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营企业》怎么就变成资本家

《国营企业》怎么就变成资本家

 

 

毛泽东时代建立的国营企业是怎样被搞垮的？

走资派们推行法人代表制，向工人阶级全面夺权。

在工厂发生亏损以后，资改派们不是去认真的去研究亏损原因。竞然胡说什么，工厂发生亏损的原因是，厂长的权力太小了，共产党的党委集体领导限制了厂长的工作积极性。为了发挥厂长的工作积极性。所以必须实行厂长负责制，即在工厂内实行法人代表制。他们要集大权于厂长一人。

在资改派的鼓动下，全国所有的国有企业和被转为国有的集体所有制企业，都实行了法人代表制。法人代表成了一霸手。工厂一下子由国有企业，摇身一变成了厂长的私有财产。法人代表，集人，财，物大权于一身。他们夺了共产党的领导权。

这些法人代表们，无所不管，俨然成了企业的土皇帝。企业成了他们的私人领地。他们虽然权力很大，但是却可以不负任何责任。在他们在上台的时候，信誓旦旦的说一定要实行扭亏为盈。要对工厂的一切亏损负责。如果不能达到目标，他们甘心受罚。并且他们还定下了扭亏增盈的时间表。

可是，这些人说话是从来都不算数的。这些人虽然都和各级政府订立了所谓的军令状。可是在后来，在企业发生全面亏损的时候，却没有任何一个法人代表对此负责。也没有任何一个法人代表，为此受到惩罚。所谓的军令状，只是一句笑话。自从实行法代表制以后，一切权力都归了厂长。当然，工人同时也就失去一切权力。

工人和干部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工人群众的权力受到打压，工人已经不再是工厂的主人了。工人由国家的主人，而是沦为奴隶，打工仔，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工人原先拿的是国家的铁饭碗。现在变成了法人代表手中的泥饭碗。

这个泥饭碗，随时随地都可能被法人代表们打破。不仅是工人的权力受到打压，就是工厂里的一些副职，那些法人代表们的同级干部，甚至于被认为是法人代表的上级的党委书记也同样受到打压。这些同志在工厂内，在法人代表的眼中，成了多余的人，可有可无的人。

这些法人代表们也可以找出各种借口，对他们进行打压，克扣他们的工资，逼他们就范。无法，所以这些党委书记等老同志也只有被迫去巴结那些法人代表，配合他们，邦他们欺压工人。这些法人代表，根本上就没有把生产搞好的想法，他们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当官做老爷，趁机捞一笔。

这些土皇帝们在资改派的支持下，就全面的夺了工人阶级，人民群众的权。在工厂内也夺了共产党的权。他们肆无忌惮的挥霍国有资产。全国国有企业，便全面的发生了亏损。例如，我们县的柴油机厂，原先是由几十个的小小农具修理厂发展起来的。

二十多年来，工厂从小到大，从几十人发展到几百人。固定资产由几万元，发展到几千万元。该厂在国内外小有名气。他们生产的195柴油机质量可靠，价廉物美，畅销全国。并出口到非洲，东南亚，巴基斯坦等地，受到国内外商家的一致好评。

就是这样的一个明星企业，经过资改派的这么一胡闹，这样好好的一家工厂，几年工夫，就被他们折腾垮了。该厂的老职工，对于资改派们的倒行逆施，毫无办法，只有眼睁睁的看着工厂倒闭。工人群众无不痛心疾首。真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那些经历过革命战争，参加过激烈的阶级斗争的老干部们。那些拥护毛主席，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同志们，对于资改派们的胡作非为，大家提出质疑，提出不同意见。对于这些意见，资改派们答曰，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要摸着石头过河。

不要争论什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资改派们就用这一套歪理邪说封堵人民群众的一切反对声音。他们宣布，过去革命时代的那一套，现在已经过时了。所以要这些老同志，将自己的旧思想换一换。并威胁的说，你们如果不愿换思想，不换思想就要换人。

资改派们说到做到，将这些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毛泽东思想的老干部换下来。并美其名曰，是要这些老干部们退居二线。实则是要换上那些听他们的话，善于拍他们的马庇的小人上台。是要夺这些老同志的权。他们并且说，这是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知识化和年轻化。是让年轻干部站到工作的第一线。

在资改派的瞎折腾下，这些好好的国有企业，想不发生亏损也难。工厂的正常生产已经渐渐的维持不下去了。这些法人代表们从来不为生产着想，只是一心一意的巴结领导。

其实，工厂的好坏也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一个工厂搞垮了，他们庇股一拍，或者还要高升一级，调到另一个工厂去继续当他们的官。这样的好事，他们是何乐而不为。他们决心要把国有企业搞垮。为了维护他们表面的政绩，在工厂不能正常生产的情况下，在工人不能正常发工资的情况下。他们竟然想出了在银行贷款交利润这一馊主意。

资改派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大笔一挥，成百万，成千万，成亿的向银行贷款。这些贷款，一是、供自己花天酒地的挥霍;二是、冒充工厂的利润，上交给上级领导部门装门面;三是、用于向上级行贿，为自己的升官发财开路。在这些贷款中，并没有一分钱是真正用于工厂的正常生产的，没有一分钱是用于发放工人工资的。

当时，那些法人代表们竞相贷款，贷款成了一种能力，成了这些人的政绩。能够贷得到款的人，就是有本事。至于如何利用贷款发展生产，对不起，他们从来就没有想过。在不长的时间内，工厂的债务就象是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由原来的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到后来都是债台高筑，资不抵债。

当时的老百姓，对于资改派们挥霍国有资产的行为，用顺口溜调侃的说，别看我们厂子小，厂长座兰鸟;别看厂子不赚钱，厂长有座大丰田。经过走资派们这样的疯狂折腾，工厂已经是资不抵债了。

凶相逼露，瓜分国有资产。

国有企业因为资改派们的瞎胡闹，而发生亏损。那些资改派们拍着胸脯说，三年以内，一定要扭亏为盈。工人们听了此言，一阵高兴，以为他们真的良心大发现，要将国有企业搞好。

然而善良的人们做梦都没有相想到的是，他们的扭亏为盈竟然是要工人下岗，是要买掉国有企业。他们先是说要抓大放小，只卖小企业，只卖亏损企业。

可是实际上，他们是大小一齐卖。好的企业，赚钱的企业先卖，并美其名曰，叫做靓女先嫁。由于资改派们的瞎折腾，造成的国有企业的亏损。竟然成了他们瓜分国有资产的借口。这时资改派们露出了鲸吞国有资产的狼子野心。他们说国有企业发生亏损的根本原因是产权不清晰。

现在要建立现代化的产权制度。就是要改制。什么是改制?一句话，就是要将国有企业低价买给那些所谓的富人，成功人士，买给法人代表们自已。不过，这些富人，成功人士，他们可并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能干，经过自己的努力奋斗，勤劳致富的。而是依靠权力，依靠关系至富的。他们是从权力中衍生出的一群富人，是些红顶商人。

