带头指挥冲击人民大会堂，还组织了五名所谓“谈判代表”，侯玉良自命为“首席代表”，踩着警卫战士和人民警察的头冲进解放军营房。

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被粉碎后，他们又订立攻守同盟，转移销毁罪证，转入地下，侯玉良与同伙总结三条“失败的教训”：一是没有联合起来，二是大学生没有发动起来，三是没有一个像样的首领。还给同伙打气说天安门广场事件是什么“进军的第一炮”，是解放以来最伟大的群众运动，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力量，“妄图卷土重来”。

一种是到外地搞反革命串联。炮制反动诗词、造谣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反革命分子周忠铉，今年一月到桂林参加四机部召开的业务会议时，与上海、河北、广西、四川、贵阳、南京等省市一些工厂的十五、六个技术人员串通一气，传播了大量的反革命政治谣言，周忠铉还和其中的五个人集体收听敌台广播，记录敌台伪造的所谓“总理遗言”。回京后保持联络，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

一种是外地的坏人来京搞反革命串联。吉林省劳改释放的坏分子李广德，三月二十日窜来北京与一内蒙来京的坏人王铎勾结在一起，串通了十六、七个所谓上访人员，从三月三十日到四月二日接连召开了五次黑会，密谋到天安门广场张贴宣讲所谓“呼吁书”“告上访人员书”，叫嚣到北京“不是来烧香的是来拆庙的”，“贪官我也反，皇帝我也揪，不拆城隍庙，宁死不回头”，煽动要组织起来，到中南海静坐、绝食向中央施加压力，冲击中南海。

第三，到天安门广场搞反革命活动，也是经过精心策划的。

就拿第一个在纪念碑贴出影射攻击“悼词”的反革命分子曹志杰来说，早在三月十三日就纠集同伙，密谋策划，先后开了四次黑会，指定专人起草悼词。三月底写出悼词之后，他看了嫌太平淡，“没劲”，特意加上“披荆斩棘”“血战到底”等影射攻击的反动词句。四月二日还到北大法律系进行煽动，遭到工农兵学员的驳斥，市总工会要他揭下反动悼词，他坚持不揭，后来看形势不妙，又私下对同伙说：“先退回来，等待时机以后再进攻”。

在天安门广场猖狂表演的这伙反革命，幕后也大都有人煽风点火，出谋献策，在天安门广场用半导体话筒宣讲反动诗《今日在何方》的那个反革命分子，早就呕心沥血地炮制了反动诗词，并四处拉同伙，请军师。有个宣传部门的人为他写的诗反复琢磨，一边修改，一边赞赏，并陪他到天安门广场张贴宣讲，还有一个反革命分子为他的诗修改了三天，凡恶毒攻击的字眼，都用红笔划出来，肉麻地写道：“大作拜读，构思巧夺可取，感情真挚，有激情”，并为他献策说：“应写得含蓄一点，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让别人看得出来，又不能让别人抓住，望君注意”。还有个家伙为他出谋划策说，如果公安局把你抓住，你绝不能承认攻击中央的，因为你的诗从字面上怎么解释都可以。

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中闹得最凶的单位，大都有领导人纵容支持，直至亲自出马，中国科学院１０９厂送四块反动诗牌和花圈的活动，就是在某些领导人参加下精心策划的，他们早在一月底就酝酿清明节送花圈，二月买纸作准备，三月中旬制定了花圈图案，经某负责人批准制作，并别有用心地提出“要把反动诗牌做得越大、越醒目，越好”。

他们一共做了四个花圈，两个给周总理，一个给陈毅同志，一个给杨开慧同志，影射攻击中央领导同志。有一个家伙，在制作花圈的时候就说过：“准备被抓起来坐牢”。三月三十一日，他们还专门开会研究送反动诗牌“走那一条路影响最大”，确定绕道走“外地人多，外国人多”的王府井，路过北京饭店送往广场。

