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海拾贝（21） 命运垂青铸灵魂

 

21. 命运垂青铸灵魂

 

    1968年的中秋节，一个偶然的机遇，我有幸挤尽了被誉为太阳下最神圣的职业——人民教师的行列，并且在三尺讲坛上默默耕耘了25个春秋。不敢夸口自己在富国兴邦的教育领域里桃李满园，但用生命的三分之一培养下一代我始终不悔。

 

    那时的教育实行双轨制管理，其主导由公立、民办两类教师组成。公立教师一般由师范学校毕业分配，按月领取国家的工资，旱涝保收，是铁饭碗。民办教师从农民中选拔，由生产队记工分，进入70年代后开始每月发6元钱的补助，是个名副其实的泥饭碗。由于国家对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养活的铁饭碗十分有限，故泥饭碗的比例一般大于对方。在那一个劳动日值（即挣10个工分折合的人民币）只有几角钱甚至几分钱的特殊年代，尽管泥饭碗朝不保夕，但风不刮雨不淋的先生职业体面，很多人对民办教师的职位觊觎有加。

 

    说句心里话，我自小从没有产生过上3尺讲坛指点迷津的憧憬，更不具备为莘莘学子授业解惑的过硬素质，能在决定民族素质和国家未来的神圣领域里占领一席之地纯属偶然，应该说是命运对我的格外垂青。

 

    故乡处于嵩山北麓的石尽土接之处，虽然黄土岭与青石山各领风骚，却是个山穷水尽的地方。穷乡僻壤育人才难，养人才更难，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几千口人的生产大队中连一个国家正规学校培养出来的高中生也没留住。山中无老虎，猴子成大王，所以，我这样的初中生（实际文化程度只有初中肄业2年）就成了村中的“宝贝”。这是我有可能成为教师的历史原因。

 

    “文革”初期，我国的农村教育迅猛发展，以“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为核心的毛泽东教育思想迅速落实。一时，小学下放到生产大队办，小学戴上初中帽（即当时的戴帽初中），山头高中（即把高中办到山头上）等等一系列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使得本来就紧张的师资力量更加捉襟见肘。这是我有可能成为教师的社会原因。

 

   当时有一种时髦语言，称知识分子参加劳动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年轻人跳出“农门”（尽管我当时还远未能脱离农民队伍)叫“贫下中农推荐”。因为“文革”，我结束了12年的求学生涯，走入了“接受再教育”的行列，所以，“推荐”就和我发生了联系：

 

    下午，一块刚收过秋庄稼的梯田中，我们队的青、壮年劳力都集中散粪。一个伙伴趁休息摘回一捧毛茸茸的鲜桃子，大伙欢呼雀跃，争相抢夺。我第一次抓到的是一颗长满白毛的青桃子，既不中看又不中吃，我便第二次挤进了人群。

 

    “理想！理想！”我对着又抢到的红嘴儿、无毛、比青桃略大一点的“战利品”忘情地大叫起来。十足的书生气暴露无遗。

 

    “你还知道啥叫理想？”坐在一边休息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对我的忘乎所以明显引起了注意（当时的大队支书虽然已是“土皇帝”，但还能够不脱产）。对这种盛气凌人的问话，我不能直言抗争，只能用沉默相对。

 

    “说一说，啥是你的理想？”

    “共产主义就是我的理想！”多年学校教育形成的口语张嘴就来，得体、响亮的回答维护了一个接受再教育者的尊严。没过几天，支书亲自通知我到学校报到，一个书生气浓重的词语成就了我走上讲台。过程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