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文革洞因》廿八（崇新岳 百思峰 ）

第十四节  倒刘第三炮

　　（15）

　　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后，立即布置中央文革小组全线出击，发起打倒刘少奇的第三炮。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战略，是发动群众起来造刘少奇的反，而刘少奇对抗毛泽东的战略，是派出工作组把造反群众压下去。因此，工作组成为刘少奇的救生防线，而毛泽东也决心突破这道防线。

　　1966年7月19日到7月24日，是文化大革命最关键的几天，群众能不能发动起来，就看这几天了。

　　毛泽东最常说的口头禅之一是“群众路线”，特别强调不能“脱离群众”。所谓“群众路线”，用大白话来说，就是要让群众喜欢你，对你有好感，这样群众自然会拥护你；而所谓的“脱离群众”，就是群众不喜欢你，反感你，这样你就得不到群众的拥护。

　　毛泽东派出的文革小组，用最谦逊的态度，最亲切的语言，打动了群众的心，赢得了群众情感的支持。但仅仅赢得群众感情上的支持还不够，还必须得到群众行动上的支持。现在毛泽东知道，群众行动上支持的最大障碍，是1957年反右运动的后遗症。

　　1957年的反右运动，打了55万右派，几乎把当时胆子大的，敢说话的，有造反精神的人，全部打成了右派。这样一来，群众都吓怕了，没人敢闹事了，客观上造成打50万右派，保50年稳定的效果。如果没有毛泽东发起文革，中国社会很可能会像北朝鲜那样，一直稳定下去。

　　经过反右运动的人，都悟出一个生存原理：“领导是不能反的，反领导一定要倒霉的”。因此，尽管群众对工作组不满，感情上也支持文革小组，但行动上却不敢造反。毕竟工作组是党中央派出的“钦差大臣”，是代表党中央的，谁敢随便跟“党中央”作对呢？

　　从1966年6月1日开始，《人民日报》等党报，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号召群众起来造反，但反响并不强烈。因为1957年反右的时候，也是这些党报，铺天盖地地发文章，动员大家提意见，但没想到的是，这些文章竟成了“引蛇出洞”，提意见的人被打成了右派。因此，自然会有很多人担心，这次《人民日报》号召群众造反，是不是覆辙重蹈的有一次阳谋？

　　经过反右运动的蛇，都已经变“聪明”了，都躲在洞里观望，不肯出洞。毛泽东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他把眼光放在那些没有经历过反右运动的“小蛇”身上，这就是大、中学校的学生。

　　（16）

　　这些大、中学校的学生，最大不过20岁出头，在9年前反右的时候，他们还不懂事，不知道反右的厉害，更没有悟出“领导不能反”的生存原理。因此，毛泽东把发动群众造反的第一步，寄托在大、中学校的年轻学生身上。

　　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毛泽东还没有太高的威信，人们并不太信任他。因为1957年反右运动时，毛泽东曾经说过“引蛇出洞”的话，让很多人担心毛泽东这次又要搞“引蛇出洞”。因此，毛泽东这时候特别注意重新树立自己的信用，他要用具体事实让群众知道，这次号召造反是真心的。

　　毛泽东除了让文革小组的成员，用谦逊的态度和亲切的语言感化群众外，还特别注意公平和公正，即使是反对他本人的大字报，也一视同仁，这样才能让群众感到毛泽东的诚意。比如1966年6月12日，清华大学基础课教研组的李世权，贴出一张“极右”大字报：《拥护党中央，反对毛泽东》。但毛泽东没有处理李世权，允许反这样的大字报公开张贴，显示了这次发动大鸣大放的诚意。因此，在文革刚开始发动群众的最初阶段，什么言论都可以鸣放，包括反毛泽东的大字报。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各种策略奏效了，成功了。第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学生们，得到文革小组的鼓励和支持后，不知天高地厚地开始造工作组的反；第二，文革小组用谦逊和亲切的态度，赢得了群众情感的支持。没了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工作组被孤立或打倒是早晚的事。

　　1966年的时候，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一般群众连电话也没有，但那时大字报传播信息的速度也很惊人。很多人到其他学校抄大字报，一张有影响的大字报一经贴出，北京其他学校次日就有抄写版。因此，一个学校的工作组被打倒后，消息马上传遍整个北京，甚至很快传到全中国的大中学校。这样，打倒工作组的连锁反应，就像推倒多米诺骨牌一样快。从1966年7月19日到7月23日的几天时间里，北京大部分学校的工作组，不是被打倒，就是已经瘫痪了。

　　毛泽东打倒蒋介石，用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这次毛泽东打倒刘少奇，也用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思路，只不过这次改成了“群众包围中央”。

　　毛泽东先在群众中点火，先把刘少奇的外围烧掉，最后再烧刘少奇。到7月24日，毛泽东看到形势大好，刘少奇的工作组基本上被学生和群众打倒了，刘少奇的外围烧的差不多了，于是他开始在中央向刘少奇发难，开始直接点火烧向刘少奇。

　　（17）

　　1966年7月24日，毛泽东在北京召开政治局与中央文革小组的联席会议。会上，毛泽东先批评了一通工作组，他说：“工作组不行，中宣部烂了，文化部烂了，高教部也烂了。文化大革命的工作依靠谁呢？要依靠广大的革命师生，不能靠工作组。谁是坏人？坏到什么程度？如何革命？只有学校的革命师生知道，只有他们了解情况，外面进去的工作组不懂，我去也不行。许多工作组，包括清华大学的工作组，都是阻碍运动的，都要把它撤出来，靠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

　　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顺着毛泽东的意思，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和邓小平，说：“当前抓运动的人，有这么个方针：他们把放手发动群众，跟党的领导对立起来，认为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就是不要党的领导。”

　　毛泽东接上陈伯达的话，直接点名批评刘少奇和邓小平，说：“乱弹琴！这是不懂马列主义的基本常识！少奇、小平开口闭口怕乱，你们就是怕字当头，乱有什么了不起？闹事就是革命！工作组一个多月，起阻碍革命的作用，实际上是帮了反革命。”

　　文革小组顾问康生，见毛泽东点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名，也跟着点名批评刘少奇和邓小平，说：“工作组公开传达少奇、小平的指示，要大家绝对相信工作组，说反对工作组就是反革命。”

　　毛泽东听了康生的话，愈发不满地说：“你们这些人呀，再不革命的话，革命就革到自己头上来了。有的地方不准围报馆，不准到省委，不准到国务院，为什么这么怕？说来说去，怕字当头，怕反革命，怕动刀枪，哪有那么多反革命？”

　　这时刘少奇坐不住了，他也向毛泽东反击，反问说：“主席，没有工作组了，学校出现乱打人乱斗人怎么办？”

　　毛泽东反驳说：“你叫革命师生一点毛病都没有？可能吗？你搞了一、二个月了，却一点感性认识都没有。有人怕挨打，叫工作组保护自己，怕什么，没有死人嘛！左派挨打受锻炼，右派挨打，就挨几下嘛，这不能成为不撤工作组的理由。如果照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工作组只会起阻碍运动的作用，所以工作组非撤不可。”

　　周恩来见毛泽东公开指名道姓地批刘少奇了，火药味太重，赶紧出来打圆场，插话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要听毛主席的，工作组马上撤，越快越好，撤得越快越主动。”

　　周恩来的话，表面看上去是支持毛泽东，但实际上也是在帮刘少奇。因为周恩来知道，现在大部分工作组已经被打倒了，不起作用了，留在那里也没用，不如赶紧撤出来。这样，刘少奇为首的党中央，面子上还好过一些。如果现在不撤工作组，将来学生起来揪斗党中央派来的工作组，那么党中央就更没面子了。