说实话，什么是现代化的企业制度?  这个问题，那些资改派的精英们，连他们自己恐怕自已也都没有弄明白。

资改派们要用超低价出卖国有资产。他们忽悠群众说，要公开拍卖。

但是实际上，这种超低价的国家资产，不是任何人想买就可以买得到的。他们只是要买给那些特殊人物。即那些和他们有关系的人。或者说干脆就是他们自己。他们的所谓公开拍卖的把戏，只不过是在忽悠咱们老百姓而已。

他们要卖给谁?   要卖多少钱?   他们是早已定好。其它人想卖，那是门都没有。

他们编出各种理由拒绝卖给普通群众，最简明的一条就是钱。一个拿工资的工薪阶层，要一下子拿出一笔钱来买个企业，没有银行的支持，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而银行已经成了富人，成功人士的提款机。他们随时随地都可以从银行贷到款项。所以只有他们才有权力购买企业。

有人说，国有资产是用低价卖给资本家的。其实，这是对资改派们的恭维。

资本家们根本上就是空手套白狼，他们做的是无本生意。他们一分钱也没花，就把几十万亿元的国有资产瓜分了。

他们是如何不花一分钱就瓜分了国有资产的呢?

总结起来有大约有以下几种方式。

1，隐瞒资产。

资改派们利用职权，将工厂的大量现金，外欠款，原材料，隐瞒下来。然后，他们再和国资部门签署收购合同以后，再以个人的名义，将隐匿下来的钱拿出来购买国有企业。其实，这些钱都是国家的，他们是用国家的钱购买国家的企业。

2，化公为私，曲线瓜分国有资产。

资改派们利用自已控制的权力，先是利用自已家人的名义，注册一家私营公司。他和自已掌控的国有公司经营着同一产品。他们利用职权，将优质客户拉到自已的私营公司。将优势资源控制起来，将国有公司挤垮，将自已的私营公司越办越好。此消彼长，然后再将国有公司收入口中。资改派们并无耻将这一鲸吞国有资产的无耻行为称之为，资产重组。是用优势企业兼并劣势企业。

3，空手套白狼。

资改派们先用空头支票，将国有企业的产权证弄到手，然后再用产权证到银行贷款。他们只不过是在银行的贷款合同中签个字而已。他们不过是用国家银行的钱，购买国家的企业。在这种交易中，他们不仅可以不出一分钱，相反，还可以大赚一笔。例如，一个企业的价格如果是以100万元卖给资本家。资本家们可以用这个企业的产权证到银行去贷款200万元～300万元。他以100万元作为购买企业的钱，上交给政府。另外的100万元～200万元，就轻轻松松的流进了他们的私人腰包。这样，他们鲸吞了国有资产不仅不花一分钱，反而能够赚上几百万元。这真是地地道道的无本生意。他们真是发财有方。

4，收受贿赂，坐地分红。

这是一个普遍的，一个最常用的手法。如一个企业原值1000万元，资改派们作价100万元买给他人，他人净赚900万，实际上他人可赚400万，另外的500万用于贿赂各级官员，各级官员们依照权力的大小，分得他们各自的份额。这叫做，有好大家得。利益均沾，你好我好，大家好。现在发了案的大多是这类贿赂问题。

5，暗中参股。

先由各级官员的利益有关人，即他们的家人，近亲属，参股。这种做法主要是在那些有权的职能部门的官员们，那些能够为他们提供保护伞的有权人士。而那些富人和成功人士也非常需要这些的保护伞。权钱结合，就成了鲸吞国有企业的基础。这种情况，在煤矿企业中比较普遍。

总之，资改派们鲸吞国有资产的手段层出不穷。现在全国大部分资产已经落入了资改派们的腰包。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经过这多年的折腾，资改派们在经济上，已经达到了他们的目的。他们已经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接下来他们要干什么?只要不是傻瓜，只要脑子认真的想一想就会明白。

资改派们，搞垮国有企业，进而侵吞国有资产，这是一个经过精心策划的阴谋。他们一步一步的将国有企业往绝路上逼。搞垮国有企业，进而瓜分几十个亿的国有资产，他们真是恶毒至极。我们的社会主义阵地就这样被这些狼心狗肺的资改派们摧毁了。

工厂被卖，几千万工人被迫下岗。工厂是工人的全部所在，工厂是工人的大靠山。工人全家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孩子的上学，没有一样不是依靠工厂。工厂没有了就是工人的靠山没有了。工人又成了无业游民，又是一无所有，又成了一盘散沙。

本人在当时是一个小县城内，一个地方国营小厂的一名普通工人。本人一些亲戚朋友也全部是普通工人。照时下的说法，是一些没有任何背景的老百姓。

我的这些至爱亲们现在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大家都无限感慨。无限的回忆过去，回忆过去的社会主义辉煌。我们含着眼泪，大声的呼唤社会主义何时能够归来。

本人从65年起，就在工厂内当工人，目赌了国有企业从兴旺发达，从辉煌走向破产的全过程。目赌了资改派们瞎折腾，搞垮国有企业，进而侵吞国有资产的全过程。今天回忆资改派们的倒行逆施，对于资改派的丑恶行径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也更加使我们认识到毛主席的伟大，社会主义路线的正确，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正确。

更加加深了我们工人阶级对资改派的痛恨。

也对我们自己，为了一些蝇头小利而轻信了资改派们的甜言蜜语，轻信了他们的无耻谎言，而深深的自责。

世上没有后惭药，这些苦果只有工人自己痛苦的吃下去了。

来源：老兵论道

[yongbing1993]

现在的大学生为何幼稚得像孩子






毛泽东：“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梁、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

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十几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

其实，入学前的小孩，一岁到七岁，接触事物很多。二岁学说话，三岁哇啦哇啦跟人吵架，再大一点就拿小工具挖土，模仿大人劳动。这就是观察世界。小孩子已经学会了一些概念。狗，是个大概念。黑狗、黄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里的那条黄狗，就是具体的。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舍掉了男人、女人的区别，大人、小孩的区别，中国人、外国人的区别，……只剩下了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点。谁见过“人”？只能见到张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谁也看不见，只看到具体的房子，天津的洋楼，北京的四合院。

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

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但也要接触社会实际。

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在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教吗？“

毛泽东：“现在一是课多，一是书多，压得太重。有些课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学学一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体会。

课程讲得太多，是烦琐哲学。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解，现在没有用了。我看这种方法，无论中国的也好，其他国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灭亡的。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毛泽东：“学制缩短以后，中学毕业生只有十五六岁，不够当兵年龄，也可以过军队生活。不仅男生，女生也可以办红色娘子军，让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去过半年到一年的军队生活。“