四月一日，该厂一些领导人亲自坐车到天安门广场窥测形势，并抄录反动诗词，回去进行煽动。四月二日上午，这个厂的领导为了掩人耳目，还特意设计了一个所谓批邓大会，会上只有一个人发言，接着煽动组织了三百多人，指定了正副总指挥，从工厂所在地德胜门外祁家豁子出发，用四辆汽车在头前开道，抬着花圈，举着诗牌，招摇过市，到北京饭店门前故意停留了五分钟，以便让外国人拍照，他们还指定专人把送反动诗牌的各种场面都一一拍成照片，蓄意扩大反革命影响。还有一些单位也有类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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戳穿敌人阴谋号召群众不要受骗






第二个问题，我们是怎样同这伙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的？

大家都知道，清明扫墓是个旧习惯，早在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革命群众就要求破除，市委根据群众的意见，曾向中央写了报告，提出清明时不再进行扫墓活动，经周总理亲自批示，中央批准，并在全市进行过工作。

今年清明节周总理逝世不久，广大群众怀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进行悼念活动，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阶级敌人打着悼念周总理的幌子，蓄意进行反革命活动，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我们就不能不针锋相对地同他们进行斗争。

怎样进行斗争的呢？总的说来，敌人有个暴露的过程，我们也有个认识的过程，只能根据当时情况的发展，遵照中央的指示，采取相应的对策。大体做法是：

第一，各级党委和领导同志，深入基层，认真做好工作。三月三十日，在广场上出现对中央领导同志的影射攻击以后，市委立即对敌人的动向进行了分析研究，四月一日召开了紧急会议，发了紧急通知，要求各级领导认真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号召全市人民提高警惕，严防和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四月二日，传达了中央处理南京政治事件的电话通知，戳穿了敌人的阴谋。经过工作，绝大多数单位和群众，提高了认识，看出了“花圈背后有严重的阶级斗争”，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顶住了这股反革命逆流，没有受骗上当。有些原来要做花圈，送花圈的群众，就不做，不送了。这样，不但孤立了敌人，也为后来的反击，做了比较充分的思想准备。

第二，统一部署指挥，密切掌握敌人的动向。这次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特点，是利用群众怀念周总理的心情，混杂在群众中，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作掩护。根据这种情况，及时掌握敌人的动态十分重要。

只有这样才能紧紧抓住战机：揭露和打击故人。但当时民兵、民警也不能公开出面，维护广场秩序，如果那样做，就会使敌人的活动合法化，在客观上起到支持故人的作用。为此，在市委领导下，组织了统一的指挥部，抽调工人民兵、人民警察和警卫战士，在现场分片包干，隐蔽进行观察，把阶级敌人的一举一动都掌握起来，为开展反击做好行动上的准备。

第三，实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针，就地揭露和打击敌人。三、四两曰，敌人已经充分暴露，我们当即采取措施，给以迎头痛击。

一是依靠群众，当场揭露批驳：二是盯住敌人，相机扭获；三是现场取证，抓紧查获；四是对出现的反动诗词标语，当日除掉。在这几天中，共获取实物罪证二百多件，把干得最凶的抓了几十个，及时打击了敌人。

第四，移走花圈，不给阶级敌人继续活动的场所。四日清明一过，就连夜把花圈全部移出天安门广场。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散布说，天安门事件是由于对花圈处理不当而引起的。

事实很清楚，五号以前敌人活动那么猖狂，花圈并没有移走嘛！那么，清明已过，花圈如果还不移走，又意味着什么呢？那不是等于纵容、支持敌人继续搞反革命活动吗！

毛主席早就指出：“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对这伙反革命暴徒，并不存在刺激不刺激的问题，他们为了搞反革命暴乱，总是要制造各种借口的。

第五，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全面展开反击。在三、四两日，敌人遭到打击后，到了五日，这帮家伙的狰狞面目更加暴露无遗。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采取了断然措施，进行反击。