　　（18）

　　周恩来的意思，是让刘少奇赶紧顺着毛泽东的话，做一个自我检讨，同意撤出工作组，把大事化小。可是刘少奇并没有领周恩来的情，既没有自我检讨，更没有说同意撤工作组，只是闭口不说话了。也许是刘少奇铁了心，要跟毛泽东斗到底吧。

　　毛泽东见周恩来帮刘少奇圆场，刘少奇不领情，心中暗喜。他把话题一转，表扬文革小组说：“中央好多部，没做多少好事，相反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这几天康生、陈伯达、江青都下去了，到学校看大字报，没有感性知识怎么行。李雪峰和吴德来了吧？”

　　李雪峰和吴德，分别是北京市委书记和北京市长。李雪峰站起来说：“我在。”

　　毛泽东批评说：“李雪峰、吴德，你们不去看大字报，天天忙具体事务，没有感性知识，如何指导运动？就是停了日常的事务，也要下去，取得感性知识。”

　　邓小平还是胆大的，仍敢继续向毛泽东发难，说：“没有了工作组，黑帮复辟怎么办？右派闹事怎么办？”

　　毛泽东又反驳说：“有些是要复辟，复辟也不要紧嘛。我们有些部长是不是就那么可靠？学生闹事就是革命，工作组起了阻碍革命的作用，清华、北大的工作组就是这样。只有行凶、杀人、放火的才叫反革命，写大字报，写反动标语的不能抓。有人写“拥护党中央，打倒毛泽东”，你抓他干什么？他还拥护党中央嘛。叫他们放毒嘛，贴几张大字报、几条反动标语，怕什么？总之，工作组要撤，出乱子不可怕。各地要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要包括左、中、右，右派也要有几个。”

　　李雪峰插话说：“我们市委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人数还不少。”

　　毛泽东借题发挥说：“除你外，那个市委，人员不要多，庞大的机关，历来没有用。我这里就一个人嘛，很好嘛。现在很多部长都有秘书，统统去掉。少奇同志，你夫人不要当秘书了，下去劳动嘛。”

　　毛泽东不但直接批评刘少奇，并公然提出王光美不要当秘书，公然不给刘少奇面子。当然刘少奇也是久经考验的，听了毛泽东的话，照样脸不变色，神情坦然。

　　周恩来本来是帮刘少奇打圆场的，但刘少奇不领情，周恩来只好不再说话了。

　　这次会议上，因为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不同意撤工作组，所以没有做出撤工作组的决定。仅仅在3天之后，各个学校的学生纷纷开始揪斗工作组成员，工作组不撤是不行了，刘少奇只好同意撤工作组。这是刘少奇的失误，他错过了最后争取主动的机会。

　　（19）

　　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被毛泽东煽起来的学生打倒后，毛泽东感到打倒刘少奇的时机已经成熟，他准备召开一次中央全会，在会上罢免刘少奇的官职。但在刘少奇下台之前，毛泽东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要事先安排好，那就是刘少奇下台之后，由谁来接替刘少奇的位置。

　　单纯从权术的角度来讲，毛泽东打倒刘少奇是不明智的。领导人不能让自己的某个部下的权力过大，而是要分权，让每人都分到一部分权力，这样就不会对领导构成威胁。如果毛泽东感到刘少奇的权力太大，对他构成了威胁，就可以分掉刘少奇的一部分权力，让林彪、周恩来、邓小平等人进行权利分散。这样，不仅刘少奇的权力缩小了，消除了对毛泽东的威胁，同时还不会出现权力过大的人，毛泽东的地位最稳。

　　按照党内的惯例，第二把手下台，应该由第三把手接替。当时刘少奇是党内第二把手，周恩来是第三把手，如果刘少奇下台，理应由周恩来接替。但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却不想让周恩来接班。因为当年毛泽东安置刘少奇的作用，就是专防周恩来的。现在，毛泽东却面临要撤去原定计划的尴尬。

　　当时中共政治局常委有七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和陈云。其中周恩来和朱德，从最初就是毛泽东难于驾驭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毛泽东以前能驾驭，现在也驾驭不住了；陈云是毛泽东不喜欢的，从1964年以后，就不通知陈云参加常委会了。这样七个常委中，毛泽东能够用来接替刘少奇的，只剩下林彪一个人。

　　不过从权术的角度来讲，让林彪接替刘少奇，也绝不是一步好棋。因为林彪本来就有一部分权力，他现在再接管了刘少奇的权力，就会大过以前刘少奇的权力。这样一来，毛泽东让比刘少奇权力更大的林彪接班，他自己的权位反而更加不稳了。当然，毛泽东打倒刘少奇，并不是单纯从权术的角度出发，这点我们前面多次提到。

　　毛泽东让林彪接替刘少奇，又产生出另外一个人事难题，这就是怎么安置周恩来。

　　林彪接替刘少奇，成为党内第二把手，就要超过周恩来的地位。在中共的制度中，党主席有人事特权：决定政治局常委的人选。毛泽东可以用自己的人事特权，强行让林彪升任第二把手，但这样就要得罪周恩来。更重要的是，这样会让周恩来在党内感到难堪，伤周恩来的面子。

　　毛泽东现在需要周恩来帮他打倒刘少奇，而且文革的启动与发展，也都离不开周恩来的帮助，所以，现在毛泽东还不能得罪周恩来，因此，毛泽东需要找一个的办法，既可以安抚周恩来，又能给周恩来面子。

　　（20）

　　毛泽东是怎么跟周恩来说这件事的呢？现在看到两种提法：一种是邱会作回忆录的说法，另一种是吴法宪回忆录的说法。

　　邱会作说，陶铸成为全党第四号人物之后，邱会作等人前去祝贺，陶铸向他们讲述了林彪成为接班人的决策过程。邱会作回忆录是这么写的：

　　那是中央全会中期以后的一天，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陶铸去毛主席家谈工作，毛主席正要吃饭，便戏谑地说：“你们是来办事的，还是想混一顿饭吃？”

　　陶铸诙谐地消除了拘谨，说：“是谈工作，如果有饭也混一顿吃吃。”

　　在谈到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后，在全会上激起的义愤，他们几个人说：再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不现实了，要有新的接班人。

　　周恩来一看要谈人事，托故拔脚就朝外走，是毛主席叫人把周恩来追回来的。

　　毛主席一看此状，便说：“为避顾忌，大家把名字写在手心里，‘民意测验’如何？”

　　陶铸、康生写了‘周’，毛主席、周恩来、陈伯达写了‘林’，大家伸出手来，毛主席一见，笑了。”

　　吴法宪回忆录，则是另外一种说法，吴法宪回忆中写道：

　　1967年的一天，周恩来要我和他同乘一辆车，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一个会议。在车上周恩来告诉我，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曾问他：“看来刘少奇不行了，我对他观察了21年，完全失望了。要把刘少奇拿下来，现在怎么办？”

　　周恩来回答说：“那就只有林彪了，由林彪代替刘少奇最合适。”

　　周恩来说完后，毛泽东点了点头说：“好，那就把林彪接来北京吧。”

　　当时在毛泽东开列的中央常委名单上，副主席是两个，一个是林彪，一个是周恩来。名单传到周恩来那里时，周恩来表示谦虚，把自己的名字圈掉了。这样，林彪就成了唯一的中央副主席。

　　我们根据各种情报的综合比较，认为吴法宪的说法比较合理。这是因为：第一，吴法宪是直接听周恩来本人说的，而邱会作是听第三者间接说的，所以吴法宪的说法误传的可能性低。

　　第二，邱会作的说法，过于戏剧化，有点像小说里面的情景。按照逻辑推理，毛泽东不应该把这么重要的人事问题，搞什么“民意测验”。万一当时的五人中，有三个人手心里写“周”，两个人手心里写“林”，那么毛泽东就会很尴尬，下不了台。所以毛泽东不应该去冒这样的险，搞什么“民意测验”。