毛泽东：“清华大学有工厂。它是一所理工科学校，学生如果只有书本知识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但是，大学文科不好设工厂，不好设什么文学工厂、历史学工厂、经济学工厂，或者小说工厂。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师生应该接触农民和城市工人，接触工业和农业。不然学生毕业，用处不大。如学法律的，如果不到社会中去了解犯罪情况，法律是学不好的。不可能有什么法律工厂，要以社会为工厂。“

毛主席说：“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劳动。

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

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

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试试点。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　

转载《现在的大学生，为何幼稚得像个孩子》文章来源: 冰川思想库 于 2024-05-10

现在的大学生，为何幼稚得像个孩子

如果“大学高中化”这个趋势不能够扭转的话，那么在不久的将来，大学辅导员们赶赴衡水中学学习取经不是没有可能。若如此，将是中国大陆当代高等教育最大的不幸。

倒退一二十年，你一定会对如下场景目瞪口呆：

在一个招聘会现场，一位头发花白的父亲正忙着填表，20来岁的儿子一言不发站在旁边看着。过了一会儿，男孩后面冒出两个女人，是他的妈妈和姐姐。妈妈拿着简历，姐姐背着书包、拿着水杯。父亲东张西望，问工作人员，儿子还有多长时间轮到？

这不是假想，而是《这届大学毕业生的社会化越来越难》这篇采访文章描写的最新场景。

如果留心一下，会发现近期围绕“大学高中化”这个热门话题的分话题，除了“社会化越来越难”，还包括：有的大学成立家委会、组建大学生家长群、大学生考试成绩通报家长，等等。

通过罗列这一系列现象，为我们刻画出的，是幼稚、懦弱、社恐、无担当、无责任感的新一代大学生群像。

如果这一群像有较高逼真度，那么，于学生而言，上这样的大学，与这样的大学生为伍，意义何在？对教授们来说，教出这样的学生，意义何在？

我当然希望这不是真切的群像，但这很可能是我一厢情愿的臆想。

“大学高中化”趋势从何而来

所谓“大学高中化”，是指中国大陆高校在教学和管理上，仍然延续中国大陆高中时候的主要做法：

其学习的目的，与高中刻苦学习的唯一目的是高考取得好成绩一样，大学努力学习，就是为了研究生考试一举通过。考研就是第二次高考，也是一次“改命”的机会。与考研无直接或间接关系的课程或兴趣爱好，一概弃之不顾，考上再说。

为了取得保送上研究生的名额，学生进大学伊始，就异常注重每门课程的考试成绩，为了获取高分而熟读教材，分毫必争，大学知识教育应有的宽度和广度被有意放弃。

像高中时候一样，家长深度插手学校管理。他们对远在远方求学且已届成年的子女并不放心，担心他们贪玩好耍荒废学业，担心他们的安全，担心他们是否吃饱穿暖，他们仍将成年子女当成高中生，他们开始通过即时通讯软件，成立家委会、家长群，互通各种信息，随时出面，为子女排忧解难。

学校为减少麻烦，减少与家长方面的冲突，不得不做出让步，也逐渐像管理未成年人一样，介入本该由学生自治的领域，如早晚自习、寝室卫生、出行安全等。

如果“大学高中化”这个趋势不能够扭转的话，那么在不久的将来，辅导员们赶赴衡水中学学习取经不是没有可能。若如此，将是中国大陆当代高等教育最大的不幸。

学历崇拜需要祛魅

2023年，全国报名参加研究生考试的人数达474万，而2007年，大学毕业生人数只有459万。

这就好比2007年的大学毕业生，全参加2023年研究生考试都还不够，仍差了15万人。同时也说明，经过15年时光，研究生学历大幅贬值。

是不是当年只需要本科学历的工作，如今必须要研究生水平才能胜任？又或者，产业升级翻天覆地，经济社会发展所提供的工作岗位，已经到了大多数本科生无从着手？

非也。任何人都能看出：大规模扩招，使拥有大学学历的人越来越多，而工作岗位并未相应增加甚至在减少，为了脱颖而出，学生竞相取得更高学历，于是相同的工作岗位，对学历的要求水涨船高。

大学招生是选拔性的，需要人才；工作单位的HR招人也是选拔性的，也需要人才。

在过去，可以说是大学在帮助工作单位的HR做人才把关工作，工作单位的HR只需要根据大学的标签安排人就行了。当然，工作若干年后具体表现另说，到那时候已经是领导裁定的事了。

而现在，随着大规模扩招，标签发放越来越多，大学已经承担不起为用人单位贴人才标签的功能。

但用人单位的HR面对一群毫无工作经验的职场新人，他们除了自己组织笔试面试，无奈之下还是得把大学贴的标签作为一项客观标准，视为选人的重要参考。即便HR错招了不合格的人，他们也可以把责任推到大学身上：“他是985的，不过如此。”言下之意，错在学校，与我无关。

对非科研类工作而言，如今学历重要，但学历的重要性已大不如前，这点从近年来研究生就业率就能看出端倪。

既然如此，大学也应从社会氛围的学历崇拜中适当抽身，名正言顺回归本分。

多数人读研是巨大浪费

中国大陆的产业结构，决定了中国大陆的职场并不需要那么多“研究生”，大量就业机会还是在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基础部门。

然而，大量将来只能在基础部门工作的大学生，正拼尽全力挤入“研究生”赛道。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取得研究生学位证书之日，就是告别“研究”之时。

这是个莫大的讽刺，也是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

在今天，大学科研院所与企业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大企业科技研发费用逐年走高，众多科技型初创企业的技术来源，正是大学科研院所。

我认为，大部分的研究生，应该从这层关系中产生。而要把握这层关系，就需要那些准备进行“研究”的大学生对产业状况有一定程度的理解。

事实是，非但大学生不清楚产业状况，很多大学教师对相关产业的了解程度也是隔膜的，有限的。

产业状况不是开几个座谈会就可以弄清楚，也不是一个在校大学生通过短暂的实习可以弄明白，他们必须在相关行业有一定工作经验，是带着真问题来学习怎样进行研究，以及准备研究什么的。

按照这个要求，很多专业并不适合招收兴趣不明、禀赋不明，只有考试成绩清楚的应届生；很多专业所招收的研究生，应该是有工作经验，有行业和产业认知的大学生。

压缩应届大学生在研究生招考中的比例，对报考者提出1年到3年相关工作经验的要求，应该是今后研究生招考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而那些与产业化相距甚远的基础研究，比如传统的数理化医文史哲艺术等学科，还是可以由本科毕业直接读上去研究高深学问。

一切一刀切的办法，总是会把好事办成坏事。

让有工作经验者才能考研

让有工作经验者才能报考研究生，现实中还是不能排除有少数人仍然把考研当成唯一“改命”的机会，但至少在招生单位和研究生导师看来，可以一眼望穿该生的潜力如何，到底是否值得培养。

