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联合国在制订《21世纪行动计划》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作了一个定义：“发展最终应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这与恩格斯所说的“文化上的每一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是一致的，与我们今天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也是一致的。我们应大力促进草原文化繁荣发展，不断充实中华文化的内涵，提升中华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推动人类社会向着更加自由和谐美好的方向前进。

草原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学习论理 2018-11-08 《实践》思想理论版2018年10期

http://www.nmgsjw.cn/nmgsjzzsapp/llsj/201811/t20181108_1071.html

　　草原文化是人类社会的重要文化形态之一。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草原文化虽历经多次变迁和兴衰沉浮，但其内在的脉络始终没有中断，这使其成为人类文明史上最为古老和悠久的地域文化之一。因此对于草原文化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与作用的思考是非常必要的，这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当代草原文化在整个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完善与发展自身，实现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一、草原文化是世界文明最活跃的流动因子 

　　从历史上看，草原文化及其创造主体——游牧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均不同程度地促进了欧亚大陆上多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成为当时各区域之间、各民族之间最为活跃的流动因子。

　　一是贯通中西大通道，创造良好交通条件。在长期的大规模迁徙和移动过程中，游牧民族不仅将活动范围尽可能地向周边延伸、扩展，而且还踏出了固定的、纵横交错的用于往来迁徙的各种通道，其中一些通道逐渐延伸演变成重要的中西交通大通道。这些交通网络促进了游牧民族内部的沟通和凝聚，也加强了游牧民族与其他地区和民族的相互交往，在不同文化的交融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先秦时期，东西方就有基本固定的通道将东亚、中草原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亚、西亚和欧洲联系起来。通过出土于史前时期和夏商周时期的玉器、青铜器，学者们确认了一条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存在的“玉石之路”，也称“青铜之路”。这条路连接着西亚、中亚以及中国北方草原地区、中原地区。草原丝绸之路比“玉石之路”要长得多。中原的文化元素通过草原丝绸之路逐步传播到中亚、欧洲等地，为西方打开了解东方的窗口。公元前2世纪，匈奴控制了草原丝绸之路，使中西经济文化交流、沟通更为深入密切。其后，突厥、回纥、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民族在充分利用和保障草原丝绸之路畅通的同时，还陆续开通了四通八达的回纥道、参天可汗道、吐谷浑路、驿道、商道等。这些道路为不同文化的交流，创造和补充了更加便利的渠道。分布在交通网络上的民族利用地缘优势，直接或间接地成为东西方交流的枢纽、商业贸易的中介，使东西方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越来越活跃、越来越广泛。

　　二是游牧民族的流动影响了世界格局。草原文化的创造主体——游牧民族的活跃特性还表现在因他们的西迁而改变了世界民族及国家的分布格局，深深地影响着世界历史的进程。大范围的民族迁徙及民族分布格局的变化，打破了诸多民族的封闭、隔绝状态，使各民族之间有了更广泛、密切的接触，并且为此后的多民族融合奠定了基础。

　　中国北方草原文化的创造主体——各游牧民族凭借骑马这一轻便快速移动的技术优势，秉持开放、进取的民族品格，在广阔区域内流动、扩散，最大范围地踏出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沟通、凝聚着本民族，疏通着对外交往的通道，同时他们也利用这些交通网络适时地向有利于自己生存的空间继续挺进、突破，而西迁、西征是他们利用大通道的最好证明。

　　二、草原文化是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与纽带 

　　生活在欧亚大陆北部草原地带的先民们始终保持着频繁的交流往来。游牧生产方式产生以后，东西方之间依托草原丝路的文化交流变得更加活跃，生活在中亚、东欧、蒙古高原以及农牧交错带的游牧民族，其经济生活、政治制度、宗教信仰、习俗风情等都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而产生了深入的相通和共融。

　　一是物质文化交流。物质文化的交流是世界文化交流中最基本的内容。从公元前 8 世纪到 3 世纪，斯基泰人控制了早期草原通道并从事黄金贸易。当时欧亚草原各民族在金银器制作的造型和题材上，都与斯基泰文化有密切关系，匈奴的金银器就受到斯基泰文化的影响。匈奴之后北方草原的金银器制造更是吸收了中原、印度、罗马、波斯、粟特等文化因素。除了金银器之外，籍由草原民族为中介的其他物质文化交流也非常频繁，内容更是包罗万象。蒙古帝国时期，中原、中亚、西亚各行业熟练的工匠迁徙、聚拢到一起，从事手工业生产，各种手工艺品的工艺和技术无疑都融合了东西方文化特色。17世纪以后，清王朝在蒙古地区及中俄边境设置了多处驿站，形成了覆盖蒙古草原的道路网络，为旅蒙商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来自俄罗斯、普鲁士和布哈拉的商人，将欧洲出产的毛料、呢绒等轻工业产品和中亚出产的香草、宝石、麝香等珍贵物品运到尼布楚、恰克图、祖鲁海图等地，与中国商人交换丝绸、罗缎、茶叶、大黄和瓷器等货物。同时，中国大盛魁等商号也曾组织数以百计的驼队，驮载丝绸、茶叶等货物，由归化城、北京等地出发，取道科布多、塔尔巴哈台或恰克图、伊尔库茨克，抵莫斯科、圣彼得堡等欧洲城市，进行频繁的贸易活动。