　　第三，邱会作说法中毛泽东的形象，不符合平时毛泽东的为人。据多年在毛泽东身边的卫士李银桥回忆说：“毛泽东和党内同志除工作关系外，基本无来往。毛泽东似乎有意约束自己，不同某一个或几个重要的党政军领导人，发展超过同志和战友关系的私人情谊。同志关系就是同志关系，尽量避免在同志关系上夹杂过于浓厚的私人感情。我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没听他对周恩来说过一句超出同志关系的私人感情的话。”

　　（21）

　　李银桥还说：“毛泽东对身边服务人员持平等态度，对亲朋和党外人士也保持中国传统的礼貌和好客。可是对待党内同志，他的举止是有严格分寸的，是毫不含糊的上下级关系。在党内同志面前，毛泽东有一种威严，令人生畏，许多同志甚至是相当高级的领导干部，见到毛泽东之后都是严肃，恭敬，甚至表现出紧张拘谨，不能畅所欲言。”

　　邱会作说法中毛泽东的形象，让部下在自己面前嘻嘻哈哈，一点儿威严也没有。况且，高官想见毛泽东，事先要跟毛泽东的秘书预约和通报，才能见面，绝非随便可以“闯入”毛泽东房间。因此，可以得出结论，邱会作的说法是不可靠的传闻。

　　另外，据周恩来年谱记载，从毛泽东1966年7月18日回到北京，到8月5日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在这17天里，毛泽东前后七次约见周恩来单独谈话。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实了吴法宪的说法。

　　根据吴法宪披露的信息，毛泽东采用了打开天窗说亮话的方式，用大白话直接告诉周恩来说：“看来刘少奇不行了，要把刘少奇拿下来。现在怎么办？”

　　毛泽东问周恩来：“现在怎么办？”，等于就是问周恩来：“你说说看，谁来接替刘少奇的第二把手位置？”

　　毛泽东知道周恩来这个人一贯是比较谦虚的，他肯定不好意思说：“我来接替刘少奇。”这样，周恩来就只好回答说“林彪”了。

　　毛泽东自己没有提名林彪，而是巧妙地“诱导”周恩来提名林彪，但这样一来，就不是毛泽东主动提名林彪，而变成了周恩来主动提名林彪。周恩来本人提名林彪接替刘少奇，就等于是周恩来主动把第二把手的位置让给林彪，这样一来，周恩来在党内就很有面子了。

　　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处理这件事情的政治智慧和手腕，他既让林彪在党内的地位超过了周恩来，又给足了周恩来面子。后来周恩来在文革中群众大会上，公开说：“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我推荐了林彪同志，他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最好，跟毛主席跟得最紧的，我推荐他为副统帅。”

　　然而，在处理刘少奇的接替人问题上，最让毛泽东苦恼的，并不是周恩来，而是林彪，因为林彪当时并不想当第二把手。

　　林彪是一个比较旧式的“讲义气”的人，他认为毛泽东是自己的恩公，那么一切试图降低毛泽东威信的人，他都是不容忍的。林彪对刘少奇有气，因为刘少奇试图降低毛泽东的威信，而林彪则大搞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与刘少奇对着干。刘少奇对毛泽东咄咄逼人的不敬态度，更引起林彪的愤慨。因此，林彪看不惯刘少奇，他要帮毛泽东打倒刘少奇，帮毛泽东出一口恶气。

　　（22）

　　可是打倒刘少奇之后，谁来接替刘少奇的第二把手呢？林彪认为，不应该是自己，而应该是周恩来。

　　如果要论中共得天下的功劳，毛泽东属第一，周恩来排第二，那么林彪就是第三了。林彪对中共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因此他对中共是非常有感情的，他要保护这个党，维护这个党的利益。在林彪看来，周恩来当第二把手，是最符合党的利益的。

　　林彪也清楚，毛泽东对周恩来有防备，有猜忌，但林彪认为周恩来是对毛泽东忠心耿耿的，认为毛泽东的猜忌是多余的。的确，在一般人的眼里，都认为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忠诚和关心是无微不至的。毛泽东的住处，周恩来要先去看看是否安全，毛泽东吃的饭菜，周恩来要时时关心过问，甚至毛泽东接见外宾时坐的沙发，周恩来要先试坐一下。在毛泽东面前，周恩来完成是一种“臣子”般的谦恭态度，这与刘少奇对毛泽东的傲慢，形成鲜明的对比。

　　林彪是个孤傲的人，能让林彪看得起的人很少。在党内，林彪最敬佩的是毛泽东，而第二敬佩的就是周恩来。林彪对周恩来的尊重，很多资料都有佐证。比如吴法宪回忆录中提到这么一段情节：

　　“九大”期间，我是大会秘书处的负责人之一，就正好坐在康生和张春桥身边。开会时，他俩悄悄地对我说，“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周恩来批准的，周恩来要负责任。

　　散会以后，我就把这个事情打电话报告了林彪，林彪听了马上要我去他家面授机宜：“胖子，你不要上当！他们的目的，是要怂恿你出来反对周总理。你千万要注意，这个话对谁都不能再说。‘揪军内一小撮’是中央文革他们提出来的，总理即使看过了，也可能是一时的疏忽，不能怪总理。总理的角色我是干不了的，我们党内不能没有总理。

　　林彪说“我们党内不能没有总理”，他把周恩来的位置抬到“不能没有”的高度。林彪固然忠于毛泽东，但在周恩来的问题上，林彪与毛泽东的看法是不同的。毛泽东希望林彪当第二把手，提防和制约周恩来，而林彪却认为周恩来是可以信任的，没有必要提防和制约周恩来，甚至认为周恩来应该当第二把手。

　　从后来发生的各种事情来分析，林彪对共产党的忠诚，超过了对毛泽东的忠诚。林彪从全局利益出发，认为毛泽东当第一把手、周恩来当第二把手的共产党，是最稳定，最团结的格局。所以林彪打倒刘少奇的目的，是希望周恩来当党的第二把手。

　　（23）

　　毛泽东对林彪的心思也很清楚，毛泽东知道，如果事先跟林彪讲，让他当第二把手，林彪是死活不会同意的。所以毛泽东想出一个妙计，就是事先不让林彪知道，先在党组织内，把林彪当第二把手的事情决定下来，搞成一个“木已成舟”，到那时林彪不同意也不行了。

　　于是，毛泽东跟周恩来等人商量好，决定了林彪当第二把手之后，才通知在大连养病的林彪来北京开会。林彪来北京后，才知道自己已经被定为党的第二把手，毛泽东的接班人，大吃一惊。据林彪女儿林豆豆回忆说：1966年8月6日，林彪从大连赶到北京，在人民大会堂见了毛泽东就作揖，称身体有病，不能接受这个新职。毛泽东大怒，骂林彪说：“你想当明世宗？(不问政事的皇帝)”

　　林彪无奈，只好接受了这个党内第二把手的职位。林彪本人在1966年8月1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说：“我最近心情很沉重，我的工作，与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我意料是要出错误的。中央给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够，恳辞再三。现在主席和中央已决定了，我只好顺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努力做好。我还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

　　林彪在中央会议上，对众人明确地说明：我是无奈地成为第二把手。第一，林彪表明自己原本不想干，他说“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够，恳辞再三”；第二，林彪表明毛泽东和中央未征求他的同意，就做出了这个决定，他说“现在主席和中央已决定了，我只好顺从主席和党的决定”；第三，林彪表明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

　　在林彪看来，“更合适的同志”只有周恩来一个人，如果让林彪把第二把手的位置交给周恩来以外的人，林彪是不愿意的。

　　从周恩来的角度来看，他是很愿意林彪取代刘少奇的。因为周恩来跟刘少奇的关系并不融洽，刘少奇对周恩来也不够尊重。而林彪与周恩来的关系比较融洽，对周恩来的态度非常尊重，因此周恩来与林彪比较好共事。而且，有林彪作为中介，周恩来与毛泽东的之间矛盾可以得到缓冲。因此，周恩来对林彪当接班人，也是满意的。