不仅如此，它还是有一些实实在在的好处：

第一，可以让一些高校放弃做“考研基地”的不良嗜好，认认真真做好本科教学，把培养对社会有用之才而不是考试之才作为第一要务。如此，为它们逐渐转型做职业教育提供动力。

第二，釜底抽薪地打掉高校本科毕业生的学历内卷，解除大学生的考研紧箍咒，让他们在更自由的大学校园中充分发扬个性，挖掘和发扬自己的兴趣爱好，有更多的时间走出校园，走进用人单位，感受社会，学会与不同的人打交道，从而逐渐克服“社恐”，培养与人交往的自信与技巧。

第三，可以让大部分大学生放弃唯分数论，不再斤斤计较于分数多少，更加多元发展，也可以借此把家长方面势力清除出学校的教学与管理。

众所周知，现在的高校把考上研究生也算成是本科就业率。这样做，只是把问题和矛盾往后拖而已，最终吃大亏的是学校的声誉和学生的时间精力。

考虑到从某一届起开始施行“有工作经验者才能考研”，各高校的本科生都不能考，也就意味着大家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又有何损失呢？

眼下面临的困难，让我们几乎退无可退，或许正是倒逼改革的好时机。

[yongbing1993]

除学校外还《要自学靠自己学》






要自学，靠自己学〔１〕

毛泽东

（一九六四年六月八日）

要自学，靠自己学。

肖楚女〔２〕没有上过学校，不但没有上过洋学堂，私塾也没有上过。我是很喜欢他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教书主要靠他。他是武昌茶馆里跑堂的，能写得很漂亮的文章。在农民运动讲习所，我们就是拿这一省那一省农民运动的小册子给人家看。

现在大学不发讲义，教员念，叫学生死抄。为什么不发讲义？据说是怕犯错误。其实还不是一样？死抄就不怕犯错误？应该印出来叫学生看、研究。

你应该少讲几句！主要是学生看材料，把材料给人家。

材料不只发一方面的，两方面的（正反面）都要发。

我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是红军大学的讲义。

写了就不要讲了，书发给你们，让你们自己看。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出版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刊印。

注　释

〔１〕这是毛泽东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七日在北京
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2〕肖楚女，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与恽代英一起主编《中国青年》。一九二六年一月曾协助毛泽东编辑《政治周报》，三月参加筹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并任教员，十月底任黄埔军官学校政治教官。一九二七年四月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并杀害。

历史上自学成才的名人的例子：

莎士比亚(1564-1616)

诞生于英国一个内地城镇艾冯河畔斯特拉福。他父亲原是个富裕的小商人，经营玉米、肉类、皮革等买卖，后来因亏本负债，境况日下，莎士比亚在青少年时代没有受过什么系统的教育。他曾经在镇上的文法学校念过书，学了一点皮毛的拉丁文和希腊文。此后他到了伦敦，先在某家剧团里干些杂活，后来参加演出，颇显才华。最后，他自己拿起笔写剧本。那些所谓“文学才子”们根本看不起这位从演员出身的剧作家，说他是“新抖起来的乌鸦”。而莎士比亚并不气馁，更加发奋，大约在他二十八岁左右，就已经取得文学创作的成功了。他几乎每年都要出一两本杰作，目前出版的他的全集中，共有三十八个剧本。作者的这种百科全书般的知识，是怎么得来的呢?

恩格斯(1820-1895)

马克思主义的创造人之一，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恩格斯的父亲是纺织厂主，1837年，恩格斯中学还没有毕业，就被父亲逼迫去经商。他只读过中学，但善于利用时间，卓有成效地学习，二十一岁时发表论文，批判同时代著名的哲学家谢林。他系统地攻读和钻研了人类所提供的广博渊深的知识，几乎涉及和研究了所有的科学部门，并在许多领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甚至解决了自然科学的一些领域里的难题，成为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哲学家、经济学家、军事家、语言学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

齐奥尔科夫斯基(1857-1935)

俄国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液体燃料火箭的创始者。十四岁开始自修文学和自然科学。1880年起在卡鲁格省巴罗夫县学校里当数学教员，一面继续自修，研究天文学、生物学和化学，并且特别努力研究航空科学。1895年，他发表了人造卫星的图样，提出以人造卫星为宇宙航行的中途基地向月球和其他星球发射火箭的主张，并科学地论证了借助火箭实现宇宙飞行的可能性。1903年，他发表的重要著作《以喷气装置探测宇宙空间》，解决了关于火箭在太空中不受地心引力与介质阻力的影响而运动的问题，并创立了计算火箭速度的著名公式。

米丘林(1855-1935)

苏联著名生物学家。十六岁时，还没有读完中学，就被生活所迫，到车站做职员。二十岁时从事园艺研究工作，致力于果木移接的试验。他发现果木在一定环境条件下可以改变品质，并产生新的品种，因此可以使热带果木在寒带生长。他先后创造了三百多种优良的植物品种。他创造性地发展了达尔文主义，把生物学推向一个新的阶段——米丘林生物学。

比埃尔·居里(1859-1906)
　　
法国著名物理学家。他没有正式进过学校，由于努力自修，十八岁时便考得了巴黎大学的硕士学位，十九岁任巴黎大学助教。1889-1891年，发明了在化学分析的应用上很宝贵的“居里天平”，1895年发现了磁性和温度的关系，即有名的“居里定律”。在法国物理学家贝克勒尔发现铀的化合物具有放射性的基础上，居里夫妇继续研究，终于在1898年七月发现了钋，同年十二月发现了镭，从而他们和贝克勒尔共同获得1903年的诺贝尔物理奖金。居里夫妇的科学成果，特别是镭的发现，为人类带来了幸福。由于镭的发现，开始了镭锭治疗肿瘤，进一步又发现了镭能够自发地产生热量，从而揭开了原子能的秘密。1904年，居里被任命为巴黎大学教授，次年又当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

爱迪生(1847-1931)

美国大发明家。他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六岁时就参加田野劳动，只在小学里读过三个月书，因成绩不好退学。他自小对实验特别喜欢。因生活所迫，十二岁时开始在火车上实报，十五岁后就在各城市里当电报员。业余不断研究实验，1879年，他改进制造了碳丝白热电灯。他在五十多年的辛勤劳动中，著名的发明有电报自动记录器、扩音器、活动电影机、留声机等，对科学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诺 贝尔 (1833-1896)

生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机械师墨纽·诺贝尔家里。诺贝尔八岁才上小学，只读了两年书便辍学了，在家靠一个家庭教师辅导数理化，此外就是跟着父亲在工厂里做些零星活儿。到十七岁那年(1850年)，诺贝尔便以工程师名义远渡重洋，来到美国，在名声显赫的艾利逊工程师的工场里实习。他勤奋学习，刻苦自修，学到了许多新知识。经过种种艰难曲折，他终于在1887年制成了无烟火药，广泛地应用于工业、国防方面。随后，他研究引燃炸药的信管，又制成了一触即发的汞雷酸盐导火管，即常说的雷管。诺贝尔一生献身科学，孜孜不倦，一生共取得三百五十五项发明制造的专利权。