对反革命，对打、砸、抢者，坚决实行镇压。当时，在天安门广场聚集有十来万人，绝大多数是过路围观的群众，一部分是受蒙骗的，搞反革命活动的只是少教。

在这种情况下，既不能打乱仗，伤害群众；又不能畏首畏尾，不敢下手。为了把大多数群众与一小撮坏人分开，吴德同志在下午六点半发表了广播讲话，明确指出这一事件的反革命性质，戳穿敌人的阴谋，号召群众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骗上当。

大多数群众听到讲话就立即离开了。当好人坏人大体分清以后，市委一声令下，五万名严阵以待的首都工人民兵，手拿自卫木棒，浩浩荡荡地开进天安门广场，顿时士气大振。英雄的首都工人民兵，在人民警察和警卫战士的密切配合下，把继续在广场负隅顽抗的二百多个反革命分子和重大嫌疑分子团团围住，隔离开来，进行审查。这伙猖獗一时的坏蛋，一个个如丧家之犬，蹲在地上直打哆嗦，充分暴露了阶级敌人的虚弱本质。

广大人民群众对首都工人民兵的反击拍手称快，连声称赞：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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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击走资派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





姚文元在日记中记载说：

“下午二时，政治局紧急开会，人民（天安门）广场上发生了赤裸裸的反革命煽动，反革命暴动事件，打了解放军烧了汽车，打了民警，打了革命群众，并且冲到人民大会堂东门。

一批人在纪念碑进行反革命煽动，号召成立反革命组织，以“悼念”总理为名，猖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中央，提出要邓小平上台，喊“总理万岁！”

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阴谋越来越露骨。

其中提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小撮野心家”搞的，邓小平主持工作是他们“决定性胜利”。听了这个情况，我提出此事已带有反革命政变性质，要立即采取措施，开短会，不要多议。当即决定：由吴德发表讲话，指出这是反革命性质事件，号召群众离开广场，然后立即组织民兵进行包围、分割后拘留其骨干分子，予以有力打击。

三时散会，我先到人民大会堂厅外，看见了广场全景，四大批人拥来拥去，两堆火还在历史博物馆外燃烧。我即请政治局同志都上来看一看，在江西厅，大家都来了。这是触目惊心的反革命事件，一场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前奏。碑前核心部分有一批坏蛋始终不动，谁去反对就打谁，另有一伙人进行反革命演说，送花圈、贴传单。外面有好几万人，流来流去。再外面有一批骑脚踏车的人飞快地来回巡逻，看来是通风报信的。还有不少小汽车，有不少是部队的。不一会，解放军营房的小楼着火了，又一辆车着火了，火光熊熊，黑烟冲天。于是，看见楼上把被子、床单、衣服、书箱、纸张一批一批地从窗口掷了出来，掷到火中去烧。救火车无法接近。

望远镜中，看见有一个家伙爬上纪念碑放了一个大花圈，用绳子把它围起来。政治局同志看到这一切，无不仇恨满腔，阶级斗争是这样尖锐，这已经是武装暴乱性质了！

大喇叭还不响，我们很急，一再查问。华国锋要求王洪文、张春桥、我留下来处理。我同意。终于，在六时二十五分，人民广场的大喇叭一响，立即看见广场上的大多数人潮水一样一批又一批向外退去，不到一小时，广场上人已大为减少，看热闹的走了，核心部分就越来越暴露在面前。

九点二十五分，民兵开始行动。

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无产阶级专政威力下迅速被击溃。带着棍子的民兵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进广场，从南北两方面加以包围，敌人彻底瓦解了。

晚，政治局开会听汇报。战果辉煌。抓住了二百多人，放了一些之外，还留下一百多人，突击审查。”晚上六点半由北京市革委主任吴德奉命发表广播讲话：

“近几天来，正当我们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抓革命、促生产之际，极少数别省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死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戮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

“全市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于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立即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令攻，发展大好形势。让我们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争取更大的胜利。