　　（24）

　　刘少奇不仅是中共“三巨头”之一，而且是党内一条路线的代表人物，党内有一批支持者，更有一批同情者。因此，毛泽东仅仅打倒刘少奇个人是不够的，还要扫净刘少奇在党内的路线，消除刘少奇在党内以及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因此，打倒刘少奇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简单任务，而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

　　毛泽东设计的打倒刘少奇的工程，分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降职”；第二个步骤是“批臭”；第三个步骤才是“打倒”。

　　在第一个“降职”步骤，毛泽东寻找刘少奇的一个错误为突破口，撤掉刘少奇党内第二把手的职位。但仅仅撤了刘少奇的职，刘少奇的路线还在，刘少奇在党内的影响还在，随时可能复辟和卷土重来，所以仅仅撤职是不够的，还需要展开大批判，把刘少奇和他的路线“批臭”。

　　因此第二个“批臭”步骤是重点工程，这个“批臭”工程搞了差不多两年，从1966年5月到1969年4月，毛泽东开动各种宣传机器，从各个方面对刘少奇和他的资本主义路线进行狠批、猛批，把刘少奇彻底批臭。

　　把刘少奇批臭之后，毛泽东才进入第三个“打倒”步骤。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上，给刘少奇定罪为“叛徒、内奸、工贼”，并宣布把刘少奇彻底开除出党。

　　毛泽东之所以这么严厉地处分刘少奇，是因为毛泽东想制造一个杀一儆百的效果。在建国初期，毛泽东枪毙了贪官张青山和刘子善，杀一儆百，一时间没人敢贪污了。这次，毛泽东又试图把刘少奇的下场，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典型下场，希望以此来吓住今后那些试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

　　上面这些都是后话了，现在我们在把话题转回到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第一个步骤。毛泽东先要找刘少奇的一个错误，作为对刘少奇进行降职处分的理由。可是刘少奇是个非常谨慎的人，要找刘少奇的错误很不容易，现在毛泽东终于拿到刘少奇的一个把柄，就是“派工作组镇压学生”。

　　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分析，刘少奇派工作组跟毛泽东对抗，是因为他太不相信群众，过分迷信党组织。在1966年6月1日发表《聂元梓大字报》，到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的50多天时间里，刘少奇完全有机会争取群众，完全有时间把毛泽东发动起来的群众，争取到自己的一边。

　　可是刘少奇不相信群众的力量，他以为群众总是“怕”官的，没有人敢跟党中央派出的“钦差大臣”工作组对抗，所以刘少奇始终对学生采用僵硬的“压”的方针。刘少奇认为共产党连国民党都能打败，对付几个小小的学生算不了什么。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7月19日和7月22日，刘少奇主持了两次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没有参加。在这两次会议上，陈伯达提出“撤工作组”的建议，但都被刘少奇否决了，可见那时刘少奇对工作组还有自信，也没把回到北京的毛泽东放在眼里。

　　（25）

　　但在这时，周恩来认为刘少奇应该改变僵硬的态度，应该撤出工作组。周恩来是比较给人面子的，因此他没有在会上公开与刘少奇唱反调，而是在会后找刘少奇私下谈话。7月23日晚，周恩来跟刘少奇单独谈话，后来邓小平也加入进来。这次谈话似乎进行得不如人意，双方意见分歧较大。

　　于是周恩来在第二天凌晨给刘少奇和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并把此信公开：

　　少奇、小平同志：昨晚所谈之事，经再三考虑，并又看了一些文件，不同意见主要由于对形势的估计和问题的认识而来，其它原因非主因，以不谈为妥，因看法不尽一致。

　　在北京工作组的派出，有它普遍性和必要性，但各个工作组在本单位所发生的情况又有其特殊性，这需要进行现场调查，作具体分析。

　　工作关系，必须谈清，并做具体规定，否则不好工作。

　　我今晨在外语学院看大字报，增加一点感性知识。

　　匆匆补合，并致敬礼！周恩来。七月二十四日四时半。

　　周恩来在这封信中，谈了四个问题：

   第一，周恩来与刘少奇的意见不一致。他说：“不同意见主要由于对形势的估计……，因看法不尽一致。”周恩来与刘少奇的不同意见，就是周恩来主张撤工作组，而刘少奇不同意。

　　第二，周恩来给刘少奇一个面子，这是周恩来为人处世的特点。他说：“在派北京工作组有它普遍性和必要性”，也就是说，刘少奇派工作组也是有道理的。周恩来给别人提意见时，都要肯定对方不是完全错的。这次，周恩来一方面肯定刘少奇派工作组是有道理的，另一方面又主张撤工作组。

　　第三，周恩来对刘少奇提出“抱怨”，他说：“工作关系，必须谈清，并做具体规定，否则不好工作。”

　　从工作关系来说，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是周恩来的上级，那么当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周恩来到底应该听“哪位上级”的指示呢？

　　在官职上，毛泽东比刘少奇高一些，似乎应该听毛泽东的指示；但毛泽东退居二线，而刘少奇是一线领导。也就是说，刘少奇是周恩来的顶头上司，而毛泽东不是周恩来的顶头上司。

　　打个比方：军队里的团长接到顶头上司师长的命令后，又接到军长发来一条完全相反的命令，那么这个团长是应该服从师长的命令呢，还是应该服从比师长高一级的军长的命令呢？

　　很多国家的军队中，都有明文规定，团长必须服从自己顶头上司师长的命令，这样军队才不会出现指挥系统的混乱。按照外国的规定，周恩来应该听刘少奇的命令，但中国没有这方面的规定，中共的党章中也没有规定。

　　因此，周恩来，以及周恩来以下的高官们，在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意见不一致时，就无所适从，不知该听谁的。因此，周恩来在这里对刘少奇，也是对毛泽东提出了“抱怨”，提出应该作出一个具体的规定，规定一个人应该优先服从顶头上司的命令，还是优先服从来自更上级的命令。所以，周恩来在信中说：“工作关系要做具体规定，否则不好工作。”

　　（26）

　　第四，周恩来给刘少奇一个建议，希望他亲自去大学看看大字报。但周恩来不会明说，而且巧妙地说“我今晨在外语学院看大字报，增加一点感性知识。”这里周恩来暗示刘少奇，也应该去看看大字报，直接了解现场的第一手情况。

　　刘少奇的工作作风，是高高在上的，官架子是比较大的。北京各个大学贴了那么多的大字报，出了那么多的问题，刘少奇却只是在办公室里听汇报，不肯或者不屑去现场直接看大字报，直接体会现场的气氛和群众的力量。

　　周恩来本来也是赞成中央派工作组的，可是周恩来看了现场的气氛之后，发现工作组真的不行了，所以提出撤工作组。周恩来对刘少奇的官僚作风是不满的。

　　而刘少奇仍然不肯去现场，所以感觉不到现场的气氛，只是听工作组的汇报。而工作组为了突出自己的“政绩”，总是要向上级“浮夸”一下自己的工作成绩，因此工作组在汇报中，把自己的作用抬高和夸大了。这样，刘少奇单单听工作组的汇报，就难免被“忽悠”，误认为工作组真的很“行”，所以做出不撤工作组的错误决定。

　　前面我们提到，在7月24日毛泽东亲自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撤工作组，周恩来也公开提议撤工作组，但刘少奇仍不同意撤工作组。然而，工作组很快就被造反学生打倒，并开始揪斗工作组成员。到这个时候，工作组想不撤都不行了，所以在7月27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也不得不同意撤工作组。

　　尽管刘少奇同意撤工作组，但他并没有承认派工作组是错误的，他只是说：有一部分工作组是错误的，但不是所有的工作组都是错的，还有一部分工作组是正确的。刘少奇特别要坚持一个工作组是正确的，那就是清华大学的工作组。因为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是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顾问，如果清华大学的工作组是错误的，那么王光美就是错误的，进而刘少奇的错误也就逃不脱了。