比尔·盖茨

比尔·盖茨，出生于美国西北角的西雅图市。比尔从小就精力过人，从小就极爱思考，一迷上某事便能全身心投入。从外祖母循循善诱的启蒙教育到父母不辞辛苦地为比尔·盖茨寻找适合他天分发展的社团与学校，无不为他天赋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清新的空气。

外祖母特别喜欢和聪明的小比尔一起做游戏，尤其是涉及一些智力的游戏。她教少年比尔下跳棋、玩筹码，还有打桥牌等她所喜欢玩的东西。玩游红时，外祖母总爱对小比尔说：“使劲想！使劲想！”她也常常为比尔下一步好棋、打一张好牌而拍手叫好，外祖母还常常让比尔·盖茨读书，给他讲故事，比尔·盖茨从中受益匪浅。他在外祖母的帮助与指导下，成了兴趣广泛、废寝忘食的读者——读书成了他打发精力的好方式。他十分喜欢他家附近一个图书馆举行的夏季阅读比赛，他总得男孩中的第一，偶尔也会勇夺总冠军。外祖母意识到比尔·盖茨在思维与记忆上的潜力，她总是不失时机地激活比尔这方面的潜能，有时祖孙俩到公园散步，外祖母常会与比尔·盖茨交流下棋的技术或看某篇佳作，让比尔寻找更新下法或表达更独到精辟的见解。

比尔·盖茨的父母也十分关注孩子的成长。他们在质朴的处世方式中，更多地关心孩子的成长与教育，他们在工作之余总是尽可能地与孩子们呆在一起。一家人不断地进行各种游戏，从棋类到拼图比赛，几乎所有的益智游戏。随着儿子年龄的增长，家庭中的环境已无法满足比尔·盖茨天赋的进一步发挥。小比尔有时会责备母亲智力不足呢！于是，父母把目光投向社会，积极为比尔寻找属于他的空间。在湖滨中学，比尔痴迷上令他今后倾注毕生精力的计算机。

中学毕业后，比尔·盖茨很想到哈佛大学去读书，这也正是父母们最大的心愿。幸好，比尔·盖茨的父母并没有像其他父母那样把孩子看做自己的私产，必须让孩子们来完成父母喜欢的事。经过冷静思考后，父母放弃了让儿子当律师的想法，让比尔·盖茨在大学领域里自由发展。这一点帮了比尔·盖茨的大忙。但一年后，更大的难题摆在了比尔·盖茨的父母面前：比尔·盖茨要离开哈佛，放弃锦秀学业，与别人一起创办计算机公司！

比尔与父母多次交谈，平静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了解儿子秉性和志向的父母又能说什么呢！或许儿子的天赋与计算机事业是最佳的切合点吧！比尔·盖茨便毅然离开了令亿万学子向往的哈佛大学，开始在软件领域大展鸿图。

很显然，比尔·盖茨的成功是个人天赋与家庭教育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尔的事例告诉我们：其一，我们应不断激活孩子的天赋，注重对孩子天赋的培养与保护。其二，培养孩子的专注能力十分重要。

数学家 华罗庚

1910年，华罗庚出生在江苏省的一个小县城——金坛。他小时候，家中清贫，父亲在小镇上开了个小杂货铺，代人收购蚕丝，一家人过着半饥不饱的生活。华罗庚上初中时，对数学产生了特殊的兴趣，他的老师王维克很器重这个聪明机灵的少年，常常单独辅导他，给他出一些难题做，这使少年华罗庚得益匪浅。华罗庚在金坛中学念完初中后，因家里无力再供他上学，只得辍学到父亲的小杂货店里帮助料理店务。可这位酷爱数学的年青人，人虽然守在柜台前，心里经常琢磨的还是数学。王维克老师借给他几本数学教材：一本大代数，一本解析几何，一本微积分。华罗庚便跟着这几位不会说话的老师步入了高等数学的大门。

华罗庚18岁那年，在王维克老师的帮助下，到金坛中学当了一名会计兼管学校事务工作。他曾回忆当时艰难的生活：“除了学校里繁重的事务外，早晚还要帮助料理小店的事务。每天晚上大约8点钟才能回家。清理好小店的帐目之后，才能钻研数学，常常到深夜。”　不久，金坛县流行伤寒，华罗庚不幸染病，卧床半年。后来病慢慢好了，可是左脚却弯曲变形，落了个跛足的终身残疾。　华罗庚在贫病之中刻苦自学，不但读了许多书，而且还勤于独立思考，敢于向权威挑战。19岁那年，他发觉一位大学教授的论文写错了。便把自己的看法写成一篇文章，题目叫《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不能成立之理由》，于次年发表在上海的《科学》杂志上。随后，华罗庚又连续发表了几篇数学论文，署名“金坛人”。

这个在数学论坛上崭露头角的“金坛人”，引起了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的注意。当他打听到这个数学奇才原来是个只读过初中的小青年时，深为震惊，便写信邀华罗庚来当时北平的清华大学数学系当管理员。

到清华后，华罗庚的进步更快了。他自学了英语、德语。24岁时，已能用英文写作数学论文。25岁时，他的论文已引起国外数学界的注意。28岁时，他当上了西南联大教授。后来，他又被熊庆来教授推荐到英国剑桥大学去深造。

在走过坎坷的自学之路后，他成了世界著名的数学大师，国外数学界这样评价他：“华罗庚教授的研究著作范围之广，足可使他堪称为世界上名列前茅的数学家之一”。40年代后期，华罗庚应美国伊利诺斯大学之聘，在那里当教授。　　1950年的一天，这位已担任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的著名教授，在填写户口簿时，在“文化程度”一栏里写了“初中毕业”4个字。这虽然使许多人惊讶不已，却是事实：他的的确确只有一张初中毕业证书。这位数学大师的数学知识，几乎都是通过自学获得的！

1983年10月，华罗庚重游美国，接受了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荣誉称号。这是美国科学院120年历史上第一次把这个荣誉称号授予一位中国科学家。美国科学院院长在向华罗庚致赞词的时候说：“他是一个自学出身的人，但他教育了千百万的人们。”

[yongbing1993]

《缩短学制》被走资派复辟至今





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１〕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

毛泽东

学制可以缩短。

学制缩短以后，中学毕业生只有十五六岁，不够当兵年龄，也可以过军队生活。不仅男生，女生也可以办红色娘子军，让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去过半年到一年的军队生活。

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

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

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试试点。

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会弹琴、射箭、驾车子，也了解一些群众情况。开头做过小官，管理粮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不到了。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

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才写了《本草纲目》。更早些的，有所发明的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

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也卖过报。他是电的大发明家。?英国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机的大发明家。

