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叔公的家事

改革开放前，无锡城东有一条护城河，弯弯的像一张弓，在弓河近南门的那一段我们叫槐古河，在槐古河靠近城门口的地方有一座塔桥，连接东西。在我小的时候，城门和城墙已经不见了，塔桥还在。

塔桥东头的桥堍生活着我舅公和他的两个弟弟。舅公的父亲，也就是我母亲的爷爷，养下四儿两女，那是个大家庭。四个儿子活了三个，走了一个，活下来的是老大我舅公，还有三叔公和四叔公，走掉的是二叔公。

在槐古河的东岸，那里原来有大片的菜地。舅公家族以种菜为业，经营祖上留下来的几亩水浇地。舅公和三叔公都是驼背，那是常年的粪桶担子压的。印象中三叔公苍老赢弱，病蔫蔫的身子经不住一阵风就可以把他带走，说话的声音低弱含混，脸上布满深深浅浅的褶子。眼光是浑浊不清的，下半个脸因牙齿脱落而内陷，走路的样子因为驼背比人矮了一截，后背弯弯的像一条向上弓起的抛物线。

三叔公一生娶过三个女人，三个女人死一个，逃一个，最后一个送他入土的是后来的我的三婶母。第一个女人为三叔公留下两个儿子，福大和二多；第二个女人啥也没有留下，过门半年跟一个南货商人私奔了，据说去了福建，也有说是下了南洋。我母亲说那个女人长得体面，当时进我三叔公的门，家里就不看好这桩亲事，觉得这样的女人三叔守不住。三叔公最后娶了他的二嫂，就是我二叔公的遗孀为妻，两人贫贱到老。

我没有见过二叔公，这位叔公英年早逝。论辈份母亲该叫他二叔，母亲那一代，我的姨舅们，叫他们的长辈都叫三叔，四叔，唯独这个二叔叫“外国铜匠”。 “外国铜匠”在家里的晚辈眼中有些陌生，我母亲也只见过几面，他没有像父兄那样生活在土地上，承接祖业，守菜园过日子，很早就离家出走，去了上海。母亲的奶奶家境殷实，族中有人在上海开机器厂的。二叔公去上海学生意，学做机械，十多年下来，车工锻工，翻砂铸造，样样活拿得起。母亲说“外国铜匠”聪明，是家族中最能干的。三十年代，机械是一门时髦的洋手艺活。抗战结束的时候，他回到无锡，在娘亲的家族企业里做机修主管，还带了几个学生。从上海回来时他带回来一个年轻女人，多年没有生育，在他三十六岁那年就去洋人办的育婴堂领回来一个小女孩，起名仙宝。四九年共产党进城，第二年“外国铜匠”得热病去世，遗下女人和仙宝，成了失去依靠的孤儿寡母。男人生前的几个学生念师父的恩，担当起照料师娘的责任，学生中有一个年长的，常出入师娘家里，勤着做一些重活，担水扛米，送衣送食，日子长了，暗中和师娘产生了不伦之情。

起先看出端倪的是婆婆，渐渐隆起的肚腹没能逃过婆婆锐利的眼睛，寡居的媳妇大了肚子，这成了一桩不能外扬的家丑。这时的老三家新娶的媳妇跑了有大半年，正单着，就由婆婆做主，将二媳妇过继给了老三，两家合一家。母亲说这样的婚俗从来就有的，有个词叫“叔接嫂”。这桩姻缘既掩盖了一桩家丑，成全了老三一个家，还给了这个女人一个名份，让肚里的私孩子名正言顺的有一个爹。那时候偷人的女人要是被家族赶出去，母子在社会上都很难生存。三叔公模样是差点，但事情到了这一步也没啥好选择的了。这个女人手里牵一个，肚里还怀一个，搬过门来住进了三叔公的屋子里，就这样成了我的三婶母。女人过门不久，便产下一个男孩，这孩子在家里按大小排在后面成了老四，有亲妈罩着，这孩子虽说是私生到也没有受什么委屈。三婶母后来又给三叔公添了一男一女。那时三叔公家一共养了六个孩子，生活十分贫困。仙宝渐渐长大，小学没读完就辍学去了一所技工学校半工半读，家里不管，任其自生自灭，后因生活来源无以为继，学费也成了问题，按特殊情况办理，作为肄业，提前由政府分配工作去了贵州，从此一走杳无音讯。改革开放后，三叔公家的子女曾经去贵州寻找过，去黔东南打听，还寻求公安部门的帮助，但终不见踪影。

三叔公的两个儿子福大和二多，自幼失去亲娘，亲爹不管，后妈严苛，成了没人疼没人爱的孩子，十几岁的少年正是吃饭长身体的年纪，却过着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日子，在他们身上重演了人世间没妈的孩子的那些个古老的故事。两孩子常常流落在外，夜不归宿，到了五六十年代闹饥荒的时候，家里也是三餐不保，两孩子非但得不到吃的，还动辄挨一顿棍棒，生存的本能驱使他们开始靠偷摸为生。起先是拿自家的，偷叔伯家的，后来是偷塔桥周边街坊邻居的。族人长辈有恻隐之情的，心不落忍，见着常给点吃的。邻里人家有同情的，明知晒在外面的米面少了也不作声，但凡去找三叔公家诉说论理的，两孩子总是以挨一顿吊打作为回应。