　　因此，力保清华大学工作组的正确性，是刘少奇底线中的底线。此时，毛泽东已经不与刘少奇单独谈话了，于是7月27日，刘少奇找到康生单独谈话，试图说明清华大学工作组的正确性，然后通过康生把这些情况转到毛泽东那里。后来在文革中，康生披露了那次刘少奇找他单独谈话的内容，康生说：

　　7月27日，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刘少奇)单独找我谈话，他第一句话就告诉我：“对清华大学和师大一附中的看法，我们之间有分歧。”

　　我说：“这两个地方我没有去过，情况不太清楚。”

　　他说：“你不清楚，我们清楚。你们说清华工作组镇压蒯大富，那是错误的。”

　　我说：“蒯大富是革命的。”

　　他说：“蒯大富不是革命的。你们说是镇压，那是不对的，不是镇压。”

　　我说：“不是镇压是什么？是辩论？世界上哪有这样的辩论，把人家关起来，把团籍搞掉，这叫辩论吗？”

　　他武断地说：“在辩论的时候，这样也是有的。”

　　（27）

　　刘少奇的“说明”并没有起作用。毛泽东早就看到了这步棋，看到了蒯大富案子是刘少奇的软肋，所以毛泽东要蒯大富案子把作为清华大学工作组犯错误的铁证，并早就着手搞蒯大富案子的材料了。

　　7月19日，蒯大富被放出来，恢复人身自由。7月22日，毛泽东派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关锋到清华大学去见蒯大富。蒯大富回忆说：

　　7月22号，工作组的人通知我说：“蒯大富，今天晚上有人找你说话，到我们工作组办公室一楼。”

　　晚上我就去了，其他人全出去了，没一会儿进来两个人，隔着一个很小的书桌，那两个人坐在一边，我坐在他们的对面。

　　那两个人都穿着军装，一个人自我介绍说：“我叫王力，这位是关锋同志。我们两个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我们受中央文革的委托，想听听你对工作组的意见。”

　　我哪里知道中央文革小组啊！不知道，根本就没听说过这个组织。我以为他们又蒙我了，我已经被“整”糊涂了，我根本不相信他们，不知道他们是谁，我干嘛要对他们讲那么多啊。

　　我当时大概只讲了十来分钟，简单地回顾了这二十多天的情况，写了三页纸，说：“工作组进校后，大致的情况就是这样。你们看吧。”

　　他们两人见我不说什么，也没有办法，就把我那三张纸拿走了。后来我才知道中央文革小组那简直是不得了的！但当时完全是没感觉。

　　蒯大富被“整”怕了，不肯多说，这让毛泽东不好办。当然毛泽东也清楚蒯大富有顾虑，于是在7月29日，亲自点名蒯大富，让他参加《北京市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当时蒯大富还不知道是毛泽东亲自点名让他参加大会的，只是感到他被领导关怀和重视了，心中的警惕有些放开，但还是不太敢讲话。

　　蒯大富不开口，这个案子就搞不下去，于是毛泽东指示周恩来，让他亲自找蒯大富谈谈。

　　7月30日，蒯大富得到通知，说晚上有人找他谈话，让他在清华大学的甲所等着。蒯大富回忆说：

　　甲所是我们清华大学唯一有沙发的地方，全校因为反修正主义，扫四旧嘛，那时候坐沙发就是修正主义啊，沙发都没有了，唯一就是甲所还有沙发。

　　我就坐在沙发上等，从晚上七点到凌晨两点，等了七个多小时，我坐在沙发上就睡着了。快到凌晨两点的时候，有人把我摇醒，说：“找你谈话的人来了。”

　　那人一进门，我就傻了眼：周总理来了！

　　周总理这个形象绝对是认识的，他在电视上和电影记录片上的形象太特殊了，我不可能不认识。当时我就蒙了，蹭地站了起来。

　　周总理问：“你是蒯大富？”

　　我说：“是，总理，您怎么来了？”

　　周总理说：“你坐，请坐。”

　　我哪敢坐啊？我一个农村的孩子，一个草民小人物，当时真是有点发抖的样子，根本不敢坐。

　　后来周总理的秘书过来压着我的肩膀，说：“总理让你坐，你就坐下。”

　　秘书把我给按坐下了，坐下来以后，我就半个屁股坐在沙发上，还是很紧张。

　　（28）

　　蒯大富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而周恩来这么高高在上的国家领导人，突然间降临到他的身边，还跟他亲切谈话，这好像就是梦幻中的童话故事。可是今天，童话居然变成了现实，怎能不让蒯大富激动万分呢。

　　周恩来为什么要来跟蒯大富这么一个小人物谈话呢？当时蒯大富根本没有想这个问题，也来不及想这个问题，他只是感到又幸福，又紧张。那时，蒯大富不知道王光美是他们学校工作组的顾问，更不知道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斗争，所以蒯大富无法想象，他讲的这些材料将成为刘少奇镇压学生的“罪证”。

　　蒯大富回忆说：

　　周总理看我比较紧张，一开始就跟我拉家常，问我家在什么地方，父母是干什么。他这么轻松地谈话，我感到他没有任何的敌意，最起码不是以审问的姿态出现的。在这以前，我从来没有跟大人物说过话。唯一见到了一个薄一波，薄一波对我冷嘲热讽的，从来没有好好说话，所以我怎么也想不到周总理会这样对待我。我逐渐冷静下来，坐在沙发上的半个屁股也坐正了。

　　周总理的亲和力你永远得佩服，他没有摆那个架子，确确实实很亲切，没有让你有丝毫的畏惧感，所以我就放松下来了。

　　周总理接着说：“我受主席和党中央的委托，来请你说话。请你把你所知道的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把你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想到的，原原本本、详详细细地跟我说，我保证听你讲完最后一句话。”

　　我纯粹是毕恭毕敬地说：“总理，我郑重地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我向总理保证，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我亲眼看见的，亲耳听到的，是我自己的真实想法。”

　　然后我开始讲，总理的秘书做记录。周总理自己也拿个本子记，但记得不多，有时他也问一两句，但基本都是我在讲，他在听，我从凌晨两点讲到五点。

　　五点天亮了，周总理打断我的话，说：“我知道你还没有说完，我下面有个会，今天我们先谈到这儿。下午七点我派车来接你，去人民大会堂我们继续说。你可以找两个或三个你信得过的同学，让他们协助你一起谈。”

　　第二天，蒯大富找了三个同学，一起去人民大会堂跟周恩来讲情况。而这次周恩来也不是单独一个人，他叫了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和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一起来听蒯大富和他的同学讲清华大学的情况。这次蒯大富等四个学生又讲了三个小时，秘书把他们的讲话记录在案，然后周恩来派人送他们回学校。

　　周恩来为什么要兴师动众地找蒯大富这么一个小人物谈话呢？因为这是毛泽东委托周恩来找蒯大富谈话的，周恩来也明确地对蒯大富说：“我受主席和党中央的委托来请你说话”。

　　毛泽东让周恩来找蒯大富谈话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搞刘少奇“镇压学生运动”的材料和证据。那么周恩来为什么要帮毛泽东搞“整”刘少奇的材料呢？

　　（29）

　　前面我们提到，根据吴法宪的回忆，毛泽东找周恩来单独谈话。毛泽东直截了当地，用非常斩钉截铁和毫无商议余地的口气，对周恩来说：“我对刘少奇完全失望了，要把刘少奇拿下来。”

　　毛泽东很了解周恩来，他知道周恩来个人对刘少奇并无好感，但周恩来总是顾全大局，凡是影响党的团结与稳定的事情，周恩来都是反对的。罢免党的第二把手刘少奇，对党的冲击波太大了，所以周恩来不会赞成罢免刘少奇。如果毛泽东用征求意见的口气问周恩来：“你看把刘少奇拿下来怎么样？”周恩来肯定会利用自己三寸不烂之舌，婉言反对罢免刘少奇。