高尔基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据说他只上过两年小学。

现在一是课多，一是书多，压得太重。有些课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学学一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体会。

课程讲得太多，是烦琐哲学。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解，现在没有用了。我看这种方法，无论中国的也好，其他国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灭亡的。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以上是新中国毛泽东时代《文革》期间的教育改革。

以下是走资派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教育。

有学者说：“建议小学教育缩短到5年，将高中纳入义务教育范围。”日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的这一提议引发热烈讨论。贺丹之所以建议缩短基础教育年限，主要是为了 缓解学业与生育的矛盾。

目前，中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延长，6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00的7.6年提高到2015年的9.1年。高等教育在校人数从1978年恢复高考时的85.6万扩张到2019年的3031.5万。

毕业难、就业难、特大城市的落户难等因素影响下，传统的“成家立业”已经转变为“先立业后成家”，女性结婚年龄不断推迟。

贺丹认为，婚姻推迟不仅给女性带来高龄生育风险，不利于母婴健康，不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同时，还会降低生育二孩及多孩的可能性。

事实上，过去十年来，一直有专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缩短学制的建议，每次都引发舆论关注。在当前的教育环境下，缩短学制究竟是否可行？我们来听一听专家们怎么说......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去年1月接受专访时就曾表示，当前教改政策尚不完整，中国若要从根本上解决考试社会的内卷，必须尽快对教育制度进行系统改革，普及高中，推行十年制义务教育。

全国人大代表张红伟于2021年两会上也建议，“推行十年义务教育，小学学制缩短为5年，初中3年，高中缩短为2年。”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在接受采访时称，社会舆论支持缩短学制主要基于两点，一是基础教育应试化，“初二就上完初三的课，高二上完高三的课，部分舆论认为可以通过压缩学制，减轻学生负担，快速出人才。二是中国进入老龄化和少子化社会，缩短学制可以应对劳动力短缺。”

事实上，对于这一建议，早在2016年， 教育部在对相关提案的答复函中就曾明确表示， “目前缩短学制尚缺乏成熟的、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研究成果为依据，缺乏国际上主要国家变革为参照，改革时机还不够成熟。”

教育部表示，学制变化受当时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影响极为明显，当强调发展速度、快出人才，或教育投入严重不足时，一般会有缩短学制的要求；当强调教育质量、增加教育内容，或社会就业压力较大时，一般会有延长学制的要求。

“制定中小学学制最应强调的首要因素是必须符合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认知规律，但却往往被忽视。”教育部在上述答复函中称。

从全世界范围看，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中小学学制基本为12年左右。如美国、日本、法国、印度为12年制，德国、英国为13年制，俄罗斯为11年制。

教育部表示，中小学学制涉及课程设计、课程标准、教材编写、与高等教育知识体系衔接、教师编制、人口变动以及劳动用工等多方面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的调整，需要全面的科学研究和论证。

此外， 中小学教育周期需要相对稳定的制度环境，学制改革要谨慎而行。从历史经验看，每次学制变动都必然引起中小学校布局调整、校舍建设、教师队伍结构调整等系统变动，对学校管理和教学秩序带来较大冲击。

“关于缩短学制的讨论，我们研究院内部也做过大量研究。”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告诉我们，当前实行的633学制：即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最早于1922年建立。当时蔡元培、胡适、陶兴之等人做过大量调研，并对比日本、德国、美国的学制，基于对未成年人发展阶段性的深入研究而确定的。

“儿童生理发育和成长发展的阶段性认知，是决定当前学制的主要因素，婚育等最多只能作为考虑因素之一。”在储朝晖看来，“即使更改了学制，生育问题也难以一时半会解决。”

储朝晖认为，义务教育是国家规定的带有强制性的教育，其有设置的课程标准。此外还涉及到对义务教育概念的理解，它是包括义务教育法在内的一整个体系，所以考虑问题不能过于简单。

教育部2022年数据显示，在实现全面普及的基础上，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5.4%，“剩下4.5%的孩子，在学校难以找到归属感，不适应才离开的。”储朝晖表示，如果将高中也纳入义务教育，可能就造成更多的不适。

熊丙奇也认为，如果基础教育的应试化倾向不变，缩短学制只会导致学生的负担加重，提供给学生的基础教育更不完整，基础教育不能只是学科知识教育，而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做到“五育并举”，不可能用九年就给学生打下坚实的人生发展基础。

“如果不能推进社会转向能力社会，哪怕缩短学制，也不可能让人才快速进入社会。”熊丙奇称，为了获得更高学历，高中毕业后，学生还会复读，读完本科后会考研。只有建立能力社会，才会遏制学历高消费。防止为追求高学历而产生的教育浪费和人才浪费。

[yongbing1993]

改革教育制度教育方针教育方法






1967年3月7日，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大专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其中规定：外出的师生，于3月20日前返校，进行短期军政训练，在校内批判斗争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着手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学方针、教学方法。十分明显，这个规定的重点，已经转到了让离校学生回校研究改革教育制度、方针、方法上来。

毛泽东已经打算从“斗”和“批”的阶段进入到“改”的阶段，这是和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要经历“斗、批、改”三个阶段的思路和实践相吻合的。这个规定还要求由革命师生、教职员工和革命领导干部组成学校的临时权力机构，领导本校的“文化大革命”，行使本校的领导机关职能。

此时，毛泽东已经准备建立新的学校领导机构。3月7日这一天，《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中小学复课闹革命》，号召各地中小学生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复课闹革命”。社论说：复课闹革命，“复的是毛泽东思想的课，上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课”。

毛泽东还想到，光靠口头号召离校学生返回学校复课，是不完全的措施。毛泽东批示：解放军应即进驻学校，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予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

毛泽东还专门提到：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为了更好地落实毛泽东的这一决定，中共中央于3月19日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这个通知的实质，就是说：离开学校的学生不要在全国各地乱跑了，必须立即返回学校，接受解放军的训练。

中央关于学生返校接受军训的指示在全国一传达，在各地串连、造反的学生大部分返回了本校。毛泽东提出，各学生组织实行革命的大联合。1967年10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文章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毛泽东设想：只要返校的红卫兵组织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就会在大联合的基础上建立新的领导班子，各个高校和中学的局势就会稳定下来，然后即可进行下一步的“教育革命”了。

10月7日，中共中央转发的《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记录稿）中发表了毛泽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在这些重要指示中，毛泽东专门指出：“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毛泽东还说：学生组织里面也有坏头头，对这些坏头头“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发动群众去处理”。毛泽东这段话显然是针对红卫兵的，而且话说得很重。

1967年10月14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这个中央文件里面所说的改革，就是毛泽东长期以来一直酝酿的“教育革命”。

毛泽东指示：“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泽东在这一指示中，虽然仍把革命学生列为搞“教育革命”的主力军的第一位，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加进了“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这表明，对于“教育革命”问题，毛泽东已经有了新的考虑。