　　这些商贸活动沟通了欧亚草原各地区的物资交流和经济往来，带动了各地手工业、交通运输业、饮食服务业以及城市建设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欧亚草原各地区人民的文化生活，同时对于各地区人民之间加深了解和友好交往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是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交流。中国北方草原从匈奴开始设立了一整套较为完善的游牧政权政治制度，如左右翼制度、分封制、大人制等。这些制度也随着匈奴的西迁被沿线诸国所吸收，在西域和中亚诸国的政治体制中多设有各级左右职官的建置。四大汗国时期，伊利汗国统治下的波斯地区深受蒙元法律、税收制度的影响。蒙古的驿站制度也被引入到了波斯地区和当时钦察汗国控制的俄罗斯各公国。制度文化作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中介，在协调群体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保证社会凝聚力方面发挥着显著作用。

　　精神文化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北方民族中比较典型的动物纹艺术在欧亚地区被广泛发现。据文化交流史资料显示，东西方文化艺术的双向交流是显而易见的。西亚音乐的东渐，如“竖箜篌”和“琵琶”通过塞种人、大月氏、羌等民族的迁徙由西亚传入中亚再传入草原地区；由西域东传的驯兽文化，由波斯传入的马球文化、绘画技术等也都在北方草原地区盛行。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往来于草原丝绸之路上的游牧民族一直连接和贯穿着东西方文化，完成了双向文化传播的历史使命，并不断在东西文化汇流中汲取各种营养，创造新文化，丰富了世界文化的内容。

　　三、草原文化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是草原文化为中华文化世界地位的提升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华文化之所以在世界历史上持续发展且从未中断，其内在的多元一体文化建构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这其中除了中原黄河、长江地区的传统农耕文化以外，以游牧文化为主体的草原文化也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草原文化是一种以地域划分的文化，这与民族文化有所不同。但是，草原文化的主体是北方民族、蒙古民族文化，同时包含满、回、鄂温克等其他民族的文化，还有相当丰富的汉民族文化。蒙古民族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优秀活性因子，也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是草原文化的集大成者。人类学家威泽弗德认为成吉思汗创造的帝国为现代世界格局打下了基础。日本学者本田实信将这个时代命名为“蒙古时代”，足见当时蒙古民族在世界上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在中国历史上，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融持续不断，共同构成了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中华文化。自先秦至清朝的漫长历史进程中，游牧民族不断南下建立政权。自唐以后，长江以北地区的汉人社会长期与游牧民族高度交融。可以说，草原民族及其所承载的草原文化不断为中华文化注入新鲜血液，使得中华文化成为有着鲜明特色、始终保持活力的“多元一体”文化，并在世界文明史上独树一帜。

　　二是草原文化的发展有利于世界文明的进步。草原文化作为一种复杂的地域文化，在其漫长的发展历史中，为人类社会贡献了诸多的生存智慧和经验。草原文化的优秀品质和有益成果，为当今世界文明贡献了新鲜血液。

　　首先，草原生态文明理念具有世界意义。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议题，生态问题已成为超越国家、民族和地域而受到普遍关注的问题。草原文化秉持“崇尚自然”的核心理念，主张“天人合一”，注重保护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实现和谐相处，这是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民族文化得以绵延至今的重要生存法则，对于现代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启示价值，为推进当今世界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启迪和范例。但是，我们说要从草原文化的人与自然核心理念汲取智力和经验，并非主张回到被动适应自然这个道路上，而是依靠人的新的发展力量，主要是现代科技和工业文明成果，去追求人与自然新的和谐。这种新的和谐，一要主动，二要友好，三要共赢。共赢是当今世界社会发展的共识，也是最佳合作方式和最优选择，“人与自然新的和谐”理念恰好适应了在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选择路径。

　　其次，草原文化推动了多元文明的交流互鉴。文明的交流互鉴是对多元文明的承认和尊重，文化多样性是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现状。这是由世界文明发展进程所决定的，也是世界文明未来发展的前景。可以说，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和而不同”是人类社会不同文化互相交往的生存法则。

　　草原文化是一个典型的开放包容的区域文化，其“践行开放”的核心理念与当今时代的多元开放不谋而合，有利于推动多元文明的交流互鉴。世界文明就是多样文化的集合。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多样文化群中十分重要的草原文化具备了对世界文明产生巨大影响的基础，草原文化的独特性恰恰是对世界文明最好的贡献。

　　第三，草原文化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提升并稳固了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发展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草原文化具有积极进取的开拓精神，而自强不息、开拓进取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

　　联合国在制订《21世纪行动计划》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作了一个定义：“发展最终应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这与恩格斯所说的“文化上的每一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是一致的，与我们今天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也是一致的。我们应大力促进草原文化繁荣发展，不断充实中华文化的内涵，提升中华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推动人类社会向着更加自由和谐美好的方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