　　毛泽东明白，罢免刘少奇这件事，是不能跟周恩来商量的。因此，毛泽东用完全不给周恩来说话余地的口气，非常斩钉截铁地对周恩来说：“我要把刘少奇拿下来”。

　　果然，在毛泽东坚定的态度面前，周恩来妥协了，他只得同意罢免刘少奇。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那就是跟毛泽东翻脸了，那就很可能出现周恩来最担心的事，也是周恩来最不愿意看到的事，那就是毛泽东另立中央，重上井冈山。

　　既然周恩来同意了“拿掉刘少奇”，那么毛泽东要求他帮助搞罢免刘少奇的证据材料，周恩来就无法拒绝了。

　　周恩来这次搞材料，也显示出高超的政治手腕。如果是一般人办这件事，很可能是自己高高在上地坐在人民大会堂的办公室里，派人把蒯大富叫到自己的办公室来谈话。如果是这样，蒯大富这样的小人物就会紧张和顾虑，不敢畅所欲言，这样很多真相就无法搞清楚了。

　　因此，周恩来第一步要打消蒯大富的惊恐感和紧张情绪，所以他不惜屈尊，亲自去学校找蒯大富谈话，用平等的姿态，和蔼的语言，打消了蒯大富的紧张和顾虑，让蒯大富敢于放开讲话。但周恩来与蒯大富两个人的单独谈话，是不能当作证据的，所以真正的谈话，其实是第二次在人民大会堂的谈话。

　　第二天，周恩来让蒯大富叫三个同学，作为蒯大富的证人，一起去人民大会堂谈话。而周恩来也叫来谭启龙和江渭清一起听，作为周恩来的证人。这样，周恩来搞出来的材料就比较真实可靠，无懈可击。

　　那么毛泽东具体是哪一天当面跟周恩来甩出“拿掉刘少奇”的话呢？从各种迹象分析，应该是在1966年7月27日。这个推测主要有三个证据：第一个是证据《周恩来年谱》记载，在7月27日这天，毛泽东两次找周恩来单独谈话，这是非常异常的；第二个证据是7月27日至30日，中共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预备会议，所以毛泽东要在十一中全会的预备会议上，把罢免刘少奇的事情内定下来。

　　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回忆，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预备会议上，有三件事使他感到吃惊：第一，会议公报的送审传阅名单上，居然没有刘少奇；第二，在送审传阅的名单上，毛泽东的名字后面即是林彪；第三，公报初稿上，曾引述刘少奇几天前的一段讲话，被删掉了。

　　（30）

　　这三件事表明，刘少奇在8月1日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已经被排除出决策层了。做出这个决定的，只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人，最后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不过是在名义上追认这个决定而已。

　　刘少奇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被排除出决策层的呢？据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回忆(刘涛当时是清华大学的学生)：

　　7月28日晚，刘少奇异常激动地对我和王光美说：现在不是说要检讨吗？要我到你们清华大学去检讨也可以，去就去，没有什么可怕的。工作组的工作是当着大家的面做的，蒯大富是自己跳出来的，而不是工作组把他打成反革命的。

　　从刘涛的回忆可见，刘少奇应该是在7月28日，知道了自己被排除出决策层，所以才异常激动地说了那么一通话。这也可以作为第三个证据，显示毛泽东是7月27日当面跟周恩来说“拿掉刘少奇”。

　　1966年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一万多人参加的《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政治局常委，出席了这次会议，并作了讲话。这是刘少奇最后一次以“正面形象”在公共场合讲话。

　　会上第一个发言的是邓小平。然后周恩来作了讲话，他一方面肯定工作组都是好人，说他们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另一方面也承认中央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周恩来说：“问题在于我们做领导的，我们仓促地决定了，迫不及待地到处派工作组。”周恩来这里用“我们”这个复数词，有意减轻刘少奇个人的责任，体现出周恩来虽然同意拿掉刘少奇，但还想尽量缩小刘少奇的错误。

　　最后是刘少奇发言，他应该也预测到，这很可能是他自己最后一次在公众面前讲话了，所以刘少奇要珍惜这次机会，乘现在还有话语权的时候，要把他想说的话赶快说出来。

　　第一，刘少奇要替自己辩护，他不承认他派工作组有错，认为当初中央决定派工作组是正确的，现在中央决定撤工作组也是正确的。刘少奇说：“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是中央同意的。现在工作组这个形式，不适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需要了，所以中央决定撤出工作组。”

　　第二，刘少奇要说出自己对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他说：“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革命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的其它领导人也不知道。”

　　这里，刘少奇隐晦地说，他对毛泽东搞文革有异议，而且不止他一个人，中央其它领导人对毛泽东搞文革也有异议，所以刘少奇说：“革命怎么革，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的其它领导人也不知道。”

　　第三，刘少奇知道自己很快就要被罢官，很快就要“挨整”了。在中共党内，“整人”是很常见的事：毛泽东挨过王明的“整”，被“整”得够呛；周恩来挨过毛泽东的“整”，也被“整”得够呛；可是幸运的是，刘少奇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挨“整”的经验。在延安整风时，刘少奇“整”过不少人，但他却没有被别人“整”过。

　　（31）

　　中共有“整人”的传统，所以每个中共高官，在当官之前，都要做出“五不怕”的思想觉悟。据前《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回忆，毛泽东曾特别跟他讲过“五不怕”的问题。

　　1957年6月，当中央任命吴冷西为《人民日报》总编辑时，毛泽东叫吴冷西去他的卧室谈话。吴冷西还以为毛泽东又什么机密相授，而毛泽东却郑重地对吴冷西说，要他做好“五不怕”的思想准备。

　　毛主席严肃地告诫我说：“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的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

　　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

　　毛主席说：“共产党内，撤职和开除党籍并不罕见，要准备着。现在的中央在正确路线的领导下，不同于王明左倾路线的领导，也不同于张国焘，所以杀头大概还不至于，但对坐牢要有精神准备。”

　　毛主席说：“共产党内一时受冤屈的事，还是有的，不过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终究会平反纠正的。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的处分，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

　　毛主席接着举例说：“屈原流放后而有《离骚》，司马迁受腐刑乃发愤著《史记》。我自己也有这个体会。那时我被解除了指挥中央红军的职务，就利用空闲看了不少书，《孙子兵法》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都是那时看的。”

　　然后，毛主席笑着问我：“你怕不怕老婆离婚？”

　　我回答说：“不怕。如果我是受冤屈的话，我想不至于。”

　　毛主席接着说：“不怕老婆离婚是对男的说的，对女同志就应该不怕丈夫离婚。总之，这‘五不怕’总得准备着。”

　　当时吴冷西还没有体会到毛泽东这段话的深意，但他在文革中被捕入狱后，才感叹毛泽东的这段话意义至深。

　　毛泽东这段话也说明，当时的中共“高官”，也是一种“高危职业”。而刘少奇作为中共的二把手，几乎就是“高危职业”中首当其冲的，因此，刘少奇也准备好了这“五不怕”。几天后，刘少奇当面对毛泽东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

　　尽管刘少奇说“五不怕”，他也还是要保护自己的。在延安整风时，打人、酷刑等暴力整人事件，是经常发生的。到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大家都感到“暴力整人”过于残酷，应该制止，因此在党内制定了制止“暴力整人”的规定。此后发生的高岗、饶漱石事件和彭德怀事件中，都没有发生暴力整人的情况。

　　所以，刘少奇对在党内“挨整”，还不太担心，他知道党内已经吸取了过去的教训，不会再出现暴力整人了。但这次情况却不同，刘少奇面对的，并不是中共党员来“整”他，而是非党员的党外群众来“整”他。这些党外群众，不会理会党内禁止暴力整人的规定，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32）