至此，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全国各地大、中、小学校于1967年10月陆续复课。复课后的学生在以“四个面向”的方针分配后，毛泽东决定“大学还是要办的”，但他打破常规，形成了新的办学思路。

复课后，中央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如何分配已经进入毕业时段的大、中专学生。这些学生大多是在“文革”前三四年或“文革”头一年入学的，有的学了一些专业知识，有的一入学就参加“文化大革命”没有学到什么专业知识。但毛泽东对他们一视同仁，都由国家分配工作。

按毛泽东原来就有的看法：在工人、农民中，在生产第一线，是缺少知识分子和专业技术人才的，而知识分子也需要到工人、农民中间去接受再教育。据此，他经过认真思考，决定对这批学生，实行“四个面向”的分配方针，即：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毛泽东的这些想法，通过当时中央批转的文件发表出来。1968年4月4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转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大专院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报告》。

中央在批转这份报告时要求：对大、中、小学一切已到毕业期限的学生，一律做出适当安排。6月15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又发出《关于分配一部分大专院校毕业生到解放军农场去锻炼的通知》。

这份文件反映了毛泽东“四个面向”的分配原则，规定：1966、1967年的大专院校毕业生一般都必须先当普通农民、普通工人。不久，1968年的大专毕业生也按此原则进行了分配。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又对1969、1970、1971年毕业的大专生进行分配，分配原则与1966、1967年毕业的大专生相同，并且要求他们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

中国是一定要搞“教育革命”的，但搞“教育革命”不是不要办大学了，而是要按照新的思路去办大学。这个新的思路是什么呢？正当此时，上海机床厂搞了一个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经验，上海市对此还写了一个调查报告。

毛泽东看后认为这个调查报告正合他的心意，把上海机床厂的这个经验与他分配“文化大革命”中的大专毕业生的原则结合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办大学的新思路。

于是，他要《人民日报》发表这份调查报告并亲自写了一段话作为编者按。这段话是：“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毛泽东的这段话，后来被称为“七·二一”指示。

“七·二一”指示的发表，构成了毛泽东培养大学生的两个相互结合的方针：一个方针是，高校毕业生到工厂、农村、部队去参加劳动和军训，当普通劳动者或士兵，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一个方针是，从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后，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种通过相互结合的两个方针来培养工人、农民、解放军大学生，或者把大学生改造成为工人、农民、解放军知识分子的思路，就是毛泽东设想的“教育革命”的方向。

毛泽东当时考虑，按此“教育革命”方向发展，不但要解决学生问题，还要解决教师问题。因为不管是什么学生，总是需要老师来教的。毛泽东确立了这样一个方针：对高校的教师（也包括科技界的知识分子），既要进行再教育，又要使用。这种使用，就是使他们与工农相结合。他们与工农相结合了，也就汇入“教育革命”的洪流之中了。

1968年9月，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刊登《红旗》杂志第3期发表的《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一文写的编者按指出：要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学学校毕业生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道，以资鼓励。”

9月12日，毛泽东在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写的编者按中又提出了由工农兵给知识分子以再教育的问题。9月14日，《人民日报》在转载的一篇文章中公开了毛泽东的一段批示：“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相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

毛泽东在他连续作出的这些批示中渗透了一个实质性的思想：我们要使用的，是与工农结合的知识分子、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知识分子、彻底改变了旧思想的知识分子。

在这个思想中，前提虽然仍然是改造知识分子，但立足点却是“使用”知识分子。基于“使用”这样一个立足点，高校的教师们又可以讲课了。这样，办大学的教师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了。

1969年3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驻复旦大学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文章《我们主张彻底革命》，由此在《人民日报》上展开了对“社会主义大学应当如何办”问题的讨论。

讨论中，这样那样的意见都有，只有驻辽宁大学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写的《在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中进行革命》一文，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

这篇文章提出：学校应以阶级斗争为主课；工人阶级要永远领导学校；以三大革命斗争实践为课堂；学生要在工厂、农村和部队复员转业的人员中选送。这篇文章中所阐述的上述观点，正合乎毛泽东的思路。

毛泽东要求各地方教育部门领导、各高校的临时领导班子、驻各高校的工人、解放军宣传队，注意学习这篇文章。这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导向，在此后的有关讨论中，大家的意见逐步集中到一起。又过了一段时间，到1970年的6月，中央在集中大家意见的基础上，基本形成了今后恢复办大学的方针。

这个方针就是：恢复开办的大专院校，学制要缩短，要从工农兵中选拔、推荐学生。6月26日，中共中央通过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把这一方针推向全国。

中央在批转这一文件时确定：今后高校办学的学制为2—3年，课程分为三大块：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

同时，各学科的学生都要参加生产劳动。招收学生的条件是：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

同时，还要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的知识青年。招收的办法，采取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

这个方针在向全国推广的过程中，又吸收了一些新经验和新意见，最后由中央把这一方针确定下来了。10月15日，国务院电报通知全国各地高校，1970年招生工作，按照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做法进行。

从此，全国各地高校普遍招收工农兵学员，各高校进入了一个由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大学”的时期。

这一时期持续了七年，在这七年时间里，中国的高等学校恢复办学了，中国人才增长的链条总算没有断。

[yongbing1993]

《教育革命》与《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早就对过去旧的教育制度不满意，他有一个“教育革命”的思路。

毛泽东在他青年时代接受旧教育时，就对旧的教育制度十分不满。

毛泽东曾用干脆不进学校读书而是自己每天到长沙定王台去自学的办法进行反叛。后来，在父亲停止供毛泽东学费的威胁下，毛泽东才又进入学校去读书。但毛泽东对旧教育制度的不满始终存在。

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之下，中国共产党对旧的教育制度进行了改造，建立起新的人民教育制度。对此，毛泽东是基本满意的。

但是，毛泽东从维护工人、农民及其子女受教育的权利出发，认为中国的教育制度里面还存在不少弊端。对这些弊端，毛泽东不高兴，多次提出批评，并且积极探讨进行改革的方案。

早在1957年，毛泽东就指出了中国教育制度里面存在的许多弊端，并且提出了一些改进意见。

当年的3月7日，毛泽东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时，就针对教科书、办私立中学、助学金、思想教育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毛泽东说：“我们的教学计划、教科书都是全国一致的。这种做法是不是有问题？各省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教材？各省是不是感到受限制？”

毛泽东说：“中学办在农村里是先进经验，农民子弟可以就近上学，毕业后可以回乡生产。如果说教师比较差，可以从好的中学抽调一部分来支援，抽肥补瘦，抽多补少。如果说办学质量差，孔夫子还没有受过这样的教育呢。这是要解决农民子女就近读中学的问题，唱戏也还有草台班子嘛。在农村，教育要强调普及，不要强调提高，不要过分强调质量。课程也可以简单些，有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物理、化学、农业生产知识、政治等八九科就可以了，其他的今后还可以自学，这些学校主要是解决农民生产劳动中需要的知识，如要升学也不限制，成绩好的学生可以升学，有的不一定升学。苏联著名文学家高尔基没有进过中学，还不是自学出来的！萧楚女也没有进过什么正规的学校，办报还不错嘛。”