“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功，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

一小时后人潮散尽。九点半，一万名民兵、三千警察和五个营的卫戍部队，手持木棍、皮带清场，没有任何枪刀武器。现场被捕关押38人，整个事件前前后后总共被捕388人，没有一个死亡。

4月6日凌晨政治局听取了公安部、民兵、卫戍区的报告后，肯定了“昨天晚上的行动”，认为是“反革命暴乱事件”，“今天取得了胜利，但教训太深了”，应“提高警惕，准备应付更大的斗争”。会议提出要将这次事件“尽快通报全国”，并给予公开报道。毛远新于凌晨3时向毛泽东书面汇报，其中说：

“告类演说、诗词、悼词、小字报、传单、字条、口号都集中攻击毛主席，就是不批邓(有的公开拥护邓)”，“内容既恶毒又隐晦，是白头发的人编写的”。“再一个特点是法西斯，不顾后果，疯狂已极，杀人、放火无所不为(不是抢救得快，很多入会被打死)，连提出不同息见的看热闹的群众都往死打，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在天安门广场光天化日下群魔乱舞，是历史上没有的。

“估计敌人会准备明暗两手，要防止他们搞暗杀、破坏活动，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毛远新的报告结尾说：

“市委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工作，使全市人民知道天安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明天人民日报要发社论，组织全市人民学习，批邓，提高警惕，准备应付更大的斗争。

“国锋同志最后归纳了大家的意见，并建议由北京市立即把这两天的情况、性质、主要罪行、采取的措施写个材料，中央尽快通报全园，今天的事必然会传到全国，敌人会进一步造谣，制造混乱，挑起更大的事端，各省市不了解情况有所准备是不行的。“大家认为尽快向全国通报很有必要，起草后送主席。”毛泽东于11时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

下午，江青也到毛泽东住地，当面向他报告处理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经过。张玉凤回忆：“她走到主席床前，对主席说：‘我来这以前，特意到天安门广场绕了一圈，一路上硝烟弥漫，一伙人烧房子，烧汽车。这是以死人压活人，邓小平是他们的总后台，我要控诉。我建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主席看了看她，没有说话。”

4月6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的社论，坚持“批邓”运动，并再一次将毛择东不久前说的话“翻案不得人心”，以黑体字标出。

4月7日上午8：05，毛远新根据姚文元的“天安门事件现场报道”，向毛泽东汇报了“天安门事件”的进展情况和处理意见。“现场报道”说天安门事件“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毛泽东肯定了中央政治局对天安门广场事件所采取的措施。提议由政治局作出两项决议：一、任命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他主张公开发表这两项决议和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报道，表示：“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事，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提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九号文件）：“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十号文件）：“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叶剑英、邓小平、苏振华未参加会议。

当晚8点，广播电台全文播放中共中央“两个决议”、《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以及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在天安门广场的广播讲话。对邓小平的批判迅速升级，“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几乎冲击所有领域。

4月8日，北京举行超过百万人的庆祝粉碎四五反革命游行。同日，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信。在信中，他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表示：第一，拥护华国锋担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第二，对继续保留他的党籍表示感谢。

4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天文门广场事件说明了什么?》一文，把参加“四五”运动的群众说成“一群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称邓小平是“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总代表”、“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从清华少数人的诬告信，到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分政治事件，都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和阶级根源，其源盖出于邓小平”。

事实证明：走资派邓小平篡权成功后对四人帮和毛远新吴德等实行严酷的报复致四人帮于死地，毛远新被打残。又将《四五》翻案。充分说明走资派邓小平做贼心虚心狠手毒。

这就是阶级斗争。

[yongbing1993]

走资派流行洋奴病软骨病变态病

　　




现在这个古今中外独一无二的走资派特色社会流行洋奴病、软骨病、变态病，有人在一个流氓身上找到了优点，进而说蒋介石根本没有恶习，于是称流氓是反对流氓的人反倒成为恶棍，这就是他们的是非观，这就是走资派右派们膜拜的逻辑！