　　1966年7月29日的讲话，是刘少奇最后一次公开讲话，他要利用这次最后的机会，跟党外群众说，不要干暴力整人的事。因此，刘少奇在这次讲话中，大篇幅地讲到“保护少数”的问题，特别是告诫群众，不要使用暴力对付不同意见的人。刘少奇语重心长地说：

　　运动中要保护少数，因为你今天是多数，明天就可能变成少数；你在这个问题上是多数，在另外问题上就可能变成少数；不正确的意见是少数，正确的意见也可能是少数。我有这样的经验，有些意见我讲的并没错嘛，但我是少数。毛主席也是这样，很长的时间他是少数。

　　怎么保护少数？对少数有不同意见的人，各种意见都可以讲，他们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即使是错误的，也可以保留，没有定案就不能向他施行专政。他们也可以参加辩论，也可以不参加，不要把辩论会变成斗争会。对少数犯了错误，做了错事的人，不能限制他们的自由，更不能打他们，一打就不好了。

　　现在看来，刘少奇向党外群众提出“保护少数”，不要搞“暴力整人”的呼吁，还是很有先见之明的，表现了刘少奇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洞察力。刘少奇这里讲到的问题，他后来几乎都遇到了。后来刘少奇本人遭到无情和粗暴的批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群众没有“保护少数”的思想，认为对待坏人就要冷酷无情。

　　刘少奇的话讲完了，听众对他报以鼓掌。这只是礼节性的鼓掌，感不到群众对他有特别的崇拜或爱戴。这时，有人给刘少奇递过来一个纸条，刘少奇一看，立即大声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毛主席来看望我们大家了！”

　　刘少奇没想到毛泽东突然出现，参会的师生更没想到，于是人民大会堂大厅里立即沸腾起来，全体起立，掌声雷动。在一片欢呼声中，毛泽东走上台来，他没有同讲台上的刘少奇打招呼，甚至没有看刘少奇一眼，只是向欢呼的师生们挥手致意。台下的人都看得出来，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态度非常冷淡。

　　毛泽东在台上向大家挥手致意之后，在掌声雷动中率先离开了会场。毛泽东走后，全场的掌声和欢呼声依然不息。而刘少奇却十分尴尬地站在台上，因为这些掌声和欢呼声不是给他的，他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群众对刘少奇只是礼节性的鼓掌，对毛泽东则是雷鸣般的欢呼，这个反差太大了。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有一个流传颇广的传闻，说：“在大会开始前，毛泽东隐身坐在幕后，不露声色地听着刘少奇讲话，当刘少奇说到“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时，毛泽东嗤之以鼻地说：‘什么老革命，是老反革命。’”

　　事实上，刘少奇在讲话中，并没有说过“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这句话是周恩来说的。既然刘少奇没有说过“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毛泽东也就不可能说“什么老革命，是老反革命”的话，因此这个传闻自然就是假的了。

　　毛泽东为什么突然出现在会场呢？大概毛泽东是想给刘少奇一个精神上的打击，让刘少奇威风扫地。毛泽东要用具体的事实让刘少奇知道：拥护你的人有多少，拥护我的人有多少。

　　（33）

　　1966年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召开，毛泽东准备在这次会议上，打响倒刘第三炮：罢官。

　　罢刘少奇的官，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政治战争，它跟真的战争一样，不能只考虑杀敌，也要考虑自己为此而付出的损失和代价。如果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也未必是合算的事情。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虽然罢掉了彭德怀的官，但他自己的损失也很大，毛泽东损失的就是他在党内的威信。很多人为彭德怀鸣不平，导致了后来为彭德怀平反鸣屈的呼声不断，让毛泽东很被动。

　　这次毛泽东接受了罢官彭德怀的教训，他要在罢刘少奇官的同时，使自己的威信损失降为最低。

    毛泽东的威信，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在党内的威信；另一部分是在党外的威信，也就是在群众中的威信。

　　毛泽东对自己在群众中的威信，是很有自信的。比如三天前的那次“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毛泽东一出场，全场一片欢声雷动，欢呼声浪长达10分钟之久。不过这里要说明一下，参加这次“积极分子大会”的人，都是对造反特别积极的人，比如聂元梓、蒯大富等都在里头，所以他们对毛泽东格外推崇和拥护。而那些对造反不积极，冷漠，甚至反对的人，并没有被选来参加这个大会，因此这个大会上对毛泽东欢呼声，并不能代表毛泽东在整个知识界的威信。但不管怎么说，毛泽东在群众中的威信，的确无人可比。

　　可是毛泽东在党内的威信，特别是在党内高层的威信，那就差得太多了。这次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141人，但毛泽东又做出指示，邀请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成员，以及聂元梓等47名大专院校革命师生，作为特邀代表列席会议，这是以往中央全会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毛泽东让这些人参会，主要是增加支持自己的人数，以免出现冷冷清清，没人支持的尴尬局面。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和革命师生代表，只能列席参加讨论，并没有表决权。

　　在8月1日的开幕式上，毛泽东首先发表一个简短的开场白，他说：“这次八届十一中全会，今天以前算作小组预备会议，从今天起正式开会，大概开五天会。今天开一次大会，全体参加，中间开三天小组会，最后再开一天大会，就行了。”

　　毛泽东讲完开场白后，邓小平宣布会议的议程：一、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二、讨论和批准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工作；三、通过会议公报；四、追认五月份中央对彭真、罗瑞卿等人的人事任免决定。

　　（34）

　　这里，毛泽东用了一点小花招，他在会议的一开始，没有透露要在这次大会上罢免刘少奇，这是毛泽东试图把自己的威信损失降为最小。如果毛泽东一开始就突然提出罢免刘少奇，参会的高官们就会不理解，想不通，心不服，毛泽东本人的威信也会大受影响。

　　所以，毛泽东要先搞一个“打通思想”，制造舆论的过程，先指出和批评刘少奇的错误，让参会者逐渐认识到，刘少奇的确犯了严重的错误，的确应该被罢官。在大家的思想被“打通”之后，毛泽东再宣布罢刘少奇的官，这样毛泽东本人的威信损失就能大大降低。

　　因此，毛泽东在会议一开始，完全没有提到刘少奇的事情。尽管很多高官从预备会议材料的传阅名单中，嗅出来刘少奇的地位大概要降低了，但都没想到刘少奇会被罢官。这时，除了周恩来之外，其他人都被蒙在鼓里。

　　邓小平宣布了会议日程之后，刘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做工作报告，汇报八届十中全会以来的工作情况。因为事先没有通知刘少奇起草书面报告，所以刘少奇只得作一个口头报告，周恩来加以补充。

　　在此之前，刘少奇已被排除出决策层，对这次大会的具体细节不清楚。但从邓小平宣布的大会议程来看，完全没有提到刘少奇的问题，这让刘少奇放下心来，认为毛泽东不会在这次大会上，对他进行罢官。这样刘少奇又被毛泽东所麻痹，没有事先做准备，被毛泽东的突然袭击弄得措手不及。

　　刘少奇报告的前半部分，是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在国际、国内各方面所采取的重大政策措施，在这些事情上刘少奇并无错误，也没人提出问题。刘少奇报告的后半部分，着重谈“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工作。这时，刘少奇不得不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进行自我批评。因为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被学生赶走，损害了党中央的威信，刘少奇必须为此负责。

　　刘少奇自我检查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的情况，一星期向主席汇报一次。这一段我在北京，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特别是工作组出了问题，责任主要由我负责。”

　　刘少奇的话让陈伯达特别不满，因为他曾三次提出过撤工作组，都被刘少奇否决了。于是陈伯达插话说：“派工作组的做法，是想把那些朝气勃勃的学生都打下去，把真正积极搞文化大革命的人打下去。”