现在想想，我的这两位远房舅舅在那样的逆境中竟然活了下来，没有冻死饿死，要感谢舍给他们饭食衣衫的那些好心人。他们失去了名声，换回了活命。

福大和二多的行为随年龄的增长渐行渐远，动响也越来越大，终究成了社区的治安问题，引起街道和派出所的注意。福大因为名声问题，到了工作年龄，没有单位要他，街道推脱，生产队不收，连种菜的活也不给安排。那年代苏北农场建设正需要大量的劳力，一九六二年福大被政府送到苏北，连同户口一起，被安置在苏北建湖农场三分场。二多的遭遇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二多因偷窃同年被判劳教两年，去镇江句容劳教队打眼放炮，开山筑路。那一年福大十八岁，二多十六岁。二多劳教期满的时候，按政策应该回到原地由政府分配工作，两年到期，家里却无人出面接收，于是他被留在了句容，当了一名劳改队工人。

三叔公和我们家原本是差了一代，又是隔房，关系已经疏远，家族中除有婚丧大事，平日里走动不多。我对三叔公的印象几乎都是来自八十年代的那段日子，那时三叔公患上了癌症，自知来日无多，却突然忙碌起来，三天两头往我家跑。母亲说他的病是贫穷造成的，家里常年缺吃少穿，艰难的时候甚至捡拾野地里倒毙的猫狗回来煮食。三叔公人到终了，万念俱灰，唯独那颗埋在深处的亲情之心却在慢慢的复活，而且是越来越强烈，他想起了他的两个儿子，苏北的福大和句容的二多。他期望他们能够回到身边，生活在无锡，一大家子完好的在一起，他指望着让孙儿回来为他烧纸摔盆，他这一生对不住这两个儿子，他不想带着亏欠走，这是他的债，他无法闭眼。他知道福大在苏北已经落了户口成了家，要将户口调回来有不小的难度，但二多按劳教政策是可以回来的，二多还是单身。三叔公想到在族亲里面唯有我母亲可以帮得上忙。

母亲是族里的长门长女，在外面做事，又当国家干部，族里有事都找母亲拿主意，自我外婆死后，母亲在长辈眼里差不多成了家族的掌门人。那时母亲在航运公司工作，做工会主席，在中层岗位工作年数长了，在无锡交通系统和人事部门都有认识的人。逢年过节的时候，母亲带单位的工会干部去苏北探访慰问退休职工，航运公司的船队有许多船员都是苏北招来的。母亲到了苏北建湖，问起三分场的福大，当地村队有知道的，都赶来对母亲说，你那堂弟不是做农活的人，日子过的吃重，你要有办法一定帮帮他。福大长得矮小，少小缺乏营养，没有手劲，庄稼活做不起来，还是个鸡宿眼。开夜工看不见前面的东西，走进田里常常人和麦捆撞成一团，滚在土沟里。福大在农场，到了成家的年龄，当地村里人家看中福大农场知青的身份，嫁到农场就成了职工家族，吃的是商品粮，可以承包土地，老来还有一份退休工资。人家想好了找人来说，福大就这样娶了一个村里的女人，那苏北女人壮实能干，屋里屋外一把好手，着实帮福大撑起了一个家。

那段时间，三叔公拖着病躯常常上门，找母亲说回迁的事，母亲凭借能力关系，游走在政策和人脉之间，费尽周折，送烟送酒，好话说尽，一年半载过去，功夫没有白费，福大和二多回到了城里。 三叔公看到了福大全家的归来，但没能等到二多，在二多回城的三天前三叔公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二多回到城里时候正是夏天，我平生第一次看到这位隔房舅舅。他在句容工地做的是重体力活，每天蹲在山岩边上打钢钎点药捻子，二十来年的劳动没有压倒他的身体，反而练就了一身的子弹肌肉，鼓鼓凸凸，衣衫遮不住。回到城里，他没去街道工厂上班，自己踏一辆黄鱼车，帮餐馆运送菜蔬鱼肉，做起了个体户。三十八岁那年，娘家介绍过来一门婚事，女方是农村的，娘家人发话过去，说好了跟二多，交换条件是在近郊乡镇饲料厂安排一份拿月薪的工作。二多的喜酒我还去吃过，那女人的嫁妆还是我哥几个用三轮车从乡下踏来的。二多的幸福生活没有持续多久，几年后，二多丢下女人孩子撒手走了，据说得的也是癌症。

福大回到无锡的最后一个条件是得有一个接受单位，母亲将福大和他老婆安排在航运学校的食堂里。航校的校长原是母亲三十年的同事，平时在一个办公楼里上班，这个忙帮的轻松简单。福大两口子在食堂工作，做的是洗菜洗碗，打扫卫生。那苏北女人勤俭朴实，吃苦耐劳，与人无争，积下了口碑，赢得食堂上下一片赞誉，竟然连年评得航校的先进生产工作者。

福大一家在无锡落下了脚，女人娘家在村里的叔伯兄弟七姑八姨，随后跟滕瓜似的一个带一个从苏北乡下来到无锡，在城里做小工讨生活，十多年过去，娘家人一咕嘟几乎全移居来到苏南，在无锡扎下根来，置房生子，再也不回苏北老家了。福大和苏北女人在航校退休，属于事业单位的职工，据说退休工资有好几千一个月，两个儿子一个在交警队当警察，一个在工厂上班，都有了自己的家庭。福大在家里真真的做起了老太爷。