例如在走资派特色社会里，有残留在大陆的国民党及走资派右派们说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期间是“英勇抗战”的，是保卫了中华民国的国家和人民的，这是彻头彻尾的天大的笑话。

由于蒋介石的国民党的民国政府，在抗日战争中进行了一部分的抗战，蒋介石也没有如汪精卫一样公开向日本投降，所以有一些走资派右派们不断列举出一大堆的蒋介石的“了不起的战绩”？事实上是有一大批的国军将领和士兵有抗日精神，却窝窝囊囊被蒋介石作了“撑死老母猪的豆腐渣”的抗日军人，如今拿来说明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是如何了不起，而受了“不公正“对待。但是面对事实，综观全局，这个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在抗战中，仅仅做了他们该做的十之二三，做了他们不该做的十之七八，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这是一个腐败、反动、无能、罪恶，根本不能保卫国家和人民的政府。

现在这个古今中外独一无二的走资派特色社会流行洋奴病、软骨病、变态病，有人在一个流氓身上找到了优点，进而说蒋介石根本没有恶习，于是称流氓是反对流氓的人反倒成为恶棍，这就是他们的是非观，这就是走资派右派们膜拜的逻辑！

前几年，走资派特色社会中有人说解放前上海外滩那个“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是解放后中国共产党为教育人民编造的，连“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发生地的上海《报刊文摘》都登了！一时间，许多人善良的人民陷入怀疑，然而事实终究是事实，当年亲眼所见的历史见证人站出来揭穿了这个谎言。这件事从另一面说明，真正编造的谎言的家伙已经无知、无耻、无赖到什么程度，《报刊文摘》发稿的那个家伙糊涂到什么程度！

日本入侵是中华民族面临的最深重的危机和灾难。当时的中国的最高领袖蒋介石在军事上消极避战，一次次下令不抵抗，贻误时机。战术上无能、愚蠢，没有任何有效的战术可言，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政府抗战中从头到尾的军事行动，只有令人愤怒和伤心的两个字“会战”，拼光、耗光算数，几乎没有取得过任何战略上的主动。在军事力量处于劣势、战斗力不如敌人的情况下，一而再，再而三只会“会战”，日寇真是求之不得。 战争前没有准备和防备，开战后没有能力御敌。一个堂堂的中华国民，东北成立满洲国，华北自治，全部沿海让敌人占据了，敌寇深入到湖南、湖北、云南、山西那样的腹地。如果不是世界形势的变化，重庆失陷那是迟早的事，日本将继续攻陷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人民活在刀山火海、水深火热之中，任何人间惨剧都在中国老百姓身上发生着。

蒋介石在政治上根本谈不上发动人民，依靠人民，维护人民。一个抗战却要靠“抓壮丁”来征集兵员的政府不知道它为谁去抗战，抗战又为了什么？在这个“抓壮丁”过程中，国民政府虐杀过多少壮丁，又有多少个家庭遭受比鬼子加害更大的苦痛！ 花园口黄河决堤放水，南京不适当抵抗后又仓促弃城，长沙放火烧城阻敌，一件件，一桩桩，根本不考虑战争是否一定需要，根本不顾及人民的死活，带给人民的痛苦比日寇尤甚，这样抗战有什么意义可言，充分说明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的凶残、流氓、愚蠢本性。还有，中国在有蒋介石的年代，兵和匪到底有什么区别，中国的人民是分不清楚的吗？

蒋介石虽然没有投降应该肯定，但他绝不是一个誓死捍卫国家的人，蒋会不会成为第二个汪精卫，当时始终让人担心。蒋介石说，“宁让国于日本人，也不能让国于共产党。让国于日本，我们还能活；让国于共产党，只能死无葬身之地”（大意）。