　　刘少奇料到原先否决了陈伯达的建议，这次陈伯达一定要发难了，于是对这个问题解释说：“伯达同志早就提出过不派工作组，或者撤出工作组，共提过三次。第一次提出来没有多讨论；第二次伯达同志提出书面意见。讨论时，多数同志还是要派工作组，我也发言要派工作组，认为工作组有方便之处，要‘去’就去，要‘撤’就撤。”

　　（35）

　　这时毛泽东不客气地插话，讽刺说：“当时只讨论‘去’的问题。”

　　刘少奇料到毛泽东会不客气地批评，心里早有准备，他面不改色地解释说：“那个时候已经讨论‘撤’的问题，要撤，下一个命令就撤了。”

　　毛泽东不客气地继续发难说：“陈伯达撤了，你们就没撤。”

　　刘少奇知道，他现在的地位很被动，不能跟毛泽东争执，更不能争吵，否则会被毛泽东抓住更多的把柄。而且，被毛泽东气势汹汹地“骂”一通，还能赢得众高官的同情。因此，刘少奇心平气和地再次解释说：“当时我曾考虑，这样大的运动，北京各院校的部分党组织已经瘫痪了，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

　　毛泽东步步紧逼，反问说：“怎么会中断呢？”

　　刘少奇继续解释说：“当时我想，是不是下决心撤，还是先看一看。第三次，伯达同志又提出这个问题，又讨论了一次，多数同志还是不主张撤。我仍是以前的观点，认为这一方法较机动，没有下决心撤，还要看一看。同时，等主席回来后再请示决定。主席回来的第二天，又开了个会，感到是个问题。”

　　陈伯达也向刘少奇发难，说“我们很多同志当了官，做事情就不容易听别人的意见，他的话不能侵犯。”

　　毛泽东接过陈伯达的话，用讽刺的口吻说：“神圣不可侵犯，侵犯别人还可以，侵犯自己就不行。”

　　陈伯达知道毛泽东是在讽刺刘少奇，也帮腔说：“如果这一点不解决，我们是要发生修正主义的。所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必然的，但在大革命中有很多偶然性。”

　　毛泽东又接过陈伯达的话，说：“必然性是藏在偶然性中间的。谁知道聂元梓贴出那张大字报，一广播，乱子就出来了。有人就是一个迷信，迷信自己高明，不相信群众高明。事实上我们没有什么高明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比我们高明。”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这个批评，击中了刘少奇的要害。毛泽东相信“群众比干部高明”，所以毛泽东的战略是发动群众打倒干部，小人物打倒大人物；而刘少奇不相信“群众比干部高明”，而是相信“干部比群众高明”，他认为自己和一批久经考验的党员干部，要比那些群众小人物高明很多。因此刘少奇的战略，就是动用干部压制群众，大人物压垮小人物。

　　但最后的结果证明，刘少奇的党员干部们，并没有显示出超出群众的智慧，并不高明。清华大学工作组的组长和副组长，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干部，但在辩论会上，他们居然辩不过一个毫无社会经验的学生蒯大富。刘少奇的老干部们，除了以势压人的手段之外，显示不出任何比学生高明的地方，甚至在很多情况下，真的还不如群众高明，应验了毛泽东说的“群众比干部高明”。

　　（36）

　　刘少奇也发现他的工作组的那批老干部，的确不太高明，但此时后悔已经晚了。刘少奇只得继续解释说：“这时候主席回来了，我们就请示，主席就下了决心，撤销工作组。”

　　这里刘少奇有替自己遮掩的意思。事实上，7月24日，他依然不同意撤工作组。这些事情政治局常委知道，但一般参会的中央委员不知道，所以刘少奇要对一般中央委员“遮掩”他与毛泽东分歧。

　　毛泽东再次打断刘少奇的话，说：“工作组，不到百分之十是好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组是完全错误的。工作组不管怎么样，是做了坏事，起了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作用，起了个坏作用。一般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组干尽了坏事。”

　　这天的大会的两个多小时持续中，毛泽东期待的场面，始终没有出现。毛泽东本想构建一个群情振奋的场面：他一带头批刘少奇，众高官一齐跟上，大家一起炮火猛轰，出现一边倒的局面。可是毛泽东在会上对刘少奇频频出手，咄咄逼人，但附和毛泽东的，还是只有陈伯达一个人，几乎没有人插嘴发言，大家都缄口不言，就是周恩来也紧闭嘴唇不说话。

　　这让毛泽东深深感到，自己只能是群众的领袖，而不是共产党的领袖。在群众大会上，毛泽东被万人欢呼，不知比刘少奇威风多少倍。可是在党内会议上，毛泽东的威风没有了，大家对他的讲话，反应冷冷清清，这让毛泽东感到很不爽，甚至有点尴尬。毛泽东这次对刘少奇的进攻，可以说又“输”了。

　　当然毛泽东是个不服输的人，他还要继续战斗。毛泽东看出来，之所以会场上冷冷清清，是大家都在看周恩来的态度，周恩来成了风向标。周恩来不说话，众高官就跟着不说话，所以突破口就在周恩来身上。

　　第二天，按照会议日程，本应该进入小组讨论阶段，可是毛泽东却宣布继续个人发言，点名周恩来出场，他要逼周恩来表态。

　　在1966年8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还做出了另外一个惊人的举措，就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写了一封信，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因为毛泽东感到他要搞的文化大革命，在党内已经得不到足够的支持，必须依靠群众的力量。

　　在此之前，红卫兵被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宣布为“非法组织”，指责红卫兵组织“非法煽动群众，进行非法的反革命活动”。毛泽东的这封写给红卫兵的信，不但为红卫兵平了反，还掀起一场全国性的红卫兵风暴。关于红卫兵的话题，我们放在后面专门叙述。

　　（37）

　　8月2日上午，毛泽东找周恩来单独谈话，他们谈话的内容无从知晓。下午，周恩来在大会上发言。周恩来有自己的想法，他虽然同意拿掉刘少奇，但他不会替毛泽东说出“拿掉刘少奇”的话，周恩来不会干这种“给别人当枪使”的傻事。

　　周恩来知道，如果他积极地打出反刘少奇的旗帜，那么就会有人认为这是自己嫉妒刘少奇，想打倒刘少奇取而代之，这样就会有损于周恩来的威信。因此，周恩来要等毛泽东亲口说出“拿掉刘少奇”的话，他不会替毛泽东干这件“得罪人”的事情。

　　但毛泽东让周恩来在大会上发言，周恩来不得不发言。不过对于周恩来来说，应付这种场面，是游刃有余的。周恩来在发言中，先讲了一大段自己几年来的工作经验，以及对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认识，然后说：“从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到现在，一切重大决定都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这次文化大革命，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毛主席亲自批登《人民日报》的，这一登，整个文化大革命就轰开了，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

　　周恩来知道，罢免刘少奇，绝不会是一件得人心的事情，所以他要避开这个嫌疑。因此，周恩来先埋下伏笔，说“一切重大决定都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这样一来，以后毛泽东罢免刘少奇的事情，也是毛泽东亲自制定的，与周恩来无关了。

　　周恩来继续说：“这次决定撤消工作组，也是毛主席回京后亲自决策的。一直到主席回来，我们汇报的时候，还主张工作组不撤，这就是更大的错误。派工作组的错误，常委，特别是留在北京中央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负责任。工作组里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我们没有很好地给他们交待政策，我们要替北京市委和工作组负起更多的责任来。”

　　这里周恩来表明了态度，指出毛泽东“撤工作组”是正确的，而刘少奇“派工作组”是错误的。但周恩来又主动为刘少奇分担责任，说”我们几个人都要负责任”，这样就消除了他对刘少奇“落井下石”的嫌疑。

　　周恩来的这个讲话，既支持了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但又帮刘少奇说了几句好话。这样周恩来就在高官中，树立起一个“好人”的形象，真不愧是搞政治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