毛泽东认为，对助学金要调整，“按照当前的经济情况，准备两三年内将助学金扩大一些，使百分之七八十的农家子女能享受助学金，帮助农民解决一些困难。”、“苏联的教材，应当学的就要学，不应当学的就不要学。你们要来一个改革，不要照抄外国的，一定要符合中国的情况，并且还要有地方的特点。”

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特别强调学校的政治思想教育问题。

毛泽东说：“学校要大力进行思想教育，进行遵守纪律、艰苦创业的教育。”、“应当重视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不要使他们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中学应当有政治课。政治课要联系实际，生动有趣，不要教条式的，要使中学生知道一些为人在世的道理。讲猴子变人的社会历史如果同历史课有重复，历史课可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讲起，讲胜利，讲困难，不过猴子变人还要讲，阶级斗争也要讲。”

1958年8月，毛泽东在审阅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一篇文章时，加写了两段文字，提出了“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和学生要“全面发展”的主张。

进入60年代后，毛泽东认为，我们教育制度中的弊端更突出了。

对此，毛泽东在1964年3月10日写的一段批语中指出：“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

1966年2月，毛泽东在同毛远新的一次谈话中提出：教学不能都按照发展顺序来讲。“学历史，主要学近代史。现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才三千多年，要是到一万年该怎么讲呢？”，“讲原子物理，不必要从最早的那个学派的理论讲起。你们这样学，十年也毕不了业。你们学自然科学的，要学会用辩证法。”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写给林彪的一封信中提出：学校的“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集中起来，毛泽东对中国教育制度方面的意见，主要有三点：

一是认为学制太长，课程太多；

二是认为教学不得法；

三是认为不突出政治，以致出现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

毛泽东认为，这些都不利于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

毛泽东下决心要对中国的教育制度进行改革。

毛泽东所确定的改革的基本方针就是：教育要突出政治，教育要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而教育突出政治，是第一位的。

在“文革”前，毛泽东一直酝酿着要按照这个基本方针，来一场“教育革命”。不料，这个“教育革命”还没有来得及搞，“文革”就爆发了。

按照把搞“教育革命”与搞“文化大革命”结合起来的思路，毛泽东决定“停课”。

在发动“文革”前，毛泽东就认为教育界里面存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很大一部分的学校已经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所统治，因此“教育革命”势在必行。

但毛泽东还没有来得及搞“教育革命”，就已经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此时，毛泽东转而认为，教育界里面的问题不是孤立的现象。

毛泽东认为，全国一大部分政权已经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所掌握，教育界的问题只是这种情况中的一种，只有解决了全国性的问题，才能彻底解决教育界里面的问题。

由此，毛泽东形成了把“教育革命”与“文化大革命”结合起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搞“教育革命”的思路。

怎样把搞“教育革命”与搞“文化大革命”结合起来？毛泽东一开始想从改革高校的招生制度入手。

1966年6月13日，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指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不利于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不利于更多地吸收工农兵革命青年进入高等学校。这种考试制度，必须彻底改革。”

因此，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7月24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

该《通知》提出：从本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下放到省市自治区办理。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毛泽东设想，通过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让一大批工农兵革命青年不经过考试而是通过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进入高等学校。

毛泽东认为，这些工农兵青年进入学校是打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对学校的统治，实行“教育革命”的基本力量。他早就认为，学校的基础有两个：一个是学生，一个是教师。现在，既然教师这个基础不可靠，就要用加大、加强学生这个基础，来促进对教师这个基础的改造。

《人民日报》在当年6月18日发表的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中，把毛泽东的这个思路点明了。社论说：改革招生考试制度是“彻底搞掉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一个突破口。”

但是，还没等高校招生制度按照毛泽东的思路实施改革，高校就因搞“文化大革命”而学生运动起来了。北京和外地一些高校都发生了揪斗教师、校长甚至群众的事情。对这些事情，刘少奇、邓小平等在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决定严肃处理。1966年6月20日，刘少奇在批转北大工作组的一份简报时写道：“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以参照北大的办法办理。”

而毛泽东却对刘少奇的批语十分不满。毛泽东认为，刘少奇这是支持工作组压制学生。

毛泽东提出，现在就是要支持大中学校的学生造反，冲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学校的统治，搞“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依靠“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使他们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闯将”。

毛泽东决定：撤回中央派往高校的工作组，支持学生革命，而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打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高等学校中的统治。

毛泽东发现，贯彻这样的方针，受到了阻力。

毛泽东转而认为，由于在中央和各地有一大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准青年学生革命，根本谈不上搞“教育革命”。

因此，必须把原来设想的“教育革命”合并于“文化大革命”之中，通过搞“文化大革命”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冲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教育界里的统治，才能真正实现“教育革命”。

为此，毛泽东采取了四个行动：一个行动，是毛泽东于1966年8月7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公开了他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第二个行动是他在1966年8月10日下午亲自到中央接待站，对庆祝《十六条》发表的部分大学和中学学生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第三个行动是他于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第四个行动是他亲自决定：高校和中学停课半年，学生、教师集中时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在这四个行动中，停课是基础。只有停课，才能发动大、中学生参加“文化大革命”；只有停课，大、中学生搞“文化大革命”才会有时间和精力的保证；只有停课，大、中学生才能专心搞“文化大革命”，真正做到“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决定一做出，北京的部分高校和中学（包括初、高中）率先停课。接着，全国各地一些高校和中学纷纷停课。停课的学生，一开始在本校闹革命。他们批斗校长、教师、群众，使全国各学校的领导班子基本陷入停课状态。

但是，无论北京还是外地，有的高校和中学停了课，有的没有停课；有的停了课，却没有闹“革命”。

毛泽东对这种状况不满意，毛泽东认为只有在青年学生中搞一个大发动，才能真正冲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统治。

为了来一个大发动，毛泽东决定，让全国各地的高校和中学之间搞大串连，交流搞“文化大革命”的经验。

大串连，就是北京的学生到外地学校中去串连，外地学生到北京来学习，外地的学校之间也可以相互串连。

于是，从1966年8月中旬开始，全国各地学生纷纷离校进行大串连。

这样，一个纷纷嚷嚷的全国性大串连运动展开了。

大串连打破了一些高校和中学平静的学习状态，一下子就使全国各地再也没有不停课的高校和中学了，甚至连小学也开始停课了。

离开学校到社会上造反和进行大串连的学生，在1966年7月29日至8月28日一个月当中，到北京大学搞大串连的造反学生就有212.4万人次。其中，8月12日一天，就达到17.9万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