日本对付开展敌后游击战的中国共产党（他们只有那么大本钱）是“烧光、杀光、抢光”政策，从反面说明共产党抗战的坚决和顽强，鬼子“扫荡”从来都是集中大量兵力对方区区几个游击队，而和国民政府的正规军“会战”，一般用兵都明显少于对手。

中国共产党游击区发生的是殊死拼杀，鬼子没有一天安宁，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抗战要么望风而逃，实在没办法也是打一仗、拼一下完事，不管是胜是败，打完那里就是日寇的天下，留下的１００多万国民党军队全部成为“和平军”、“皇协军”、日伪军之类的汉奸部队。

日本鬼子战败，日本、蒋介石都不怎么把中国共产党放在眼里的，但是中国的共产党做了与他们的能力相称，甚至远远超过他们能力的事。中国共产党没有枪、没有炮，在日本、汉奸、蒋介石的四面包围中，在几乎没有任何外来援助下，在穷乡僻壤顽强地进行了他们无愧与民族的战斗，在华70%以上的鬼子居然是在和共产党作战！

中国共产党此后的抗美援朝战争，同样是为了抵抗外敌，不过这次毛泽东不等对手打过来，已经主动先拔出了拳头。

美国人终于知道，原来日本兵的战斗力比起志愿军来，算不了什么，中国人并不全部是豆腐渣。

而中国抗战中，区区几个日本兵，就会使一大群蒋介石的中国国民党的军队惊慌失措。（迟浩田老家那个县，不过一个班的鬼子，一挺机关枪，全县官兵、百姓惊恐万状大逃难）。

同时也使日本明白，如果当年指挥全中国抗战的是毛泽东，而不是蒋介石，他们会是什么样的下场！

抗美援朝战争是蒋介石的镜子，和蒋介石比起来，毛泽东和对手的差距不知更要差多少？？

毛泽东面对的是最不可一世的美国！

蒋介石当年有个援缅抗日远征军，“号称机械化”，当初好不威武，但是落花流水、丧师辱国收场（所以戴安澜悲壮倒是悲壮，包括张自忠，是够窝囊的！）。

抗美援朝战争是毛泽东的远征军，结果是蒋介石做梦也不敢想到的！

毛泽东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御敌于国门之外。

新中国不可能一夜之间成为强国，但是任何强敌有谁胆敢象对待蒋介石一样对待新中国？

越南战争期间，中国警告美国，你们不能越过北纬17度线，这上一个弱国对于强国的警告，美国人敢了吗？

伟大的毛泽东深知，一个仍处于弱小地位的国家，和平绝对不是委曲求全得来的，毛泽东的口号和行动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当年身为中国画家第一人的徐悲鸿，伟大的爱国者，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他用自己画笔表达对祖国的无限深情，但是坚决不给蒋委员长大人画半张像，他画的《田横五百士》、《愚公移山》、无拘无束的《马》，那是亢奋而痛苦的。新中国一成立，他多次主动为毛泽东画像，这绝不是偶然的。 张乐平作为漫画家，拿起自己的画笔参加国军抗战，一路上画抗战宣传画，但是他到头来画出了《三毛从军记》，无情讽刺、挖苦国军抗战，后来更画什么《三毛流浪记》，极端和蒋委员长以及他代表的那个政府过不去！ 徐悲鸿、张乐平难道仅仅是代表了他们个人？

1948年，抗战刚刚结束的时候，国民政府自己的电影，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他们拍摄的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曾经是中国上座率最高的电影----前方吃紧，伤师失地，后方紧吃，醉生梦死，那就是国民政府抗战的真实写照。为什么当时的电影院无数的人失声痛哭，难道仅仅为孤儿寡母流泪，可怜我中华那么多热血儿女！

如果中国再遭遇强敌入侵，如果还是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那样的“英勇抗战”，那中华民族真是遇到了“万年大幸”。全世界的人中，到时强盗分外高兴；全体中国人中，到时只有汉奸们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